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如何與劇變的年代互動——走讀台北與80年代的公館

◎工管一 游承祖



從二月到五月的台北文學季，是由市政府主辦，邀請來自各方的文學、文化界人士共同參與、策劃，並結合城市內的藝文組織辦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城市走讀，是生態觀察作家劉克襄先生的構想，他也親自規畫路線並擔任領隊，帶領大家走過舊時的台北，以文學的軌跡來觀看這座城市的發展和內涵。

整個活動分為三個梯次，為60,70,80年代。因為80年代的社會、文化狀態與公館這塊區域有著特別密切的關聯，我們特別關注80年代的部分。劉克襄先生把這次路線分為五站，我們先從東南亞戲院出發，經過水源市場，再走到舟山路上的鹿鳴堂，然後穿越共同教室和行政大樓停留在傅鐘旁，最後以文學院為終點。活動內容是劉克襄先生跟我們分享一些軼聞趣事，探討那些事情如何有關聯的發生，並造成哪些影響。

城市走讀的第一站，定在汀州路上的東南亞戲院，對面即是全台灣的第一家金石堂書局。根據劉克襄先生所說，之所以將這裡定為80年代走讀的第一站，是因為這裡有極其重要的時代性，與當時的政治環境、社會氛圍，融合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文學潮流，並在其後擴散開來各自發揮影響力。

1983年金石堂公司成立，同年在公館汀州路上(東南亞戲院對面)開了第一家金石堂，隔年又在重慶南路開了第二家分店。由於是第一家連鎖書店公司，金石堂帶領台灣書店業進入一個新的紀元，並擴展了公館商圈，加大了此處的文化優勢。金石堂的出現，加上當時附近幾家主流出版社，此處亦成為許多年輕作家，或有志於文學文化界的青年學子聚集、吃飯聊天的藝文集散區。

其中一個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知名的文化事業家詹宏志先生。台大經濟系畢業的詹宏志先生，身兼作家、編輯、出版人及電影人，80年代時前後出任遠流出版社的總編輯、總經理。那時台灣出版業的情況是：出版社不多，大致上就爾雅、遠景、遠流、洪範…等，所以基本上能夠出書的，較為知名的作家都勢必與這幾家出版社打交道，而遠流就在金石堂上面，故時常可見詹宏志先生與一些文藝界人士在附近吃飯談事情，當中包括作家柏楊、導演侯孝賢、楊德昌等。諸如此類的人士來到這裡，彼此的想法互相撞擊、融合，可以想見80年代此處的情景，必然是相當熱鬧、思想密集度極高。

然而我們要談的一個重點是：這個年代有著不同於60、70年代，文學開始發生內在的改變，甚至可說是革命性的突進。眾所皆知，台灣在70年代末期所謂的「黨外活動」越發興盛，1979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更是對整個台灣社會產生劇烈影響，越來越多青年、知識分子都投身於黨外活動（並非指向特定政黨，而是廣義的黨外）。以文學來說，散文不再只以生活瑣事為主題，也不再只是「描繪台灣人的悲哀」，反倒出現了更強烈的、直接批判的聲音（如龍應台等），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直接走進了文學；更有像詩人向陽、苦苓等成立「陽光小集」，標榜要推翻上個世代的新詩風格，轉而走向社會寫實性的新詩。歷經了壓抑，80年代文學發生內在的改變，文學不只是純粹的文學，也可以變成思想的載體 。

除了文學家本身關注的事情不同，更有人是直接從政治走到文學、文化，陳文茜小姐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1983年陳文茜與韓良露在汀州路金石堂旁開了一家視聽社「跳蚤窩」，專門播放一些藝術、第三世界、社會寫實的禁片。在這之前，陳文茜小姐甫才為林義雄之妻助選作立法委員，可能是想「喘口氣」，加上與作家柏楊相熟識，便在這裡開了這家視聽社，真正走進文化圈。由於當時陳文茜在民進黨內是屬「新潮流」，三不五時就有些新潮流內的同志逗留在此，後來更演變成許多黨外人士的活動地區；除此之外，作家詹偉雄(「美學的經濟」作者)當時是台大學生，也在這裡端茶水當服務生；畫家鄭在東也常在這閒晃；甚至是動物保育學家斐家騏，當年在台大讀書還租了個房間住在這裡。可以想見那時的情景，可以說是相當奇妙地，各種不同屬性的人的聚集。同時有文學、政治、藝術、科學等等的碰撞，一個小小的跳蚤窩，確實反映了80年代文學的面貌。在那個叛逆與反動的年代，文學就這樣與時代產生互動，從純粹走向不純，並進一步抬高了公民意識，影響後來的諸如女性、環保、弱勢等社會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當台大校園外那些體制外的一切快速成形茁壯，校園內仍有許多執著於學術理念，或堅持著文學的純粹的作家，如王文興、楊牧…等。他們基本上還是維持著原本的寫作風格，在彷彿穿越時空的文學院迴廊裡，如同巨石靜觀著外面快速變遷的世界。1984年，楊牧寫了一篇辯白性的散文「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也顯現他在面對文學與社會共同變化、自我或他人的質疑後，內心感受到的劇烈衝擊。但不論如何，就在80年代，某些地區率先改變了，才再進一步的影響其他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