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一七到癌醫

◎化工三 曾稚驊

　　在長興舍區，緊鄰著癌醫中心預定地，每天從早上開始擾人清夢的施工噪音，持續到夜晚才停止；但其實這裡已經變了很多。

　　簡而言之，在民國八十八年國軍撤出以前，這塊地可說是以國軍為首的勢力，對抗以臺大為首的另一方；而在國軍撤出後，變成是臺大、居民、學生的三角關係，最後外來資金使臺大的權力大幅膨脹，連帶的壓迫了另兩端的居民與學生。軍方與校方長達四十五年以來的角力，讓此處的歷史充滿了張力；而學生從與校方同一陣線，到最後住宿學生也成為工程中的受壓迫者，學生角色的轉變相當值得探討。


臺大與國軍的土地爭奪戰

　　從清領時代開始，癌醫中心預定地周圍就已有居民居住。芳蘭路的古蹟芳蘭大厝、義芳厝等，都是先後於嘉慶十一年（西元1806年）與光緒二年（西元1876年）建築而成。在日治時期，此處便已被納入臺北帝國大學的預定地。

　　國民政府來臺後，此處當時雖為臺灣大學預定地，但當時仍屬民有土地。從民國四十三年開始，臺大發現國防部在預定地大量收購土地，並規劃建築軍方醫院與眷村，因此臺大向國防部、聯合勤務司令部等單位提出抗議，並且尋求台北市政府、教育部等單位的支持，後於民國四十三年，由內政部、教育部、國防部和臺大共同協商後，決議國防部不得擅自使用已收購之臺大預定地，而已建造之軍方五十六號醫院（後更名為八一七醫院）與空軍房舍未來不使用時應歸還臺大。

　　然而在協商之後，臺大與國防部也並非就此相安無事。雖然在民國五十五年國防部欲興建國軍仁愛大樓時，有獲得臺大同意，但從民國六十四年開始，軍方多次未徵得同意即逕行施工。另外，從民國六十七年至八十四年，國防部多次以軍事醫療需要，及本校預定地已保留三十年卻不用為由，要求將該地變更為「軍事用地」以利戰備，最後行政院於民國六十八年裁定不變更，其餘幾次都因為臺大的阻擋而失敗。

　　從民國七十八年開始，因為國防醫學中心將設於內湖，因此臺大開始要求國防部將八一七醫院遷至三軍總醫院搬遷後空閒之遺址（即汀州路現址）。在民國八十七年，國軍開始實施精實案，配合內湖之國防醫學中心正式啟用，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八一七醫院正式裁撤。

　　但是八一七醫院裁撤後，國防部與臺灣大學的角力戰才又再一次開始。潘維剛、李慶安立委等以照顧大台北南區榮民軍眷醫療為由，要求將八一七醫院房地移交榮民總醫院接管經營；退輔會更要求由榮總承接八一七醫院醫療作業並撥用該院房地，甚至當時的國防部發言人孔繁定已向外界公開表明八一七醫院將交予榮總。當時臺大校長陳維昭立刻在六月二十九號召開記者會對外界發表嚴正聲明，要求國防部不可私自將校地交予榮民總醫院。在學校與學生合力爭取之下，行政院於七月五日緊急召開協商會議，並同意將八一七醫院撥交臺大接管。臺大接收八一七醫院撤遷後的房地，並在協調後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六日正式開始門診服務。而八一七醫院旁的慈光十七村則定於民國九十七年撥交臺大。



臺大獨霸的時代

　　臺大醫院公館院區定位為「社區醫院」，與臺大醫院作為「醫學中心」的定位不同，著重在一般醫學與醫療服務，也在提升醫療品質的前提下，保持對於榮民之照顧與優惠條件；公館院區也為臺大醫學院的教學場所。作為「社區醫院」，公館院區並不強調高科技之次分科專門醫療，而是以一般醫學全人照顧之醫療為主；此外也與大學密切的合作，如提供社工服務機會、老人照顧、入院學童之教學等服務。

　　而至民國九十六年，公館院區經醫學院規劃，將改為「癌醫中心醫院」，民國九十七年底永齡基金會與臺大簽訂捐贈合約，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公館院區結束營業，並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辦動土典禮。另外慈光十七村原定民國九十七年撥交臺大，經協調後將延至民國一百零一年再行撥交臺大；而臺大也將在此興建質子研究中心，但同時受影響的還包括基隆路側的志光新村剩餘住戶，這些住戶因地權屬於臺大而被列為「占建戶」，未來在質子研究中心正式動工後，這些居民將可能會被校方依法律途徑收回土地進行拆遷。

　　綜觀此處歷史，從最早的八一七醫院作為周邊大量軍眷的軍醫院，到公館院區以「社區醫院」為定位，對於附近的居民、學生、榮民等都能提供醫療服務，再到癌醫中心，雖然目前定位仍然是有門診區，但卻走向更大型的醫學中心，而不再只是在地的社區醫院。質子研究中心的建案又將導致居民的拆遷，讓人不禁為這些被臺大所影響的居民擔憂。臺大、國防部、學生、居民四方的關係，在八一七醫院撤出以前，前兩者勢均力敵而後兩者則相對較小，但當國防部的勢力撤出後，臺大幾乎毫不費力的便取得了剩餘的權力，而當外來資金再流入，讓臺大成為了更為驚人的權力複合體怪獸，張口便欲把這片土地與學生和居民一口吞下。



學生角色的轉變

　　學生，也沒有在這片土地的歷史中缺席。在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由學生會、研究生協會、各宿舍生治會與各學院學生會等學生自治團體，發起了守夜活動，並積極向各大報紙投書、發聲明稿，教聯會也表明將配合學生會活動，成為少見的師生共同參加抗議，而抗爭的對象為國防部與榮民等；當日甚至有謠傳說將有榮民要對師生扔擲汽油彈，而使活動被迫中止。

　　學生組織守夜活動的行為，後來被陳維昭教授（時已卸任校長）在醫學院院慶之「談楓城精神」演講中，賦予「關懷社會、熱愛本土、抗拒權威的傳統精神」的美名。學生作為學校的一份子，為學校爭取權益具有正當性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在其他事件中，當學生不是與學校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其他的權威，而是對抗學校的權威時，卻得不到校方相對的肯定，甚至是蒙受批評與壓制，校方的行為，展現了學校仍然存在著家父般的想像，而這也理所當然的是一種「權威」：要對抗學校的敵人可以，要對抗學校，就是不尊重！

　　學生的角色相當具有獨特性，從爭取八一七醫院校地收回時的意氣風發，到現在癌醫中心飽受施工之苦，過去學生從與校方攜手對抗「權威」的國防部，到現在面臨在外來資金加持之下更為「權威」的學校的壓迫。對於學生權益的損失，學生不但難以申訴，校方的回應也多是「共體時艱」，單憑學生個體的力量，絕對是難以撼動校方；只有當學生的力量被組織並匯聚，才有可能推動整個學校，走向一個對校方、對學生，乃至於對社會都更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