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研嘉
本週的受訪者，是目前在中研院數學所工作的孫嘉梁學長，台大資工、數學雙學位畢業。
肢體障礙造成的生理限制，使得他在基本生理需求的處理上花了很多時間，再加上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工作，根本沒空出門，所以，平常就是利用吃飯時間聽廣播、看電視作為消遣。孫嘉梁說，高中時沒有代步車，除了到學校就是回家，大學雖然使用代步車，但直至大三下學期才開始嘗試自己上下學，加上自己在課業上花了許多時間，社團場地（第一學生活動中心，現校內學生簡稱「活大」）又無電梯，因此大學沒有參加社團。直到工作後，因為想讓障礙議題被學生看見的緣故，才開始加入濁水溪社、大學新聞社等關心社會議題的異議性社團[註一]。
接下來，讓我們聽他娓娓道來他與一例一休議題的淵源與看法吧。
2016年12月3日，受訪者參與身障者們在衛福部前的抗議行動並發言。（攝影／游鯉綺）
問：您是如何接觸到「砍七天假」議題？為什麼會想關注和聲援此議題？以您作為障礙者和勞工的雙重身分，覺得這件事和您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我第一次認識「工時」的議題，是在大新社2016春季的第一次社課上，孫窮理說，這會是蔡英文上任後的一個重要工運戰場，當時其實只是聽聽而已。之後，有時在新聞媒體上會看到「一例一休v.s.二例」的爭議、廢除舊函釋以強制執行「七休一」相關政策的『朝令夕改』，逐漸對於勞基法以及這次通過的修正案有一些了解。
「七休一」的規定，其實我並不陌生：記得今年（2016）五月的某個週日，家人有事，一大早就必須外出，而我每週日早上自聘的協助者也正好有事需要請假，我也無法調度其他的人來協助我。於是，前一天，我詢問服務我的居服員[註二]，隔日是否可以來支援，她說時間上可以，但要先回報服務單位，結果單位說不行，因為該服務員週一至週六都有提供服務，導致我無法使用剩餘的居服補助時數，而必須另想辦法。這件事帶給我很大的憤怒：我知道某些行業實施「變形工時」，使勞工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連續工作十二天而不休息，對比於我當日的情況，我發現在真正需要彈性，且不存在壓迫的情境之下（因為目前居服員人數短缺，再者，居服員某種程度上有選擇不接案的自由），勞基法反而損害我的利益。當然，我知道從制度上，這件事不能歸咎於「七休一」，是居服員人數短缺的困境下，排班制度不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瑕疵。
讓我高度關注勞基法修正的導火線，是10月5日的「一分瑩」事件，因為我認爲，這本質上跟「半分忠」一模一樣[註三]而2014的太陽花學運，我多次到場聲援，而且我也同意該學運所激發的社會能量，讓民進黨在2016大贏。我震驚到在當晚濁社社課問同學：「這樣硬幹，蔡英文瘋了嗎？」而經過社會上兩三週的討論，揭穿各種假利多的話術，以及行動和示威遊行之後，10月26日，民進黨居然沒有絲毫懺悔與退讓，堅決不讓草案退回委員會實質審查，這時我認定整個黨簡直是無恥至極！
「砍七天假」這樣的作為，明顯傷害打工族權益，而且確實違背了蔡英文的選前承諾，民進黨卻始終沒有對此做出回應，反而一再以『全國假日統一』的荒謬說法來敷衍國人，這些事情都讓我徹底對於體制內的倡議感到絕望，特別是對於那些高度涉及資源重分配的改革倡議，然而，唯有這些改革才能徹底改變重障者的處境。
『自立生活』的概念，正式進入台灣社會已將近10年，被寫入「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也已將近5年，而以此概念為基礎的「聯合國障礙者權利公約」也在兩年多前成為國內施行法，要徹底保障這些權利，不可避免地需要涉及高度資源重分配。看到民進黨為了不增加企業主的負擔，鐵了心地違背自己的承諾去剝奪弱勢勞工的權益，我哪還能期待，透過體制內倡議會改變重障者的處境呢？
長久以來，由於政府的卸責，沒有負起支持重度失能者基本生理需求的責任，迫使這些人（或是他們的家庭）自費僱用外籍看護；在這種情況下，重度失能者的生存、家人的生活品質、以及外籍看護的勞權，彷彿被置放在一個由政府打造的、弱弱相殘的三方天秤上；對於外籍看護的勞權倡議，障礙團體與老人團體本著維護成員權益的出發點，必然跳出來踩煞車，要求政府必須先補足公共照顧的能量，再來談外籍看護的勞權問題。然而，障礙團體與老人團體，又投入了多少精力、採取了哪些手段，來逼迫政府承擔照顧失能者的責任呢？作為一個重度障礙者，五年來[註四]，我看不到任何一項政策，試圖填補我所欠缺的基本生活支持。甚至，時至今日，當一個失能者迫於現實必須自費僱用外籍看護之後，國家政策便無條件剝奪了這位失能者接受公共照顧資源的權利[註五]。最近，我還耳聞某些居家服務承辦單位因為「一例一休」上路，以「週休二日」為由，週六打算不再提供服務；這不但擴大了公共照顧的缺口，也剝奪了薪資普遍偏低的居服員賺取加班費的機會。在缺乏配套措施，或是根本不願投入更多資源的情況下，政府貿然讓『一例一休』上路，造成「服務需求者」與「服務提供者」雙輸的局面！由此可見，居服員也是「砍七天假」的受害者。
從事研究工作的我，勞動條件表面上算是非常優渥，但我的學術能力達不到目前中研院新聘編制內研究人員的標準（這並不能完全歸因於我的障礙），在尚未發展出讓我方便授課的模式前，我的研究生涯其實也沒有非常明確的保障。這個現象，本質上也與國家資源分配的原則 ——只願意明確保障「卓越研究人才」的生存條件——有關。
資本主義體制中，生產是歸資本家所有。這些生產所衍生的利潤主要被用來擴張資本，以提高產能、創造更大的利潤，其次才分配給勞工，使其能夠維持生存而繼續從事生產；而社會福利只是預防或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非以保障基本人權為目的。這個原則也反映在台灣許多政策思維上，例如，政府重視經濟成長率更甚於貧富不均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利用各種政策來降低過高的失業率，是為了避免社會不安而引起民怨，不是以「全民就業」為目標，所以，重障者直接被排除在「計算失業率的母數」之外；許多福利服務都是以「家庭」為單位，例如，居家服務的提供，旨在減輕家庭的照顧壓力，而不是以支持障礙者獨立生活為目標，把障礙者和家庭視為「永遠的連體嬰」。以至於當障礙者外出獨立生活之後，其申請經濟補貼的資格仍必須與原生家庭財產連動。而最近政府推出的長照政策，標榜「社區老化、預防失能」，但對於重度失能者與其家庭的處境彷彿置若罔聞，更顯示在選舉政治下，政府選擇社福政策時，圖謀的是政治利益的極大化，希望以最少的資源，讓最多人受惠，而非試圖解救弱勢者的困境。
我相信在我們的道德裡，依然潛藏著「多需者多得」的思想。因此，要解決上述分配邏輯的弊病，我的對策是，促進社會上各階層的相互了解，並在此基礎上，以「分配正義」的觀點來檢視國家對於各項資源的配置。具體來說，針對「每個人都應享有的基本生活條件」，我希望社會上能發動一個討論，取得對「基本生活條件」的共識，並根據這樣的共識，逼迫政府建立一套讓任何人都能免於生存恐懼的「社會安全制度」。我始終相信，這套制度對於大多數人民都是有利的，而它尚未出現的原因是，我們從教育階段開始就在競爭遊戲裡被分化了。
問： 在此議題上，我們可以蠻明顯的看到，跳出來抗爭（會關注）的大多是低階勞工，以您的角度，會認為該如何提升中高階勞工的勞動意識，讓更多人能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對應到障礙運動的局限性[註六]，您認為該如何解決？
我認為運動團體應該更積極地相互合作，在自己的抗爭過程中，利用機會讓各階層的勞工相互理解彼此的處境，能夠看清大家所面對的生存條件剝奪（從低薪、長工時、高物價到高房價），都肇因於在現今政治體制下，國家資源分配所考量的都是政治人物或政黨的利益，而非以「正義」或「人權」為原則。這個體制標榜自由競爭，但卻未必能保障該競爭在實質平等的基礎上進行。長期處在這種競爭氛圍下，人們為了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而付出努力，卻逐漸合理化自身所受的壓迫，認為生存條件應由自己「靠實力」去爭取，與「正義」或「人權」等普世價值無關；我認為這樣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壓迫。透過理解他人處境，一個人會逐漸明白，自己的處境很大一部分其實是環境所決定的；當一個人的處境被群體了解，他與這個群體的關係才會更緊密，一場抗爭的能量強度與持久度，是由抗爭群體的規模與成員間關係的緊密度所決定的；如何同時提高這兩者，是組織運動的一大難題。
在障礙運動裡，這個難題更為艱鉅，主因是成員間在障礙情況、社經條件、與原生家庭的連結程度上差異更大，對於生存支持系統的倚賴更大，意即，個人會更專注於思考運動成果與自身利益間的關係，因此，必須依靠更細緻並更具包容力的組織工作，才能成就一場高強度與高續航力的權益抗爭。
問：就整體施政而言，您對目前的蔡政府有何看法？
我認為它背叛了從2013年開始累積的、促成民進黨在八年內就由谷底爬起而完全執政的公民社會能量。這不是蔡英文所說的「改革陣痛期」，而是完全背離在野時所倡揚的價值。對於在「堅持台灣主體性」方面的做法，我尚可接受它顧慮國際情勢的考量；但對於其他政治、經濟層面的作為，我只能說「換了位置就換了『說詞』」，其實它的『腦袋』與國民黨並無不同。
2016年10月21日，民報人物專訪側拍。（攝影／孫瑞君 [註七]）
後記
身障倡權與勞工運動之間存在著同質性，因其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受壓迫（或說容易被忽略）的族群，在運動的推展上，亦皆會面臨侷限性的挑戰，該如何引起大眾的關注，並使他們能夠有持續的熱忱和動力來關注議題的進程，在需要的時候給予支持、擴大聲量，造成執政黨不可逃避的壓力，以及團結組織內部人員，凝聚向心力，減少流動率，同時擴大參與，是兩類運動的組織工作者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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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節錄並改寫自民報，【他的故事】腦麻博士孫嘉梁:台灣對重度失能者照護是不夠的（https://goo.gl/agmSeg）
[註二] 居家服務員（居服員），簡單來說就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長期照顧人員，到有需求的人家中提供服務。至於服務費用，目前是以稅收支應，具備申請資格者，依失能程度可分別核定每月約 25 至 90 小時的居家服務，政府最高可補助每 2 小時 200 元（一般戶需自付30%服務費），可以應用在長者照顧和協助身障者完成自立生活目標（節錄並改寫自NPOst公益交流站，居服員是什麼？弘道讓年輕人也加入照顧的行列：https://goo.gl/1Ifzvg）
[註三] 蘋果日報：遭諷「1分瑩」陳瑩：是16分鐘（https://goo.gl/QERNNa）
[註四] 孫嘉梁在2011年30歲時，發表了一篇「生日宣言」，宣誓自己要三十而立，開始獨立、自主的生活（https://goo.gl/jL5tu2 ）
[註五] 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福利組在「失能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照顧服務計畫」第四項「服務對象及資格限制」中寫明：「『未』接受機構安置、『未』聘僱看護（傭）、『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日間照顧費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者」才能申請居家服務（來源：https://goo.gl/ssVGlh）
[註六] 障礙運動的侷限性，意指關注此議題的人少，站出來抗爭的人亦多是同一群人，訴求的聲量無法被放大，與工運面臨的困境有異曲同工之處，且容易引起共鳴的議題（e.g.婚姻平權）利於推進，相對而言，比較困難的議題可能就要花好幾十年在原地踏步。
[註七] 本文內附圖皆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