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並不會經常發生，它就像一道歷史的門扉，只在某些特定的時刻開啟。能夠活在歷史開門的時代，乃是一種幸運，可以見證門開之前的黑暗與恐怖，可以看到門被撞開時的風捲雲湧。而一九八Ｏ年代正是一切沉寂都開始飆颺起來的時刻。」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1
1979 年，台灣面臨美國與我國斷交，與中國建交的外交困境。緊接著國內局勢日益緊繃，美麗島軍法大審替八Ｏ年代正式揭開序幕。此後，台灣社會政治管控的強度逐漸放鬆，反對運動可透過選舉機制在政治上爭取一定地位，降低了國家直接使用武力鎮壓人民的可能。在這樣子的情形下，提供了八Ｏ年代的台灣民間社會自主力量甦 醒的客觀條件，人民不再如往昔一般畏於對抗國家威權，積蓄已久的民間社會力在1983年以後逐漸釋放，形成各式新興的社會運動，直間與間接挑戰國民黨的權威。
鏡頭轉向大學校園，八Ｏ年代初期，在威權體制下，除保釣運動和台美斷交時曾透過黨團動員學生，校園內部缺乏以學生為主體、自行組織動員的大型運動。直到 1982年，以五人小組為核心發起的普選運動；1983年由醫訊、大學新聞社等校園刊物社團反對審稿制度爭取言論自由。以台大為主的學生運動才逐漸形成氣候。
台灣社會走過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一直到1987年7月解嚴，乃至爾後走向自由化、民主化，1980-1986這段時期實占據一承先啟後的重要位置。在此企 圖藉由爬梳整理此一時期的社會情勢，呈現當時的社會氛圍，並聚焦檢視當時學生曾關注過哪些議題、在推動社會改革的漫漫長路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社會脈動與時代氛圍
八Ｏ年代從美麗島軍法大審正式展開，1980年震驚一時的林宅血案、隔年的陳文成事件、1984年江南案，在在顯示威權體制雖較以往鬆動，但其對社會大眾造成的餘悸猶存台灣島嶼上空。
1980─1986 年在台灣社會運動研究分期中，一般稱為「潛伏時期」，有別於之前的「隱匿時期」（1945─1979年），以及後來的「勃興時期」或「喧嘩時期」 （1987─1999年）。2 1980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1982年《婦女新知》創刊、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成立、1984年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現台灣勞工陣線前身）和台灣人權促 進會成立、1985年《人間》雜誌創刊。一般民眾對於自身權益的意識逐漸提升，開始經由組織進行培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維護權益，台灣民間社會在各式議題的萌發中逐漸變得熱鬧。
對比民間社會力量逐漸勃興，威權體制下的台灣校園在國民黨嚴密監控下仍維持沉寂。由於學運浪潮曾導致國民黨在大陸失利，其為求穩定政局，對校園採取嚴密監 控，在正式法規制度上則以「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及非常時期法令為基礎。在校園外，禁止學生參選或助選，剝奪學生完整的公民權；在校園內，任何活動皆需學生 活動組許可，限制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形成一個由政府到學校的嚴密監控系統。在非正式制度上，黨團成立「青工會」、成立黨社，以各種利益招募學生入黨，並 暗中監視同學活動，分化學生組織。
國民黨的監控使得學生普遍心懷恐懼，即使社會上黨外運動早已展開，校園內卻仍處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以致於在八Ｏ年代之前，除了保釣和台美斷交時透過黨團動員的愛國運動，少有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發生。
「時代的溫度計」開始跳動──台大校園大事紀
八Ｏ年代初期，校園雖仍處於被高壓統制的情形，但懲處方式相較以往已有轉變，不像八Ｏ年代以前的異議份子動輒被以判亂罪移送法辦。雖然學生仍缺乏合法申訴管道，但風險已稍為降低，這樣的社會條件促使反抗意識形成。
此一時期的台大校園以普選和言論自由為主要訴求，1981由年李文忠、賴勁麟等人組成的「五人小組」，為一九八○年代第一個學生異議團體，積極推動普選運動。1982年《大新》、《大論》、《法言》與《醫訊》等刊物組成八Ｏ年代學運第一個社團聯盟，共同決議以普選作為推動校園民主化之中心議題。
1982年9月，由大論、大新、法言和醫訊，以社論、發送傳單的方式，共同推動代聯會主席普選，事後遭校方記過警告處分，為八Ｏ年代學運首次發難，稱為「台大普選事件」。
自1983年起，校園民主和學生主權成為推動改革的重點方向，其理念「學校是一個社會，學生是社會的公民，由代聯會作為學生自治組織」，並前往教育部和立法院抗議，國民黨則以「特別權力關係」作後盾，回應抗議學生「學生只有服從義務，無權過問校務」。
1983年由改革派社團共同推派政治系吳叡人參與學代會主席順利當選。隔年4月，校方駁回吳叡人與學代大會之改革建議。同年5月，吳叡人辭去主席職務，發表聲明中提到 「台大校方和教育當局不信任學生，根本缺乏主動與同學溝通的誠意，也由此決定了對青年學生的防堵政策，不讓他們關心政治，關心社會問題的癥結，對校園學生 活動採取嚴厲的控制，法令規則多如牛毛，動輒得咎，安全單位介入校園，約談學生，使學生對公共事務，對國家事務，噤若寒蟬。另一方面，則大力提倡享樂的、 逸樂取向的青年文化，造就了新生一代的『政治文盲』3
總的來說，此一時期以小團體為主要的動員形式，成員來自各社團幹部，確保夥伴可信、同時避免消息走漏遭到分化。不過此時的行動仍停留日常生活的層次，藉由零星的秘密宣傳表達不滿，像是寫黑板、噴漆、出版地下刊物。
在論述基礎與行動策略上，則是以「事件化理論」為主，由改革派社團提出，主張針對爭議性議題，藉由製造事件形成體制衝突，突顯結構制度上的不合理，以喚起校園群眾的關心意識、擴大潛在動員基礎，以求達到改革體制的目的。
當中以1986年的李文忠事件最具代表性，當時就讀政治系的李文忠，因於前年要求代聯會主席普選，遭校方以英文三修不過為由退學處份，陳情無效後絕食抗議校方政治迫害。「事件化理論」到後期走入影響效果有限且犧牲過大的困境，運動策略面臨轉向。
回顧：承先啟後的歷史位置
有人說，大學生是「時代的溫度計」。而從八Ｏ年代的學生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學生所對抗的校園，是一個仍然處於保守意識形態的行政機器；站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來看，即使身陷在權力極端不對等的困境之中，當時的大學生還是挑起捍衛人權的擔子，在校園的場域中努力實踐一種作為公民的責任。
回顧八Ｏ年代的學生運動，他們首次將自身定位為「反對者」，而非只是個「批評者」，他們不僅在知識上提出論述，並有組織地進行運動。在與黨外運動的關係上，從前期的互動密切、到中期與黨外有所區隔、後期漸與社會接軌，並產生內部路線的爭執。
八Ｏ年代以1986年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組織以小團體、校內結盟的模式，主要訴求言論自由與校園主民，倚賴「事件化理論」的行動策略。在此之後，乃有自由之愛與民學聯的校際結盟，議題進一步深化為《大學法》改革、國會改革，走出校園與社運結合。
1980-1986 年的學生運動，團體間缺乏合作結盟、運動規模小，「事件化理論」的行動策略犧牲大，運動能量難以累積，僅激起校園內零星火花。然而，此一時期的運動經驗， 替1986年以後的跨校結盟行動，如自由之愛和民學聯，提供了行動方向上的參考與動員基礎，校園運動也走入「勃興時期」，由台大一枝獨秀的狀況，轉為從南 到北，全台多所學校共同串聯，形成百花齊放的景象。
1收錄於楊澤主編，1990，《狂飆八Ｏ──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時報出版。
2參考何明修、林秀幸主編，2011，《社會運動的年代》，p.465。群學。
3參考范雲編，1993，《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台灣研究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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