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動」與「認同」之間──專訪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

◎陳亭瑄

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來自屏東排灣族來義部落，為台灣原聲帶社前社長，目前為雙主修社工系與人類學系之大三生。

Giyav Salingaulj這個名字，有特別的故事嗎？

　　Giyav是我上五代的曾祖父傳下來的。我們家其實不清楚這個字的含意，只聽別的部落說過和光明相關。

　　我們那裏頭一胎生的兒子，由女方取名，所以我的名字是外公給的。我爸屬於平民家族，但Giyav是很有身分的一個名字，外公當初還和我們那裏的貴族溝通過，才能將這個好的名字傳給我。　　

　　來義部落算是封閉，但就語言上，我們受漢人影響很深。從我爸爸那一代──應該說，從有接受國民教育的那一代開始，雖然他們母語還是很好，但因出外工作，在家也習慣用中文對談。所以我自己在外念書時，會希望別人稱呼我Giyav，但回家反而是被「奕杰、奕杰」的喊，很有趣。即便奶奶平常講母語，在面對孫子時，也會自動換成國語，就像大家講閩南語的阿嬤一樣。

你在部落裡使用母語的機會也不多，那麼是在怎樣的契機下，你開始尋回自己的母語能力？

　　是大學才有點練起來的。國小有耆老來跟我們上會話和童謠，但小孩子嘛，會調皮不想學，所以那時成效不彰。之後我去平地的潮州國中念書，他們也有母語班，用原民會的黃色大本子，教統一版本的排灣族語。但其實每個地方的口音都不一樣，有時回家跟我媽說族語，她就會說「ini a maitazua qivu nitjen（我們那裏不是這樣唸的）……。」升上屏東高中後，只有一次為了演講比賽和舅舅學，但也是硬寫出一份稿子，很制式化的練習。直到大學回部落鄉公所，幫忙開發獨居老人個案，須強迫自己用母語和長者們說話，那時才覺得自己在學的母語，是真實而生活化的。

想請問在莫拉克風災前後，來義部落所經歷的事。

　　重建真如表面看來的快又好嗎？
　　那時是父親節，所以我有回家，第一次感覺自己離天堂這麼近，我媽那時還說「沒關係，就算我們真的沒有被救出去，我們全家人都在一起。」所幸後來有人發現日本人留下的古道，我們便沿著古道從後山走下來。我記得我舅舅那時是沿著古道跑來抱著我媽大哭的。

　　之後很混亂。本來我們擠在忠誠營區，沒想到又一個凡那比風災，部落下面又有一排的人沒房子住。我們正覺得不能這樣下去，開了很多次部落會議，這時有紅十字會和慈濟兩個團體，和政府的政策一起進來，我們便確定開始蓋永久屋了，在原部落下面的地方。

　　原本規定被分配到永久屋，就必須放棄原本山上的房子。但他們其實還能住，我們不願離開那片土地，只是在汛期被迫下來接受安置而已。加上我們沒有永久屋的土地權狀，只擁有使用權，這對我們是沒有保障的。和政府僵持不下的結果，最後兩邊都可以住，這算是當時部落唯一自主發出的力量。

　　整個過程其實嚴重忽略我們原住民……至少排灣部落，原本的精神。以前遇到集體遷移，是由頭目主持部落會議，讓大家看找到的地點是否適合，頭目大略安頓好一切後，我們才跟著一起過去。而不是那樣純政策性的指導，強制大家通通搬下去，誰有需求，就抽籤決定分配到哪一間，沒抽到的人就等候補。至今也有很多研究在討論，災後的重建和復原，真如表面看來的快又好嗎？或者有些癥結點，我們沒有發現，導致一切只能順應政策左右，我們無從選擇？

　　之後大家漸漸疲於和政府溝通了。原本很大的反對聲音都慢慢褪去，大家傾向接受政府的處置，到新來義社區穩定下來。山上的舊來義，生活機能幾乎完全消失，只有老人堅持留在上面，所以獨居老人的個案，大多在舊來義那裡。他們生命和土地連結的那種感情，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凡那比風災時，來義全體強制撤村，但我爺爺自己躲在我們家三樓屋頂上。不管我們怎麼拉、怎麼帶，他都不要，他就是不肯下來。

　　我們都不知道換來的代價是甚麼
　　五十多年前，國民政府曾把我們遷下來，說要開採相思樹，還有要改善我們對外交通什麼的。後來有人發現，那波在風災後發生危險的部落，都是政府遷村後的地點，原鄉反而沒受到什麼影響。後來我vuvu（奶奶）用母語跟我說──我印象一直很深刻──ajlja pana，sengelit ta nimadju djalan a sicuwayan，那條河，會想念他原本的路。我才恍然大悟，我們遷來的地方原本是一條河，我們之後蓋工寮或種種的開發，其實是不斷往河道的方向逼近著。

　　還有另一個故事。有些歌是祭典外的時間不能唱的，但那時原住民電視台來部落，拜訪頭目和耆老們，希望收集這些五年祭歌曲。當初部落非常反彈，但最後卻妥協了，我也不敢追問為什麼，總之老人家們錄了那些歌，然後就在那一年八八風災。這一直是他們心裡很深沉的痛。或許的確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僭越文化的神聖性和禁忌之後，會換來的代價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來臺大念書？又為何選擇了社工系？

　　其實我從沒想過自己會來這裡，從來沒有想過。小時我對音樂、舞蹈比較有興趣，那時報名了街舞班，後來某天下午我在洗澡，我媽突然在門外對我說，Giyav今天不用去跳舞了喔，我已經幫你報名補數學了。

　　結果坐在教室裡整個傻眼，我完全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很挫折很挫折，好像到了另外一個空間裡，周圍聽得懂的同學都是外星人。

　　後來我才慢慢理解，現在原住民的家長，大多從事勞力工作，所以會希望子女更融入整個教育的求生制度，將來不要過跟自己一樣的生活。我媽總說，「你要跟外面的孩子拚」，將來面對的人，絕對不會和部落的孩子一樣。那時我也不怨我媽，因為我自己也覺得，對，我要用功念書，才能得到好的工作，我不想像只跟爸爸一樣作鐵工，如果能像鄉公所的那些長輩、學校老師或警察一樣，那該有多好。

　　八八風災時，我面臨很現實的升學問題，壓力很大，沒辦法投入部落。但我一直掛念部落的消息，知道有科大的社工系教授來參與我們的重建，希望我們能發展出災後博物館或生態觀光，像桃米村那樣子。我原本跟同學一起去高師大念心輔，是那時才認識社工這門專業。然後教授告訴我，如果對災變社工有興趣，可以去臺大找那個誰誰誰，「臺大」兩個字，才第一次出現在我生命裡。我開始查很多資料，想去臺大念書，看能否為部落帶什麼回來。

　　也是那時才開始接觸到議題，發覺原來有這麼多的不公不義，自己卻一直渾然不知。其實部落的人，不會有要認識議題的認知，就是順應的過生活。直到看見外界的狀況，或是直到生活真的受到迫害，我們才會發現，自己跟別人一直是不一樣的。

雙主修人類學系的原因是？同時面對社工學與人類學，是否得到不同的發現？

　　大一時我回姨丈村長的家，看見一張五十年前原來義的照片，翻到背面，發現是臺大人類系拍的。加上參加原聲帶社後，我開始思考一些文化認同的事，所以雙修了人類學，希望學到相關的東西。

　　本來覺得社工和人類是相輔相成的，在做社福或救助工作時，也能讓田野調查、文化傳承同時進行。直到大三才發現兩者之間的衝突，比如失去雙親的孩子，社工會想先把他安置在機構，但人類學想討論的是，如果是當地人，會如何處理這個孩子。相較社工，人類更想尋找部落獨立自足的可能性。最近我就讀到一篇研究，提到達悟族老人之所以習慣出來獨居，是認為老人家的靈魂，會擠壓到孩子的靈魂。子女仍會盡到照顧老人的責任，只是彼此住的距離比較遠，反而當外界志工進入獨居老人家中，可能奪去子女或配偶的照顧功能。
不論八八風災的重建，或九二一的社區營造，都是外界專業的進入和指導。而人類學會質疑，這是否也使傳統文化被現代新自由主義不斷轉化與再結構？是否能讓部落自主發展出一套生存的方法，否則，為什麼從前發生災害，人們仍能繼續存活到現在？社工跟人類，在台灣會一直看到他們同時出現，我很慶幸自己雙修了這兩個系，能有這些反思，雖然這些反思也帶給我很多困擾。現在我只是累積知識，但我更期待知道，當我進入部落工作，實際面對這些衝突時，我將怎麼去權衡。

在求學過程中，原住民的身分是否曾帶來特別的影響？

　　在平地國中時，有次和同學起爭執，他罵了句「你這個galea（魁儡仔）！」在排灣、魯凱那一帶叫原住民galea，是說「你們是被我們操控的那群人」。我聽了非常生氣，又無言以對，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因原住民的身分而「不一樣」。

　　另外則是加分制度。考高中時老師會說：「唉呀，魏奕杰你不用讀什麼啦，反正你有加分，搞不好隨便就上雄中啦。」那時我就不服氣，心想「我就是要用原始分數上給你看！」然而考大學時，為完成理想，我還是借助了這個制度。然後就聽到有人說「靠加分就好啦，那我們這些人讀得要死要活是為什麼」。我很傷心，我不是沒有付出努力，而且我讀臺大，不是為了自己找好工作賺錢，而是想要知道我能夠為部落、為原住民做點什麼。我覺得自己想做的事，不該是你們簡簡單單一句「靠加分」就能論斷的。
幸運的是，我班上的同學都以我為榮。他們會說「我們知道你想讀社工系是為了什麼」，然後叫我要加油。考上臺大不論在屏中還是部落，都算是一件大事。我奶奶把紅色榜單貼在老家外面，貼滿滿的，現在已經變成桃色了，她都沒有拿下來。

　　加分政策立意是好的，只是使用錯誤。政府希望讓孩子學習族語，卻讓母語教學變的很工具性，我甚至聽過有些高中開短期的母語惡補班，讓學生通過加分政策的母語考試，只為了衝升學率。此外，政府想藉加分促進階層流動，卻沒注意原住民內部也已經有階級差異了。現在很多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其實就跟台北小孩一樣地長大，但仍享有普及式的加分福利，可能造成資源沒有留給最需要的人。原聲帶社也常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是既得利益者，是靠加分政策上來這裡的，那我們能否打破制度所限，為那些沒能上來的人做點什麼？然而目前我們還沒有答案。

　　不過，不論這個身分帶來的眼光好還是壞，如今我都慶幸自己是個原住民。我得以把自己放在一個獨特的位置，比別人有更明確的自我期許。我擁有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故事，這是我被賦予的定義，不是別人能夠評價的。或許這便是歸屬感──我在這個身分找到一個歸屬感，一個可以安歇的地方。

對於近年原住民電影或觀光的熱門現象，有怎樣的看法？

　　先不談賽德克巴萊或九族文化村，媒體本身便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它讓你從它界定的景框，去觀看一個族群、文化或歷史事件，它可以貼種種標籤，扭曲事實原有的樣貌，它握有那個再詮釋的霸權。莫那魯道和鐵木瓦力斯真的是對立的嗎？Tgdaya沒有幫日本人去打過其他泰雅族嗎？大家不會知道這些事實，因為它boring。在那些聲光效果之後，大家會「哇，我就了解了！」。但我們的歷史其實不是那樣，衣服跟歌舞不是那樣，甚至歌舞能否那樣商品化的演出，都是可以再討論的。

　　我想該有個機會讓我們自己說話了，而非永遠讓別人去呈現我們的樣子。至於原民台，它過去的確沒能扮演好發聲的角色，因為它資源很有限，我不曉得換了台長之後會不會轉變，加上雖然慢慢成立很多原住民專班或語傳系，真正投入這一塊的人才並不多。而它的收視群，也集中在原住民本身，說他發聲了嗎，好像也是自己對自己人說話而已。

　　或許要從基本的教育做起，如果孩子從小就會嘗試了解多元的文化，有了這個需求，少數族群電視台便有力量將收視群擴張。如果讓小孩子知道，對其他文化的認識，其實可以來自真實生活，像是班上的原住民或新移民同學，我們就不必讓第三方資訊取代我們的生命經驗，建構我們的認知。

請問原聲帶社目前主要的走向，以及之後的展望。

　　後代和部落之間的媒介
　　早期社團大多是法律或政治系學生，有一致而強烈的抗爭意識，那個年代的討論，都是「還我土地」、「我要正名」等等。但晚近幾年，原聲帶社的組成已經不同，它被賦予的任務也不再相同。我當社長的時候，曾一股腦地想帶社員走出討論室具體行動，弄個災後重建討論小組，甚至自治法小組，但是這些都做不起來。後來是學長告訴我，「大家來到社團的目的都不一樣。現在很多成員是都市原住民的第二代，還在想盡辦法找尋自己的認同，找回和部落間的聯結。在此同時，你怎麼讓他們去討論那些具體行動的東西？」或許我本身沒有認同上的問題，所以較難體會，對現階段的他們來說，這些壓力真的還太大了。

　　現在原聲帶像一個媒介，後代和部落之間的媒介。很多人是到了原聲帶，才開始認識自己的文化，才第一次回到部落，貼近自己所源自的地方。

　　在實際用途之外的潛在價值
　　這一年磨合下來，我更明確知道自己將來想做的，是老人照護和文化傳承的工作。有時我會想，現在耆老看著現在的我們，當五十年後，我們也變成耆老，那時我們看見的原住民會是什麼樣子？其實一百年前的漢人，也不是現在的樣貌，他們也有自己原本生存的方式。我們都在現代化的浪潮裡，走在同一條路上。但若每個人都認為「我不認識母語也沒關係，文化消失沒關係，只要我能餵飽自己就好了」，那大家豈不都是複製人嗎？都是生存機器，在更大的社會機器裡，用相同的模式運轉，壞掉你一個也無所謂。我會希望大家看見，在實際用途之外，這些無形的人事物，其實有它潛在的價值。

（照片來源：受訪者臉書相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