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竣達（讀者投書，台大政研所政論組）
在台大教授西方政治思想的江宜樺老師曾在2007年於【學術與政治的糾葛及分際】一文中，區分出了法政學者可盡社會責任的四種方式。江老師在文章中就已經 意識到「政治與學術之間必然存在的糾葛與分際」及「政治參與」的代價，諸如：「實踐性強，但付出的付價則是黨派屬性色彩的強化」、「同一個行政團隊的失職 無能，他也必須隱忍不發，或甚至大聲辯護」、「使人觸摸得到歷史之輪的轉軸，卻無法保持批判的自由心靈」。不到一年，江老師「意外地」做出了他的選擇及轉 折，他不是選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或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式的位置，而是走向了西塞羅、馬基維利或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江老師的選擇似乎困惑了許多政治系的學生，但當一個人能在生命抉擇點 上，充分意識到選擇的後果並願意承擔責任時，我們討論的重點或許可以不再是「江老師應不應該做出從政的選擇？」，而更應該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態 度，從歷史和現實中去檢視政治思想的作用及政治行動的後果，亦即：「政治思想是不是還能帶出行動，為當前台灣政治共同體做出一些進步的貢獻？」
江宜樺老師過去在學院中曾致力於自由民主思想的研究，他亦曾從歷史的視野考察了台灣本地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與困境。一方面，他肯定自由主義者「以身殉 道」，積極反抗威權體制的道德勇氣；另一方面，他也感嘆自由主義無力面對台灣民主化後，多元思潮所帶來的挑戰，甚至自由主義者對政府的態度「由監督批判轉 為同情理解」，這使得台灣自由主義的「道德形象急速破滅」並「淪為執政黨動員選民的工具」。在此歷史脈絡下，江宜樺老師從政的行動顯然具有了歷史性的指標 作用，他有機會以戰略制高點來深化自由主義的價值，但也必須同時迎接「多元價值」與「權力政治」的雙重挑戰。
在這次維吾爾人權運動領袖熱比婭．卡德爾（Rebiya Kadeer）來台被拒事件中，對照起不畏中國壓力而容許讓熱比婭入境的亞洲鄰國日本、紐西蘭及澳洲，台灣公民社會的實力顯然不足，也顯示了江宜樺部長無 法在體制內的權力政治中，獨立堅守自由主義的價值底線，甚至還啟用了有引發政府濫權風險的「恐怖分子」論述。再從過去一年中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來看，自陳 雲林來台事件引發國內的警察濫權；自由之家及無國界記者組織都宣佈台灣新聞自由度的倒退；行政中立法箝制知識分子發聲……台灣自由主義戰線恐怕不僅在戰術 上敗退，更出現戰略上的危機，自由主義過去奮力在台灣奠定的價值，從來不是那麼地堅固，仍有可能因為政府的擴權、制衡的弱化而產生動搖、倒退，自由主義在 台灣尚未真正馴服國家機器的黑暗面，自由主義本身的反抗性格似乎又被權力腐蝕、恐懼壟罩而更加消沉。江宜樺老師過去所提到的台灣自由主義困境，不但沒有解 除，反而更加艱難。
黑夜後的黎明仍未來臨， 但如果我們還記得韋伯所言：政治除了權力計算外，「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 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政治思想或許便是在提供我們從事政治行動的內在力量，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堅強地去面對政治中的悲劇，在價值衝突中 不因權力誘惑、生命風險或強權威脅，而拋棄個人的責任意識及自主判斷，不讓共同體迷失方向感及內部信任。借用漢娜‧鄂蘭的話來講，我們有權期待的是一種在 最黑暗時代中的啟明（illumination）。在黎明尚未到來，黑夜尚未過去的台灣共同體中，我們這些習慣了黑暗的眼睛，是否還能夠看見這種由思想和 生命結合所散發出的微弱光亮？亦或我們將持續停留在對黎明的等待與詢問之中，而失去了組織起來向前行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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