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盤針、陳亭瑄
占領國會後,隨著大批人潮湧來,各方資源與專業人士也前來支援,在短短幾天內演變出組織化的運作。現場宛如一個有機的生態系,展現群眾於運動中空前的能動性。
醫療為此生態系中的要角之一,而在台灣社會運動中,醫療具如此明顯份量的情況十分罕見。本文將就此次運動中的觀察,討論醫療與運動的交會和擦擊。
醫療組織
三月十七日,事件最初爆發的晚上,已有醫護科系的學生進入議場,提供基本醫療措施與物資。在幾位醫師的號召下,議場內部的醫療站也於隔天成立。
但此時議場外已聚集數千民眾,卻未有任何的醫療站。場內的黃峻偉等醫師,因而在十九日上台提出志工團的構想,並請求當時具執照的醫護人員留下聯絡方式[1]。有了志工人力後,方成立「青島東路」、「鎮江街口」、「濟南」、「中山南路」及「開南商工」五站,負責議場外民眾的醫療救護。青島東路站為總部,志工皆至總部報到,也只有總部接受外界採訪。
現場醫療站分布及救護車動線。(圖/陳亭瑄) |
初期現場的網路訊號弱,線上排班表無法發揮作用,加上站內未有清楚分工,因此狀況很混亂。三月二十五日晚上,舉行了一場會議,決定人員分工及站內報到、診療等分區,並另外設立「醫學生志工團」,將行政工作交給學生負責,使執業人員可專注於醫療行為。自此醫療站開始較有秩序的運行,負責人的工作量也不再如先前繁重。
站內大致的人員組成與分工如下: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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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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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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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班、人員報到、接待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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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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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緊急或須後送醫院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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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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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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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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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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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紮、基本醫療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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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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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各方捐贈的成藥物資,確保其被正確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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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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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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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或慢性疼痛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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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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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分析、疼痛受傷之衛教與諮詢、與精神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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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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ㄌ心理諮商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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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受訪學生表示,起初加入志工團的條件為「執照」(正在執業者才擁有),後來只需「證照」(通過國考即能取得)便有加入的資格,但若有緊急狀況,仍須由執業人員處理。
議場內外的醫療站,皆由「太陽花醫療志工團」統籌排班。場內一班六小時,場外則是四小時,通常依個人許可的時間安排,若須遲到或早退,只要明確告知並完成交班即可。但後來發生有人穿白袍混入議場剪掉電線的狀況,之後場內的醫療站便另採嚴格管制:進出皆須以團體為單位,若要個人進出,則由總指揮醫生陪同。
個別醫療者
醫療團隊確實給予運動相當大的協助,然而,加入醫護站排班服務並非現場醫療者唯一的選擇。在組織難以觸及或不便涉入的場合,有些人選擇獨立行動;當組織欲堅守立場而自行限制,有些人便以個人身分表態。這類「脫隊」人員可謂獨立的個別醫療者,他們高機動性的醫療行為在較激烈的占領場合尤其顯要。同時,這些人的選擇提醒了我們,「醫療團隊」、「醫療」和「醫者」的價值,在運動現場有了更多討論空間。此處大略重述整個過程,並觀察個別醫療者的身影。
在醫療人員組織化、於青島東路成立醫療總站之前,所有現場的醫療者都是自由獨立的;甚至,他們也不必然全程帶著「醫療者」的身分參與運動。最早一批進入議會的人群中有位護理系學生(化名H),原本他僅打算參加守護民主晚會,稍後因醫療背景被找進議場幫忙照護衝撞當時擦傷、扭傷的民眾。他回憶,起初醫療人員聚集到一個角落,皆欲積極處理傷患,然而物資相當缺乏,沒有紗布、碘酒、棉棒……也沒有白袍。其中一位主治醫師自己和醫院聯絡,調來白袍。不久柳林瑋醫師開始組織眾人,要求穿戴白袍、識別證。自此,醫療人員皆須先至青島東路總站集合排班,再分派各地;不過,事實上也可憑證件、白袍自行進入議場。
至於醫療者為何選擇個人而非團體行動,則與醫療團隊的狀態、定位有關。占領立院兩、三天後,場外捐贈大量物資,H開玩笑的表示「已經到了可以開藥局的程度」;且排班制度逐漸成熟、「人力很多」,看似無須更多支援。另外,醫療人員受理之病況從外科傷患轉以感冒等內科為主,「因為衝撞少了,醫療站變成診所,甚至有警察身體不舒服前來(醫療站)詢問」,這名具醫療者身分的學生如此表示。而衝撞之所以減少,他認為是「場面穩定到一個極致,就變成不再衝撞體制」。
醫療站運作形式涉及眾人對於醫療及運動的想像,然而,於組織外徘徊的醫療者心中也許存在另一幅光景。
行政院事件爆發時,H獲知消息,帶著醫療包前往行政院,卻發現自己是在場極少數的醫療者,資源嚴重不足。第一波衝突稍微緩和後,他進入行政院架設緊急醫療站,對見到的傷患直接做簡單包紮。過了一小時左右,青島東路醫療總站的人馬抵達,重新建立起醫療者的秩序,並指責緊急醫療站的作法風險太高,傳出「你們這些穿著醫療背景制服的人,如果被記者拍到跟暴民一起衝,大家做何感想?」的批評。該學生則認為,總站沒有發揮第一線醫療的功能,僅送病患上救護車,但救護車來不及派遣。然而,不少醫療人員在衝突中未經指示移動,造成議場和外部間相通的醫療資訊或流程中斷、總站形同被架空,確實也帶來危機。這些矛盾最終仍指向一個問題——眾醫療者對於醫療者與團隊,有著不同的想像。
心理服務站:運動現場的諮商
在社會運動中,除了肉身損傷,運動者也可能受到心理層面的折磨、打擊、恐懼等創傷,類似所謂的「運動傷害」。當運動終結之日貌似遙遙無期,不少心理師擔心在政府的長期壓力下,出現創傷壓力症候群,所以提議心理科加入醫療團隊;政院衝突爆發,更加大了這樣的聲音。在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全聯會)成員的幫忙下,想盡一份力的心理師有了窗口:議場外除了醫療站,亦成立心理服務站(簡稱服務站),與青島東路上的醫療總站相互聯繫,照顧眾人的情緒狀況。
一名在場外服務的心理師指出:起初僅有議場內提供心理諮商及精神科服務,之後不少人反應場外的運動者情緒也相當焦躁,不比議場內安寧,且外面的人數更多、背景更複雜,於是考慮在場外增設服務站。服務站由社工師和心理師組成,其中,心理師除了證照,還需具三年以上服務經驗,才能加入排班。她亦提到兩種角色平常即有協力合作的情形,站內也以類似模式運作。心理師專精於情緒面,社工師平日則還處理家訪及其他議題,但現場較難讓社工師提供以上深入的服務,因此其工作會和心理師有較多重疊。
諮商出現在運動現場是罕見的,受訪的心理師也是首次於運動現場服務。她認為,諮商的現身不完全與政治立場有關;站在心理健康的角度,災後重建或是運動現場容易造成較大的創傷,不少心理師都會想去協助。這次運動動員了大量民眾,情緒皆相當激盪,引起諮商者關切。
佔領國會的時間長度也與此密切相關。以前諮商者往往因為運動現場迅速消失而無法服務,這次運動時間較過去有延長的現象,使人心情浮躁,加上又有一些激烈衝突,諮商者才要在這個比較特殊的狀況下來服務。
然而,帶著專業技術來到現場,心理師卻未必能提供和以往同樣品質的諮商。場地限制是一大難題,議場內外對諮商而言皆為不適的環境,心理師初步諮商完,若認為還有進一步需求,會再轉介至進階的個人諮商。
細究何以形成不適的環境,媒體須負起責任,畢竟鎂光燈底下一舉一動都可能遭放大。該心理師表示,不少人表面上輕鬆平常,內心其實很緊繃。然而服務站對此情況無能為力。即使不提媒體,現場仍屬開放式空間,與諮商倫理重視的個人隱私、保密原則不符。針對這點,服務站與臺北市社工師公會、全聯會、臺北市心理師公會商討配套措施,將後續服務的地點移至這些單位的隱蔽場所。
另外,如何有效幫助需要之人也是一項難題。尤其政院衝突當事人散落各處,有些可能透過介紹,前來詢問負面的身心反應可以請求哪些協助;服務站成員也會在工作時段內主動尋找有無需要服務的人,同時注意造成傷害或發生特殊狀況的可能性。這些不同於以往的行為,亦顯示現場的諮商是回應運動態勢而生。
運動中的「醫療中立」
二十幾天以來,志工團堅持「醫療中立,人道救援」原則,不偏頗地為學生、民眾和警察三方提供救助。志工並被勸導「避免以醫療身分作政治表態」,在參與演說或抗爭時脫下白袍,以避免對不同立場的人群施行醫療時,陷入尷尬甚至紛爭。這也是志工團在最後,出現「圍成一圈,脫下白袍,卸下中立,唱著屬於我們自己的島嶼天光……[3]」一景的緣由。
這樣的「中立」,施行到極端時,卻可能自相矛盾──原意是要保障眾人的醫療權,卻反過來限制醫療所能伸及的觸角。例如前文所提及的,在攻佔政院之夜,施行緊急醫療的人員,遭總部指責其造成醫療站運作失序,且違反醫療團的「中立」形象。受訪者認為,雖然緊急醫療風險較高,但若醫療拒絕陪同人民站在第一線,只是在站裡等病人被送來,那麼大可直接送病人到醫院,醫療站的設置也失去意義。
此外,參與這場運動的醫療工作,本身已經是種立場的表達,「參與」和「立場」很難以醫療之名便割離開來,志工團負責人也承認過這點。受訪的醫療志工認為,「醫療中立」的意涵,不是限制醫護人員表露立場,而是限制政府在動亂中不得出現任何阻礙醫療的行為。行政院那晚,警方以「上銬」威脅醫護人員停止救助,離開現場,才是「醫療中立」所要譴責的對象。
在國際公民和政治權利盟約(ICCPR),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ICESCR)與國際反酷刑公約(CAT)等具約束力的的國際人權文書中,均已明列「醫療中立」(Medical neutrality)的相關規範。[4]醫師促進人權協會(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PHR),自成立的二十年來,亦致力於捍衛世界各地的醫療中立,不在武裝衝突中受到侵犯。PHR對醫療中立的定義如下:
(一)保護醫療人員、病患、機構及資源的輸送不受攻擊或阻礙(The protection of medical personnel, patients, facilities, and transport from attack or interference);
(二)照護及治療的取得管道不得受限制(Unhindered access to medical care and treatment);
(三)全體公民皆得以享有人道醫療;(The humane treatment of all civilians);
(四)對傷病者的醫療不得含有歧視。(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the sick and injured)。
或許可以說,志工團的解讀,眼光指向醫者自身,強調醫護人員的責任與自保;另一種解讀則將眼光指向政府,強調若政府阻礙救護行動,則必須受到懲處。兩種主張其實皆屬「醫療中立」的最初意涵,只是解讀的重心不同而已。
蘇清泉醫師「不知道社會學在幹什麼」的一席話,引起醫界激憤,也使醫療者的人文社會素養再次成為話題──醫療人員不只是醫療行為的生產零件,而是具人文意識,為病人與社會爭取福祉的主體。在人民撤出立院後,許多醫護從業人員與學生,發起人民議場和相關活動,力圖阻止醫療因服貿而進一步商品化,造成醫療公共與福利性的崩壞。若旨在保障人們的醫療權利及福祉,運動中的「醫療中立」,或許存在更寬廣的實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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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同意參考黃峻偉醫師的部落格
[2]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3]引自「太陽花醫療志工團」粉絲專頁。
[4]參考陳順勝醫師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