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讓我們看見彼此
專訪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 賴淑雅
李問 簡蕙如
將近二十個北山社區的社區伙伴，在五顏六色的地墊上圍成了一圈。他們的年齡從三十幾歲到七十來歲都有，成員以女性為主。賴淑雅身穿素色的尼龍衣褲跟大家坐在一起，一會兒要大家動動屁股，一會兒問要不要捶背。接下來，她用清亮的聲音說：「好！現在大家往後躺！」
大家停止幫前面的人捶背，順勢向後倒。所有的人像一圈倒下來的骨牌，交疊在一塊兒，然後笑成一團。
訪問中，賴淑雅提到：「進行劇場遊戲的時候，是一種最民主的狀態。玩的時候，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一種民主的文化，不只是推動社區劇場的條件，更是目標。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的負責人賴淑雅，投入劇場工作也已經有十幾年了。她一開始是參與鍾喬所帶領的「民眾劇團」，同時和幾個台灣立報的同事一起創立了破報。1997賴淑雅在台南成立了「烏鶖社區教育劇場劇團」。之後的十年間，她走遍了全台灣的各個縣市，並且成立了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致力於推廣社區劇場工作。
討論中生產出故事
什麼是社區劇場？社區劇場的演員由在地的居民組成，多半沒有受過任何劇場訓練。他們所表演的內容或許是地方的歷史變遷，或許是生活中所面臨的困境（像是從越南嫁來台灣的歷程），或許是當下所面臨的議題（如蘇花高）。
「這種劇場跟一般戲劇不一樣，是不用劇本的。劇情是用討論出來的，是一種即興的過程。」賴淑雅提到，社區劇場生產劇情的方式很活，通常從一個人講他發生在他自己生上的一個故事開始。接著，他會請另一個人把他聽了這個故事的感覺演出來，這時候就會有交流。用這個模式，社區劇場的成員先闡述自己的故事，然後大家來討論社區的故事，最後再把自己的經驗跟社區做連結。
身體的解放，團體的解放
「台灣的大人，都很不會玩！」剛組成的社區劇團成員都很放不開。大家往往不敢說話，更別說做什麼誇張的肢體動作（「所以我們絕對不準他們穿裙子！」）。這時就先讓大家玩遊戲。「一開始當然會怕，尤其是平常在社區裡地位比較高的人。平常他都高高地坐在那裡，拿著麥克風。玩遊戲的時候，每個人都有麥克風，他當然會不習慣。」
劇場遊戲的概念，源自巴西文化工作者Augusto Boal的著作，《200種劇場遊戲》。他的另一本著作中——《被壓迫者劇場》——則是提出了「論壇劇場」、「形象劇場」等表演形式。這兩本書的中文版都是賴淑雅的譯作。她表示，目前他比較常使用的是形象劇場，也就是用靜態的肢體動作來表達抽象的故事情節。比方說，假如一齣戲討論出來要有五幕，大家就先輪流擺出代表這五幕的pose。用這種方法，人就變得像黏土一樣，最容易進入表演的狀態中。
深入的對話
社區劇場在進行的過程中，讓參與的成員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處境，也思考別人的處境。劇團提供了一個討論社區事務、公共事務的機會。成員彼此間的聯繫、與社區的連結都更加親密，在互動之間產生認同。讓大家有機會培養感情、分享經驗。
目前在推動的社區劇場，主要與各地的社區總體營造組織合作。賴淑雅還有到一些環保團體、婦女團體去帶劇場。另外，她有帶學生團體的經驗，學生團體比較可以談一些理論性的東西，而劇場也可以提供另一種思考、表達、與社會實踐的方式。
「我們沒有深入的對話。」賴淑雅覺得，台灣缺乏基本的公民教育，特別是大多數的人從小接受權威式的教育，讓人們很難主動去意識、討論自己周遭的問題，而淪於被政治動員的狀況。社區劇場、社區營造所著重的就是一種人的轉變。「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算是柔性的革命吧？」
到頭來，讓一個社會中的人真正看見彼此的，是一個個的故事：從個人的故事到社區的故事，都承載了細韌的情感，把一個理想的公共領域，慢慢地支撐起來。
延伸閱讀
《區區一齣系——社區劇場理念與實務手冊》賴淑雅主編
《被壓迫者劇場》Augusto Boal著，賴淑雅譯
《200種劇場遊戲》Augusto Boal著，賴淑雅譯
《受壓迫者教育學》Paulo Freire著，方永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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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社區劇場藝術節 北區演出實錄
2008社區劇場藝術節 北區演出實錄
簡蕙如 李問
四月十九日下午一點多的板橋的435藝文特區，一群來自各個縣市的社區民眾展演出自己的社區故事。他們將想說的話以身體表演呈現，真切的演出他們與社區互動後的想法。每個社區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議題，社區中不同的年齡層也在其中產生交流互動。我們從他們參與表演的熱情，看出他們對社區的認同，和他們對自己居住地區的期許。整場演出下來，每個社區想要傳達的都不盡相同，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漁村的和樂生活，客家社區的人口問題，新移民如何自處，新型態住宅社區的疏離問題，社會公共議題的探索等。
來自宜蘭港邊社區的阿嬤阿公們，為大家帶來的是五十年前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組成的成員最年輕是六十五歲，年紀最大的超過八十歲。藉由他們流利的台語對話和熟悉的動作，清楚的勾勒出五十年前港口村落的生活方式。阿嬤從一早挑水煮飯洗衣，到幫忙牽罟都活靈活現的呈現眼前。中間穿插了一段阿嬤現場唱的傳統歌謠，娓娓唱出他們的生活。
板橋的爆米花團外籍新娘離鄉的心情，他們的表演和接下來的交流互動引起台下觀眾許多迴響。新移民在目前的台灣已經是不可忽視的議題，台上的表演者分享了許多自己的生命故事。他們想家、想媽媽，但是旅途遙遠、耗費不貲。幸運的話，老公是支持他們的支柱；不幸的話，老公反而會是加害的人。這場表演也試圖將各地的女性經驗做連結。
新竹北山社區是個客家社區，在紀錄片中的他們歡樂地玩遊戲，一起玩樂、一起說故事，每個人臉上自然流露出歡愉的笑容，台下的觀眾也有人提到覺得他們的認同感很高。而在這場表演中，北山社區人口問題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年輕人外流、社區中老人與小孩的安養都需要協助。
三重的昇揚大院是一棟集合式公寓住宅，面對這種新型態的住宅，家家戶戶雖然緊鄰在一起，但是卻缺少一種交流的空間，如何凝聚大家對社區的共識，如何讓彼此不要產生疏離感，透過這次參與演出的家庭，他們從練習舞龍中找到話題，找到彼此可以為這個一起生活的社區做點什麼，這就是他們在表演中想要呈現的。
花蓮的新象社區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他們從關心社會上的公共議題再推演到個人的層次。他們在演出中呈現了花蓮的社會問題：偏遠小學的師資問題，蘇花高的開通與否等等，雖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意見，但是在演戲中他們會去揣摩對方的想法，藉此可以了解不同立場的人和自己的差別。在這場演出中，他們留下了很多問題讓台下的人去思考花蓮經濟和環保的衝突點，這其實也是很多其他社區或縣市更是台灣應該去思考的議題。
陽光種子新移民婦女工作坊由五個演員，都從大陸嫁來台灣。他們以用巧思——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以及變換場景時隨之改變的桌巾——呈現出來到台灣後在台灣家庭中受到的限制。這個限制可能是婆婆不喜歡它們時長外出，也可能是語言的障礙、溝通的誤會，他們讓台下觀眾從他們的角度去發想這個問題。
簡蕙如 李問
四月十九日下午一點多的板橋的435藝文特區，一群來自各個縣市的社區民眾展演出自己的社區故事。他們將想說的話以身體表演呈現，真切的演出他們與社區互動後的想法。每個社區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議題，社區中不同的年齡層也在其中產生交流互動。我們從他們參與表演的熱情，看出他們對社區的認同，和他們對自己居住地區的期許。整場演出下來，每個社區想要傳達的都不盡相同，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漁村的和樂生活，客家社區的人口問題，新移民如何自處，新型態住宅社區的疏離問題，社會公共議題的探索等。
來自宜蘭港邊社區的阿嬤阿公們，為大家帶來的是五十年前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組成的成員最年輕是六十五歲，年紀最大的超過八十歲。藉由他們流利的台語對話和熟悉的動作，清楚的勾勒出五十年前港口村落的生活方式。阿嬤從一早挑水煮飯洗衣，到幫忙牽罟都活靈活現的呈現眼前。中間穿插了一段阿嬤現場唱的傳統歌謠，娓娓唱出他們的生活。
板橋的爆米花團外籍新娘離鄉的心情，他們的表演和接下來的交流互動引起台下觀眾許多迴響。新移民在目前的台灣已經是不可忽視的議題，台上的表演者分享了許多自己的生命故事。他們想家、想媽媽，但是旅途遙遠、耗費不貲。幸運的話，老公是支持他們的支柱；不幸的話，老公反而會是加害的人。這場表演也試圖將各地的女性經驗做連結。
新竹北山社區是個客家社區，在紀錄片中的他們歡樂地玩遊戲，一起玩樂、一起說故事，每個人臉上自然流露出歡愉的笑容，台下的觀眾也有人提到覺得他們的認同感很高。而在這場表演中，北山社區人口問題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年輕人外流、社區中老人與小孩的安養都需要協助。
三重的昇揚大院是一棟集合式公寓住宅，面對這種新型態的住宅，家家戶戶雖然緊鄰在一起，但是卻缺少一種交流的空間，如何凝聚大家對社區的共識，如何讓彼此不要產生疏離感，透過這次參與演出的家庭，他們從練習舞龍中找到話題，找到彼此可以為這個一起生活的社區做點什麼，這就是他們在表演中想要呈現的。
花蓮的新象社區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他們從關心社會上的公共議題再推演到個人的層次。他們在演出中呈現了花蓮的社會問題：偏遠小學的師資問題，蘇花高的開通與否等等，雖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意見，但是在演戲中他們會去揣摩對方的想法，藉此可以了解不同立場的人和自己的差別。在這場演出中，他們留下了很多問題讓台下的人去思考花蓮經濟和環保的衝突點，這其實也是很多其他社區或縣市更是台灣應該去思考的議題。
陽光種子新移民婦女工作坊由五個演員，都從大陸嫁來台灣。他們以用巧思——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以及變換場景時隨之改變的桌巾——呈現出來到台灣後在台灣家庭中受到的限制。這個限制可能是婆婆不喜歡它們時長外出，也可能是語言的障礙、溝通的誤會，他們讓台下觀眾從他們的角度去發想這個問題。
體驗人生塔壩行
體驗人生塔壩行
文/小杜
語言不通不是阻礙
培梅中文學校位於塔壩，此地的華僑是二次大戰一路往西遷徙的客家人，最後在印度加爾各答裡的塔壩定居，自成一個自我中心的民族。在此的民眾出乎意料之外的以客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英文為輔，中文則成為教科書上面的語言。和客語毫無概念的我，要在未來的十天，為他們帶來台灣文化的交流，挑戰語言之外的溝通技巧──笑和信任！
遙記第一天的相見歡，眨吧的大眼老盯著我們這群好似外星人種的四人身上猛瞧，一個動作一個聲響都顯得特別新奇。隨著每天的互動，教唱歌、圍圈圈介紹自己、到架起一座座的巧克力屋、泡泡滿天飛、亂七八糟射水炮、包湯圓後的麵粉大戰，他們的笑聲與我們契合地相融在那異地的國度。
語言是一種工具，在台灣的教育往往會讓人誤以為英語就是神的一切，只要會英語，可闖天下七大洲五大洋。英語成績的高低代表你同儕間的高度，但是真正來到國外，不僅發現自己鄉土語言的獨立性，英語也「只是」一種工具，而我們要學習的還更多吶！
垂死之家的迷思
培梅中學服務告一段落後，我們也同時到德蕾莎修女創辦的垂死之家（Home for the dying）服務。這位有崇高救助精神的德蕾莎修女的事蹟，讓遠道來此服務的志工都鍍上了一層光環，好似這幾天的人道關懷就足以勝過平常的我們。
語言的溝通不良、沒有看護老人或重度傷殘病友的醫療背景的我們手忙腳亂，帶點娛樂給他們是唯一能做的。中途的休憩時間，大家圍在頂樓分享第一天的服務心得，我想我只是以膚淺的眼光，用一種朝聖的精神來體驗幫助人的那種愉悅。同行的思翰卻提供不同的思考觀點，他說這簡直就是一種各取所需行為！德蕾莎修女創建垂死之家的原意，是為瀕臨死亡的人們，提供一個處所讓他們有尊嚴安祥的死去。我們在那邊看到的醫療制度並不如醫院的完善，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暫時延續生命，並不求取完全治癒。所以對於病友來說，他們在這這裡安息，而這個機會也正好提供，來自世界各國志工體驗學習對於生命的課題。但是來自這些世界各國的熱情志工中，又有多少人擁有醫療背景，多少人在自己的家鄉對同胞不聞不問，卻千里迢迢、自以為偉大的來此強迫照顧？鑑於志工的自我態度和此地的病友，都需再次探討開放的適用性。
視野和計畫
資訊發達的台灣，搜尋印度的文化或各層面的資訊是輕而易舉的。然而真正認識文化一定要親自體驗過，光是報章雜誌、嘴上喊的站在台灣本位向外拓展，都是太過膚淺而過於受主觀媒體主導的結果。那不是自我思考，而是讓社會教導「我們應該怎麼走」。所以大多社會未來中間份子都以讀完大學，再以攀上國內外研究所取得過於學術的學位歸國，繞了好大一圈，只為了占一個大中型公司的職缺。讀書時所謂的國際觀和計畫然難道就是如此？
曾經參加青輔會南部區創業青年輔導的研習營裡，認識的楊叔介紹了一本書：貝克˙哈吉斯（BURKO HEDGES）寫的管道故事（The Parable of the Pipeline）裡面簡單提到管道工人的例子。1801年，義大利小山村，兩個年輕人同時找到一份提水桶的工作。布魯諾開始幻想每天提一桶累積一分錢，每天一百桶，一星期就可買雙新鞋，一個月就可以買一頭母牛，六個月可蓋一棟新房子，成為全鎮有錢人。但是柏波羅不這麼想，一天、一個月可以這樣提，但是人體負荷是有年限的，何況哪一天如果河道改變，那起不就要失業？於是他利用提水之餘，開始他的引進水源管道挖掘行動。日以計夜，最終柏波羅的管道完成，布魯諾也就失業了。而柏波羅也不用在做任何事，只要收取通過水道的費用就可以不愁吃穿一輩子。但是他卻不這麼想，他想把著概念發展到全世界，就是現在的地下水工程，而他也不計前嫌邀請老是嘲笑他愚笨的布魯諾一同創造著管道帝國。
成功的條件，就是看到一個可行的遠景，複製已被證實的理論應用，並在一段時間持續不懈。這個決心跟結論不是在謾罵混亂的電視或獨樹一格的學術大學裡能學習到的，但卻可以在旅行中，用自己的眼睛和互相交流中去應證、去發現。
學習不用刻苦也能體驗很多
當作是先鋒的我們，以為印度這窮鄉僻壤之地，吃苦是必要的過程。但是客家庄的廖小老闆，卻熱情的提供我們乾淨寬敞的食宿環境，並在多項器具和交通上給予最大的協助。老一輩的人常說吃苦如吃補，來諷刺新一代年輕人的不堪一擊，有所謂的草莓族的暱稱。但是此行證明，就算是在優渥的地方，也能把事情有調不紊的進行，並激發下次再度前來的雄心。這個世代是要知道如何妥善運用資源，來激盪最大福利。不可否認父母輩的理論，但是我大聲的說，我們有自己的步調。
就在還未平復的心情下，道別了印度，話別了同行夥伴。但這一切都尚未結束，我們清楚知道應該學習更多，在各自的領域上自我充實。再度成行的那天，將提出更有前瞻性的眼界，為自己為全球的同胞。
印度行不止串聯我們四個人的命運，更是世界的列軌！
文/小杜
語言不通不是阻礙
培梅中文學校位於塔壩，此地的華僑是二次大戰一路往西遷徙的客家人，最後在印度加爾各答裡的塔壩定居，自成一個自我中心的民族。在此的民眾出乎意料之外的以客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英文為輔，中文則成為教科書上面的語言。和客語毫無概念的我，要在未來的十天，為他們帶來台灣文化的交流，挑戰語言之外的溝通技巧──笑和信任！
遙記第一天的相見歡，眨吧的大眼老盯著我們這群好似外星人種的四人身上猛瞧，一個動作一個聲響都顯得特別新奇。隨著每天的互動，教唱歌、圍圈圈介紹自己、到架起一座座的巧克力屋、泡泡滿天飛、亂七八糟射水炮、包湯圓後的麵粉大戰，他們的笑聲與我們契合地相融在那異地的國度。
語言是一種工具，在台灣的教育往往會讓人誤以為英語就是神的一切，只要會英語，可闖天下七大洲五大洋。英語成績的高低代表你同儕間的高度，但是真正來到國外，不僅發現自己鄉土語言的獨立性，英語也「只是」一種工具，而我們要學習的還更多吶！
垂死之家的迷思
培梅中學服務告一段落後，我們也同時到德蕾莎修女創辦的垂死之家（Home for the dying）服務。這位有崇高救助精神的德蕾莎修女的事蹟，讓遠道來此服務的志工都鍍上了一層光環，好似這幾天的人道關懷就足以勝過平常的我們。
語言的溝通不良、沒有看護老人或重度傷殘病友的醫療背景的我們手忙腳亂，帶點娛樂給他們是唯一能做的。中途的休憩時間，大家圍在頂樓分享第一天的服務心得，我想我只是以膚淺的眼光，用一種朝聖的精神來體驗幫助人的那種愉悅。同行的思翰卻提供不同的思考觀點，他說這簡直就是一種各取所需行為！德蕾莎修女創建垂死之家的原意，是為瀕臨死亡的人們，提供一個處所讓他們有尊嚴安祥的死去。我們在那邊看到的醫療制度並不如醫院的完善，因為他們的目的只是暫時延續生命，並不求取完全治癒。所以對於病友來說，他們在這這裡安息，而這個機會也正好提供，來自世界各國志工體驗學習對於生命的課題。但是來自這些世界各國的熱情志工中，又有多少人擁有醫療背景，多少人在自己的家鄉對同胞不聞不問，卻千里迢迢、自以為偉大的來此強迫照顧？鑑於志工的自我態度和此地的病友，都需再次探討開放的適用性。
視野和計畫
資訊發達的台灣，搜尋印度的文化或各層面的資訊是輕而易舉的。然而真正認識文化一定要親自體驗過，光是報章雜誌、嘴上喊的站在台灣本位向外拓展，都是太過膚淺而過於受主觀媒體主導的結果。那不是自我思考，而是讓社會教導「我們應該怎麼走」。所以大多社會未來中間份子都以讀完大學，再以攀上國內外研究所取得過於學術的學位歸國，繞了好大一圈，只為了占一個大中型公司的職缺。讀書時所謂的國際觀和計畫然難道就是如此？
曾經參加青輔會南部區創業青年輔導的研習營裡，認識的楊叔介紹了一本書：貝克˙哈吉斯（BURKO HEDGES）寫的管道故事（The Parable of the Pipeline）裡面簡單提到管道工人的例子。1801年，義大利小山村，兩個年輕人同時找到一份提水桶的工作。布魯諾開始幻想每天提一桶累積一分錢，每天一百桶，一星期就可買雙新鞋，一個月就可以買一頭母牛，六個月可蓋一棟新房子，成為全鎮有錢人。但是柏波羅不這麼想，一天、一個月可以這樣提，但是人體負荷是有年限的，何況哪一天如果河道改變，那起不就要失業？於是他利用提水之餘，開始他的引進水源管道挖掘行動。日以計夜，最終柏波羅的管道完成，布魯諾也就失業了。而柏波羅也不用在做任何事，只要收取通過水道的費用就可以不愁吃穿一輩子。但是他卻不這麼想，他想把著概念發展到全世界，就是現在的地下水工程，而他也不計前嫌邀請老是嘲笑他愚笨的布魯諾一同創造著管道帝國。
成功的條件，就是看到一個可行的遠景，複製已被證實的理論應用，並在一段時間持續不懈。這個決心跟結論不是在謾罵混亂的電視或獨樹一格的學術大學裡能學習到的，但卻可以在旅行中，用自己的眼睛和互相交流中去應證、去發現。
學習不用刻苦也能體驗很多
當作是先鋒的我們，以為印度這窮鄉僻壤之地，吃苦是必要的過程。但是客家庄的廖小老闆，卻熱情的提供我們乾淨寬敞的食宿環境，並在多項器具和交通上給予最大的協助。老一輩的人常說吃苦如吃補，來諷刺新一代年輕人的不堪一擊，有所謂的草莓族的暱稱。但是此行證明，就算是在優渥的地方，也能把事情有調不紊的進行，並激發下次再度前來的雄心。這個世代是要知道如何妥善運用資源，來激盪最大福利。不可否認父母輩的理論，但是我大聲的說，我們有自己的步調。
就在還未平復的心情下，道別了印度，話別了同行夥伴。但這一切都尚未結束，我們清楚知道應該學習更多，在各自的領域上自我充實。再度成行的那天，將提出更有前瞻性的眼界，為自己為全球的同胞。
印度行不止串聯我們四個人的命運，更是世界的列軌！
客家行旅
客家行旅
文 / 台大社會三 邱星崴
之一
我酷愛旅行，對我而言，那是對既有生活的抽離與再激發。可能是潛藏在身上的客家人的流離因子作祟吧，在苦悶的青春期，我就不斷幻想流浪。直到大一暑假，我與好友一起機車環島，才踏出了第一步實現。我們從高雄逆時針出發，夜觀璀璨的龍盤星空、曝曬壯美的東海岸、讚嘆雄渾的太魯閣、顫抖驚險的清水斷崖…美麗之島，福爾摩莎，是如此容易地悸動我的心靈。只是對我而言，這還不夠，我漂泊的鄉愁沒有辦法停佇。一直到環島倒數第三天，行經老家附近的三灣，環島之於我的意義，始得成就。此外，因為長時間騎車的緣故，我高中打排球的宿疾復發，肩胛骨整個疼痛不堪，甚至痛到麻木，我很想停留下來過夜，好好讓我的肩膀喘息，可惜行程緊湊，只好咬牙趕路。
從台北到台中，我們沿著台三線一路蜿蜒而下。其實經過了三峽，台三線就是桃竹苗客家人的拓墾路線。我忍著疼痛，不斷迂迴起伏過一山又一山。好不容易捱到台中，我才發現，我竟然將自己的血脈重新穿綰一次。我的父親是卓蘭客家人，爺爺在東勢林場擔任工頭的時候被大樹壓死。出生之後我給外婆帶，週歲後才抱回豐原跟父母居住，五歲搬到潭子直到現在。從三灣到東勢、卓蘭，再到豐原、潭子；一庄行過一庄，我的血肉似乎也在其中捏塑成型。客家先民開墾山林異常艱辛，除了開圳引水之苦，還得冒生命危險與原住民爭地。他們並沒有退路，當初渡過黑水溝的來到台灣，就已經把生死放在對岸，只想尋求一塊能夠安身立命的田園。先民篳路藍縷，一田一園都是吋吋血汗，壓在肩上的，都是咬薑啜醋的生命重擔。而我如今騎著機車暢遊而過，兩相對比，不禁覺得肩膀上的疼痛就算不了什麼。
之二
這兩年我常去印度，更精確的說，是去拜訪印度的客家庄。印度的客家庄名叫塔壩，位於加爾各答的東南方，是印度的皮革重鎮。第一次去塔壩是透過高中同學的介紹，去塔壩的培梅中學帶小朋友做活動。真的很難想像，在一個徹底的異域會看到熟悉的面孔，聽到親切的鄉音，吃到道地的客家菜（一樣的油鹹香）。那裡的小孩長得都很漂亮，說得一口順溜的客家話；婦女一樣擁有靦腆的笑容，不過都多了一對亮晃晃的金耳環。最大的差別，就是這裡的客家人不種田，但從事製皮。小小一個客家庄，卻佔據了整個印度皮革業的龍頭。以前輝煌的時候，塔壩有兩三萬人。如今在政府對污染管制的壓力下，許多人紛紛移民出走，整個塔壩整剩下兩三千人。說是十戶九空，毫不為過。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在那邊帶活動的原因，當地華僑企盼我們能帶給當地小孩多一點中華文化的刺激，不然都快要流失了。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回台後半年，我又再度組團前往塔壩。除了繼續在培梅服務之外，我籌劃了基礎的田野調查，希望能對這個消失中的小鎮做些紀錄。到了最後幾天，我夥同當地的客家青年去了楊大釗之墓，以及他所帶來的土地公─塘園伯公廟。據說楊大釗是第一個到印度的華人，迫於生活壓力下南洋，不料遇到暴風雨，發生船難。後來他被打上岸，獲救之後，提供茶葉給當地的土王治病（又一說是英國貴族），獲得土王賜白馬一匹，並將騎著白馬所跑一圈的土地贈送給他，由此創下華人在印度的基業。華人感念其恩德，不分族群，都會在過年或誕辰前來參拜。綿亙的恆河灌溉出了偉大的印度文明，她的支流則溫柔地送來另一批客人。我望著浩浩湯湯的河流，江上帆船片片，不禁遙想先人神采：一夜的驚濤駭浪已經讓他力氣放盡，或許是伯公保佑，讓他能緊抓著牌位，被拍打上岸。當他觸碰到泥土的那一刻，他滿足地昏睡了。「啊，土地！離鄉背井，不就是求一塊可以溫飽的土地。」
三訪塔壩，這次跟隨中研院的陳美華老師，一是為了完成上次未竟的塔壩移民史，二是為了紀錄塔壩人過新年。第三次來到塔壩，我對塔壩已經相當熟悉。當路面開始顛簸，刺鼻的化學氣味衝到腦門，我知道我離塔壩很近了。一下車，塵土迎面而來，牛、狗和烏鴉依舊在垃圾堆翻食，我知道我又回來了。已經有許多村人認識我，看到我都會親切的打招呼，直說：「你轉來啦！」。小孩子看到我都會大叫：「阿崴哥哥來了！」，然後害羞地回頭跑，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年節的塔壩，天有點冷，但我的心卻是暖暖的。
塔壩的年味比台灣重很多。可能是在異鄉生活，必須凝聚族群向心力的關係，塔壩人的過年非常熱鬧。晚會、園遊會和各式各樣的表演接應不暇，尤其是除夕夜，整個塔壩都會動起來。除夕夜的高潮就是打獅子（舞獅）。採青完畢（用獅頭咬下懸掛的青菜），象徵春天到來之後，醒獅團會到每戶每家拜年，討吉利拿紅包。拜年會持續整個晚上直到天光，踏遍塔壩每一個角落。威武的雄獅配上壯闊的鼓聲，很有巡視疆域的味道。打獅子需要真工夫，我光是隨隊行走拍攝，就已經感到吃不消，更不用說高舉獅頭或敲鑼打鼓了。年節過後，我還隨同塔壩人前往佛陀證道的聖地Gaya，紀錄他們如何朝聖。朝聖之旅讓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在靈鳩山，佛陀升壇講經的所在。登上靈鳩山，視野登時開闊。只見莽原廣裘地延綿鋪向地平線，小溪隱隱約約在蔭綠空隙閃亮，山脈則在遠處圍成一重又一重的屏障；風自四面八方徐徐拂來，遺世獨立之感油然而生。到底生命從何而來，又因何而去？種種生之疑問，汩汩自心中而出。無怪乎佛陀會在此講道，揭示生命意義的終極安頓。
朝聖之旅回來，過沒幾天，我就踏上歸途。前往機場的路上，車子駛上快速道路，路燈殘影虛幻地映上車窗。恍惚之際，我竟已經分不清，到底我是歸來還是離去？是歸人抑或是過客？我發現，似乎有一部分的自己遺留在塔壩了。回想著阿公阿婆們對我訴說故事的誠摯面容，想起他們對我說的故事，一個個關於逃難顛沛、打拼生根卻又挫折流離的故事。故事與故事之間彼此連通，織成一張巨大的命運之網，抓攫所有的塔壩人，一牽一引，每個人都是歷史大舞台的演員，而我的心則隨著他們的歡欣哀愁，不斷起伏震盪。
坦白說，塔壩不是一個美侖美奐的地方。水泥砌成的灰黑高牆，五顏六色的污水，實在稱不上賞心悅目。有一天下午，我跟夥伴去街上買日用品，平日塵土飛揚的道路突然金碧輝煌起來。夕陽半懸在道路盡頭，塵埃懸粒反射金光，將整條街染上神聖的氣息。霎那間，我震懾住了，為眼前的美景所深深感動著。原來真正的塔壩就在此時此刻，塔壩正是一個正在夕陽中消融的小鎮！當印度政府開始打算走高科技產業路線，高污染的皮革業就已經是夕陽產業，生產皮革為主的塔壩客家庄自然也步向黃昏。九零年代開始，塔壩人大量向外移民，特別是加拿大，儼然是第二個塔壩。前兩次來塔壩，我都很焦慮，總覺得要做些什麼才好。但是，現在我覺得釋然。當初為了生計而來，現在又因生計而走，再自然不過。客家人不一貫如此？不斷地遷徙尋覓能夠長出溫飽的土地。塔壩就像是夕陽，靜靜地向歷史的角落西沉，而塔壩人努力生活的姿態，就是那令人貪戀的餘暉，深深烙在我的心房上。
之三
我一直以為，人生是由一連串的偶然和必然交織而成。大一偶然的熱血環島之旅，讓我知道我不再是個原子化的、單薄紙片般的個體，相反地，一種飽滿的厚度充盈了我，我更貼近我的血脈，讓我更認識我自己，我如何之所以為我；大二偶然應朋友之邀，前往印度的塔壩客家庄，開啟了我有關海外客家的視野。一樣在道光年間移民，可是台灣與印度之間，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客庄風情。這樣子的差異令我深深著迷，相同的文化種子，長在不同的土壤，就有了不同的變貌。我在那邊不斷擺蕩他者與自我之間。我清楚認知，他們跟我一樣，都是客家人，但總在細微處讓我發現，他們終究與我不同。他者彷彿一面鏡子，可以纖細地映照出自我的容貌。我發現我的大學生活尚未走完，卻緊緊與「客家」相扣連。彷彿一種召喚，「客家」總是潛藏在我的生活之中，提醒著我是誰。大學將屆，人生的旅程要進入下一站。畢業以前，我希望我能去廣東梅縣走走，看看自己血脈的源頭，也順便幫塔壩人接續祖譜。到底是怎樣一個地方，會培養出不斷行旅的民族呢？對我而言，旅行永遠是一個進行式，不斷透過移動來追尋自我。旅行中總有驚奇，驚奇容易讓人突破侷限，使人更知道自己到底是誰。不論疑惑還是滿足，我想我還是會繼續旅行下去，下一站：廣東梅縣。
文 / 台大社會三 邱星崴
之一
我酷愛旅行，對我而言，那是對既有生活的抽離與再激發。可能是潛藏在身上的客家人的流離因子作祟吧，在苦悶的青春期，我就不斷幻想流浪。直到大一暑假，我與好友一起機車環島，才踏出了第一步實現。我們從高雄逆時針出發，夜觀璀璨的龍盤星空、曝曬壯美的東海岸、讚嘆雄渾的太魯閣、顫抖驚險的清水斷崖…美麗之島，福爾摩莎，是如此容易地悸動我的心靈。只是對我而言，這還不夠，我漂泊的鄉愁沒有辦法停佇。一直到環島倒數第三天，行經老家附近的三灣，環島之於我的意義，始得成就。此外，因為長時間騎車的緣故，我高中打排球的宿疾復發，肩胛骨整個疼痛不堪，甚至痛到麻木，我很想停留下來過夜，好好讓我的肩膀喘息，可惜行程緊湊，只好咬牙趕路。
從台北到台中，我們沿著台三線一路蜿蜒而下。其實經過了三峽，台三線就是桃竹苗客家人的拓墾路線。我忍著疼痛，不斷迂迴起伏過一山又一山。好不容易捱到台中，我才發現，我竟然將自己的血脈重新穿綰一次。我的父親是卓蘭客家人，爺爺在東勢林場擔任工頭的時候被大樹壓死。出生之後我給外婆帶，週歲後才抱回豐原跟父母居住，五歲搬到潭子直到現在。從三灣到東勢、卓蘭，再到豐原、潭子；一庄行過一庄，我的血肉似乎也在其中捏塑成型。客家先民開墾山林異常艱辛，除了開圳引水之苦，還得冒生命危險與原住民爭地。他們並沒有退路，當初渡過黑水溝的來到台灣，就已經把生死放在對岸，只想尋求一塊能夠安身立命的田園。先民篳路藍縷，一田一園都是吋吋血汗，壓在肩上的，都是咬薑啜醋的生命重擔。而我如今騎著機車暢遊而過，兩相對比，不禁覺得肩膀上的疼痛就算不了什麼。
之二
這兩年我常去印度，更精確的說，是去拜訪印度的客家庄。印度的客家庄名叫塔壩，位於加爾各答的東南方，是印度的皮革重鎮。第一次去塔壩是透過高中同學的介紹，去塔壩的培梅中學帶小朋友做活動。真的很難想像，在一個徹底的異域會看到熟悉的面孔，聽到親切的鄉音，吃到道地的客家菜（一樣的油鹹香）。那裡的小孩長得都很漂亮，說得一口順溜的客家話；婦女一樣擁有靦腆的笑容，不過都多了一對亮晃晃的金耳環。最大的差別，就是這裡的客家人不種田，但從事製皮。小小一個客家庄，卻佔據了整個印度皮革業的龍頭。以前輝煌的時候，塔壩有兩三萬人。如今在政府對污染管制的壓力下，許多人紛紛移民出走，整個塔壩整剩下兩三千人。說是十戶九空，毫不為過。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在那邊帶活動的原因，當地華僑企盼我們能帶給當地小孩多一點中華文化的刺激，不然都快要流失了。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回台後半年，我又再度組團前往塔壩。除了繼續在培梅服務之外，我籌劃了基礎的田野調查，希望能對這個消失中的小鎮做些紀錄。到了最後幾天，我夥同當地的客家青年去了楊大釗之墓，以及他所帶來的土地公─塘園伯公廟。據說楊大釗是第一個到印度的華人，迫於生活壓力下南洋，不料遇到暴風雨，發生船難。後來他被打上岸，獲救之後，提供茶葉給當地的土王治病（又一說是英國貴族），獲得土王賜白馬一匹，並將騎著白馬所跑一圈的土地贈送給他，由此創下華人在印度的基業。華人感念其恩德，不分族群，都會在過年或誕辰前來參拜。綿亙的恆河灌溉出了偉大的印度文明，她的支流則溫柔地送來另一批客人。我望著浩浩湯湯的河流，江上帆船片片，不禁遙想先人神采：一夜的驚濤駭浪已經讓他力氣放盡，或許是伯公保佑，讓他能緊抓著牌位，被拍打上岸。當他觸碰到泥土的那一刻，他滿足地昏睡了。「啊，土地！離鄉背井，不就是求一塊可以溫飽的土地。」
三訪塔壩，這次跟隨中研院的陳美華老師，一是為了完成上次未竟的塔壩移民史，二是為了紀錄塔壩人過新年。第三次來到塔壩，我對塔壩已經相當熟悉。當路面開始顛簸，刺鼻的化學氣味衝到腦門，我知道我離塔壩很近了。一下車，塵土迎面而來，牛、狗和烏鴉依舊在垃圾堆翻食，我知道我又回來了。已經有許多村人認識我，看到我都會親切的打招呼，直說：「你轉來啦！」。小孩子看到我都會大叫：「阿崴哥哥來了！」，然後害羞地回頭跑，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年節的塔壩，天有點冷，但我的心卻是暖暖的。
塔壩的年味比台灣重很多。可能是在異鄉生活，必須凝聚族群向心力的關係，塔壩人的過年非常熱鬧。晚會、園遊會和各式各樣的表演接應不暇，尤其是除夕夜，整個塔壩都會動起來。除夕夜的高潮就是打獅子（舞獅）。採青完畢（用獅頭咬下懸掛的青菜），象徵春天到來之後，醒獅團會到每戶每家拜年，討吉利拿紅包。拜年會持續整個晚上直到天光，踏遍塔壩每一個角落。威武的雄獅配上壯闊的鼓聲，很有巡視疆域的味道。打獅子需要真工夫，我光是隨隊行走拍攝，就已經感到吃不消，更不用說高舉獅頭或敲鑼打鼓了。年節過後，我還隨同塔壩人前往佛陀證道的聖地Gaya，紀錄他們如何朝聖。朝聖之旅讓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在靈鳩山，佛陀升壇講經的所在。登上靈鳩山，視野登時開闊。只見莽原廣裘地延綿鋪向地平線，小溪隱隱約約在蔭綠空隙閃亮，山脈則在遠處圍成一重又一重的屏障；風自四面八方徐徐拂來，遺世獨立之感油然而生。到底生命從何而來，又因何而去？種種生之疑問，汩汩自心中而出。無怪乎佛陀會在此講道，揭示生命意義的終極安頓。
朝聖之旅回來，過沒幾天，我就踏上歸途。前往機場的路上，車子駛上快速道路，路燈殘影虛幻地映上車窗。恍惚之際，我竟已經分不清，到底我是歸來還是離去？是歸人抑或是過客？我發現，似乎有一部分的自己遺留在塔壩了。回想著阿公阿婆們對我訴說故事的誠摯面容，想起他們對我說的故事，一個個關於逃難顛沛、打拼生根卻又挫折流離的故事。故事與故事之間彼此連通，織成一張巨大的命運之網，抓攫所有的塔壩人，一牽一引，每個人都是歷史大舞台的演員，而我的心則隨著他們的歡欣哀愁，不斷起伏震盪。
坦白說，塔壩不是一個美侖美奐的地方。水泥砌成的灰黑高牆，五顏六色的污水，實在稱不上賞心悅目。有一天下午，我跟夥伴去街上買日用品，平日塵土飛揚的道路突然金碧輝煌起來。夕陽半懸在道路盡頭，塵埃懸粒反射金光，將整條街染上神聖的氣息。霎那間，我震懾住了，為眼前的美景所深深感動著。原來真正的塔壩就在此時此刻，塔壩正是一個正在夕陽中消融的小鎮！當印度政府開始打算走高科技產業路線，高污染的皮革業就已經是夕陽產業，生產皮革為主的塔壩客家庄自然也步向黃昏。九零年代開始，塔壩人大量向外移民，特別是加拿大，儼然是第二個塔壩。前兩次來塔壩，我都很焦慮，總覺得要做些什麼才好。但是，現在我覺得釋然。當初為了生計而來，現在又因生計而走，再自然不過。客家人不一貫如此？不斷地遷徙尋覓能夠長出溫飽的土地。塔壩就像是夕陽，靜靜地向歷史的角落西沉，而塔壩人努力生活的姿態，就是那令人貪戀的餘暉，深深烙在我的心房上。
之三
我一直以為，人生是由一連串的偶然和必然交織而成。大一偶然的熱血環島之旅，讓我知道我不再是個原子化的、單薄紙片般的個體，相反地，一種飽滿的厚度充盈了我，我更貼近我的血脈，讓我更認識我自己，我如何之所以為我；大二偶然應朋友之邀，前往印度的塔壩客家庄，開啟了我有關海外客家的視野。一樣在道光年間移民，可是台灣與印度之間，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客庄風情。這樣子的差異令我深深著迷，相同的文化種子，長在不同的土壤，就有了不同的變貌。我在那邊不斷擺蕩他者與自我之間。我清楚認知，他們跟我一樣，都是客家人，但總在細微處讓我發現，他們終究與我不同。他者彷彿一面鏡子，可以纖細地映照出自我的容貌。我發現我的大學生活尚未走完，卻緊緊與「客家」相扣連。彷彿一種召喚，「客家」總是潛藏在我的生活之中，提醒著我是誰。大學將屆，人生的旅程要進入下一站。畢業以前，我希望我能去廣東梅縣走走，看看自己血脈的源頭，也順便幫塔壩人接續祖譜。到底是怎樣一個地方，會培養出不斷行旅的民族呢？對我而言，旅行永遠是一個進行式，不斷透過移動來追尋自我。旅行中總有驚奇，驚奇容易讓人突破侷限，使人更知道自己到底是誰。不論疑惑還是滿足，我想我還是會繼續旅行下去，下一站：廣東梅縣。
記‧塔壩
記‧塔壩
文 / 醫學三 鄭喬峰
「厚度是一種經驗豐富反應的樣貌。當體驗、經驗敏銳而豐盛時，就容易能夠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的出路並忍受挫折，從而表現出一種厚度。經驗貧乏且遲鈍的人是不可能有所謂厚度的。」 ──連韻文，《心流經驗》
2008年二月，我跟著中研院的陳美華老師和她的幾個學生前往印度加爾各答郊區的中國城─塔壩進行當地居民基本資料收集、移民史調查，並參與和紀錄當地華人的新年慶祝。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塔壩。第一次和朋友一起來辦營隊時，認識了到塔壩做研究的老師，有些好奇地跟著她跑了幾趟田野，和當地人有了接觸與互動後，便深深地愛上了這裡，並決意要再回來。
『喔喔，你們回來啦，現在正準備過年呢。』許久不見的大嬸對我們笑道。
「對啊，我們這次就是來跟大家一起過年的。」
田野是種很特別、也很令人難忘的體驗。雖說不是在地人，但卻真真切切地參與了當地的生活，融入了他們的一顰一笑。喜慶時拉手一同狂歡、悲傷時卻也低頭一同哀悼。很多時候固然是旁觀清，但更多時候卻是當局迷。在我們悄悄進入了當地的鄉土與生活之時，往往也為他們的生命經驗所深深感動著。當看見爺爺奶奶邊慈愛地抱起孫子，邊說起如何在動亂時來到這裡，胼手胝足地在異鄉建立起自己的家園；當看見伯伯阿姨有些自豪地提到如何在少數族群的弱勢中打拚，並創造屬於自己的事業；當他們一邊以充滿回憶的眼神望著遠方，一邊告訴我們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故事之時，那種情感上的同理和時間的滄桑所帶來的衝擊是極其濃烈而讓人難以抹滅與輕易忘懷的。
「爺爺，你為什麼會想離開家鄉梅縣，到這麼遠的地方來阿？」
『家鄉的生活不好，沒有錢吃飯啊！當時好多人坐船出海打工，想要賺錢回家蓋大房子，我就是那時候跟叔叔出來的。可是後來回去的時候，就開始打仗了。當時好亂啊，大家都很害怕會被抓起來。很多人就在那時離開了家鄉，我也帶著媽媽和媳婦逃了出來。之後就到這裡住下來了。』
『那時候這裡的生活很不好過喔！許多想離開的年輕人就搭著巴士往西邊走，沒有錢就停下來打工，有錢了再繼續向西邊去。我有好幾個朋友就是那時到了奧地利還有美國的。』
「那伯伯你怎麼沒有去啊？」
『唉，我本來也要去的。但要離開的那天晚上，媽媽拉著我的衣服，一邊哭一邊說不讓我走。我捨不得媽媽這樣難過，就留下來了。』
隨著他們述說故事的話語帶著些許緬懷、又帶著些許感傷的情緒地在我們之間暈染開，一個個彼此獨立卻又緊密相依的人生彷彿就在眼前重新呈現，相互交織成一個彷彿遙遠而陌生，但卻又是如此鮮明飽滿的大時代圖像。百年的歷史就在數個小時中重溫快轉，當中無數的喜怒哀樂悲苦痛卻在他們淡淡的話語裡，由一種柔軟而懇切的氣味緩慢瀰漫入整個氛圍，還有聆聽著的我們心間。
『這個青年會在我小時候就有啦，而且會將募到的錢拿來辦整個塔壩的慶祝活動呢！我們這代大概是二十年前接下的棒子，可是現在我們幾個都中年啦，青年會都要變成中年會了，卻還沒有人能夠把棒子接下去……。』
不時會在田野的場域中，遇見對土地的關心與企盼。滿懷熱情的人們，往往已是滿頭花白，卻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方向努力著。即便聊起時，字句中仍不時透出深深的嘆息和遮掩不住的無力感。但他們依舊堅信著些什麼而不停地向前，向那彷彿看的見卻又摸不著的什麼走去。我們的到來、闖入與參與，化為某種承載，和他們一起重新回溯與懷想，重溫其生命記憶、故鄉依戀與對土地的期許。同時，原只屬於這塊土地與人們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也以某種形式進入了我們的意識或非意識的深處，悄悄地扎下了根，並讓我們心中那不完全的什麼，得以藉由那深根的成長，有機會更為豐富與成熟，有機會看見更多的什麼。
「阿姨，你的子女都在國外了，你還會想要繼續住在這裡嗎？」
『想啊，當然想啊！我是在這裡出生長大的，雖然以前很苦但也都熬過來了。這裡就是我的家啊！我想要住在這裡。』
『來來，跟哥哥打招呼。』可愛的小女孩害羞地躲到媽媽的身後。
「啊啊，大姐好久不見了。」
『是啊，不過我兩個女兒都還認得你們喔！都還記得你們是夏天到學校教跳舞的哥哥姊姊。她們看到你們回來很開心呢！』
會想念一塊土地，會喜愛一塊土地，會眷戀一塊土地，除了那裏的風土之美外，就是那兒的人們對你的笑臉、擁抱、和訴說的故事吧！藉由聆聽、藉由想像、藉由朝夕的相處與陪伴、藉由成為當地真切發生的一切，我們步入了彼此的生命裡，從中感同身受地並肩走過那醞釀深邃的回憶與過去，參與了此刻的現實並成為了造就未來的現在與曾經，也豐富了彼此的記憶與當下。更在某個程度上成為對方的一部分，對未來一起做出了承諾與想像。由此而生的依戀與情感，固然依附在人與人之間，卻也因此和這塊土地共同擁有更為真摯的連結。
只要願意親身走入，只要願意付出真誠，只要願意好好地看見。
文 / 醫學三 鄭喬峰
「厚度是一種經驗豐富反應的樣貌。當體驗、經驗敏銳而豐盛時，就容易能夠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的出路並忍受挫折，從而表現出一種厚度。經驗貧乏且遲鈍的人是不可能有所謂厚度的。」 ──連韻文，《心流經驗》
2008年二月，我跟著中研院的陳美華老師和她的幾個學生前往印度加爾各答郊區的中國城─塔壩進行當地居民基本資料收集、移民史調查，並參與和紀錄當地華人的新年慶祝。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塔壩。第一次和朋友一起來辦營隊時，認識了到塔壩做研究的老師，有些好奇地跟著她跑了幾趟田野，和當地人有了接觸與互動後，便深深地愛上了這裡，並決意要再回來。
『喔喔，你們回來啦，現在正準備過年呢。』許久不見的大嬸對我們笑道。
「對啊，我們這次就是來跟大家一起過年的。」
田野是種很特別、也很令人難忘的體驗。雖說不是在地人，但卻真真切切地參與了當地的生活，融入了他們的一顰一笑。喜慶時拉手一同狂歡、悲傷時卻也低頭一同哀悼。很多時候固然是旁觀清，但更多時候卻是當局迷。在我們悄悄進入了當地的鄉土與生活之時，往往也為他們的生命經驗所深深感動著。當看見爺爺奶奶邊慈愛地抱起孫子，邊說起如何在動亂時來到這裡，胼手胝足地在異鄉建立起自己的家園；當看見伯伯阿姨有些自豪地提到如何在少數族群的弱勢中打拚，並創造屬於自己的事業；當他們一邊以充滿回憶的眼神望著遠方，一邊告訴我們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故事之時，那種情感上的同理和時間的滄桑所帶來的衝擊是極其濃烈而讓人難以抹滅與輕易忘懷的。
「爺爺，你為什麼會想離開家鄉梅縣，到這麼遠的地方來阿？」
『家鄉的生活不好，沒有錢吃飯啊！當時好多人坐船出海打工，想要賺錢回家蓋大房子，我就是那時候跟叔叔出來的。可是後來回去的時候，就開始打仗了。當時好亂啊，大家都很害怕會被抓起來。很多人就在那時離開了家鄉，我也帶著媽媽和媳婦逃了出來。之後就到這裡住下來了。』
『那時候這裡的生活很不好過喔！許多想離開的年輕人就搭著巴士往西邊走，沒有錢就停下來打工，有錢了再繼續向西邊去。我有好幾個朋友就是那時到了奧地利還有美國的。』
「那伯伯你怎麼沒有去啊？」
『唉，我本來也要去的。但要離開的那天晚上，媽媽拉著我的衣服，一邊哭一邊說不讓我走。我捨不得媽媽這樣難過，就留下來了。』
隨著他們述說故事的話語帶著些許緬懷、又帶著些許感傷的情緒地在我們之間暈染開，一個個彼此獨立卻又緊密相依的人生彷彿就在眼前重新呈現，相互交織成一個彷彿遙遠而陌生，但卻又是如此鮮明飽滿的大時代圖像。百年的歷史就在數個小時中重溫快轉，當中無數的喜怒哀樂悲苦痛卻在他們淡淡的話語裡，由一種柔軟而懇切的氣味緩慢瀰漫入整個氛圍，還有聆聽著的我們心間。
『這個青年會在我小時候就有啦，而且會將募到的錢拿來辦整個塔壩的慶祝活動呢！我們這代大概是二十年前接下的棒子，可是現在我們幾個都中年啦，青年會都要變成中年會了，卻還沒有人能夠把棒子接下去……。』
不時會在田野的場域中，遇見對土地的關心與企盼。滿懷熱情的人們，往往已是滿頭花白，卻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方向努力著。即便聊起時，字句中仍不時透出深深的嘆息和遮掩不住的無力感。但他們依舊堅信著些什麼而不停地向前，向那彷彿看的見卻又摸不著的什麼走去。我們的到來、闖入與參與，化為某種承載，和他們一起重新回溯與懷想，重溫其生命記憶、故鄉依戀與對土地的期許。同時，原只屬於這塊土地與人們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也以某種形式進入了我們的意識或非意識的深處，悄悄地扎下了根，並讓我們心中那不完全的什麼，得以藉由那深根的成長，有機會更為豐富與成熟，有機會看見更多的什麼。
「阿姨，你的子女都在國外了，你還會想要繼續住在這裡嗎？」
『想啊，當然想啊！我是在這裡出生長大的，雖然以前很苦但也都熬過來了。這裡就是我的家啊！我想要住在這裡。』
『來來，跟哥哥打招呼。』可愛的小女孩害羞地躲到媽媽的身後。
「啊啊，大姐好久不見了。」
『是啊，不過我兩個女兒都還認得你們喔！都還記得你們是夏天到學校教跳舞的哥哥姊姊。她們看到你們回來很開心呢！』
會想念一塊土地，會喜愛一塊土地，會眷戀一塊土地，除了那裏的風土之美外，就是那兒的人們對你的笑臉、擁抱、和訴說的故事吧！藉由聆聽、藉由想像、藉由朝夕的相處與陪伴、藉由成為當地真切發生的一切，我們步入了彼此的生命裡，從中感同身受地並肩走過那醞釀深邃的回憶與過去，參與了此刻的現實並成為了造就未來的現在與曾經，也豐富了彼此的記憶與當下。更在某個程度上成為對方的一部分，對未來一起做出了承諾與想像。由此而生的依戀與情感，固然依附在人與人之間，卻也因此和這塊土地共同擁有更為真摯的連結。
只要願意親身走入，只要願意付出真誠，只要願意好好地看見。
甩開紛擾──檢視兩岸貿易主張
甩開紛擾──檢視兩岸貿易主張
沙雁（讀者投書，經濟系學生）
中國崛起，對於世界無疑是重大衝擊，十三億人口代表著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甦醒的巨龍帶給已開發世界前所未見的新局面。世界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如何定位這位新夥伴，這位夥伴也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徘徊，但就身處於這位仁兄身旁的台灣而言，我們比其他國家更急迫需要面對幾個重要的問題，而台灣之於中國爭議性的定位，也為這樣的紛擾帶來許多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口水戰。究竟，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來與這位夥伴相處？
台灣與中國
中國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迅速成長，背後代表的不只是經濟體內實力的積累，更重要是這份成長帶給世界的深遠影響。捫心自問，假若我們週遭的生活必需品少了中國的加工，盡皆都是「made in USA」或「made in UK」，我們一天的開銷需要多少錢？中國的市場不只代表便宜的衣服、「made in China」的球鞋、或者是惡名昭彰的「黑心商品」而已，我們可以用現在的生活開銷過日子，而不用多支付兩、三倍的日常費用，都是開發中國家加入國際市場的功勞，而中國的成長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也因為中國之於世界的重要性，潛在於中國的巨大商機吸引了世界各國的資金迅速湧入。
那台灣呢？
台灣必須與這位夥伴相處，因為它就在你身旁。
許多台商已經投入中國市場，台灣商人認為中國崛起是不可錯過的大好商機，如果能夠把握時機進入，必定能為目前遇到瓶頸的台灣產業開創新的可能。台灣之所以重要，也因為台灣離中國近，也因為語言相通。
無論如何，經濟學家比較關注的是自由貿易，認為台灣身處世界之中，必得面對這個日趨開放的世界市場，鎖國無助於經濟，事實上限制商人去追求誘因（禁止廠商去國外找廉價勞工）只會讓國內的投資者開始尋求法律漏洞（所以陳水扁在選前才有台商可以「大赦」）。台灣必得面對開放的世界、開放的中國，尋求經濟新的出口。
「創造性破壞」
雷根以其開放的經濟貿易主張聞名，80年代與英國的 柴契爾 夫人左右輝映，主張開放的國際經濟市場將帶給國內與世界最美好的未來。但無論雷根又或 柴契爾夫人，知悉的人應該很難忘記他們所共同面對的國內勞工反彈風浪。當時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正是亞洲四小龍起飛的歷史），導致美、英兩國的產業受到嚴峻挑戰，台灣、韓國便宜的出口品，讓已開發國家的許多產品頓失競爭力，於是產品賣不出去，廠商大量外移，也就導致了美、英國內的失業潮。
雷根與柴契爾夫人面對世界經濟的困境，一如台灣現下面對中國的處境，假若堅持經濟體的貿易開放，廠商與資金幾乎必定外流，原本只能「檯面下」西進的台商們一旦能夠理直氣壯的勇敢在對岸設廠，台灣將頓失不少工作機會。但反過來說，在經濟學家眼中，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產業結構衝擊，才能夠帶給經濟體新的活力。
我們現在不會懷疑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一意孤行，正如我們不會懷疑美、英在80年代之後的經濟活力一般。正是因為開放的經貿政策，勞力密集產業從已開發國家漸漸絕跡，取而代之的是資本密集產業、漸漸以品牌漸長的歐美企業。而失業，正是這個過程的陣痛期，一如熊彼得所堅信的「創造性破壞」，唯有產生破壞（失業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才會產生新的契機。
換句話說，台灣現階段面臨的抉擇或許正如當年的美、英一般。而開放或許會帶來諸如失業等副作用，但就長遠而言，或許也是唯一且必經的過程。
破壞得以和緩進行？
如果有一位候選人膽敢大聲說：「失業是我們必經的過程，我們必須面對失業帶來的創造性破壞，人民經歷痛苦的調整與學習後，我們將向更為發達的已開發國家邁進！」那麼經濟學家大概絕大多數都會把票投給他，而預知失業將到來的候選人大概也絕不會當選。
開放的代價非常巨大，失業與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是社會所極不願面對。領導人能如雷根、柴契爾夫人之流「一意孤行」是極少的，也因此，怎樣和緩這樣的過程，怎樣讓產業慢慢的轉型而在過程中讓副作用減到最低，成了大多數政府在面對國際經貿政策開放時的主張。台灣亦然，姑且不論政府在意識型態底下不遺餘力的經貿限制，但無可否認的是其對產業升級、品牌建立、非貿易財的建設等推廣亦盡不少心力，再再都是希望建立強勢的競爭力，在勞工密集產業終有一天不得不外移之時，讓台灣有能力經歷最短的陣痛期。
而在台灣，對於大陸市場的開放似乎又沒有那麼單純，排除政治因素，最主要的顧慮來自於廠商太過單一的執著於大陸投資。2007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佔所有對外投資（所有對外投資）中約61％，2006年為64％，2005年更高達71％（皆為世界諸國之冠！），而這份統計中若再考慮沒有報備就偷跑的台商，則比例將至少再成長20-30％（以大陸官方公佈之台商投資金額計算之）。
「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是所有人知道的常理，但台灣卻把絕大部分的雞蛋都放在中國這個籃子中，縱使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是對政府干預市場多有反感，但站在政府的立場，該如何「適度干預」、「調整市場」無疑成了一種必得面對的藝術了。
就事論事
可惜的是，台灣近幾年來的調整卻總包裝在意識型態的口水戰之下，經濟的本質與政策的用意已不復見。政府政策的支持者認為開放貿易就不愛台灣，反對者亦對政府政策不敢苟同、多加杯葛，選民被反反覆覆的意識形態所掩蓋，卻很少能夠客觀檢視不同主張下所帶來的不同利弊。
無可否認，現在兩組候選人對於兩岸市場開放的看法其實已沒有太大差異，最大的差別應該可以這麼說：馬蕭認為台灣應儘早開放市場，讓廠商追求最大利潤，台灣產業越早經歷創造性破壞的洗禮，也就越快能在國際競爭場合再創新的價值；長昌則認為台灣對外投資的管制依舊重要，但開放也是必走的路，先決條件則應妥善替國內產業找好出路（培植品牌、創造產品的高附加價值），如此一來才能避免台灣因貿易短期所帶來的劇烈副作用。
兩組人馬的考量無疑都是替台灣著想，站在客觀的角度，主張其實各有利弊。但在意識型態的流言蜚語之下，我們真的知道各別主張的差別與利弊嗎？我們真的得到充分的資訊而能夠選擇自己較為認同的政策嗎？對於兩岸市場開放政策的主張，我們應該問的是：你想要早點經歷創造性破壞的蛻變？還是要等準備充足後再與國際競爭？
附註:本文寫於總統大選之前 因稿件調動延遲刊登 敬請見諒
沙雁（讀者投書，經濟系學生）
中國崛起，對於世界無疑是重大衝擊，十三億人口代表著一個全新的經濟體，甦醒的巨龍帶給已開發世界前所未見的新局面。世界似乎還沒有準備好如何定位這位新夥伴，這位夥伴也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徘徊，但就身處於這位仁兄身旁的台灣而言，我們比其他國家更急迫需要面對幾個重要的問題，而台灣之於中國爭議性的定位，也為這樣的紛擾帶來許多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口水戰。究竟，我們該以怎樣的態度來與這位夥伴相處？
台灣與中國
中國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迅速成長，背後代表的不只是經濟體內實力的積累，更重要是這份成長帶給世界的深遠影響。捫心自問，假若我們週遭的生活必需品少了中國的加工，盡皆都是「made in USA」或「made in UK」，我們一天的開銷需要多少錢？中國的市場不只代表便宜的衣服、「made in China」的球鞋、或者是惡名昭彰的「黑心商品」而已，我們可以用現在的生活開銷過日子，而不用多支付兩、三倍的日常費用，都是開發中國家加入國際市場的功勞，而中國的成長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也因為中國之於世界的重要性，潛在於中國的巨大商機吸引了世界各國的資金迅速湧入。
那台灣呢？
台灣必須與這位夥伴相處，因為它就在你身旁。
許多台商已經投入中國市場，台灣商人認為中國崛起是不可錯過的大好商機，如果能夠把握時機進入，必定能為目前遇到瓶頸的台灣產業開創新的可能。台灣之所以重要，也因為台灣離中國近，也因為語言相通。
無論如何，經濟學家比較關注的是自由貿易，認為台灣身處世界之中，必得面對這個日趨開放的世界市場，鎖國無助於經濟，事實上限制商人去追求誘因（禁止廠商去國外找廉價勞工）只會讓國內的投資者開始尋求法律漏洞（所以陳水扁在選前才有台商可以「大赦」）。台灣必得面對開放的世界、開放的中國，尋求經濟新的出口。
「創造性破壞」
雷根以其開放的經濟貿易主張聞名，80年代與英國的 柴契爾 夫人左右輝映，主張開放的國際經濟市場將帶給國內與世界最美好的未來。但無論雷根又或 柴契爾夫人，知悉的人應該很難忘記他們所共同面對的國內勞工反彈風浪。當時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正是亞洲四小龍起飛的歷史），導致美、英兩國的產業受到嚴峻挑戰，台灣、韓國便宜的出口品，讓已開發國家的許多產品頓失競爭力，於是產品賣不出去，廠商大量外移，也就導致了美、英國內的失業潮。
雷根與柴契爾夫人面對世界經濟的困境，一如台灣現下面對中國的處境，假若堅持經濟體的貿易開放，廠商與資金幾乎必定外流，原本只能「檯面下」西進的台商們一旦能夠理直氣壯的勇敢在對岸設廠，台灣將頓失不少工作機會。但反過來說，在經濟學家眼中，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產業結構衝擊，才能夠帶給經濟體新的活力。
我們現在不會懷疑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的一意孤行，正如我們不會懷疑美、英在80年代之後的經濟活力一般。正是因為開放的經貿政策，勞力密集產業從已開發國家漸漸絕跡，取而代之的是資本密集產業、漸漸以品牌漸長的歐美企業。而失業，正是這個過程的陣痛期，一如熊彼得所堅信的「創造性破壞」，唯有產生破壞（失業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才會產生新的契機。
換句話說，台灣現階段面臨的抉擇或許正如當年的美、英一般。而開放或許會帶來諸如失業等副作用，但就長遠而言，或許也是唯一且必經的過程。
破壞得以和緩進行？
如果有一位候選人膽敢大聲說：「失業是我們必經的過程，我們必須面對失業帶來的創造性破壞，人民經歷痛苦的調整與學習後，我們將向更為發達的已開發國家邁進！」那麼經濟學家大概絕大多數都會把票投給他，而預知失業將到來的候選人大概也絕不會當選。
開放的代價非常巨大，失業與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是社會所極不願面對。領導人能如雷根、柴契爾夫人之流「一意孤行」是極少的，也因此，怎樣和緩這樣的過程，怎樣讓產業慢慢的轉型而在過程中讓副作用減到最低，成了大多數政府在面對國際經貿政策開放時的主張。台灣亦然，姑且不論政府在意識型態底下不遺餘力的經貿限制，但無可否認的是其對產業升級、品牌建立、非貿易財的建設等推廣亦盡不少心力，再再都是希望建立強勢的競爭力，在勞工密集產業終有一天不得不外移之時，讓台灣有能力經歷最短的陣痛期。
而在台灣，對於大陸市場的開放似乎又沒有那麼單純，排除政治因素，最主要的顧慮來自於廠商太過單一的執著於大陸投資。2007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對大陸的投資佔所有對外投資（所有對外投資）中約61％，2006年為64％，2005年更高達71％（皆為世界諸國之冠！），而這份統計中若再考慮沒有報備就偷跑的台商，則比例將至少再成長20-30％（以大陸官方公佈之台商投資金額計算之）。
「雞蛋不能放在同一個籃子」是所有人知道的常理，但台灣卻把絕大部分的雞蛋都放在中國這個籃子中，縱使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是對政府干預市場多有反感，但站在政府的立場，該如何「適度干預」、「調整市場」無疑成了一種必得面對的藝術了。
就事論事
可惜的是，台灣近幾年來的調整卻總包裝在意識型態的口水戰之下，經濟的本質與政策的用意已不復見。政府政策的支持者認為開放貿易就不愛台灣，反對者亦對政府政策不敢苟同、多加杯葛，選民被反反覆覆的意識形態所掩蓋，卻很少能夠客觀檢視不同主張下所帶來的不同利弊。
無可否認，現在兩組候選人對於兩岸市場開放的看法其實已沒有太大差異，最大的差別應該可以這麼說：馬蕭認為台灣應儘早開放市場，讓廠商追求最大利潤，台灣產業越早經歷創造性破壞的洗禮，也就越快能在國際競爭場合再創新的價值；長昌則認為台灣對外投資的管制依舊重要，但開放也是必走的路，先決條件則應妥善替國內產業找好出路（培植品牌、創造產品的高附加價值），如此一來才能避免台灣因貿易短期所帶來的劇烈副作用。
兩組人馬的考量無疑都是替台灣著想，站在客觀的角度，主張其實各有利弊。但在意識型態的流言蜚語之下，我們真的知道各別主張的差別與利弊嗎？我們真的得到充分的資訊而能夠選擇自己較為認同的政策嗎？對於兩岸市場開放政策的主張，我們應該問的是：你想要早點經歷創造性破壞的蛻變？還是要等準備充足後再與國際競爭？
附註:本文寫於總統大選之前 因稿件調動延遲刊登 敬請見諒
意識報公共領域系列活動回顧
意識報公共領域系列活動回顧
文/孫有蓉
這一系列的活動，從星期一與意識報的小聚到星期五相約大紅的高談闊論，話題都環繞著同一個問題：「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大學生很冷漠？」。為什麼我們一再地問著同樣的問題？好似公共領域這詞是多麼崇高的名牌，戴上它將顯得殊榮尊貴。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任何的時間壓力、作業壓力…等等，我們會想去了解學校正在發生些什麼事情嗎？我們會想去了解學生會現在正在做些什麼嗎？」
「了解到什麼樣的程度呢？在我進大學的這段日子中，要不是我認識了大陸社的朋友和意識報，我根本就不會知道這麼多學校的事情。了解學校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似乎不是我想了解就輕輕鬆鬆地了解了，我想了解一件事時，我發現我要不是完全不要去了解，不然就是投身下去做一大堆的研究、參加一大堆的公聽會、分析一大堆的資料，把自己搞的累得要死。為什麼在我們的校園中完全找不到一個空間可以把這些資料做個簡單的整理，讓學生們隨時都可以藉由這些資料做一些了解呢？雖然說bbs上很多版都有這些資料和討論，卻因為太過雜亂而非常的難整理，讓人必須花很多時間才能都了解一件事。」
當我們這群穿梭於異議性社團、學生會、學代會，將校園公共事務的知曉視為理所當然的人自我沉浸在小世界中，不解於學生們對於校園事務的不關注與不了解，這樣的發問與疑惑如當頭棒喝般地敲醒我們。為什麼校園中沒有一個長廊、一個走道、一個空間，在這空間中沒有亂七八糟的宣傳海報，有著學生會所整理近期學校所發生的事與學生會的行動、有著學生們對於學校相關事務的分析事實報導？讓所有的學生有這個機會簡單地知道校園內什麼事正進行著，而學生會又在學生們的監督與要求下負責將學生會所經手的校園議題整理給大眾知曉，公共領域從何做起？不就要從一個沒有阻礙的資訊空間做起嗎？
在通紅色的餐館裡，傾盆的大雨是預料中的，但魚貫而入直到滿座的觀眾們是出乎意料的。
在一個網路化的世界，校園不同於三五十年前充滿了學生報紙，學校的資訊被硬塞進學生的生活中，躲也躲不了。隨著資訊網路化，校園不再有報紙廣為流傳，而便利的網路使進入討論的資格降低了、即時性也增加了；但也因為網路的便利，使資訊太過於龐雜、議題零碎化，更使整體在議題上的討論變得膚淺。
--BY 林國明教授
每個時代學校與社會的互動都不太一樣，在二、三十年前，因為整體的封閉與不自由，所以校園遠遠地落後於社會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校園中的學生極力地將社會中的議題、特性、運動能量帶進校園，所以產生了當時盛極一時的學生運動，還有對於校園、社會議題的狂熱。這個時代校園已和社會同步並行，所以我們不再刻意地模仿社會，但每個時代都應有我們可以一起奮鬥的對象，那我們這個時代所群起奮鬥的對象為何？
--BY楊偉中
若公共領域這個詞是我們在這裡一起大喊「我們要公共領域」就可以填充他的內容，那我們應該早就擁有公共領域了。一個公共領域的存在一定要是我們共同所意識到：我們這裡的一群人正在構成一個公共領域，而我們運用這個公共領域解決問題，才算是公共領域嗎？事實上我們是可以在沒有意識到公共領域實體存在的時候，達到公共領域的結果的；只是幾個不同生活圈的朋友聊聊，或是找一群人來針對某個主題談談也許就已經產生了一個公共領域了。
--BY黃中睿
從前到現在，我認為公共領域可以被分成兩種類型：理想型與運動型的公共領域。這兩種類型的差別在於，運動型的公共領域針對某個有立即性的議題進行組織、籌劃、決策、行動，一個團體是由一個明確的目標所形成的共同體來集體行動，但理想型的公共領域卻是希望建構一個能夠包含各種思想與聲音的場域，將我們的生活民主化，以一個論述的方式使團體朝向良好的方向發展。
--BY林竣達
就像中睿所說的，不是我們今天這樣講講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就會就此產生。在這個多元的社會中，人們找到了他們不同的興趣，但重點是這些關心不同事物的人群、這些不同興趣的人群能不能有所對話與連結？如果我們開始與不同的團體間對話、交流，交換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與熱情，我們會不會在不知不覺中建立起了那所謂的公共領域，從此過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這次的活動，意識報接收到了許多很珍貴的聲音，也讓我們接觸到了許多不同的團體。希望我們往後能更走入人群中，聽聽大家的聲音、與大家對話。
文/孫有蓉
這一系列的活動，從星期一與意識報的小聚到星期五相約大紅的高談闊論，話題都環繞著同一個問題：「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大學生很冷漠？」。為什麼我們一再地問著同樣的問題？好似公共領域這詞是多麼崇高的名牌，戴上它將顯得殊榮尊貴。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任何的時間壓力、作業壓力…等等，我們會想去了解學校正在發生些什麼事情嗎？我們會想去了解學生會現在正在做些什麼嗎？」
「了解到什麼樣的程度呢？在我進大學的這段日子中，要不是我認識了大陸社的朋友和意識報，我根本就不會知道這麼多學校的事情。了解學校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似乎不是我想了解就輕輕鬆鬆地了解了，我想了解一件事時，我發現我要不是完全不要去了解，不然就是投身下去做一大堆的研究、參加一大堆的公聽會、分析一大堆的資料，把自己搞的累得要死。為什麼在我們的校園中完全找不到一個空間可以把這些資料做個簡單的整理，讓學生們隨時都可以藉由這些資料做一些了解呢？雖然說bbs上很多版都有這些資料和討論，卻因為太過雜亂而非常的難整理，讓人必須花很多時間才能都了解一件事。」
當我們這群穿梭於異議性社團、學生會、學代會，將校園公共事務的知曉視為理所當然的人自我沉浸在小世界中，不解於學生們對於校園事務的不關注與不了解，這樣的發問與疑惑如當頭棒喝般地敲醒我們。為什麼校園中沒有一個長廊、一個走道、一個空間，在這空間中沒有亂七八糟的宣傳海報，有著學生會所整理近期學校所發生的事與學生會的行動、有著學生們對於學校相關事務的分析事實報導？讓所有的學生有這個機會簡單地知道校園內什麼事正進行著，而學生會又在學生們的監督與要求下負責將學生會所經手的校園議題整理給大眾知曉，公共領域從何做起？不就要從一個沒有阻礙的資訊空間做起嗎？
在通紅色的餐館裡，傾盆的大雨是預料中的，但魚貫而入直到滿座的觀眾們是出乎意料的。
在一個網路化的世界，校園不同於三五十年前充滿了學生報紙，學校的資訊被硬塞進學生的生活中，躲也躲不了。隨著資訊網路化，校園不再有報紙廣為流傳，而便利的網路使進入討論的資格降低了、即時性也增加了；但也因為網路的便利，使資訊太過於龐雜、議題零碎化，更使整體在議題上的討論變得膚淺。
--BY 林國明教授
每個時代學校與社會的互動都不太一樣，在二、三十年前，因為整體的封閉與不自由，所以校園遠遠地落後於社會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校園中的學生極力地將社會中的議題、特性、運動能量帶進校園，所以產生了當時盛極一時的學生運動，還有對於校園、社會議題的狂熱。這個時代校園已和社會同步並行，所以我們不再刻意地模仿社會，但每個時代都應有我們可以一起奮鬥的對象，那我們這個時代所群起奮鬥的對象為何？
--BY楊偉中
若公共領域這個詞是我們在這裡一起大喊「我們要公共領域」就可以填充他的內容，那我們應該早就擁有公共領域了。一個公共領域的存在一定要是我們共同所意識到：我們這裡的一群人正在構成一個公共領域，而我們運用這個公共領域解決問題，才算是公共領域嗎？事實上我們是可以在沒有意識到公共領域實體存在的時候，達到公共領域的結果的；只是幾個不同生活圈的朋友聊聊，或是找一群人來針對某個主題談談也許就已經產生了一個公共領域了。
--BY黃中睿
從前到現在，我認為公共領域可以被分成兩種類型：理想型與運動型的公共領域。這兩種類型的差別在於，運動型的公共領域針對某個有立即性的議題進行組織、籌劃、決策、行動，一個團體是由一個明確的目標所形成的共同體來集體行動，但理想型的公共領域卻是希望建構一個能夠包含各種思想與聲音的場域，將我們的生活民主化，以一個論述的方式使團體朝向良好的方向發展。
--BY林竣達
就像中睿所說的，不是我們今天這樣講講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就會就此產生。在這個多元的社會中，人們找到了他們不同的興趣，但重點是這些關心不同事物的人群、這些不同興趣的人群能不能有所對話與連結？如果我們開始與不同的團體間對話、交流，交換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與熱情，我們會不會在不知不覺中建立起了那所謂的公共領域，從此過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這次的活動，意識報接收到了許多很珍貴的聲音，也讓我們接觸到了許多不同的團體。希望我們往後能更走入人群中，聽聽大家的聲音、與大家對話。
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
文/論壇小組
孫有蓉、呂佩珊、陳誼珊、江怡君
漁船用油補助、農業用油補助、失業補助、老人年金全面發放、技職學校免費、減稅、原住民全面補助…，一張張支票不斷隨著選戰開出。隨著M型社會趨於極端化，想像未來某次激烈的選戰中某候選人開出了一張從所未見的高額資票：教育、工作、資源一律全額補助；企業減稅、油價永不調漲、高額全面老人年金、健保保費調降…。候選人在歡聲雷動下當選，在無限地福利下發展成社會福利國家，無限地發行所謂社會福利，從此國庫只有不斷地付出、不斷地負債、不斷地虧空…。
台灣現況下，政府所呈現的社會福利政策概念在形式上突顯出「事後補救」的概念，但事實上卻讓許多經濟中下階層的人民誤以為社會福利政策是一種執政者表現「皇恩浩大」的方式。根本上，這樣的態度和任何一種社會福利制度所產生的概念完全不相容，完全以一種用經濟收買中下階層民眾的態度在操作，而因為公民間對於制度的共識不足，導致我們自身無法決定自己國家整體政策概念的走向。在新的一次政黨輪替下，是時候讓我們弄清楚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國家，而這國家的制度保護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精神、什麼樣的理想。
以制度本身而論，社會福利政策分為兩種：事前預防、事後補救，以實際政策來譬喻：現行我國的健康保險就屬於前者，而剛被取消的老人年金屬於後者。雖然現今許多國家同時都會運用這兩種制度，但這兩種制度的概念最初是由完全不同的脈絡所發展出來解決不同的問題、為達成不同的目標。被認為針鋒相對的兩個脈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極端上雙雙失敗後開始修正兩個體制下所產生的問題，雖然一個所希冀的是資源最有效的利用，另一個所希冀的是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卻都選擇走上了社會福利制度。在我們釐清了他們各追求著怎麼樣的國家後，回到台灣問題，這一次我們要決定將共建一個怎麼樣的國家來保護我們追求人生的幸福。
不知道「社會主義」呈現給大家的是烏托邦亦或對紅的恐懼，但這個思想起源於一種極度對生活極端悲慘人民的愛，希望建構一個完全平等的世界。在這樣的共識下所發展出的制度以社會平等為最終目標，所以漸漸發展出了健全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及許多依事前預防概念所設計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人民有著共同的信念：這個社會的目標是平等，所以收入愈多稅收愈重，以這樣的方式從經濟平等引導出社會階層平等。
工業革命時人們就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放任走到了極端所產生出嚴重的社會問題：倫敦可怕的貧民窟與工人的工作環境簡直慘不忍睹。在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產生了極為龐大的社會成本，而以資本主義的思維模式思考就會發現，為了追求高效率、低成本，社會成本也變成了所有資本家和整體國家所必須付出的嚴重成本，而這樣過高的成本就會減低效率；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殘補式的社會福利政策就產生了。為了將社會成本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政府適時地補助需要的人民，讓他們得以繼續維持生活、工作，換種說法也就是：讓他們維持產出、效率，而不要產生社會成本。
資本主義路線
「濟貧法」，是資本主義概念下最初所出現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工業革命後不斷朝向「資本」、「效率」、「成本」概念發展的英國，產生了龐大的貧窮人口，同樣的問題也在歐洲許多國家發生，而貧窮的慘狀清楚地被雨果的「悲慘世界」記錄下來。解決社會問題是殘補式社會福利制度的核心目標，而這樣的概念最完整的被保存在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中，如濟貧法中的概念，社會福利制度是用來給需要救濟的社群，所以這樣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對象並非國家所有成員，而是那些無法維持生計的家庭或個人。
在信奉自由經濟至上的美國，人們相信只要經濟保持自由放任，憑著競爭力就可以讓整體社會各得所需。但無法否認的，這終究是某種意識形態，架構在每個人都有競爭力的前提上認為人會因汲汲營營於自己的需求而使資源分配達到最大的效用。也許在這樣的概念下，是可以使社會達到在金錢可換算的價值上最有效率的資源分配，但那些價值都只會是可以換算為金錢的，忽略了資源在達到最大效用時很有可能並非所有人都分配到了足夠的資源得以生存。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要維持所有國家成員的基本生命權，就要以社會福利來用強制的手段將資源分配給那些無法生存的人。
經濟的自由放任看似給予所有人機會，所有人都有權利與自由去追求資源，以換取自己所希冀的生活，但事實上可以很清楚的以結果論，社會上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一群弱勢者，而社會的自由放任讓他們陷入毫無競爭力的惡性循環中。我們無法指責他們的弱勢來自於個人的不努力，畢竟在以競爭為核心概念的社會中，以競爭力的強弱一字排開必然會出現比較出最有競爭力與最沒競爭力的一群。
人們也因為見識了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經濟的意識形態，希望跳脫這樣的脈絡，開展一個以階級平等為最高目標的體制，讓剝削勞工、極度的貧窮不再發生。社會主義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而至今最成功的即是對馬克斯主義做了改革的瑞典。
社會主義路線的代表—瑞典
瑞典現在有著令人稱羨的社會福利制度，而完備的社會福利也並沒有如他人不看好地喪失它的競爭力，或是讓人民變得懶惰。瑞典並非因為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讓它成為一個人人嚮往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時，瑞典也只是個貧窮的國家。小農和工人佔大多數，不過和英美情況不同的是瑞典的中產階級勢力並不龐大，資源並非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瑞典的社會主義者所面對的「階級敵人」問題並沒有讓他們演變成階級鬥爭。
在社會主義蔚為風行的時代中，瑞典也出現了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社民黨）」，社民黨在發現鬥爭與流血革命只會讓國家四分五裂而無法真正建立起平等社會後走上轉型的道路。二零年代的社民黨本來主打一般社會主義激烈式的「國有化」，但是1928選舉失敗而發現不可行，於是反省之後開始轉向成為「一般人民的政黨」，在這段期間，社民黨黨魁韓森提出了著名的「人民之家」概念：社會民主國家應該像個家，自然而然形成團結並且本能地實現互助。在這樣的觀念下，瑞典的社會主義沒有用形式上將階級鬥垮，以建構平等的國家；反而在不排富的觀念下著眼所有人民，尋求階級合作的可能性。
這樣的氛圍下，瑞典的社會福利的對象為整個社會的所有成員，而並非被認定有所需要的人才能享有國家照顧。整體國家以照顧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讓所以人的生活並非只是「可以生存」而是「可以有一定水準地生活」，所以社會福利的存在就在於保障所有成員整體生活的所有照顧可以達到一定的水準。針對瑞典的失業政策來講，除了層層條款保護就業者不會遭到突如其來或惡意的遣散，對於已經失業的人民最高可以領有六十個星期的失業給付。但這樣的政策並非單純的補助，讓人民得以在沒有工作的時候得以維持生計，導致人民的懶惰而減低就業；瑞典在處理失業的問題上以充分就業為前提，在失業時主動給予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更在有任何工作機會的同時幫助安排工作面試，使人民順利重新就業。這樣的政策只有在公家機會有職責主動幫助人民尋找工作、促使就業的情況下可能順利運作，若公務員等著人民自己去尋找工作、自己去參與就業輔導，就可能發生領失業給付而不找工作的情況。
瑞典整體的制度都是依著「人民之家」的概念下去設計的，並且制度間互相成為一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絡，而非各自獨立的社會福利政策使得其中有相互不融貫或者缺漏的狀況存在。在這樣的概念下，瑞典發展出了「共同購買」的概念；就像合購般，整個社會合購社會福利，不分階級、不分富有貧窮。拿托兒所為例， 國家培育老師和托兒所，用低廉的價錢讓民眾使用，而在這所托兒所中所有階級的孩子都有；本以為這樣的設計會讓托兒所的素質愈來愈低落，但因為富有的上層階級注重孩子的教育，他們的要求使整體托兒所的素質愈變愈好，所以反而使幼托制度不但成功地做到托兒，更促進了社會平等。
台灣路
1950年代至1980年代，台灣社福政策一直不算積極，大多問題也靠殘補式方式解決，以中央政府配發下來的金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直至1980年代初期，台灣面臨了一連串的經濟成長、政治轉型與產業結構改變，快速的社會變遷使得兒童、老人、失業人口等族群的相關問題都浮上了台面，為解決社會問題，老人福利法、少年福利法、殘障福利法、勞動基準法與各職業人員工作及健康之保險條例紛紛出爐，此時期各法案的制訂與推行，為台灣社福發展締造了新的里程碑。
而隨著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日漸民主化、產生在野監督的成果顯現在社福發展之上，1990年代起，國家預算在社福條款的分配之上有了大幅的提升，也開始應映社會現況對社福法案進行了增修。2000年政黨輪替，社福政策以社會保險及社會救助為主、不傾向干預市場機制的國民黨離開了執政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期望使政府在社福政策上採積極行動、由政府承擔社福責任的民進黨。各式平等法與津貼法誕生了，但依附在福利津貼推行之上的，卻是國庫財源的左支右絀。
2008年，台灣政黨再次輪替，馬政府在選舉政策中宣示將以公共建設的動工增加每年十二萬人的就業機會，並使失業率降至百分之三以下，欲利用產業再造的方式，增加工作機會；參考美國「負所得稅制度」，對低所得家庭施行貼補方案，以貼補取代課稅；以更變扣除稅的方式，為子女受教育戶、弱勢族群減輕負擔；持續老農津貼、修改國民年金法涵蓋老農健保權益、建立老農退休機制；成立青年創投基金、將青年創業者納入就業保險基金運用範圍中；提高教育經費、開辦五歲兒童免費入學、提高幼教與私立教師退休福利等。
反思
台灣一向受美國式的思考影響，這種影響導致我們在面對許多問題與政策都用了美國的理論來思考與執行，但在結果上卻會羨慕北歐國家所建構起完善的社會福利國家，而盲從地希望移植制度。在這兩種不同的制度概念被釐清後，我們將正視一個問題：「我們想要建構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一個強調個人競爭力的國家，還是一個將整體國家視為家庭來守護的國家？這之中的問題並非如此的單純，瑞典人民之家的概念雖然美好，但是這樣的概念不管在教育上亦或是科技上所追求的是整體程度上的良好，但並非單獨幾個人超越常人的卓越，因此才會存在美國與瑞典兩個如此不同又同具競爭力的國家；而美國雖然看似貧富差距問題很大，卻以它驚人的科技與天才們讓他長期以來居於掌控世界經濟的位置。
新的政府就要上路了，琳瑯滿目的新政策與承諾，是否推行與成功還未可知。以失業問題來看，無論新舊政府都試圖以稅率的變動、就業機會的增加來解決新貧階級、藍領人口、中高齡群族高失業率的問題，但究竟政策只是一紙空頭支票亦或是能根斷問題的解決方式，還需要靠長遠的時間來證明。而在這些政策與支票後面，我們的政府是否有一套中心思想告訴我們這個國家到底保護什麼樣的價值、保有什麼樣的理想？
文/論壇小組
孫有蓉、呂佩珊、陳誼珊、江怡君
漁船用油補助、農業用油補助、失業補助、老人年金全面發放、技職學校免費、減稅、原住民全面補助…，一張張支票不斷隨著選戰開出。隨著M型社會趨於極端化，想像未來某次激烈的選戰中某候選人開出了一張從所未見的高額資票：教育、工作、資源一律全額補助；企業減稅、油價永不調漲、高額全面老人年金、健保保費調降…。候選人在歡聲雷動下當選，在無限地福利下發展成社會福利國家，無限地發行所謂社會福利，從此國庫只有不斷地付出、不斷地負債、不斷地虧空…。
台灣現況下，政府所呈現的社會福利政策概念在形式上突顯出「事後補救」的概念，但事實上卻讓許多經濟中下階層的人民誤以為社會福利政策是一種執政者表現「皇恩浩大」的方式。根本上，這樣的態度和任何一種社會福利制度所產生的概念完全不相容，完全以一種用經濟收買中下階層民眾的態度在操作，而因為公民間對於制度的共識不足，導致我們自身無法決定自己國家整體政策概念的走向。在新的一次政黨輪替下，是時候讓我們弄清楚我們想要什麼樣的國家，而這國家的制度保護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精神、什麼樣的理想。
以制度本身而論，社會福利政策分為兩種：事前預防、事後補救，以實際政策來譬喻：現行我國的健康保險就屬於前者，而剛被取消的老人年金屬於後者。雖然現今許多國家同時都會運用這兩種制度，但這兩種制度的概念最初是由完全不同的脈絡所發展出來解決不同的問題、為達成不同的目標。被認為針鋒相對的兩個脈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極端上雙雙失敗後開始修正兩個體制下所產生的問題，雖然一個所希冀的是資源最有效的利用，另一個所希冀的是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卻都選擇走上了社會福利制度。在我們釐清了他們各追求著怎麼樣的國家後，回到台灣問題，這一次我們要決定將共建一個怎麼樣的國家來保護我們追求人生的幸福。
不知道「社會主義」呈現給大家的是烏托邦亦或對紅的恐懼，但這個思想起源於一種極度對生活極端悲慘人民的愛，希望建構一個完全平等的世界。在這樣的共識下所發展出的制度以社會平等為最終目標，所以漸漸發展出了健全的社會保險制度以及許多依事前預防概念所設計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人民有著共同的信念：這個社會的目標是平等，所以收入愈多稅收愈重，以這樣的方式從經濟平等引導出社會階層平等。
工業革命時人們就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放任走到了極端所產生出嚴重的社會問題：倫敦可怕的貧民窟與工人的工作環境簡直慘不忍睹。在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產生了極為龐大的社會成本，而以資本主義的思維模式思考就會發現，為了追求高效率、低成本，社會成本也變成了所有資本家和整體國家所必須付出的嚴重成本，而這樣過高的成本就會減低效率；在這樣的思考模式下，殘補式的社會福利政策就產生了。為了將社會成本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政府適時地補助需要的人民，讓他們得以繼續維持生活、工作，換種說法也就是：讓他們維持產出、效率，而不要產生社會成本。
資本主義路線
「濟貧法」，是資本主義概念下最初所出現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工業革命後不斷朝向「資本」、「效率」、「成本」概念發展的英國，產生了龐大的貧窮人口，同樣的問題也在歐洲許多國家發生，而貧窮的慘狀清楚地被雨果的「悲慘世界」記錄下來。解決社會問題是殘補式社會福利制度的核心目標，而這樣的概念最完整的被保存在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中，如濟貧法中的概念，社會福利制度是用來給需要救濟的社群，所以這樣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對象並非國家所有成員，而是那些無法維持生計的家庭或個人。
在信奉自由經濟至上的美國，人們相信只要經濟保持自由放任，憑著競爭力就可以讓整體社會各得所需。但無法否認的，這終究是某種意識形態，架構在每個人都有競爭力的前提上認為人會因汲汲營營於自己的需求而使資源分配達到最大的效用。也許在這樣的概念下，是可以使社會達到在金錢可換算的價值上最有效率的資源分配，但那些價值都只會是可以換算為金錢的，忽略了資源在達到最大效用時很有可能並非所有人都分配到了足夠的資源得以生存。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要維持所有國家成員的基本生命權，就要以社會福利來用強制的手段將資源分配給那些無法生存的人。
經濟的自由放任看似給予所有人機會，所有人都有權利與自由去追求資源，以換取自己所希冀的生活，但事實上可以很清楚的以結果論，社會上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一群弱勢者，而社會的自由放任讓他們陷入毫無競爭力的惡性循環中。我們無法指責他們的弱勢來自於個人的不努力，畢竟在以競爭為核心概念的社會中，以競爭力的強弱一字排開必然會出現比較出最有競爭力與最沒競爭力的一群。
人們也因為見識了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經濟的意識形態，希望跳脫這樣的脈絡，開展一個以階級平等為最高目標的體制，讓剝削勞工、極度的貧窮不再發生。社會主義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而至今最成功的即是對馬克斯主義做了改革的瑞典。
社會主義路線的代表—瑞典
瑞典現在有著令人稱羨的社會福利制度，而完備的社會福利也並沒有如他人不看好地喪失它的競爭力，或是讓人民變得懶惰。瑞典並非因為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讓它成為一個人人嚮往的國家，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時，瑞典也只是個貧窮的國家。小農和工人佔大多數，不過和英美情況不同的是瑞典的中產階級勢力並不龐大，資源並非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瑞典的社會主義者所面對的「階級敵人」問題並沒有讓他們演變成階級鬥爭。
在社會主義蔚為風行的時代中，瑞典也出現了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社民黨）」，社民黨在發現鬥爭與流血革命只會讓國家四分五裂而無法真正建立起平等社會後走上轉型的道路。二零年代的社民黨本來主打一般社會主義激烈式的「國有化」，但是1928選舉失敗而發現不可行，於是反省之後開始轉向成為「一般人民的政黨」，在這段期間，社民黨黨魁韓森提出了著名的「人民之家」概念：社會民主國家應該像個家，自然而然形成團結並且本能地實現互助。在這樣的觀念下，瑞典的社會主義沒有用形式上將階級鬥垮，以建構平等的國家；反而在不排富的觀念下著眼所有人民，尋求階級合作的可能性。
這樣的氛圍下，瑞典的社會福利的對象為整個社會的所有成員，而並非被認定有所需要的人才能享有國家照顧。整體國家以照顧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讓所以人的生活並非只是「可以生存」而是「可以有一定水準地生活」，所以社會福利的存在就在於保障所有成員整體生活的所有照顧可以達到一定的水準。針對瑞典的失業政策來講，除了層層條款保護就業者不會遭到突如其來或惡意的遣散，對於已經失業的人民最高可以領有六十個星期的失業給付。但這樣的政策並非單純的補助，讓人民得以在沒有工作的時候得以維持生計，導致人民的懶惰而減低就業；瑞典在處理失業的問題上以充分就業為前提，在失業時主動給予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更在有任何工作機會的同時幫助安排工作面試，使人民順利重新就業。這樣的政策只有在公家機會有職責主動幫助人民尋找工作、促使就業的情況下可能順利運作，若公務員等著人民自己去尋找工作、自己去參與就業輔導，就可能發生領失業給付而不找工作的情況。
瑞典整體的制度都是依著「人民之家」的概念下去設計的，並且制度間互相成為一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絡，而非各自獨立的社會福利政策使得其中有相互不融貫或者缺漏的狀況存在。在這樣的概念下，瑞典發展出了「共同購買」的概念；就像合購般，整個社會合購社會福利，不分階級、不分富有貧窮。拿托兒所為例， 國家培育老師和托兒所，用低廉的價錢讓民眾使用，而在這所托兒所中所有階級的孩子都有；本以為這樣的設計會讓托兒所的素質愈來愈低落，但因為富有的上層階級注重孩子的教育，他們的要求使整體托兒所的素質愈變愈好，所以反而使幼托制度不但成功地做到托兒，更促進了社會平等。
台灣路
1950年代至1980年代，台灣社福政策一直不算積極，大多問題也靠殘補式方式解決，以中央政府配發下來的金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直至1980年代初期，台灣面臨了一連串的經濟成長、政治轉型與產業結構改變，快速的社會變遷使得兒童、老人、失業人口等族群的相關問題都浮上了台面，為解決社會問題，老人福利法、少年福利法、殘障福利法、勞動基準法與各職業人員工作及健康之保險條例紛紛出爐，此時期各法案的制訂與推行，為台灣社福發展締造了新的里程碑。
而隨著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日漸民主化、產生在野監督的成果顯現在社福發展之上，1990年代起，國家預算在社福條款的分配之上有了大幅的提升，也開始應映社會現況對社福法案進行了增修。2000年政黨輪替，社福政策以社會保險及社會救助為主、不傾向干預市場機制的國民黨離開了執政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期望使政府在社福政策上採積極行動、由政府承擔社福責任的民進黨。各式平等法與津貼法誕生了，但依附在福利津貼推行之上的，卻是國庫財源的左支右絀。
2008年，台灣政黨再次輪替，馬政府在選舉政策中宣示將以公共建設的動工增加每年十二萬人的就業機會，並使失業率降至百分之三以下，欲利用產業再造的方式，增加工作機會；參考美國「負所得稅制度」，對低所得家庭施行貼補方案，以貼補取代課稅；以更變扣除稅的方式，為子女受教育戶、弱勢族群減輕負擔；持續老農津貼、修改國民年金法涵蓋老農健保權益、建立老農退休機制；成立青年創投基金、將青年創業者納入就業保險基金運用範圍中；提高教育經費、開辦五歲兒童免費入學、提高幼教與私立教師退休福利等。
反思
台灣一向受美國式的思考影響，這種影響導致我們在面對許多問題與政策都用了美國的理論來思考與執行，但在結果上卻會羨慕北歐國家所建構起完善的社會福利國家，而盲從地希望移植制度。在這兩種不同的制度概念被釐清後，我們將正視一個問題：「我們想要建構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一個強調個人競爭力的國家，還是一個將整體國家視為家庭來守護的國家？這之中的問題並非如此的單純，瑞典人民之家的概念雖然美好，但是這樣的概念不管在教育上亦或是科技上所追求的是整體程度上的良好，但並非單獨幾個人超越常人的卓越，因此才會存在美國與瑞典兩個如此不同又同具競爭力的國家；而美國雖然看似貧富差距問題很大，卻以它驚人的科技與天才們讓他長期以來居於掌控世界經濟的位置。
新的政府就要上路了，琳瑯滿目的新政策與承諾，是否推行與成功還未可知。以失業問題來看，無論新舊政府都試圖以稅率的變動、就業機會的增加來解決新貧階級、藍領人口、中高齡群族高失業率的問題，但究竟政策只是一紙空頭支票亦或是能根斷問題的解決方式，還需要靠長遠的時間來證明。而在這些政策與支票後面，我們的政府是否有一套中心思想告訴我們這個國家到底保護什麼樣的價值、保有什麼樣的理想？
盜印書籍Q&A
盜印書籍Q&A
Q：只要不印超過1/3或1/2，就不會有事？
A：法律上並無這樣的明確數據。雖然影印範圍的多寡的確是判刑的考量，但是以影印的那部份的中性（是重要性吧？）判斷。換言之，如果你影印了最精彩的那一章而被判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Q：只要影印不超過五本或三本以上，就不會有事？
A：沒這種事，只要影印一本就算是「影響著作之潛在市場」。而且事實上被判刑者，被抓到的證據都不超過五本，但還是能起訴判刑。
Q：只要不拿去賣，就不會有事？
A：雖然的確有這樣的傳聞，但這是錯誤的。根據2007年的判例，就算法官不認為你加以販售，照樣判你刑。
Q：抓學生只是嚇唬大家，不會真的判刑？
A：根據2007年的判例，第一起學生被起訴的案例（以前都抓影印店老闆，有些無罪有些罰金），同時也是第一起學生因此被判刑的案例。緩刑兩年，罰款2萬元。
Q：只要不印超過1/3或1/2，就不會有事？
A：法律上並無這樣的明確數據。雖然影印範圍的多寡的確是判刑的考量，但是以影印的那部份的中性（是重要性吧？）判斷。換言之，如果你影印了最精彩的那一章而被判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Q：只要影印不超過五本或三本以上，就不會有事？
A：沒這種事，只要影印一本就算是「影響著作之潛在市場」。而且事實上被判刑者，被抓到的證據都不超過五本，但還是能起訴判刑。
Q：只要不拿去賣，就不會有事？
A：雖然的確有這樣的傳聞，但這是錯誤的。根據2007年的判例，就算法官不認為你加以販售，照樣判你刑。
Q：抓學生只是嚇唬大家，不會真的判刑？
A：根據2007年的判例，第一起學生被起訴的案例（以前都抓影印店老闆，有些無罪有些罰金），同時也是第一起學生因此被判刑的案例。緩刑兩年，罰款2萬元。
誰的就業？誰的博覽會？
誰的就業？誰的博覽會？
◎馬安奇 郭芝榕
導言
造訪今年椰林大道上的校園徵才博覽會，可能會有以下的強烈疑問：人文領域的職場就業機會在哪裡？電子業與金融業稱霸椰林大道，攤位和職缺獲得壓倒性優勢的背後，又是什麼樣的機制運作？
晶片與金片的天下
今年3月9日台大校園徵才博覽會，以電子、金融業的攤位最多。若以公司性質大致區分（不包含重複攤位），科技電子36家為最多，其次為金融業20家、服務業13家、理工10家、傳統產業6家、政府機關3家，可歸類於文教出版業有2家，由此看出，文教、出版業等人文領域公司僅僅聊備一格，其他像是大眾傳播業等並未擺攤，僅舉辦說明會。
人文與社科領域的缺席
如果把攤位徵才當作求職的重要管道之一，人文與社科領域職缺的缺席意味著想進這些行業的學生們，無法擁有像電子、金融業這樣常設性、大規模的徵才管道。原因可能有四種，一是今年參展形式為有意願的廠商向學校登記，一個攤位收取一萬元費用，沒有足夠財力與人力的廠商無法負擔，無形中篩選了許多小公司；二是某些產業因台大缺乏相關科系，擺攤和耗費人力心力招募不符合經濟效益，例如傳播業；三是ＮＧＯ相關機構在這樣的設計中是缺席的；四是大環境因素影響，受就業市場職缺與現況、政策扶植趨勢等影響。
市場機制 產學合作的影響
就業市場的「主流」價值觀重視能帶來龐大商業利益的領域，也反映在教育面向上。推廣「產學合作」這類計畫是為使技專校院了解產業界的人力需求與應用技術，進而結合產業界的實務需求。但去年的「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前幾名都是專以理工科出身的學校，而以人文科系為主的學校，或者綜合型大學幾乎都排拒在十名之外。這也顯示了性質較不適合產學合作機制的人文、社會學科，在關乎資源的評比標準下，可能面臨多大的壓力。觀察產學合作的對象，以半導體、數位、生技業居多，合作經費以電機學院、理工學院、醫學院為最多，產學合作的機制和企業能提供學校經費的多寡、學生實習機會、以及學生未來進入相關行業的機會有很大的關係；需要創新與研發的這些產業，很希望藉由大學研發能快速產生利潤的新技術，增加獲利，創造共同雙贏的局面。而人文、社科學院之所以逐漸不受重視的原因，也在於這些科系成果難以量化、且無法提供強大的「商業價值」，不符合企業的利益導向。
政策扶植 資源分配的難題？
除了產學合作的市場決定機制，經濟政策、教育政策刻意扶植特定科系也是明顯的事實。在社會上有一系列高科技產業作為經濟龍頭，在大學裡，電機系名額近八年來增加200人，資工系增加近160人；而文學院各系，如中文、外文、哲學、歷史等系以及社會科學院如社會、政治等各系，增加名額最多也未超過40人。此外，「兩兆雙星計畫」（兩兆為半導體及影像顯示產業、雙星產業為數位內容產業及生物技術產業）也試圖在學校這個場域內培養相關產業需要的人才。政策將市場需求直接反應在學校的研究方向上，也使得校內科系強弱形勢立判。市場機制的現實、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也許可以說明這些科系之所以式微的原因。
創意創業學程
在「台大校長向企業主請益會」中，校長李嗣涔曾提及設置科技與人文結合的「創意創業學程」，七門課共二十一學分，由文學院、社科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及電資學院教授推動課程，將創新、創意結合藝術，幫助人文科系的學生能順利進入職場工作，或者提供自行創業的可能性，但這21學分的效果和業界認不認可還是未定之數，就業市場中的人才需求卻早已亮起警訊，在人文領域各種工作機會裡，出版業界的蕭條、藝文與展演的有限市場、廣告市場業務量萎縮等等現實狀況，也容易讓這種學程淪於形式。
制度設計下的排擠效應
校園徵才博覽會對於有立即、大量人才需求的科技、金融業是個很好的管道。但這樣的大型擺攤，意味就業輔導組沒有考慮到制度的效果，可能扼殺人文與社科學院學生的機會，他們必須自行接洽自行尋找。
社會氛圍如此，似乎也理所當然地反映在大學校園裡。或許下次的校園徵才，必須得二分為「熱門工作博覽會」和「冷門工作博覽會」了。
◎馬安奇 郭芝榕
導言
造訪今年椰林大道上的校園徵才博覽會，可能會有以下的強烈疑問：人文領域的職場就業機會在哪裡？電子業與金融業稱霸椰林大道，攤位和職缺獲得壓倒性優勢的背後，又是什麼樣的機制運作？
晶片與金片的天下
今年3月9日台大校園徵才博覽會，以電子、金融業的攤位最多。若以公司性質大致區分（不包含重複攤位），科技電子36家為最多，其次為金融業20家、服務業13家、理工10家、傳統產業6家、政府機關3家，可歸類於文教出版業有2家，由此看出，文教、出版業等人文領域公司僅僅聊備一格，其他像是大眾傳播業等並未擺攤，僅舉辦說明會。
人文與社科領域的缺席
如果把攤位徵才當作求職的重要管道之一，人文與社科領域職缺的缺席意味著想進這些行業的學生們，無法擁有像電子、金融業這樣常設性、大規模的徵才管道。原因可能有四種，一是今年參展形式為有意願的廠商向學校登記，一個攤位收取一萬元費用，沒有足夠財力與人力的廠商無法負擔，無形中篩選了許多小公司；二是某些產業因台大缺乏相關科系，擺攤和耗費人力心力招募不符合經濟效益，例如傳播業；三是ＮＧＯ相關機構在這樣的設計中是缺席的；四是大環境因素影響，受就業市場職缺與現況、政策扶植趨勢等影響。
市場機制 產學合作的影響
就業市場的「主流」價值觀重視能帶來龐大商業利益的領域，也反映在教育面向上。推廣「產學合作」這類計畫是為使技專校院了解產業界的人力需求與應用技術，進而結合產業界的實務需求。但去年的「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前幾名都是專以理工科出身的學校，而以人文科系為主的學校，或者綜合型大學幾乎都排拒在十名之外。這也顯示了性質較不適合產學合作機制的人文、社會學科，在關乎資源的評比標準下，可能面臨多大的壓力。觀察產學合作的對象，以半導體、數位、生技業居多，合作經費以電機學院、理工學院、醫學院為最多，產學合作的機制和企業能提供學校經費的多寡、學生實習機會、以及學生未來進入相關行業的機會有很大的關係；需要創新與研發的這些產業，很希望藉由大學研發能快速產生利潤的新技術，增加獲利，創造共同雙贏的局面。而人文、社科學院之所以逐漸不受重視的原因，也在於這些科系成果難以量化、且無法提供強大的「商業價值」，不符合企業的利益導向。
政策扶植 資源分配的難題？
除了產學合作的市場決定機制，經濟政策、教育政策刻意扶植特定科系也是明顯的事實。在社會上有一系列高科技產業作為經濟龍頭，在大學裡，電機系名額近八年來增加200人，資工系增加近160人；而文學院各系，如中文、外文、哲學、歷史等系以及社會科學院如社會、政治等各系，增加名額最多也未超過40人。此外，「兩兆雙星計畫」（兩兆為半導體及影像顯示產業、雙星產業為數位內容產業及生物技術產業）也試圖在學校這個場域內培養相關產業需要的人才。政策將市場需求直接反應在學校的研究方向上，也使得校內科系強弱形勢立判。市場機制的現實、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也許可以說明這些科系之所以式微的原因。
創意創業學程
在「台大校長向企業主請益會」中，校長李嗣涔曾提及設置科技與人文結合的「創意創業學程」，七門課共二十一學分，由文學院、社科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及電資學院教授推動課程，將創新、創意結合藝術，幫助人文科系的學生能順利進入職場工作，或者提供自行創業的可能性，但這21學分的效果和業界認不認可還是未定之數，就業市場中的人才需求卻早已亮起警訊，在人文領域各種工作機會裡，出版業界的蕭條、藝文與展演的有限市場、廣告市場業務量萎縮等等現實狀況，也容易讓這種學程淪於形式。
制度設計下的排擠效應
校園徵才博覽會對於有立即、大量人才需求的科技、金融業是個很好的管道。但這樣的大型擺攤，意味就業輔導組沒有考慮到制度的效果，可能扼殺人文與社科學院學生的機會，他們必須自行接洽自行尋找。
社會氛圍如此，似乎也理所當然地反映在大學校園裡。或許下次的校園徵才，必須得二分為「熱門工作博覽會」和「冷門工作博覽會」了。
向企業主請益座談會
台大：「總經理，您需要怎樣的大學畢業生？」
－向企業主請益座談會
許躍儒
3/9，台大新體的科系博覽會正擠滿了高中生探求自己未來方向，椰林大道上的企業徵才活動也人潮洶湧，將畢業的學長姐們探求人生的出路。較少人知道的，是在行政大樓會的會議室內，台大校長和各一級主管，正跟60幾個企業主們會談，推銷自己的學生。
對台大校方來說，近年來政府所給予的經費越來越不夠用，必須仰賴更多企業贊助。光是看台大近幾年所興建的建築物，經費來源已不完全來自教育部，企業捐贈佔了近乎一半。台大校方必須跟企業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從清交跟竹科的關係來看，企業和學校間的合作除了技術研發之外，更重要的是畢業的學生能否跟企業之間建立緊密的關聯（事實上，藉由校園研發技術轉移而得利的企業並不多）。台大校方希望藉由這場座談會，商討如何讓學生畢業後更順利的進入企業。如果學生更順利的進入企業，可以更強化學校跟企業間的連結。
對企業主來說，這樣的一場座談會是難得的機會。會議中，他們一致對於台大學生的做事能力給予高度評價。台大學生如果運用得當，是企業重要的人力資源。當然人沒有十全十美，如果能夠對台大學生不好用的地方跟校方反應，校方就會有所改進，生產出更適合的台大畢業生。
台大校方所提出的具體方案有三：1)將畢輔組改成職涯規劃組，將扮演企業與畢業生之間更積極的協調角色。2)希望企業貢獻人員，來當系所的企業導師。校方並沒有具體說明企業導師的職責，但範圍不脫企業與校園間的中介。3)希望企業給予學生實習的機會。一方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一方面可以讓學生思考適不適合該職業。
在政府教育資源委縮下，向企業尋求合作為無可厚非的作法。台大校方花費心思於如何讓學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也亦心存感激。然而，正如座談中司儀所言：「大學長久來的角色，一直在職業訓練所和象牙塔之間擺盪。」是否在這座談會中，我們越來越趨向光譜的「職業訓練所」這一端？當我們的越來越多政策配合企業時，是否還能留與獨立研究者空間？其次，能夠跟企業合作的科系，從企業提供的實習機會和企業徵才活動來看，集中在電機、資工、材料、化工、財經、會計等工科與金融相關科系。其他非專門為職業市場設計的系所，如社科與文學院，是否就相形之下受到冷落。而這一冷落是否造成到該科系在整個大學職業市場化的弱勢？最後，並非所有的工作都與企業相關。如非營利組織、學術研究等，這些求職取向是否受到忽略？這似乎是台大學生必須更加深刻思考之處。
－向企業主請益座談會
許躍儒
3/9，台大新體的科系博覽會正擠滿了高中生探求自己未來方向，椰林大道上的企業徵才活動也人潮洶湧，將畢業的學長姐們探求人生的出路。較少人知道的，是在行政大樓會的會議室內，台大校長和各一級主管，正跟60幾個企業主們會談，推銷自己的學生。
對台大校方來說，近年來政府所給予的經費越來越不夠用，必須仰賴更多企業贊助。光是看台大近幾年所興建的建築物，經費來源已不完全來自教育部，企業捐贈佔了近乎一半。台大校方必須跟企業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從清交跟竹科的關係來看，企業和學校間的合作除了技術研發之外，更重要的是畢業的學生能否跟企業之間建立緊密的關聯（事實上，藉由校園研發技術轉移而得利的企業並不多）。台大校方希望藉由這場座談會，商討如何讓學生畢業後更順利的進入企業。如果學生更順利的進入企業，可以更強化學校跟企業間的連結。
對企業主來說，這樣的一場座談會是難得的機會。會議中，他們一致對於台大學生的做事能力給予高度評價。台大學生如果運用得當，是企業重要的人力資源。當然人沒有十全十美，如果能夠對台大學生不好用的地方跟校方反應，校方就會有所改進，生產出更適合的台大畢業生。
台大校方所提出的具體方案有三：1)將畢輔組改成職涯規劃組，將扮演企業與畢業生之間更積極的協調角色。2)希望企業貢獻人員，來當系所的企業導師。校方並沒有具體說明企業導師的職責，但範圍不脫企業與校園間的中介。3)希望企業給予學生實習的機會。一方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一方面可以讓學生思考適不適合該職業。
在政府教育資源委縮下，向企業尋求合作為無可厚非的作法。台大校方花費心思於如何讓學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也亦心存感激。然而，正如座談中司儀所言：「大學長久來的角色，一直在職業訓練所和象牙塔之間擺盪。」是否在這座談會中，我們越來越趨向光譜的「職業訓練所」這一端？當我們的越來越多政策配合企業時，是否還能留與獨立研究者空間？其次，能夠跟企業合作的科系，從企業提供的實習機會和企業徵才活動來看，集中在電機、資工、材料、化工、財經、會計等工科與金融相關科系。其他非專門為職業市場設計的系所，如社科與文學院，是否就相形之下受到冷落。而這一冷落是否造成到該科系在整個大學職業市場化的弱勢？最後，並非所有的工作都與企業相關。如非營利組織、學術研究等，這些求職取向是否受到忽略？這似乎是台大學生必須更加深刻思考之處。
台灣法律與外國制度
台灣法律與外國制度
蕭彗岑
到底觸犯了哪一條法？
台灣因侵犯著作權而遭起訴案例中，絕大多數都會以著作權法91條作為判決有罪的重要理由：「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75萬元以下罰金。」
「豁免」以及「合理使用」是台灣目前對於著作重製行為侵權的兩個例外情形。「豁免」是指若將書籍翻譯成供盲人閱讀用的點字書，因其行為屬於公益使用範圍，則不侵害著作權。
而在合理使用部分，則分成四點來討論是否侵害著作權：(1)利用之目的屬於商業用途或是非營利目（如教育用途）。(2)著作之性質。(3)所利用之範圍佔著作之比例；利用之範圍是否為著作核心部份。(4)利用結果是否會影響著作之潛在市場。
「合理使用」主是要給法官一彈性的空間，以避免法令過度僵化。法官可以綜合考慮這四點後，再決定是否屬於合理使用而判無罪。然而目前法律界的討論中，合理使用的範圍並不包括學生影印整本教科書。
2002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ΤO）後，美商即可以貿易問題施加壓力於台灣檢警，使得近幾年來台灣對於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取締比以往更加嚴格。並且，於侵犯智慧財產權之判決書上經常會見到「損害國家形象」作為判決有罪之理由，這也說明了美方壓力對台灣檢方所造成的影響。
外國繽紛的二手市場
在現今網路發達情形之下，也可利用網路上的二手書買賣平台取得價格較低的書籍。例如Amazon就已建立值得信賴的二手書交換平台，讓顧客與顧客(customer to customer)之間做直接對流，以水平的方式讓二手書在此平台中流動。因這樣的平台已經成為一成熟且合法的二手書買賣機制，書商只能對此危害出版業利益情被做出法律以外的反應，像是書商也會於此平台販賣出版社回流或是庫存的藏書，以這些管道補償因二手書買賣蓬勃發展後瓜分的出版市場。
而在中國大陸，國外出版商則提出稍為讓步的措施：讓「複印本」在中國大陸發行。所謂「複印本」就是國外出版商授權給中國當地的書商合法影印其出版書籍的權利，但是，卻不是翻譯成中文出版，然是以原文的形式出版，而這樣的出版方式會讓書籍的販售價格壓低至當地購買者可接受的範圍，但另一方面「複印書」也反應出隨價格低廉而來的低劣品質。使出版商讓步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中國盜版太過猖獗，因此乾脆開放便宜的正版，起碼在中國龐大的購買人口之下，還可以取得可觀的利潤。
在台灣，若直接購買正版的原文書，就需要負擔高昂的費用，又因台灣影印成本低廉的情形，學生便會傾向購買影印的原文書。在著作日漸嚴格的今日，我們也應該尋找合法並能為台灣社會接受的取得正版書之方式。
蕭彗岑
到底觸犯了哪一條法？
台灣因侵犯著作權而遭起訴案例中，絕大多數都會以著作權法91條作為判決有罪的重要理由：「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75萬元以下罰金。」
「豁免」以及「合理使用」是台灣目前對於著作重製行為侵權的兩個例外情形。「豁免」是指若將書籍翻譯成供盲人閱讀用的點字書，因其行為屬於公益使用範圍，則不侵害著作權。
而在合理使用部分，則分成四點來討論是否侵害著作權：(1)利用之目的屬於商業用途或是非營利目（如教育用途）。(2)著作之性質。(3)所利用之範圍佔著作之比例；利用之範圍是否為著作核心部份。(4)利用結果是否會影響著作之潛在市場。
「合理使用」主是要給法官一彈性的空間，以避免法令過度僵化。法官可以綜合考慮這四點後，再決定是否屬於合理使用而判無罪。然而目前法律界的討論中，合理使用的範圍並不包括學生影印整本教科書。
2002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ΤO）後，美商即可以貿易問題施加壓力於台灣檢警，使得近幾年來台灣對於侵犯智慧財產權的取締比以往更加嚴格。並且，於侵犯智慧財產權之判決書上經常會見到「損害國家形象」作為判決有罪之理由，這也說明了美方壓力對台灣檢方所造成的影響。
外國繽紛的二手市場
在現今網路發達情形之下，也可利用網路上的二手書買賣平台取得價格較低的書籍。例如Amazon就已建立值得信賴的二手書交換平台，讓顧客與顧客(customer to customer)之間做直接對流，以水平的方式讓二手書在此平台中流動。因這樣的平台已經成為一成熟且合法的二手書買賣機制，書商只能對此危害出版業利益情被做出法律以外的反應，像是書商也會於此平台販賣出版社回流或是庫存的藏書，以這些管道補償因二手書買賣蓬勃發展後瓜分的出版市場。
而在中國大陸，國外出版商則提出稍為讓步的措施：讓「複印本」在中國大陸發行。所謂「複印本」就是國外出版商授權給中國當地的書商合法影印其出版書籍的權利，但是，卻不是翻譯成中文出版，然是以原文的形式出版，而這樣的出版方式會讓書籍的販售價格壓低至當地購買者可接受的範圍，但另一方面「複印書」也反應出隨價格低廉而來的低劣品質。使出版商讓步的原因或許是因為中國盜版太過猖獗，因此乾脆開放便宜的正版，起碼在中國龐大的購買人口之下，還可以取得可觀的利潤。
在台灣，若直接購買正版的原文書，就需要負擔高昂的費用，又因台灣影印成本低廉的情形，學生便會傾向購買影印的原文書。在著作日漸嚴格的今日，我們也應該尋找合法並能為台灣社會接受的取得正版書之方式。
著作權的保守與進步
著作權的保守與進步
—我們怎麼理解台灣的情況
許躍儒
為什麼這麼普遍
跟各個先進國家比較，台灣普遍存在的盜印書籍現象，顯得十分突兀。比較美國、英國、日本，因為價格因素而影印整本或半本有版權書籍的現象，其實非常少見。並非他們執法嚴謹或是道德比較高尚，而是因為影印的費用跟購買的費用幾乎相等，所以鮮少有人這麼做。其實這不難理解，在台灣，也很少有人影印整本中文書籍。也是因為成本不符或是不會差太多。但是一本美國、日本、歐陸等國民所得較高國家的書籍，按照他們國家可以接受的定價轉換成台幣之後，卻讓台灣的人實在買不下手。因為同樣一本書，價格卻是台灣本地書籍的2～3倍。在書籍售價與影印成本相差非常大的狀況下，普遍影印外文書籍就不難理解了。
難以建立的道德觀
當然，純粹用理性的計算價格因素並不能完全解釋這樣的情況。譬如有時偷竊符合理性的價格計算，但是我們的道德卻會阻止我們這樣做。道德其實有強烈社會建構的成份，譬如以前決鬥殺死人不算是違反道德，現在卻被認為罪大惡極。隨著社會條件的不同，也建構出不同的道德觀。我們該問，是否台灣人缺乏對於著作權的道德感，因此並不會阻止大家盜印的行為。（註：沒有也不算什麼，這裡沒有任何評價的意圖。）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個道德觀念並不是台灣生長出來的。首先，著作權的概念本來就難以建立。著作權保護的是作家，但我們一般人卻大都終其一生都不會出本書。就算我們僥倖寫了一點東西出版，能夠有人看就很高興了，根本不想阻止盜印。我們距離作家的角色過於遙遠，難以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道德觀來體認到這件事。因為我們並非靠版稅吃飯，自然認為傷害別人的版稅算不得什麼。
但角色的差異過大並不意味著這項道德的必然失敗。事實上，在分工日益細緻的社會中，我們需要道德將不同角色的人們也能夠協調運作。譬如大部分的人終其一身都難為官，但我們都堅信反貪腐的重要。著作權在台灣的難以建立，跟這個法律觀念來自西方有密切相關。歐美發展出的洛克「經由勞動變為私人財產」的深刻內涵，並不被我們所體會。因此我們認為盜印並不非大錯，還振振有詞的以「美國帝國主義」「學術自由」等辭辯護而不覺羞愧，原因就在於：這個道德觀並非出自我們的文化，也還沒有深根。
著作權的進步性
但我並非鼓吹著作權沒有意義，事實上，我們必須肯定著作權的進步性。因為他保障了以心智勞動作為一種生產手段，讓從心智勞動的人願意從事更多的創作。有人會反駁：「沒有著作權的保障，依然有許多偉大的作品出現。」「偉大著作是為了人類的偉大智慧而發，何必在意區區小錢。」這派人援引孔子做春秋、莫札特創作音樂，都沒有人付給他們版稅為例，辯稱著作權只是出版商的詭計。
我認為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社會條件。事實上過去西方作家雖然沒有版稅，但卻有貴族加以贊助。只要把作品獻給貴族，就能獲得豐厚賞金。或是這些作家根本就出身貴族世家或修道院，衣食無虞下才從事創作。但現在沒有這樣的社會條件了。有許多的作家沒有貴族贊助也沒有豐厚遺產，他們必須仰賴版稅維生。這是著作權在我們時代的進步性，他一定程度上允許了靠筆吃飯的存在。
著作權的保守性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著作權卻很保守。人類的智慧累積，從來就非一個人獨創。若非有康德，何來黑格爾？沒有人的著作是完全他一個人所獨創，必然有許多前人的影響。但是著作權只保護一個人，其他在創作過程中有貢獻的人，都不能受到保障，都不能分享版稅的利益。換言之，消費者花錢買了本書，卻只有作者與出版商獨得，其他對這本書有貢獻的人卻被忽略了。
在政府不斷強調（或抹黑）盜印書籍違反道德時，我們是否注意道購買力的明顯差距呢？或許我們可以建立更多的二手交易制度，但這並非終究的解決之道。我並非完全否定著作權的必要，但我們在指責他人盜印不道德時，卻不該忘了問一句：他到底在保護誰的智慧？誰的財產？
—我們怎麼理解台灣的情況
許躍儒
為什麼這麼普遍
跟各個先進國家比較，台灣普遍存在的盜印書籍現象，顯得十分突兀。比較美國、英國、日本，因為價格因素而影印整本或半本有版權書籍的現象，其實非常少見。並非他們執法嚴謹或是道德比較高尚，而是因為影印的費用跟購買的費用幾乎相等，所以鮮少有人這麼做。其實這不難理解，在台灣，也很少有人影印整本中文書籍。也是因為成本不符或是不會差太多。但是一本美國、日本、歐陸等國民所得較高國家的書籍，按照他們國家可以接受的定價轉換成台幣之後，卻讓台灣的人實在買不下手。因為同樣一本書，價格卻是台灣本地書籍的2～3倍。在書籍售價與影印成本相差非常大的狀況下，普遍影印外文書籍就不難理解了。
難以建立的道德觀
當然，純粹用理性的計算價格因素並不能完全解釋這樣的情況。譬如有時偷竊符合理性的價格計算，但是我們的道德卻會阻止我們這樣做。道德其實有強烈社會建構的成份，譬如以前決鬥殺死人不算是違反道德，現在卻被認為罪大惡極。隨著社會條件的不同，也建構出不同的道德觀。我們該問，是否台灣人缺乏對於著作權的道德感，因此並不會阻止大家盜印的行為。（註：沒有也不算什麼，這裡沒有任何評價的意圖。）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個道德觀念並不是台灣生長出來的。首先，著作權的概念本來就難以建立。著作權保護的是作家，但我們一般人卻大都終其一生都不會出本書。就算我們僥倖寫了一點東西出版，能夠有人看就很高興了，根本不想阻止盜印。我們距離作家的角色過於遙遠，難以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基本道德觀來體認到這件事。因為我們並非靠版稅吃飯，自然認為傷害別人的版稅算不得什麼。
但角色的差異過大並不意味著這項道德的必然失敗。事實上，在分工日益細緻的社會中，我們需要道德將不同角色的人們也能夠協調運作。譬如大部分的人終其一身都難為官，但我們都堅信反貪腐的重要。著作權在台灣的難以建立，跟這個法律觀念來自西方有密切相關。歐美發展出的洛克「經由勞動變為私人財產」的深刻內涵，並不被我們所體會。因此我們認為盜印並不非大錯，還振振有詞的以「美國帝國主義」「學術自由」等辭辯護而不覺羞愧，原因就在於：這個道德觀並非出自我們的文化，也還沒有深根。
著作權的進步性
但我並非鼓吹著作權沒有意義，事實上，我們必須肯定著作權的進步性。因為他保障了以心智勞動作為一種生產手段，讓從心智勞動的人願意從事更多的創作。有人會反駁：「沒有著作權的保障，依然有許多偉大的作品出現。」「偉大著作是為了人類的偉大智慧而發，何必在意區區小錢。」這派人援引孔子做春秋、莫札特創作音樂，都沒有人付給他們版稅為例，辯稱著作權只是出版商的詭計。
我認為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社會條件。事實上過去西方作家雖然沒有版稅，但卻有貴族加以贊助。只要把作品獻給貴族，就能獲得豐厚賞金。或是這些作家根本就出身貴族世家或修道院，衣食無虞下才從事創作。但現在沒有這樣的社會條件了。有許多的作家沒有貴族贊助也沒有豐厚遺產，他們必須仰賴版稅維生。這是著作權在我們時代的進步性，他一定程度上允許了靠筆吃飯的存在。
著作權的保守性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著作權卻很保守。人類的智慧累積，從來就非一個人獨創。若非有康德，何來黑格爾？沒有人的著作是完全他一個人所獨創，必然有許多前人的影響。但是著作權只保護一個人，其他在創作過程中有貢獻的人，都不能受到保障，都不能分享版稅的利益。換言之，消費者花錢買了本書，卻只有作者與出版商獨得，其他對這本書有貢獻的人卻被忽略了。
在政府不斷強調（或抹黑）盜印書籍違反道德時，我們是否注意道購買力的明顯差距呢？或許我們可以建立更多的二手交易制度，但這並非終究的解決之道。我並非完全否定著作權的必要，但我們在指責他人盜印不道德時，卻不該忘了問一句：他到底在保護誰的智慧？誰的財產？
Privacy is crime！ Really?
Privacy is crime！ Really?
2007年9月，一名台中大學生因為盜印教科書，遭判刑緩刑兩年，罰款2萬元。面對價格是一般書籍2.5倍的原文書，學生去影印店複印整本書籍或部份章節是常見的現象。到底盜印書籍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事？本期意識報帶你從歷史、法律、國際方面來省思這件事情。
著作權的今與昔
著作權法是一個完全移植自歐美的觀念。在中華歷史中，假託名人名義發表文章的案例層出不窮（如古文尚書），何來「這本書是我寫的，是我的財產」的觀念呢？因此有必要先對歐美如何發展出這樣的觀念作一番考察，並探討其在台灣施行的狀況。
手抄本的時代
在活字印刷尚未發明的時代，歐洲的書籍必須藉由手抄本的方式流傳。造價昂貴，有能力收藏的人並不多。在13世紀時，創作者通常選擇將作品獻給沽名釣譽的某位君主或貴族，如果能獲得垂青，除了獲得大量物質報酬外，還可以讓自己的作品大為風行。作家也可能將作品交給抄寫員製造數份謄本求售。但首刷完後，作者對本書的權利即用罄。謄本之謄本的售價與獲利，取決於手抄本的擁有者。
大學也約莫在這個時候興起，由於教師授課、學生上課都需要用書，因此大學發展出專門的抄寫員和書籍管理者。由於書籍昂貴，通常在學生與老師間，一代一代地轉售這些書本。這些書籍管理者除了確認抄寫的品質外，更重要的是保管、售出、回收這些書籍。
印刷術的普及
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使得書籍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大量發行。因需求量逐漸增加，印刷事業蓬勃發展。一開始由於缺乏法律規定，同一暢銷作品可能有數個出版商（其實就是不同的印刷鋪子）同時發行。15世紀的威尼斯，開始有書商請求國會的保護。該書商可於法定時間內，享受該書的獨家印刷權。不久後更規定，只有「新的作品」才能接受官方的獨家保護。
該制度到了後期，發展成「官方審查」制度。所有的出版品必須經過官方的文字審查，才允以獨家印刷權。特別在普魯士，成為官方控制言論的重要手段。（譬如鼎鼎有名的康德，被認為言論冒犯聖經，而遭到書籍檢察官的恐嚇。）
作者的確立
在印刷業蓬勃發展之際，一些作者開始不再把作品獻給知名人士尋求贊助，而是將作品託付給某印刷商出版，再從中抽取報酬。但是在這個時期，著作權的擁有者是書商，作者並沒有扮演重要角色。遲至1710的英國安妮法案，作者的權利才受到明確保護。安妮法案規定，作者為其作品的擁有者（而不是出版商）。後世認為，這是賦予作者重製、販賣等排他權力的濫觴。
這巨大的變革，跟洛克財產權概念密切相關。當時的倫敦出版商，希望把一定時間的排他印刷權延長至無限。他們援引洛克的理論：「經由自己勞動的成果，個人可以享有對其絕對且排他的權利」，認為「書籍是經由作者勞動而得出的產品，也擁有這種權力」；「書商經由作者轉交的權力，可以永久排他印製」。雖然他們延長期限的企圖失敗了，但是「作者是其著作的擁有者」遂確定下來。
國際公約與台灣
安妮法案後，不少歐洲國家也確立相似的法令。1886年，簽訂了國際性的伯恩公約，處理跨國的版權爭議。1974年，聯合國成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1993年，GATT（WTO的前身）制定TRIPs協定，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其他貿易綁在一起。2002年台灣加入WTO，開始受到TRIPs協定的規範。
台灣的著作權法制定於民國17年，但並沒有嚴厲執行有關盜版書籍的部份。外國的著作在台灣，除非該國有簽訂特別貿易協定，否則不受到任何保障。遲至1990年代初，都還可以在火車站或校園看到小發財車，販賣各種盜印書籍。（特別在「禁書」嚴厲的時代，這些書籍雖然印刷品質低劣，卻是十分搶手。）1980年代，影印機在台灣普及後，由於買不到原版書籍、書籍遭查禁，或價格因素，個人私下盜印書籍開始普遍。
2002年台灣加入WTO後，外國書籍一律受到保障。該年發生成大mp3事件，政府也開始查緝盜印教科書事情，並宣傳智慧財產權的觀念。現在，檢察官於開學時至大學附近影印店搜索，已成為每年上演的劇碼（主要為美國教科書，也有少數中文書籍）。2007年，出現第一宗控告學生盜印書籍的案件。
2007年9月，一名台中大學生因為盜印教科書，遭判刑緩刑兩年，罰款2萬元。面對價格是一般書籍2.5倍的原文書，學生去影印店複印整本書籍或部份章節是常見的現象。到底盜印書籍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事？本期意識報帶你從歷史、法律、國際方面來省思這件事情。
著作權的今與昔
著作權法是一個完全移植自歐美的觀念。在中華歷史中，假託名人名義發表文章的案例層出不窮（如古文尚書），何來「這本書是我寫的，是我的財產」的觀念呢？因此有必要先對歐美如何發展出這樣的觀念作一番考察，並探討其在台灣施行的狀況。
手抄本的時代
在活字印刷尚未發明的時代，歐洲的書籍必須藉由手抄本的方式流傳。造價昂貴，有能力收藏的人並不多。在13世紀時，創作者通常選擇將作品獻給沽名釣譽的某位君主或貴族，如果能獲得垂青，除了獲得大量物質報酬外，還可以讓自己的作品大為風行。作家也可能將作品交給抄寫員製造數份謄本求售。但首刷完後，作者對本書的權利即用罄。謄本之謄本的售價與獲利，取決於手抄本的擁有者。
大學也約莫在這個時候興起，由於教師授課、學生上課都需要用書，因此大學發展出專門的抄寫員和書籍管理者。由於書籍昂貴，通常在學生與老師間，一代一代地轉售這些書本。這些書籍管理者除了確認抄寫的品質外，更重要的是保管、售出、回收這些書籍。
印刷術的普及
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使得書籍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大量發行。因需求量逐漸增加，印刷事業蓬勃發展。一開始由於缺乏法律規定，同一暢銷作品可能有數個出版商（其實就是不同的印刷鋪子）同時發行。15世紀的威尼斯，開始有書商請求國會的保護。該書商可於法定時間內，享受該書的獨家印刷權。不久後更規定，只有「新的作品」才能接受官方的獨家保護。
該制度到了後期，發展成「官方審查」制度。所有的出版品必須經過官方的文字審查，才允以獨家印刷權。特別在普魯士，成為官方控制言論的重要手段。（譬如鼎鼎有名的康德，被認為言論冒犯聖經，而遭到書籍檢察官的恐嚇。）
作者的確立
在印刷業蓬勃發展之際，一些作者開始不再把作品獻給知名人士尋求贊助，而是將作品託付給某印刷商出版，再從中抽取報酬。但是在這個時期，著作權的擁有者是書商，作者並沒有扮演重要角色。遲至1710的英國安妮法案，作者的權利才受到明確保護。安妮法案規定，作者為其作品的擁有者（而不是出版商）。後世認為，這是賦予作者重製、販賣等排他權力的濫觴。
這巨大的變革，跟洛克財產權概念密切相關。當時的倫敦出版商，希望把一定時間的排他印刷權延長至無限。他們援引洛克的理論：「經由自己勞動的成果，個人可以享有對其絕對且排他的權利」，認為「書籍是經由作者勞動而得出的產品，也擁有這種權力」；「書商經由作者轉交的權力，可以永久排他印製」。雖然他們延長期限的企圖失敗了，但是「作者是其著作的擁有者」遂確定下來。
國際公約與台灣
安妮法案後，不少歐洲國家也確立相似的法令。1886年，簽訂了國際性的伯恩公約，處理跨國的版權爭議。1974年，聯合國成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1993年，GATT（WTO的前身）制定TRIPs協定，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其他貿易綁在一起。2002年台灣加入WTO，開始受到TRIPs協定的規範。
台灣的著作權法制定於民國17年，但並沒有嚴厲執行有關盜版書籍的部份。外國的著作在台灣，除非該國有簽訂特別貿易協定，否則不受到任何保障。遲至1990年代初，都還可以在火車站或校園看到小發財車，販賣各種盜印書籍。（特別在「禁書」嚴厲的時代，這些書籍雖然印刷品質低劣，卻是十分搶手。）1980年代，影印機在台灣普及後，由於買不到原版書籍、書籍遭查禁，或價格因素，個人私下盜印書籍開始普遍。
2002年台灣加入WTO後，外國書籍一律受到保障。該年發生成大mp3事件，政府也開始查緝盜印教科書事情，並宣傳智慧財產權的觀念。現在，檢察官於開學時至大學附近影印店搜索，已成為每年上演的劇碼（主要為美國教科書，也有少數中文書籍）。2007年，出現第一宗控告學生盜印書籍的案件。
2008年4月2日 星期三
尋找寧靜校園裡的聲音
尋找寧靜校園裡的聲音
張道琪(師大人文學社)
漫步在大學校園裡，可以看到年輕的大學生充滿活力的穿梭在校園裡，情侶們手牽著手，散發幸福的光輝；每個人都忙著去上課、忙著去打工、忙著交新朋友，忙著所有該忙的事情。各類社團各據角落，擺攤位、大聲喊叫，希望路過的同學們能在自己的攤位佇足；公佈欄的海報總是貼得滿滿的，有參加不完的活動、聽不完的演講，太多太多的新奇事物。大學，就像個巨大的寶箱，永遠探索不盡。
──但是，在這樣的校園裡其實還有很多事正在發生。
理想中大學生因為接受高等教育，同時具有知識份子的理想性與學生身分的純潔，在過去或者其他國家中，對大學生總是抱持著「社會良心」之類的理想期待。在大學校園中，除了學術理想的追尋之外，對於社會現況的關懷和人文素養的養成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在過去五十幾年的台灣社會中，雖然經歷過國民黨政府高壓統治的特殊環境，但是大學生在校園中形成的公共論述與行動對台灣社會的變動其實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現在的大學和以往二三十年不同，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待這些轉變呢？民國七十五年時全台大學生總數尚不足四萬人，民國八十五年時已逾七萬人，而現在全台大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二十萬人，幾乎所有擁有高中學歷的人只要想要便可以進入大學就讀。因為學生人數的量變所引發的質變已經徹徹底底的改變了大學教育的內涵，大學教育的性質已經不能全部算是菁英教育，但是我們社會上、甚至大學生自己還是認為自己披帶著菁英的光環；無視於現在大學生的多樣性，也無視於每所大學的差異。
從大學生組織或個人的層次來看，相較於十數年前必須以紙本或口耳相傳的方式來傳播理念，還必須面對白色恐怖的威脅，現在只需要使用網路、手機等高科技就可以彼此溝通。但是我們可以發現，真正以行動關懷所謂「公共事務」的人變少了，小至校園裡發生的各種與學生權益有關的事情，大至社會問題、國家問題，當這些問題威脅到個人的時候才會有人看見，而通常選擇面對這些問題的方式是很個人的，只要把威脅到個人的狀況解決了之後，就不會在關心這些問題了。相較於這種狀況，我們認為真正有力去改變那些問題的並不只是在網路上「看見問題、打打嘴砲」，也不是官方經常以為的「尋找大多數人意見所歸」。
因此，本期「意識」的主題便放在尋找當前大學校園裡面公共意識不彰的原因，並且以實體的活動，希望召集更多的人，把想法傳遞出去，去改變各種問題。
張道琪(師大人文學社)
漫步在大學校園裡，可以看到年輕的大學生充滿活力的穿梭在校園裡，情侶們手牽著手，散發幸福的光輝；每個人都忙著去上課、忙著去打工、忙著交新朋友，忙著所有該忙的事情。各類社團各據角落，擺攤位、大聲喊叫，希望路過的同學們能在自己的攤位佇足；公佈欄的海報總是貼得滿滿的，有參加不完的活動、聽不完的演講，太多太多的新奇事物。大學，就像個巨大的寶箱，永遠探索不盡。
──但是，在這樣的校園裡其實還有很多事正在發生。
理想中大學生因為接受高等教育，同時具有知識份子的理想性與學生身分的純潔，在過去或者其他國家中，對大學生總是抱持著「社會良心」之類的理想期待。在大學校園中，除了學術理想的追尋之外，對於社會現況的關懷和人文素養的養成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在過去五十幾年的台灣社會中，雖然經歷過國民黨政府高壓統治的特殊環境，但是大學生在校園中形成的公共論述與行動對台灣社會的變動其實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現在的大學和以往二三十年不同，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待這些轉變呢？民國七十五年時全台大學生總數尚不足四萬人，民國八十五年時已逾七萬人，而現在全台大學生人數已經超過二十萬人，幾乎所有擁有高中學歷的人只要想要便可以進入大學就讀。因為學生人數的量變所引發的質變已經徹徹底底的改變了大學教育的內涵，大學教育的性質已經不能全部算是菁英教育，但是我們社會上、甚至大學生自己還是認為自己披帶著菁英的光環；無視於現在大學生的多樣性，也無視於每所大學的差異。
從大學生組織或個人的層次來看，相較於十數年前必須以紙本或口耳相傳的方式來傳播理念，還必須面對白色恐怖的威脅，現在只需要使用網路、手機等高科技就可以彼此溝通。但是我們可以發現，真正以行動關懷所謂「公共事務」的人變少了，小至校園裡發生的各種與學生權益有關的事情，大至社會問題、國家問題，當這些問題威脅到個人的時候才會有人看見，而通常選擇面對這些問題的方式是很個人的，只要把威脅到個人的狀況解決了之後，就不會在關心這些問題了。相較於這種狀況，我們認為真正有力去改變那些問題的並不只是在網路上「看見問題、打打嘴砲」，也不是官方經常以為的「尋找大多數人意見所歸」。
因此，本期「意識」的主題便放在尋找當前大學校園裡面公共意識不彰的原因，並且以實體的活動，希望召集更多的人，把想法傳遞出去，去改變各種問題。
總編輯的話
總編輯的話
五，是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
在漫無目的地發了四期五百份的報紙後，意識報決定從報紙後走出，證明文章上的一切並非說說且過的雲煙，而是真正將付諸行動的前提。生硬的「公共論述」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是我們聽膩了的訓誡，要談就要另類的談。意識報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學生們怎麼走到今天的故事，好讓我們好好地看看自己、辯證自己。在鏡影中，我們可以接受我們的模樣，停止活在想像中，為現在的我們找出一個適合這活潑時代的出路；我們也可以不接受自己的模樣，拚命的穿上古裝。但重要的是：就這麼一次，讓我們看清楚自己。
在我們的內部成員翻出了陳舊的台大老報紙後，我們第五刊一連串的活動就這麼開始了。連續四天，從三月的最後一天開始，在哲學系館會議室中陣法般地擺開；一場與意識報的見面會，談起這份刊物的誕生；一場論壇邀請大眾和我們一起摸索自己。我並不期待這樣的活動可以馬上改變地球的轉向，而它也可能只是眾多節目中的一個選擇，但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包含著探索與青澀。
歡迎你，與我們相見。
五，是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
在漫無目的地發了四期五百份的報紙後，意識報決定從報紙後走出，證明文章上的一切並非說說且過的雲煙，而是真正將付諸行動的前提。生硬的「公共論述」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是我們聽膩了的訓誡，要談就要另類的談。意識報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學生們怎麼走到今天的故事，好讓我們好好地看看自己、辯證自己。在鏡影中，我們可以接受我們的模樣，停止活在想像中，為現在的我們找出一個適合這活潑時代的出路；我們也可以不接受自己的模樣，拚命的穿上古裝。但重要的是：就這麼一次，讓我們看清楚自己。
在我們的內部成員翻出了陳舊的台大老報紙後，我們第五刊一連串的活動就這麼開始了。連續四天，從三月的最後一天開始，在哲學系館會議室中陣法般地擺開；一場與意識報的見面會，談起這份刊物的誕生；一場論壇邀請大眾和我們一起摸索自己。我並不期待這樣的活動可以馬上改變地球的轉向，而它也可能只是眾多節目中的一個選擇，但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包含著探索與青澀。
歡迎你，與我們相見。
民主在美國 緒論
民主在美國 緒論
文/孫有蓉
一個大聲疾呼民主的時代，這個國家積極地將被砍倒的櫻桃樹移植到自己的土地，我們卻開不出燦爛的櫻花。沒有人問過為什麼，只是不斷地砍著沒有根與土壤的櫻桃樹，而真正的櫻桃樹盛開在柏拉圖理想國的殿堂。
《民主在美國》是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一八三○年代旅遊美國後所著，在於美國所見所聞與正逢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下，托克維爾認定了民主成為潮流的必然性，並且以民主順利發生在美國的偶然性來剖析民主。在托克維爾的眼中，民主作為一個追求自由的政體同時也面臨著多數暴政的弊端，但「美國之所以偉大，不是她比其他國家受到更多啟蒙，而是美國有能力修補自己的錯誤」。
民主雖然成為了世界的潮流，成為歷史長河上驅動的必然，卻並非在每個國家都成功地開出花朵，美國做為總統制民主政體是唯一尚未走向專制的國家，可見”民主”作為一制度的代名詞並非只有權力制衡與制度，尚蘊含著道德、信念、與共識。
筆者自認為此篇文章必須仔細著墨，而筆者本身沒有能力各方理解並完整地詮釋，所以將本文當作《民主在美國》的經典介紹緒論，作為《民主在美國》系列經典介紹較引導與淺談性的起首。
“United” state
民主到底是什麼樣的制度？在幾百年來的歷史中使知識份子不斷追求著。在整個社會習慣了專制王權後，我們又怎能將人們對君權神授的信仰轉換為對國家憲法的尊重？而在沒有了至上統治者規定一切行為後，整體社會又是為了什麼而團結在一起，自發地進步？
當下我們所見被談論的民主，從未真正觸及公民，雖然我們一味地喊著公民素養；對於托克維爾來說，國家中公民的自治精神才是保障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若沒有公民認同國家憲法作為國家，一個與群體共同進步、生長的地方，民主可能只是野心家藉由大多數人之意志所形成的道德力量實自我意志。如其所言：「我能想像一個社會，在其中，一切人都會對他們認為是自己書寫的法律感到同等的愛護和尊敬；在其中，政府當局會不是因為神聖，而是由於必要而受人尊敬；在其中，庶民對元首的忠誠並非出於一種激情，而是本著一種平靜的、合理的信念。既然人人都具有他必然會保持的權利，在一切階級間便會出現一種果敢的信心和禮尚的往來；既然消除了驕傲，也免除了卑屈。人們既然十分熟知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他們便會明白，為了從國家的好處中得益，必須去滿足國家的種種要求。這樣，公民的自願結合就會代替貴族的權威，而社會也就會得到保護，不受暴政和放肆行為之擾了」
如其所言的社會也許真的只能存在於理想界，但美國作為本文中的主軸，有著最能達成的條件。美國雖然身為一英國殖民之國家，其獨立運動卻由英國遷居美國的知識份子推動，趁著歐洲啟蒙時代開明專制的風潮，並沒有傳統歐洲專制習俗與大批封建思想的底層民眾作為轉型民主社會的束縛，使美國在整體獨立運動中更加強豎立了民主與民權的思想，而開國元勳們高尚的品德與情操更是為沒有集體文化深度的美國建立了人民的共識。
共同信念
「一個社會要是沒有共同信念，就不會欣欣向榮，這是很顯然的事。我們甚至不妨說，一個沒有信念的社會根本不能存在，因為沒有共同信念，就不會有共同行動。」
許多人誤認為民主為追求自由而生，所以在這制度中，人們將追求無限的自由。但事實上，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的誕生並非對於自由的追求，而是自治的要求。人們秉著共同信念組成國家，制定國家憲法來保障他們的共同信念，並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權利與和國家相同的進步利益。共同信念，雖然只要相信他人的思想無形中就被他人思想所奴役，但在一個人民自我組成政府管理自己的國家中，只有共同信念能讓人擁有更多的自由，而不會執著於表象的泥淖中。
一個社會的民主，必然不是權力上的解放，而是條件上的完全平等；任何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都會產生出利用他或他們高人一等的知識、地位來揮霍權力，而真正的群眾將淪落無知之境，就算擁有權利的解放，這樣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還是能輕易地擺佈大眾思想，也就是所謂的民粹。
在一個達到平等的社會中，每個人愈接近相同的水平，就將不會無條件地去信任或服從任何的人或階級。這時，大眾就產生了。「大眾」之於群眾的不同處在於：群眾意識到自己並非以單個個體存在於社會而是其間的一個組成份子；而人們在平等後會愈來愈相信大眾，因為大眾抉擇所代表的是由社群所決定的共同利益。正因為在平等的時代，人們彼此相似，所以不會彼此信從。因彼此相似所以才能信任「大眾」所作之判斷。
「因此，在一個民主的民族裡，大眾握著貴族制度國家所難以想像的奇妙權力。他並不強求一個人來信從大眾信念，但它可以把大眾的信念注到每一個人的思想裡去，用群眾思想所發揮出來的龐大力量去壓倒個人的智力。」
結語
《民主在美國》這本書以學術角度來看，他很不嚴謹地敘說著民主的應然，而充斥著無法證成的關連；但因為他對於民主制度精細的刻化，反而使得整本書令人感覺到與自身社會無比的貼近與熟悉。在我閱讀這本書時，往往驚於，他所描繪民主在於傳統社會無法轉換所產生的問題過度與台灣政治現狀相似。例如：對權威的服從無法轉變為對憲法的尊重、社會地位無法平等而造成掌管大眾權力的並非「大眾」，而是操弄大眾的特殊階級…等等，令人心寒膽跳，而台灣所最缺乏的「大眾共同信念」最終必須回到「大眾」才可能建立起。
「在缺乏熱烈感情與熾熱信仰的情形下，可以憑著對共和國成員的理智和經驗的呼籲，而從共和國成員那裡獲得一些重大的犧牲；人人將會一致覺得：必須與同胞聯合，才能彌補本身弱點。由於知道只有在幫助同胞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同胞的幫助，他便會立刻察覺他的個人利益是與整個社會利益一致的。」
文/孫有蓉
一個大聲疾呼民主的時代，這個國家積極地將被砍倒的櫻桃樹移植到自己的土地，我們卻開不出燦爛的櫻花。沒有人問過為什麼，只是不斷地砍著沒有根與土壤的櫻桃樹，而真正的櫻桃樹盛開在柏拉圖理想國的殿堂。
《民主在美國》是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一八三○年代旅遊美國後所著，在於美國所見所聞與正逢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下，托克維爾認定了民主成為潮流的必然性，並且以民主順利發生在美國的偶然性來剖析民主。在托克維爾的眼中，民主作為一個追求自由的政體同時也面臨著多數暴政的弊端，但「美國之所以偉大，不是她比其他國家受到更多啟蒙，而是美國有能力修補自己的錯誤」。
民主雖然成為了世界的潮流，成為歷史長河上驅動的必然，卻並非在每個國家都成功地開出花朵，美國做為總統制民主政體是唯一尚未走向專制的國家，可見”民主”作為一制度的代名詞並非只有權力制衡與制度，尚蘊含著道德、信念、與共識。
筆者自認為此篇文章必須仔細著墨，而筆者本身沒有能力各方理解並完整地詮釋，所以將本文當作《民主在美國》的經典介紹緒論，作為《民主在美國》系列經典介紹較引導與淺談性的起首。
“United” state
民主到底是什麼樣的制度？在幾百年來的歷史中使知識份子不斷追求著。在整個社會習慣了專制王權後，我們又怎能將人們對君權神授的信仰轉換為對國家憲法的尊重？而在沒有了至上統治者規定一切行為後，整體社會又是為了什麼而團結在一起，自發地進步？
當下我們所見被談論的民主，從未真正觸及公民，雖然我們一味地喊著公民素養；對於托克維爾來說，國家中公民的自治精神才是保障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若沒有公民認同國家憲法作為國家，一個與群體共同進步、生長的地方，民主可能只是野心家藉由大多數人之意志所形成的道德力量實自我意志。如其所言：「我能想像一個社會，在其中，一切人都會對他們認為是自己書寫的法律感到同等的愛護和尊敬；在其中，政府當局會不是因為神聖，而是由於必要而受人尊敬；在其中，庶民對元首的忠誠並非出於一種激情，而是本著一種平靜的、合理的信念。既然人人都具有他必然會保持的權利，在一切階級間便會出現一種果敢的信心和禮尚的往來；既然消除了驕傲，也免除了卑屈。人們既然十分熟知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他們便會明白，為了從國家的好處中得益，必須去滿足國家的種種要求。這樣，公民的自願結合就會代替貴族的權威，而社會也就會得到保護，不受暴政和放肆行為之擾了」
如其所言的社會也許真的只能存在於理想界，但美國作為本文中的主軸，有著最能達成的條件。美國雖然身為一英國殖民之國家，其獨立運動卻由英國遷居美國的知識份子推動，趁著歐洲啟蒙時代開明專制的風潮，並沒有傳統歐洲專制習俗與大批封建思想的底層民眾作為轉型民主社會的束縛，使美國在整體獨立運動中更加強豎立了民主與民權的思想，而開國元勳們高尚的品德與情操更是為沒有集體文化深度的美國建立了人民的共識。
共同信念
「一個社會要是沒有共同信念，就不會欣欣向榮，這是很顯然的事。我們甚至不妨說，一個沒有信念的社會根本不能存在，因為沒有共同信念，就不會有共同行動。」
許多人誤認為民主為追求自由而生，所以在這制度中，人們將追求無限的自由。但事實上，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的誕生並非對於自由的追求，而是自治的要求。人們秉著共同信念組成國家，制定國家憲法來保障他們的共同信念，並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權利與和國家相同的進步利益。共同信念，雖然只要相信他人的思想無形中就被他人思想所奴役，但在一個人民自我組成政府管理自己的國家中，只有共同信念能讓人擁有更多的自由，而不會執著於表象的泥淖中。
一個社會的民主，必然不是權力上的解放，而是條件上的完全平等；任何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都會產生出利用他或他們高人一等的知識、地位來揮霍權力，而真正的群眾將淪落無知之境，就算擁有權利的解放，這樣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還是能輕易地擺佈大眾思想，也就是所謂的民粹。
在一個達到平等的社會中，每個人愈接近相同的水平，就將不會無條件地去信任或服從任何的人或階級。這時，大眾就產生了。「大眾」之於群眾的不同處在於：群眾意識到自己並非以單個個體存在於社會而是其間的一個組成份子；而人們在平等後會愈來愈相信大眾，因為大眾抉擇所代表的是由社群所決定的共同利益。正因為在平等的時代，人們彼此相似，所以不會彼此信從。因彼此相似所以才能信任「大眾」所作之判斷。
「因此，在一個民主的民族裡，大眾握著貴族制度國家所難以想像的奇妙權力。他並不強求一個人來信從大眾信念，但它可以把大眾的信念注到每一個人的思想裡去，用群眾思想所發揮出來的龐大力量去壓倒個人的智力。」
結語
《民主在美國》這本書以學術角度來看，他很不嚴謹地敘說著民主的應然，而充斥著無法證成的關連；但因為他對於民主制度精細的刻化，反而使得整本書令人感覺到與自身社會無比的貼近與熟悉。在我閱讀這本書時，往往驚於，他所描繪民主在於傳統社會無法轉換所產生的問題過度與台灣政治現狀相似。例如：對權威的服從無法轉變為對憲法的尊重、社會地位無法平等而造成掌管大眾權力的並非「大眾」，而是操弄大眾的特殊階級…等等，令人心寒膽跳，而台灣所最缺乏的「大眾共同信念」最終必須回到「大眾」才可能建立起。
「在缺乏熱烈感情與熾熱信仰的情形下，可以憑著對共和國成員的理智和經驗的呼籲，而從共和國成員那裡獲得一些重大的犧牲；人人將會一致覺得：必須與同胞聯合，才能彌補本身弱點。由於知道只有在幫助同胞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同胞的幫助，他便會立刻察覺他的個人利益是與整個社會利益一致的。」
戀．物
戀．物
鏡子裡他的樣子看起來很可笑，也很可愛。
窗外似乎有消防車駛過，警笛聲切開了雷雨。
很適合聽Keren Ann呢，你說，然後塞了一只耳機到他耳裡。
他把頭輕輕的靠在你頭上，跟著音樂哼。
一個不上班的日子，一對沒有過去和未來的戀人。
正好。
他不喜歡談論過去，你不喜歡想像未來。
而你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
昨晚跟著這菸草的香味來到這兒是對的，你想。
那杯他點給你的馬丁尼似乎還留在你的咽喉。
你是我今夜的馬丁尼，他說，所以在店裡只喝了果汁。
他把你潑上白色床單，不等你滲透進亞麻布裡就舐盡了你。
你流進了他的口裡眼裡耳裡手裡。
心裡呢？哈，怎麼可能，你笑想。
你看過他跟那個得了古馳病的走在一起，相摟著腰。
在想什麼？怎麼不說話？他問，親吻你的額側。
你只是笑，聽見歌曲來到Between the Flat Land and the Caspian Sea。
你搽Dolce的The One一定很適合，他說，把鼻湊上你的頸。
他抱著你的雙手厚實又溫暖，你們的腿纏在一起，腳掌看起來差不多大。
你看著窗外，雨仍大把大把的下。
此刻的溫柔隨著雨不停的落緩緩被沖刷。
一個夜晚和一個早晨，這樣就夠了，你想，只要現在就夠了。
手機鈴響，是他的，不是你的。
他讓它響了一陣才緩緩起身去接。
你也起身，走到玄關，把腳伸入他的那雙a.testoni。
你感覺到他在腳上，即是你聽見他的聲音從房間另一端傳來。
你從地板上你的Levi's口袋裡摸出手機為自己的腳拍了張照。
這樣就夠了，你看著照片喃喃，然後穿上了Levi's。
鏡子裡他的樣子看起來很可笑，也很可愛。
窗外似乎有消防車駛過，警笛聲切開了雷雨。
很適合聽Keren Ann呢，你說，然後塞了一只耳機到他耳裡。
他把頭輕輕的靠在你頭上，跟著音樂哼。
一個不上班的日子，一對沒有過去和未來的戀人。
正好。
他不喜歡談論過去，你不喜歡想像未來。
而你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
昨晚跟著這菸草的香味來到這兒是對的，你想。
那杯他點給你的馬丁尼似乎還留在你的咽喉。
你是我今夜的馬丁尼，他說，所以在店裡只喝了果汁。
他把你潑上白色床單，不等你滲透進亞麻布裡就舐盡了你。
你流進了他的口裡眼裡耳裡手裡。
心裡呢？哈，怎麼可能，你笑想。
你看過他跟那個得了古馳病的走在一起，相摟著腰。
在想什麼？怎麼不說話？他問，親吻你的額側。
你只是笑，聽見歌曲來到Between the Flat Land and the Caspian Sea。
你搽Dolce的The One一定很適合，他說，把鼻湊上你的頸。
他抱著你的雙手厚實又溫暖，你們的腿纏在一起，腳掌看起來差不多大。
你看著窗外，雨仍大把大把的下。
此刻的溫柔隨著雨不停的落緩緩被沖刷。
一個夜晚和一個早晨，這樣就夠了，你想，只要現在就夠了。
手機鈴響，是他的，不是你的。
他讓它響了一陣才緩緩起身去接。
你也起身，走到玄關，把腳伸入他的那雙a.testoni。
你感覺到他在腳上，即是你聽見他的聲音從房間另一端傳來。
你從地板上你的Levi's口袋裡摸出手機為自己的腳拍了張照。
這樣就夠了，你看著照片喃喃，然後穿上了Levi's。
過客的理想
過客的理想
論述（discourse），傅科花了一生的時間探討其與知識、倫理與權力的關係，對他而言論述可以產生言論主題，並且這個主題有定義與提供對象的能力，這些關於這主題的言論也可以被有意義地探討與思考。舉個眾所皆知的例子—綠卡事件：總統候選人持有綠卡表示對國家忠誠度不夠，因為總統候選人是美國公民就會讓他對台灣的愛國心不夠…。
在這樣的言論中，主題「綠卡事件」討論了一連串總統國籍與國家認同間的問題；在這樣的討論中，我們能夠透過言論定義哪個總統候選人比較愛台灣，並且提供了對象「馬英九與謝長廷」。茶餘飯後，我們談論著：哪個候選人比較愛台灣、為什麼有綠卡就不愛台灣…等等，認真也好，玩笑也好，我們都可以理解我們所談論的是什麼。
以上只是個幫助大家理解的例子，實際上，論述就是那些將事實論說成為事件的言論。但這些並非「公共論述」，公共論述之於個人論述，是被大眾認為有意義、被大眾接受、承認的論述，而這樣的論述在大眾間產生了一致的訴求與觀點，就變成了一股社會力量來追求一個社會的生活、價值觀、理想…等等。
過客
少部分欲罷不能的熱血青年不斷地希望校園內再度出現公共論述，但每次冷清、空盪的公聽會已證明時代的轉變拋下了傳統公共論述的想像，更在根本對於「大學校園」的想法上有了轉變。
在文憑風氣過剩的台灣社會中，不管是哪所大學，多數學生進入校園為的是文憑與就業，「大學生」這個身分無法再給予他任何特殊的地位與社會責任，而大學也不再被學生們視為一個團體，如同一個社會。漫遊在椰林大道上的，是單個的獨影，而非部分的群體；學生們以過客的身分穿梭校園，不認為這所學校除了文憑與就業保證外還能為自己留下些什麼；也不認為自己需要為學校留下些什麼。就算在公共領域，這樣的思想也遍佈學生間。
若校園已不再被當作一個團體，如同證券交易市場般，人潮穿流但你我間、我與交易市場間都不存在責任關係；我不需要對朋友你負責，我更不可能需要對證券交易市場的興衰好壞負責。我來到這，拿走我想要的。這就是標準的「由你玩四年」。雖然並沒所有學生都帶著清楚地「工具性目的」來到大學，但顯而易見地，團體的認同不可能由部分的疑惑產生，而那些疑惑太過模糊讓我們無法形塑出論述來談「大學生公共領域失焦」。
政治動物
亞里斯多德說：「人天生就是政治性動物，因為人本質上群聚而居，會選擇自己的團體去認同，並且與團體中的其他成員共同追求整體的進步。」但在我們這個繁複絢麗的時代，我們有過多的團體讓我們選擇歸屬為其中一員；有些走進了社團，與社友共同追求社團進步；有些走進了虛擬世界的團體，與戰友同仇敵愾；有些走出校外，成為校外各式各樣的團體中的一員；有些走入社運團體、政治團體…等等。在這校園中，幾乎每個人都找到了他自己的舞台與並肩奮鬥的夥伴；而在每個自我認同的群體中，大家心甘情願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去達到整個團體共同的進步與光榮。憑什麼，我們必須認同校園作為團體，共同努力求取那看似不可能的進步？
不管什麼樣的群體，只要我們認同，在群體中我們就有著共同的目標並分工地發揮自己的所長，而每個不同的身份也給予我們不同的職責。在我們這個偌大的校園中，校園已不被視為共同的團體，在這之中我們就沒有了身分的差異與身分所給予我們的責任。學生會長、學生代表等校內自治組織成員有著他們的職責，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付擔起這個責任，不管他們真的認同校園作為一個大社群團體，要實踐自己的理想，還是為了一張證書所能換取的社會資源。在這樣只剩形式的團體中，我們已經無法建立起倫理，因為團體中人與人間、人與團體間沒有責任，更不可能讓成員們感受到他們有任何「應該」要履行的義務。就算是關乎自我權益的公聽會，也因為大家並不相信藉由參與就能改變、就能保障自我權益而被學生們忽略。
出路？
退選事件過了，大家因為受傷的權利而憤怒。但退選事件會不斷地重演，因為我們還是不被自己認同為一個團體，公聽會還是將會空蕩蕩的，那些權利受傷的人也不會因此而參與公聽會。我們在這校園內對於公眾權利還有出路嗎？
過去的大學，作為一個培養社會人才並且教育學生成為社會中的一員的團體，是隸屬於整體大社會下有著某種特殊分工功能的團體，所以學生們普遍認同自己做為國家的一員，要在校園這個為國家培養人才的環境中對社會負擔起身為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時代轉變了，事實上由校園中學生心態可以看出的，並非只是團體多元所以學生們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團體，而是更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國家認同問題被政治吵爛了，被大家認為是族群問題、是當我介紹自己時我會說「我是台灣人」的問題。但台灣真正面臨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是：年輕的一代普遍來說沒有國家意識。也許有政治黨派意識或者族群意識，但大學生以下這一代有意識到自己身為國家的一份子，要為國家盡公民責任或者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已經是極少數了。而台灣所真正面臨的國家認同問題，是年輕一輩國家意識的消失而非天天電視上吵著的族群、省籍、名稱…等認同問題，而這個現象若持續下去，我們將擔心的就不是大學生公共論述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人心分崩離析的問題。
這是個大環境所產生的問題，我們甚至無法直接在校園內用任何方式做轉變，甚至無法讓學生們相信：校園作為一個團體，而所有社團尚與學校間有著機能不同的分工關係，讓我們為了學校這個大團體努力。事實上，在民主的社會中，分工機能愈是強化就一定會始大家對國家的共識減弱，但若這種共識將漸漸地消失直到完全沒有，這個國家就會面臨一個過客型島嶼的窘境。雖然法律還會維持人們行為的秩序，但不會有愛國心、社會責任、團結等等再存在。
我們是不是不再相信社會了？那些骯髒污穢是不是讓我們不想正視、甚至刻意地鎖住了對於那些的所有想法？雖然我們的社會感覺不到理想，政治也感覺不到理想，但這個社會並不是由既定的公式所決定我們終將跑到那個終點，而我們尚有能力再跑到那可怕的終點前轉向，需要一點信心、需要一點理想、需要一點無償付出的理想。要有這樣的轉變，不管是只在學校中或者擴散到整個大學生社群，進而影響整個社會，都需要太多的能量與信念讓我們在失敗中走下去。
我們，還有信念嗎？
論述（discourse），傅科花了一生的時間探討其與知識、倫理與權力的關係，對他而言論述可以產生言論主題，並且這個主題有定義與提供對象的能力，這些關於這主題的言論也可以被有意義地探討與思考。舉個眾所皆知的例子—綠卡事件：總統候選人持有綠卡表示對國家忠誠度不夠，因為總統候選人是美國公民就會讓他對台灣的愛國心不夠…。
在這樣的言論中，主題「綠卡事件」討論了一連串總統國籍與國家認同間的問題；在這樣的討論中，我們能夠透過言論定義哪個總統候選人比較愛台灣，並且提供了對象「馬英九與謝長廷」。茶餘飯後，我們談論著：哪個候選人比較愛台灣、為什麼有綠卡就不愛台灣…等等，認真也好，玩笑也好，我們都可以理解我們所談論的是什麼。
以上只是個幫助大家理解的例子，實際上，論述就是那些將事實論說成為事件的言論。但這些並非「公共論述」，公共論述之於個人論述，是被大眾認為有意義、被大眾接受、承認的論述，而這樣的論述在大眾間產生了一致的訴求與觀點，就變成了一股社會力量來追求一個社會的生活、價值觀、理想…等等。
過客
少部分欲罷不能的熱血青年不斷地希望校園內再度出現公共論述，但每次冷清、空盪的公聽會已證明時代的轉變拋下了傳統公共論述的想像，更在根本對於「大學校園」的想法上有了轉變。
在文憑風氣過剩的台灣社會中，不管是哪所大學，多數學生進入校園為的是文憑與就業，「大學生」這個身分無法再給予他任何特殊的地位與社會責任，而大學也不再被學生們視為一個團體，如同一個社會。漫遊在椰林大道上的，是單個的獨影，而非部分的群體；學生們以過客的身分穿梭校園，不認為這所學校除了文憑與就業保證外還能為自己留下些什麼；也不認為自己需要為學校留下些什麼。就算在公共領域，這樣的思想也遍佈學生間。
若校園已不再被當作一個團體，如同證券交易市場般，人潮穿流但你我間、我與交易市場間都不存在責任關係；我不需要對朋友你負責，我更不可能需要對證券交易市場的興衰好壞負責。我來到這，拿走我想要的。這就是標準的「由你玩四年」。雖然並沒所有學生都帶著清楚地「工具性目的」來到大學，但顯而易見地，團體的認同不可能由部分的疑惑產生，而那些疑惑太過模糊讓我們無法形塑出論述來談「大學生公共領域失焦」。
政治動物
亞里斯多德說：「人天生就是政治性動物，因為人本質上群聚而居，會選擇自己的團體去認同，並且與團體中的其他成員共同追求整體的進步。」但在我們這個繁複絢麗的時代，我們有過多的團體讓我們選擇歸屬為其中一員；有些走進了社團，與社友共同追求社團進步；有些走進了虛擬世界的團體，與戰友同仇敵愾；有些走出校外，成為校外各式各樣的團體中的一員；有些走入社運團體、政治團體…等等。在這校園中，幾乎每個人都找到了他自己的舞台與並肩奮鬥的夥伴；而在每個自我認同的群體中，大家心甘情願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去達到整個團體共同的進步與光榮。憑什麼，我們必須認同校園作為團體，共同努力求取那看似不可能的進步？
不管什麼樣的群體，只要我們認同，在群體中我們就有著共同的目標並分工地發揮自己的所長，而每個不同的身份也給予我們不同的職責。在我們這個偌大的校園中，校園已不被視為共同的團體，在這之中我們就沒有了身分的差異與身分所給予我們的責任。學生會長、學生代表等校內自治組織成員有著他們的職責，因為他們自己選擇付擔起這個責任，不管他們真的認同校園作為一個大社群團體，要實踐自己的理想，還是為了一張證書所能換取的社會資源。在這樣只剩形式的團體中，我們已經無法建立起倫理，因為團體中人與人間、人與團體間沒有責任，更不可能讓成員們感受到他們有任何「應該」要履行的義務。就算是關乎自我權益的公聽會，也因為大家並不相信藉由參與就能改變、就能保障自我權益而被學生們忽略。
出路？
退選事件過了，大家因為受傷的權利而憤怒。但退選事件會不斷地重演，因為我們還是不被自己認同為一個團體，公聽會還是將會空蕩蕩的，那些權利受傷的人也不會因此而參與公聽會。我們在這校園內對於公眾權利還有出路嗎？
過去的大學，作為一個培養社會人才並且教育學生成為社會中的一員的團體，是隸屬於整體大社會下有著某種特殊分工功能的團體，所以學生們普遍認同自己做為國家的一員，要在校園這個為國家培養人才的環境中對社會負擔起身為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時代轉變了，事實上由校園中學生心態可以看出的，並非只是團體多元所以學生們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團體，而是更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國家認同問題被政治吵爛了，被大家認為是族群問題、是當我介紹自己時我會說「我是台灣人」的問題。但台灣真正面臨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是：年輕的一代普遍來說沒有國家意識。也許有政治黨派意識或者族群意識，但大學生以下這一代有意識到自己身為國家的一份子，要為國家盡公民責任或者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已經是極少數了。而台灣所真正面臨的國家認同問題，是年輕一輩國家意識的消失而非天天電視上吵著的族群、省籍、名稱…等認同問題，而這個現象若持續下去，我們將擔心的就不是大學生公共論述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人心分崩離析的問題。
這是個大環境所產生的問題，我們甚至無法直接在校園內用任何方式做轉變，甚至無法讓學生們相信：校園作為一個團體，而所有社團尚與學校間有著機能不同的分工關係，讓我們為了學校這個大團體努力。事實上，在民主的社會中，分工機能愈是強化就一定會始大家對國家的共識減弱，但若這種共識將漸漸地消失直到完全沒有，這個國家就會面臨一個過客型島嶼的窘境。雖然法律還會維持人們行為的秩序，但不會有愛國心、社會責任、團結等等再存在。
我們是不是不再相信社會了？那些骯髒污穢是不是讓我們不想正視、甚至刻意地鎖住了對於那些的所有想法？雖然我們的社會感覺不到理想，政治也感覺不到理想，但這個社會並不是由既定的公式所決定我們終將跑到那個終點，而我們尚有能力再跑到那可怕的終點前轉向，需要一點信心、需要一點理想、需要一點無償付出的理想。要有這樣的轉變，不管是只在學校中或者擴散到整個大學生社群，進而影響整個社會，都需要太多的能量與信念讓我們在失敗中走下去。
我們，還有信念嗎？
嘴砲？還是公共論述？
嘴砲？還是公共論述？
—分析94學年上學期NTUSA版
作者：許躍儒
資料整理：許躍儒、黃昱翰
現在的台大，校園刊物的數量大幅度降低。走進活大，滿地報紙的盛況不再。以前老字號的議題社團：大論社停止活動、大學新聞一年一刊、大陸社停刊數載、濁水溪一年3刊。不僅發刊的頻率和內容銳減，內容中亦無討論校內議題。許多系學會和社團偶爾發行報刊，但大部分是舉辦活動的心得，缺少對時下校園議題—更遑論社會議題—的關心。一學期2~3刊的《學生會幹嗎》，也逐漸走向上述系學會刊物模式。
但校園報紙缺乏校園議題的討論，絕不代表沒有人討論校園議題。事實上，大量的議題討論，轉移到BBS的熱門看板上。如NTU、NTUSA、8A等。一年下來在NTUSA版上討論的校園議題，跟以前不相上下。而一些熱門的討論串，甚至發言字數破萬。有人辯稱「在BBS上討論就好啦，我們何必需要印出紙本？」
本文試圖打破這個：「在BBS上討論就好啦，我們不需要印出紙本」迷思。我們實際分析NTUSA版上的發言，將每一篇文章coding、分析、跑統計。讓我們用實際的數據與現實，大聲的說：「別傻了，BBS文章絕大部份只會是嘴砲」。
BBS使議題零碎化
我們分析NTUSA版2005年上學期文章（8/17～1/22），扣除廣告文，單純詢問資訊文。總計33個議題、183篇文、63063字。以下報告我們的分析結果。
A. BBS上發言的字數非常簡短。（見表一）450字以下占了3/4。跟以前大學新聞社，動輒1000字以上起跳的情況相比，有很大的差異。
（表一）發言字數統計
B. 非常多的發言只從個人的經驗出發，不會多去蒐集其他的資訊。根據統計，只從個人經驗發言者，佔了總發言篇數的36%。
C. 這些議題並沒有被充分討論。（見表二）有6個議題只有2篇討論文章，10個議題只有一篇討論文章。50%的議題，整個討論串不超過1000字。跟過去台大數十個刊物可能在討論同一議題相較，網路時代的大部分討論是不足的。除此量之外，在深度上也顯得淺薄。絕大部份的議題處理，都是出自個人經驗的抱怨，如「飲水機壞了」「腳踏車拖吊」。學生會跟學校轉達，學校則提出舉手之勞的解決辦法。這些問題都沒有擴大到如「校園交通政策」的層次討論。
（表二）每一議題討論篇數統計
D. 這些文章中，多半是以個人的身份發言的。（見表三）個人發言佔了總篇數的2/3，學生會、學代、社團等次級群體只佔了1/3。過去的刊物由次級團體發行，發表文章也必須透過次級群體。但現在，有2/3的文章是以個人的身份發言，不用透過次級群體。有趣的是，次級團體發言者雖然字數不見得較多，但絕大部份的資訊都不會只來自個人。但是以個人性身份發言者，良莠不齊的情況很嚴重。長者很長，短者很短。
個人 次級群體 Total
多蒐集其他資訊 62 (51.24%) 54 (88.52%) 116 (63.74%)
只從個人經驗發言 59 (48.76%) 7 (11.48%) 66 (36.26%)
Total 121 (100.00%) 61 (100.00%) 182 (100.00%)
（表三）「次級群體」與「資訊來源是否只來自個人」之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BBS討論的幾個特性：發言者是以個人的身份發言，沒有經過次級團體內部的討論，因此大多是從個人的經驗出發，不會去多蒐集其他的資訊。不僅字數簡短，其論述也不夠深刻。雖然議題數量不少，很多議題都沒有被充分討論，更缺乏被放到整體校園的層次來處理。我將它稱之為「議題的零碎化」。
淪於空談的討論
認真研究表一和表二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有兩個議題的討論篇數遠遠超過於其他。這是否代表網路上的討論依然有成功的個案呢？到底這些討論串在戰什麼？他們又引發怎樣的實際行動？
首先是32篇文章的新生停車場事件。94學年上學期，學校拆除新生南路一側的免費停車位，並且開放新的、要收費的地下新生停車場，引起學生的反彈。來來回回約有四次，學生在ntusa版上抱怨「怎麼可以把免費的拆除，然後逼迫我們使用要收錢的」「為什麼其他的校內停車場都不用收費，而這個就要」。
學生會跟校方溝通後，表示「拆除免費停車位，是台北市交通局的政策，學校只是配合」「停車場收費，並非為了回收成本（因為根本杯水車薪），而是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從中可以看出學校與學生間的概念差異。部份的學生認為，跟本不應該收費；校方則認為，使用者付費理所當然。但是學生並沒有實際組成一個團體或組織來跟校方argue，而是希望學生會能夠傳達學生的聲音。
然而，當學校斷然拒絕學生會「免費使用」的提案後，學生會就退縮了，轉而談論「收費優惠方案」。乍看下是雙方各退一步的折衷，事實上是原則性的棄守。如果新生停車場收費，那麼以後籃球場、排球場、活大討論室、總圖討論室等等其他校內公共設施要不要收費？如果某些收費某些不收費，其理由何在？這是非常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但是學生會棄守了，只能在學校的邏輯下爭取小小的優惠。
但歸咎於學生會非常的殘忍，因為處理這件事情的福利部長非常認真。問題的關鍵在於，根本沒有人意識到這件事情。BBS的處理，使這件事情被特殊化、當作個案來爭論，而沒有被放大到整體校園收費政策來思考。因此學生會放棄爭論「免費使用」時，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好堅持。
討論篇數23篇的「科系資源紛爭」，則更加有趣。這篇首先轉錄自Hate版的「......選課綿綿無絕期.....不簽嗎？」的文章，抱怨文學院因教室過小，使本系學生加簽困難。隨即引發一系列長文，爭論科系資源的分配是否不公。不少文章都有憑有據，甚至一名版友提出一些可行行動，希望平衡這之間的差異。
但是學生會完全沒有任何發言，沒有任何行動。
或許學生會認為這不屬於他的業務範範圍。當網路上的議題變成零碎化時，學生會的大宗事務，就是這些零碎化的議題。這些議題排擠到深刻的議題討稐，
面對這個挑戰到學校既有資源結構的議題，學生會並不認為這是他的處理範疇。也沒有任何人會苛責學生會必須處理。因此對於這一個討論串，學生會顯得不聞不問。
BBS上的討論，使得我們以個人的身份進入公共領域。我們不用深刻的論述、不用多蒐集其他的資訊，只要用簡短的抱怨文，就可以讓學生會動身處理。然而這些零碎化的議題，不僅使得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不斷失守，更使得一些深刻的、牽動範圍較大的議題受到排擠。BBS上的討論，使的我們的文章只會是嘴砲。
—分析94學年上學期NTUSA版
作者：許躍儒
資料整理：許躍儒、黃昱翰
現在的台大，校園刊物的數量大幅度降低。走進活大，滿地報紙的盛況不再。以前老字號的議題社團：大論社停止活動、大學新聞一年一刊、大陸社停刊數載、濁水溪一年3刊。不僅發刊的頻率和內容銳減，內容中亦無討論校內議題。許多系學會和社團偶爾發行報刊，但大部分是舉辦活動的心得，缺少對時下校園議題—更遑論社會議題—的關心。一學期2~3刊的《學生會幹嗎》，也逐漸走向上述系學會刊物模式。
但校園報紙缺乏校園議題的討論，絕不代表沒有人討論校園議題。事實上，大量的議題討論，轉移到BBS的熱門看板上。如NTU、NTUSA、8A等。一年下來在NTUSA版上討論的校園議題，跟以前不相上下。而一些熱門的討論串，甚至發言字數破萬。有人辯稱「在BBS上討論就好啦，我們何必需要印出紙本？」
本文試圖打破這個：「在BBS上討論就好啦，我們不需要印出紙本」迷思。我們實際分析NTUSA版上的發言，將每一篇文章coding、分析、跑統計。讓我們用實際的數據與現實，大聲的說：「別傻了，BBS文章絕大部份只會是嘴砲」。
BBS使議題零碎化
我們分析NTUSA版2005年上學期文章（8/17～1/22），扣除廣告文，單純詢問資訊文。總計33個議題、183篇文、63063字。以下報告我們的分析結果。
A. BBS上發言的字數非常簡短。（見表一）450字以下占了3/4。跟以前大學新聞社，動輒1000字以上起跳的情況相比，有很大的差異。
（表一）發言字數統計
B. 非常多的發言只從個人的經驗出發，不會多去蒐集其他的資訊。根據統計，只從個人經驗發言者，佔了總發言篇數的36%。
C. 這些議題並沒有被充分討論。（見表二）有6個議題只有2篇討論文章，10個議題只有一篇討論文章。50%的議題，整個討論串不超過1000字。跟過去台大數十個刊物可能在討論同一議題相較，網路時代的大部分討論是不足的。除此量之外，在深度上也顯得淺薄。絕大部份的議題處理，都是出自個人經驗的抱怨，如「飲水機壞了」「腳踏車拖吊」。學生會跟學校轉達，學校則提出舉手之勞的解決辦法。這些問題都沒有擴大到如「校園交通政策」的層次討論。
（表二）每一議題討論篇數統計
D. 這些文章中，多半是以個人的身份發言的。（見表三）個人發言佔了總篇數的2/3，學生會、學代、社團等次級群體只佔了1/3。過去的刊物由次級團體發行，發表文章也必須透過次級群體。但現在，有2/3的文章是以個人的身份發言，不用透過次級群體。有趣的是，次級團體發言者雖然字數不見得較多，但絕大部份的資訊都不會只來自個人。但是以個人性身份發言者，良莠不齊的情況很嚴重。長者很長，短者很短。
個人 次級群體 Total
多蒐集其他資訊 62 (51.24%) 54 (88.52%) 116 (63.74%)
只從個人經驗發言 59 (48.76%) 7 (11.48%) 66 (36.26%)
Total 121 (100.00%) 61 (100.00%) 182 (100.00%)
（表三）「次級群體」與「資訊來源是否只來自個人」之關係
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BBS討論的幾個特性：發言者是以個人的身份發言，沒有經過次級團體內部的討論，因此大多是從個人的經驗出發，不會去多蒐集其他的資訊。不僅字數簡短，其論述也不夠深刻。雖然議題數量不少，很多議題都沒有被充分討論，更缺乏被放到整體校園的層次來處理。我將它稱之為「議題的零碎化」。
淪於空談的討論
認真研究表一和表二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有兩個議題的討論篇數遠遠超過於其他。這是否代表網路上的討論依然有成功的個案呢？到底這些討論串在戰什麼？他們又引發怎樣的實際行動？
首先是32篇文章的新生停車場事件。94學年上學期，學校拆除新生南路一側的免費停車位，並且開放新的、要收費的地下新生停車場，引起學生的反彈。來來回回約有四次，學生在ntusa版上抱怨「怎麼可以把免費的拆除，然後逼迫我們使用要收錢的」「為什麼其他的校內停車場都不用收費，而這個就要」。
學生會跟校方溝通後，表示「拆除免費停車位，是台北市交通局的政策，學校只是配合」「停車場收費，並非為了回收成本（因為根本杯水車薪），而是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從中可以看出學校與學生間的概念差異。部份的學生認為，跟本不應該收費；校方則認為，使用者付費理所當然。但是學生並沒有實際組成一個團體或組織來跟校方argue，而是希望學生會能夠傳達學生的聲音。
然而，當學校斷然拒絕學生會「免費使用」的提案後，學生會就退縮了，轉而談論「收費優惠方案」。乍看下是雙方各退一步的折衷，事實上是原則性的棄守。如果新生停車場收費，那麼以後籃球場、排球場、活大討論室、總圖討論室等等其他校內公共設施要不要收費？如果某些收費某些不收費，其理由何在？這是非常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但是學生會棄守了，只能在學校的邏輯下爭取小小的優惠。
但歸咎於學生會非常的殘忍，因為處理這件事情的福利部長非常認真。問題的關鍵在於，根本沒有人意識到這件事情。BBS的處理，使這件事情被特殊化、當作個案來爭論，而沒有被放大到整體校園收費政策來思考。因此學生會放棄爭論「免費使用」時，並不認為這有什麼好堅持。
討論篇數23篇的「科系資源紛爭」，則更加有趣。這篇首先轉錄自Hate版的「......選課綿綿無絕期.....不簽嗎？」的文章，抱怨文學院因教室過小，使本系學生加簽困難。隨即引發一系列長文，爭論科系資源的分配是否不公。不少文章都有憑有據，甚至一名版友提出一些可行行動，希望平衡這之間的差異。
但是學生會完全沒有任何發言，沒有任何行動。
或許學生會認為這不屬於他的業務範範圍。當網路上的議題變成零碎化時，學生會的大宗事務，就是這些零碎化的議題。這些議題排擠到深刻的議題討稐，
面對這個挑戰到學校既有資源結構的議題，學生會並不認為這是他的處理範疇。也沒有任何人會苛責學生會必須處理。因此對於這一個討論串，學生會顯得不聞不問。
BBS上的討論，使得我們以個人的身份進入公共領域。我們不用深刻的論述、不用多蒐集其他的資訊，只要用簡短的抱怨文，就可以讓學生會動身處理。然而這些零碎化的議題，不僅使得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不斷失守，更使得一些深刻的、牽動範圍較大的議題受到排擠。BBS上的討論，使的我們的文章只會是嘴砲。
給1986
給1986
文/許菁芳
1
我不再愛她，這是確定的，但也許我愛她。
愛情如此短暫，而遺忘太長。
────Pablo Neruda
那是一個美麗而溫暖的秋日午後。
我們三個朋友，散步了一段路，在古舊的檐下磚牆邊，坐了下來。R急切地談論校園和希望，瘦削的身形描述著狂大的遠景。聽著聽著，C點起了菸，緩緩地吸吐。風非常溫柔，非常溫柔；我不記得當時我說了什麼，但記得那一天我是穿著淺藍色的牛仔褲和白的帆布鞋。
每一個世代都曾經年輕吧。我常想，我的這段年輕歲月不知道會留下什麼。而更常想的，是害怕，害怕這段心跳微微顫動的青春，無論我對得起、或對不起它，都會緩緩流逝，離我遠去。所以，生命對我開敞的時刻，邀請我上台的時刻，我總是恐懼多於喜悅，但又不得不拾階而上。
光明聚集，而青春張狂。
一種古典的青春。一種透過後現代思潮展現的青春。無妨它的永恆，它的美好。
陽光漸漸地傾斜。陳舊秀美的黃昏。想來，同一面紅磚牆已經見證許多自由，許多愛，許多夢想；不知道那些古老而騷動的反叛，還遺落在杜鵑花叢間的，是不是因著我們的開誠佈公而聚集。
我們的語言一定青澀而拙劣吧！我們的行動，或者說，描繪的行動，一定急切而荒謬。並且，我們的心裡，非常年輕而天真的心裡，一定是因為太激動了、太渴望了，所以反倒擠壓得說不出話來了。於是我們的唇微微地上揚著，但是不能夠發出聲音。
信仰，如同愛情一樣，是一種流動的意志。它會降臨在你身上，會選擇你；因為它知道的，它知道妳能夠感召。而妳被呼喚之後，就再也不是自己。是一個龐大的自己，在自己裡面，成長，撐脹。
那一個浪漫的黃昏，我們的靈魂似乎脫升出來，不作為特定的個體，是同樣一批求真的靈魂，抱持著滾燙的信念，飄落在這一個時空：然後相遇。在這道紅磚牆邊，一定有許多這樣柔潤而堅實的時刻，可能在1986，可能在1972，可能在1993，也可能在2006，2010，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
如果把這些光潔的時刻撿拾，串掇，那麼，這一串美麗的珍珠，大概可以稱之為理想的凝結。可以燃燒為共同體的動力。
那一個溫暖的秋日，短暫，而深刻。
2
ふりむくな、
ふりむくな、
うしろには夢がない。 [1]
───寺山修司
親愛的朋友。我並不理解信念為何而來。
我只發現，我們是因為信念而來。我們因為信念聚集。馳騁，放逐，困惑，追尋，有時候很驕傲、更多時候是焦慮。
歸責於青春的焦慮吧！我們揮霍緣分。並且，歸責於我們的倔強與早熟吧，我們跟隨孤獨。遠遠地，像是星球之間張望彼此的光芒，真誠是絕對的，但分隔遙遠。或許這樣是對的：我們在各自的園圃裡扎根生長，時間久了、氣力夠了，就會長成一片多采多姿的景象。
就能夠撐起自由。
然而被焦慮糾纏得煩了，就出發。也只能夠出發。奔跑著，像是被夢想追趕一樣，像是逃避情感一樣，不願意想清楚，就出發。然而焦慮過去，似乎一事無成，除了信念灼傷的創口已經結疤外，似乎一無所有。
對於世界，即便我充滿熱情與勇氣；但是對於我們，親愛的朋友，我其實依賴。通達資訊突顯疏離，即時通訊吶喊寂寞；有時候，渴望一點虛耗的等待啊，一段猜測的距離啊，在想像裡我們能夠多麼親近！
所以你看，我是矛盾，並且依賴。
信仰是起點，那一段美麗、短暫而深刻的感召，陽光將溫熱的信仰灌注到我裡面，然後驅動我出發。出發之後便失聯了，我們，於是我只能用拙劣的信仰，黏貼拼湊青春的圖像。
3
不是在一瞬間 就能
脫胎換骨的
生命原是一次又一次的
試探
──席慕蓉《燈下的詩與心情》
但不是的。我並不是放棄信仰了。也不是失去信念了。
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書寫、分析，然後嘗試釐清；釐不清，就承認自己的挫敗與幼稚，就逼迫自己謙遜。沒有辦法，我這樣有限。所以，我不能夠倚靠我自己，我必須倚靠信念。
再見R，總在明亮圓滿的月光下。不一定談話，在人群裡，我們被同一段悠揚的歌聲籠罩，我們分享同一段輕快的節奏。然後升起同樣一種微小的堅定。我的軟弱，與依賴，雖然總被嚴苛地對待，但注視著R的嚴厲，胸口便會因為壓迫而疼痛，因為裡面還駐紮著信念；還燙，還存在。
為尋找自己的存在：安靜閱讀，是解救狹隘自我的知識。巧遇C，仍然在淡淡菸霧中，「每個領域裡，都要有自己人比較好吧！」於是我們捻熄菸蒂後，各自埋首於不同的書本裡，鼻頭上沾染墨水，思緒格式化，抽象化。
抽象化也不能掩蓋你眼裡的晶亮，菸霧也不能夠，C，我這裡，你那裡，都有一點關懷，都有一點真誠。
我沒有忘記那個溫暖的秋日午後，我沒有忘記。
我可能變得世故，圓融，或者相反地變得天真，尖銳，或者都有；但親愛的朋友，你應該不會錯認我的，就如同我並不會錯認你。行走於吶喊的群眾之中，繫上黃色絲帶的我；或者穿梭教室課堂間，見皺眉爭論的你。文章，詩，海報，讀本，其實還是古典的；youtube，簡訊，BBS，搖滾，藝術，其實有所差異的。
但你看，繁花之上，如何再生繁花！
我們何其不幸，何其有幸，站立在這一片血淚土地上，向下踏實，向上延展。
那是一個美麗而溫暖的秋日午後。我們的相遇，是一種古典的註定，完成在過去，進行於現時，尚未書寫的未來。
光芒分散，但是，青春仍然張狂。
文/許菁芳
1
我不再愛她，這是確定的，但也許我愛她。
愛情如此短暫，而遺忘太長。
────Pablo Neruda
那是一個美麗而溫暖的秋日午後。
我們三個朋友，散步了一段路，在古舊的檐下磚牆邊，坐了下來。R急切地談論校園和希望，瘦削的身形描述著狂大的遠景。聽著聽著，C點起了菸，緩緩地吸吐。風非常溫柔，非常溫柔；我不記得當時我說了什麼，但記得那一天我是穿著淺藍色的牛仔褲和白的帆布鞋。
每一個世代都曾經年輕吧。我常想，我的這段年輕歲月不知道會留下什麼。而更常想的，是害怕，害怕這段心跳微微顫動的青春，無論我對得起、或對不起它，都會緩緩流逝，離我遠去。所以，生命對我開敞的時刻，邀請我上台的時刻，我總是恐懼多於喜悅，但又不得不拾階而上。
光明聚集，而青春張狂。
一種古典的青春。一種透過後現代思潮展現的青春。無妨它的永恆，它的美好。
陽光漸漸地傾斜。陳舊秀美的黃昏。想來，同一面紅磚牆已經見證許多自由，許多愛，許多夢想；不知道那些古老而騷動的反叛，還遺落在杜鵑花叢間的，是不是因著我們的開誠佈公而聚集。
我們的語言一定青澀而拙劣吧！我們的行動，或者說，描繪的行動，一定急切而荒謬。並且，我們的心裡，非常年輕而天真的心裡，一定是因為太激動了、太渴望了，所以反倒擠壓得說不出話來了。於是我們的唇微微地上揚著，但是不能夠發出聲音。
信仰，如同愛情一樣，是一種流動的意志。它會降臨在你身上，會選擇你；因為它知道的，它知道妳能夠感召。而妳被呼喚之後，就再也不是自己。是一個龐大的自己，在自己裡面，成長，撐脹。
那一個浪漫的黃昏，我們的靈魂似乎脫升出來，不作為特定的個體，是同樣一批求真的靈魂，抱持著滾燙的信念，飄落在這一個時空：然後相遇。在這道紅磚牆邊，一定有許多這樣柔潤而堅實的時刻，可能在1986，可能在1972，可能在1993，也可能在2006，2010，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
如果把這些光潔的時刻撿拾，串掇，那麼，這一串美麗的珍珠，大概可以稱之為理想的凝結。可以燃燒為共同體的動力。
那一個溫暖的秋日，短暫，而深刻。
2
ふりむくな、
ふりむくな、
うしろには夢がない。 [1]
───寺山修司
親愛的朋友。我並不理解信念為何而來。
我只發現，我們是因為信念而來。我們因為信念聚集。馳騁，放逐，困惑，追尋，有時候很驕傲、更多時候是焦慮。
歸責於青春的焦慮吧！我們揮霍緣分。並且，歸責於我們的倔強與早熟吧，我們跟隨孤獨。遠遠地，像是星球之間張望彼此的光芒，真誠是絕對的，但分隔遙遠。或許這樣是對的：我們在各自的園圃裡扎根生長，時間久了、氣力夠了，就會長成一片多采多姿的景象。
就能夠撐起自由。
然而被焦慮糾纏得煩了，就出發。也只能夠出發。奔跑著，像是被夢想追趕一樣，像是逃避情感一樣，不願意想清楚，就出發。然而焦慮過去，似乎一事無成，除了信念灼傷的創口已經結疤外，似乎一無所有。
對於世界，即便我充滿熱情與勇氣；但是對於我們，親愛的朋友，我其實依賴。通達資訊突顯疏離，即時通訊吶喊寂寞；有時候，渴望一點虛耗的等待啊，一段猜測的距離啊，在想像裡我們能夠多麼親近！
所以你看，我是矛盾，並且依賴。
信仰是起點，那一段美麗、短暫而深刻的感召，陽光將溫熱的信仰灌注到我裡面，然後驅動我出發。出發之後便失聯了，我們，於是我只能用拙劣的信仰，黏貼拼湊青春的圖像。
3
不是在一瞬間 就能
脫胎換骨的
生命原是一次又一次的
試探
──席慕蓉《燈下的詩與心情》
但不是的。我並不是放棄信仰了。也不是失去信念了。
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書寫、分析，然後嘗試釐清；釐不清，就承認自己的挫敗與幼稚，就逼迫自己謙遜。沒有辦法，我這樣有限。所以，我不能夠倚靠我自己，我必須倚靠信念。
再見R，總在明亮圓滿的月光下。不一定談話，在人群裡，我們被同一段悠揚的歌聲籠罩，我們分享同一段輕快的節奏。然後升起同樣一種微小的堅定。我的軟弱，與依賴，雖然總被嚴苛地對待，但注視著R的嚴厲，胸口便會因為壓迫而疼痛，因為裡面還駐紮著信念；還燙，還存在。
為尋找自己的存在：安靜閱讀，是解救狹隘自我的知識。巧遇C，仍然在淡淡菸霧中，「每個領域裡，都要有自己人比較好吧！」於是我們捻熄菸蒂後，各自埋首於不同的書本裡，鼻頭上沾染墨水，思緒格式化，抽象化。
抽象化也不能掩蓋你眼裡的晶亮，菸霧也不能夠，C，我這裡，你那裡，都有一點關懷，都有一點真誠。
我沒有忘記那個溫暖的秋日午後，我沒有忘記。
我可能變得世故，圓融，或者相反地變得天真，尖銳，或者都有；但親愛的朋友，你應該不會錯認我的，就如同我並不會錯認你。行走於吶喊的群眾之中，繫上黃色絲帶的我；或者穿梭教室課堂間，見皺眉爭論的你。文章，詩，海報，讀本，其實還是古典的；youtube，簡訊，BBS，搖滾，藝術，其實有所差異的。
但你看，繁花之上，如何再生繁花！
我們何其不幸，何其有幸，站立在這一片血淚土地上，向下踏實，向上延展。
那是一個美麗而溫暖的秋日午後。我們的相遇，是一種古典的註定，完成在過去，進行於現時，尚未書寫的未來。
光芒分散，但是，青春仍然張狂。
陰道獨白
陰道獨白
V-Day ({}) ←這是他們的標誌。可以考慮整個放大。
Eve Ensler著名的劇作「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最近在台灣上映。這是V-Day（陰道日？）第四次在台灣上演，由「三缺一劇團
」的陳亮君擔任導演。V-Day最主要的宗旨是要讓女人認識自己的陰道，而不是把陰道當成什麼「陌生的解剖名詞」或是避諱地稱為「下面那邊」；同時更對社會提出許多身體、性、和認同的問題。
3/15當天去看戲的人非常多，親子劇場外頭排隊的人龍整整繞了市政府二
樓一圈。剛來的觀眾對龐大的人數驚嘆連連，和我一起排隊的朋友便笑道：「等他們排到產業會計局的門口再說。」本來以為觀眾會以女人為主，卻發現也有很多人跟我們一樣，一樣沒有陰道。
之所以稱為「獨白」不是沒有道理。整場表演與其說是一齣戲，不如說是
從不同的歷程來各自表述：每一幕由不同的角色上台闡述不同的故事，並呈現對陰道與身體奇幻一般的想像。陰道是一個村落、是一個洪水的源頭有魚和小船、是一個比基尼女郎會跳舞、是一個平原風吹草低見牛羊。在我的印象中，是男人比較喜歡為自己的屌幻化出各種莫名其妙的意象。但陰道獨白的想像力顯然比較豐富。
我的感覺是，陰道獨白像是一場集體療傷儀式。它鼓勵大家去想去講（而
且還是瘋狂地去想去講）一些在我們平常的文化脈絡中，不習慣掛在嘴邊的話題。先是從陰道出發，再把減肥、外貌、性、月經、同性戀等女性經驗一一反芻，極為強烈地想要凝聚一種女人的主體性。我想，一般的戲劇是讓觀眾融入劇情，自己進行解讀跟詮釋；但由於陰道獨白沒什麼劇情可言，所以觀眾參與的方法也不大一樣：讓全場兩千人一起大叫「雞掰！雞掰！」便是一例。由於沒有劇情，所以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型態接受與否的問題。
看的過程中，不免產生一些疑問：首先，雖然陳亮君導演在手冊上有提到
翻譯的過程要把內容「本土化」，可是還是有很多題材顯然非常美式：對陰毛的爭執、婚姻諮詢師、Party過後的強姦……這些美國的爆點搬來台灣似乎減少了一點力道。除了空間上的隔閡，時間也使劇本產生了一些距離。陰道獨白原劇寫於1996年。儘管這十二年來，女性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坦白講沒有根本的變化——在我們的語言中，「你是不是男人啊？」還有「真是婆婆媽媽！」等詞彙也仍然存在——只是這十二年間，女性認同方面也應該有更深一層的論述。驚人的東西提出來久了會變得不怎麼驚人，高分貝的指控或是頌讚其實效果也有限。如果僅止於陰具崇拜（例如，頌讚性愛卻似乎只肯定沒用到陰莖的性愛…天啊！這怎麼行？），似乎又少了些什麼。
好吧！陽具崇拜、陰具崇拜，so what? Big deal! 這世界上本來就需要各種抒發的管道，讓最真誠的情緒可以一股腦流洩出來。陰道獨白的定位，或許本來就是一種大刀闊斧的性質，一場讓大大小小的陰道都能說話的儀式。而我們解放了身體之後，更可以動身探索更多未曾履足的地域吧！
V-Day ({}) ←這是他們的標誌。可以考慮整個放大。
Eve Ensler著名的劇作「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es）」最近在台灣上映。這是V-Day（陰道日？）第四次在台灣上演，由「三缺一劇團
」的陳亮君擔任導演。V-Day最主要的宗旨是要讓女人認識自己的陰道，而不是把陰道當成什麼「陌生的解剖名詞」或是避諱地稱為「下面那邊」；同時更對社會提出許多身體、性、和認同的問題。
3/15當天去看戲的人非常多，親子劇場外頭排隊的人龍整整繞了市政府二
樓一圈。剛來的觀眾對龐大的人數驚嘆連連，和我一起排隊的朋友便笑道：「等他們排到產業會計局的門口再說。」本來以為觀眾會以女人為主，卻發現也有很多人跟我們一樣，一樣沒有陰道。
之所以稱為「獨白」不是沒有道理。整場表演與其說是一齣戲，不如說是
從不同的歷程來各自表述：每一幕由不同的角色上台闡述不同的故事，並呈現對陰道與身體奇幻一般的想像。陰道是一個村落、是一個洪水的源頭有魚和小船、是一個比基尼女郎會跳舞、是一個平原風吹草低見牛羊。在我的印象中，是男人比較喜歡為自己的屌幻化出各種莫名其妙的意象。但陰道獨白的想像力顯然比較豐富。
我的感覺是，陰道獨白像是一場集體療傷儀式。它鼓勵大家去想去講（而
且還是瘋狂地去想去講）一些在我們平常的文化脈絡中，不習慣掛在嘴邊的話題。先是從陰道出發，再把減肥、外貌、性、月經、同性戀等女性經驗一一反芻，極為強烈地想要凝聚一種女人的主體性。我想，一般的戲劇是讓觀眾融入劇情，自己進行解讀跟詮釋；但由於陰道獨白沒什麼劇情可言，所以觀眾參與的方法也不大一樣：讓全場兩千人一起大叫「雞掰！雞掰！」便是一例。由於沒有劇情，所以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型態接受與否的問題。
看的過程中，不免產生一些疑問：首先，雖然陳亮君導演在手冊上有提到
翻譯的過程要把內容「本土化」，可是還是有很多題材顯然非常美式：對陰毛的爭執、婚姻諮詢師、Party過後的強姦……這些美國的爆點搬來台灣似乎減少了一點力道。除了空間上的隔閡，時間也使劇本產生了一些距離。陰道獨白原劇寫於1996年。儘管這十二年來，女性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坦白講沒有根本的變化——在我們的語言中，「你是不是男人啊？」還有「真是婆婆媽媽！」等詞彙也仍然存在——只是這十二年間，女性認同方面也應該有更深一層的論述。驚人的東西提出來久了會變得不怎麼驚人，高分貝的指控或是頌讚其實效果也有限。如果僅止於陰具崇拜（例如，頌讚性愛卻似乎只肯定沒用到陰莖的性愛…天啊！這怎麼行？），似乎又少了些什麼。
好吧！陽具崇拜、陰具崇拜，so what? Big deal! 這世界上本來就需要各種抒發的管道，讓最真誠的情緒可以一股腦流洩出來。陰道獨白的定位，或許本來就是一種大刀闊斧的性質，一場讓大大小小的陰道都能說話的儀式。而我們解放了身體之後，更可以動身探索更多未曾履足的地域吧！
信念作為人之必要條件
信念作為人之必要條件
文/張勝鬘（讀者投書，哲學二）
信念，我們所相信的命題，而此為我們對其他命題作出價值判斷之依據。
在理智當中，我們按照這樣的命題對其他命題做出價值判斷。舉例來說明，「昨天我跟媽媽頂嘴，造成她那時很生氣傷心」是一對事實描述之命題，根據我所相信的命題：「不應使父母生氣傷心」判斷「昨天跟媽媽頂嘴」是不應該的。
而根據某個較為基本、簡單的命題所做出的價值判斷，時常成為我們信念系統中的新命題，之後亦有可能以之作為對事物做出價值判斷之依據。例如「不應使父母生氣傷心」這個信念命題就必須是建立在另一個較為基本的信念命題：「身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不應為了自己一時的情緒或利益，而使他人生氣傷心。」
在整個信念的系統裡，應有一個最終極的命題，此終極命題不須依據其他命題。像是前面所提到的「身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這個命題就必須建立在一個終極信念之上，對於某些人，這個終極命題可能是：「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應該要道德。」對於佛教徒，這個終極命題可能是：「人必須與法界自性相應，所以要道德。」人的信念系統往往以此終極命題作為基礎，再由對各種生活經驗做價值判斷而漸漸累積、修正。
由整個信念系統所產生之價值判斷，又可以作為在「選擇行為」時的依據。有數個開放的行動可供我們選擇時，選擇行為的依據不只一種，我們可能根據生理需求、情緒等原因來做出對應的動作，這個過程必須仰賴大腦對於事物資料的各種處理，例如記憶、整理、分析。這些對事物資料的客觀運作並不限於人類大腦，而是各種動物都可以具有不同程度上對事物資料處理的功能。更進一步說，如果我們選擇行為僅根據「生理需求」、「生存」、「情緒」等與其他動物無異的原因時，所做出的行為以及思想內容可能也只是比動物更加精確而已。因此，信念使我們對事物抱持之價值判斷，正是人與動物思想及行為最大不同之處。
根據信念系統所產生之價值判斷通常是相互融貫的，但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每個人都有許多矛盾的心態和行為，這時常是因為我們做出決定時所依據的是自己生理的需求、自己一時的情緒或者是自己眼前的利益，當這些因素與信念衝突時，往往產生所謂矛盾的心態與行為。
最後我們體會到，信念既然作為超越一切事物價值、判斷一切事物價值的命題，信念就成為了每個人生存之目的、人生之歸依。因此在自我建立的過程當中，我們應該自省自己的信念系統是否健全？時常反省自己的信念系統是否應該修正？進而積極地按照自我之信念做決定、過生活，脫離動物式的、為活而活的原始生活型態。
文/張勝鬘（讀者投書，哲學二）
信念，我們所相信的命題，而此為我們對其他命題作出價值判斷之依據。
在理智當中，我們按照這樣的命題對其他命題做出價值判斷。舉例來說明，「昨天我跟媽媽頂嘴，造成她那時很生氣傷心」是一對事實描述之命題，根據我所相信的命題：「不應使父母生氣傷心」判斷「昨天跟媽媽頂嘴」是不應該的。
而根據某個較為基本、簡單的命題所做出的價值判斷，時常成為我們信念系統中的新命題，之後亦有可能以之作為對事物做出價值判斷之依據。例如「不應使父母生氣傷心」這個信念命題就必須是建立在另一個較為基本的信念命題：「身為一個有道德的人不應為了自己一時的情緒或利益，而使他人生氣傷心。」
在整個信念的系統裡，應有一個最終極的命題，此終極命題不須依據其他命題。像是前面所提到的「身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這個命題就必須建立在一個終極信念之上，對於某些人，這個終極命題可能是：「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應該要道德。」對於佛教徒，這個終極命題可能是：「人必須與法界自性相應，所以要道德。」人的信念系統往往以此終極命題作為基礎，再由對各種生活經驗做價值判斷而漸漸累積、修正。
由整個信念系統所產生之價值判斷，又可以作為在「選擇行為」時的依據。有數個開放的行動可供我們選擇時，選擇行為的依據不只一種，我們可能根據生理需求、情緒等原因來做出對應的動作，這個過程必須仰賴大腦對於事物資料的各種處理，例如記憶、整理、分析。這些對事物資料的客觀運作並不限於人類大腦，而是各種動物都可以具有不同程度上對事物資料處理的功能。更進一步說，如果我們選擇行為僅根據「生理需求」、「生存」、「情緒」等與其他動物無異的原因時，所做出的行為以及思想內容可能也只是比動物更加精確而已。因此，信念使我們對事物抱持之價值判斷，正是人與動物思想及行為最大不同之處。
根據信念系統所產生之價值判斷通常是相互融貫的，但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每個人都有許多矛盾的心態和行為，這時常是因為我們做出決定時所依據的是自己生理的需求、自己一時的情緒或者是自己眼前的利益，當這些因素與信念衝突時，往往產生所謂矛盾的心態與行為。
最後我們體會到，信念既然作為超越一切事物價值、判斷一切事物價值的命題，信念就成為了每個人生存之目的、人生之歸依。因此在自我建立的過程當中，我們應該自省自己的信念系統是否健全？時常反省自己的信念系統是否應該修正？進而積極地按照自我之信念做決定、過生活，脫離動物式的、為活而活的原始生活型態。
信之則狂
信之則 狂
文/呂 婕
總統大選前一天，我已經飛回高雄睡了一晚。BBS上的文章在我眼前充斥，要怎樣做一個理性的選民、怎樣不辜負作為台灣頂尖學府的學生；我無法克制的嘲弄著自己的激動情緒，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有人說過這不該是一個提及政治立場時會恐懼被撻伐的年代，色彩可以鮮明，但民主社會要的是動機透明。為什麼不能冷靜的表述、分析、辯證和溝通呢？人的堅持、內在意識當然有強烈的個體差異，但是我們想為人了解的同時，不也應該試著去敞開自己嗎？去接受其他的可能性、也給自己多一點可能。
我不是個熱中社會運動的人，唸書、打球、閱讀、人際關係，幾個範疇足以簡單化約了生活狀態；我在這個價值體系紊亂的時代裡追求自己、在後現代的解構中掙扎呼吸，有時候發現自己一點也不特別，有時候不顧一切的想成為特別。選舉和台灣意識在這個瞬間將我丟入許久不曾有過的震撼裡，我知道我並不只是我自己而已，即使面前的路途孤寂遙遠，我知道我在往整個我所賴以維生的社會走去；我想被群體視為部份，這一切，我想身在其中。
於是我坐在小小的螢幕前幻想大大的世界，彷彿藉由網路、藉由文字和他人連結；我唸英文看雜誌，以為自己能感受到地球那端誰的生命經驗；我致力課業充實知識想成為有為青年，不斷告訴自己、妳能夠做些什麼，妳必須去做。這是我第一次行使公民權，我拿著意識報回家，打開一如往常一片空白的word視窗，這篇文章突然變得好重、好重。
字字句句都在挑戰呼喊著我，出門想走走也淨是高捷議題，我又不得不再回到謝候選人和馬先生的糾結中。好痛苦，可是我引以為傲；因為我是高雄人，我是台灣人。
數個月前讀了一本《丈量世界》，那句「沒有人，生來具有使命。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是下定決心去假裝自己有一項使命，一直假裝到連自己都信以為真。」至今仍令我心疼。打球想變強、唸書想長知識、參加活動想學習、旅行想找自己，出國唸書呢？成家立業呢？繁衍後代呢？
對於意義的迫切渴求使我無法輕描淡寫的活著，無法再只是活著；而我所學的psychology更是我心中的痛，我要實事求是，要科學要證據，我深切的明白個體差異，同時心理學的根本假設「人類具有共同心智」卻又是我不得不皈依的終極信仰。所以我也許無法讓你們接受些什麼、無法提供一套為何信念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然論證；我還是必須要寫，將文字書寫視為我們趨近共同心智的唯一途徑、企圖使我們彼此了解。
笛卡爾的懷疑方法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基礎，他只信仰「I think, therefore I am.」；若思考真使人所以為人，那麼思考的結果－信念，似乎也就理所當然的作為我們「佐證為人」的憑藉了。我無意於更深入的探討人如何為人，或者其實「人類」這物種的分類其實是不證自明的存在，我只能更無異於呢喃般的將我自己的思路、我的生命和信念展開在你們眼前、甚至不躲在筆名的背後。唯有如此，彷彿唯有如此，我和我的思想才透過了我的文字而存在。
即使那也許是微不足道、需要承受評價和諷刺的存在。
《丈量世界》那句話之後接著說了：「當中一定有許多事無法配合，所以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必須對自己殘酷。」我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其實，我認識了一群人；嚴格說來是，我知道他們，但他們不見得每個人都認識我。他們是胸中激越著火花的年輕人，他們以自己的青春歲月為火種，在這個信念凋零的時代裡熊熊燃燒。也許衝突質疑，但他們知道質疑是好的；所作所為不見得令每個人激賞，但誰也不敢說自己在投身的領域中和他們有相等份量的熱情。
在我反覆迴還的陷入生命可能的虛無陷阱中時，他們的故事不斷告訴我：妳這，又算什麼呢？─的確，個體的無奈就夠我們蒼涼，但我們從來就不是一個人；即使我們就是，這些人、這塊土地，和台灣社會的連結也使我們必不孤單。
因為選擇所以承擔，信念是在無限的可能性裡不斷窄化聚焦而成，但也同時給予了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煥發無限生命光彩的可能。
我認識了一群人，所以寫了這篇文章。
我的胸中也激越著一份狂潮，想告訴誰我可以，我們可以；所以我為了心理學義無反顧，也盼望這時代的青年們，共同為了些什麼一起
義、無、反、顧。
文/呂 婕
總統大選前一天，我已經飛回高雄睡了一晚。BBS上的文章在我眼前充斥，要怎樣做一個理性的選民、怎樣不辜負作為台灣頂尖學府的學生；我無法克制的嘲弄著自己的激動情緒，我只是我自己而已。
有人說過這不該是一個提及政治立場時會恐懼被撻伐的年代，色彩可以鮮明，但民主社會要的是動機透明。為什麼不能冷靜的表述、分析、辯證和溝通呢？人的堅持、內在意識當然有強烈的個體差異，但是我們想為人了解的同時，不也應該試著去敞開自己嗎？去接受其他的可能性、也給自己多一點可能。
我不是個熱中社會運動的人，唸書、打球、閱讀、人際關係，幾個範疇足以簡單化約了生活狀態；我在這個價值體系紊亂的時代裡追求自己、在後現代的解構中掙扎呼吸，有時候發現自己一點也不特別，有時候不顧一切的想成為特別。選舉和台灣意識在這個瞬間將我丟入許久不曾有過的震撼裡，我知道我並不只是我自己而已，即使面前的路途孤寂遙遠，我知道我在往整個我所賴以維生的社會走去；我想被群體視為部份，這一切，我想身在其中。
於是我坐在小小的螢幕前幻想大大的世界，彷彿藉由網路、藉由文字和他人連結；我唸英文看雜誌，以為自己能感受到地球那端誰的生命經驗；我致力課業充實知識想成為有為青年，不斷告訴自己、妳能夠做些什麼，妳必須去做。這是我第一次行使公民權，我拿著意識報回家，打開一如往常一片空白的word視窗，這篇文章突然變得好重、好重。
字字句句都在挑戰呼喊著我，出門想走走也淨是高捷議題，我又不得不再回到謝候選人和馬先生的糾結中。好痛苦，可是我引以為傲；因為我是高雄人，我是台灣人。
數個月前讀了一本《丈量世界》，那句「沒有人，生來具有使命。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是下定決心去假裝自己有一項使命，一直假裝到連自己都信以為真。」至今仍令我心疼。打球想變強、唸書想長知識、參加活動想學習、旅行想找自己，出國唸書呢？成家立業呢？繁衍後代呢？
對於意義的迫切渴求使我無法輕描淡寫的活著，無法再只是活著；而我所學的psychology更是我心中的痛，我要實事求是，要科學要證據，我深切的明白個體差異，同時心理學的根本假設「人類具有共同心智」卻又是我不得不皈依的終極信仰。所以我也許無法讓你們接受些什麼、無法提供一套為何信念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然論證；我還是必須要寫，將文字書寫視為我們趨近共同心智的唯一途徑、企圖使我們彼此了解。
笛卡爾的懷疑方法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基礎，他只信仰「I think, therefore I am.」；若思考真使人所以為人，那麼思考的結果－信念，似乎也就理所當然的作為我們「佐證為人」的憑藉了。我無意於更深入的探討人如何為人，或者其實「人類」這物種的分類其實是不證自明的存在，我只能更無異於呢喃般的將我自己的思路、我的生命和信念展開在你們眼前、甚至不躲在筆名的背後。唯有如此，彷彿唯有如此，我和我的思想才透過了我的文字而存在。
即使那也許是微不足道、需要承受評價和諷刺的存在。
《丈量世界》那句話之後接著說了：「當中一定有許多事無法配合，所以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必須對自己殘酷。」我這，又算得了什麼呢？
其實，我認識了一群人；嚴格說來是，我知道他們，但他們不見得每個人都認識我。他們是胸中激越著火花的年輕人，他們以自己的青春歲月為火種，在這個信念凋零的時代裡熊熊燃燒。也許衝突質疑，但他們知道質疑是好的；所作所為不見得令每個人激賞，但誰也不敢說自己在投身的領域中和他們有相等份量的熱情。
在我反覆迴還的陷入生命可能的虛無陷阱中時，他們的故事不斷告訴我：妳這，又算什麼呢？─的確，個體的無奈就夠我們蒼涼，但我們從來就不是一個人；即使我們就是，這些人、這塊土地，和台灣社會的連結也使我們必不孤單。
因為選擇所以承擔，信念是在無限的可能性裡不斷窄化聚焦而成，但也同時給予了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裡煥發無限生命光彩的可能。
我認識了一群人，所以寫了這篇文章。
我的胸中也激越著一份狂潮，想告訴誰我可以，我們可以；所以我為了心理學義無反顧，也盼望這時代的青年們，共同為了些什麼一起
義、無、反、顧。
四六文宣
四六文宣
靜態展
時間：4/1~4/3 早上十點至晚上八點
地點：哲學系館會議室
厚厚一疊三十年前廣為流傳於台大校園內的報紙，脆弱且珍貴，橫跨版面的：「大學法修正」、「軍訓教官應否退出校園」、「五月風暴後的反省」、「蜀道難普選更難」 在泛黃、斑駁的紙上，時代熱情與特徵被誠實反映。
二、與意識報相見
時間：3/31 星期一 晚上七點
地點：社會系館？
為什麼突然改成網路加退選了？為什麼這學期退選提前一週我卻不知道？公聽會什麼時後開過了？
只有我不知道的時候，這也許是我個人的問題；當這樣的問題成為普遍且常態，這就不再只是沒責任感、不重視自身權益等關乎個人道德問題，而是群體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時代問題。
讓我們了解自己的時代！
靜態展
時間：4/1~4/3 早上十點至晚上八點
地點：哲學系館會議室
厚厚一疊三十年前廣為流傳於台大校園內的報紙，脆弱且珍貴，橫跨版面的：「大學法修正」、「軍訓教官應否退出校園」、「五月風暴後的反省」、「蜀道難普選更難」 在泛黃、斑駁的紙上，時代熱情與特徵被誠實反映。
二、與意識報相見
時間：3/31 星期一 晚上七點
地點：社會系館？
為什麼突然改成網路加退選了？為什麼這學期退選提前一週我卻不知道？公聽會什麼時後開過了？
只有我不知道的時候，這也許是我個人的問題；當這樣的問題成為普遍且常態，這就不再只是沒責任感、不重視自身權益等關乎個人道德問題，而是群體問題、社會問題，甚至時代問題。
讓我們了解自己的時代！
次級團體衰亡的公共領域
台大學生公共論述為何走到這個地步
—次級團體衰亡的公共領域
許躍儒
不斷上演的劇碼
2005年新生籃球場改網球場。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NTU版上出現大量抱怨籃球場不見的文章。2005年新生停車場收費，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NTUSA版上出現大量抱怨停車場收費的文章。2006網路加退選新制上路。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Course版上出新制很難使用的文章。2008實施提早一週退選。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Course版上出現不知道退選提早的文章。
只要改掉議題內容，發生的模式永遠一模一樣。到底我們還要忍受多久這種爛劇碼？而且上述議題，雖然事後有所爭取，但大多學生權益已遭到傷害。該是時候讓我們思索，為什麼這種現象不斷地發生？
從集體性轉變為個人性
對20年前的關心公共議題的學生來說，一個校園議題的大概有幾種處理策略：a.在報刊上大篇幅刊載討論 b.椰林大道示威、綁黃絲帶 c.舉辦座談會、街頭演講 d.透過學代會形成決議，向學校施壓。這裡面的主要行動者，就是議題性社團、學代、學生會等。在面對重大議題時，彼此串連、商討策略是常見的情況。
我們不應該誤認所有台大都這麼熱血青年，事實上參與示威人數非常有限。我們不該對他們的行動有玫瑰色的憧憬，而應該體認「他們對於行動的想像與我們不同」。他們對於行動的想像是集體性的，是以一個個次級團體去參與公共事務的。
相較來說，現在台大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轉變為個人性的。如同前文的分析，我們發現BBS上，以次級團體身份發表的文章變少了，以個人發表的文章變多了。我們也發現，現在仍有在參與公眾事務的（廣義的）學代們，其得票數也非常低迷，換言之，他們代表性也越來越不足，跟一般積極的個人越來越無差別。而少數的熱烈公聽會上，也多是以個人身份的參與者。
媒介的轉變
從集體性轉變為個人性的原因，跟信息流通方式的改變有重大關係。在過去，信息的流通必須透過次級團體來進行。不管是必須透過參加次級團體，才能夠取得一手的情報；或是發言必須透過次級團體的報刊才能夠表達。因此不僅次級團體的參與人很多，也是主要的行動單位。
但在信息快速流通的時代，不僅取得資訊不必然要透過次級群體，甚至個人可能蒐集到比次級群體更多的資訊；發言也不用透過次級團體，可以直接把信息交給學生會或學生。媒介的轉變，造成了我們對於參與者想像的改變，從集體性的轉變為個人性的。
學生會的角色轉變
當學生可以直接跟學生會直接溝通之後，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議題的零碎化。我們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一些原本只是私下抱怨的事情，提到一個公開的場合討論。在NTUSA版上，討論「走樓梯要靠右邊」「球場照明不夠」等議題。這些議題的討論方式是很片面的，通常只侷限於少數個人的經驗。因為這樣程度的議題就可以被學生會處理，不必像以前透過次級群體而放大為一個整體性的層次來討論。這使得這些議題雖然得到處理，但會是「個別化的處理」，而鮮少被放大成制度性的改革。
以新生停車場收費事件為例，這個問題被侷限於新生停車場，而不是探討整個學校公共設施的收費政策。而當問題被侷限時，接納一個「價格優惠政策」作為折衷是很合理的，因為單從個案來看損失並不大。但是當我們把整個過程放到學校的收費範圍一步步擴張時，就難以接受這樣的妥協。
反過來說，當大量的校園議題變得零碎化時，學生會的自我認知也產生改變。他不願意、也無法再去處理廣泛性的校園議題，如科系間資源的分配等。因為當問題的範圍越大，就需要越高的處理層級，就越撼動學校的既有結構。不是說學校的既有結構不能撼動，而是它需要越大的學生能量。但是在次級團體消失時，學生的能量無法被有效集中，就越沒有辦法處理這類事情。
議題性社團的出走
學生會、學代會、院學生會等廣義的學生代表因為制度而不斷在範圍內自我再製時，原本校園內的議題性社團卻正在出走。以大學新聞社為例，自2000年之後出刊頻率不斷下降，探討的議題也越來越跟校園議題無關。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台大校園民主日漸成熟後，過去「校方是萬惡大魔頭」的二元對立思考已逐漸無法使用。很多時候我們討論必須更細緻，爭取的部份可能很細微。但是這樣的思考對於一般個人來說是有進入障礙，難以讓一般人容易瞭解的。又時值野百合後的校際網路逐漸成型，這些議題性社團的討論範圍逐漸從台大撤退，而進入到「政府是萬惡大魔頭」邏輯依然很有用的社會中。他們的支持對象主要來源，也從台大校內逐漸轉向校外。
過去這些議題社團藉由刊物所創造的公共領域，隨著這些社團的出走而逐漸崩解。一方面是網路的興起，新的信息流通模式取代了原本的報刊；另一方面是校園民主化的影響，使得議題性社團的戰場發生了轉變，也越來越無在台大發行大量刊物的必要。同時，校園民主化也造成了公聽會、校務建言系統的興起，使得個人能直接的與學校溝通，促成殘留的學生會、學代虛級化。
個人身份參與的公聽會
首先，公聽會與說明會不同，公聽會是事情尚未決定，各方意見都有被參考的可能。我並不認為公聽會是給一般人參加的，因為校園議題的複雜性，需要事先情搜、討論、研擬提案，而不是給一個毫無準備的個人參加。但是因為公聽會不限制任何人參加，給予了大家「每個人都有參加公聽會的義務」的奇怪想像。如果我們不去參加公聽會而權利受損，我們會被指責「事先不關心事後才抱怨」。藉由著這種罪惡感，在發生重大議題時，因殘存次級群體的渲染，可以促使大家踴躍參與公聽會。
譬如94學年下學期的網路加退選公聽會、96學年下學期社科院遷院說明會，因為事先的廣泛討論，使得這些公聽會是少數爆滿的幾場。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些公聽會來的人都是個人，就像在網路上發言的絕大多數，都是以個人的身份參加。這些個人們沒有事先協調，哪些是主要訴求，哪些是底線，都沒有共識。事實上，這些公聽會都亂哄哄的，很難達到什麼結論。
問題的關鍵在於，公聽會所需要的長期追蹤與情搜，絕不是一般的個人能夠負荷。只有次級團體才能夠辦到這件事情。因此這些公聽會雖然有少數幾次可能爆滿，但是絕大部分僅存次級群體的代表參加。但如之前所述，這些次級群體逐漸虛極化，代表性日益減弱時。那麼他們能發揮的作用，自然就非常有限。
次級團體消失的公共領域
現在我們能夠明白，為何會不斷發生：「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學校開始實行，學生再來抱怨」這樣的劇碼。公聽會本來就不是給一般的個人參加，而是給事先有準備的次級團體參與的。參與人數寥寥可數並不用訝異，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結果並沒有在學生之間充分的討論。這是因為由於信息的快速流通與校園民主化，使得次級團體要嘛出走，要嘛代表性越來越微弱。他們跟學生越來越疏離，讓他們不知道要找誰討論，不知道怎麼把消息散佈出去。特別在BBS公共領域使得議題變得零碎化時，更沒有一個合適空間可以討論這些議題。
不要指責學生們都不去參加公聽會，問題不是在那裡。唯有讓關心校園議題的次級團體再度活躍，讓次級團體去參加公聽會，讓次級團體把資訊整理後告訴大家，讓次級群體研擬策略。讓我們，重建台大的公共領域！
—次級團體衰亡的公共領域
許躍儒
不斷上演的劇碼
2005年新生籃球場改網球場。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NTU版上出現大量抱怨籃球場不見的文章。2005年新生停車場收費，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NTUSA版上出現大量抱怨停車場收費的文章。2006網路加退選新制上路。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Course版上出新制很難使用的文章。2008實施提早一週退選。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改制後，Course版上出現不知道退選提早的文章。
只要改掉議題內容，發生的模式永遠一模一樣。到底我們還要忍受多久這種爛劇碼？而且上述議題，雖然事後有所爭取，但大多學生權益已遭到傷害。該是時候讓我們思索，為什麼這種現象不斷地發生？
從集體性轉變為個人性
對20年前的關心公共議題的學生來說，一個校園議題的大概有幾種處理策略：a.在報刊上大篇幅刊載討論 b.椰林大道示威、綁黃絲帶 c.舉辦座談會、街頭演講 d.透過學代會形成決議，向學校施壓。這裡面的主要行動者，就是議題性社團、學代、學生會等。在面對重大議題時，彼此串連、商討策略是常見的情況。
我們不應該誤認所有台大都這麼熱血青年，事實上參與示威人數非常有限。我們不該對他們的行動有玫瑰色的憧憬，而應該體認「他們對於行動的想像與我們不同」。他們對於行動的想像是集體性的，是以一個個次級團體去參與公共事務的。
相較來說，現在台大學生參與公眾事務的轉變為個人性的。如同前文的分析，我們發現BBS上，以次級團體身份發表的文章變少了，以個人發表的文章變多了。我們也發現，現在仍有在參與公眾事務的（廣義的）學代們，其得票數也非常低迷，換言之，他們代表性也越來越不足，跟一般積極的個人越來越無差別。而少數的熱烈公聽會上，也多是以個人身份的參與者。
媒介的轉變
從集體性轉變為個人性的原因，跟信息流通方式的改變有重大關係。在過去，信息的流通必須透過次級團體來進行。不管是必須透過參加次級團體，才能夠取得一手的情報；或是發言必須透過次級團體的報刊才能夠表達。因此不僅次級團體的參與人很多，也是主要的行動單位。
但在信息快速流通的時代，不僅取得資訊不必然要透過次級群體，甚至個人可能蒐集到比次級群體更多的資訊；發言也不用透過次級團體，可以直接把信息交給學生會或學生。媒介的轉變，造成了我們對於參與者想像的改變，從集體性的轉變為個人性的。
學生會的角色轉變
當學生可以直接跟學生會直接溝通之後，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議題的零碎化。我們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瑣事，一些原本只是私下抱怨的事情，提到一個公開的場合討論。在NTUSA版上，討論「走樓梯要靠右邊」「球場照明不夠」等議題。這些議題的討論方式是很片面的，通常只侷限於少數個人的經驗。因為這樣程度的議題就可以被學生會處理，不必像以前透過次級群體而放大為一個整體性的層次來討論。這使得這些議題雖然得到處理，但會是「個別化的處理」，而鮮少被放大成制度性的改革。
以新生停車場收費事件為例，這個問題被侷限於新生停車場，而不是探討整個學校公共設施的收費政策。而當問題被侷限時，接納一個「價格優惠政策」作為折衷是很合理的，因為單從個案來看損失並不大。但是當我們把整個過程放到學校的收費範圍一步步擴張時，就難以接受這樣的妥協。
反過來說，當大量的校園議題變得零碎化時，學生會的自我認知也產生改變。他不願意、也無法再去處理廣泛性的校園議題，如科系間資源的分配等。因為當問題的範圍越大，就需要越高的處理層級，就越撼動學校的既有結構。不是說學校的既有結構不能撼動，而是它需要越大的學生能量。但是在次級團體消失時，學生的能量無法被有效集中，就越沒有辦法處理這類事情。
議題性社團的出走
學生會、學代會、院學生會等廣義的學生代表因為制度而不斷在範圍內自我再製時，原本校園內的議題性社團卻正在出走。以大學新聞社為例，自2000年之後出刊頻率不斷下降，探討的議題也越來越跟校園議題無關。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台大校園民主日漸成熟後，過去「校方是萬惡大魔頭」的二元對立思考已逐漸無法使用。很多時候我們討論必須更細緻，爭取的部份可能很細微。但是這樣的思考對於一般個人來說是有進入障礙，難以讓一般人容易瞭解的。又時值野百合後的校際網路逐漸成型，這些議題性社團的討論範圍逐漸從台大撤退，而進入到「政府是萬惡大魔頭」邏輯依然很有用的社會中。他們的支持對象主要來源，也從台大校內逐漸轉向校外。
過去這些議題社團藉由刊物所創造的公共領域，隨著這些社團的出走而逐漸崩解。一方面是網路的興起，新的信息流通模式取代了原本的報刊；另一方面是校園民主化的影響，使得議題性社團的戰場發生了轉變，也越來越無在台大發行大量刊物的必要。同時，校園民主化也造成了公聽會、校務建言系統的興起，使得個人能直接的與學校溝通，促成殘留的學生會、學代虛級化。
個人身份參與的公聽會
首先，公聽會與說明會不同，公聽會是事情尚未決定，各方意見都有被參考的可能。我並不認為公聽會是給一般人參加的，因為校園議題的複雜性，需要事先情搜、討論、研擬提案，而不是給一個毫無準備的個人參加。但是因為公聽會不限制任何人參加，給予了大家「每個人都有參加公聽會的義務」的奇怪想像。如果我們不去參加公聽會而權利受損，我們會被指責「事先不關心事後才抱怨」。藉由著這種罪惡感，在發生重大議題時，因殘存次級群體的渲染，可以促使大家踴躍參與公聽會。
譬如94學年下學期的網路加退選公聽會、96學年下學期社科院遷院說明會，因為事先的廣泛討論，使得這些公聽會是少數爆滿的幾場。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些公聽會來的人都是個人，就像在網路上發言的絕大多數，都是以個人的身份參加。這些個人們沒有事先協調，哪些是主要訴求，哪些是底線，都沒有共識。事實上，這些公聽會都亂哄哄的，很難達到什麼結論。
問題的關鍵在於，公聽會所需要的長期追蹤與情搜，絕不是一般的個人能夠負荷。只有次級團體才能夠辦到這件事情。因此這些公聽會雖然有少數幾次可能爆滿，但是絕大部分僅存次級群體的代表參加。但如之前所述，這些次級群體逐漸虛極化，代表性日益減弱時。那麼他們能發揮的作用，自然就非常有限。
次級團體消失的公共領域
現在我們能夠明白，為何會不斷發生：「學校事先召開公聽會，參與人數寥寥可數；學校開始實行，學生再來抱怨」這樣的劇碼。公聽會本來就不是給一般的個人參加，而是給事先有準備的次級團體參與的。參與人數寥寥可數並不用訝異，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結果並沒有在學生之間充分的討論。這是因為由於信息的快速流通與校園民主化，使得次級團體要嘛出走，要嘛代表性越來越微弱。他們跟學生越來越疏離，讓他們不知道要找誰討論，不知道怎麼把消息散佈出去。特別在BBS公共領域使得議題變得零碎化時，更沒有一個合適空間可以討論這些議題。
不要指責學生們都不去參加公聽會，問題不是在那裡。唯有讓關心校園議題的次級團體再度活躍，讓次級團體去參加公聽會，讓次級團體把資訊整理後告訴大家，讓次級群體研擬策略。讓我們，重建台大的公共領域！
80年代的校園言論自由瘋—「自由之愛」事件
80年代的校園言論自由瘋—「自由之愛」事件
蕭遠 蕭彗岑
事件經過
民國七零年代為學生運動盛行之際，特別是在民國七十五、七十六年之際。當時學生運動主要以台大勢力為主。而此盛行的情況可由在台大學生運動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大學新聞社在當時的報紙發行量略窺一二：每兩星期發行一份報紙，每次發行一萬三千份──當時的台大學生總數也不過一萬五千人。除了發行數量的龐大，更可以由報紙內容討論議題得知當時台大學生不僅僅是關心學生權利、社會，更是能採取實際的行動以求目標的達成。
在過去，校方對於學生具有言論、學生出版刊物的審核權。大學新聞社即因為這一項校方對於學生之權力而在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因為某項刊物不符合校方規定，而被校方施以停社一年之處分。在得知處分之後，大學新聞社之成員無法順從的接受此一結果。反而一方面由數名學生社團負責人簽名連署給當時校長─孫震─的公開信，表明對此懲處結果的失望，同時也在校園內部發起對此事件的說明會、演講、學生簽署「聯合宣言」表明對審稿制度的不滿，並且在兩天中發揮了驚人的動員力，散發了共約一萬六千份的傳單─「聯合宣言」及「大新聲明─只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不僅僅在校園內部引起注意，大學新聞社被停社一年之處分同時也在各大報中出現，使得學生對於校園權威的反抗的聲音不再只存在於封閉的象牙塔中。
大學新聞社主筆在同月二十四日克服校方種種壓力，於台大校門口舉行「自由之愛告別演講會」，為此事件宣告一暫時的句點。然而，大新等社團的成員無視於學校的規定，發行各種未經審稿制度的聲明、宣言與公開信的傳單，審稿制度暫時形同解體。
然而，學生爭取言論自由並不隨著大新事件的暫緩而趨於平靜。雖然校方在面臨風起雲湧的壓力下，進行了大新社懲戒的說明會，卻無法給予學生滿意的答案。鑒於各社團對於審稿制度的共識，以大新、大論、大陸、三研四社團為主，決定在同年十一月以「自由之愛」之名義試圖使廢除審稿制度的理想實現。同時在十二月發行地下刊物「自由之愛」，並且舉辦街頭演講，聲勢浩大。這股力量，最後實現在學生議會當中，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新的審稿制度的方式。
由於本次事件是一個政治介入校園大環境下的產物，「自由之愛」團體決定將訴求的層次提高，由原先的廢除審稿制度提升至對校園中行政權過度膨脹而造成的權利不平等現象進行批判，進而發起支持「大學改革芻議」之活動，冀望藉由修正大學法而改善校園中權力不平等現象。和大新事件相同地，「自由之愛」活動獲得學生廣大的支持，連署者達到了一萬八千人，並且，藉由和林時機（國）、尤清（民）立委的合作，將學生與教授共同研究提出的大學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提出，使得學生的訴求在社會現實中成為可能。
學生社團成為參與校園政治的主流
在1980年代的校園中，關注校園政治的主要力量有二：一是由國民黨黨團派駐在校園中的各種代表，如在學代會中的代表。二是各種社團，如大新社、大論社、大陸社等社團。而對於一般在學學生而言，學生社團成為知識份子參與校園政治的主流。在當時，這些社團發行各自社團的刊物（如大新社即發行刊物「大學新聞」），成為各社團推行其社團理念的工具。同時，這些刊物也是各社團的成員表達其所關注的校園議題的方式。這些發行刊物，成為學生關注校園議題的媒介；也藉由這些校園刊物，使得學生得以了解其他知識份子對於校園議題的看法。同時，在學代會的推選當中，社團份子也是構成非黨團代表的主流，擁有校園議會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因此，在學生與校方之間，學生社團成為一個整合溝通各種學生意見的平台，將學生所關心的議題藉由學代會的方式表達於校方，同時也在其發行的刊物以及舉辦的演講、座談會等當中了解學生的想法，並且加以整合。因此，在自由之愛的事件中，因為這種歷史背景，爭取校園言論自由的主導權及操在各社團的當中，由其負責動員，協調與溝通，最後再向校方或者社會表達其共同的宣言或聲明。
菁英結盟，向下動員
自由之愛的成員喊出了代表性的口號—「菁英結盟，向下動員」。在聯合各社團以匯集力量時，學運的走向是以各社團的精英所決定，而非以一個完全開放的方式在大眾中進行討論。各種聲明、宣言等代表學運團體的言論也是由結盟的菁英決定，如「給孫震校長的公開信」即是由大新成員起草，交付各社團領導人校閱。因此，在運動的過程中，少數幾個社團的領導人形成一個核心的團體，負責規劃議題如何發展演進以及如何匯集更多的支持力量。換言之，菁英結盟決定了學運的走向。
在菁英決定方針之後，向群眾動員即成為運動的下一步，而如何吸引更多群眾加入支持者的行列即為重點。此時以菁英為核心的決定方式即展現其優勢。由於有一群菁英不斷的對運動過程做詳細的討論與規劃，使得運動不是盲目的抗爭，而是有計畫的抗爭，有各種分工及戰略，而將運動條理化。同時，藉由菁英的討論，可以縝密的將議題由小議題提升到大議題，在過程中不斷匯集更多群眾。譬如在總圖草皮和小福前的定期演講、校園示威遊行、散發傳單與刊物等，最後成為一股巨大的能量。在自由之愛事件中，由於政黨退出校園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議題，過一開始即表達這種訴求，將使許多群眾望而卻步。因此，各社團的領導人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從表達大新停社的不滿開始，大廢除審稿制度，到爭取校園言論自由，最後走出社會，表達整個大學體制的問題。在每一步的過程中，得到更多群眾的力量，最後才有向最核心的關鍵表達聲音的力量。
私人網絡成為社團結盟與動員群眾的關鍵
不論是菁英結盟或者是向下動員，私人的網絡關係成為運動成功與否的關鍵。各社團的領導人本身在各種討論校園議題的場合（如學代會）已經有所熟識，因此在有校園事件發生時比較可以連結。社團與社團之間的關係，並非單純只是組織間的關係，同時也是私人關係的連結。各社團領導人之間不但是同事，同時也是朋友，甚至可能出現各社團的成員有重複的現象，也就是各個菁英遊走於各社團之間，形成一個複雜的人脈網絡。由於這層私人的關係，在發生與自己社團相關的事件時，較容易以私人的關係說服其他社團的成員，以便「菁英結盟」。
社團上層的連結方式是如此，動員群眾的方式也是如此。參與自由之愛各項運動的成員多半是社團領導人的社團成員，或者是同系的學生，利用私人的人脈去動員，成為運動最初力量的關鍵。力量的匯集就是如此，社團領導人拉攏社團成員，社團成員再去說服他的朋友，一層一層的下去，最後達到動員的效果。社團成員甚至必須去拉攏宿舍的「地頭」，利用其廣泛認識的人脈，加入運動的力量。因此，平時之間的「搏感情」即成為社團運作的關鍵，工作以及在私人的聚會同等重要，私人關係已是社團組織的支柱。
自由之愛不息的精神
在過去，自由之愛成為當時台大學生轟轟烈烈的一項事業。當初的各個社團在今日依舊存在，但是由於歷史環境的變遷，現在的校園議題的關注方式或許不再是以社團運動為主。在今日新的溝通媒介之下，使得社團的角色產生重大轉變，跟其他學生之間的聯繫也與以往不同。這將如何改變未來學生參與的形式，已成今日的課題。
蕭遠 蕭彗岑
事件經過
民國七零年代為學生運動盛行之際，特別是在民國七十五、七十六年之際。當時學生運動主要以台大勢力為主。而此盛行的情況可由在台大學生運動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大學新聞社在當時的報紙發行量略窺一二：每兩星期發行一份報紙，每次發行一萬三千份──當時的台大學生總數也不過一萬五千人。除了發行數量的龐大，更可以由報紙內容討論議題得知當時台大學生不僅僅是關心學生權利、社會，更是能採取實際的行動以求目標的達成。
在過去，校方對於學生具有言論、學生出版刊物的審核權。大學新聞社即因為這一項校方對於學生之權力而在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因為某項刊物不符合校方規定，而被校方施以停社一年之處分。在得知處分之後，大學新聞社之成員無法順從的接受此一結果。反而一方面由數名學生社團負責人簽名連署給當時校長─孫震─的公開信，表明對此懲處結果的失望，同時也在校園內部發起對此事件的說明會、演講、學生簽署「聯合宣言」表明對審稿制度的不滿，並且在兩天中發揮了驚人的動員力，散發了共約一萬六千份的傳單─「聯合宣言」及「大新聲明─只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不僅僅在校園內部引起注意，大學新聞社被停社一年之處分同時也在各大報中出現，使得學生對於校園權威的反抗的聲音不再只存在於封閉的象牙塔中。
大學新聞社主筆在同月二十四日克服校方種種壓力，於台大校門口舉行「自由之愛告別演講會」，為此事件宣告一暫時的句點。然而，大新等社團的成員無視於學校的規定，發行各種未經審稿制度的聲明、宣言與公開信的傳單，審稿制度暫時形同解體。
然而，學生爭取言論自由並不隨著大新事件的暫緩而趨於平靜。雖然校方在面臨風起雲湧的壓力下，進行了大新社懲戒的說明會，卻無法給予學生滿意的答案。鑒於各社團對於審稿制度的共識，以大新、大論、大陸、三研四社團為主，決定在同年十一月以「自由之愛」之名義試圖使廢除審稿制度的理想實現。同時在十二月發行地下刊物「自由之愛」，並且舉辦街頭演講，聲勢浩大。這股力量，最後實現在學生議會當中，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新的審稿制度的方式。
由於本次事件是一個政治介入校園大環境下的產物，「自由之愛」團體決定將訴求的層次提高，由原先的廢除審稿制度提升至對校園中行政權過度膨脹而造成的權利不平等現象進行批判，進而發起支持「大學改革芻議」之活動，冀望藉由修正大學法而改善校園中權力不平等現象。和大新事件相同地，「自由之愛」活動獲得學生廣大的支持，連署者達到了一萬八千人，並且，藉由和林時機（國）、尤清（民）立委的合作，將學生與教授共同研究提出的大學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提出，使得學生的訴求在社會現實中成為可能。
學生社團成為參與校園政治的主流
在1980年代的校園中，關注校園政治的主要力量有二：一是由國民黨黨團派駐在校園中的各種代表，如在學代會中的代表。二是各種社團，如大新社、大論社、大陸社等社團。而對於一般在學學生而言，學生社團成為知識份子參與校園政治的主流。在當時，這些社團發行各自社團的刊物（如大新社即發行刊物「大學新聞」），成為各社團推行其社團理念的工具。同時，這些刊物也是各社團的成員表達其所關注的校園議題的方式。這些發行刊物，成為學生關注校園議題的媒介；也藉由這些校園刊物，使得學生得以了解其他知識份子對於校園議題的看法。同時，在學代會的推選當中，社團份子也是構成非黨團代表的主流，擁有校園議會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因此，在學生與校方之間，學生社團成為一個整合溝通各種學生意見的平台，將學生所關心的議題藉由學代會的方式表達於校方，同時也在其發行的刊物以及舉辦的演講、座談會等當中了解學生的想法，並且加以整合。因此，在自由之愛的事件中，因為這種歷史背景，爭取校園言論自由的主導權及操在各社團的當中，由其負責動員，協調與溝通，最後再向校方或者社會表達其共同的宣言或聲明。
菁英結盟，向下動員
自由之愛的成員喊出了代表性的口號—「菁英結盟，向下動員」。在聯合各社團以匯集力量時，學運的走向是以各社團的精英所決定，而非以一個完全開放的方式在大眾中進行討論。各種聲明、宣言等代表學運團體的言論也是由結盟的菁英決定，如「給孫震校長的公開信」即是由大新成員起草，交付各社團領導人校閱。因此，在運動的過程中，少數幾個社團的領導人形成一個核心的團體，負責規劃議題如何發展演進以及如何匯集更多的支持力量。換言之，菁英結盟決定了學運的走向。
在菁英決定方針之後，向群眾動員即成為運動的下一步，而如何吸引更多群眾加入支持者的行列即為重點。此時以菁英為核心的決定方式即展現其優勢。由於有一群菁英不斷的對運動過程做詳細的討論與規劃，使得運動不是盲目的抗爭，而是有計畫的抗爭，有各種分工及戰略，而將運動條理化。同時，藉由菁英的討論，可以縝密的將議題由小議題提升到大議題，在過程中不斷匯集更多群眾。譬如在總圖草皮和小福前的定期演講、校園示威遊行、散發傳單與刊物等，最後成為一股巨大的能量。在自由之愛事件中，由於政黨退出校園是一個極為敏感的議題，過一開始即表達這種訴求，將使許多群眾望而卻步。因此，各社團的領導人是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從表達大新停社的不滿開始，大廢除審稿制度，到爭取校園言論自由，最後走出社會，表達整個大學體制的問題。在每一步的過程中，得到更多群眾的力量，最後才有向最核心的關鍵表達聲音的力量。
私人網絡成為社團結盟與動員群眾的關鍵
不論是菁英結盟或者是向下動員，私人的網絡關係成為運動成功與否的關鍵。各社團的領導人本身在各種討論校園議題的場合（如學代會）已經有所熟識，因此在有校園事件發生時比較可以連結。社團與社團之間的關係，並非單純只是組織間的關係，同時也是私人關係的連結。各社團領導人之間不但是同事，同時也是朋友，甚至可能出現各社團的成員有重複的現象，也就是各個菁英遊走於各社團之間，形成一個複雜的人脈網絡。由於這層私人的關係，在發生與自己社團相關的事件時，較容易以私人的關係說服其他社團的成員，以便「菁英結盟」。
社團上層的連結方式是如此，動員群眾的方式也是如此。參與自由之愛各項運動的成員多半是社團領導人的社團成員，或者是同系的學生，利用私人的人脈去動員，成為運動最初力量的關鍵。力量的匯集就是如此，社團領導人拉攏社團成員，社團成員再去說服他的朋友，一層一層的下去，最後達到動員的效果。社團成員甚至必須去拉攏宿舍的「地頭」，利用其廣泛認識的人脈，加入運動的力量。因此，平時之間的「搏感情」即成為社團運作的關鍵，工作以及在私人的聚會同等重要，私人關係已是社團組織的支柱。
自由之愛不息的精神
在過去，自由之愛成為當時台大學生轟轟烈烈的一項事業。當初的各個社團在今日依舊存在，但是由於歷史環境的變遷，現在的校園議題的關注方式或許不再是以社團運動為主。在今日新的溝通媒介之下，使得社團的角色產生重大轉變，跟其他學生之間的聯繫也與以往不同。這將如何改變未來學生參與的形式，已成今日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