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彥龍、蕭業庭、林慧慈、江毓婷
攤開歷史的卷軸，蟾蜍山從清代到現在，從當初的原漢交界、農業現代化據點、台海戰略基地、城鄉移民的安身處變成喧嘩城市邊緣的靜謐角落，這些都印證了蟾蜍山的歷史正是大台北地區發展脈絡的縮影。然而，除了從大歷史來觀照蟾蜍山如何被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力量所形塑，我們也不妨將視野探進蟾蜍山蜿蜒的巷弄中，跟隨居民走入記憶，看他們如何從歲月的彼端走到今日。
農試所員工 胡開仁
胡伯伯是河南省人，於民國37年來到台灣。他在茶葉公司工作半年後進入農試所工作。二戰結束正值他從河南大學農藝系植物病蟲害組畢業，當時的農林處處長來台灣接收農業、畜產，帶了很多大學畢業生來到台灣，而由於處長與胡爺爺同鄉，胡伯伯也被邀請到農試所任職。
在農業試驗所中，包含了農藝系、園藝系、昆蟲系、農場管理系、畜產系、農化系，以及胡伯伯所屬的植物病蟲害系。在農試所工作的期間，胡伯伯發現台灣的洋菇都是從國外進口，他認為如果自己種植可以賺取外匯，配合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走向。於是他拿了五元美金，請留學美國的朋友將洋菇寄到台灣。拿到菌種試管後，胡伯伯依其所學試種，一兩年後終於成功。民國45年時他受到農復會[註1]補助，把試種經驗寫成報告書，並巡迴全台各地向農戶加以推廣。
以前剛來到蟾蜍山時，後山是農試所的養豬場，那裏有一排畜產系的房子。而在民族國中前操場、胡伯伯的房子對面，也有一個畜產系的養雞場。他現在住的房子原先也是雞飼料倉庫，後來畜產系搬走，加上農試所的宿舍不夠，才開始把畜產系的房舍改建為宿舍。胡伯伯婚前居住位於今日鹿鳴廣場的單身宿舍，而婚後搬到當時蟾蜍山山洞 [註2] 外給已經結婚的員工居住的宿舍。在他印象中，山洞很寬，與房子差不多大，裏頭都是水和雜草。後來軍方接收山洞，於是胡伯伯就搬到現在靠羅斯福路四段119巷馬路的房子，一住就是60年。
 |
| 胡伯伯手上拿著他在農試所工作時所著的《西洋菌洋菇培養法》。 攝／洪姿宇 |
列管眷戶 劉家
民國41年，擁有通訊專長的劉爺爺被調到此處的空軍作戰司令部，與劉奶奶在蟾蜍山下落腳。「共有克難甲、乙、丙、丁四個村，我們所在的乙村是個很小很小的眷區，只有23戶。」不只營區小，當時因為適逢他們隨國民黨撤退來台，物資匱乏，房屋也是倉促搭建而成。「什麼都沒有，沒有廁所，也沒有廚房，就是一間空空的房子。」竹子骨架，泥巴牆壁，橫瓦屋頂，僅四坪的隔間裡就是一家人生活的空間。
這樣的克難空間當然沒有自來水，洗澡要提著水桶到廣場的共用壓水機汲水，提回家燒熱水。屋裡擺幾張床就滿了，只能在屋外就地開火、吃飯。「剛搬來什麼都沒有，只有三排房子。後面有一個防空洞跟高炮，前面一排日本時期留下來的日式房屋，其餘都是荒山，都是蛇跟黃鼠狼。」憶及剛起步的眷村生活，劉奶奶不勝唏噓，「真的很辛苦，太辛苦了。」隨著三個小孩漸漸長大，屋裡的空間更顯擁擠，看著鄰居開拓荒山，他們也興起了拓建屋子的念頭。於是全家人拿著鑿子，在屋後的山坡慢慢敲打石頭，挖出了加蓋的空間。「先蓋廚房，民國50年左右才蓋後面的房子，一直開鑿到民國53年房子蓋滿了，就沒有再打了。」
身為眷村第二代的劉姐，回憶著童年的歡樂時光：山腳下的瑠公圳既是灌溉用水，也是洗衣服、戲水游泳的地方，沿岸種滿桑葉與青竹葉。那時候還可以到農試所蠶業改良場（今民族國中所在地）附近撿拾被淘汰的蠶。「別的小孩都沒有，只有我們眷村孩子知道要去哪裡找蠶。」小孩子也喜歡到處探險，從前台科大到臺大一帶全是稻田，現在的校史館、傅鐘、舊體、振興草坪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跡。
早期生活雖苦，卻可以從字裡行間聽出他們對於眷村出身的驕傲、自我身份的認同，儘管已經搬離眷村，心裏對眷村的情感及回憶卻難以忘懷。
 |
| 從左到右依序為劉奶奶、劉伯伯、劉姐。 攝／傅彥龍 |
自力營造眷戶陳伯伯
我們一進客廳，陳伯伯便操著濃厚的四川鄉音迎接我們：「小地方啊！不要見怪。60年的老房子，自己蓋的，很老很舊囉。」
年過九旬的他，民國37年隨中華民國空軍來到台灣，一開始到岡山空軍基地，民國47年又因為八二三炮戰調動到位於蟾蜍山內的空軍作戰司令部。早在民國39年，美軍第十三航空隊便已進駐蟾蜍山協防，包括陳伯伯的許多軍人被派去擔任美軍駕駛，陳伯伯被派去替十三航空隊准將Benjamin Davis開車。那時美軍軍官定期與政府高官會晤，陳伯伯甚至有機會親自在咫尺之遙看到蔣經國、嚴家淦等人。
陳伯伯說，那時只有較早調來此地的軍人，以及後來私下用錢換房子的人才得以在蟾蜍山旁的房子住。於是，陳伯伯只好找了塊地自力建屋。「我在外國人那上班，他們很多東西不要了就送我，我就裝在這間房子裡。」物資匱乏的當年，陳伯伯以美軍的廢棄空心磚當地基，一磚一瓦砌出迄今居住60年的老房子。
「以前山上都沒房子，我們搬來後就出現了很多房子。」那時的公館不同於現今的房屋密佈與寬大的羅斯福路，既沒有科大、銘傳小學、電力公司，羅斯福路也只是條小路，舉目所及盡是稻田，瑠公圳徐徐繞過蟾蜍山腳，百老匯戲院還只是公車停車場。他不禁喃喃說著：「台北變得很多了！」
「這邊沒幾個老兵了，搬的搬，老的老，走的走了。」歲月帶來變遷，也不知不覺帶走了許多人事物。直到我們將要隨漸漸深了的夜晚而告辭，陳伯伯又從記憶醒轉，用濃厚的鄉音告別，「有空來玩嘛！」
 |
| 2013年10月30日，好蟾蜍工作室找美軍十三航空隊成員Kent Mathieu回來跟曾經幫十三航空隊開車的陳伯伯談過去發生的事情。從左到右分別為Kent Mathieu和陳伯伯。 提供／好蟾蜍工作室 |
眷村中生代
綽號「白鶴」的羅向陽 [註3] 是蟾蜍山裡較年輕的一代，再往下就沒什麼玩伴了，所以他從小跟著大他五歲的「龍哥」陳錦坤 [註4] 等人一起玩。眷村裡的小孩不分本外省，「大的會照顧小的」，除了龍哥會指導他作業外，如果父母工作晚回家、或是放學肚子餓了，他還會去龍哥家吃飯。
休閒時的娛樂也是大家一起去。以前芳蘭路都是回收廠，民國70年代他們會到沿著辛亥路、和平東路檢拾鐵釘和廢棄物，再到回收場換黑人牙膏糖、麥芽糖或是錢。說到一半龍哥嘿嘿笑了兩聲說，以前最常跑去台大玩，白天有場地就打棒球，沒場地時就假勘查釣鱔魚地點之名，行撿水溝裡的銅板之實。白天在水溝釣鱔魚會被台大駐警隊趕走，所以一定要在晚上拿著手電筒釣魚。夜晚時分，頑皮的孩子還會拿著過年存下來的鞭炮、水鴛鴦去戲弄在樹下親親我我的情侶。
除了台大，生態資源豐富的蟾蜍山周圍也是小孩子的樂園。瑠公圳還沒蓋起來的時候，裡面一堆大肚魚可以撈，還有珍珠胎（鯉魚）。靠蟾蜍山的地方，平常他們總會巧遇沿著排水管跑到家裡的白鼻心；到處都可以挖雞母蟲，或是抓甲蟲來玩「鬥甲蟲」，孩子們到山上還會把縮成球狀的穿山甲拿來踢。彼時，鄰近水田與琉公圳的潮濕環境適於螢火蟲棲息，那時的螢火蟲多到孩子們懶得抓。不過，羅向陽語帶可惜地說，瑠公圳蓋起來後，現在一年只能看到兩三隻。以前覺得沒什麼，現在反而很可貴。
 |
| 羅向陽張開手臂說道：「以前釣到的土鱔魚大概這麼長，可以到十元銅板這麼粗，很大隻，可以炒來吃或烤來吃。」 攝／傅彥龍 |
城鄉移民 葉家
葉媽是新竹客家人，民國47年到公館的公車總站上班，也因此邂逅了擔任車掌的葉伯伯，婚後原先在現今的百老匯戲院租房子住。他們下班後總會在公館附近散步，也因此注意到蟾蜍山這裡，經由住在這裡的同事介紹後，就買了一間由軍人自力營建的空房子落腳。當初屋頂是磚瓦，後方是竹編斜屋頂。民國六十年代因為三個孩子都大了住不下，便自己在房子後方蓋了廚房。七十年代時，看見眷村居民有人在加蓋樓房，便跟進加蓋二樓。
彼時，瑠公圳還沒有被道路封起來，「現在馬路的三分之二底下都是瑠公圳。」水用來灌溉農試所的田，水質清澈，居民都會在河裡游泳、洗衣服，小孩也會去那裡玩。約莫一公尺深的水，在上游碧潭水閘門開的時候卻也湍急的很，曾經有小孩玩水被沖走，還好沖到附近營區時被站崗的士兵救起。以前從這裡放眼望去都是田，孩子會到田裡頭玩，抓蝌蚪、捕青蛙。從蟾蜍山廣場出去拐個彎，在現在靠民族國中圍牆處有黃昏市場，這附近的人會來賣菜、豆花、蘿蔔絲餅、爆米花和玩具，是小孩子期待的去處。
一開始葉媽和先生辛苦地輪班帶小孩，後來葉媽也開始幫忙鄰居和同事帶小孩，算一算曾經帶過二十多個小孩，這些小孩大概都已經是三四十歲的成人了。那時也會和鄰居一起到民族國中跳健康操，七月一起擺桌拜拜，有時還會和鄰居一起去郊遊。到了元宵節，小孩子們會玩在一起，用奶粉罐做成燈籠提著到處繞。「以前電視很少嘛，大家住在平房，一么喝就出去玩。」
在這裡住了五十多年的葉媽說，現代的公寓大廈，鄰居之間即使彼此比鄰也不會打交道，不像這裡出門走動就能找人聊天，「住在這裡很好，真的。」
 |
| 葉媽與他的韭菜園。 提供／好蟾蜍工作室 |
後記
每一次與居民的訪談，都帶領我們更貼近他們的過去一步，卻也更體會到歷史的面貌龐大而複雜，難以只藉由大歷史來概括。訪談整理而得的庶民史，或許帶領我們從不同角度反映未曾側身其中的這段歷史，如此才能在浩渺歷史中看見「人」，了解這塊土地上的人如何走到今天。於是，當人們想到蟾蜍山，就更能感受到蟾蜍山聚落的歷史意義。在都市更新、國土活化大行其道的今日，在記憶貧乏的現代都市中，我們必須透過努力的挖掘，尋回歷史人文的厚重質地，重新賦予人事物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下，蟾蜍山聚落給予我們豐富的啟示。
--------------------
註解：
[1] 農復會是「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的簡稱，該會是民國37年在中（華民國）美政府雙方協定共同組織的機構，職責在於為農村改革提供經濟與技術協助，為中華民國行政院農委會的前身。
[2] 羅向陽，民國64年生，老家在苗栗，國小四五年級才搬過來。因為剛來蟾蜍山時身穿國術團的白鶴衣服，所以綽號叫「白鶴」。
[3] 陳錦坤，綽號「龍哥」，民國59年生， 三四歲搬過來。父親為黑龍江人，母親為花蓮阿美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