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rst time as tragedy, the second time as farce.」
「歷史的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馬克思(Karl Marx)
走在力行路的巷道間，看著奶奶和阿姨們向我們微笑，完全是風和日暖，水岸人家的景象，讓人覺得這裡是否每一日都如此輕鬆。而在瑠公圳無整治工程竣工的此刻，外面的人總以為這裡和普通的都市違建沒有兩樣，以為居民只是單純的社經弱勢，而最終仍得在都市更新的藍圖下接受拆除的命令。
歷史的鎖鍊，總是環環相扣，將人們從昨日的彼岸帶往今日，每一個昨日的事件都為今日的一切種下前因。只是我們往往窮其眼力，也難以撥開迷霧，看到歷史的上游。因此我們必須挖掘出大家或許遺忘的歷史情境和社會制度，描繪出他們何以來，又何以無法離開的處境，如此才能幫助我們理解微笑背後的壓抑心緒，以及導因於歷史的正當性。
大遷徙與配房制度
住在力行路四十號的田伯伯說他在民國十八年的時候就在上海作戰了，那時候他才十六歲。然而十幾年過去，他沒能回到家鄉，卻跟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民國三十八年後的幾年之內，島上忽然湧現了近一百萬的人口，而其中有將近六十萬的軍人，他們多是處在人生的青年或壯年，也多半在那之後就沒有再回家過了。他們當中，軍階高的分配到房子，住在一起，成了後來人們所稱的眷村。而其中特別有人脈的，則循著昇官晉爵的梯子，一階階地往上爬去。他們雖然也回不了家鄉了，卻至少有個安穩的住所。
只是，在這些同袍之中，總有些人沒那麼幸運。他們多半是官階低的小兵，那時國民黨政府資源有限，在按軍階分配資源的「配房制度」下，他們必須自尋出路。而當時在力行路上方的忠信營區裡的小兵，多半是在這樣的原因下開始在營區外的圍牆，挖起土，蓋起房子，而後才是娶妻生子。田伯伯說「與其帶錢回家鄉，當時他覺得還不如取個老婆回去會讓爸媽更高興。」他們都只蓋土屋，因為相信再過不久就可以帶著老婆、孩子回到大陸的家了。
生活實難。台灣居，大不易。當時大多數的軍人，如果僅靠微薄的軍餉，根本難以維持家計，何況是住在力行路上軍階更低的小兵。因此，白日蓋屋，假日常常仍得四處兼差。而就在漸漸安頓下來之後，民國五十七年，危機發生了。當時指揮官認為軍營圍牆被挖去三分之二，外人進出方便，有擾亂軍紀之嫌，因此決定拆除這裡的房子。就在這時候，田伯伯和一些人，決定做一些事，想要挽回局面。
蔣經國與力行路
田伯伯說當時他們一些人組成自救會，他主要是負責對外「聯絡」找關係的。那時候他找了黨部想要反映這裡的真實情況，但卻彷彿拿肉包子打狗，不見下文。只是，這裡的狀況哪能等他慢慢摸索出解決的辦法，於是他把心一橫，想乾脆往「政戰系統」前進。只是要連絡到有權管理所有營區的國防部談何容易呢，要見到國防部長或是握有實權的人並且親自遞上陳情書又是難上加難了。
所幸當初田伯伯來到台灣時在金門當過通訊兵，認識一些在總統府內「亞洲一號總機」工作的朋友，於是靠著老交情，田伯伯說自己當初偽裝成要進入長途台內參觀，才得以將呈情書遞給政戰部主任。兩個禮拜後，蔣經國親自來到力行路訪視，一些居民回憶，那時候蔣經國看到有人在挖土，便拍拍他的肩，告訴他「慢慢蓋，沒有關係」。於是，一個口頭承諾，便讓他們從此住了下來。隨著反攻大陸趨於無望，而漸漸翻修當時的土屋，五十年過去了，異鄉似乎也成了家鄉。
戰爭與和平，戰袍與拐杖
然而，我們該如何理解當初的那個讓聚落得以延續的承諾？這絕對不是專制者開明的恩賜，而是國家統治，最具體而微，最鋪天蓋地的全面掌控，哪怕只是一條巷子的十餘戶軍民。彼時台灣，正陷入一場新的國際角力中。在1960末期，美國為了盡快結束在越南的戰役，而試圖聯絡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可以藉此制衡蘇聯對北越的支援。因此在國際上，台灣地位岌岌可危，蔣氏政權為求鞏固社會情緒，在當時的心態便是盡力照顧軍民，而這也反映在他們多次的公開講話中。因此即使是力行路的小兵，在蔣經國當時的心態下，也是國家必須要照顧的手足。那因此是一個戰士為國家所用的年代，無論是為反攻大陸的神話，或是鞏固民心，甚或僅只是修橋開路。
只是時移勢轉，隨著解嚴，國家安全法的通過，台灣告別了戰爭的的年代，他們也失去了戰士背後可以為國家服務的政治效益與社會象徵。他們脫下戰袍，拄起柺杖，以為異鄉可以從此成為家鄉，卻搞不清楚國家為什麼會出爾反爾，為什麼過去曾經的承諾，如今卻都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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