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風
蘇迪勒颱風的慘重災情迫使研究生們凝聚起來解決困境，於此同時也凸顯了研究生自治的重要性與一直以來的難題。在釐清生科館的管理問題後，我們接下來將要探討這次事件給予學生自治的啟示，以及這個新組織面臨的考驗。
「沒有人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
資訊傳達的問題在風災後逐漸浮出檯面：生科館內沒有統一的訊息管道。本應發揮統整資訊功能的院級學生會在2010年後便停止運作了，僅剩下生科系系學會與生演所[1]所學會。然而颱風時值暑假，大學生多半不在生科館活動，且生演所多進行野外實驗，受風災影響小，因此兩者並未適當發揮資訊統整的功能，導致外界如學生會福利部與研協福利部想要提供協助時，只能透過臉書、批踢踢得到模糊的二手資料，無法確實了解災情。學生會福利部部長姜柏任說他們一開始只能旁敲側擊，從各處室了解生科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研協福利部部長蔡博藝說，她與生科院接觸時發現他們得到的大部份消息都是從所上一層層傳遞下來的。「那時間其實是有時差的，而且信息是會有錯誤的。」另外，風災當天館方臨時要求研究生離開館內，但光是離開生科館的時間點就在口耳相傳下變出好幾個版本，整個棟生科館裡的人都搞不清楚那幾天要幹嘛。訪談中，生科館內的研究生指出：「當時好像有煙霧、好像有爆炸聲、好像發生火災、好像有駐警隊用斧頭破門，這一堆『好像』，就是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沒有人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資訊的傳遞中，館方固然扮演了提供正確訊息的重要角色，然而也需要學生組織在中間協助傳遞訊息，以及統整學生疑問與館方溝通，特別是在生科院這種實驗室各自獨立的環境中，將訊息傳達到各個實驗室又顯得格外重要。在與生科院研究生小組訪談的過程中，我們得知生科館是一個類似於邦聯的社會：研究生們處在自己的實驗室中，各實驗室互不干涉，甚至可能兩間相鄰實驗室的研究生都互不相認識。「所」的層級在生科館內似乎沒有特別大的意義。這樣以實驗室為中心，缺乏所內或是院內的認同感，與生科館亦或是整個臺大中研究生對自治組織參與度低落有很大的關聯。
研究生自治的能與不能
姜柏任提到，研究生在臺大中佔據近乎一半的人口，但對學生事務的參與度非常低。回到生科院本身，研究生在學生自治的參與上其實有一些先天限制：研究生平均停留時間約為兩年，而大部份學生進入研究所後就埋首於實驗室以求早日畢業。同時，在生科、理學或是工學等院所中，研究生生能否順利畢業取決於實驗室教授，因此研究生們必須與教授維持良好的關係學生，而對於學生自治或是學生事務參與大多抱持著比較保守的態度。此外，因為小組最初並不是被官方承認的組織，如何在同學間取得認同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們既要謹慎處理來自學生的意見與壓力，也要與教授維繫良好的關係，小組在發展的過程中小心翼翼地注意院內各種聲音，但這也拖慢小組處理事件的進度。從旁協助的研協以及學生會福利部都曾向小組提到處理事件的進程可以更快一些，但小組還是有相當大的顧慮。這樣的顧慮，正是校園內大部份理工相關院所的研究生在學生自治的參與上最現實的考量。
組織上的困難也不止來自內部，礙於《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自治組織及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的第四條規定：「一、學生自治組織以全校及各院 （系、所 ）同學 為組織單位：對內代表學生辦理⋯⋯」研究生小組最初想要成立以生科館為單位的自治組織，然而這樣介於院與所之間的組織並不符合現行法規對組織單位的定義，小組必須轉而加入生科館外的兩個研究所以成立生科院的「院學生會」。對此，學生會福利部表示在本學期的社輔會（十一月二十號）將盡力爭取鬆綁法規。福利部指出，這樣嚴格規定自治組織必須對應一個特定的行政單位，理由在於自治組織借用學校場地等權利必須由對應的行政單位來簽章監督，但以場地借用為由限制自治組織成立顯然十分荒謬。福利部也認為生科館研究生小組其實不必取得官方授予的章，只要能獲得生科館館方的認可和館內學生的認同，便能取得組織的正當性。學生會也表達非常樂意協助這個組織，願意透過協辦活動等方式來幫助組織在學生間獲得認同。
生科院學生的下一步
姜柏任認為，管委會的實權不足與內部缺乏學生自治的力量也有密切的關係。目前管委會內雖有各所學生代表，但據了解在風災前學生參與度不高。因本次風災而成立的生科院研究生小組，其中努力的目標之一即是希望能代表出席管委會會議。管委會日前表示在生科院自治條例修法前只能邀請小組列席管委會會議。若是未來學生可以在管委會中獲得實質的影響力，有效地參與並且協助生科館的管理事務，那麼管委會無論是在學生或是在館方中都將獲得更多認同，也有機會向院方爭取更多權利。如此看來，在災害自救的背景下成立的生科院研究生小組，無論未來走向什麼組織單位下的自治組織，如何提升學生自治的參與度、克服研究生自治組織的限制、以及增強在學生間的認同度都是長期發展下的考驗。
在筆者撰文當下，蘇迪勒颱風已經離去接近三個月了，然而生科院的研究生們的考驗才剛剛開始。蘇迪勒颱風讓外界看到了生科館內的各種管理問題與缺乏研究生自治的危險，同時卻也是研究生權利意識復甦的契機。或許我們無法找出潛藏於建築本身或是管理上的所有問題，但當學生參與的力量夠大時，許多問題都可以及時地發現或解決。希望在蘇迪勒颱風之後，學生們不必再因學生自治的不全而付出如此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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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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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科館教室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