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下

〔§２３ 學術求於信徒者－一個例子〕
在此，我只想問一個問題：在一門研究教會與國家各種形式的課上，或者一門宗教史的課上，要如何讓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和一位共濟會會員，對這些問題有同樣的價值觀？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學院教員必須希望、並且要求自己，讓兩個人都能從他的知識與方法中得益。諸位會理直氣壯地指出，那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永遠不會接受一個不帶天主教教義預設的教師有關基督教興起的歷史因素的看法。確實！但是，差別是在這裡：在排斥了宗教的拘束這個意義下“不帶預設”的學術，事實上既不理會“奇蹟”，也不承認有“啟示”。如果承認，就是不忠於自己的“預設”。但教徒則相信有奇蹟和啟示。“不帶預設”的學術所要求於信徒者，是要信徒起碼－但也不多於此－承認，如果基督教的興起過程，不需要借助於什麼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作為因果性的因素，又是必須排除的，這種情況下，這個過程，便應該照學術所要求的方式來說明。信徒可以這樣做，而又沒有不忠於他的信仰。

〔§２４ “令人不快”的事實〕
那麼難道學術的成果，對於一個不在意事實本身如何，而只關心實踐立場的人，就毫無意義了嗎？大概未必見得。首先我們舉出一點。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作用的教師，他首要的職責，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尷尬的事實，我是指那些相對於個人黨派意見而言，令人不快的事實。每種意見，包括我個人的意見在內，都會面對一些令人極端尷尬的事實。我相信，如果一位教師迫使學生習慣這類事情，他達成的，不只是屬於知性方面的貢獻。我會不虞誇張之譏，用“道德成就”來形容它，雖然對一件如此理所當然的事，這四個字或許確實太過嚴重了。


〔§２８ 教師對學生的“生命”所能提供的幫助〕
最後，諸君會問我：「如果是這樣，那麼嚴格說來，學術對於個人的實際“生命”，究竟有什麼積極的貢獻呢」？這使我們又回到學術的“使命”這個問題上來了。首先，當然，學問讓我們得到關於技術的知識，好讓我們通過計算，支配我們的生活、支配外在事物以及人的行為……其次，學問能夠給我們一些有關於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訓練……幸運地，學問的貢獻並非僅止於此。我們〔作教師的〕還可以幫助各位得到第三項好像：清明（K-larheit）。當然，首先我們必須假定，〔身為教師〕我們本身已經清明。在情況確實如此的條件下，我們可以讓各位了解：當面對的是價值的問題的時候－為簡單起見，請各位取社會現象為例子－在實踐中人可以採取這樣或那樣的不同立場。但是，如果你採取了如此這般的一種立場，那麼，根據知識的經驗，你必須採用如此這般的一種手段，才能在實際中貫徹你的信念。可是，這種手段本身，可能是你認為你必須拒絕使用的。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在目的與達成該目的無法避免的手段之間，作一抉擇。你的目的是否能夠“聖潔化”這個手段？教師只能讓你知道你必須作一選擇，而只要他保持教師的身分，無意變成一個群眾鼓動者，他就不能逾此而行。當然，它可以進一步告訴你，假如你希望達成如此這般的一個目的，你必須也同時接受按照經驗會因此出現的這樣這樣的後果。這時，我們又碰到與上面一樣的困局了。不過，〔教師能處理的〕這些問題，仍然不脫技術人員所處理的問題；而技術人員，在許多情況中，必須要根據最小的惡或者相對而言最大的善這個原則來作決定。但是技術人員的狀況有一點不同：對他來說，目的這件最重要的事，是現成已定的。可是，只要問題涉及真正的“終極”問題，我們便無此幸。我們終於觸及學術本身在助益清明這方面所能達成的最後貢獻，同時我們也達到了學術的界限：我們可以－並且應該－告訴諸君，這樣這樣的實踐立場，按照其意義，可以在內心上一致並因此見人格之一貫的方式下，從這樣這樣的終極世界觀式的基本立場導出（它也許只能從某一個這種基本立場導出，但也許可以從不同的幾個這類基本立場導出），但不能從那樣那樣的其他基本立場導出……。

〔§２９　　對學問的認定和獻身〕
當然，剛才我提出的意見，整個乃是從一項基本事態出發，即：只要生命的根據在其自身，需透過其本身方得了解……或者說得更直截了當：對生命採取的各種終極而一般性的可能立場，是不可能相容的，因此期間的爭鬥，永遠不可能有結論。這也就是說，在它們之間，必須要下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學問是不是有價值成為一個人的“志業”，或者學問本身是不是具有一種在客觀上有價值的“使命”，又都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在教室中我們無言以對。事實上，對這些問題作肯定答覆，正是從事教學工作的預設。拿我個人來說，我已經用我的工作，作了肯定的回答。今天，年輕人憎恨理知主義為最壞的魔鬼，或者在大部分的情況中，心中以為自己這樣憎恨理知主義；但是以上所述我的立場，正是以憎視理知主義為真正的出發點。對這些年輕人，這句話正好適用：「留心，魔鬼是個老年人，所以要了解它，你得先變老」。所謂老，在這裡並不是出生證明書上的意思；而是說如果我們想和這個魔鬼周旋，我們並不能如今天人們喜為的，在它面前取逃避之途；我們必須通關其行徑至終點，方可透見它的力量及它的限制。

〔§３３　　面對“眼下的要求” 〕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終極而最崇高的價值，已自社會生活隱沒，或者遯入神祕生活的一個超越世界、或者留於個人之間直接關係上的一種博愛。無怪乎我們最偉大的藝術，皆已隱邃柔歛見長，而非以巍峨雄放取勝；更無怪乎在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圈子裡，在私人與私人的關係間，才有某種東西，以極弱的調子在搏動；換到以前的時代，這個東西，正是那曾以燎原烈焰掃過各大社會，而將它們融合在一起的那種發出先知呼喚的靈。如果我們企圖強求或“發明”巍峨剛發的藝術感性，那麼，會出現的將是像過去二十年間所建的許多紀念堂、紀念碑那樣的可怕怪物。如果有人企圖在沒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況下，謀劃宗教上的新力量，那麼，會出現的將是一種在心靈意義上相似的怪物，唯其後果更惡劣。最後，至於講台上的先知，將只能產生狂熱的宗派，永遠無法造就真正的共同體。對於我們時代的這種命運，誰若無法堅毅承擔，讓我們對他說：您還是安靜地、不要像一般回頭浪子那樣公開宣傳，而是平實地、簡單地、回到舊教會雙臂大開而仁慈寬恕的懷抱中去吧！它是不會為難您的。不論以哪一種方式，他總是要以某種方式奉上他“理知的犧牲”的－這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他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不會因此而責罵他。因為這種為了無條件的宗教皈依，而採取的知性上的犧牲，從倫理的角度來看，和規避智識誠實這個平等義務，並不是同一回事；如果一個人缺乏勇氣去澄清自己的終極立場，轉而用軟弱的相對主義論調，減輕這個義務，那就是在規避智性誠實這個平等的職責。在我看來，為了宗教皈依而犧牲理知的人，比講台上的先知有更高的地位，〔因為〕後者沒有了解到，在教室的範圍內，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實的知性誠實。


〔附記：囿於篇幅限制的關係，在此只“非常精簡”地從《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1）》－「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大略摘錄了幾篇重要章節作為內容，粗概的介紹了這篇文章幾個比較重大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