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都更案說明會，居住權益仍風雨飄搖

　　紹興社區從 2010 年台大校方對居民提起訴訟開始，經歷了漫長的抗爭、協調， 2015 年 5 月 1 日台大與台北市政府簽署合作意向書，將此基地納入公辦都更計畫。今年 3 月 8 日起正式進行都市計畫公開展示 30 日，並於 3月 23 日由台北市政府舉行說明會。

　　紹興南街基地包含產業合作區域、社福用地（台北市公共住宅）、教學研究區域及產業合作實驗村等部分。說明會中台大的徐副總務長提到，實驗村將結合醫療資源發展高齡長照，之後將尋找投資者合作土地的規劃細節，以 BOT方式提供投資者作為地上權使用的範圍，給投資者一定的收益時間，而具體的實驗場域和對象，投資者將與校方討論的空間。

（圖：本計畫之空間規劃示意。來源／臺北市都市計畫書。）


居住權益，取決誰手？

　　在公展現場，面對數名台大學生和關心紹興議題的民眾提問協商進度與實驗村的細節，台大總務處只在第一次答覆時間答以「有和居民在溝通，希望未來以合法方式解決」；對於實驗村的「實驗對象」究竟為何，並無清楚指涉；實驗的具體內容為何，也未提及校方與開發商協議的底線，只強調「會探詢投資者的意願」。後續的提問，主持的都發局人員甚至未交由台大回應，直接以「後續的都審會上，台大會有更進一步的說法。」的說詞帶過。

　　早在 2012 抗爭過後，台大即與社區自救會達成共識「會要求都更實施者興建出租住宅，以供安置紹興居民之用」[1]。徐副總務長在 2015 年 3 月 19 日的校務會議報告中也提到「推動高校創新實驗計畫，以結合弱勢社區居民為實驗對象，推動居住實驗計畫⋯⋯。初期計畫向國防部申請撥用忠勤二莊；中期計畫與投資者合作建立生活實驗村⋯⋯」作為安置居民的承諾[2]。但在公展現場，校方面對市府人員與市民時卻語帶保留。「要看投資者的意願」之說，更將社區居民的居住權拋置於校方、政府、建商三方的利益考量間。對比先前的協議，不免讓人憂心，當校方面對開發商的利益考量時，又能替居住正義守住什麼程度的底線？


誰的公辦都更？

　　目前都更制度下，僅有地主有權與開發方討論開發內容，意即開發案的走向，將由擁有 92.3%土地所有權的台大校方及北市都更處主導。沒有土地所有權的社區居民，只能透過與學校的協商，多層輾轉才能表達意見。若是未能與原地主建立溝通管道的居民，在此體系下，更全無爭取居住權益劃入都更藍圖的機會。對緊鄰都更範圍的住戶而言，除了漫長的拆除、興建工程所造成的損害，沒有增加公共設施，只將原本的公共用地轉移至名為「社福用地」的公共住宅，促進的又是誰的公共利益？市府人員口中「公共住宅本身就具有足夠的公益性」的說詞，並不足以回應。

　　在台北市政府「公辦都更元年」的口號下，此案作為第一個公辦都更案，又是市府與教育單位合作的先例，具有重大示範意義。但藍圖中的公益、正義價值，能在多方的折衝中實現多少？房產所有人將都更視為增值手段的觀念，猶須多久時間扭轉？租戶和更弱勢的非正式聚落居民的話語權，又如何不致被「精華地段」的光環掩蓋失聲？

　　紹興社區從面臨台大迫遷之始，未有一刻停止對安居的渴求。除了都更與安置議題外，倘若本案順利施行，居民將離開現居環境進入全然陌生的中繼環境，就醫與就業的可及性、租約的合理性，都應嚴密檢視是否符合兩公約保障居住權的原則。看似已有進展的協商過程，前方的路途仍然漫長，而險阻可能來自各方，需要你我共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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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紹興社區協商 台大擬先建後拆、以出租住宅安置居民〉，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2012.11.22。http://goo.gl/M9MpPt。
[2]〈本校紹興基地與市府合作公辦都更案〉，台大校務會議簡報，2016.3.19。http://goo.gl/BFJ14b。

323 政院事件兩週年 晚會重回北平東

▲ 四個紅色大傘，底下是行政院事件發生前不同位置的當事者——當時自發參與的素人、318運動中的支線社科院、以及立法院議場內的行動者——持麥克風陳述當時的思緒與情境。並有具運動經驗的參與者，在紅色傘下以吉他大聲合唱 〈國際歌〉、〈勞動者戰歌〉、〈團結的人民永遠不被擊潰〉。此外，正對草坪的建築物上，有著政院施暴畫面的大型投影。空氣潮濕，充滿草皮與泥濘的氣味。場內人群撐傘，自由走動。

◎台大意識報

　　昨日（3/23）晚間，由 323 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組於網路自籌經費，舉行「三二三重回北平東 從沉默的自述出發」活動。於事件施暴地點之一的北平東路國際藝術村，邀請於兩年前318運動中，323 行政院事件中不同位置的行動者。重新記憶、聆聽與訴說 323 政院行動，以成為後續數個月一連串集體行動的基礎。

　　夜裡細雨，氣溫微寒。晚間七點，以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re，註一）形式表現的第一幕準時開始。藝術村大草坪上，聳立著四個紅色大傘。不同位置的當事者，分別重訴當時的心緒與情境。攻佔行政院現場影片驀地播放，有人鼓動大喊：「衝了！衝了！」，工作人員協助引導在場者進入一樓的幽竹廳。門口投影快速跳轉的黑底白字句子，擷取自 318 運動時的關鍵字句，再現政院行動前的高張騷動氣氛。人群魚貫進入，宣告轉進第二幕。

　　幽竹廳中，政院現場記實影片投射在傷者所創作的大型網狀藝術品上。影片播放完畢，燈亮，五名當時遭受鎮壓的傷者現身。緩緩道出政院行動遭到壓制與受傷的過程，以及在事件過後，當事者生命的改變（註二）。訴說接近尾聲，代一名最後未能出席的傷者發言，同時是「323 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組」召集人林傳凱表示：「兩年前的此時，大家一起到了現場。一起被打，各自回家。希望今天大家一起走出會場的時候，沒有人是孤單的。」

　　進入二樓遊藝廳，有大量訴訟文件、驗傷單，以及傷者藝術創作的展示。傷者自述創作上的轉向，以及如何透過作品理解傷痛經驗。同時，事件過後的被告們以及義務律師，陳述訴訟過程中，蒐證及在法律實務上遭遇的困難。義務律師表示：「國家當然不可能承認自己犯罪，但要不斷告誡國家，界線在這裡。你不能越線。用力監督，國家是會警惕的。」會後，會場備有點心，多名傷者、律師、同樣遭受暴力與訴訟的抗爭者如華光社區的擋拆者與現場活動參與者交流。

　　社運團體臺左維新也在場中邀請眾人撰寫明信片，以呼籲台北市長柯文哲、民進黨黨團總召柯建銘、警政署長陳國恩，分別提出落實國家賠償責任、在立院內推動設置特種委員會，調查「行政院暴力驅離事件」、呼籲警政署提交 2014 年行政院事件內部檢討報告，以及全面建立警員處理抗爭現場時，可課責的身份識別制度。

　　活動的參與者，當時 16 歲的高中生王政捷。323 政院事件發生時，由於家中門禁，並未參與現場行動。當天睡前，他透過網路發現政院警力集結與進行驅離。於是，守在電視機前，不斷將現場最新消息往臉書上丟，整夜未眠。那是他從小到大第一次目睹警察對人民使用直接的暴力。政院事件過後，他前往立院協助的頻率增加，也開始自發性地閱讀。對於政院事件不在現場，他不斷反問自己，還能做什麼？之後積極投入高中生反課綱運動，並發起校內聲援活動。年初與友人一同成立關注學權、轉型正義與勞工權益的「工具青年陣線」。

　　小綠，現為組織工作者。政院事件當天，雖人在北平東現場，卻無法待到最後。此事令她梗梗於懷，不斷思考在事件過後，如何能夠改善傷者的處境。去年出國留學一年，在兩週年的此時，主動投入活動的籌備與幫忙，協助行政庶務，包括剪影片及現場佈置等。對她來說，無論是透過與國家互動，還是透過個人角度將故事重述，都是在奪回政院事件敘事的話語權。

　　大鳥，在政院事件中自認是被行動決策者使用於「衝撞的工具」，也受了傷，但他始終更在乎警察「為何」施暴。積極投入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的他，嘗試透過提升警察勞動權，減低國家暴力的程度。而當天未能到場分享的傷者音樂人阿牛，也同樣是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的參與者，她相信在行政院事件的警民衝突中，原因之一是警察的勞動權受到了壓迫，在不合理的工作環境下，產生了情緒勞動並進一步造成悲劇發生。

　　昨日（3/23）上午，義務律師團與政院事件中的傷者正式向北市府提起訴訟，要求國賠（註三），並針對政院事件後續提出相關訴求。除了向國家提起賠償，323 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組也預計在四、五月舉行一系列相關活動。根據先前蒐集的大量口述歷史工作，以及影像資料庫，小組試圖還原事件現場。透過勾勒傷害經驗本身，相互理解，連結彼此。傷痛過後，如何自處？乃透過不斷的書寫、行動、詮釋，成為日後集體記憶，以及進一步思考的基礎。唯有如此，我們才得以回應，如小組召集人林傳凱在第二幕最後所言：「假使時光重回 323、324 當天，我們得以知道，該怎麼辦了嗎？若答案是不知道，我們就要繼續做下去。」

第二幕，政院行動中受到警方鎮壓的傷者現身自述。

第三幕中，傷者敘述自身創作的轉向。在經歷323政院事件過後，作品多是理解自身傷痛經驗的媒介。

被訴訟者以及義務律師，說明在提訴訟的過程中，蒐證以及在法律論述上的困難。除了不斷蒐集323、324事發當天的證明，律師也坦言，在實務上，要證明發令人與實際實行者的連結相當困難。但「正義是要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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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一：環境劇場（Environmental Theatre），由 Richard Schechner於 1968 年發表的〈環境劇場六大方針〉中提出。主要特徵包含：劇場活動是演員、觀眾和其他劇場元素之間的直接面對、交流；所有空間都是表演區域，同時，所有的空間也可以做為觀賞的區域；劇場活動可以在現成的場地或特別設計過的場地舉行等。

註二：關於政院事件傷者自述，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有相當完整的系列報導【結痂324】。http://goo.gl/gF85Qf

註三：義務律師團協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向臺北地方法院遞交國賠起訴書狀。期望比照先前於 324 行動中，遭警襲頭部受傷的國中教師林明慧請求國賠成功勝訴獲賠 30 萬元一例。協助於事件中受傷的 30 位民眾，各人 30 萬至 40 萬不等，向主管單位臺北市政府要求賠償總額 1037 萬餘元。

意識報085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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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專題

 臺北盆地的歷史縮影——蟾蜍山聚落變遷

◎傅典洋

 蟾蜍山的記憶拼圖

◎傅彥龍、蕭業庭、林慧慈、江毓婷

保存運動專題

                                                     　
 從歧異的過去想像共享的未來——蟾蜍山土地議題沿革            

◎董音

     
 夢裡．夢外——蟾蜍山聚落的土地爭議與未來展望

  ◎蔣明翰

聚落發展專題

 蟾蜍要往哪裡去？——好蟾蜍工作室的過去與未來

◎洪姿宇 

 聚落空間的新想像——台科大醒鳴社專訪

 ◎沈函儀、林泓堉

番外篇

過去的過去的校門──試考證高等農林學校校門

◎陳柔安

番外篇：過去的過去的校門──試考證高等農林學校校門

◎陳柔安

　　若翻閱日本時代的地圖或堡圖，會發現蟾蜍山山腳設有農業試驗所，鄰近則是高等農林學校。高農是臺北帝國大學的前身，是臺灣大學前身的前身。而高農的日本校友曾於1978年出版《榕畔會史》（榕畔會史：臺灣における高等農林教育のあゆみ），集結了許多高農的老照片及歷史資料，是研究高等農林學校相當重要的一部著作。書中有一張題名：「高農時代的校門」（高農時代の校門）的照片，照片中的校門看似與臺大正門一樣是唭哩岸石材、雙柱上頭都有一盞球燈、右側有一扇門，中間是一排學生騎著腳踏車。由於高農歷史的記錄不多，這張校門的老照片激發了各式各樣的疑問：所謂校門是指高農的正門嗎、右邊的切角頂建築是什麼、校門對著什麼道路⋯⋯透過其他史料的蒐集，將試圖為這些疑問解答，考證曾經聯繫臺大與蟾蜍山的高等農林學校校門的位置。

圖一、「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1 年）截圖：漢字由上而下為「高等農林校」、「富田町」、「農事研究所」，右下角山坡為蟾蜍山。「農事研究所」幾個字下面的矩形建築已拆除，再更下面的建築為「總督府農事試驗場昆蟲部」，現今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進駐使用。

　　首先，根據不同年代的地圖疊圖及日本時代的變革，可以得知：1903年臺北農事試驗場遷至富田町，同年又改併為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1921年整併入中央研究所農業部，1939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所；1919年成立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1921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1927年改名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農林學校，1928年併入該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單位、制度、規模、農場範圍不斷變動，不過建築物及道路會延續使用，因此，基本上農試所承襲農試場廳舍（以下皆稱「農試所」）、帝大承襲高農校舍。

圖二、校門截圖：由左至右為「測量實習」、「懷念的宿舍」及自行車隊

　　從「臺灣舊照片資料庫」搜尋到關於高農校門的三張照片，題名分別為：「測量實習」（レベリング實習）、「懷念的宿舍」（懷カシノ學寮ヘ）、「自行車隊」（自轉車隊）（同張照片《榕畔會史》改題「高農時代的校門」）。分別出自1928年出版的不同的高農畢業相冊，遂僅能確定照片均攝於1928年以前，實際年份不明。兩根高的門柱、右側稍矮的方柱、左右柱腳的三角形石砌－－三張照片幾乎一模一樣！然「高農時代的校門」與另兩張最大的不同是：左柱有燈、兩根門柱的柱頭形狀、右側小木門的窗格、學生與腳踏車身後沒有山影。即便如此，三根石柱的設計太過相像，加上高農校區不大不太可能有兩個雷同的校門，便推估「測量實習」及「懷念的宿舍」早攝於「高農時代的校門」，且期間進行過整修。「高農時代的校門」的電線杆配置也與另兩張不同、可能重新架設過，切角頂建築則可能是拆掉板瓦建築（也許就是宿舍）後新蓋的。

圖三、農試所廳舍截圖：右圖為「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創立十年紀念」(1913 年)的照片，屋頂與左圖「懷念的宿舍」箭頭處相同。假設校門位在連接農試所的路口，會發現「圖一」之「農事研究所」的矩形建築的方位與左圖箭頭的建築方位相同。

　　接著，觀察日本時代其他學校的石柱正門多對著主要幹道，便假設高農校門同樣直通校外道路。「測量實習」及「懷念的宿舍」都顯示校門指向一條筆直的道路，而中央研究院的「百年歷史地圖」收錄最早標出高農校區的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1年），顯示出高農最主要的向外道路是連接農試所的幹道（現在的基隆路四段144巷）。再搜尋農試所廳舍的圖片，會驚訝地發現農試所廳舍的屋頂就是「懷念的宿舍」右前方的屋頂！把校門放在幹道上的假設亦符合地圖農試所廳舍的相對位置！可見校門確實位在連接農試所的幹道上。

　　確定了相對位置，再來要辨識高農校門位在幹道的何處。從同樣出版於1928年高農畢業相冊的「從蟾蜍山看向校舍及農場」（蟾蜍山ヨリ見タル校舍及ビ農場），看起來毫無路障的幹道上唯有連接高農校舍的底端（現在的小木屋鬆餅）可能設有校門。雖然1928到1935年的帝大校區配置圖還明顯標出這裡有個校門，但地圖無法看出校門的長相、同年代的鳥瞰照片也不夠清晰，因此高農的校門的存廢年份毫無線索。若「從蟾蜍山看向校舍及農場」拍攝時高農校門還健在，幹道底端左側的建築及電線杆似乎與「高農時代的校門」的右側相像。（還有一張「從水源地看向本校校舍附近」（水源地ヨリ見タル本校校舍附近）的1928年出版的高農畢業相冊中的照片，相同位置上的白色色塊也疑似是校門的木門。）

　　最後，經過（不甚嚴謹的）考證與比較，推測高農校門（極可能是正門）位於現在小木屋鬆餅的位置。後來的校園配置圖在同一地點都沒有類似校門的標示，但舟山路於90年代正式廢巷之前，1986年建立的警衛崗亭（廢巷後改作餐飲部，現在是小木屋鬆餅）顯示此處仍作為校門使用。而大約1999到2005年間（依圖上的建物推算，該地圖的使用介於生命科學館落成至新月台興建之前）的校區配置圖稱同個位置作「舟山門」。這個連接臺大校園與邊界舟山路的「舟山門」，與高農校門同樣位居於此應非巧合。臺大從來都不只是幾棟教學大樓，不論是高農還是帝大的校園變遷，均涉及土木、建築、教育、政治、殖民關係等等因素，加上今日蟾蜍山聚落、臺灣科技大學、台灣電力公司、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等多個單位使用這塊地，（不僅僅是大學生的業餘考證）還需投入更多的關注與研究資源方有可能真正還原這段歷史。

　　（考證過程非常感謝吳鑫餘、呂其正、梁德莎的協助，但本文若有任何問題全由作者一人負責。）

圖四、「從蟾蜍山看向校舍及農場」截圖：左下角建築是與「圖三」相同的農試所廳舍，箭頭處疑似高農校門，而後方的深色的高農校舍即現在的行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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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高農與農試所歷史 http://goo.gl/a5JfYl

舟山路改巷 http://goo.gl/T1NUYA

臺大校園地圖 http://goo.gl/azLXUM

舟山門地圖 http://goo.gl/vyaZgj

圖片來源：

百年歷史地圖 http://goo.gl/uOor8S

臺灣舊照片資料庫 http://goo.gl/ssASRK

聚落空間的新想像——台科大醒鳴社專訪

◎沈函儀、林泓堉

　　蟾蜍山聚落鄰近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台科大），自從民國89年10月都市計畫變更為學校用地後，兩者間展開了一段綿延十多年的恩怨情仇。除了台科大校方與蟾蜍山聚落土地間的爭議外，身為學校一份子的台科學生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學生個體與蟾蜍山

　　目前台科大以醒鳴社為主要的蟾蜍山議題推動者，然而在梳理醒鳴社與蟾蜍山聚落的關係前，須先聚焦於個別學生與蟾蜍山的互動。以下將以陳乃嘉同學（建築系大四生）與林逸晟同學（工業設計系大四生）參與蟾蜍山議題的經驗為主軸，討論聚落與學生個人間的關係。乃嘉於2012年參與好蟾蜍工作室的導覽，透過工作室的引介，她開始接觸蟾蜍山的居民，由於議題與所學切身相關，所以漸漸投入好蟾蜍工作室。2013年底，乃嘉發起校內連署處理空屋問題，並於連署的名單上找到一群關心蟾蜍山的同好，透過臉書社團成立「台科蟾蜍幫」關心相關議題。當時的議題關注的核心行動者包括乃嘉和醒鳴社前社長張耕睿。醒鳴現任社長逸晟則較前兩者晚投入蟾蜍山議題。在某一次到蟾蜍山拍攝短片後，逐漸開始對蟾蜍山生出興趣，隨後參與了多場好蟾蜍工作室辦的展覽，以及與紹興社區合作的活動。也因此了解到蟾蜍山與自身關係甚密，自此投入蟾蜍山議題。

　　台科大學生最初是以個體的身份參與蟾蜍山議題。然而，在2014年張耕睿接下醒鳴社社長之職後，正式開啟了醒鳴社投入於蟾蜍山的工作。醒鳴社成立於反媒體巨獸壟斷時期，當時有發行刊物，為台科大唯一異議性社團。屆時醒鳴社尚未有明確的社團定位，直到張耕睿接手後，才定調關注議題：土地、聚落，以及都市再生，現階段以蟾蜍山聚落作為投入最深的一處。除了社課的討論外，醒鳴社於2014年間陸續協助好蟾蜍工作室的活動，比如攝影展、工作坊、以及與「華光X紹興X蟾蜍山──非正式聚落踏查工作營」。逐漸累積的人脈成為醒鳴社傳承的力量，逸晟表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議題，而是找到真正有熱情的夥伴，而這是要很久才可以醞釀出來的。」

學生群體與蟾蜍山：醒鳴社的參與

　　隨著每一次活動的舉辦，台科大學生對蟾蜍山的關注由個人轉為群體，醒鳴社成為代表學生對該議題的發聲筒。於此之際，校方對於學生的聲音，抑或醒鳴社的行動，又採取了何種態度？2014年下半，醒鳴社開始和校方課處室討論蟾蜍山議題，並主動接觸多位對該議題有想法的老師。根據逸晟表示，當時多位老師及學生會學權部均曾對該議題保持樂觀態度，卻無具體討論結果。有兩項原因造成無共識的討論：第一，校方與好蟾蜍工作室的對立關係被概括為學生與老師的關係，導致校方對學生及老師產生不信任感。第二，學生會學權部成效不彰，僅一場關於蟾蜍山的公聽會無具體成效。

蟾蜍山全景
提供／好蟾蜍工作室

　　此後，醒鳴社開始反思自身與蟾蜍山的關聯。2015年暑假，醒鳴社產生了在蟾蜍山議題中明確的定位。回歸學生本位，置蟾蜍山議題於「學習與學生權益」的角度思考，有別於過去居於好蟾蜍工作室的協助角色。在確立社團定位後，醒鳴社著手串聯校內其他社團，比如Dr. Maker以及Net Impact，試圖在學習的框架下，重新思索大學與社區的關係。

對於空屋的發想

　　假設這些空屋能夠作為學生和老師的使用空間，師生和居民必將互相影響。由於蟾蜍山是座山城，空屋的樓梯、巷道和房子連結緊密，連棟比鄰的建築方式，每個在這邊居住或活動的人都能看彼此，居民間互動頻繁，有什麼事能第一時間互相照應，彼此間十分熱絡，但相對的隱私性降低，哪一家發生什麼事大家都會知道，屋內屋外都看得一清二楚。

　　舉例來說，當學生進駐並修復這些空屋，卻沒有跟居民交流，久而久之必定會產生因溝通不良而導致的摩擦。就如同過去寶藏巖居民跟藝術家之間的關係，由於缺乏友善溝通管道，而造成不少誤會和衝突。屆時學生進入居民生活空間，若無完善的交流管道，不去拜訪或者建立橋樑，將引起居民的反彈和質疑。然而，當學生進駐、社團活動開始發酵、茁壯，居民的生活品質就某種程度上會降低，有可能間接使居民搬離。但假設學生不積極地與居民建立關係，上述情況有可能發生，拉大學生與居民的距離。因此醒鳴社提出「蟾蜍仙人祭」的想像，建立完善的機制來彼此共生，當學生團體活動空間進入社區之中，或許能與居民產生良好的相互影響。

學生進駐的基地

　　學生進駐蟾蜍山聚落的空屋後，能夠更容易跟居民建立良好關係，進而發展成社團空間或辦活動的地點，學生和居民之間產生交流的可能性相當高，如此促進學生和居民間的溝通，並幫助居民產生對社區的凝聚力。

　　醒鳴社合作的對象Dr.Maker，應用國外的maker概念來討論台科大和蟾蜍山，尋找社區和maker結合所產生的可能性。假設未來所有製造技術和能力都能簡化，好比樂高積木般，易於居民去操作、使用，將製造力下放給居民，進行草根製造。具體來說，當學生進駐到這些空屋，有一個共同討論、工作的空間，可能是木工坊或者工作室，能夠陳放各式各樣的工機具，此時比這些硬體設備更重要的是，有人進駐來帶領學生一起動手做東西，要有人教導居民如何使用既有的工具，不然也只是擺放在那，要有完整的社群形成，整個社居才能自立地持續發展、運作。

　　當台科大把蟾蜍山的一些空屋經營成這樣的基地，發產台科大的技術、並討論社會問題，定期舉辦工作坊、講座或是比賽，把團體們邀來這個場域，共同討論相關議題，不失作為一個與居民有良好互動，並具教育性質的發想。

延續的難題

　　現今的醒鳴社勾勒出一個框架來討論蟾蜍山的未來，在文化景觀保存的規範下，如何探索作為校地教學發展的可能性，並有機制地帶入學生社群，使居民、學生與環境達到共存。此外，他們也面臨著傳承上的問題，現存社員多為大四學生，他們作為進入蟾蜍山的第一小群人，憑藉著自身對於蟾蜍山議題和居民的熱忱，在繁忙課業之餘，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來使大家注意到這議題，將來又該如和處理與傳承過去建立起的龐雜背景資料，又該怎麼有系統地交給對於蟾蜍山有共同理想的同學們。

聚落和大學共生的遠景

　　逸晟認為蟾蜍山既然作為台科大的校地，或許就該是一個學習的場域。學生們進駐空屋，利用現有資源活化空屋，進而與居民間產生良好互動，帶動社區發展，從中學習到社會關懷、在地視野和實務學習。這些計畫也希望有學生繼續熱烈的參與並討論蟾蜍山這個議題，將醒鳴社所累積的種種傳承下去，否則這些努力極可能化為泡沫。若忽視蟾蜍山的歷史脈絡，直接將聚落剷平重建為宿舍大樓，會是十分可惜的。身為蟾蜍山居民與台科校方的調和者，醒鳴社嘗試以學習為本位，提出另類的校地想像，讓學生學習和反思許多社會上的議題，也邀請每一位學生與居民來參與大學跟社區共生的未來。

蟾蜍要往哪裡去？——好蟾蜍工作室的過去與未來

◎洪姿宇

好蟾蜍工作室的旗幟
攝／陳磬揚

成立好蟾蜍工作室

　　

　　近幾年在蟾蜍山社區土地爭議出現後，舉凡公聽會、記者會或協調會等，除了居民的身影外，還可以看到一群新生代的社區工作者，他們努力說明、溝通社區的現況和困境。會開完了，東西收一收，社區阿伯阿姨們還熱絡地喊著他們的小名，他們是「好蟾蜍工作室」的成員。

　　斗轉星移，地景特殊、飽含歷史痕跡的蟾蜍山， 時至今日已經累積許多不同背景的居民來到此地，好蟾蜍工作室發起人林鼎傑也是八年前（ 2008 年）搬到這裡的，一方面為了就讀研究所，另一方面是因為喜好靠山、靠水的都市邊緣地帶。不過最初他與社區居民並沒有太深刻的連結，直到 2010 年底，煥民新村居民陸續搬離蟾蜍山，39 戶人去樓空。2013 年三月，拆房子的工人來了，敲打隔間、拆除門窗的聲音不斷傳入耳中。林鼎傑開始思考，39 棟房子，聚落的二分之一夷為平地，巷弄紋理消失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很難想像那畫面。我就想，如果未來每天回家時看到那塊空地，我應該會責怪自己那時候什麼都沒做吧。」

　　林鼎傑於是開始整理、搜尋文史資料，才發現蟾蜍山豐富的過去，也開始尋求外援，和台大城鄉所的學生合作辦起測繪營，紀錄煥民新村空屋的狀況。2013 年五月，林鼎傑號召關心聚落未來發展的各方夥伴組成「好蟾蜍工作室」，希望推動煥民新村建築保留、活化利用，以及維護蟾蜍山聚落文化歷史保存和居民居住權。

與居民的互動和瓶頸

　　近三年來，工作室在社區陸續舉辦各種活動，開始接觸居民。不過和外界想像不太一樣的是：林鼎傑並不認為工作室是個傳統社運組織，而是用軟性、生活化的方式在社區內和居民互動。拍紀錄片出身的他選擇以注重感受性、連結居民的方式來進行運動，比如邀請朋友在社區拍片，殺青後在社區廣場架起螢幕，播放社區故事，也在社區廣場設置菜園、架起瓜棚，揪大家來種菜，還辦起一家一菜的活動，讓來自不同地方的居民端出拿手好菜，彼此交流，聯絡感情。他希望透過增加互動的機會，讓居民意識到社區的獨特性，進一步凝聚社區的向心力，期待居民因此能慢慢開始自發投入社區工作。

　　但這兩年來，隨著活動愈來愈密集，工作室慢慢發現居民參與、發起社區營造的動力似乎沒有達到工作室的預期，因此也思考或許在文化景觀範圍劃出之後，鼓勵居民多討論社區未來的願景，希望以此帶起行動。另外，工作室面臨的另一難題是居民的參與度有區域差異，相較於地屬台科大的社區東側居民，地屬國有財產署的西側居民比較少參與社區活動，一方面因為社區面臨的急迫危機是東側兩戶居民被台科大提告，工作室的訴求對象自然較優先是台科大，於是關注的議題不同使得前來的人也大多是東側居民；另一方面，西側由於國有財產署讓居民承租土地，因此居民對於不須繳交租金的東側感到不平衡。雖然西側是國有非公用地，暫時沒有開發壓力，而東側現屬台科大的土地是國有公用地，居民有拆遷壓力，但兩邊關注的議題內容不同。在一月十三日文化景觀範圍已確定包含東西兩側後，工作室也期待文化景觀範圍劃定後能夠用更整體性的方式來思考社區的未來，解決目前的瓶頸。

工作室與台科大的衝突與合作

　　好蟾蜍工作室在 2013 年以半年時間跟學校溝通破局後，於2014年初將煥民新村提報文化資產，並在 2014 年七月時，由台北市文資委員會將蟾蜍山指定為文化景觀的部分再議。不過2015 年五月在討論文化景觀保存範圍的文資審議會中，校方表示希望蟾蜍山腳下地勢較低平的地方不要劃進保存範圍，以便學校未來開發使用。此言讓工作室認為台科大仍然有意興建大樓，所以八月文化局邀集現場會勘時，工作室在記者會上拿出一張山腳下出現十層樓建物的假想圖，表達如果未來文化景觀保存地前面蓋了一棟大樓，情景將會多麽荒謬。假想圖的出現讓校方相當不滿，由於學校不曾編列經費，當然沒有建築圖，認為工作室有誤導媒體之嫌，林鼎傑也坦承當時操作不夠細膩，應該說明清楚，當天也通知媒體報導時必須標明照片僅為示意圖。

　　不過工作室後來透過管道與學校高層見面，強調工作室的立場不在於原樣保留每棟空屋，而在於社區感和山城氛圍的維持，如果在蟾蜍山進行高密度、大尺度的開發，就算保留街道，整體感也會大受影響。工作室建議，校地問題多年無法解決都市計畫「先安置後開發」的要求、訴訟以及觀感的問題，不如就地安置居民，為都市計畫解套。未來劃入文化景觀後，將教學與社區結合，用更有創意的想像活化、使用空屋，還能作為學校相關科系的實作空間，對教學與學校名聲也有助益。在這些概念上他也與校方取得初步共識，2015年九月，社區更進一步得到校方低密度開發的承諾。今年（2016年）一月十三號，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終將蟾蜍山聚落、生態區、軍事區、歷史農業區劃入文化景觀範圍保存，使得工作室與校方能夠在更穩固的基礎上續談聚落的未來規劃。

工作室定位與社區展望

　　在與社會大眾溝通議題時，工作室選擇側重這裏的文化資產，並將聚落簡單分成三個歷史疊層：日式宿舍群、煥民新村、自立營造戶。雖然這樣的說法有其侷限性，畢竟社區居民組成其實頗複雜，同樣身為蟾蜍山居民的城鄉移民、外籍社群等在這樣的介紹中被省略不提，但是為了讓大眾快速掌握蟾蜍山議題，所以工作室才採取這種溝通模式。林鼎傑說，現在社會大眾需要更多誘因才能認同社區保存，不能只強調居民在這裡住了非常久，還要讓社會明白此地的軍事協防歷史、自然的特殊性，以及農業與水圳的形成脈絡，讓人們走進社區親身體驗，才能更積極認同這個友善的環境。因此工作室自2015年七月開始，舉辦多場自然體驗的活動，以社區內與周遭孩童為對象，帶領他們認識蟾蜍山的生態與人文歷史，並與當地老人家互動，也間接讓許多在附近生活的家長認識到蟾蜍山的特殊性。

　　工作室現在也致力蟾蜍山的文化傳承，努力記錄早一輩關於蟾蜍山的記憶。林鼎傑相信，在地脈絡是認識土地最重要的養分，唯有認識土地、感受地方的氛圍，才有可能談論未來社區的發展走向，但這些老一輩的居民可能幾年內就將凋零殆盡，因此他們需要抓緊機會與時間賽跑。

　　關於社區內的眉眉角角與居民間的人際網絡，工作室其實是最清楚的。在這層面上，工作室扮演社區與外界的橋樑，如今文化景觀保存區全區劃定，期待蟾蜍山能往社區、教育、生態、歷史等方向發展，彼此互相結合，例如大學教育走入具有歷史脈絡的社區進行實作，生態和社區共存，發展生態聚落等；工作室則擔任引介、動員、溝通的橋樑。希望在各方努力下，這個承載台灣歷史軌跡、小而靜美的山城聚落，能有新的生命和多贏想像。

夢裡．夢外——蟾蜍山聚落的土地爭議與未來展望

◎蔣明翰

蟾蜍山聚落現存的空屋之一，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空屋內部的保存狀況並不盡如人意。

　　回溯歷史脈絡，蟾蜍山上的居民其實許多都與舊時公務體系有關，由於對遷台軍民的安置需要以及承接日治時期所遺留的舊建築，山城之上有著日式西化建築、眷村低矮房舍以及依傍山勢的自力造屋，多元並呈的景觀。然而，當初政府安置居民的措施或受限於時代因素，或由於流程疏失，造成蟾蜍山的產權問題一向曖昧不明，也埋下未來的土地爭議問題，紛呈的房屋格式，也正成為產權界定混雜的最佳佐證。這次我們訪問台科大邱奕旭副總務長、詹順貴律師以及好蟾蜍工作室的林鼎傑先生來記錄爭議事件並討論蟾蜍山的未來走向。

惡夢的源頭：蟾蜍山土地問題的源頭與現況

　　整起土地爭議起緣於台科大校方所提起的訴訟案，在當初台科大爭取蟾蜍山作為校地的時候，就曾留下一份安置居民協議書，協議書中就有提到在安置與補償未完成之前，不會實施強制拆遷。然而雖然一審法官認為校方應該信守當初與居民所約定的安置承諾並判決台科大敗訴 [註1] ，在台科大提起上訴之後，兩造之間依舊對於這份文件的效力有所歧異，並將在法庭上展開第二波攻防。

　　台科大校方認為，蟾蜍山的權利歸屬劃分破碎，不同區塊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以及處理方式，台科大當初所簽訂的安置居民協議書中所承諾的安置，其實是承諾違占戶的權益，至於舊有的農試所及農委會眷舍以及煥民新村並不在保證範圍之內。此外，台科大也曾經就農試所及農委會居民安置的承諾張貼公告，發放補償金，也確實有部分住戶領取補償金之後搬離蟾蜍山聚落，因此這次的訴訟並非是在沒有履行補貼前就進行追討。另外台科大校方也提到，台科大作為國立大學，其實會受到來自權責機關的督導，教育部等等中央主管單位對於校地問題已經多次要求台科大實行排占作為，這次訴訟，其實也是為了在排占業務上，宣示台科大有所行動的過程。

　　而在台科大所提出的上訴書中，也可見到校方認為原審判的理由有前後矛盾的問題。上訴書中提到被上訴者——鄭燕阿嬤，既已經是「無權」占用人，又能憑何「身份」、「權利」成立「安置居民協議」之合約？因而提出兩方並無契約關係的說法。此外台科大方面亦主張「所謂拆遷、補償安置，亦僅係上訴人（校方）為圓滿達成撥用土地所為片面自願性提供福利的措施，尚非被上訴人因此即享有得請求上訴人給付此安置、補償費之權利」，且提出以被告居於原址三至五年，就可做為安置之計畫。

　　不過對於同樣的一份安置協議書，詹順貴律師則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正因為台科大是國立大學，應該更有良好的資源去設計一份內容更加清楚，對象界定上不像現有版本一樣曖昧不清的安置協議書，怎麼能夠反過來責怪居民不清楚自己在不在劃定安置的範圍之內呢？而在協議書上簽章的居民代表，在文件上的用詞是「現住戶」，意即在簽章的當下，居住在當地的所有住戶，並不會有無法代表當事人鄭燕的模糊地帶，且不強制拆遷亦不等同於安置計畫。此外，由於鄭燕的房子以前屬於農委會管轄，但土地在農委會實施「就地改建」計畫前就已經移轉給台科大，因此當時台科大為了補償損失，就應許鄭燕能夠繼續住在原屋，不過十年過去了，台科大卻否認這個承諾，令人費解。

夢醒之後：土地爭議的共識、檢討與後續

　　幸運的是，在對待居民的手段上，雙方都同意要用比較人道的方式來處理眼前所面臨的困境。邱副總務長在接受訪問的時候就提到，他同意在處理居民問題的時候，應該要顧慮到現實環境的狀況，好比即使台科大在這次的訴訟中勝訴，校方也不會馬上要求居民立即離開，而是應當要給予適當的緩衝期，讓居民有辦法漸進式地找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

　　對於土地爭議的問題，詹順貴律師更提到，政府常常以佔有公有土地的說法來指責百姓，然而在檢視這類事件的時候，其實需要攤開藏在個案後面的脈絡才能論定。我們也詢問他關於現有法律對於土地劃分以及公有地佔用的規範是有漏洞，他則表示，我們在講「法」的漏洞之前，最大的關鍵還是「人」。法律制度本身是死的，而這個制度可以落實多少的關鍵則在於操縱這個制度的人。

建構夢想：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蟾蜍山

　　蟾蜍山的故事不可能因為訴訟的結束而結束，甚至可以說一切才正要開始。不過問題是，到底人們對於蟾蜍山這塊土地的想像是否有所交集，以及，不同群體對於蟾蜍山的想像，究竟有沒有辦法與蟾蜍山共生共榮。

　　在我們對邱奕旭副總務長的訪談之中，我們也問他對於蟾蜍山未來利用的意見，他說道，現在所遺留下來的建物，並不一定切合教學的需要，舉例來說，現有煥民新村的格局較為狹小侷促，對於學生來說，一間間小小的街屋形式工作室或者一個寬闊的工廠，意義是不一樣的。此外，現留建築勢必需要修繕來維持它未來的使用，然而同樣的修繕費用，如果用以興建一個新的、安全的建築物，並且能夠帶來更長的使用年限，以生命週期 [註2] 的觀點，未必是比較不環保的作為。

　　另外他也提到，對於蟾蜍山的利用，如果是開放全校的師生在沒有提出整體性評估的狀態之前任意取用，那蟾蜍山的空間就會呈現點狀的發展模式，彼此之間關聯不大，會是很可惜的事情。而對於劃設文化景觀的範圍，他個人也持開放的態度，但他也認為，在劃設文化景觀區的同時，應該要注重整體性。例如本次所要劃定的文化保留區塊，卻漏掉具有歷史意義的台大管理學院旁的美軍小教堂與俱樂部，如果以生態觀點而言，台大環工所距離蟾蜍山僅僅七公尺，比台科大校地距離蟾蜍山還要接近，為什麼環工所也沒有被納入討論景觀與生態範圍之內？

　　「你有沒有想過，假設蟾蜍山是一個校園，他未來三十年後會長什麼樣子？你有沒有想過你要讓未來生活在此的師生有一個想像說，這是一個很棒的，是山城的一個校園」他認為，在蟾蜍山聚落的文化意義方面，軟性的歷史意義當然必須加以建構保存，但是硬體的部分在保留狀態良好的建體之外，其實還是應該多思考與未來使用者之間的連結，而不應該是純然以眷村的型態塞入校園的規劃中。

下一個夢：生態聚落與環境教育

　　但對於好蟾蜍工作室的林鼎傑而言，空間的活化與拆除之間則未必畫上等號。他提到有時候校方的思維較為僵化，總覺得需要大筆經費挹注才能一次性完成翻修後再來利用煥民新村的建物，不過就他個人而言，不需要巨額金援，十萬塊就能完成很多事情，他舉例臥龍二九也是由老師帶領學生自發性地進行營造，成果一樣有聲有色。

　　至於如何建構出山城的意象，他則提出了「生態聚落」(eco-village) [註3] 的概念，把生態與教育相互結合，並且用環境教育的方式進一步強化人與自然的關係。從教育的面向切入，也避免用商業的眼光看待整體的營造成果，並能更拉近人與廣大山林的距離。

　　對他而言，蟾蜍山現在的困境與未來的利用也並不是相互脫勾的兩個概念。他認為要讓社會大眾關注居住權的議題，首先必須讓大家知道這個地方是多麽值得被保存的，讓人們進入蟾蜍山的歷史脈絡或者親自到蟾蜍山體會這裡的故事與人情的友善，自然就能讓社會認同蟾蜍山，居住權的重要也才能得到支持，確實伸張。

　　蟾蜍山自從九零年代被台科大爭取成為校地之後風波不斷，從不斷發散的歧異中逐漸收斂到「不會強硬地驅逐居民」以及「只做低密度的開發與空間活化」兩個核心共識。然而，對於身處在校地、居住地與文化保留地多重身份的蟾蜍山而言，所需要的遠遠不止是這些共識而已，要如何才能保存多元共榮的文化態系並且進一步昇華，讓蟾蜍山的風華再次活躍於台北的舞台上，而非隨瑠公圳的身影埋藏在重重的柏油路面之下，仍是有待校方、學生、居民以及政府，繼續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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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關於一審判決的更多資訊，可參閱這篇報導

[2]　建築物的生命週期（Life Cycle，簡稱LC）就是建築物由出生到滅亡的時間。而建築的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簡稱LCA)，就是由建材生產、營建、運輸到建築物拆解、廢棄物處理等過程的環境衝擊評估(如下圖)，亦即從建築物的「搖籃到墳場」進行全面性、系統性的環境影響評估。

資料來源

[3]　生態村為一個在世界各地新興的生活概念，其主要目標是讓社會與環境生態更能永續發展，但缺乏清楚的定義。較著名的定義為Robert Gilman於1991年在其著作中所給出的定義，讀者可參閱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