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歷來的抗日事件自然對於我的文學發生了很大的影響。至於描寫台灣人民的辛酸血淚生活，而對殖民殘酷統治型態抗議，自然就成了我所最關心的主題。」
——楊逵
作為一位文學家、社會運動家和思想家，楊逵始終是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本名楊貴的楊逵先生，出生於1905年的大目降（今台南縣），正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擺脫殖民地的桎梏，楊逵先生於1924年前往日本勤工儉學，就讀日本大學夜間部文學藝術科。求學期間接觸了社會科學，並參與了日本當時正興盛的勞工運動和學生運動，也曾因參與示威而被捕。1927年，楊逵先生應台灣農民工會的召喚而返台，並積極從事農工運動，後擔任台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1932年，楊逵先生在台灣新文學創建者賴和先生的影響和支持下，以日文於《普羅文學》上發表了小說《送報伕》，成為楊逵先生的代表作，以及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作品。《送報伕》描述一個青年農民的困苦經歷，不但養家活口的土地被日本資本家搶去，父親也被打死。青年獨自漂流至東京，好不容易找到了送報伕的工作，卻依舊受人欺負，生活極端困苦。在家鄉的弟妹死了兩個，母親也上吊了。帶著母親遺囑裡的勉勵，青年勉強過活，並見證了團結起來的送報伕們向老闆的成功抗爭。而後，用功努力的青年，帶著階級覺悟回到了台灣，為家鄉窮苦人的尊嚴而努力。楊逵先生以寫實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對弱小的欺壓掠奪，以及那些敢於鬥爭，並取得抗爭勝利的人物。這篇小說獲得了東京進步文學雜誌<文學評論>的第二獎，並於1935年由胡風先生翻譯，刊登於<世界知識>，引起了廣大讀者對台灣同胞的關懷與同情。
楊逵先生參與了於1934年成立、網羅台灣作家的 「台灣文藝聯盟」，發行《台灣文藝》，雖倡導文藝活動，核心卻是政治性的結合。後因堅持的原則衝突，便於1935年末與妻子葉陶退出台灣文藝聯盟，並另起爐灶，組織了「台灣新文藝社」，發行《台灣新文學》。其作品包含濃厚的社會主義性格，敏感地反映了世界思想和文藝思想，積極而有意識地企圖創造新文學。<台灣新文學>後遭查禁，並被日本政府列為「思想要注意的人物」。
1945年日本投降後，楊逵先生並未沉醉於台灣光復的單純的民族解放感中。他認識到，台灣是未戰而勝，並非經過自己之手而革命解放，殖民與封建性依舊存在台灣社會，台灣需要建設，民族之外的民權、民生問題也都是待解決的問題。楊逵先生在這樣的先覺思想下，發行光復後的第一分刊物《一陽週報》，以宣揚孫文思想和三民主義為主要內容，並介紹五四以來的文學。
「必須深刻地了解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生活、習慣、感情，與台灣民眾站在一起。」
——楊逵
在重建台灣新文學的提倡中，楊逵先生深刻闡述了「台灣、台灣文學是中國、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提倡台灣文學不能自外於中國文學。而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為彌合內外同胞之間的衝突、克服民族反感，因而強調「台灣文學」，鼓吹作家與文化人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為人民創作。不遺餘力地團結文藝界和文化界人士，企圖達成民族理解與團結。1947年楊逵先生組織「文化界聯誼會」，並起草<和平宣言>，明確提出民主改革、保障公民權利、和平建國、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等主張，內容切合當時的歷史時勢，政治洞見，更契合之後國共協定的綱領，以及民主運動中的共同語言，可見楊逵先生思想之進步及《和平宣言》的重要意義。但在當時肅殺的政治氛圍下，這篇《和平宣言》讓楊逵先生被捕入獄十二年。
1961年出獄後，楊逵先生在台中市東海大學附近開闢了東海花園，並定居於此。出獄後的楊逵先生依舊從事文藝創作，並曾擔任美麗島雜誌的顧問。楊逵先生於1985年過世，並與妻子同葬於東海花園。
楊逵先生以「人道社會主義者」自居，以批判和改造的實踐為其一生的革命事業。文學作為政治抗爭的另一種形式，其作品和評論，以寫實的手法揭發台灣人民的苦難與殖民生活的黑暗，也以描寫現實、平易近人和積極光明的文學觀表現著不屈不撓的抵抗與敢於抗爭的革命精神，並在政治的威脅下，依舊堅持著民族主義與愛國的精神。其在文學、政治和民族情感的堅持，以及敢於鬥爭、善於團結的精神，不但立下台灣史上的一只標竿，更是我們後生晚輩學習與自勉的對象。
參考書目
《學習楊逵精神》，陳映真總編輯，台北：人間，2007年
《文學和歷史》，人間出版社編委會主編，台北：人間，2006年
《八一五：記憶與歷史》，陳映真主編，台北：人間，2005年
《尋找台灣新座標：從苦悶的歷史建構現代視野》，許極燉編著，台北：自立晚報，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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