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共治的可能──校園開放的理想

◎人類三 黃得城

　　綜觀校園開放的相關討論，我們可以看出：校園開放的範圍與內容不僅是單純的空間開放；諸如課程、校園內的商業行為等等，都是讓校園走向社區的過程中，必須討論的事物。影響校園開放性的也不只是硬體的有無、充足與否，更多是校園內資源配置方式、空間設計與各種資源的使用，而對於校園開放的想像更是指導一切行動的關鍵要素。

　　在現代社會中，大學校園的開放性是個事實。對社會大眾而言，學校所承載的除了教育的功能外，還附有調節環境、休憩觀賞的功能，許多民眾在假日閒暇時到附近的校園散步、遊玩，亦有許多老師帶學生進入大學校園參訪。現今的校園空間不只屬於教師、學生與行政人員等「校內人士」，社區對校園治理的影響也是不可被忽視的。

　　然而即便如此，校園作為一種空間上的概念，與社會間仍然具有一道界線──即便其現今似乎並不清楚。校園內固然需要有人對其進行管理、治理，因其仍具有教育這樣的主要理念與功能，同時龐大的資源運作亦需要經過嚴密的規劃、審查與分配，因此校園的主體性仍應當被強調，校園的「主要」使用者的權利依然受到重視與保障。

　　在這樣的立論下，「誰」主導了校園的治理成了至關緊要的問題。在民主的社會中，治理的概念不應當只是純然上對下的關係，而應該是不同群體的想法透過討論、溝通、協調與實踐而相互辯證的。在校園場域中，我們目前可以清楚區分出教師、學生與行政人員三個群體，三者共治的理想則是西方大學制度成型時的理想之一。然而，在現今的校園開放脈絡之下，三方共治的理想明顯的排除了將校園作為生活場域一部份的社區人士，這也是過去所未受關注的，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校園如何與社區連結，進而將其納入校園治理的一部分，是一個需要檢視與討論的概念。因此，將社區的意見納入決策的參考意見，這種新的「四方共治」或許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

　　開始思考「如何達到四方共治」是校園開放的起點。現今的台大校園中，仍然沒有任何具體的平台，來促進校方與社區之間的意見交流。從過去到現在，社區與校方溝通的方式，無非是透過里長和校方之間的非正式關係；這種關係不僅不穩定，也使得社區的意見有被誤解的可能，尤其在資訊取得相當容易的今天，這種方式尤其顯得缺乏效率。

　　此外，校方往往處在被動的位置，被動地等待來自社區的抱怨。以腳踏車的停放問題為例，腳踏車問題一直是最令溫州街商家和居民們頭痛的問題，停放位置造成行人不便、妨礙商家做生意；對此，里長只能不斷打電話給校方抗議。校方並非不清楚腳踏車的問題，但由於缺乏與社區合作的機制，過去又沒有相關的經驗，使得校方最後只想得到聘請工讀生，透過「舉牌」的方式來勸阻學生。這種沒有實際效果、又浪費資源的決策，深究其原因，其實是因為雙方缺乏共同決策的機會和平台。

　　事實上，台大校方相對於周遭社區，相對擁有豐富的資源來建置一個所謂的「溝通的橋樑」。例如：邀請里長或社區代表一同參加相關會議，或者偕同里長在社區中舉辦里民大會。如此不僅可以促進彼此的理解，落實意見的交流，更能深化民主的內涵，達到社會教育的效果。

　　在一個大學界線已然模糊的現代社會，大學不應繼續固守自己的疆界。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中，教育不再只是校園內的教室活動，而是一種生活中的實踐，不論透過任何形式。校園開放不僅僅是個理想，而是個現代人都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