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泓瑋、許悅
校園、社會？
在創刊的初期，意識報還沒有確定文章的內容以及走向，因此當時的議題以及風格會隨著編輯的傾向而受到影響，文章可能是討論各人文學科的學術思想，或者是關於社會運動與議題的介紹，也有校園學生自治、權利與福利等議題。之後，逐漸發展出同時關注社會與校園議題的走向，李問認為：「現在看起來會覺得這兩個要並重，透過不同主題的搭配吸引不同受眾。」
雖然如此，一個議題「和校園的關係是什麼」仍舊是不同屆持續辯論的重點，或許有人可能會強調，意識報作為校園媒體，必須要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敘事，然而凌心耕則不認為意識報需要抱著「校園是一個小社會，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關注議題」的態度，強調其實不需要受此框架拘束，在很多事情上並非一定要從學生的角度關注、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事實上，回應這個問題，每一屆所採取的態度與詮釋方式，隨著當屆組成的成員不同，而受到很大的影響。
議題本身的立場
除了意識報關注議題的類型之外，對於議題本身的立場也往往是討論的重點，最常遇到的質疑，曾稚驊說，「就是人家覺得你不中立不客觀」。在創刊初期幾屆，意識報會討論立場的選擇，比較多是關於與學生自治選舉與「可不可以選邊站」等問題，在社會議題的立場上則比較不會經過辯論，例如紹興社區，董昱表示，「因為抗爭對象是學校，大家就是直接衝。」
然而，到了中期，「光是同志大遊行要不要連署這件事，都沒有這麼當然」林月先回憶，「我記得當初有同學在一個議題上持不同的意見，最後同遊就沒有連署。」每一次遇到類似的問題，就是組織內批判性思考與討論的機會。潘雅琪與張欣嘉擔任總編的時期，非常強調內部成員的意見表達與呈現，編會在討論議題的時候，「剛開始都沒答案，所以我每次討論都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講」張欣嘉說，「當時我的口頭禪就是『你要不要說說看』，因為我就很好奇大家怎麼想，想跟他們討論多一點，我不評論，先聽聽大家的想法。」
許哲榕、翁鈺清時代，期待意識報用學生身分走出校園，使意識報除了作為「校園報」之外，更能有「社區報」的性質，因此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特別是土地迫遷相關的議題，常常到抗爭現場參與抗爭，或者到田野進行報導。他們亦參與過許多議題連署、和其他社團合辦校內小遊行等活動，並與其他大學刊物社團交流等，是行動力相當高的一屆。
到後期，黃怡菁認為意識報在校園中是「中立、偏覺青」的形象，無論是中國新歌聲或者校長遴選爭議時，都不算作為發聲的領頭羊，而是補充論述、傳播資訊的後勤。然而，下一屆的擔任總編與社長的童昱文與凃峻清則與前一屆有很大的不同，對議題的連署與表態等從不含糊，有走上前線的態勢，之後的發展如何仍有待觀察。可以確定的是，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這個問題，一定仍會經過熱烈的激辯與思考。
意識報作為扁平而不科層的組織，特色是會受到成員風格的強烈影響，而這樣的現象的確反映在意識報對議題的走向與立場上，因屆而異，各有千秋。孫有蓉認為媒體有立場不是問題，「書寫者跟行動者之間的界線本來就非常模糊」，重點應該是「至少要一致、不可以扭曲後面你要報導的事實。」無論如何，回到意識報的初衷，如何在不同立場的人們間，提供開啟對話、轉譯的可能，則是大家的共識與目標。
然而，到了中期，「光是同志大遊行要不要連署這件事，都沒有這麼當然」林月先回憶，「我記得當初有同學在一個議題上持不同的意見，最後同遊就沒有連署。」每一次遇到類似的問題，就是組織內批判性思考與討論的機會。潘雅琪與張欣嘉擔任總編的時期，非常強調內部成員的意見表達與呈現，編會在討論議題的時候，「剛開始都沒答案，所以我每次討論都希望每個人都可以講」張欣嘉說，「當時我的口頭禪就是『你要不要說說看』，因為我就很好奇大家怎麼想，想跟他們討論多一點，我不評論，先聽聽大家的想法。」
許哲榕、翁鈺清時代，期待意識報用學生身分走出校園，使意識報除了作為「校園報」之外，更能有「社區報」的性質，因此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特別是土地迫遷相關的議題，常常到抗爭現場參與抗爭，或者到田野進行報導。他們亦參與過許多議題連署、和其他社團合辦校內小遊行等活動，並與其他大學刊物社團交流等，是行動力相當高的一屆。
到後期，黃怡菁認為意識報在校園中是「中立、偏覺青」的形象，無論是中國新歌聲或者校長遴選爭議時，都不算作為發聲的領頭羊，而是補充論述、傳播資訊的後勤。然而，下一屆的擔任總編與社長的童昱文與凃峻清則與前一屆有很大的不同，對議題的連署與表態等從不含糊，有走上前線的態勢，之後的發展如何仍有待觀察。可以確定的是，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這個問題，一定仍會經過熱烈的激辯與思考。
意識報作為扁平而不科層的組織，特色是會受到成員風格的強烈影響，而這樣的現象的確反映在意識報對議題的走向與立場上，因屆而異，各有千秋。孫有蓉認為媒體有立場不是問題，「書寫者跟行動者之間的界線本來就非常模糊」，重點應該是「至少要一致、不可以扭曲後面你要報導的事實。」無論如何，回到意識報的初衷，如何在不同立場的人們間，提供開啟對話、轉譯的可能，則是大家的共識與目標。
意識報的運作與困境
運作
招生方式
學生加入意識報的原因經常是透過人際連帶，因此許多社員因高中參與人社班、人社營、校刊社而認識，或是來自相同系所，像是孫有蓉讀哲學系，那時她就拉來了一些哲學系社員；後來的科系組成以社會系與法律系為大宗，人類系、歷史系等人文社會科系的社員也佔了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張欣嘉是唯一來自電機系的總編，陳品丞是唯一來自數學系的社長。
意識報對特定議題的關懷也是吸引有共鳴的學生參與的緣由。曾稚驊說，反媒體壟斷是第一次有媒體相關的大型運動，因為意識報有上台講話，「大家多少有看到學校裡有這樣的社團」，那學期過後來迎新的同學驟增，「我從來沒看過迎新有三十人來，我嚇到因為教室坐不下，之前每次迎新五個就很多了。」翁鈺清說，自己擔任社長的那屆意識報關心迫遷、校園附近的社區、系所空間議題，有一定數量非人文科系的成員加入，像是來自管院電機或是生科的同學。
意識報對特定議題的關懷也是吸引有共鳴的學生參與的緣由。曾稚驊說，反媒體壟斷是第一次有媒體相關的大型運動，因為意識報有上台講話，「大家多少有看到學校裡有這樣的社團」，那學期過後來迎新的同學驟增，「我從來沒看過迎新有三十人來，我嚇到因為教室坐不下，之前每次迎新五個就很多了。」翁鈺清說，自己擔任社長的那屆意識報關心迫遷、校園附近的社區、系所空間議題，有一定數量非人文科系的成員加入，像是來自管院電機或是生科的同學。
迎新軼事
現今意識報的迎新通常與編會結合，總編簡介意識報整體風格後，幹部談談自己預計帶的專題，接著就是讓新社員自我介紹。早期的意識報迎新上曾發生過許多軼事，曾稚驊說自己會打鼓、董昱會彈吉他，表演「意識報歌」[1]。董昱還曾經在迎新上把大家帶到生科系館頂樓，找比較熟文史的意識報老人回來介紹，還有唱歌、拿著仙女棒畫consciousness。許月苓也提到，「幹部們突發奇想，在綜合大樓辦完迎新後，邊導覽邊走到傅園，用小烤肉爐燒意識報給校長傅斯年，告訴他現在學生對社會的期許和貢獻。」[2]
社遊
社遊在創刊之時即存在，除了出去玩、促進社員相互認識外，還要寫稿、訪問，回來後出刊，社遊出刊可以說是意識報長久以來的傳統。談起社遊的起源，李問說，「台大很多社團從八九零年代就開始有這種訪調，所以一開始意識報社遊一開始是到農田、苗栗大南埔、宗教廟宇、雜貨店。」台大社團一直都有在做農村訪調，要了解社區的歷史背景或相關的社會議題時，就會用一兩個禮拜，分頭去蒐集彙整資訊、累積素材、挑選議題，研究台灣農村遇到的困難、對政府推行政策的反應。凌心耕認為，社遊刊的主題通常是社員本來就熟悉的議題，且大多都與土地議題相關，內容很精華。
Buklavu特刊（093刊）是意識報最後一次社遊出刊，林庭葦指出當時社遊刊的問題在於，有些社員來社遊卻沒有繼續參與出刊，導致狀況有些混亂。後來社遊就不再出刊，轉以社員情感交流、互相認識的功能為主。
一個出刊物的社團能夠經營十二屆並持續產出，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發展至今，也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風波與危機，意識報能夠存活到今日，許多歷屆幹部都感到欣慰。意識報的經營並非一帆風順，主要的兩個困境，便是經費與成員人事的維繫。
一個出刊物的社團能夠經營十二屆並持續產出，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發展至今，也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風波與危機，意識報能夠存活到今日，許多歷屆幹部都感到欣慰。意識報的經營並非一帆風順，主要的兩個困境，便是經費與成員人事的維繫。
困境
經費
目前意識報能夠穩定出刊，有賴學校課活組提供的經費，在這之前，如何籌措足夠的財源，是每一屆總編社長都會遇到的難題。過程中，有幾屆曾因經費不足幾乎無法發刊，像是許哲榕時代，意識報一度陷入財務危機，那時孫有蓉建議該屆社員寫信給歷屆幹部募款，意識報因而順利度過難關。
起初意識報常去溫州街拉贊助，向咖啡廳老闆介紹刊物，一步步籌措出創刊經費，在這四處募款的過程中，曾發生過許多軼事。而後，與店家合作、利用各式機會拓增訂戶名單都是重要的財源。另外，意識報也曾嘗試做較為組織化的事情，例如廣告業務、募資平台等，反映出校園媒體試圖脫離校園，以廣告贊助形式維繫社團營運的嘗試。
後來意識報在共生音樂節、杜鵑花節等園遊會擺攤時，也會賣意識蟲小貼紙、明信片，一面發刊物一面募款，偶爾會有驚喜的收穫。
人事
創社初期，意識報出刊頻率非常高，寫稿是一件非常耗費時間、心力的事情，因此並沒有很多人願意花時間全心投入，也有許多記者寫完一兩刊便逐漸淡出，於是人員流動、流失的速度非常快，經驗更難以傳承。除了寫作本身的難度之外，在成員都是自願參與的情形下，對於當時的幹部來說，如何使社團以及刊物的運作在進度上是非常困難的工作。事實上，記者拖稿或其他因素導致出刊困難，仍舊是每一任總編以及各編輯都需要面對的難題，要如何在「給予適當交稿壓力」與「社團順利運作」之間求取平衡，歷屆所面臨的情況不盡相同，管理上也採取不同的相應策略。
組織成員人數以及彼此關係的維繫也是社團營運非常重要的面向。意識報曾多次發生成員不足而差點倒社的情形，很多屆社長最重要的任務，便是避免意識報因此成為歷史，所以想盡辦法「把人留下來」。林必修表示，她擔任社長的時候「女生少、人少，意識報能活下來就不錯了。」林月先時期，更因為資深的社員剛好都離開社團，導致出現嚴重的世代斷層，一切都需要從頭開始，在之後的幾屆，又發生過幾次類似的情形。另外，從創社初期到現在，意識報成員的招生方式往往依靠舊成員本身的人際網絡，這樣「人拉人」的關係，容易使成員難以加入既有的小圈子，如何經營成員的參與、認同感，也成為多屆社長需要解決的問題。
關於社團的經營，潘雅琪有自己的一番體悟，「總編、社長之間要先成為朋友，那大家才會是朋友。」她強調，所謂的成為朋友，在於能否「無障礙溝通」。而意識報作為一個扁平的組織，很依賴團隊合作的順暢，因此不同的想法和意見之間，就需要磨合、培養默契並不斷溝通，領頭的總編社長，應該要以身作則、起到示範作用。
參與意識報——經驗與收穫
對於很多歷任總編、社長來說，參與意識報是很難忘的經驗。陳品丞認為意識報這樣一個人員流動的社團可以「做出高壓、用腦、勞力的工作」，是很特別的、神奇的。意識報除了對於記者寫作、編輯能力的提升，在其他方面亦有長足的幫助。許多人提到，從帶領、管理組織的經驗中獲得許多心得，這些對於之後於其他組織內的工作、合作都是養分。
專題寫作亦提供成員許多訪調、走入田野的機會，例如社遊的過程中，能夠了解背後的歷史以及其他社會議題，將資訊彙整並累積素材，以評估當地的問題以及政府政策產生的效果，並培養批判的精神。李問表示，「那時候去曲冰（南投布農族部落）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很大的收穫，我雖然是念人類學系，但人類學系要到大三才會有機會去田野訪調，但因為意識報，大一大二就提早有更多採訪的機會。」
林庭葦更舉《自由之夏》的例子凸顯意識報對她的重要性，就像自由之夏之於美國之後的許多社會運動，她將加入意識報形容為改變自己人生的重要事件，無論是媒體經驗的累積、認識的人到對議題的關懷，對她都有深遠的影響。林月先則形容「意識報的各種啟蒙」徹底改變了她人生生涯的選擇，給予她能夠帶去任何地方實踐的能力與視野。
事實上，無論是擔任記者、從政、投入文史工作、在NGO組織工作、從事社會運動或在各行各業，成員的出路反映了意識報組成份子的多元樣態。其中，許多前意識報成員投入了與公共領域相關的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並延續大學時的熱情，持續關懷著議題與社會。
專題寫作亦提供成員許多訪調、走入田野的機會，例如社遊的過程中，能夠了解背後的歷史以及其他社會議題，將資訊彙整並累積素材，以評估當地的問題以及政府政策產生的效果，並培養批判的精神。李問表示，「那時候去曲冰（南投布農族部落）對於我個人來說是很大的收穫，我雖然是念人類學系，但人類學系要到大三才會有機會去田野訪調，但因為意識報，大一大二就提早有更多採訪的機會。」
林庭葦更舉《自由之夏》的例子凸顯意識報對她的重要性，就像自由之夏之於美國之後的許多社會運動，她將加入意識報形容為改變自己人生的重要事件，無論是媒體經驗的累積、認識的人到對議題的關懷，對她都有深遠的影響。林月先則形容「意識報的各種啟蒙」徹底改變了她人生生涯的選擇，給予她能夠帶去任何地方實踐的能力與視野。
事實上，無論是擔任記者、從政、投入文史工作、在NGO組織工作、從事社會運動或在各行各業，成員的出路反映了意識報組成份子的多元樣態。其中，許多前意識報成員投入了與公共領域相關的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並延續大學時的熱情，持續關懷著議題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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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稚驊：「董昱接總編之後，李問跟他就在想要寫歌，某一天就我跟李問、董昱、謝佳榮四個人在男七的屋頂填詞，他們已經寫好旋律。然後我找我朋友借個經費，就非洲鼓啊，迎新的時候就表演，蠻荒唐的，但這個後來變成接近傳統，我接總編之後董昱也沒空來就沒有了，但基本上只要我們兩個在就會弄這個。」
[2]許月苓：「當時還怕銅版紙燒了有臭味會被發現，還想說雖然封面也很重要，但是還是請校長看裡面的重點就好。而且竟然到最後都沒有被發現，還真的把很多內頁都燒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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