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意識報

不論一個人如何看待兩岸之間錯綜複雜難分難捨的關係，其必然無法否定人人天生皆具有無法剝奪之權利。回頭審視作為民主標竿的《世界人權宣言》，台灣自詡為一個民主社會，其必然要能夠受到檢視、發現問題、進而改進。陸生議題或許只是諸多問題的冰山一角，然而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員，不應以善小而不為，不應以惡小而為之，對於存在於制度上的問題，我們亦需檢視之。

由於特殊的歷史與政治因素，台灣在處理陸生身份時不免引起了軒然大波。不論是將中國來的學生直接放進外國學生的主張或者是將陸生視為僑生的主張都有人支持。目前將陸生獨立區分於國際生、僑生與本地生之外而自成一類即是一種在台灣是否為獨立國家的議題上進行迴避的方式。不可否認，這或許現行狀況下較能夠妥協的方案。然而將陸生這個類別獨立，並不能將其與作為學生之間的權利進行脫鉤，特殊身分並不代表可以全然將其與其他分類全然區分。

開放陸生的議題並不僅僅是國族認同上的問題，實際上也是台灣作為一個多元而民主的社會所必須面對的。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被稱為多元民主，正是其不因種族、性別、社經背景等因素而採取不友善的對待方式，這是與現有的制度所違背的。首先，也是最為嚴重的，乃是剝奪中國來台學位生的工作權。

依據目前勞委會「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國際生就讀一年以上、僑生就讀半年以上即可檢附相關證明申請半年期的工作證，工作項目不限，每星期最多十六小時。而目前陸生在台除限制不得於校外工作外；校內工作，包含與學習有關之研究教學助理、實習等，仍未有明確規定，部分校內研究室或教授仍有名額或經費，但礙於法令限制政府不得編款予陸生，使其無法參與研究計畫或助理工作。剝奪工作權的政策正反映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台灣對於個人權利的忽視，因著政治考量而忽略人人基於生存所必須具備的權利，中國學生何其無辜？連在異鄉生活的基本條件也被剝奪。其次則是這樣的政策施行與當初開放陸生來台的本意根本相互矛盾。

不論是政治層面上的困境、經濟上的相互競爭合作關係，抑或社會大眾間如何相互看待，都不應將個人的生活經驗牽涉進大框架的議題下。對於陸生的限制源自於對他們的警戒，警戒其可能會對台灣作出不利的行為，警戒其可能在個體層次上帶來不利的影響，徜若並非如此，則政府早已賦予其與國內以外的學生相同的權利；學位生中獨獨陸生缺乏的打工權即是最佳例證。

其次，從目的與手段的角度來看：台灣政府招收陸生的目的不啻是提升國家與學生的競爭力，期待生活在不同文化與環境下的學生們能夠與本地學生產生對話，增加更多的想像空間。

就此層面上來看，招收陸生與國際學生的意義理應相同；此外，將學習場域延伸至社會上，賦予外國人士在台工作、定居台灣的機會也是基於相似的情境；而將在台灣所學到的貢獻於台，不正也是開放外來學生的目的？而現行的制度對於中國學生而言，來台就讀成為一種高風險的負擔，不論是相較於中國學校較低的學雜費與生活費水平，或者是，優秀的陸生必不會將台灣之大學放在其他志願之前，而對於一些有理想與學術能力但經濟上較為困窘的學生來說，台灣算不上是優良的選擇。

另一個事例或許可以讓我們對此事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如同現在的中國，台灣也曾經有著許多學生到歐洲、美國與日本留學，這樣的狀況也延續到現在；台灣在各領域的發展都仰賴自各國歸來的人才，而在許多時候，這些人在國外是仰仗著獲得的獎助學金，或者挽起袖子在課餘時間找尋工作、賺取生活費或學費。因著這些支援，新穎的觀念、思想、科技才得以進入台灣，而才有今日自由民主而富庶的生活。從此而言，現今台灣對比於中國具有某些值得參考的社會文化、思想，或許正如同當年西方社會之於台灣，然而兩者對待對方的方式卻大相逕庭，這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一部份。

對陸生的不公平不僅僅止於工作權，國立學校私校收費標準、禁止以政府名義編列預算、領域限制等等，都是一種對於陸生的不公平。這些不公平源自於一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更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揣測。我們不應該，也無憑無據說陸生較其他國外學生有威脅性，這是一種在政治上的歧視，更是一種無視於個體的偏見，這是公民社會所需引以為戒的。

我們無法忽視台灣特殊的歷史與政治脈絡，更不能忽略台灣與中國間的特殊關係，然而這些因素都不應該成為追求普世人權的阻力，政治因素不應當連累個人層次。當我們疾呼人人平等時，我們必須先從頭審視自己，才會有向前一步的可能。

從香港的大學教育國際化談臺大邁頂

2011-12-15T22:02:00.000+08:00

◎心理所　胡俊鋒

臺灣政府每年都會投入大量的教育經費致力於把自己的大學打造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因此有了邁頂計畫的誕生，臺灣大學作為臺灣的首都大學更是首當其衝，五年五百億企圖打造所謂的世界一流學校。可是下一步該如何做，不論是教育部還是台灣大學，都在不斷地摸索中前行。同樣是華人為主的香港社會經驗或許能夠為台灣提供一面參考之鏡。

香港地方面積不大，不及台灣，卻有三所大學穩居世界頂尖之流，香港大學更是多年來穩保亞洲之首。我們確實不禁要思考在這背後，是什麼力量在支撐著發展著香港的教育，使之能夠得到如此之好的發展？

以香港的大學研究生為例，它的國際化程度已遠遠走在了亞洲所有大學的前面。其中之一則是學生生源國際化。外國留學生人數的多少是考察學校國際化程度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香港各大學外籍留學生比例卻非常高，如香港科技大學，外國留學生約占研究生人數1/3，生源主要來自北美洲、歐洲、澳洲、亞洲等二十幾個國家。

大陸地區地大人多，人口素質參差不齊，但是卻不乏有著很多華人地區的人才和精英。香港大學一直都很重視大陸學生這股極具潛力的資源，香港各大學大學部近些年來都在大陸地區廣招人才，以其自由之學術風氣和豐厚的科研待遇相續招收了大陸地區的各區高考狀元，而在研究生招生中，香港各大學所有專業也全部向陸生開放，近些年來逐步加大了對陸生博士研究生的招收名額，香港政府和香港學校都為這些陸生提供了與本地學生一樣的待遇，而且在科研工作上都給予了豐厚的獎學金以鼓勵他們在科研有所突破。每年的香港政府都會為包括陸生在內的所有外籍博士研究生提供政府的科研獎學金，提供每個月港幣2萬元（約7,7573新臺幣）的津貼和每年港幣1萬元（約3,8786新臺幣）的會議及研究活動交通津貼。當然各個學校院所也根據各自情況另外再提供獎學金支援。一直以來，香港都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來自大陸地區的精英人才，對香港本地的科學文化發展都做出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在香港學習畢業之後的學生可以考取香港地區的專業資格證照，也可以選擇留在香港工作，繼續為香港本地效力。由於香港的文化和體制優勢，這方面也吸引了很多大陸最為精英的知識份子落戶香港，也通過如此管道讓自身培養起來的優秀人才能夠在離開學校之後繼續為香港效力和服務。這一方面可以説明香港地區的人才更新，也可以提高香港地區的整體競爭實力。

相較之下，我們不禁要想到臺灣對於陸生的種種限制。臺灣看到了大陸地區的生源之優秀，臺灣的各大學也希望能夠招收到大陸最為優秀的精英人才，可是臺灣政府和學校卻不能給予陸生很多與其他包括僑生在內的外籍留學生同等之待遇，更別說與本地學生同等之學習子資源。例如，一條限制則在於不能打工兼職和參加由臺灣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這導致了很多陸生即使過來攻讀研究所，但是卻沒法參與到老師的科研專案之中，只能自己在一旁另闢門戶，一來給陸生的學習造成了很大的障礙，二來卻不利於充分發揮優秀陸生人才的能力為己所用，促進臺灣自身事業的發展。

雖然臺灣是一塊自由的土壤，具有更自由於大陸的體制，也具有更深厚的文化發展之根基，但是臺灣對於陸生開出「三限六不」確實極大地阻礙了對於大陸精英人才的吸引和引進，而且也完全不能充分發揮陸生精英人才的能力去為自身地區的發展服務。我想在這方面，臺灣大學作為領頭羊，要向成功邁頂且保有其位，確實應該學習香港大學之氣魄和肚量，有責任也有義務做出突破成為表率。

陸生：衝突下的受害者

2011-12-15T22:00:00.001+08:00

◎國發所　徐旭、陳彥霖

民國一百年，台灣正式迎來來台就學的大陸學生（陸生）。開放陸生一直引發藍綠激烈爭議，將學術層面轉移到政治層面，最終藍綠妥協結果是允許部份開放，但實行「三限六不」。

三限六不政策包含限校1、限量（每年來台陸生不超過招生總額百分之一，且名額外加）、限域（醫事、國安、高科技相關領域限制）。六不政策則有不加分、不排擠台生就學名額、不以政府預算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打工、不得續留台灣、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其中最具爭議性、也讓部分大學擔心失去誘因的限制在於獎助學金和工作兼職。

在如此苛刻的條件下，台灣的大學今年的招收情況並不理想，總計1905名陸生符合報名資格，錄取1263名（碩220、博28、學士1015）。島內有80校可招碩博士生，共41校掛零，缺額率達62%。

「三等公民？」

「來台後感覺受到明顯歧視。」一位前來台大念博士班的王同學說，「這些政策使得陸生有了地位的落差，彷如三等公民。政策搞明顯的針對。例如在台蒙藏學生，也有蒙藏委員會預算支付之獎學金，半年申領一次，依據成績劃定，最高可領一萬元，而且可以免學費等諸多優惠條件。而自身念博士，卻沒有絲毫補助。」

平心而論，博士本來因為讀書週期長，少則5年多則8年，這麼長的脫產週期內如果沒有足夠經費支持，難以有持續動力進行研究。這在全球範圍都難以找到說辭。

至於工作權部分，依據目前勞委會「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國際生就讀一年以上、僑生就讀半年以上即可檢附相關證明申請半年期的工作證，工作項目不限，每星期最多十六小時。

然而陸生卻被明確要求不能參與工作，這些政策的出發點是從保護島內就業機會，害怕大陸湧進太多學生，這種邏輯看似成立，但經不起推敲；畢竟這樣的情況完全可以通過政策限制開放的人數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吊詭的是，與當下許多希望吸引高端人才而開出優渥條件的國家（地區）如加拿大、澳大利亞、香港等相比，台灣卻是以政策限制來拒絕人才。從長遠來看，陸生如今有機會享有優質台灣教育資源，結果卻無法留臺工作而創造社會價值。這是否成為更大的資源消耗呢？難道台灣招收陸生就是爲了賺取那些學費？

此外限制工作機會實際上也傷害到陸生學習的權益。因為包含與學習有關之研究教學助理、實習等，陸生都無法參加。這直接影響了陸生的學習效果，尤其對於研究生、博士生而言。畢竟參與導師的研究項目，或當研究助理本來就是研究生或博士生學習的重要組成，而這是光聽課無法替代的部份。例如目前台大校內研究室或教授仍有名額或經費，但礙於法令限制，陸生無法參與研究計畫或助理工作。有陸生提到：「這個政策直接導致有些老師因為不想惹麻煩而不願意將陸生納入研究計劃中」。

三限六不政策制定的邏輯背後，反映的是藍綠政治的角力結果，但是這些政治惡鬥所帶來的影響遠遠不僅是物質層面上的。包括心理層面自有「低人一等」的落差，學習上也造成難以一定困難，這樣的消極影響，也許是台灣難以吸引大陸優秀學生的深層原因。

最後以台大副校長湯明哲之前所說：「大學是創造新知識的地方，當然需要優秀的人才。我一直強調，知識無國界，人才無國界。」台大作為世界百強的大學，秉承相容並包的大學精神，理應大膽地迎接優秀人才，成為人才窪地。

1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985工程』學校及額外三所學校，共計四十一校，詳細名單如下：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大連理工大學，東北大學，吉林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中南大學，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蘭州大學，北京體育大學，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

跛腳的助學金──談陸生來台之獎助學金

2011-12-15T21:52:00.000+08:00

◎政治三　許裕民　人類三　黃得城

隨著前所未有的開放陸生來台，許多相關的措施與限制也紛紛出籠。相關的規定有許多，總稱為三限六不，而其中有一項即是：不以政府預算編列獎助學金。也因此相較於其他類別的學生如蒙藏生、外籍學生與僑生等等，獨獨是陸生沒有官方補助的獎助學金。根據教育部的《外國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目前有兩種類型的補助提供給各校以招收外籍學生。而相對此，同樣是為了爭加競爭力招收的陸生不但不被允許收取由官方名義撥發的補助，在打工權利上同樣是禁止的，這造成了陸生一定程度的求學困擾。

由於陸生不能有官方所補助的獎助學金，唯一能夠提供助學金協助陸生在台生活的是企業等民間力量，因此各校只能以各系名義或私下以各長官之名義向企業界募款。這樣的募款制度固然可以幫助到許多經濟背景不甚優渥的優秀學生，然而由於是向民間募款，各系的募款能力與資源通常是不盡相等，而校方不但無法有全盤的劃分規畫，通常也無法對金額與指定名額的分配有所置喙，也因此常有不同系所的陸生所獲得的獎助學金金額差距極大的狀況。

除了各系所擁有的獎助學金金額不同外，各系的分配方式亦不甚相同。舉例而言，心理所的學生因為人數較少，而獎助學金是以均分的方式分配；但在許多系所，獎助學金很可能是贏者全拿而其他人沒有。因此才會有外傳的一個月三十萬的謠言出現。

誠然，獎助學金獲得的方式多是視個人需求與能力進行申請，而或許其中有人並不如此急需。然而是否有充足的獎助學金牽涉到的是對於弱勢學生的關懷，同時也是許多學生進行選擇極為重要的誘因。一些學校包含台大對陸生收取與國際學生相同的學費；一些學校如清大則是稍稍優惠陸生（雖然優惠不會太多，亦高於本地生與港澳生許多），然而在相似的入學條件下，許多陸生根本無法藉由這些管道取得與國際學生相同的補助，又不能有本地學生的支援，使其不由得懷疑台灣學校對其是否有所輕忽。

獎助學金作為一種鼓勵學生的手段，許多國家學校都是以其招納天下豪傑，如何運用這一工具可以說是另一種智慧，台灣政府應當再嚴加考慮什麼樣的法規較能夠兼顧目的與公平正義。

專訪：陸生在台灣的日子

2011-12-15T21:49:00.002+08:00

2010 年，爭執已久的陸生來台問題總算有一共識出現，同時也確立了所謂三限六不的法規政策，在民國一百學年度後各校正式開始招收中國籍碩博士學生。三限六不是在立法院內引起重大紛爭、經歷一番折衝樽俎後所訂定；然而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樣的法規政策實際上有著許多問題。不論從人權的角度，或者是原本招收學生的目的來看，都已經有所不良的影響，許多陸生對此都是有苦難言的。

面對全新的時代、全新的挑戰，我們可以有著不同的思考角度、不同觀點與意見。陸生來台的效應或許不僅僅是一個交流機會，更是一個重新檢視台灣社會的機會，值得好好把握。

許多的因緣際會，使我能夠和很多的臺灣人成為好朋友，而兩次的臺灣之行，更讓我對這美麗的寶島流連忘返。自己對臺灣的濃厚興趣讓我選擇了將臺灣和兩岸關係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與臺灣朋友的交流讓我體會到換位思考的重要性，於是我最終選擇到台大來讀書，以便更好地理解臺灣，更好地思考我們共同的未來。

來台雖只有短短幾個月，卻已經經歷了無數的感動，也收穫了無數的知識和人生經驗，雖然太忙沒有時間四處走走，但相信接下來的時間裡終究會有機會走遍臺灣的各個角落。

國發所　王欽

還不能熟練地一手握著腳踏車的車把，一手撐傘穿梭在轟轟的機車群中；還不是很習慣一天三變的天氣；還不太習慣不能很方便的在網上購物付帳。但是，我還是喜歡台北不寬不窄的道路和大大的燈箱招牌，台灣的小吃確如傳說中的讃，法律系的老師同學分析案件真的如庖丁解牛。初來台灣，台灣的老師、同學，甚至路邊的陌生人都讓我有意外的感動。課堂上、法律扶助社和桌球社的同學和老師都很熱心的教我之前不瞭解的東西。當我們私下聚餐聊天時，那種隨意讓我覺得似乎那條淺淺的海峽真的沒有隔斷我們共同的感情和思維。也許我會慢慢融入這份獨特的文化中，將陌生的城市築成溫暖的家。我也很希望，因為我的存在，能衝破那些繁瑣的出入境手續，讓台灣的朋友們知道海峽那邊的年輕人都在想什麽，瞭解我們的生活又上演著什麽樣的故事。

法研所　李靖怡

為什麼我會來到臺灣？其實我也很難理得清說得順，但是能夠站在另一個中華文化的土壤下感受著兩岸的微妙之處，我想這點便足矣。

對臺灣的感覺，「妙」不可言。有次我問一個臺灣朋友，你覺得你是外省人還是客家人還是原住民？他撓著後腦勺思慮良久後告訴我，他不知道他屬於哪類人，他也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對他來說並不重要。而當我在日文課上，日文老師知道我是從大陸來的學生後，驚呼「哦，原來你是外籍生呀！」一轉頭她卻教我們自我介紹的時候會用「私は中国人です」。哇！

心理所　胡俊鋒

初探未來的藍圖──卓越聯合中心的二三事

2011-12-15T21:41:00.000+08:00

◎社會一方品智

很難想像，幾年後我們畢業，某日來到台大漫步，追憶青春種種，然而走到舟山路時，卻赫然發覺周遭地景已然不同，古樸雅致的鹿鳴堂、鹿鳴雅舍如同被橡皮擦擦去般倏地消失，不留半點痕跡，原來那片地上改聳立著幾棟摩登新穎的大樓。那瞬間在心底升起的，或許是疑惑、或許是惋惜──總之，這已不是你所熟悉的舟山路了。

計畫緣由

根據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的《國立台灣大學卓越聯合中心新建工程先期規畫構想書》（以下簡稱《構想書》），在2012年年底，鹿鳴雅舍與怡客咖啡將被拆除，隔年年初，這塊地與附近的腳踏車停車場上將蓋起一棟新建築──卓越聯合中心，預計在2014年年底完工，之後鹿鳴堂也將被拆除。

興建卓越聯合中心是為了更新、整合周遭空間的功能，具體目的主要包含下列幾項：(1)行政空間分散，不便辦事；(2)缺乏足夠的表演空間，且台大劇場的結構老舊，修繕費用也不低；(3)鹿鳴雅舍位置不佳，需提升學人住宿品質；(4)整合小小福、鹿鳴廣場的開放（用餐）空間，並改善腳踏車數量與動線問題。

因此，卓越聯合中心在設計上，把鹿鳴堂、鹿鳴雅舍的功能涵括進去，並且增加了行政辦公室的空間。根據在校發會通過的《構想書》，卓越聯合中心包括地上八層、地下一層：地下一樓為表演廳與停車場，表演廳有獨立的通往平面的出入口，使用率最高的戲劇系亦會參與設計，而停車場以小客車停車格為主，腳踏車位會減少，以協助推廣公共腳踏車；地上一、二樓是商店與學生活動空間，二樓外設有露天座位；三到六樓則是行政辦公區域，將遷入分佈在兩棟行政大樓外的單位；七樓是住宿空間，提供給來訪學者或外賓；八樓則是教師聯誼室。

卓越聯合計畫，現在已經過校務發展委員會的審核修改，並送交教育部。若是教育部也審核通過，學校下一步將進行公開招標，假如得標廠商與先前進行初步規畫的廠商不同，現有的卓越聯合中心的建築設計可能會有所變動。

空間規劃

相信許多同學聽聞這個將屆的改變，不免會感到一陣錯愕與詫異。鹿鳴堂是校內有特色的歷史建築，為何不加以保留？卓越聯合中心誠然是為了解決鹿鳴堂周遭的空間問題，但真的需要拆掉三棟建築以換來一棟全新的高樓嗎？

卓越聯合中心建成後，這裡的空間結構變得截然不同，原有的功能也會改變與重新分配。而這個將屆的變化究竟會對學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校園規劃小組接受採訪時，便坦承這個計畫主要是趕在頂尖大學經費補助的期限內完成，也就是俗稱的五年五百億。為了這筆經費，校方在空間規劃上就缺乏長遠的視野，比如說分散在行政大樓外的單位要搬進卓越聯合中心後，他們現在的空間將要如何使用，並沒有更進一步的計畫。另一個問題是，現在鹿鳴堂裡都是中高價位的餐廳，一般學生不是主要的消費客群，將來在招商上如果不選擇符合學生消費能力的餐廳，那麼這個空間對於學生就會有種排斥感，可能只會是公館商圈在台大的延伸，吸引到的更多是消費能力較高的校外人士。

計劃中較完整的部分是交通動線，透過停車空間地下化、汽機車外圍化以及設置腳特車專用道，或許可以有效改善舟山路上人車混雜的狀況。但這裡也隱含著一個問題：從學校最近推行公共腳踏車的動作來看，腳踏車車位會不會比原來的還少？還有，地下停車場的位置會不會比原來的平面停車場更不方便？

卓越v.s.歷史文化價值

先讓我們回想我們對鹿鳴堂周遭空間的印象：這裡大體上是一個提供休憩、飲食的地方，除了鹿鳴堂裡面的餐廳，旁邊還有小小福、小木屋鬆餅、丹堤咖啡，露天座位可以讓我們坐著休息或閒聊；鹿鳴堂二樓的劇場和鹿鳴廣場，不時有著藝文表演；在這個廣場上，樹影搖曳，映著古色古香的鹿鳴堂，空間氛圍格和諧有致。

試想，今天鹿鳴堂變成一塊草地，而鹿鳴雅舍的位置上赫然聳立著一棟八樓高的建築，對於周遭的地景，似乎無法構成和諧一致的組成。如果不在建築風格上多加處理，卓越聯合中心恐怕會是個突兀的存在，甚至破壞了這塊區域的景觀。在《構想書》中，校方並沒有明確提及在風格上會延續鹿鳴堂，相關部份只講到「外觀需能表現出台大及現代辦公空間與居住空間之意象」、「應與台大既有校園建築呼應」，從外觀圖來看，卓越聯合中心在風格上較接近現代建築，與鹿鳴堂的建築意象不易呼應。這部分是將來的設計者必須慎重考慮的。

就歷史的角度來看，鹿鳴堂和舟山路在戰後的台北發展中也相當具有代表性。民國五六十年，校方與校外單位簽約興建僑光堂（即今日的鹿鳴堂），它的功能與建築風格相當程度的反映了這個時代的政治意象；到了七八十年，台北市邁向高度的經濟發展，都市土地被要求最有效的利用，舟山路上的違建也一一遭到拆除，改建起一棟棟摩登高樓，少數被留下來的鹿鳴堂，已成為舟山路上重要的景點。我們可以看到，鹿鳴堂本身承載了非常豐富的歷史記憶。

因此，需不需要讓鹿鳴堂走入歷史，絕對需要更多的討論。鹿鳴堂確實有建築結構上的危險，而修繕費用大約需要兩千萬。這數目看似非常大，但是和興建整座卓越聯合中心的六億五千萬相比，也只是小巫見大巫。這就涉及到校方是如何思考這兩棟建築物的價值：卓越聯合中心的新穎設施與便利完整的功能，該如何與鹿鳴堂的歷史文化價值取捨？而從目前的規劃來看，校方顯然認為前者更為重要──別忘了，蓋新大樓本身就是教育評鑑的一項指標，對於台大的排名有加分的效果。

結語

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我們當然期待校園更新能為大家解決種種不便。可是盲目、粗糙的校園更新，並不能有效解決現況，反而會衍生更多問題，甚至是可以預料並且及早避免的問題。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具有長遠、整體視野的校園規劃。

從卓越聯合中心這個例子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現在的校園規劃中存在幾個問題：(1)缺乏學生的意見。學生作為校園空間的主要使用者，對於這類事務應當也有發聲的權利，可是在這個案例中，從頭到尾幾乎是由校方主導規劃，因此某些構想顯然無法貼近學生，比如說腳踏車，校方依然認為平面停車位會造成不良的觀瞻，因此腳踏車必須集中停放在地下室，但是這對學生而言並不是個方便的解決辦法；(2)追求評鑑績效與排名，忽略其他價值。興建新大樓，可以增加教室、提升學生數量，讓軟硬體評比都提高，進而爭取更多的經費。卓越聯合中心的經費來自五年五百億，所以這部分的問題更加明顯──校方為了趕在經費補助期限內完成，在規劃視野上就有些瑕疵，尤其是拆除鹿鳴堂，更顯示了校方不重視校內的歷史文化資產。

卓越聯合中心雖然便利又新穎，但是大家卻失去了鹿鳴堂，從此只能在照片或回憶中去想像、去追憶。卓越聯合中心將來會長成什麼樣子，現在還無法確定。

鹿鳴堂的安全問題──審視鹿鳴堂的安全評估機制

2011-12-15T21:33:00.000+08:00

◎物理二　何銘峰

在蜿蜒曲折的舟山路上，在隔絕汽機車的石板地帶裡，一棟略顯斑駁的建築，沉默不語地聽著每日熙來攘往的腳步聲，沉默地接受著用餐時段嘈雜的喧嘩聲與零零碎碎的錢幣撞擊聲，也沉默地，承受著一次次的更名改姓與重整外型。

這棟沉默的建築就是大家熟知的「鹿鳴堂」──即使知道將面臨「可能」拆除的命運，它也依然如故，彷若無事般沉默地敞開大門，供人歇憩。

垂垂老矣的鹿鳴堂

每天都能進出自如的鹿鳴堂難道會有什麼危險嗎？別開玩笑了！──你可能會在心理這麼覺得。會這樣想也是無可厚非的，但鹿鳴堂不僅僅只有我們平常所進出的一樓商店──若仰頭將目光伸展擴張至高一點的層級，面對著鹿鳴堂均勻對稱的大門由下往上地審視其外觀，兩柱大紅色的立柱所托著的混凝土屋簷已被經年累月的雨水擦出一道道黯淡的痕跡，背後一大片整齊並排的矩形造型磚頭也略顯泛黃、澱積了些許灰塵，而鹿鳴堂頂樓外延的屋簷左側一角則被一張張神祕的烏黑漁網包裹著，彷彿裡頭毀損情形極為淒慘似的。

若我們仔細地瞧瞧鹿鳴堂，就能發現，事實上它是一個頗為老舊且持續在接受修繕的建築。如果去過鹿鳴堂二樓的台大劇場，或許就能體會到鹿鳴堂的破損程度──腐敗到不堪使用的老舊木質舞台、天花板不斷的漏水、以及足以塞得下一整個蜂巢的建築裂隙。「我們常常擔心，也許有一天，在表演中途整個鹿鳴堂就突然垮了。」最常使用二樓劇場空間的戲劇系，其系主任如此憂心地說道。

若未嘗拜訪過二樓劇場也沒關係，沿其屋簷邊角稜線上尋找到適才提及的「神秘漁網」，即可發現整棟鹿鳴堂最為省目的「危險之處」，那一張張漆黑蓬鬆的密網不是裝飾品，而是防止屋簷損壞剝落的石塊砸及過路行人的「保命防護網」。

有鑒於長期以來不斷接獲局部與小型修繕的報案，學校在很久以前就準備對鹿鳴堂進行整體的維修，而在今年二月接獲由戲劇系提出的台大劇場「維修與設備增設案」之後，開始計劃一個鹿鳴堂的大型整修案，預定於明年五月完工，替這個飽受風吹雨打的建築好好整頓一番。

依據計畫內容，初步是查探鹿鳴堂的受損程度以及預估修繕費用，為此，總務處營繕組委託校外的結構技師進入鹿鳴堂大致巡視了一下，進行了一次頗為粗略的安全評估──按照當初計畫的預設，安全評估會進行好幾次，由淺入深，而這是第一次最概略性的評估。

結構技師評估的結果表示，有些地方由於建築結構上的考量而較難進行維修作業──最明顯之處就是「防護網」，施工人員無法在屋頂上端對外突出的屋簷施工（之前都是使用吊車來裝設防護網）──加上耐震與其他結構方面的評估，預計修繕費用大約為新台幣兩千萬元上下。

得出這個初步的評估結果之後，學校馬上中止了鹿鳴堂維修計畫，將解決方案轉向構築「新大樓」，打算將鹿鳴堂現有的功能移轉至「新大樓」──這個新計畫第一期是興建新大樓──「卓越聯合大樓」，並且預定在第二期工程完成後拆除鹿鳴堂。

鹿鳴堂的修繕計畫前後僅僅一個月，就從此乏人問津。

可信度甚低的安全評估

實際在生活上，鹿鳴堂對一名學生而言只是在零碎時間買東西、用餐的場所，他並不會特別注意建築體外部屋簷上的破損剝落或二樓的劇場情況，也不會知道究竟學校對鹿鳴堂做了甚麼檢查、內容為何。且依照現有的鹿鳴堂情況來看，最常使用的一樓，其設備因不久前的整修而現在並不顯得老舊，外觀上也不會讓人有安全上的顧慮。

建築物危不危險除了其所有者（校方）要了解之外，使用者（學生、校外人士）也該有權利知道──這樣做除了能保障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外，也能使建築物更適當地被使用，避免毀損情形加劇。

但是，除了外觀上可見的小缺陷外，若要讓一名普通學生能感受到鹿鳴堂尚存有影響結構體穩固且危及使用者安全的重大「隱性危險」，就必須刻意且明顯地標示出來──例如掛上「危險勿近」的警戒線。但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拙劣的黃線，而現在鹿鳴堂對任何人而言仍能進出自如。

如果是這樣，或者是鹿鳴堂並沒有毀壞到非常危險的地步；或者是學校明知危險還讓學生與校外人士使用──然而，學校似乎並不握有好理由說明鹿鳴堂確實是危險的建築。原因是學校所掌握的評估依據，完全來自總務處營繕組聘請的校外結構技師，其所做第一次的安全評估。

由於這是「鹿鳴堂整體維修計畫」所預定的眾多評估中的第一次，在不預期僅只一次的情形下所做的評估，其粗糙的程度與想像成分的多寡可想而知──目視法所判定的耐震程度、在腦中想像的維修方式，以及使用這些粗略方式加上經驗法則所做的價格估算。這就是學校所把握的「鹿鳴堂危險到的確該拆」的終極理由嗎？這個評估甚至沒有文字上的具體報告，根本只算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當然，現在並不是在指責結構技師為何要做出如此概略的評估──他本來就只是來巡視查探一下鹿鳴堂，順便向學校報個價，準備改日再來仔細審視詳細情形與思索施工細目。粗糙的是學校興建卓越聯合大樓的決定──粗糙在不辨明鹿鳴堂結構的詳細狀況下就攔腰截斷安全評估的進行、粗糙在依據不可靠的評估就獨斷地決定放棄鹿鳴堂、興建新大樓。

五年五百億：倏忽即逝的經費

學校的粗糙決策背後隱藏了一項重大的原因──五年五百億經費可以利用在「卓越聯合計畫」，不能用在「鹿鳴堂維修計畫」。由於經費申請有時間上的限制，使得學校似乎將安全評估當成了一種過渡到興建新大樓的附帶品。學校展露的不過是一種為建而建的心態。

或許，五年五百億的經費申請之所以有時間限制，是想促使學校能有更多的成效與能運作得更積極；然而學校卻不去認真找出真正需要用錢的地方，只一味地想將經費的申請導向興建新大樓，不惜將其他的考量都粗糙地帶過，如：鹿鳴堂的安全評估、詢問學生對卓越聯合計畫的意見。時間限制原本是希冀學校能更積極，卻反被當成怠惰（只要蓋大樓，其他都隨便）的藉口。

在「大概就好」的粗糙決策下，學校抱持了一種「應付」的態度：「應付」學生──「反正新大樓蓋好之後學生也會用得很開心」；「應付」鹿鳴堂及其使用者──「反正你無力自行了解鹿鳴堂的安全情形，你唯一的安全報告是聽我的」；「應付」五年五百億專案──「反正我的確有建設，教育部也管不到我的程序如何操作」。彷彿將專案的構想書當成提款卡、將校園規劃當成玩大富翁（領錢，過程擲骰子，找到空地，盡量花錢建設），學校如此一系列缺乏長遠規劃的「應付」態度十足地使人堪慮。

結語

卓越聯合大樓計劃裡仍有許多變異性可供校方與學生討論──例如學生餐廳的配置問題、與遺留下來的原行政空間處置方式等等。這些問題的解答並不會隨著新大樓的落成而解決，相反的，只會更凸顯出校方為了「績效」而犧牲的校園。為此，在聯合大樓計畫勢在必行的前提下，未來若學生能平等的與校方頻繁互動、相互交換意見，相信能一定程度地補齊在學校粗糙行政程序下形成的種種缺憾。

從台大劇場談起──戲劇工作者的經驗之談

2011-12-15T21:30:00.001+08:00

◎化工三　曾稚驊

鹿鳴堂與其周邊是台大最熱鬧的區域之一，與小小福、共同教學館，周邊的小木屋、農產品中心、丹堤，和鹿鳴堂一樓的商家等，連成了一環學生活動的空間。在其中，與使用者經驗最緊密相關的空間，除了最初規劃時就有刻意考慮規劃成戶外表演舞台的鹿鳴廣場，另外就屬與戲劇系關係密切的台大劇場了。

戲劇系與台大劇場

戲劇系的公演歷史，由系所主要製作的演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三月底的《山語》、《沙箱》、《不可兒戲》；而其他非系所主要與獨立製作的部分則可以再追溯到更早的1996年。在2002年以後（2003年除外），戲劇系的公演才固定於每年的五月及十二月左右舉行，其中五月為學期製作，由全系的同學共同製作；十二月則為畢業公演，由畢業班學生擔綱主要的製作重責，2002年為第一屆畢業公演。而演出的地點，在系所主要製作的部分，從最早2000年在舊總圖（今校史館）252室與後來曾用過的250室，也曾使用過活大禮堂、校外的台泥大樓、國立藝術教育館等，直到2005年後才固定使用鹿鳴堂的台大劇場。

台大劇場平時即供予戲劇系上課之用，包括每周的燈光課、舞台繪景課等。戲劇系主任表示，平時鹿鳴堂使用上即有出現一些老化的徵兆，如漏水、舞台的破損、建築物裂縫中藏有蜜蜂等；而在每年的公演，工作人員約七十到八十人，觀眾約兩百二十人，加上到場的師長等，總共約有三百四十人，鹿鳴堂何時將承受不住，沒有人能打包票。

過去鹿鳴堂曾有專人維護保養，但目前則沒有；但是一些專業器具如燈光、音響等仍是由戲劇系負責保養。在發現鹿鳴堂建築結構上的危險後，戲劇系也曾向台大校方提出修繕，但做完評估後發現鹿鳴堂具有根本上的結構問題，也因此決定將鹿鳴堂的內部功能移轉出去，以避免危險。

戲劇系主任對於新大樓的興建抱持著相當正向的態度，系主任表示，人文藝術的提升有賴於軟體與硬體的提升，多興建新的大樓也是種讓學校更好的方式。未來台大劇場的功能將被轉入卓越聯合大樓的地下一樓，屆時目前台大劇場缺乏後台與側台的問題也有望獲得解決。而若是最後鹿鳴堂決議不拆除，後續的保存部分，系主任表示未來將再徵詢學生的意見，或許以作為古蹟或博物館等形式保存。

學生與台大劇場

「台大劇場就像是一個Black Box，就像是一個學習的開始，可以說它甚麼都沒有，而表演者就憑空打造出一個獨特的舞台」，戲劇系張同學如是說。台大劇場與戲劇系學生的關係相當密切，從上課、公演、系卡、之夜、做作業等等，都與劇場相關；而也因為多為戲劇系學生使用，因此使用完後也就順便場復、維護器材。

較不為人知的是，在現在劇場的舞台之後，還有一個曾經的舊舞台；不同於現在較常使用的新舞台，可以隨表演者的需求，而打造成單面向甚至是多面向的使用空間，舊舞台則是被限定於單面向的使用。「我記得最近一次使用到舊舞台的製作應該是《血如噴泉》吧，當時是作為擴張舞台深度的機關使用，現在它都被黑幕蓋著」，張同學說，「舊舞台就像是這個老禮堂原始的樣子，一個單純被限定在觀眾前方的鏡框式舞台，更不適合演出；而新舞台則是在舊舞台與觀眾之間，建立的一個有更多使用可能的空間」。

但是台大劇場的空間具有許多待改進之處。首先，因為劇場最早是作為禮堂使用，轉換成劇場並置入設備、觀眾席後，空間上顯得十分狹隘，對於表演者與觀賞者而言，都是種視覺上的壓迫；而且也因為它最早設計上並非作為劇場，所以隔音效果不佳，過去便有在表演中進行悲傷的橋段時，外面卻傳來鹿鳴廣場樂團表演的聲響；也是因為最早並非劇場使用，所以門戶眾多，以至於每次表演時都必須更煞費苦心的去遮蔽光線。

另外，台大劇場的打造可能性很大，同時意味著它甚麼都很缺乏，甚至是「胼手胝足的打造一切」。舉例而言，今年五月的學期製作《量‧度》中，有一些是空中撒下花朵、垂下盪鞦韆等設計，學生就必須自己動手設計、計算載重，純手工製作這些機關，而沒有一些現有的設備能有效的輔助；相較於外面的劇場可能按個按鈕就能使用自動吊桿等設備，台大劇場明顯的是在這些設備上相當落後。而甚至是平常的懸掛電腦燈等等舞台製作的過程，學生也必須認真的計算每條懸桿可以承受的重量、計算可能的載重，然後規劃好要怎麼架設懸桿，好不容易架設好、處理好線路以後，還要再處理如何遮蔽這些裝置等，花了很大的功夫，卻明明可以透過更理想的設備而事半功倍。

而對於未來的聯合大樓，戲劇系的學生幾乎都是抱持相當正向的態度，認為這可以有效改善戲劇系在資源上的匱乏；但是張同學對於台大劇場未來可能轉入地下一樓感到相當無奈，他表示，地下一樓的劇場通常有它的限制，例如布景難以搬運、觀眾數量上相較目前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增加等，對於一所渴望追求並成為頂尖的大學而言，這樣的劇場設計實在算不上是一種進步。

台大劇場的使用單位除了戲劇系之外，其他還包括一些藝文與表演性質的社團，如踢踏舞社、椰風搖滾社等，另外有時也會外包給其他團體使用，可說是一個校內人文藝術薈萃的地方。如今校方將拆除鹿鳴堂並興建聯合大樓與重建台大劇場，無論是作為使用者或是觀眾，我們都盼望未來完工後將會是更完善的展演場地，能讓台灣大學在剪下「卓越」聯合大樓的綵時，也不忘將台大乃至於台灣的藝文發展更臻卓越。

僑胞爭奪戰的落幕：從鹿鳴堂看國民政府的僑務政策

2011-12-15T21:26:00.000+08:00

◎化工三　曾稚驊

鹿鳴堂的前身為僑光堂，由當時的校長錢思亮與行政院僑委會簽訂契約，外借校地以興建建築。興建於民國五十六年，僑光堂原為國家於每年雙十國慶接待歸國僑胞的主要場所，直至民國八十五年才由台大收回使用。事實上民國五六零年代的台北市也出現了許多僑胞的接待所，而僑光堂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建築物的出現，則是與一場上演於海峽兩岸的「僑胞爭奪戰」有密切的關係。

二十世紀初葉，孫中山先生在西歐國家進行以排滿為基本目標的革命活動時，喊出了「華僑為革命之母」這句口號。這樣的口號在革命成功之後，大底奠定了僑胞之於統治者的正當性。隨後二戰爆發，國民政府撤遷來台之後，因為孫中山先生的一句口號，使得「爭取僑胞的認同」也成為海峽兩岸維護「法統」的重要指標之一。

直到民國六十年，中共取得進入聯合國的資格，國共兩黨標榜「正統」的競爭逐漸白熱化，「僑胞爭奪戰」也正式揭開序幕。國民政府為了拉攏僑胞，因此從四五零年代開始，不斷制定了許多極為優惠的政策，包括四十年代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民國六十一年「僑選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之遴選」等，皆為僑胞提供了許多的紅利和特權，不知羨煞多少為了金錢、為了政治而努力的台灣居民！

在這樣的氛圍下，催生了台北市中許多的僑胞接待所，當時的僑光堂便是其中之一。如前所述，僑光堂興建於民國五十六年，建築上即具有傳統中式的一些特色，做為雙十國慶接待僑胞的場所自然是再適合不過。而當時校長錢思亮原訂民國六十五年將向僑委會收回此處校地與建築的使用權，但是從民國六十年開始打得火熱的「僑胞爭奪戰」，讓僑委會一再延長使用期限，直到八零年代台灣解嚴、中共也走向開放，民國八十五年才遷出並歸還台大。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僑生也成為校園中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僑生多集中在台、成、政大三所大學，估計台大在當時僑生約占所有學生的四分之一，熱門科系的學生中更有可能多達一半為僑生。早期的僑生常被視為破壞聯考制度的公平性，且在台灣優惠的僑務政策之下，他們常會是法律下的既得利益者，加深了本地生與僑生之間的隔閡和敵視。

雖然國民政府希望透過僑生的教育，來達到宣傳國民政府、促進僑胞回國投資、弘揚中華文化等，但是僑生也帶來許多更具衝擊性的觀點與思潮。六七零年代的保釣運動發生之初，相較於當時較為封閉且保守的本地生，僑生一直都是居於領導的地位；而僑生所發行之刊物，如民國六十七年由馬來西亞僑生為主的神州詩社，高倡民族主義，也在校園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綜觀台灣的僑務政策，對於革命之母的想像，似乎早已被統戰和金錢、政治誘惑所塵封。在社會文化的變遷下，抽象的認同感慢慢的被剝蝕，老僑胞的第二代大多也不會說母語，以「華僑」的想像套用其上其實早已不適用。再者，國民政府斥大量資金，希望發揮「最高統治者」的象徵，卻陷入與中共政府相同的窠臼之中，甚至中共政府還取得了國際上的代表權；而陳腐的拉攏利誘思維，又怎能為台灣開創新局？也無怪乎民國八十五年後僑光堂回歸台大，僑委會遷出，因為這樣荒謬的爭奪戰勢必終將畫下句點。

回顧鹿鳴堂的歷史，僑委會與僑胞政策絕對是佔據了相當的重要性。從鹿鳴堂與僑務政策出發，除了更完整的建構出當時時空背景的藍圖，更是一個反思過去歷史脈絡的絕佳契機。

鹿鳴廣場的再詮釋 ──從舟山路與鹿鳴堂一窺台大校園的使用與規畫

2011-12-15T21:19:00.000+08:00

◎社工三　董昱

就在本學期期初，「校務發展規畫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發會」）通過了「台大卓越聯合中心新建工程」計畫。此計畫將拆除現今的鹿鳴雅舍、丹堤咖啡館、鹿鳴堂等建築物，並興建一棟五層樓高的大樓。藉此，校方希望一方面解決校園行政空間分散的問題，同時亦整合校園開放休憩空間，並且提供外賓及學人交流住宿的場地。

從今天的使用情形來看，鹿鳴堂附近的校地規畫是帶有休憩性質的。鹿鳴堂在地理上緊鄰舟山路和基隆路四段一四四巷（如圖一），前方是一個相對開闊的空間，附近還有舒適的草皮，是許多學生活動可以舉辦的地方；不論是擺攤、或是戶外表演活動，「鹿鳴廣場」是學生的好選項。此外，位於舟山路前端的鹿鳴廣場，路面採用非柏油的石磚鋪路，使得車輛必須從其他地方進出，形成一行人散步的好所在。鹿鳴堂一樓附設的餐廳也採半開放式的空間，木製的騎樓和迴廊，既可避雨、又可以坐下休憩。

今天的鹿鳴堂已經不只是一棟單獨的建築物，事實上，他已經成為校園地景的一部份，成為學生生活的一部份；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十年前，會發現當時的鹿鳴堂就只是台大圍牆外的一棟大房子，舟山路上也不是悠閒散步的行人，而是被交通工作塞滿的道路。要了解這一切的發展，不妨從他們的過去開始探尋。

從車水馬龍到小徑蜿蜒

二戰結束、台灣「光復」之後，舟山路被正式命名為「基隆路三段」。光復後不久，韓戰爆發，美援進駐台灣，台北的建設也因此受到影響。這段時間的都市規劃大多是從軍事的角度出發，主要的都市建設圍繞在防空壕、興建對外聯絡道路等，新基隆路的興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催生。一直到民國六十年，新基隆路通車以前，舟山路成為羅斯福路以及和平東路兩條主要幹道之間的重要聯絡道路。

美援時期的軍事協助也在今天的台大留下歷史的印記。1955年，美軍「第十三航空特遣隊」接管台大農場的一塊土地，成立「台北通訊站」。美軍基地的範圍從台大旁邊綿延到蟾蜍山的山腳下，涵蓋了今天台科大的校地。今天的台大附幼當年是美軍修理汽機車的修車場、管院合作社是一家理髮廳還有士官俱樂部、而管院教研館是美軍的主要辦公室。這座基地一直到了1976年國際情勢丕變後才完全撤離。

從地理位置來看，公館位於新店溪出蟾蜍山的出口，地勢上相對平坦，有其便利之處；再加上民國五十年代以降，台北市東區逐漸發展，中和、永和地區人口也不斷成長。在新基隆路開通以前，舟山路的車水馬龍不在話下。

到了民國六十年，新基隆路終於完工之後，為了避免名稱上的混淆，舊基隆路終於改名為舟山路，最後於民國八十九年交還給台大。在這段時間內，舟山路上主要的樓房多為校外單位所建，從民國五十五年開始，錢思亮校長即與校外單位簽訂契約，外借土地。僑光堂（今鹿鳴堂）、國立編譯館、中非大樓（今植病系館）等，都時當時興建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的使用全都是校外的單位，唯一在舟山路上屬於台大的建築物，在當時只有地質系館，其他建築物如共同教室、水工試驗大樓……等，都是民國七十年代才開始建造。

民國六十年開始，閻振興校長便在學校四周豎立圍牆，宣告台大校地的所有權；當時台大南面的圍牆只到舟山路為止，使得明明是屬於校地的舟山路以南等地區，在景觀上卻呈現分裂的景象。原本完整的校地，因為被圍牆切割而出現了一些零星的空地，或成為系所棄置實驗器材的地方、或成為機車騎士的停車場、或雜草叢生，舟山路因此呈現出髒亂的樣貌。為了解決這些困難，直到民國七十四年，台大校方才提出與市府接洽的規劃，開啟了舟山路「廢巷」的過程。

舟山路的收回是一段艱辛與複雜的過程。校方與市政府之間的公文來往可說是不可勝數，但是真正使得廢巷困難的地方在於，地上原有的建築物的回收、與其中居民的安置與協商。舟山路在作為市用道路的期間，路旁的空地成了附近居民以及學生的「大型機車停車場」。校方在決定收回舟山路時，也因為「是否開放讓機車進入校園」的議題，和學生之間產生激烈的衝突。

最後，在校方強硬的政策下，學生的抗議無疾而終。舟山路也在一場激烈的爭辯中，重回台大校園的地景規畫。而在多年的規畫與變動之後，舟山路也從原本筆直的樣貌，轉變為曲折、蜿蜒的校園小徑。

從僑光堂到鹿鳴堂

民國八十六年起，舟山路一案就委由城鄉所陳亮全教授進行整體規劃，當時提出「綠色的生活廊道」成為舟山路現今發展的主題。如前所言，當時的舟山路上充滿了非台大的建築物，加上零星空地所形成的停車場，使得舟山路的路景呈現一種斷裂、不連續的樣貌。因此，規畫的目標即在於試圖將原本不連續的舟山路，在地景上整合。

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校方採取將舟山路分段規畫的方式進行處理，針對每一段不同的道路，對症下藥。其中第一個改善的成果就是今天的鹿鳴廣場。

從鹿鳴堂的建築構造，仍然能夠看出當初使用者的意圖。鹿鳴堂過去還是僑胞接待所的時候，一樓為蘇杭餐廳、會議室、貴賓招待室，二樓則為挑高的禮堂，可供會議或集會使用，此外還有鹿鳴雅社提供休憩；這樣的格局已和今天無太大差異，但是在功能上卻有所轉變。今天鹿鳴堂的一樓則多為咖啡廳、便利商店，二樓則成為戲劇表演活動的空間──台大劇場。有趣的是，原本因會議室所需要的隱密空間，今天內部裝潢成為咖啡廳後，提供了一個具隱密性即休閒性的場所，吸引不少學生和校外遊客。

二樓的部分，過去原本是僑胞活動中心，收回後則是改以表演藝術創意與活動企劃。因為木製講台的結構毀損，校方在規畫時將鹿鳴劇場重新定義為一個「黑盒子劇場」，意即劇場本身不限定舞台及觀眾席的相互關係，提供演出者及使用者最大的可能性。

除了功能上的轉變之外，在鹿鳴堂的回收過程中，最讓人頭痛仍莫過於是整體景觀上的差異。鹿鳴堂是一棟帶有中國色彩的現代建築，對比於校園內原本就存在的日式建築，鹿鳴堂顯得格格不入。為此，校方沿鹿鳴堂周邊興建木製的騎樓，試圖與周遭的地景做出整合；又於附近舖上草皮，型塑校園表演空間，試圖將學生的角色重新拉回這棟長期被遺忘的校地。

總的來看，鹿鳴廣場的「再建造」試圖整合原本斷裂的校園地景，並且在功能上將學生拉回其中。經過了漫長的時光，我們終於站在今天的鹿鳴廣場。

結語

鹿鳴堂的回收和整修不僅是一件土木工程而已，這是一個綜合餐廳規劃招商、劇場經營、環境營造、建築活化再利用的個案；更多的，這些資源的投入都是為了要修補歷史所造成的後果。鹿鳴堂和校園形成地景上的差異，凸顯的是在不同政權之間，對於校園規畫的不連續。從日治時代到國民政府來台，從椰林大道到圍牆聳立，其中的差異可見一斑。

舟山路和鹿鳴堂的改變，無疑是一部台灣戰後的歷史縮影。國民政府從希望反攻的「禁建」計畫，到了今天重新修復空間上的斷裂地景，造就了僑光堂的興建與鹿鳴堂的再建造。往後的幾年內，鹿鳴堂又將面臨拆除的命運；在新大樓的興建面前，我們又要如何看待這些新建築物，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呢？

台大意識報:：社論：台大拆房子，大家都在看

2011-12-15T21:09:00.001+08:00

◎台大意識報

台大校慶於日前舉辦，學生聯盟於校長致詞的過程中發起抗議的行動，要求學校撤除對於台北市紹興南街一百多戶居民的訴訟，台大校長李嗣涔於事後對此行動痛批「用意良善，作法不當」，又以「台大學生需要再教育」作為校方意見的結論。

筆者看來，台大校長的言論只不過是圍繞在手段的選擇上打轉，模糊議題焦點，而非正面面對問題。質疑學生「作法不當」，卻不正面回應抗議學生的訴求，這樣的說法充其量也只是替學校失去的「面子」表達同情，實際上仍刻意地避開紹興社區即將被迫離家的居民而不談。
無獨有偶的，台北市內也正發生許多類似的案例，包含十四張拆遷、三鶯部落拆遷。這些案例中都不乏社區與政府對抗的畫面，從社區居民、學術工作者、到了建商、財團、政府；其中的利益和權力關係千絲萬縷的糾結在一起。這些議題都透漏著相同的訊息，那就是台灣缺乏正式的法律條文來保障居民的權益。

過去執政者所遺留下來的歷史難題，在大部分的現代國家中都由特別法進行相關權利的規範與保障，然而台灣卻始終缺乏相關的法律。以德國為例，二戰之後的東德通過「政黨法」來處理納粹的黨產。兩德合併後，西德也保留了「政黨法」中有關處理黨產的條文，條文中除了明定東德黨產處理原則、程序外，也規定追溯時效為五十年。如此一來，德國的法律一來保障了國家處理相關事務的程序的權利，同時也使得黨產的所有權不會任意的被國家操縱。

再回頭來看台北市的這些例子，非列管眷村作為過去執政者「縱容發展」的結果，在政治已經轉型的今天，在土地開發上卻沒有接受特別法的保障，地上的居民只能誠惶誠恐地面對「侵占國有地」的指控，任由國家宰割。

在這樣的條件下，台大作為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在處理相關的「糾紛」時，非但沒有表現出有別於政府的氣度，試圖在法律制度之外尋找更多的可能性，如：協商、安置居民……等；相反的，校方只是依循現有卻有缺陷的制度，罔顧歷史的共業，侵害紹興居民的居住權。作為一所大學，難道這就是台大想要給大學生的示範嗎？作為乘載知識的教育機構，在面對社會和法律制度時，難道不應展採取更有洞見的行動嗎？

在大學和社會之間，教育者引領社會和制度走上更好的道路，責無旁貸。在缺乏完善制度的條件下，台大不應是只是隨波逐流，而是應登高一呼，指出法律的缺陷和弊病，並且身體力行，成為「模範」。這當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但就是因為其中的困難不為一般政府機關所能克服，才更有由大學來實踐的價值和意義。

意識報046刊目錄(11/28/11)

2011-11-28T11:54:00.002+08:00

社論

拒絕為性別平等背書　學代會你是哪裡有問題？

意識校園

向軍刀機行禮──回顧軍刀機在臺大的歲月　　　　　　◎化工三　曾稚驊
※軍刀機大事記　　　　　　　　　　　　　　　　　　◎化工三　曾稚驊

學運專題

引言：時代前端的異音　　　　　　　　　　　　　　◎法律四　吳俊志

四六事件──戒嚴前最後的激情　　　　　　　　　　　◎法律二　李柏毅
1970年代的學運──打破時代的寂靜　　　　　　　　　◎人類二　陳　瀅
解嚴前夕的歷史伏流：記 1980～1986學生運動　　　　◎社工三　孫文駿
八零年代末的學生運動──從大新社談起　　　　　　　◎社會一　方品智
結語：時代中不絕於耳的躁動　　　　　　　　　◎法律四　吳俊志

總編輯的話 ：

各位讀者您好！我是意識報現任的總編輯董昱。日前由本社發表之「拒絕為性別平等背書學代會你是哪裡有問題？」一文，在網路上引起許多論戰和指正。確實，本文在語氣上又過於強烈，引戰意味濃厚，使得後續討論失焦；為此意識報在這裡向各位讀者致歉，並感謝各位的用心。今
日刊載之文章已在語氣、措辭方面做出修改，期待可以引發更好的討論。

除了社論之外，本刊意識報為各位帶來學運專題，探討戒嚴時代的學生運動。這次的專題跨越台灣將近半個世紀的歷史，資料相當豐富，但整理起來也是件相當繁重的工作。經過了重重困難，在此向您呈現我們的血淚結晶。

時代中不絕於耳的躁動

2011-11-28T11:12:00.001+08:00

◎法律四　吳俊志

有些人會質疑，威權早就是過去式，轉型正義的問題在台灣已經是炒過幾百次的冷飯，何必再談？對過去批判的聲音一直都在，但我們有幾人真正願意彎下腰，看清這段歷史？轉型從來沒有實現，如同歷史系周婉窈老師在〈尚待定義的臺灣〉一文所說的：「我們都還沒記住，怎麼就要我們忘記？」解嚴至今二十餘年，何以我們還在原地踏步？

所謂轉型正義，指的是對國家過去的錯誤，做出反省與彌補，究責並避免故事重演。如果沒有對曾經存在過的歷史完整解讀，則沒有反省錯誤並加以對話的可能。對於曾發生過的歷史我們試圖補償，但從未認真探討這個國家犯過甚麼錯誤，沒有認真談過這個系統該如何負責，那麼國家暴力曾經留下的創傷，將遠遠無法被填補。

在綠島有一個人權紀念園區，記述著那些政治犯的故事，碑上鏤著他們被捕的案由，每間狹小的牢房都關押著十幾二十名囚犯，只留一個小窗讓他們仰望微薄的奇蹟。走訪火燒島，可以充分感覺到這些受刑人的毫無尊嚴、毫無希望，但除了同情，似乎還少了些甚麼？

至今的轉型正義，都是如此，我們知道施明德先生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多年，卻少有人知道美麗島事件的始末；我們知道雷震先生因為《自由中國》而入獄，自由中國主張甚麼卻鮮有人知。這些政治受難者就像憑空而生，大眾不知道他們主張甚麼、對抗甚麼，甚至加害者是誰，也從不敢被認真檢討，我們能做的只有同情，說幾句再出發的場面話。在威權解體之後，少了批判的目標，我們也就鄉愿的覺得這些東西不談會更好。但衝突從未消失，沒有真正對話的平台，彼此的扞格只會以一種去脈絡化的形式重新對立。我們從未了解過真相，何來反省與原諒？

以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為例，政府風聲鶴唳的肅清左派，不少人在半夜警總敲門之後，就此音訊全無。歷來大家批判的重點，在於被牽連者的無辜、警總偵查方式的殘暴，但卻有意無意的迴避一個問題，這個時期的左派是確切存在，也受到國家權力壓迫的。而對這些真實存在的左派，現今社會又該以甚麼立場看待？郝柏村先生在近期宣稱如果沒有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而白色恐怖手段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台灣社會的共黨份子，這不是戒嚴的政治錯誤。其荒謬自然飽受批評，但遺憾的是大家質疑的點仍在這段時期的冤案，對於真實存在的共產黨依舊避而不談。遭受迫害的族群，並非鐵板一塊，有各自的理由與樣貌。對此議題的忽略，某程度上或許是這個社會的怯懦，歌頌這群為自己的理想發聲的鬥士時，我們卻不敢承認其中的異質。事實上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其精神啟發仍是源於於這塊土地上的壓迫，有台灣特殊的思考背景與脈絡，將其與中國共產黨同一解釋，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

隨著外交局勢丕變，國民政府的統治力量開始鬆動，黨外運動也逐步萌芽。這時反對國民黨的聲音百花齊放，許多現今知名的政治人物在當時被迫害；我們讚揚他們反威權、堅持自由民主，卻很少真正了解到這些人之間自始就是走在兩條平行線。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舞得沸沸揚揚的陳映真先生，反對千篇一律的懷鄉文學，而他在政治立場上也較為偏向共產主義；而如法律系的顏厥安教授所提到，李鴻禧先生在當時的氛圍下，就膽敢批判政府，論自由談民主，而李先生在解嚴之後則走向獨派。

無論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甚至1980年代後期的學潮，其中都是充滿了矛盾與異質，如果只是一語概括，那將是對少數異音的犧牲。真正的言論自由，在於所有的異音都有相同機會的發聲管道，無論贊同與否，無人有干預的資格。然而，今天面對這些異音，大多數人寧願選擇沉默，讓他們當年寧可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理念，湮沒在歷史中。

我們支持的並非特定的立場與理念，而是敬佩當時的大學生勇於提出異於主流的意見、抵抗權威並向時代發聲。即便他們明白勢不可為，他們還是勇於發出令時代訝異的異音。畢竟學生踏出去的一步，在社會觀感上就是知識分子對這個理念的抉擇。這些選項之間也不一定是一致的；往昔大學新聞、大學論壇、台大法言這些異議性社團就不乏意見之間的論戰。無論認同與否，讓這些意見得已被完整顯現，或許是我們尋找和解之路的第一步驟。

時代來到了今天，過去嚴密的黨國控制在今天已有所轉變，不論其轉變的結果為何，這個社會仍存在許多可以被挑戰的地方，因為不正義的事情仍然充滿在生活的四處。書寫這段歷史的用意，是期許這一代的學生能夠繼續表現學生當有的魯莽，同時企盼這個時代的異議性社團可以繼續激起對話，攪動那一池春水。

八零年代末的學運：從大新社談起

2011-11-28T11:08:00.001+08:00

◎社會一　方品智

在八十年代末的學潮中，台大大學新聞社是一個積極的團體。他們參與、組織了許多場著名的抗爭，除了爭取校園內的自由，也廣泛關注社會上的各個議題。儘管大新社只是當時學運的一部份，但也可以從中對照出學運團體內部的差異與獨特性。

學生運動與自由之愛

八十年代的台灣，政府對於各種反對勢力的控制逐漸變弱，戒嚴體制開始鬆動，民間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各種社會運動，過去幾十年累積的社會矛盾一口氣在這個時期浮上檯面，農民、勞工、原住民等各種底層弱勢者紛紛走上街頭爭取自己的權益。

學生運動也包括在這波風起雲湧的社運風潮中。

在台大，有大學新聞社、大學論壇社、大陸社等異議性社團的積極行動，他們除了爭取學代會普選和言論自由，也主動走入社會中接觸、訪問民眾（如鹿港反杜邦運動）。

一九八六年，因為刊物內容不符審稿制度，以及校方不滿大新社的言論，大新社遭到停社一年的處分。大新社遂與其他幾個社團結成聯盟，不理會審查制度直接發行刊物《自由之愛》、發起「大學改良芻議」連署、參與學代會選舉、組織「漫步」遊行，直接挑戰了校方的權威。由詩人羅葉執筆的發刊詞，便這麼寫道：

自傅鐘之頂，

和平的因緣聲聲響開了──

也許有人聽見，也許離你尚遠，

如果有必要，我願讓

強權的棒槌狠狠敲擊我的頭顱，

響開和平堅忍的鐘聲，

響在你左右

經過自由之愛行動以及學代會的爭取，隔年學校修改了原有的審稿制度，使得校方不再對刊物內容擁有絕對的同意權。雖然新制度仍讓校方能以某些方式干預，但這已是校園言論自由與學生運動的一大進步。

大新社的關注與行動

一九八七年，大新社恢復運作，繼續參與學運以及發行刊物。根據那個時期的社團刊物《大學新聞》1，可以發現大新社當時主要關注的議題：校園與學運、環保、政經分析，此外也廣泛地報導各類社運新聞，或是刊登帶有批判性的文章。

校園與學運可說是大新社最關注的議題，幾乎每期的頭版都是這類議題的報導，這也是他們身處在校園中最切身相關的種種問題。從要求學代會普選，到自由之愛事件，都可以看到大新社持續報導學生在種種場合向校方爭取權益。在那時候，主要的爭議點圍繞在學校與學生間的「特別權力關係」：校方從各個層面管控學生的思想與言論，且黨國勢力夾雜在其中。而大新社除了撰文批判，也進入學代會或組織遊行活動，試圖改變種種不合理的制度。另外，《大學新聞》有時候也會報導或刊登其他異議社團的訊息或文章。當時，大新社還有個「政治經濟研究室」，主要是從左翼觀點評論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現況，像是外匯存底、開徵證所稅，也嘗試從這些觀點為社會運動提出建議。

除了文字性質的校園刊物之外，大新社也廣泛地報導各種社會議題，諸如婦運（婦運回顧）、農運（五二○事件評論）。此外，《大學新聞》儘管是一份異議性刊物，也會刊載文藝性的文章，例如詩、散文、影評或是作家專訪，但他們關注的也是帶有批判色彩的文藝。

總地來看，綜觀《大學新聞》的內容，不難發現《大學新聞》在八十年代末期、黨國言論箝制尚未鬆動的年代，在台大中扮演著非常激進的批判角色。他們在校內抨擊校方的保守作為、並積極爭取權益，在校外介紹社會運動的消息，甚至實際參與其中。自由之愛前後一連串的事件，更加凸顯了當時校方對於這些異議言論是多麼無法忍受，要以停社、退學等方式阻撓他們的發聲。

其他異議社團

除了大新社的行動之外，那個時期也有很豐富的抗爭故事。

大學論壇社是與大新社關係比較緊密的社團。范綱祥律師是當時的社員之一，他提到當時其實很難區分大新社和大論社的成員，兩者共用一間社辦、參與類似的活動、也有相關校園刊物的編輯。范律師也在《大學新聞》上寫過文章（612期）。而在九十年代初，大論社內部有一批人另外成立關注農民問題的濁水溪社。此外，一同響應自由之愛的社團裡面，包括現在仍在運作的大陸社。

《台大法言》在當時也是聚集異議聲音的刊物，他們大力地批判校方的威權管理。相較於大新、大論的鮮明左派立場與社運路線，法言關心的通常是校園內的議題，並且多採偏學術性的論述。

學校裡面還有關注各種社會議題的異議社團。雖然他們的立場不盡相同，甚至彼此間也起過衝突，但是他們都希冀一個能容納多元言論的自由空間，能夠讓他們表達對各種社會矛盾的批判，而不再是被壓抑的噤聲無語；在眾多的聲音之中，他們的共通點在於，針對當時的黨國威權以各類方式表達不滿──那個保守封閉的體制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可以說，若是少了這些抗議的聲音及行動，校方對於學生們的言論箝制不會自行在解嚴前後鬆動。

異議花火的餘燼未退…

大新社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仍持續著發行刊物，大新社留存最新的一刊是2000年發行的。而在九十年代中，依然可以看到他們關懷社會、批判現實的種種努力，並未隨著時間逝去。近幾年，大新社轉型了，發行刊物不再是重心，但依然保持異議社團的立場，他們更強調實際參與到社會運動中，在樂生、都更、反核等議題上耕耘許久。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們對於那些行動不免懷著某些浪漫的想像：他們是一群燃燒著理想與熱情的自由民主鬥士。可是對於當下的行動主體而言，或許心裡並不是只有理想或熱情，在戒嚴時代的背景下，要參與異議活動，猶豫、恐懼、甚至退縮都是可能浮現的心情。

從八十年代、或是更久以前延續過來的這些異議傳統，或許在不同年代必須面對著不同問題，而使得其中多少有些斷裂、變異。但是，即使時代變得看似更美好，威權退位、民主上台，所有陰霾已然逝去，這些異議傳統依然站在主流的對立面，持續發出刺耳、卻又令人們不得不正視的聲音。在過去那個年代激盪出的花火，或許今天已經冷卻了，但只是轉化成另一種形式的光和熱釋放出來。

1約600-640期，時間從1986年1月到1988年11月，其中第600期有前一百期的回顧。也有幾份更晚發行的，如682、697期。而停社處分和自由之愛事件發生在609和610期中間。

解嚴前夕的歷史伏流──記1980-1986臺大學生運動

2011-11-28T11:00:00.002+08:00

◎社工三　孫文駿

「改變並不會經常發生，它就像一道歷史的門扉，只在某些特定的時刻開啟。能夠活在歷史開門的時代，乃是一種幸運，可以見證門開之前的黑暗與恐怖，可以看到門被撞開時的風捲雲湧。而一九八Ｏ年代正是一切沉寂都開始飆颺起來的時刻。」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1

1979 年，台灣面臨美國與我國斷交，與中國建交的外交困境。緊接著國內局勢日益緊繃，美麗島軍法大審替八Ｏ年代正式揭開序幕。此後，台灣社會政治管控的強度逐漸放鬆，反對運動可透過選舉機制在政治上爭取一定地位，降低了國家直接使用武力鎮壓人民的可能。在這樣子的情形下，提供了八Ｏ年代的台灣民間社會自主力量甦醒的客觀條件，人民不再如往昔一般畏於對抗國家威權，積蓄已久的民間社會力在1983年以後逐漸釋放，形成各式新興的社會運動，直間與間接挑戰國民黨的權威。

鏡頭轉向大學校園，八Ｏ年代初期，在威權體制下，除保釣運動和台美斷交時曾透過黨團動員學生，校園內部缺乏以學生為主體、自行組織動員的大型運動。直到 1982年，以五人小組為核心發起的普選運動；1983年由醫訊、大學新聞社等校園刊物社團反對審稿制度爭取言論自由。以台大為主的學生運動才逐漸形成氣候。

台灣社會走過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一直到1987年7月解嚴，乃至爾後走向自由化、民主化，1980-1986這段時期實占據一承先啟後的重要位置。在此企圖藉由爬梳整理此一時期的社會情勢，呈現當時的社會氛圍，並聚焦檢視當時學生曾關注過哪些議題、在推動社會改革的漫漫長路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社會脈動與時代氛圍

八Ｏ年代從美麗島軍法大審正式展開，1980年震驚一時的林宅血案、隔年的陳文成事件、1984年江南案，在在顯示威權體制雖較以往鬆動，但其對社會大眾造成的餘悸猶存台灣島嶼上空。

1980─1986 年在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分期中，一般稱為「潛伏時期」，有別於之前的「隱匿時期」（1945─1979年），以及後來的「勃興時期」或「喧嘩時期」（1987─1999年）。2 1980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1982年《婦女新知》創刊、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成立、1984年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現台灣勞工陣線前身）和台灣人權促進會成立、1985年《人間》雜誌創刊。一般民眾對於自身權益的意識逐漸提升，開始經由組織進行培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維護權益，台灣民間社會在各式議題的萌發中逐漸變得熱鬧。

對比民間社會力量逐漸勃興，威權體制下的台灣校園在國民黨嚴密監控下仍維持沉寂。由於學運浪潮曾導致國民黨在大陸失利，其為求穩定政局，對校園採取嚴密監控，在正式法規制度上則以「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及非常時期法令為基礎。在校園外，禁止學生參選或助選，剝奪學生完整的公民權；在校園內，任何活動皆需學生活動組許可，限制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形成一個由政府到學校的嚴密監控系統。在非正式制度上，黨團成立「青工會」、成立黨社，以各種利益招募學生入黨，並暗中監視同學活動，分化學生組織。

國民黨的監控使得學生普遍心懷恐懼，即使社會上黨外運動早已展開，校園內卻仍處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以致於在八Ｏ年代之前，除了保釣和台美斷交時透過黨團動員的愛國運動，少有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發生。

「時代的溫度計」開始跳動──台大校園大事紀

八Ｏ年代初期，校園雖仍處於被高壓統制的情形，但懲處方式相較以往已有轉變，不像八Ｏ年代以前的異議份子動輒被以判亂罪移送法辦。雖然學生仍缺乏合法申訴管道，但風險已稍為降低，這樣的社會條件促使反抗意識形成。

此一時期的台大校園以普選和言論自由為主要訴求，1981由年李文忠、賴勁麟等人組成的「五人小組」，為一九八○年代第一個學生異議團體，積極推動普選運動。1982年《大新》、《大論》、《法言》與《醫訊》等刊物組成八Ｏ年代學運第一個社團聯盟，共同決議以普選作為推動校園民主化之中心議題。

1982年9月，由大論、大新、法言和醫訊，以社論、發送傳單的方式，共同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事後遭校方記過警告處分，為八Ｏ年代學運首次發難，稱為「台大普選事件」。

自1983年起，校園民主和學生主權成為推動改革的重點方向，其理念「學校是一個社會，學生是社會的公民，由代聯會作為學生自治組織」，並前往教育部和立法院抗議，國民黨則以「特別權力關係」作後盾，回應抗議學生「學生只有服從義務，無權過問校務」。

1983年由改革派社團共同推派政治系吳叡人參與學代會主席順利當選。隔年4月，校方駁回吳叡人與學代大會之改革建議。同年5月，吳叡人辭去主席職務，發表聲明中提到「台大校方和教育當局不信任學生，根本缺乏主動與同學溝通的誠意，也由此決定了對青年學生的防堵政策，不讓他們關心政治，關心社會問題的癥結，對校園學生活動採取嚴厲的控制，法令規則多如牛毛，動輒得咎，安全單位介入校園，約談學生，使學生對公共事務，對國家事務，噤若寒蟬。另一方面，則大力提倡享樂的、逸樂取向的青年文化，造就了新生一代的『政治文盲』3

總的來說，此一時期以小團體為主要的動員形式，成員來自各社團幹部，確保夥伴可信、同時避免消息走漏遭到分化。不過此時的行動仍停留日常生活的層次，藉由零星的秘密宣傳表達不滿，像是寫黑板、噴漆、出版地下刊物。

在論述基礎與行動策略上，則是以「事件化理論」為主，由改革派社團提出，主張針對爭議性議題，藉由製造事件形成體制衝突，突顯結構制度上的不合理，以喚起校園群眾的關心意識、擴大潛在動員基礎，以求達到改革體制的目的。

當中以1986年的李文忠事件最具代表性，當時就讀政治系的李文忠，因於前年要求代聯會主席普選，遭校方以英文三修不過為由退學處份，陳情無效後絕食抗議校方政治迫害。「事件化理論」到後期走入影響效果有限且犧牲過大的困境，運動策略面臨轉向。

回顧：承先啟後的歷史位置

有人說，大學生是「時代的溫度計」。而從八Ｏ年代的學生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學生所對抗的校園，是一個仍然處於保守意識形態的行政機器；站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來看，即使身陷在權力極端不對等的困境之中，當時的大學生還是挑起捍衛人權的擔子，在校園的場域中努力實踐一種作為公民的責任。

回顧八Ｏ年代的學生運動，他們首次將自身定位為「反對者」，而非只是個「批評者」，他們不僅在知識上提出論述，並有組織地進行運動。在與黨外運動的關係上，從前期的互動密切、到中期與黨外有所區隔、後期漸與社會接軌，並產生內部路線的爭執。

八Ｏ年代以1986年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組織以小團體、校內結盟的模式，主要訴求言論自由與校園主民，倚賴「事件化理論」的行動策略。在此之後，乃有自由之愛與民學聯的校際結盟，議題進一步深化為《大學法》改革、國會改革，走出校園與社運結合。

1980-1986 年的學生運動，團體間缺乏合作結盟、運動規模小，「事件化理論」的行動策略犧牲大，運動能量難以累積，僅激起校園內零星火花。然而，此一時期的運動經驗，替1986年以後的跨校結盟行動，如自由之愛和民學聯，提供了行動方向上的參考與動員基礎，校園運動也走入「勃興時期」，由台大一枝獨秀的狀況，轉為從南到北，全台多所學校共同串聯，形成百花齊放的景象。

1收錄於楊澤主編，1990，《狂飆八Ｏ──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時報出版。
2參考何明修、林秀幸主編，2011，《社會運動的年代》，p.465。群學。
3參考范雲編，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台灣研究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