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有蓉
社會總是抱怨大學中瀰漫著功利主義、現實主義與文憑主義的精神，抱怨著學生不再求取知識的高度而僅為了一張代表飯票的文憑求知，但同時父母仍然要孩子們進入「有前途」的科系。「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每年哲學系迎新、招生，總是高呼著大學追求「宇宙之精神」試圖「導正」現實中學哲學沒前途的「功利」思想。那大學是什麼？為什麼不是職業訓練所？是職業訓練所又為什麼不好？
此篇文章試著討論在現代化社會中的大學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使得大學開始具有市場性格？而反觀台灣高等教育，我們是否就是因為現代化所提供的社會條件而讓大學具有強烈的市場性格？而「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在台灣為何具有負面意義，而其產生脈絡又為何？
進入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似乎就意味著分工愈來愈精密，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卻愈來愈疏離。精密的分工，使我們生存的所有內容都依賴社會，但同時，分工下的這些工作，愈來愈著重以理性所評估的能力、利弊來決定誰來作什麼工作，而非決定於人際網絡（和誰有親戚關係、有私交…...等）。交通、資訊進步，使得時間與空間意義改變，我們所能掌握的空間與時間超越了親身可體驗到的時間與空間，讓我們不得不以其他方式來確保資訊的正確性、能力的適當性…...等等。「專業」的出現，被某些學者認為是在時間斷裂的現代社會中讓人在資訊上、能力上、判斷上得以有安全感的依據。因為我們不再能夠在所有情況中處於在場、事必躬親地確認檢驗，所以開始必須倚賴對於「專業」的信任，這也就是專業社會的基礎。不同於分工所自然形成的專業，現代社會中使人信任的專業以「專家」作為標誌，不但被賦予信任感，更建立了對於某個領域的主導權，沒有其領域的專業就沒有發言的資格。
大學在這樣一個專業化的社會中，學科結構開始和社會中的職業結構產生交互影響，大學教育的內容與社會需要也開始產生交互影響。但這樣的交互影響，並沒有導致認文憑作為專業的指標、或者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提供勞動商品的場域，相反地，專業化對大學教育的影響，是開始對社會某些領域專業知識體系的確立（或壟斷）；是這些專業主導職業結構的變化，而非被動地被生產為職業結構下挑選的商品。這些知識體系被確立後，就不容許權力、政治、人際網絡…等等輕易地介入，「專家」的頭銜也不容許在無法掌握這個領域的知識體系的狀況下被承認。
在這樣社會條件下的大學教育，雖然專業會主導社會中的許多領域，也因此其市場性格會變得相對強烈。但這樣的狀況，和「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某產業的興盛影響其相對應科系在大學中的地位沒有因果關係。台灣之所以在大學中反映出職業訓練所的特質、某些科系被特別注重或者忽視的這種務實性格，有著它的歷史脈絡作為背景，產生出現在的大學特質。也可以簡單地說，我們認為台灣大學教育過於強烈的市場性格，實際上根本在於市場性格和專業性格不足所造成的誤認。
日據時代與國民政府來台時的高等教育
日據時代，台灣的高等教育完全限於技職教育，因應著日本南進政策的需要，培訓技術專員，發展經濟、科技。當時高等教育完全為了政策所需，但這並不意味著政治取代了專業，反之，因為日據時代高等教育內容就是專門的技術性知識，反而在這些技術上尊重專業而不會讓政治或者權力去扭曲。但整體來說，社會處於高壓的權力掌控，雖然有著技術專員，但也只有這些專業被運用而沒有對體制、掌權者的政策進行反思的主動性。在這個時期，雖然從現在看似乎有著尊重專業的氛圍，但卻完全只限於較低層級。
在國民政府來台後，雖然仍然處於高壓政治，但是基於蔣介石因自卑而對知識份子的敬重、蔣經國開始改變台灣經濟結構時大量依賴專業技術官僚，學院中以專業為自我認同的氛圍較高。此外，台灣大學受到傅斯年校長堅持學術自由，引進西方大學精神；當時也有許多西方人在台灣成立許多大學，嘗試推行西方概念下的大學。一方面，政治主導經濟結構的改變需求更高層級的專業官僚，另一方面，台灣普遍引進了西方所謂的「大學精神」，以專業、求真、社會改革為己任。雖然社會上看起來一片榮景，專業官僚看似受到尊重，但是高壓統治下對知識份子的整肅卻使得非技術性專業知識受到政治鎮壓。因此，雖然在某些時期、某些領域中專業似乎被尊重，但整體來說專業也沒有辦法確立自己的相對自主性。
學院與社會
隨著政府對於高等教育政策的調整，為了提昇國民教育程度，開始廣設國立大學，使得台灣大學教育迅速普及，並且價格相對非常低廉而資源相對非常充足。在這樣的狀況下，大學被政府用經費所築的高牆孤立於社會之外，社會變化並不會立即、直接地反應於學院中，社會需求也不會強烈地反應於學院中。因此，學術獲得了躲在「象牙塔」的條件，安穩地蹲坐在象牙塔中，使得在學院中學習學術專業者與其所面對的社會斷裂。而排除國立大學，私立學校並沒有政府用經費搭建的護城河，但私立大學仍然無法突破與社會脫節的困境。
私立大學的問題並非因少了政府資助經費不足而起，而是政府所制定的大學篩選制度，在從聯考改為學測、指考後，仍然保有了強烈的科舉性格，想要用一種考試標準將學生分等、並挑選出「菁英」。在一個高等教育非常普遍化，但評選制度卻保留著菁英篩選概念的條件下，再加上政府保留著由官方培養國家人才的傳統，給予國立大學大量資源，使得私立大學陷入一種無法取得資源而無法提供資源因此無更加無法取得資源的惡性循環。只有少數私立大學在其創校的特殊傳統下短時間擺脫了資源的限制，但卻也因為這種科舉性格強烈評選制度下所產生的既定文憑認知的傳統，使得許多私立大學仍舊無法競爭，陷入資源不足，導致無法建立其與社會交互影響的條件。
但既然學院與社會斷裂，為什麼我們仍舊感到大學逐漸變成「職業訓練所」？在前述狀況下，學院與社會斷裂，社會上的變化與需求並不會直接反映在學院中，而因為大學教育獲得附加價值遠高於成本，過低的成本與高等教育同時普及化又精英篩選的矛盾，加強了學生為文憑而非專業進入學院的風氣。在文憑主義的風氣被強化後，對於文憑本身的務實性格就很容易反映在科系選擇、資源投注上，因此產生了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想法的基礎。
因此，事實上台灣的大學教育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化、普及化下產生市場性格，反而是因為學院與社會不夠交互影響、市場無法反映到學院中、專業化傳統沒有建立，使得我們將一種對於知識的務實（或者功利）性格誤以為是資本主義下教育商品化的影響。
政治與專業
雖然台灣高壓政府已經不再，看似步入民主國家，但是在這個民主國家中對於專業的尊重並沒有確立，並沒有形成所謂的專業政治。雖然政治場域中重要的領導者都有著不低的學位，但政治場域中成員的高學歷與專業政治並沒有關係，專業政治意味著每個專業領域所確立的知識體系與範圍具有相對自主性，不被政治權力隨便指使，更不是政治人物可以表現一副全知全能干涉各個領域決定。仔細觀察台灣政治場域，就會發現，台灣政治還處於尚未理性化的人際網絡群體階段，人們因為自己是誰的親戚或者與誰相關進入政治，而非能力、專業。更別說政治人物、輿論時常自己製造出一些觀點去取代專業知識，雖然社會中標示著一大堆的「專家」，但這些「專家」卻很少擁有某領域的專業知識體系，或者鮮少憑藉著自己的專業知識給予意見或者建議。與前者現代性理論中所標示，確立自己專業體系、且不容不具備專業知識的人干涉的「專家」有異。這些諸多現象都可見，台灣還停留在鄉民社會，大比例地依靠著人際關係行事，而非市民社會，政治因此時常接管專業、或搶走專業知識的主導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專業在學院中也不可能發展出來。
結論
總結前文，整個現代化對大學的影響，事實上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以及文化傳統下，大學因為與市場互動不足、沒有專業政治的條件下，導致了文憑主義以及學生的一種務實選擇性格，使得社會以為大學在資本主義化後成為高級勞動商品提供場所。在台灣的教育政策上一直有著概念上的模糊，比如大學法人化與高等教育普及同步進行、高等教育普及化與菁英選拔制度…等等，但也只有在釐清上述學院中專業化、與學院社會間的互動，才能夠轉而討論台灣高等教育制度到底應該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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