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災過後的兩個禮拜，在麻豆種植文旦的陳炎老先生接受意識報的採訪。他的柚子園中，大部分的柚子樹挺過了數十 載的風雨，這是陳炎老先生最珍貴的資產。柚子的樹齡可達百年，越老的樹的結果越甜美。但是這次水淹了三天才退，大半的樹根已泡爛。養分輸送不上去，樹葉一 片片的掉落，在樹下堆積了厚厚一層枯黃。再種，還要等3到5年。「不知道我有沒有那個時間」，語氣中無盡滄桑。
損失數字的背後
莫拉克颱風帶來145.9億元的農業損失，近年來唯一能跟他相比擬的，是1996年的賀伯颱風（147.8億）。但是這次在漁產和畜產的損失遠遠超過以往，分別是41.6億和14.8億，大約是當年賀伯的兩倍。
在這些數字背後，其實是對整個農業深遠的影響。台灣多颱風，每次過境總免不了農業損失。作物被打壞、魚兒跑出去，都還僅限於當季的產品。但是如果嚴重到一定的程度，果樹傾倒、漁塭損壞、種豬死亡，那麼影響的不僅是這一季，而是往後好幾年的收成。
看天吃飯的命運
農漁牧產業的特性，就在於過程中必須不斷投入資本。不管是肥料、飼料、疫苗、還是工錢，都不斷投入這生命的生產中。一切的回收，都必須等到貨品賣出的那一天。中間的天災人禍，還是當時的價格不好，都得農民自行承擔。
在學甲從事養殖的翁秀政夫婦就表示，當初投入這行業時，就知道養殖的風險很大。特別是高產值的魚種，可能帶來 暴利，也會讓人一夜賠光。他們當時特別選擇可以養殖一年到數年不等的台灣鯛，就可以選市場行情較好的時候賣出。但是這次大水襲來，水位超過了漁塭堤防的高 度，魚順著新的水向外流，損失超過八成。更不用說有些堤防被沖毀要重新整理、機具損害要重購。若要回復，至少要等兩三年。
而從事養豬業的李耀都，同時飼養肉豬和種豬。水災那幾天，李先生並未忘記豬隻，水還沒退就開始餵豬，希望牠們健康不要惡化。然而還是許多豬隻得病，特別是懷孕的母豬根本無法注射疫苗。問他需要花多久的時間回復，他悲哀的說：「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回復」。
政府的救助辦法
由於台灣天災不斷，加上農業的風險性，農委會在1986的韋恩颱風之後，設立了「韋恩颱風受災漁戶復舊、復建及復耕貸款計畫」，並在1991年訂定「農業 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明訂天然災害的損失若超過一定程度（按區域不同，從15~30%不等），即可辦理現金救助或低利貸款。
但是這些補助總是杯水車薪。這次風災過後，政府補助豬隻每頭1000元、土雞每隻10元、蛋雞每隻35元等。但是一頭120斤的肉豬，在市場上可賣 7000到9000元不等。或是養殖漁業規定，每公頃4500元。但是以當地而言，整池收成的單位都以百萬計，這些補助拿來修池子都不夠。
治標不如治本
在更早些年，天災過後，省府下令一只公文：「因颱風帶來豪雨所造成部份地區農作物災害，省府今天准許減免田賦」。每每看到這，我都會想起古代臣子奏請皇 帝：「川沙大旱，請求減免田賦」。皇帝大筆一揮，寫下「免征田賦三年，援銀3000兩」，臣子叩頭拜謝：「謝主隆恩」。
拿帝國與現代國家相比，不免帶著一股違和的荒謬。古代的帝國對於地方的掌握力相當有限。面對地方的天災或苦難，只能提出「減少壓榨」或「撒錢」，而無法從 生產面或防治面解決問題。看著政治人物四處巡察，然後這邊加碼500，那邊增加1000，讓我不禁產生時空錯亂之感。
如果補助總是杯水車薪，那麼或許思考問題的方向不在於金額的多寡，而是是否能有其他的方式解決問題。當我們問起養豬戶李先生、養殖業者翁姓夫婦：「覺得政 府應該做什麼」時，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提到：「把水治好」。甚至翁先生還有點諷刺的說：「告訴我哪裡會淹水就好，讓我早點防治」。對當地人來說，看到政府堤 防東蓋一段西蓋一段，把河川整治好已經是他們最卑微的懇求。
這樣子的卑微期待，背後是對產業政府政策的巨大失望。他們都提到廢省之後，政府對於農漁牧業越來越不重視。早先還有對於玉米和豬肉的價格調節機制，在產量 過剩的時候抑制台糖的豬肉產出。但現在政府都放任大企業壟斷飼料市場，中小養殖場利潤越來越薄。或是漁業技術指導在廢省後漸漸弱化，現今各研究單位與水產 養殖的實際關係相當薄弱，都要靠養殖業者自行摸索。
台南縣養殖漁會王昌澔理事長感嘆道，政府的農業政策相當荒謬。我們每年花了一百億在休耕、或是這次花了269.8億農業補助。但「為什麼都是事後才想到補貼，而非事先就防治」。他更直指台南這次的水災並非天災，而是曾文水庫洩洪的「人禍」。
台大農推所蔡培慧在其博士論文中指出，台灣政府對於農業的態度，從早期「以農養工」的經濟上剝削，轉變為在政治上的「豢養選票」。這些補貼和救助，到底是 補貼了農業，還是補貼農民的個人，來換取政治的忠誠呢？風災過後一個多月，救助金額的爭吵也該平息。但仍必須嚴肅面對的，是治水防洪的政策，和產業繼續行 走的百年大計。
大水淹到紗門顏色較淡的部份
在樹下堆積了厚厚一層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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