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8日 星期日

[新國家運動專題] 新國家與「進步議題」的交織

 
柯亮宇、張至慶 


新國家與「進步議題」的交織:從師大性壇社出發 


這次的新國家運動,試著將不同的社會議題與其核心的「建立新國家」訴求連結。以師大暗暝社為例,他們舉辦了一連串〈暗暝合作社《新國家在哪?》系列講座暨電影放映〉的活動,邀請了師大歷史系、台文系系學會,以及師大人文學社、性壇社協辦關於教育、母語、環境與性別等相關議題的講座。為了瞭解這些以研究、倡議社會議題為主的社團與這場新國家運動之間的關係,我們專訪了師大性壇社的社長與幾位重要幹部。

師大性壇社(Gaymily)是師大以性別議題為研究主軸的社團,主張關心多元性別人權,並透過社團活動推廣探索性/性別/性向等多元議題。這次協助暗暝社舉辦「汝是自戀來所生——對性別光處的想像與實踐」講座,性壇社社長表示,此次的合作其實性壇是被動協辦的,他們提了合作案,也找好了主題與講師。基於自己的立場與性壇作為師大的性別社團的立場,當然是支持這件事情的,但兩社之間的合作也只到這個層次上。



為何並肩前行?

我們好奇的是,這些主張性別議題這種偏向社會議題的倡議組織,是如何看待社會議題與台獨主權相關偏向政治主張議題之間的關係。其中一位性壇的幹部說道:「異議性社團其實大家都會互相合作,像是我們在性別議題的時候人文學社也會站出來幫我們一起喊,相反的當人文學社有需要有一些議題的時候,像之前在勞基法之類的事情,我們彩虹也是會跟著這些社會性的團體一起去做倡議這樣子。」社長也補充說明:「我們看到很多在講台灣獨立、台灣正名的這些朋友,他們在這個路上,他們很孤獨。我們真的感同身受,那個孤獨絕對不會亞於我們在爭取婚姻平權上的奮鬥。」

也就是說,前提雖然是因為在推動社會進步議題上,大家思想上比較相近,但與其說是因為理念相同而合作,更像是一種「戰友」的互動模式,在不違背各自理念的前提下,進行人力物力之間的相互扶持,靠的則是皆為「異議性社團」的同情與歸屬感。

另外,社長也提到與台大台語文社社長宥銘所述相似的觀點:「如果今天我們被統一了,我們成為了中國的一份子,成為了共產國家,在那個框架之下, 不會有性別平權的一天到來。所以我們對於這個議題上面,也許成為自己的國家,才能保持著實踐平權的可能性,我們願意為這件事情賭一把。」這種以強大且獨立的主權來鞏固進步的社會權的觀點,算是針對性別議題與台灣主權議題之間提出較為實質的關聯性。

當然,在議題之間必定也會有相矛盾的時候。他以去年公投的第十三案為例,因為東奧正名涉及與體育選手自身利益相關的問題,台師大偏偏又有體育系和競技系,因此如果做宣傳時候把十三案一起拿進來宣傳,想必會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因此社團內討論時也就自然面臨到底該不該宣傳這件事的抉擇。



同志的現身、參與和「正常化」

以主張多元性別/性向這種去污名標籤為訴求的倡議組織,在其他社會議題中的現身還有一個附加的意義與價值。我們談到性壇社曾經參加的勞權倡議活動時,幹部表示:「就某個目的來說,以同志身分參加這些活動,就是希望當我與你們並肩而行時,你會發現其實同志他也可能是勞工,可能是跟他一樣身分的人。因為同志基本上只是人身上眾多標籤之一,只是一種性傾向而已。當今天同志因為自己的立場、能力與行為被看到的時候,大家可以更認同這樣的標籤、更認同同志的身分,進而我們就可以讓更多各行各業的人去認同同志的存在,讓大家看見同志。」

也就是說,以同志身分在社會議題上現身,是一種用個人身分取代社會身分,對污名標籤的正常化嘗試。當反同或不熟悉同志議題的大眾發現到同志其實就在他們身邊,一樣在乎勞權、在乎環境保育,一樣為著與自己支持的相同議題挺身而出時,對同志的那份因陌生而生的反感就有機會改觀。



反思羈絆:「進步議題」與獨立建國間的關聯必然成立嗎?

談到進步議題與台獨之間的關聯性,當然不能僅依靠部分運動者的說法即推斷整個進步運動的定位,「支持性別議題就該支持台灣獨立,或至少反對統一」的說法也該被進一步檢證。

以本文所環繞的性別運動為例,支持性別議題和支持獨立建國背後必然是基於類似的道德或倫理立場嗎?這兩者在不少人眼中同時被包含在「進步價值」之中,不過「進步價值」標誌出對於傳統、保守價值的挑戰,所描述的是議題的社會進程,而非這些議題背後都有同樣的價值根源。追根究底,我們其實很難推斷每一個人支持議題的道德理念,同樣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有些人可能單純基於自利或在乎親友而支持,有些人可能基於公平,也可能基於自由的理念。因此,從理念的角度來看,很難主張「支持性別議題但不支持台獨或不反對統一」就是自相矛盾。

也有人認為,支持性別議題就需要支持台灣主權獨立,是因為在中共併吞的陰影下,不信任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存在性別運動的發展空間,如同師大性壇社長所說,「如果今天我們被統一了,我們成為了中國的一份子,成為了共產國家,在那個框框之下, 不會有性別平權的這一天到來」。誠然,從起訴耽美作家到設下影劇劇情限制,我們可以看見中國官方的性別意識絕對稱不上進步,同時,專制政權下的公共倡議和社會運動也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不只性別,包括環境、居住等議題,都能看見其運動在中國被打壓的例子。

不過,另一方面,中共在性別、同志議題上的官方聲稱或許也沒有想像中的極端保守或鐵板一塊,例如,2018年11月6日中共官員於日內瓦對於LGBT問題的回應是:「我國一貫尊重LGBT+群體的健康權,並給予其平等的社會保障;保護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權利;在目前階段,我國不給予LGBT+群體與同性締結婚姻的權利並非因為歧視;這一政策是由我國的歷史文化價值觀決定的。」同時,作為一國兩制樣板的特別行政區如香港,從九七回歸以來更不乏性別運動和立法倡議,2014年由進步派議員於香港立法會提出的《婚姻條例修訂草案》,也是爭取同性婚姻的立法嘗試。

提出對於議題間關聯的挑戰,並非想否定性別、環境等進步議題團體和獨立運作的合作基礎,而是希望指出:這些議題不論在理念基礎或政治實踐上都不必然是命運共同體,每個人支持議題的理由也存在許多差異(比方說,被標籤為「藍甲」的挺國民黨同性戀者即是一例)。「新國家運動」的行動者嘗試連結不同的議題與組織當然值得期待,但獨立運動者一方面不該天真的認為「進步派一定會支持獨立運動」,也應該更細緻的理解「支持某些進步議題但不那麼支持獨立、甚至支持統一」的人背後的思考脈絡,才能進一步擴大新國家運動在政治議程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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