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鳴堂的前身為僑光堂，由當時的校長錢思亮與行政院僑委會簽訂契約，外借校地以興建建築。興建於民國五十六年，僑光堂原為國家於每年雙十國慶接待歸國僑胞的 主要場所，直至民國八十五年才由台大收回使用。事實上民國五六零年代的台北市也出現了許多僑胞的接待所，而僑光堂就是其中之一。這些建築物的出現，則是與一場上演於海峽兩岸的「僑胞爭奪戰」有密切的關係。
二十世紀初葉，孫中山先生在西歐國家進行以排滿為基本目標的革命活動時，喊出了「華僑為革命之母」這句口號。這樣的口號在革命成功之後，大底奠定了僑胞之於統治者的正當性。隨後二戰爆發，國民政府撤遷來台之後，因為孫中山先生的一句口號，使得「爭取僑胞的認同」也成為海峽兩岸維護「法統」的重要指標之一。
直到民國六十年，中共取得進入聯合國的資格，國共兩黨標榜「正統」的競爭逐漸白熱化，「僑胞爭奪戰」也正式揭開序幕。國民政府為了拉攏僑胞，因此從四五零年代開始，不斷制定了許多極為優惠的政策，包括四十年代的「華僑回國投資條例」、民國六十一年「僑選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之遴選」等，皆為僑胞提供了許多的紅利和特權，不知羨煞多少為了金錢、為了政治而努力的台灣居民！
在這樣的氛圍下，催生了台北市中許多的僑胞接待所，當時的僑光堂便是其中之一。如前所述，僑光堂興建於民國五十六年，建築上即具有傳統中式的一些特色，做為雙十國慶接待僑胞的場所自然是再適合不過。而當時校長錢思亮原訂民國六十五年將向僑委會收回此處校地與建築的使用權，但是從民國六十年開始打得火熱的「僑 胞爭奪戰」，讓僑委會一再延長使用期限，直到八零年代台灣解嚴、中共也走向開放，民國八十五年才遷出並歸還台大。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僑生也成為校園中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僑生多集中在台、成、政大三所大學，估計台大在當時僑生約占所有學生的四分之一，熱門科系的學生中更有可能多達一半為僑生。早期的僑生常被視為破壞聯考制度的公平性，且在台灣優惠的僑務政策之下，他們常會是法律下的既得利益者，加深了本地生與僑生之間的隔閡和敵視。
雖然國民政府希望透過僑生的教育，來達到宣傳國民政府、促進僑胞回國投資、弘揚中華文化等，但是僑生也帶來許多更具衝擊性的觀點與思潮。六七零年代的保釣運動發生之初，相較於當時較為封閉且保守的本地生，僑生一直都是居於領導的地位；而僑生所發行之刊物，如民國六十七年由馬來西亞僑生為主的神州詩社，高倡民族主義，也在校園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綜觀台灣的僑務政策，對於革命之母的想像，似乎早已被統戰和金錢、政治誘惑所塵封。在社會文化的變遷下，抽象的認同感慢慢的被剝蝕，老僑胞的第二代大多也不會說母語，以「華僑」的想像套用其上其實早已不適用。再者，國民政府斥大量資金，希望發揮「最高統治者」的象徵，卻陷入與中共政府相同的窠臼之中，甚至中共政府還取得了國際上的代表權；而陳腐的拉攏利誘思維，又怎能為台灣開創新局？也無怪乎民國八十五年後僑光堂回歸台大，僑委會遷出，因為這樣荒謬的爭奪戰勢必終將畫下句點。
回顧鹿鳴堂的歷史，僑委會與僑胞政策絕對是佔據了相當的重要性。從鹿鳴堂與僑務政策出發，除了更完整的建構出當時時空背景的藍圖，更是一個反思過去歷史脈絡的絕佳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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