文/呂其正
以農立校，田中之校
灌溉的水，從南方的新店源頭緩緩流向平原，一路流北的這沿途，人們稱呼這是瑠公的遺澤。一九一九年日治時期，依著「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台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正式移建至台北東南端某處。呼應著此地的名字「富田町」，這裡的稻產豐富、水聲潺潺，用來培育學生理論和實際上的操作是再適合也不過了。早在這一帶被日人賦予富田此一美名之前，就有一波波的安溪人來此安居樂業。我們可以試著想像，農林學校的學生，每每在早起上課並親身下田操作所學之時，會看見在農田教學區東、西、南、北四面的農夫們，也正揮舞著手中的鋤頭辛勤工作。此處是田中之校，而非校中之田。再過九年，富田町蟾蜍山旁的居民們將會發現北方多出了好幾棟興建中的工地，原來是研究熱帶農林及東洋文學的台北帝國大學。帝大將農林學校併入校內(農林學校日後獨立成為今日中興大學的前身)，此外帝大內，數十公尺的椰林大道整齊、方正地切穿出來，位於其上的工地，將會陸續完成今日的文學院、舊總圖等山牆、柱頭、拱形門窗的巴洛克式建築。遙相對應的，則是蟾蜍山旁的中國傳統三合院建築，還有芳蘭的子民們。
鐵路、水道，日出東方
校園的西南側，火車轟隆轟隆地駛近了水源地站，選擇通勤的帝大學生，也許掛念著昨日因病休養而落後大家的研究進度，因而無心觀看車窗外的田園景致。這裡，是今日的汀洲路，狹小路面的前身曾經鋪設了從萬華開往碧潭的沿線鐵軌，這裡按照日本執政者的心意，將煤礦從原住民的山上輸送出，再把山外的有閒旅客送到碧潭和烏來山上。
住在今天溫州街的日籍教授則早已在天未明時便起床梳洗。彼時的溫州街是專給教職員工及其家屬居住的日式宿舍群，座落在帝大校園的西北端。屋外家家戶戶皆有一小宅院，院內有大樹、小花，還有飼養的雞、鴨。教授拉開日式宿舍的紙門，早晨的第一道光線照到榻榻米上。窗外將台人聚落、日式宿舍群與帝大校園分割開來的，是瑠公圳旁的大排水溝（今新生南路）。水溝上，鋪設的便橋人來人往，長居於此帶的高家、陳家居民正展開一日的生息，虔誠的一炷香立在鼎盛的土地公廟上。高家在操場北側的祖厝不久前才被台北帝國大學徵收走，紛紛搬到了水岸的對面居住。台人與日人的親近/漠視，會每天在今天溫州街的數條街道之中上演。時間繼續流逝，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後，東方日出轉變成為青天白日，台北帝大變為台灣大學。百萬的外省族群移入了台灣，也移入古亭公館一帶，多數的日籍教授和家屬從基隆出發回到了日本，至於離去後空下的日式房舍，則由遷台的學者們所接收居住。
「圍」建、族群，齒唇相依
戰後又是另一氣象。其實在一九五零年代的台灣大學校園發展概況圖中，今日台大的規模雛型在那時已經充分完備。然而，戰後從大陸移來的學生增加所帶給校方的住房負荷，以及整個公館一帶所增加的人口壓力，都讓這個仍有眾多農田或曠野的低度開發校園邊圍產生變化。首先，是緊急因應學生需求所增加的臨時建築。其後，是外界各處向台大以購買或借用的方式將土地移作他用。於是今日的舟山路被市政府借去，成為台北縣市運載人流的交通要道。
至於主事者理想中校園開發的預定地，只能繼續停留在預定地的階段。而就在現有校園內，在政府無力負擔、規劃的默許之下，一棟又一棟的違章建築開始在公館一帶出現，包含了前述的萬新鐵路沿線。
就在今天的傅園外，傅斯年校長生前並未阻撓校門左側興建起的排排違建，逝去以後，葬在傅園的他更與違建的居民朝夕相處。今日的公館三號出口，在當時是居民賴以生活的地方。尋求生計的居民，同時也開設各商店來服務台大的學生，謀求商機，最後甚至改建成二層樓的木造房屋。傅園外、馬路旁，甫下車的台大學生便能聞到濃濃的食物味道。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今日的操場一帶，在操場北側現代的新體上面，有數十戶聚落在此此形成並以小吃聞名，一到夜晚，便成了今日已拆除的男十一舍、男十二舍舍胞們的「夜市」，大聲公牛肉麵便是從此時建立起口碑的，此時的校園沒有清楚的界線分別民眾與學生的生活空間。
離開操場旁的小聚落，再次越過未加蓋成新生南路的大排水溝。溫州街上，原居的陳家、楊家的「舊村」旁多了好多新居民，大陸遷台學者和軍公教人員來此形成「新村」。在此，低矮的木頭籬笆交織而成的綠蔭聚落，是亂闖亂打的小孩子嘻鬧最佳的迷宮，而「舊村」的土地公廟則是居民樹蔭下聊天的好去處，每到廟宇祭典，轟隆的鞭炮聲和集中的攤販，吸引了所有溫州街居民的注意。
馬路、整建，大時代的變動
時間流逝，地景再度有了極大的變動，似乎所有的變遷都急著在這幾年趕快長大，就好像青春期在發育的少女少男一般。從萬華搭火車直達台大變得再也不可能了，一九六五年，政府拆除運量減少的萬新鐵路並改成汀洲路，同時也將國民政府來台後，沿此鐵線湧入的居民與違建整頓一番。工人在原本的鐵路上鋪上了厚實的柏油，似乎也連帶地把所有關於鐵路的殘留都給掩蓋了起來不為人知，只有現在隱藏在文盛里台大牛莊後方的鐵路宿舍，還有與過去鐵路站名極為類似的捷運新店線站名能悄悄訴說這一段歷史。至於汀洲路上的國防醫學院和三軍總醫院，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就一直以軍人的姿態佇立在汀洲路上，即便鐵路拆除也仍然如此。要等到再三十年後的新千禧年，國防醫學院移走之後，此處才會開始以鬼故事和廢墟的型態吸引探險者和攝影師來此一遊；或是以高雅的BOT宿舍吸引學子的目光，並與此地醫院附設住宅的老住民們比鄰而居。
一九七二年，新生南路擴寬、加蓋，水溝圳道及楊柳垂青的畫面不再；一九七四年，政府開闢七十公尺的辛亥路，垂直地劃過溫州街，將台大西面的溫州街一分為二。這也是在林文月的文章《從溫州街到溫州街》中，住在南面的鄭騫教授要去拜訪北面的臺靜農教授會如此困難之故。辛亥路是條八線道的寬廣道路，其上的高架橋更令人覺得兩地分隔，今日人們若從台大新體育館走出往大安森林公園前進，首當面對的就是這分隔台大與外界，也分隔溫州街的寬廣大路。被一分為二的溫州街本身，日式宿舍一棟又一棟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達六層、七層的新房子，增加了不少居住空間，更增加了新居民的移入。於是乎，溫州街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風貌，連同景觀地，連同人際地在改變中。過去在清幽的瑠公圳小道上，由老聚落居民、台大教職員為組成分子的溫州街，開始加入了更多新搬入的外地居民。同時，也由於新的建築也帶來了店面的可能，奠定了日後溫州街的一樓商店的發展基礎，以因應台大學生休閒、飲食、書籍等等的消費需求。
驅除、圍牆，校園整體的初試
目光從周遭社區拉回同在此時(一九七零年代)的台大。台大東南端校園的農場，也被市政府大筆一畫建出了一條大路分隔兩端，此路名為基隆路。至於在台大校內的原基隆路則改名為舟山路，不變的是，舟山路仍然是台北市交通的重要要道，管院學生要在鹿鳴堂前注意紅綠燈的警示；注意機車、汽車、腳踏車。而對於當時的上任的閻振興校長來說，除了舟山路的問題之外，過往校內商家違建聚集的現象，以及徵收預定校地，也都是他最急切想要解決的問題。他選擇的策略是：通通拆除。他首先將操場旁的違建給遷出，興建了橄欖球場以供學生練習。接著一九七八年的某天，台大學生發現原本上學途中傅園兩層木造的雜貨店、銀樓、早餐店、鐘錶行被夷為平地，時過境遷，此處現今則成為捷運出口與雜亂無章的腳踏車停放區。
終於，在閻校長任內，在與違建居民抗議、衝突但仍取得「勝利」之後，台大校內達成一定程度的整齊、和諧，可以說，台大開始在「界定自身」了。舟山路以南也許還因為過往土地外借興建起眾多外界設施（如國立編譯館、僑光堂、美軍教堂）之故無法有太大改變。但在舟山路以北，學校的已歸學校，讓一條較為清楚的界線，分隔民眾與學校的線有成形的可能。於是乎圍牆大起，牆的外端是居民的、生活的；牆的內端是學校的、學術的。舟山路圍牆也在此時建起，分隔了刻意規劃整齊的、一致性較高的北面校區，以及雜亂的、單位紛雜的南面校區。南面校區進一步地駐進了更多單位，行政院原能委員會、慶齡工業中心、地震中心等等也在此時出現。校內外各單位、獨立各自發展，也是此時台大發展的特色之一。
校方、社區，組織化後的新交會
那麼，台大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刻意地並且組織性地「全面」處理校園內部的景觀與空間配置？
這一切，就從一九八零年前後說起。一九七七年，台大成立了與今天的校園規劃小組類似的校園規劃委員會。根據日後修訂的國立台灣大學校園規劃原則我們可以知道，規劃小組積極地處理如校地使用、環境綠地、交通系統、歷史建築等等面向，在這段期間，台大興建了具有一致日治時期建築特色的生命科學館、管理學院建築、總圖書館等，更在一九九零年新舊交替之時，收回了舟山路，並積極全面地對舟山路及其南面紛雜建築群規劃處理。目前大三的同學想必對每年都在變化的舟山路及鹿鳴廣場印象深刻，現在的舟山路下綠影交疊，行人與腳踏車漫步並行，偶有幾輛汽車經過，已經難以想像這裡曾經是台北南端重要的交通要道，然而，這樣的變化在原本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的。當一九九零年舟山路準備收回之時，抗議聲最大的是周遭社區的居民，如水源里、龍波里等地找民意代表表達不滿；而當舟山路收回，校方計畫要讓機車全面退出舟山路時，則受到學生團體的強烈抗議，進而產生「舟山路權行動聯盟」。
這樣的衝突，特別是校方與周遭社區的對立，並不是沒有脈絡可循的，更不能說是單一個案。在文章前半段的爬梳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台大的發展在一九八零年代已經有了組織性的團體在運籌帷幄，這樣的積極，迥異於早期處理「進入校內」的違建的消極態度，台大轉而成為對校園規劃有著強烈的企圖心的主體。周遭社區的人們將會發現，具備著主動性的台大反將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周遭，居民在某天會發現社區中的百年老樹被砍下了；常前往祭拜的廟宇被拆毀了；一早的晴日被台大的新大樓遮蔽了。二零零三年，台大北面，為興建學人宿舍而籌畫的「椰風專案」，其工程拆除青田街的老日式房舍(管理機關為台大)及老樹引起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彈，當地更加活化的社區活積極向政府呼籲古蹟認定；二零零八年，台大東南面，為興建長興街口的太子BOT商場而拆除掉早年當地陳家、廖家來此開墾時即設祠紀念的聖媽祠；二零零九年，台大西南面，水源太子BOT正式啟用，不到一個月，因為停車位分配問題周遭居民請民意代表表達不滿。衝突一件件的興起，除了反映台大主體性確立之外，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周遭社區也開始形成組織，並建立起自身的主體性。從前文一開始爬梳至今歷史脈絡中，台大西北側的溫州社區「大學里」，一路從教職員及日式宿舍的溫州街，變為族群多元的溫州街，最後再因為當地居民文教背景的特色，以及居民社經地位偏高的因素，成為台北市社區經營有名的模範里。在西南面水源一帶的社區，則從鐵路變成道路，再從違建開始重建。近年來開通的捷運新店線，為此地社區帶來更多的商機以及更多的建案及大樓。
綜觀以上發展來看，社區在歷史脈絡中的變化以及未來發展，將會與台大有著更加錯綜複雜的關係。然而，雖然前述有許多台大與周遭社區的衝突，但在近期的發展中，台大似乎也更加走向「開放校園」的一端。過去為宣示校園範圍的圍牆不是拆除，就是降低。而每到午間時刻以及假日，大量來遊覽的市民在台大享受著類似於公園一般的服務，相應於此的，還有校園導覽小組和遊客中心的設立。究竟，台大和周遭社區，以及和更大的領域如大安區甚至台北市的關係未來會如何發展，值得讓人深思並密切注意。
校園、都市人與社區古蹟
文末，我想起前兩期大南埔特刊時所做的離農議題。日治時期掌管周遭田地陳姓大聚落，至今已是蟾蜍山下一角被遺忘的古蹟以及小小塊的農地。古蹟外已被台大校區包圍，內部卻是傾頹的屋簷與雜草。社會的變遷，農業的衰退以及都市土地的發展，這幾個也許抽象的名詞不正具體而微地濃縮於你我日夜生活、學習的此地？社會變遷作為一個從過往向未來持續發展的歷程，必定會具體而微地在生活環境中凝結出來。如果哪一天你，做為一個台大人、都市人，能有機會漫步在台大及其周遭，請細心觀察、細耳傾聽，你將會發現瑠公的遺澤依然，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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