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四 吳俊志
有些人會質疑，威權早就是過去式，轉型正義的問題在台灣已經是炒過幾百次的冷飯，何必再談？對過去批判的聲音一直都在，但我們有幾人真正願意彎下腰，看清這段歷史？轉型從來沒有實現，如同歷史系周婉窈老師在〈尚待定義的臺灣〉一文所說的：「我們都還沒記住，怎麼就要我們忘記？」解嚴至今二十餘年，何以我們還在原地踏步？
所謂轉型正義，指的是對國家過去的錯誤，做出反省與彌補，究責並避免故事重演。如果沒有對曾經存在過的歷史完整解讀，則沒有反省錯誤並加以對話的可能。對於曾發生過的歷史我們試圖補償，但從未認真探討這個國家犯過甚麼錯誤，沒有認真談過這個系統該如何負責，那麼國家暴力曾經留下的創傷，將遠遠無法被填補。
在綠島有一個人權紀念園區，記述著那些政治犯的故事，碑上鏤著他們被捕的案由，每間狹小的牢房都關押著十幾二十名囚犯，只留一個小窗讓他們仰望微薄的奇蹟。走訪火燒島，可以充分感覺到這些受刑人的毫無尊嚴、毫無希望，但除了同情，似乎還少了些甚麼？
至今的轉型正義，都是如此，我們知道施明德先生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多年，卻少有人知道美麗島事件的始末；我們知道雷震先生因為《自由中國》而 入獄，自由中國主張甚麼卻鮮有人知。這些政治受難者就像憑空而生，大眾不知道他們主張甚麼、對抗甚麼，甚至加害者是誰，也從不敢被認真檢討，我們能做的只有同情，說幾句再出發的場面話。在威權解體之後，少了批判的目標，我們也就鄉愿的覺得這些東西不談會更好。但衝突從未消失，沒有真正對話的平台，彼此的扞格只會以一種去脈絡化的形式重新對立。我們從未了解過真相，何來反省與原諒？
以1950年 代的白色恐怖時期為例，政府風聲鶴唳的肅清左派，不少人在半夜警總敲門之後，就此音訊全無。歷來大家批判的重點，在於被牽連者的無辜、警總偵查方式的殘 暴，但卻有意無意的迴避一個問題，這個時期的左派是確切存在，也受到國家權力壓迫的。而對這些真實存在的左派，現今社會又該以甚麼立場看待？郝柏村先生在近期宣稱如果沒有的戒嚴，就沒有今天的自由民主；而白色恐怖手段是為了消滅潛伏在台灣社會的共黨份子，這不是戒嚴的政治錯誤。其荒謬自然飽受批 評，但遺憾的是大家質疑的點仍在這段時期的冤案，對於真實存在的共產黨依舊避而不談。遭受迫害的族群，並非鐵板一塊，有各自的理由與樣貌。對此議題的忽略，某程度上或許是這個社會的怯懦，歌頌這群為自己的理想發聲的鬥士時，我們卻不敢承認其中的異質。事實上台灣的共產主義者，其精神啟發仍是源於於這塊土 地上的壓迫，有台灣特殊的思考背景與脈絡，將其與中國共產黨同一解釋，未免把問題簡單化了。
隨著外交局勢丕變，國民政府的統治力量開始鬆動，黨外運動也逐步萌芽。這時反對國民黨的聲音百花齊放，許多現今知名的政治人物在當時被迫害；我們讚揚他們反 威權、堅持自由民主，卻很少真正了解到這些人之間自始就是走在兩條平行線。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舞得沸沸揚揚的陳映真先生，反對千篇一律的懷鄉文學，而他在政 治立場上也較為偏向共產主義；而如法律系的顏厥安教授所提到，李鴻禧先生在當時的氛圍下，就膽敢批判政府，論自由談民主，而李先生在解嚴之後則走向獨派。
無論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甚至1980年 代後期的學潮，其中都是充滿了矛盾與異質，如果只是一語概括，那將是對少數異音的犧牲。真正的言論自由，在於所有的異音都有相同機會的發聲管道，無論贊同 與否，無人有干預的資格。然而，今天面對這些異音，大多數人寧願選擇沉默，讓他們當年寧可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理念，湮沒在歷史中。
我們支持的並非特定的立場與理念，而是敬佩當時的大學生勇於提出異於主流的意見、抵抗權威並向時代發聲。即便他們明白勢不可為，他們還是勇於發出令時代訝異 的異音。畢竟學生踏出去的一步，在社會觀感上就是知識分子對這個理念的抉擇。這些選項之間也不一定是一致的；往昔大學新聞、大學論壇、台大法言這些異議性 社團就不乏意見之間的論戰。無論認同與否，讓這些意見得已被完整顯現，或許是我們尋找和解之路的第一步驟。
時代來到了今天，過去嚴密的黨國控制在今天已有所轉變，不論其轉變的結果為何，這個社會仍存在許多可以被挑戰的地方，因為不正義的事情仍然充滿在生活的四處。書寫這段歷史的用意，是期許這一代的學生能夠繼續表現學生當有的魯莽，同時企盼這個時代的異議性社團可以繼續激起對話，攪動那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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