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第三活動中心？──從校規小組談起

◎林柏亨（電機四）

　　前篇文章報導了關於化學系館的興建規劃及資金募集的過程，而校園規劃這樣與學生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在行政層級間又是如何被決定的呢？翻閱今年剛由校園規劃小組發行的2009年校園規劃書，並對照上一次在2001年發行的版本，經過八年的時空變換，當年規劃書上的計劃與今日校園的景觀又有何實質差異呢？

消失的長興街活動中心？

　　首先，2001年的版本中提到了許多校內新建建築規劃案，包括新的行政大樓、為增加學生用餐空間在鹿鳴堂興建中央餐廳，及在今日長興街BOT宿舍的地點興建活動中心等，其中又以長興街活動中心的規劃案最引人注意。雖然二活啟用至今僅十一年，但社團及學生活動空間早已嚴重不足，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年曾在校園規劃書出現的長興街活動中心為何又胎死腹中？

　　校規小組似乎是解答疑惑的第一人選。目前任職於總務處但曾有校規小組工作經驗的蔡淑婷小姐提到，長興活動中心未興建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當時二活才啟用不久，二則是由於近年來學生人數快速成長，學生對宿舍的需求大於活動中心的需求，因此校方決定在長興街與基隆路的交口用BOT方式興建目前的長興BOT。活大主任李毓璱小姐則在翻閱了一些歷史紀錄及詢問相關人員之後表示：「當年活動中心的規劃，比較類似今天在長興街口像餐廳及7-11等學生生活需求相關的設施，而非如活大及二活等可以讓社團使用的學生空間。」

　　由此發現，「長興街活動中心」要不是是以一般商店的方式提供學生消費空間，就是基於學校優先順序的考量而被排除了。那麼究竟在當初的規劃中，校規小組扮演的是什麼角色？而這份規劃書又有什麼樣的效力呢？

過於零碎分散的組織運作

　　以活動中心為例，校規小組主要是匯集各系所及行政單位的需求，並由其內部委員（由台大一些相關科系專業的教授組成）召開校園規劃委員會，統整這些需求並提供專業意見而編輯成此規劃書。另外，最重要的一點是校規小組本身並沒有行政權力，其最重要的職務是提供以校長為首的校發會專業的建議及諮詢，而校園規劃書本身最終也只是提供各界討論的一個基礎，並非學校對未來校園全盤發展的規劃定案。

　　另外，校園規劃裡另一個相當重要的要素，也就是經費，亦不屬校規小組的管轄範圍。以近年台大盛行的捐贈大樓案為例，對口單位是直屬於財務副校長的財務處，而系所常必須自行募款。這種表面上看似專業分工的配合卻也造就了不少問題，由於財務是許多系所或單位建新建物所面對的最大難題，像上篇文章所提到新化學館的例子，當初化學新館能在眾多建案中脫穎而出，一大原因也是已先自籌了五千萬的經費，才獲得了教育部補助的兩億元而得以興建。這種以財務為出發點所做的校園規劃案，雖是迫於現實的一種權宜之計，但也容易造成大者恆大的局面，可以自行籌措經費的系所不僅在校外的經費來源較多，連在公務經費的補助上也取得有利的位置。相對之下，擁有專業背景的校規小組在這樣的規劃案中，只能被動的審核系所的提案及參與系所規劃時的討論，而無法對整個校園空間使用不均提出主動的改善方案。

　　除了上述提到的單位以外，總務處還有另一單位叫做空間分配小組，雖然名稱上像是負責對校園空間做出中長程的整體規劃，但實際上這個單位只會在學校出現空的校舍之時，參考當時各系所空間使用情形做出適當的分配提案，並交由校發會做決議。整體來說，有關校園規劃的單位雖多，但卻沒有一個對未來校園完整的想像，組織結構的繁雜，更是造成了專業、財務及行政三者分屬不同單位的狀況。

學生人數知道少？缺乏對話的不協調關係

　　有關校園規劃的問題還不僅止於此，以今年完成的校本部東北區的規劃案為例，此一規劃案是校規小組與校外的建築師事務所共同合作完成的，規劃案中包括了若干拆除計劃，並將拆除後的空間規劃成綠地、生活餐飲設施、體育用地等，但其中預定被拆除的農機二號館在規劃之時並未知會所屬的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也造成了生機系對農機二館拆除案不小的反彈，此例也說明了學校行政單位在進行校園規劃時與系所的溝通仍有待加強。

　　另外，隨著近年來台大招收人數年年增加，與生活相關的基礎設施如餐廳、腳踏車位及宿舍等都沒有跟著等比例增加。而負責招收新生的註冊組也與整個校園規劃沒有連結，換句話說，學校目前的狀況等於是個多頭馬車，註冊組一方面增加新生人數，另一方面校園規劃的各組織卻無法同步跟上學生人數的成長，進而提供足夠維持同等生活機能的設施。在宿舍方面， 2001年的計劃書中提到，當時的全校學生人數約為22000人，床位數為9835，但在2009年的報告書中，學生人數已成長至32000人，床位卻只成長至12348床，其中還有3507床是由長興及水源BOT所吸收，姑且不去細究住宿生人數或候補床位等問題，落差是十分明顯的。在學校拆除老舊宿舍以新的BOT宿舍來取代的政策下，在法律系及數年後政治、經濟系學生陸續遷回總區以後，校總區的平價宿舍將更一位難求，這樣的情況已逐步反映在這幾年大一新生上──越來越多人在剛入學就抽到社科院的宿舍，每天需花大量的時間通勤於宿舍及校總區之間，對參與夜間校園活動增添了許多不便。

　　而餐廳的部分則可由下圖看出，2001年計劃書中預定增加餐廳中僅尊賢館、新體育館及管院教學館的規劃在2009年的今天有實現，且前兩者的價位都偏高並非學生常消費的店，導致每到中午用餐時間如活大、小福等餐廳聚集地，都出現了交通阻塞且人潮擁擠的情形。　　

有了校園規劃書，下一步是……？　

　　回到最初的「長興街活動中心」，回歸一剛開始問題的癥結點──學生活動空間不足的呼喊被寫進記錄，但問題真正解決了嗎？正如０９年校園規劃書所昭示的，問題依舊懸宕，而我們依舊不見實質有效的解答。校園空間規劃是項與學生切身相關的議題，我們推擠入教室且有時必須站著上課，下課轉身與腳踏車貼近擦撞，系所使用空間的不足或是公共生活機能的下降近年來日益嚴重，但校方卻在增收新生的同時，仍對校內空間缺乏整體性的長遠規劃，在各專業及行政持續分立的情形下，問題棘手因為影響層面又深又廣，是否我們需要一個統整學校整體規劃的權責單位？空間規劃又該如何與學習、生活互動？而身為學生的我們，到底又能從何處著手，學習參與改變？

回應與挑戰──專訪校園規劃工作坊負責人

◎許月苓（社會二）

　　對於這所校園而言，學生們來來去去，從入學、移動遊走到畢業，究竟是這空間裡主導的主體抑或只是短暫的過客？幾年的停留，又能對學校留下什麼樣的回饋或刻印？對於校園規劃的計畫推行，學生又能參與幾分？而我們對於「台灣大學」是否有所謂認同感的存在——若有，那核心的精神連結會是什麼？若無，又是什麼原因導致我們對這每天呼吸學習、浸浴其中的場域毫無深刻休戚與共的感覺？

　　是新的嘗試，也是另一場吃力不討好的持久戰——學生會學術部底下新成立的「校園規劃工作坊」，（簡稱校空）也許會是學生們的答案。

校空的源起與組織

　　「一開始是學生會會長傅偉哲來跟我們談這個東西的。」校空總召集人，原本在學生會福利部底下工作的工管二吳秉軒搔著頭講。「但與其說是政見兌現，比較具體的構想應該是發自於上學期『百大維新』的活動。」因為不想讓對校園議題的關注，在失去活動噱頭的光芒後就嘎然而止，在百大維新中負責「校園安全」評鑑的吳秉軒表示，該做的事就應該持續實踐下去，加上本身對於「人文大樓興建」一案的關心，「校園規劃工作坊」也許會是個新契機，一個學生能對校園空間規劃與體檢進行參與的著力點，而這就是每個禮拜會在各大板與班板更新進度文的「校空」雛型。

　　而校空共分成三個小組運作，包含議題規劃組、活動組與論述組。其中規劃組針對六個主要校園議題進行研究並尋求解決實際問題，活動組主要負責籌劃活動與宣傳，而論述組則戮力於探尋台大空間與歷史的可能，並協助規劃組輔以論述的工作。這六個主要領域（包含系所空間分配、體育場地等）是在吳秉軒讀完2009年校園規劃書後，針對需要加強與被忽略的地方所提出的。

校空的目標與進行方式

　　「我們主要希望一年下來，能夠提出一份屬於學生的校園規畫書。然後透過跟學生會本身以及學代會的密切合作，在校發會或校務會議上提案，請學校真正將學生的意見 納入考量。」吳秉軒微笑說道，「不過這會是一條艱辛的路，所以才會有中短程目標的存在，這也絕非三年五載就能輕易達到的。校園規畫是件須要從長計議的事 情，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我們期許扮演一個補足與合作的角色，而非站在制衡學校單位的戰略位置。」 這有點像是穿針引線的工作，校空期許自己能在作功課與廣蒐學生的意見後，融和教授們的想法，將一切串起來之後呈給學校，跟他們說「這是學生與教授經過激盪後的意見，請列入優先考量。」

　　那麼，實際的小組會是以什麼方式運作呢?以系所空間分配為例，學校裡一些大班課普遍有著教室空間不足的問題，但弔詭的是，在有些課人滿為患的同時， 幾步之遙其它系所的一些大教室卻是處於閒置狀態的。「有一個小組會負責調查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吳秉軒解釋，「然後我們會藉由訪問教授，與發問卷詢問學生 的看法，同時調查沒課的空堂教室，想出一個較好的解決之道。我們清楚知道問題本身也許並不棘手，麻煩的是背後所蘊藏的問題──包括像各系所本位主義的羈 絆、或是對學校主要任務各異的想像。」校空招集人笑著介紹另一個人出場，「越將問題深掘，我們越常發現問題直指向更深層次的討論，而這就是論述組的工作 了。」吳秉軒指著身旁論述組負責人，歷史二張惟翔，「嘿！換你回答。」

論述組上場

　　著重在對「校園空間」的規畫詮釋上，論述組更希望藉由讀書會或是其他宣傳方式，讓更多台大人了解台大的故事。除了對校園規畫的現況提出改進的看法，校園空間工作坊想作的不只這些，於是論述組就這麼樣的成型了。「究竟是否有所謂台大精神的存在？如果有，那又會是什麼模樣？」張惟翔認真的說道，「我們每天來回於學校規畫的交通路線，在各個建築中出入。我們都同意要先了解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是誰，才能再展望未來。」停頓了一下，「但日據時代的台大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直接連結嗎？傅斯年校長除了留下傅鍾、傅園與八字箴言外，對我們的影響又有多大？」質疑的同時，張惟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時代如何演變，唯一不變的是，雖然偶有消長，我們都同在一個範圍裡生活著。透過對校園地景的詮釋與理解，拉起一條與台大過往連結的緊密的線。當我們了解到自己每天上下課的空間，曾經是美軍單位駐紮的地方（現管院附近），是歷史政策下的產物，在經過討論與思考後，也許我們能更清楚自己的使命，在這社會中的位置，以及以後該何去何從。」

面臨的挑戰

　　那麼現在的「校園空間工作坊」到底進展如何呢？首先，參與的人數是一個問題。吳秉軒抓著頭說道：「希望有更多人能加入我們的行列。其實加入校空並不等於加入學生會，現在還有一些議題小組是極度缺人的，活動組也尚未成氣候，論述組更是個極需腦力的地方。我們歡迎任何有興趣的人，一起來塑造校空的模樣。」除了在每週進度的文章上推文外，也需要更多人在他們的討論板上PPT2:campus-plan上發表意見，讓更多意見能夠傳達。

　　而在萬事起頭難的狀況下，有許多工作還沒真正上手：像是與學校校規小組與行政單位之間的互動，像是對推動活動進行的想像也未臻成熟。訪問過程中，吳秉軒與張惟翔一直強調著階段性中短程目標達成的重要，唯有先奠下基礎與做出實質成果，才能往長期耕耘的方向去動作。也許不能保證提案都能被學校接受，但透過有計畫的向校方表達另一種較好的可能，全面性補上學生的看法以防範科層與缺乏溝通的死角，這些工作都是必須一步步被落實的。

　　至此，訪談接近尾聲。但這只是個溝通與努力的開始，絕非結束。而我們樂見在不久的將來，兩位負責人的身邊多了更多人影的陪伴，而鼎沸的討論激辯縈繞不絕，透過這樣的激盪，也許我們能預見一個更具有台大意識的校園，透過任何一小步的慢慢推進，才能長遠的走下去。

當我們談學者——專訪陳明通、陶儀芬、黃光國老師

◎李芃萱（政治二）陳聖為（社會三）李若雯（政治一）葉冠均（政治一）


前言

　　今年九月，劉內閣總辭，原任職於研考會主委的前政治系教授江宜樺沒有隨著劉內閣離去，卻踏入了有天下第一部之稱的內政部。「在內政部的政治叢林領域，要面 對虎狼群集的各方勢力，稍有不慎，就會被咬得遍體鱗傷。」(黃維助，2009/9/10)「江宜樺學者出身，從沒上過戰場，新手怎麼開大車，外界看法都很 不樂觀！」(黃惠清2009/9/16)類似的報導層出不窮，媒體有些看衰，有些保守，反映著部分社會對學者從校園進入官場的疑慮。九月底，熱比婭遭禁止 來台，內政部長江宜樺表示，這樣的決策是因為熱比婭與恐怖組織有關，可能會危害台灣的國家利益與公共安全，此言一出，引起一片嘩然。輿論焦點除了在熱比婭 事件本身外，也延燒到了江宜樺的學者身分。『自由主義者江老師』不斷被提起，過去他在的政治研究所的學生撰文說，「江老師不見了。」輿論觀點反映著學者身 份所連帶的社會期待，暗示著為官的學者所言所行必須與他的學術理念吻合，而這樣的要求看起來甚至該是種道德情操。為什麼當官前的學者身分，會是引起討論的 焦點呢？學者當官與一般經由國家考試制度進入政府的官，又有什麼樣的差別呢？意識報訪問了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老師、現任的國策顧問黃光國老師，以及現任台大政治系教授陶儀芳老師，希望他們能談談對學者當官的認識與期許。

國發所陳明通老師（前任陸委會主委）

　　「學者當的是政務官，也就是政治任命的官，隨政權轉移而上下台。而一般由國家考試產生的稱作文官，則是終身保障職位的。」老師開宗明義的說。這是他們產生 方式上的不同，那職務上呢？「政務官是將選舉的時候，提出的願景去做執行。他規劃大範圍的政策，但實際上其他更細部份的設計或修改則是常任文官負責，他們 具有專業，政務官要政策怎麼做，常任文官就替他做配套。舉例來說，我把想要推行小三通的想法帶進陸委會，因為我對兩岸研究的很深入，所以能適時提出這樣的 願景，但文官的視野就會比較有侷限。不過相反的，我不知道那些航班和交通該怎麼安排，這些就需要專業文官幫我處理。」常見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政務官與事 務官有這樣職務分工上的不同，那抱著理想進入官場的政務官，會不會面臨到實踐(應用)上的阻礙呢？「我是政治系本科出生，過去研究就知道相關東西，所以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反而能看得更清楚，工作得更得心應手。但反過來說，若一名學者的專業知識或主張，沒有受到相當的尊重誰願意去呢？這其實會漸漸變成國家的 損失。」言下之意，老師表示理論與應用間的差距是學者為官能嘗試克服的，但更難克服的卻是在遠願的描繪上難以受到富學養性的對待。

　　談到政治領域的學養性對待，若包含執政者在內的朝野皆不願尊重學者的專業，學者該如何自處呢？「學術上的訓練讓信念比較堅定，也比較懂得堅持。政治本來就是一門藝術，有專業知識後，你要怎麼守住自己的立場，不是那麼容易，所以現在很多學者越來越不願意去當政務官。」老師接著說，「我在工作上最大的壓力不是民意代表，也不是上司的信任，文官官僚體系也能相互尊重。我最大的壓力是我回學校後如何面對學生，這就是像江宜樺教授現在面對的問題。除非再也不教書，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會把這個當做一個很大的壓力。所以如果沒辦法按照本來的理念行事，最好就掛官求去。這比較像是一個個人抉擇的問題，雖然很難，但是自己真的要去選擇，不能過去講了一套現在又是另一套。這樣到時候回來校園，會變成很壞的示範，就變成換位子換了腦袋。」老師的自我要求似乎再次顯示了社會對學者為官的期許──信仰專業，擇善固執。


政治學系陶儀芬老師

　　 對於學者擔任公職，陶儀芬老師認為，若是以政體的角度而論，在內閣制國家（例如英國），由於閣員必須由國會議員出任，因此這樣的機會較小；然而在總統制國家（例如美國），學者當官的狀況就還蠻普通的。例如著名的經濟學者、同時也是哈佛大學前任校長的Larry Summers，就曾經在柯林頓執政時期當過財政部長。

　　如果深入探討學者當官的原因，大家最常想到的可能是學者的專業能力；不過老師覺得，學者是的確比較可能基於其專業而獲重任，然而不管什麼樣的人來當政務官，對他所執掌的領域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專業，並不是只有學者當官需要具備這樣的條件。

　　當學者進入政治領域，擔任政務官，他的身分會不會使社會給予他們不同於其他事務官以及選舉官僚的期待呢？老師基本上同意這樣的可能性。她認為，學者這個身分的確有其特殊性：為什麼社會要花錢來養一批沒有實質生產的學者呢？就是為了要讓這些學者可以創造一個學術研究和言論可以自由發展的環境。然而當學者離開學院、進入政治的場域之後，就可以視為一個身分上的轉換，必須成為政府團隊當中的一分子。就像企業家進入政府也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有點像是轉業。既然擔任政務官已經是一種身分上的轉換了，學者就沒有必要繼續維持反對者、持續針砭時政的角色。但是話說回來，身為一個政務官，在遇到政策上出現重大瑕疵，而他以自己的專業能力判斷會對國家利益產生危害時，就應該要據理力爭，不管他是不是一位學者。

　　最後，學者的身分在政治領域中的限制，老師認為，這是牽涉到了專業判斷和政治正確之間關係的問題。以前述的Larry Summers為例，他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時，就因為發表了關於男女生理上差異的言論，引發校園內的抗議，最後以下臺收場。那樣的言論做為個人立場或許還不至於遭到排斥，但是因為他身為校長的身分，所以這些言論不再只是經濟學者Summers說的，而是以哈佛校長的立場發言。大學校長可說是學術圈中地位極高的行政長官，和政務官性質相似，因此類比到政務官上，也可能有同樣的情況發生。


心理學系黃光國老師（前任政務委員）

　　談到學者當官的問題，黃光國老師認為，其實不論當官的是不是學者，身為政務官，就至少要具備某些條件_，也 就是韋伯所說的信念倫理（ethic of conviction）和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首先要能有對某個領域的專業背景，才會有信念，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如何做得最好，然後完全擔負起責任；這些都是能夠勝任 政務官職務的基本要求。黃光國老師認為，前經濟部長趙耀東在內閣中的表現，以及接掌中鋼後的作為都是堅守責任倫理的典範。

　　那麼，當以學者的身分進入政府部門，不具備政黨的因素，以超然政治的立場存在著，民眾會不會期待他成為典範呢？老師說，「不見得，是不是典範人物還有內在標準，而不是學者的身分歸屬。」但是學者所具備的精神，也就是知識上的完整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確比較可能達成這樣的目標。「意思是說，我在堅持我的知識的立場上，是絕對不放鬆的。」老師解釋道，「違背我知識良心的事我絕不做。」一個好的學者必然要做到這樣的程度，然而這也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

　　然而部分學者在進入政府之後，似乎也不太能發揮在學術領域中的專業。針對這點，黃光國老師認為，這還是學者本身的價值選擇；當他選擇接受這樣的職位，就表示他有信心能夠在這個領域發揮自己的學術專長。這樣的能力並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發揮出來的，因此，對於學者當官，應該要把眼光放遠，看他們更為長期的表現，而不是短期的作為。

黑夜後的黎明仍未來臨 ——再看台灣自由主義的困境

◎ 林竣達（讀者投書，台大政研所政論組）

　　在台大教授西方政治思想的江宜樺老師曾在2007年於【學術與政治的糾葛及分際】一文中，區分出了法政學者可盡社會責任的四種方式。江老師在文章中就已經 意識到「政治與學術之間必然存在的糾葛與分際」及「政治參與」的代價，諸如：「實踐性強，但付出的付價則是黨派屬性色彩的強化」、「同一個行政團隊的失職 無能，他也必須隱忍不發，或甚至大聲辯護」、「使人觸摸得到歷史之輪的轉軸，卻無法保持批判的自由心靈」。不到一年，江老師「意外地」做出了他的選擇及轉 折，他不是選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或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式的位置，而是走向了西塞羅、馬基維利或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江老師的選擇似乎困惑了許多政治系的學生，但當一個人能在生命抉擇點 上，充分意識到選擇的後果並願意承擔責任時，我們討論的重點或許可以不再是「江老師應不應該做出從政的選擇？」，而更應該以「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態 度，從歷史和現實中去檢視政治思想的作用及政治行動的後果，亦即：「政治思想是不是還能帶出行動，為當前台灣政治共同體做出一些進步的貢獻？」

　　江宜樺老師過去在學院中曾致力於自由民主思想的研究，他亦曾從歷史的視野考察了台灣本地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與困境。一方面，他肯定自由主義者「以身殉 道」，積極反抗威權體制的道德勇氣；另一方面，他也感嘆自由主義無力面對台灣民主化後，多元思潮所帶來的挑戰，甚至自由主義者對政府的態度「由監督批判轉 為同情理解」，這使得台灣自由主義的「道德形象急速破滅」並「淪為執政黨動員選民的工具」。在此歷史脈絡下，江宜樺老師從政的行動顯然具有了歷史性的指標 作用，他有機會以戰略制高點來深化自由主義的價值，但也必須同時迎接「多元價值」與「權力政治」的雙重挑戰。

　　在這次維吾爾人權運動領袖熱比婭．卡德爾（Rebiya Kadeer）來台被拒事件中，對照起不畏中國壓力而容許讓熱比婭入境的亞洲鄰國日本、紐西蘭及澳洲，台灣公民社會的實力顯然不足，也顯示了江宜樺部長無 法在體制內的權力政治中，獨立堅守自由主義的價值底線，甚至還啟用了有引發政府濫權風險的「恐怖分子」論述。再從過去一年中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來看，自陳 雲林來台事件引發國內的警察濫權；自由之家及無國界記者組織都宣佈台灣新聞自由度的倒退；行政中立法箝制知識分子發聲……台灣自由主義戰線恐怕不僅在戰術 上敗退，更出現戰略上的危機，自由主義過去奮力在台灣奠定的價值，從來不是那麼地堅固，仍有可能因為政府的擴權、制衡的弱化而產生動搖、倒退，自由主義在 台灣尚未真正馴服國家機器的黑暗面，自由主義本身的反抗性格似乎又被權力腐蝕、恐懼壟罩而更加消沉。江宜樺老師過去所提到的台灣自由主義困境，不但沒有解 除，反而更加艱難。

　　黑夜後的黎明仍未來臨， 但如果我們還記得韋伯所言：政治除了權力計算外，「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 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政治思想或許便是在提供我們從事政治行動的內在力量，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堅強地去面對政治中的悲劇，在價值衝突中 不因權力誘惑、生命風險或強權威脅，而拋棄個人的責任意識及自主判斷，不讓共同體迷失方向感及內部信任。借用漢娜‧鄂蘭的話來講，我們有權期待的是一種在 最黑暗時代中的啟明（illumination）。在黎明尚未到來，黑夜尚未過去的台灣共同體中，我們這些習慣了黑暗的眼睛，是否還能夠看見這種由思想和 生命結合所散發出的微弱光亮？亦或我們將持續停留在對黎明的等待與詢問之中，而失去了組織起來向前行動的力量？

醫院評鑑不宜頭痛醫腳

◎示正（讀者投書，醫學系學生）

　　最近和幾個見實習的學長姊聚餐，席間有人提到台大醫院上週舉行的評鑑。評鑑早就是司空見慣的事，離奇的是：「上級」交代，務必要留意評鑑委員問話的陣仗中 是否有外國人。為什麼呢？醫院正好同時遇到兩項評鑑，其一是來自美國、以病人安全為最高考量的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評鑑，另一則是旨在考核醫學教育成效的TMAC（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評鑑。若委員問同一個問題：「是否對病患作某措施？」，並未取得執照的醫學生被教導在異質的兩項評鑑中做出截然相反的回答。

　　誠然這可能純屬醫院管理階層的策略，也或許是一件無關患者痛癢的小事。在日理萬機的大型醫院裡，為期數天的評鑑是全民總動員的緊急狀態；把時間拉長一點來 看，常態運作的醫療場域，未必會出什麼要不得的差錯。只是，設想病人聽聞醫院名聲，遠道而來看診，卻得不到和評鑑相稱的服務，這與醫院轉售不實商品（評鑑 認證）給病人有何不同？但是在高度專業化的醫學知識和技術面前，患者比其他消費者更無從覺察自身權益的受損。

　　醫界對現行評鑑制度開始產生若干檢討，例如忽視本土醫療的需求、拘泥美國資本主義醫療體系的標準，評鑑領導教學、研究和行政的現象更屢見不鮮，失去刺激反 省的原意。追求形式主義的勝利，台大醫院並非孤例；不過當大學附設醫院鑲嵌在大學「追求卓越，前進百大」的背景圖像中，自然推波助瀾、相得益彰。名列百大 排行榜、通過評鑑本身是值得欣喜的事，但亮麗的量化指數或質化指標真能毫不心虛地反映基本面嗎？醫院每年為了評鑑開列不少預算，甚至要從醫師的績效獎金扣 用，卻只用以遮羞整容，甚至製造出荒謬絕倫的政策弔詭（policy　paradox），對病患權益、醫學生的專業養成與醫療的精進，仍舊是口惠而實不至。

澎湖同學看博弈公投

◎陳立安（哲學二） ◎李問（人類三）

意識報從本期開始，將不定期推出「飛越杜鵑窩」單元，針對不同的社會時事，採訪台大同學的看法。台大的同學來自世界的各個角落：電視螢幕上所出現的一個議題，或許觸動身邊同學的一生。讓我們飛越杜鵑窩、跨越校園的邊界，讓當事人現身說法！

　　2009九月26日，澎湖博弈公投，決定日後是否在當地興建觀光賭場。投票結果是同意13397，反對17359，反對票以近四千票勝出。投票率四成二。在七美、西嶼、白沙、湖西、望安等鄉正反兩方差距在伯仲之間，在最後關鍵的馬公市，反對票以11683票勝過贊成票的7882張。依公投法規定，博弈公投在三年內不能再提。這個結果令許多人跌破眼鏡，因為許多人甚至到當天早上都還預測公投會通過。我們訪談了幾位台大的澎湖人，請他們就博弈發表看法。

歐陽尹婷(人類四)

這次博弈公投歐陽尹婷特地搭機返鄉投下反對票。投票前幾天，她有參與澎湖學生和反賭聯盟所召開的記者會，表明他們已經號召200位在台讀書的學生返鄉投票。以就讀台大的澎湖人來說，研究生幾乎全數返鄉，而大學部的大概兩到三成。

反對設賭場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她不希望別人一想到澎湖就想到賭場；另一方面是覺得配套措施都不齊全，像是飛機班次不足等。歐陽尹婷提到，過去也曾辦過公投，卻因為大家都覺得投票率門檻太高，就懶得投票。這次沒設門檻反而讓大家很看重，投票率達四成二。她覺得澎湖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可以好好發展觀光業，不需要拿博弈特區來下賭注。

高廷宇(藥學二)

　　高廷宇覺得關於觀光賭場，政府計畫的配套措施不夠。一個公投案出來了，但是卻無法讓大家知道下一步應該往哪裡走。如果沒有完善的計畫，那很難叫人相信這樣一個大轉捩不會帶來原有生計的衝擊。一個海島在水資源、垃圾等的負擔量是有限的，觀光人潮增加則會更加重這負擔。

　　高廷宇認為未來有兩種可能：在公投沒有通過的情況，澎湖將以水平線姿態繼續維持現狀——也就是雖然經濟不見起色但也不會衰退的平穩；相反地，假設通過的話，那麼經濟與環境兩條曲線會分別往上下，而帶來的利益終究不能補償環境文化所遭受的損害。


蔡筠君(政治二)

蔡筠君覺得澎湖的建設目前還承受不了賭場的人潮，所以反對建設賭場。她認為澎湖的海洋生態需要大家更加關心。前幾年受反聖嬰現象影響，大量魚群因為冷死被沖刷上岸，當時就有許多人參加淨灘活動。蔡筠君覺得澎湖應該多多推廣海洋教育，拯救生態、也同時供人學習。

「很多東西可以做更好。像現在風力發電，常常因為沒辦法承受澎湖的大風而停用，這不是很矛盾？」蔡筠君覺得把基礎的公共設施和環境保育做好，比賭場來得實際。她提到，就讀台大的澎湖學生幾乎都反對建設賭場。她覺得是因為目前學生比較沒有生計壓力，不會那麼期待賭場帶來的就業機會和觀光人潮。她也指出，來台大唸書的人許多來自軍公教家庭，建設賭場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卻可能需要擔心治安變壞。

鄭瑋峻(政治一)

　鄭瑋峻認為自己關於這方面的資訊了解得還不夠多，所以目前保持中立。他表示自己還沒到投票的年齡，所以對公投的議題沒有實質上的影響力。鄭瑋峻覺得，博弈沒過，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已經在澎湖大興土木蓋飯店的財團，當地人一樣可以正常的過原本的生活。澎湖的青壯年人口大多在外地打拼，年輕族群因為工作需要，一直都有到台灣發展的趨勢。以現在情況來說，澎湖的建設逐漸在進步，但仍是略為緩慢的。鄭瑋峻的親人大部分屬於收入穩定的教職，都不認為觀光賭場能對澎湖造成正面的影響，紛紛投下反對票。

　　另外，在澎湖設置觀光賭場時，應該要考慮：是要把賭博當成澎湖之旅的主打商品呢，還是它只是觀光之餘的一個附屬行程？畢竟「讓（旅客們）『來澎湖玩然後小賭怡情』，跟讓他們『來澎湖賭博』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澎湖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資源，應多加利用，政府應把博弈當成觀光的配套措施，而不是本末倒置。常看到澎湖的觀光景點設計得不是很完善，就讓他覺得地方政府還有改善的空間。

吳佳寧(人類三)

吳佳寧說，她從一開始就反對澎湖建賭場。「賭場不是吸引觀光的唯一一種方式」。她覺得澎湖有很多豐富的觀光資源，可是目前還經營的比較零散，每年的生意很不穩定。他同時也強調配套措施的不足。例如水資源方面，她覺得平時澎湖人的用水都會面臨缺水的情況了，更不用說賭場這種大型設施。她覺得澎湖人更該注意環境的保育，這樣漁業和觀光業才能永續經營。

吳佳寧覺得，蓋了賭場只有少數財團可以賺錢，對當地人的回饋實在很少。他指出，很多政商人士都覺得公投一定會過，所以已經砸大錢買地、蓋旅館，而這些旅館也不是當地人自己的生意，只能圖利大財團。但吳佳寧也表示，他很擔心賭場三年後會捲土重來。「他們旅館的地都已經圍好了，之後很可能會再來一次！」

意識報025刊曲冰特刊目錄(10/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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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李問
來自卓社山的子民──萬豐村布農人百年遷移史 ◎呂其正
躊躇的寧靜步伐——曲冰經濟概況◎鄭剛
尋找更可能的選項 ◎余孟璇
最最遙遠的路程——曲冰部落發展觀光業的行動建議 ◎陳聖為
如何期盼下一代——談曲冰的教育 ◎李問
誰的原鄉服務？ ◎陳慈彗

意識曲冰‧主編的話

◎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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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的萬豐村，又稱為曲冰，是一個座落於濁水溪上游的布農族部落。八月底，台大意識報一行人到曲冰進行五天四夜的採訪。莫拉克颱風剛過不久， 山坡上的部落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只是遙望著溪谷中千變萬化的沙洲，看著黑色的泥沙和土石層層堆疊。土石崩塌一度阻隔了通往仁愛鄉公所和埔里的柏油路，但在 幾天內又迅速開通。一年前才築好的新路，把通往埔里的車程從一個半小時縮減到四十分鐘，目前更是部落的經濟命脈。



　　我們是部落裡的客人，幾天下來，跟當地熱情的族人閒聊，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不論是老人家年輕時的冒險，或是每年農產銷售所面臨的問題。在一次又一次的 分享中，我們慢慢認識曲冰的面貌，逐漸瞭解了這裡的生活。村裡三道筆直的馬路從山下延展到山上，中間是一排排一致面向溪谷的平房。小小的巷弄把房子串起 來，連通到三條大馬路，而我們則是和小朋友一起在大街小巷中穿梭，拜訪村裡的教會、雜貨店、學校和人家。



　　除了意識報，還有三位曾經擔任「曲冰部落人文社會關懷營」隊輔的朋友（邱星崴、鄭喬峰和陳慈慧），和我們一起重回曲冰部落。過去兩三年來，他們數次帶著北 一女的中學生上山辦營隊，推動高中生、部落小朋友與都市小朋友之間的「數位家庭」計畫。感謝他們的執著與關懷，為意識報提供這次認識曲冰的機會。事實上， 曲冰每年寒暑假都有大專生組成的服務隊登門拜訪，為小朋友開設的課程五花八門。但究竟孩子們想要些什麼？當地人又希望外地來的學生帶來什麼？這是身為大學 生的我們，需要不斷花時間瞭解與反省的問題。

　　感謝萬豐國小的何美玉主任，五天來讓我們借住在國小的教室，也讓我們更瞭解志工服務在當地的狀況；感謝廖金池村長熱情的分享與招待；感謝法帝瑪天主堂和喜 瑪恩長老教會的長輩們；感謝田銀旺長老（Tanskian）和我們分享曲冰的歷史，他的博學多聞和對部落文史資料的努力讓我們感到無限敬佩；感謝余秀美長 老為我們介紹儲蓄合作社，更對提供當地教育提供意見；感謝何道仁（Batu）為我們說布農族的神話傳說，更分享他對部落的關懷；感謝余慶永（Bugu）為 我們準備了豐盛的烤肉饗宴，也提供他對傳統文化的許多看法；另外特別感謝吳新旺長老、何代表、陳秀菊會長、和我們聊得很愉快的國中生、萬豐國小的小朋友、 以及幫了我們非常多忙的萬豐國小替代役男吳政謙。最後，感謝萬豐村所有居民的招待與包容。

來自卓社山的子民──萬豐村布農人百年遷移史

◎呂其正

　　紅色的十字架聳立在仁愛鄉萬豐村莊的教會屋頂上，人們 常稱呼萬豐村為曲冰部落，此地更以曲冰遺址聞名。下午四點，適逢暑假沒有上課壓力的孩子們，在教會前方教會所屬的空地上盡情玩耍、奔跑。巨大的電視聲響從 屋子裡一波一波溢出，家住空地旁的老人開啟房門邀我們入座，也許是聽力漸不靈光了？老人用遙控器將電視音量調到最大，那電視裡傳出的日語五十音，是老人除 了母語布農語之外最為熟悉的語言。

　　不懂日語也不懂布農話的我們，無法另闢途徑和老 人展開交談。老人家的小孩見狀便說他們可以去找大人來當翻譯。此時，一張貼在牆壁上的手繪部落地圖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以前住的地方！還有現在住的地 方！」老人用甚不流利的國語回答，臉帶著開心的微笑。地圖上寫著「萬豐村卓社群源流史」，而邀請我們的老人正是圖上所寫的作者田銀旺先生。

　　在田先生所繪的地圖和著作中紀錄了三個區塊。對岸那塊被土石崩塌所蓋住的，是族人第四次移住的地方，另一塊俗稱「哥哥原」，目前田多人少之處，也是居民口中常稱呼的舊部落，則是更早之前族人第三次移住 的地方。「日本人把我們集中到這裡，就是舊部落，後來，我們又搬到了對面，光復後再搬到現在這個地方。」田先生指著地圖如此說著。

圖一：從高處往下看，層巒疊嶂的開闊環境中萬豐村的房屋卻是出乎意外地密集。今年的八八水災並未在此地造成明顯的影響，但向對面聯落的橋樑卻慘遭溪水無情地沖垮。

　　今天，有著學校、教會、雜貨店等設施，人口最密 集的其中一塊有個原住民的名字：Simaun，這名字代表著對祖先英勇事蹟的紀念，也是我們探訪的萬豐村。地圖上，藍色線條畫出濁水溪的眾多小支流；溪流 與大路之間，不論是哪一個區塊，都標示出一排又一排接續的方正格子，每一個格子都是一戶人家。山是如此地連綿，溪河又順著連綿的山蜿蜒而下，在這環山峻嶺 的平原上，平行又垂直的部落空間顯得相當地人工。只見地圖上頭寫著九個字：「本族人第五次移住地。」數百年來萬豐村的祖先們是怎麼遷移到此地的？田先生的 著作和祖先留下的故事紀錄了這一切。

　　布農人共分卡社群、郡社群、卓社群、丹社群、巒社群和已經被鄒族人同化的蘭社群。傳統生活中，他們以燒墾的方式耕作，形成游耕、散居的生活。「萬豐卓社群」，則意指居住在萬豐村一帶的布農卓社群人。而 「卓社群」三字，代表的是距今兩百多年前從卡社群分出後，在卓社山定居的一群人。對於萬豐村的居民來說，在今日萬豐村南方快五公里遠的卓社山，正是離開卡 社群之後，第一次移住的地點。

　　兩百多年前居住在卓社山的卓社群人很快就另尋新境地，他們繼續往北，終於，卓社群人在干卓溪這一濁水溪小支流旁形成六個小社。他們以新居住地的植物或特色為地名由來，有的社居住在靠近溪水裡有漩渦的地 方；有的社住在細竹子林旁；還有空心木頭、山頂等地點。他們都離支流沒有太遠，如此各聚落的人可以方便地灌溉、引用。卓社群人建造了許多的傳統石版屋，在 此又渡過近百多年的日子。這是卓社群人第二次的遷移地方。

　　百多年後，殖民的腳步聲與日本人的話語開始在山 林間迴蕩，而這樣子散居在山間小溪週遭的居住型態，正是配備著警槍而來的日本警員所接觸到的當地卓社群人社會。對於想要教育現代化、推廣日語、交換山內物 資、以及防止叛亂管理族人大小事務的統治者來說，散居的六社，代表著統治的警察要分派警力日夜巡邏，對統治者來說相當地不方便。就在一九二二年這個確切的 年份，日本政府為了方便管理，要求散居的六社卓社群人集體遷到山中海拔較低的平坦之處。這個新居之地截然不同於前兩次的移動，前兩次的移動是另闢資源豐富 之地，生活與居住習慣仍是與過往類似的。然而一九二二年的這次移動，卻深刻改變了族人的生活。六社散居的型態，自此變成眾人集中居住的大部落，從散居到共同生活，也形成了一個新的共同體；族人慢慢地開始居住在石版和木板並用的日式平房，警察駐在所、學校這些前所未有的單位開始進駐；布農人被要求放棄傳統的 小米耕作，被要求開拓儲水的水圳又被要求要學習新的水田耕作技巧，於是乎統治者的權力進到了族人的嘴裡和族人的神聖祭典裡，小米不再，與其密切相關的祭典 也就漸漸地流失了。更慘的是，在短短四年裡，部落裡的人口從八百多人銳減到四百多人。「那地方被詛咒了。」一名長者回憶起這段時間如此對我們說。

　　然而這個新的共同體，在外來政府強迫形成的，今天族人稱呼的「舊部落」，卻不斷地受到上漲的濁水溪和日本政府如火如荼展開的現代化所威脅。日本政府在舊部落的南端興建了武界水庫，水庫將濁水溪水輸送到 十幾公里外的日月潭，以供日月潭的機廠發電。生產出來的電，則被慷慨送給全台其他地方需要大量用電的用戶。水被送走了，電也被送走了。餘下能夠「送」給族 人的，只有受到水庫阻擋，漸漸堆積、蔓延到舊部落邊的砂石。這個一手被日本人計畫、打造，又強迫族人配合的新興村莊，眼看即將被日本人的另一現代工程摧毀，於是族人又緊急地遷往較不受砂石影響的對岸，當地人稱為Tisau的地方。這已經是第四次的移居地，距離上次遷村短短不到六年的光景。

圖二：高山中的曲冰村民是離不開水的，除了離村落只幾百公尺遠的濁水溪流外，短短數公里內還有武界水庫、萬大水庫的包圍。這些都屬於日月潭發電工程的一環。

　　這次的遷移和建設比上次來得更為徹底，學校、警察駐在所、交易所和發電設施，甚至是神社，都進入了第四次的移住地。在還是昭和紀年的一九四零年代前半，一名年輕警察田中太郎探訪村落中的風俗民情，內容 總括了部落裡的神話、宗教、社會制度。在他之前，有在日本陸軍下工作、紀錄，爾後以「台灣番通」聞名的森丑之助來到這一帶；科學化的方式，以採集、研究、 分類、著述來建構「蕃人」種族的人類學式研究，在當時並不少見，甚至可以說是日本擴張領土時期所積極運作的事業。但極其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這名年輕警察 口中操練的是熟練的母語。田中太郎，是年輕警察的日本名字，他的布農姓為Tansikian，就在時代氛圍與這名年輕警察努力之下，干卓萬人的生活不再只 存在於外來研究者的筆鋒形塑，它被詳實地以本族人的角度紀錄成文字。

　　這位年輕的田中太郎先生不是別人，正是眼前這位 走過數十個年頭，經歷部落數次變動的田老先生。中華民國的一九四零年代，中華民國行政機構的腳步聲也傳進了部落。山頭響起的是各省腔調的迴音。名字的變 動，反映著大時代的動盪和小人物的受制，從Tansikian到田中氏，再到漢人姓名規則下所產生的田銀旺。名字的變化正是那部落變盪的最佳明證。然而， 改漢名卻改不了再度遷居的命運，一九四九年，為持續發電而繼續堆積的砂石，再度威脅居民的生命和賴以生存的土地作物。帶著原本的日式屋瓦、建材，全村再度 到新天地發展，學習過往日本人帶來的棋盤式規劃，村人細緻地劃分出新天地的道路以及住屋位置。這是至今最後一次的第五次遷村，已安然度過六十個年頭。回頭 一數，五次的遷村經驗也許也代表群體的移動遠比想像中來得頻繁。

　　民國後仍然擔任警察的田先生，曾經按照政府公文命令盡忠職守地阻擋來此傳教的神父與牧師。但門徒的話語和傳教洋人的腔調，仍然在五零年代的新聚落快速成長。今日的田先生是名虔誠的基督教信徒，住在教會旁的他，也一點一滴地紀錄下教會的成長和發展的過程。

　　從萬豐村方正有秩序的街道上走回暫時借住的萬豐國小。在緊緊相鄰的房屋巷道與轉角之間，我意識到此地連「空間」都是在變遷的，布農人從山林裡的小社變成了此 時此地看見的村落。新的語言和變化伴隨著外人的腳步一步一步進來的同時，不同時刻被操用的語言與聲音，也在這個變遷中的空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場域。每一塊 新地的移居、每一種言語的使用、每一種稱謂的改變，都指向一段過去的故事，今日的萬豐村仍有它要面對的特殊情境，農業的產銷、宗教的力量、孩童的教育議題 等等，但更重要的，也許是注意到不同時期的族人主體是如何地回應變遷並且作出行動。這次的意識報採訪，想帶來的正是今日萬豐村的生活的環境和以族人為主體 所發揮的智慧。

　　「明天還要搭車去埔里拿我最新出版的書！」採訪接近尾聲時，田老先生如此充滿活力地說。

躊躇的寧靜步伐——曲冰經濟概況

◎鄭剛

　　曲冰從很多方面來看都是一個相當特別的原住民部落，由於對外交通的不便，在許多原住民部落紛紛開始轉型、走向以觀光為主的產業型態的同時，曲冰部落以農業為主軸的生活型態直到今天仍未曾有太大的變動：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左鄰右舍間互通有無、分享各自所種的食材。雖然曲冰部落目前的設籍人數大約八、九百人，然而實際長期居住在部落裡的人數卻遠低於此。居民設籍故鄉，卻赴外工作或打零工以謀求較高收入是常見的情形。但近年來失業問題日漸嚴重，不少在城市裡的村民因而決定回到故鄉生活。這樣的決定一方面固然是懷念故鄉，但更為隱晦的原因卻是故鄉的開銷較小，加上族人的互相扶持更使得生活較都市穩定許多。近年來，政府在部落推動擴大就業的短期計畫，讓不少族人有了短暫的工作機會；另外，許多村民也試圖在附近尋找臨時工的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農業與臨時工成了曲冰部落村民們目前主要的經濟來源。然而整體來說，曲冰仍是一個擁有穩定的農業環境、經濟情況也相對良好的原住民部落。

農業與臨時工

　　農業是曲冰部落最主要的產業。部落裡大部分的農業型態仍以傳統農業為主，栽種著青椒、高麗菜、玉米、芥藍菜、蔥、薑、糯米椒等；有趣的是，在傳統農業之外，也有少數人試圖向另外一個領域發展──以村長的虹谷有機農場為首，村子裡的幾戶人家開始栽種有機農業，希望能在傳統農業之外，打開另一片可能的商機。

而作為村民另一個主要收入來源的臨時工，除了政府提供的擴大就業方案，部落本身的社區發展協會也藉由美化社區環境、整理觀光資源等方式，提供族人不少工作機會。另外，由於近來國內整體經濟的不景氣，在外地的年輕人求職不易，也有漸漸回流的趨勢，主要以部落內或鄰近地點的臨時工為經濟來源。

　　然而，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就必然會受到天災所帶來的衝擊。九二一過後，曲冰雖然表面上看似沒受到什麼直接影響，然而地震所帶來的土石鬆落，卻讓曲冰每逢颱風來襲，對外交通就變得非常不穩定，有時甚至道路中斷一個月以上，彼時不但無法進行對外交易、甚至會斷水斷電，村民們只能依靠召集青壯步行走出部落求援與購買物資、政府的空投支援以及相互扶持以度過難關。

雜貨店

　　雜貨店是曲冰部落中少數非農業的行業之一，其作為部落中一個特殊的產業景觀其來有自──大部分的創店者幾乎都是平地來的漢人，在部落裡成了家後也就在此落地生根。

事實上，在這個沒有便利商店的山區裡頭，一個小小的曲冰部落就有四家雜貨店，其中兩家甚至就在同一條街的斜對面。然而當我們問及會不會搶到彼此的生意，老闆娘笑笑地說：「不會啊，大家都認識，誰會去哪一家也都滿固定的啦。」簡單幾句話中透露著濃濃的人情味──彼此都熟識的鄰居，就是雜貨店平日的固定客源。另外，隨著假期或週末的來臨，平日住在外地的年輕人相繼回到部落，雜貨店也會開得晚一些。

儲蓄互助協會

　　「儲蓄互助協會」則是一個由教會神父發起的非營利機構，在部落中成立已久，只要社員在協會裡頭定期存款，協會便成了一個可以讓社員借貸款的所在；另一方面，由於資金來源就只有社員本身，它同時也是一個建立在社員互信上的機構。因此對於部落中的許多人來說，每週、甚至每天固定在互助協會裡頭存個幾塊錢，就成了小時候的特殊回憶。但也因為必須要定期存款才能貸款的限制，有些人便傾向去以其他方式貸款，最近部落的協會社員人數似乎有在漸漸減少的趨勢。

社區發展協會

　　在踏進曲冰部落的同時，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整潔而乾淨的街道、以及圍牆上刻劃原住民過去生活百態的石雕畫。這些，都是部落裡「萬豐社區發展協會」的心血。民國八十四年成立的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時間雖早，卻由於人事、經費等問題，讓原本希望可以凝聚村民共識、帶動部落發展的社區發展協會始終沒能有太大的具體作為。直到三年前，發展協會成功地向原民會申請為重點部落，經費問題才獲得較大的改善。藉由這筆經費，社區發展協會開始美化部落、並派人定期清掃街道，希望能夠吸引觀光客的駐足；然而，眼見許多原住民部落為發展觀光反而對原本生活型態造成傷害，還在尋找自己特色的曲冰部落，對於未來究竟該朝哪個方向的發展，即使在協會內部也尚未有一個具體結論。

　　另一方面，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也是多面向的。除了發展觀光、同時提供在地的工作機會之外，還會舉辦農業相關等各式各樣的課程給當地村民參與；也曾經為了推廣有機農業，購買一些相關農業設備。然而在這次被選為重點部落所獲得經費用完之後，該向何處取得資源，則是發展協會緊接著要面臨的問題。

追求穩定的職業取向

　　對於大多數的村民而言，雖然農業仍是主要的經濟來源，但僅靠農業所帶來的收入卻未必足以養活一家人。因此年輕人仍多傾向到外地求職或是在農作之餘兼打零工，而工作最穩定的公務員也因此成為許多村民心目中的理想職業。然而，許多職業如發展部落觀光所需的當地導遊，卻也由於這樣的收入考量，被排除在部落裡大多數年輕人的求職選項之外。

小結

　　儘管曲冰相較於其他的原住民部落，擁有相對穩定的經濟與社會，許多問題仍有待改善──以農業而言，對外界資訊的掌握度低落，讓村民只能在有限的討價還價空間當中，取得微薄的收入；另外，今年四月才開通、可以直達埔里的新路，也並未帶來預期之中可能的觀光效益。最主要的，則是當地村民對於未來的發展走向未曾取得共識，一方面導致部落沒有一個共同前進的目標，另一方面也突顯出了部落在發展觀光與農業方面的矛盾：如何尋找並建立部落特色？是否該轉往有機農業發展抑或維持傳統農業的耕作模式？這些都是曲冰部落有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