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衛一 吳大洲
戲劇系第十一屆畢業製作劇名為《酷刑備忘錄:論刑求為何不妥及愛它的何許人也》,比起原著劇本的英文原名"Why Torture is Wrong, and the People Who Love Them”,顯然更添表裡不一的荒誕感:縱使「語言」如此地一本正經,承載的「內容」竟會是人間失格的。就如同當天在鹿鳴堂外排隊等待入場的觀眾一樣,你準備好要進入這場「美國夢」了嗎?
荒謬、不可理喻之黑色喜劇
故事的開頭便刺激觀眾的視聽神經,像007片頭的動畫一度讓人誤以為自己坐在電影院裡,舞台佈景、服裝透露出濃濃的美國味。故事從一個早晨說起,女主角
Felicity從宿醉中醒來後,發現她竟然和男主角Zamir結婚了!Zamir不僅易怒、暴力還可能對她下藥,甚至不斷地問Felicity以後會不
會繼承他父親的財產,很快就讓人認定Zamir是一個大壞蛋。然而事情真的如我們表面所見嗎?接著登場的媽媽Luella,過度樂觀,每遇到困難便躲進自
己幻想的戲劇世界。爸爸Leonard,經歷過美國戰後最繁榮的時代,911事件發生之後,選擇用具體行動打擊恐怖分子,以實踐愛國精神,一舉一動都展現
暴力的性格,動不動就要殺人(還有可憐的小松鼠)。神父Mike與助理Hildegard兩位配角的性格很相像:天真單純、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標,為這齣戲
製造了許多笑果,其中Mike被誤會成要發動恐怖攻擊,而Hildegard的想法則是被上司完全否定,多麼諷刺。
此外,神來一筆地,作者還創造出旁白Voice這個角色,不只拯救了Felicity以及Zamir,讓故事的最後有個Happy Ending,其實也透過Voice更明確的傳達訊息給觀眾,凸顯劇情的荒謬性。
因為許多偏見、誤會最後拼湊成這樣荒唐、不可思議的劇情,內容的確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但也就是因為每個角色的缺陷都可以投射到現實生活中,這
齣黑色喜劇才會如此的發人深省。舉例來說,沈溺於戲劇中的Luella,不免讓走進戲院的觀眾直接聯想到自己身上,為什麼會來看戲?是為了短暫的逃離現實
嗎?當遇到手足無措的困境時,我們是不是也希望像Felicity一樣得到Voice的幫助,求救於我們心中的小天使,閉上眼睛,揪出那個我們認為是始作
俑者的錯誤抉擇。一切的一切都很荒謬,但也不失真實感,發人深省。
舞台上的第二個故事
表演結束後,訪問了幾位觀眾,不少觀眾都對謝幕的畫面印象深刻,也許是最終場才能有如此感動的體驗。不管在劇裡面扮演什麼角色,回到現實中,他
們要畢業了。畢業製作是戲劇系學生四年的累積一次綻放,很多劇組成員的家人、親友都來看戲,真正的畢業典禮或許早就不那麼重要了。就如同導演說的,戲劇是
說故事的一種方式。劇裡面有一個故事,劇外也有一個故事。就在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們一字排開,揮手道別時,圓滿落幕。
祝《酷刑備忘錄》劇組 畢業快樂。
2013年1月25日 星期五
媒體素養與通識課程審查
◎政治一 施以德
政府由國會監督,國會由媒體監督,媒體由誰監督?
近來台灣的媒體世界風風雨雨,中嘉案、旺中案漸漸喚起了大眾監督媒體的意識。我們需要越來越多有媒體素養的公民來監督大眾媒體。因此在傳播教育上,「傳 播學普及教育」更顯重要,民眾不只要有能力「媒體識讀」――簡單來說就是「帶著腦袋看電視」――,更要有行動力積極形成公民壓力,打造有「媒體素養」的公 民社會――說簡單一點就是「帶著腦袋看電視,看完之後有能力讓做新聞的也帶著腦袋」。生傳系兼任教授陳炳宏老師(台師大大傳所教授)前年(100年)上學 期開始開設了一門通識課「媒體素養(A5)」,不只希望培養有「媒體意識」的學生,更希望學生能擔任種子,進入媒體、進入社會,讓媒體更有素養。
作為一門通識課程,它的深入性不亞於任何一門必修課,課程內容靈活,包括媒體參訪活動和多種實務的作業。探討各種現代媒體議題,面向多元,例如置入性行 銷、媒體近用、媒體公共化等。課程重視互動,陳老師非常彈性的調整每一學期的各種狀況,無論是學生或TA的回饋都可以做為課程設計的參考,例如就書單設計 上,容許同學另選書籍與教授討論後閱讀,甚至可以成為往後書單的選項之一。
就作業設計上有三個實務作業。第一項是體驗「沒有媒體的生活」,要求學生在五天內不接觸任何形式的媒體,並記錄下感受。有學生作完這項作業後,發現平常 花太多時間泡在電視、網路前面,反而少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互動;人與自然的互動;甚至有人因為少花時間在閱聽媒體上,反而花心思向女友告白成功。第二項是 「公共電視問卷調查與分析」,希望藉由問卷調查讓無論是不是修課學生都能更藉此了解公視,推廣、並了解到現階段台灣媒體公共化的問題。第三項是期末的分組 大作業,可以有兩項選擇,其一為教案設計與實行:要求學生設計教案,並至高中借一堂公民課,自己教媒體素養。在教案設計上甚至也會額外邀請其他學校的專家 來教學,並且要側錄下教學狀況和學生的反應。其二為拍攝紀錄片並投稿至台北市公用頻道,大約三十分鐘的影片裡必須深入一項社會議題,希望能讓學生更有影像 媒體實務以及媒體近用的經驗。
但是,事實上,還有一項隱藏版的作業「媒體責任監督」。
「媒體責任監督」要求學生看到任何媒體不自律的情況之後主動向該媒體反映,也可向通傳會申訴,是希望學生能在一整個學期媒體素養的課程薰陶之後主動站出來,以群眾參與的方式試圖改變,也深化學生的媒體素養意識。
這堂課陳老師在台師大開的時候,一直以來都有這項課程設計,為什麼到台大就「縮水」了?事實上每年一到這項作業指派時,各大媒體總是會受到台師大學生的各式「騷擾」――促進或「提醒」媒體記者增進素養效果相當不錯。
我們得從台大通識課程開設的各項審查說起。
二、「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審查
這個審查就是所謂「預算補助審查」。台大利用攀頂計畫特別加強通識教育,讓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師可以提計畫書申請「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TA)補助、校外學者演講費、校外教學補助。因為涉及經費分配,共教中心需要確切了解每個老師的需求,計畫書內容審查詳細度不亞於開 設審查。而這個審查的委員會是由共教中心邀請學者專家組成。
「媒體素養」在進行「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審查時,計畫書裡有提過關於課程作業裡「媒體責任監督」的部分。但委員會認為關於「媒體責任監督」不宜與 分數掛勾,在與陳老師交換意見後,同意刪去本項作業。共教中心基於這是委員會決議,審查委員才有資格提供詳細資料,審查內容與審查過程並沒有提供給本報。
涉及預算分配而需要更詳細的課程內容資料自然無可厚非,但是關於課程作業的內容似乎與經費申請並無直接關係;如 果是關於如何運用TA、校外教學規劃等等事項,自然是該委員會的審查事項。計畫審查委員能否對於作業內容提出建議仍有討論空間,因為在審查會這種場合,委 員無論以如何「軟性」的建議都是一種壓力。而關於「檢舉媒體」不應與分數掛勾這件事,本報並無獲得更進一步的解釋。針對此事,共教中心表示審查委員只是希 望「檢舉媒體」不應與分數掛勾,並沒有要求老師一定不能做此項作業;根據陳老師表示,第一次遭勸刪這作業後,他曾再提出建議,監督作業保留,但計分(10分),算在課程總分100分之外,即所有作業總成績是110分,但共教中心還是建議不要有此作業,後來他考量要爭取TA補助經費,最後才同意刪除。背後原因,不得而知。
而老師之所以沒有很強力的要求此事是因為其實「這不應該是作業」。如果學生上了一整個學期的「媒體素養」而沒有一點主動挺身的精神,這堂課不就白上了? 也就是說,就算不是作業,學生也應該要自動自發地盡公民參與的責任。但學生的惰性自然會使這項「不是作業的作業」效果下降。
反媒體壟斷運動在冬日持續著,運動最終的訴求就是希望有良好的媒體環境,從外部改造媒體自然有其困難度。但如果改進每個人的媒體素養,自然會有更多有 「媒體素養」的人加入這個改造洪流,而且從教育開始做起,也許「下一代」的媒體環境會是有希望的。當每個人都「帶著腦袋看電視」時,無腦媒體的影響力勢必 下降。而在媒體應有的第四權之外,審查委員會也具備了監督的功能,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監督這些守門人呢?經費申請審查的「極限」、對於課程內容的「建議」(施壓),都仍有非常大的討論空間。面對無論是何種守門人,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參考的依據、但卻不能盡信,對於監督與被監督者都能謹慎地檢視,相信這樣不只是盡公民的義務,而且是對於「誰來監督守門人?」所能提出的最好回答。
「誰來監督守門人?」(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時政諷諭錄》羅馬詩人Juvenal
政府由國會監督,國會由媒體監督,媒體由誰監督?
近來台灣的媒體世界風風雨雨,中嘉案、旺中案漸漸喚起了大眾監督媒體的意識。我們需要越來越多有媒體素養的公民來監督大眾媒體。因此在傳播教育上,「傳 播學普及教育」更顯重要,民眾不只要有能力「媒體識讀」――簡單來說就是「帶著腦袋看電視」――,更要有行動力積極形成公民壓力,打造有「媒體素養」的公 民社會――說簡單一點就是「帶著腦袋看電視,看完之後有能力讓做新聞的也帶著腦袋」。生傳系兼任教授陳炳宏老師(台師大大傳所教授)前年(100年)上學 期開始開設了一門通識課「媒體素養(A5)」,不只希望培養有「媒體意識」的學生,更希望學生能擔任種子,進入媒體、進入社會,讓媒體更有素養。
作為一門通識課程,它的深入性不亞於任何一門必修課,課程內容靈活,包括媒體參訪活動和多種實務的作業。探討各種現代媒體議題,面向多元,例如置入性行 銷、媒體近用、媒體公共化等。課程重視互動,陳老師非常彈性的調整每一學期的各種狀況,無論是學生或TA的回饋都可以做為課程設計的參考,例如就書單設計 上,容許同學另選書籍與教授討論後閱讀,甚至可以成為往後書單的選項之一。
就作業設計上有三個實務作業。第一項是體驗「沒有媒體的生活」,要求學生在五天內不接觸任何形式的媒體,並記錄下感受。有學生作完這項作業後,發現平常 花太多時間泡在電視、網路前面,反而少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互動;人與自然的互動;甚至有人因為少花時間在閱聽媒體上,反而花心思向女友告白成功。第二項是 「公共電視問卷調查與分析」,希望藉由問卷調查讓無論是不是修課學生都能更藉此了解公視,推廣、並了解到現階段台灣媒體公共化的問題。第三項是期末的分組 大作業,可以有兩項選擇,其一為教案設計與實行:要求學生設計教案,並至高中借一堂公民課,自己教媒體素養。在教案設計上甚至也會額外邀請其他學校的專家 來教學,並且要側錄下教學狀況和學生的反應。其二為拍攝紀錄片並投稿至台北市公用頻道,大約三十分鐘的影片裡必須深入一項社會議題,希望能讓學生更有影像 媒體實務以及媒體近用的經驗。
但是,事實上,還有一項隱藏版的作業「媒體責任監督」。
「媒體責任監督」要求學生看到任何媒體不自律的情況之後主動向該媒體反映,也可向通傳會申訴,是希望學生能在一整個學期媒體素養的課程薰陶之後主動站出來,以群眾參與的方式試圖改變,也深化學生的媒體素養意識。
這堂課陳老師在台師大開的時候,一直以來都有這項課程設計,為什麼到台大就「縮水」了?事實上每年一到這項作業指派時,各大媒體總是會受到台師大學生的各式「騷擾」――促進或「提醒」媒體記者增進素養效果相當不錯。
我們得從台大通識課程開設的各項審查說起。
一、課程開設審查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通識課程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二項:「本校教師自行申請,經系(所)、院課程委員會及共教中心審議通過後開授。共教中心開會應視需要邀
請學生代表列席,提供具體意見。」就如同任何一門系所課程一樣,開設前都要先經過各系所課程委員會討論一樣,而在全校性的通識課程「主管機關」自然是「共
同教育中心」了。通識課程都會先經系、院課程委員會審查,之後會送至共教中心的課程委員會。單純針對課程「本身」做審查,例如教師教學評鑑值、課程性質及
學分數、成績評量方式、修課人數上限等。基本上「媒體素養」這門課在開設時並不困難。二、「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審查
這個審查就是所謂「預算補助審查」。台大利用攀頂計畫特別加強通識教育,讓開設通識課程的教師可以提計畫書申請「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TA)補助、校外學者演講費、校外教學補助。因為涉及經費分配,共教中心需要確切了解每個老師的需求,計畫書內容審查詳細度不亞於開 設審查。而這個審查的委員會是由共教中心邀請學者專家組成。
「媒體素養」在進行「個別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審查時,計畫書裡有提過關於課程作業裡「媒體責任監督」的部分。但委員會認為關於「媒體責任監督」不宜與 分數掛勾,在與陳老師交換意見後,同意刪去本項作業。共教中心基於這是委員會決議,審查委員才有資格提供詳細資料,審查內容與審查過程並沒有提供給本報。
涉及預算分配而需要更詳細的課程內容資料自然無可厚非,但是關於課程作業的內容似乎與經費申請並無直接關係;如 果是關於如何運用TA、校外教學規劃等等事項,自然是該委員會的審查事項。計畫審查委員能否對於作業內容提出建議仍有討論空間,因為在審查會這種場合,委 員無論以如何「軟性」的建議都是一種壓力。而關於「檢舉媒體」不應與分數掛勾這件事,本報並無獲得更進一步的解釋。針對此事,共教中心表示審查委員只是希 望「檢舉媒體」不應與分數掛勾,並沒有要求老師一定不能做此項作業;根據陳老師表示,第一次遭勸刪這作業後,他曾再提出建議,監督作業保留,但計分(10分),算在課程總分100分之外,即所有作業總成績是110分,但共教中心還是建議不要有此作業,後來他考量要爭取TA補助經費,最後才同意刪除。背後原因,不得而知。
而老師之所以沒有很強力的要求此事是因為其實「這不應該是作業」。如果學生上了一整個學期的「媒體素養」而沒有一點主動挺身的精神,這堂課不就白上了? 也就是說,就算不是作業,學生也應該要自動自發地盡公民參與的責任。但學生的惰性自然會使這項「不是作業的作業」效果下降。
反媒體壟斷運動在冬日持續著,運動最終的訴求就是希望有良好的媒體環境,從外部改造媒體自然有其困難度。但如果改進每個人的媒體素養,自然會有更多有 「媒體素養」的人加入這個改造洪流,而且從教育開始做起,也許「下一代」的媒體環境會是有希望的。當每個人都「帶著腦袋看電視」時,無腦媒體的影響力勢必 下降。而在媒體應有的第四權之外,審查委員會也具備了監督的功能,但是我們又該如何監督這些守門人呢?經費申請審查的「極限」、對於課程內容的「建議」(施壓),都仍有非常大的討論空間。面對無論是何種守門人,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參考的依據、但卻不能盡信,對於監督與被監督者都能謹慎地檢視,相信這樣不只是盡公民的義務,而且是對於「誰來監督守門人?」所能提出的最好回答。
販賣性福 — 保險套販賣機進駐校園
◎生技二 林月先
2012年初,首台保險套販賣機進入校園,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究竟是推廣安全性行為,還是變相鼓勵性行為?有人質疑,如今在遍地可見的便利商店中皆可買到保險套,設置保險套販賣機還有其必要性嗎?而台大目前並未設置保險套販賣機,雖然台大醫院長期在男五宿舍提供免費保險套及潤滑液,但供不應求的情況時有所聞;校內大部分便利商店有販售保險套,但人潮擁擠中讓人難以下手,台大的性需求又由誰來照顧?
真正的價值
進駐校園
台大缺席
而台大在第一波的設置中無聲無息的缺席了,沒有任何公開討論與說明。目前社科院學代林冠嘉同學正利用學生的力量推動保險套販賣機進駐台大校 園,希望初步能設置在住宿區,但推行過程困難重重,住宿組目前只回覆已准許校內便利商店販售,表示沒有設置的必要。此外,未來他也希望能加上指險套的販 售,因為不同性向擁有不同需求,而指險套在衛教方面也有積極的意義。
2012年初,首台保險套販賣機進入校園,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究竟是推廣安全性行為,還是變相鼓勵性行為?有人質疑,如今在遍地可見的便利商店中皆可買到保險套,設置保險套販賣機還有其必要性嗎?而台大目前並未設置保險套販賣機,雖然台大醫院長期在男五宿舍提供免費保險套及潤滑液,但供不應求的情況時有所聞;校內大部分便利商店有販售保險套,但人潮擁擠中讓人難以下手,台大的性需求又由誰來照顧?
真正的價值
保險套販賣機由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委外招標,做過成本評估後決定走平價路線,兩枚保險套加兩包潤滑劑成本二十元,售價卻只有十元,但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莊苹主任肯定地表示「裡面的價值遠比販售的價值還高」。根據疾管局的統計資料,愛滋病性行為感染者急速增加中,2011年因性行為而感染愛滋病的比例即高達九成,遠大於注射藥癮者的比例。因此販賣機裡其實不只有保險套和潤滑液,更重要的是含有愛滋病防治的觀念及推廣安全性行為的使命。
目前台北市設有二十一台,地點多為醫院、運動中心及私人會館,主任表示可見度為選址的重要條件。當初在各區運動中心試辦時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認為運動中心
是給民眾運動的場所並不是發生性行為的地方,然而管理人員私下向主任反應仍有性行為發生。另外主任強調並不是鼓勵大家在運動中心發生性行為,而是因為運動
中心年輕民眾較多,希望能讓保險套容易取得而發揮保護的功能。雖然便利商店和藥妝店都有販售保險套,但有些ˋ人可能無法承受他人異樣的眼光,相較之下販賣
機可以避免此情形,才真的能達到安全帶得走的目的。
進駐校園
近年來感染愛滋病的年輕族群明顯增加,校園成為了推廣重點之一。2012年初開始第一波的推行,台北市衛生局行文至全市二十七所大專院校,但最後只有台北護
理健康大學與世新大學願意在校園內設置,再加上基隆市的海洋大學,目前全台灣共有三所大學校園內設有保險套販賣機。主任表示校園反應都很好,而世新大學從
設置以來一直是最暢銷的地點,日前還接到電話,世新大學有學生想合作將販賣機設計得更融入校園環境。
但她也無奈地表示,多數學校會顧慮家長的反彈,且校方態度保守,認為學校行事都會有教育意義,不願學生因此認為在學校發生性行為是被允許的,但她則認為保險套販賣機含有安全性行為的觀念,也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義,所以他們不會氣餒,預計最近會推動第二波的嘗試。
台大缺席
而台大在第一波的設置中無聲無息的缺席了,沒有任何公開討論與說明。目前社科院學代林冠嘉同學正利用學生的力量推動保險套販賣機進駐台大校 園,希望初步能設置在住宿區,但推行過程困難重重,住宿組目前只回覆已准許校內便利商店販售,表示沒有設置的必要。此外,未來他也希望能加上指險套的販 售,因為不同性向擁有不同需求,而指險套在衛教方面也有積極的意義。
「裝
設販賣機應不是鼓勵,而是因為有需求才放,就像飲水機是因為需求而設。」林同學表示,過去多數人覺得性是不可談的禁忌,現今觀念有愈來愈開放的趨勢,而設
置保險套販賣機另一個價值就在於讓人們正視性的存在。台大一學期約開設五門性別課程,也有相關學程與研究中心,且另有性別平等委員會致力推廣校園性別平等
教育,但學校可能強化學生的性別意識與平等的觀念,卻迴避與學生談論人類的性慾望。
台大對性的保守讓人想起2010年新生入學典禮的保險套事件,當時五校串連舉辦新生性 別季,爭取校方同意後決定在會場門口發放保險套及安全性行為宣導手冊,但因校方出爾反爾最後只有台大以衝突收場。時隔兩年,校方對於性的保守心態還是停滯不前,而台大貴為台灣首府應更開明多元。大學生已有性自主權,對於是否要在校園設置保險套販賣機一定也有不同的聲音,校方應以溝通代替限制,了解學生需求,給予適當協助,藉此宣導正確性知識。
徐州校區的杜鵑都不開花 — 公衛大樓的趕校車經驗
◎公衛一 許筑淋
台大除了總區之外,還有徐州校區,醫學院社科院及公衛院就分布在此,徐州校區的學生有捷運、公車、校車等等大眾運輸系統,而學校提供的免費校車是學生的優惠選擇。校車不僅提供了學生免費的交通方式,更提供課間趕往兩地的學生能
比較快速便捷的移動。
在大約四年前,學校曾經研議要對使用校車的學生進行收費,當時社會系系學會,醫學系系會、公衛系系學會等會長與學生會福利部聯手進行全校性的連署,阻擋 此事。而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公平性的考量,進入社科院醫學院公衛院等等的學生並無法選擇系館的位置,如果校車收費即是對已付出時間成本的學生變相的調漲 學雜費,這對這些學生是不公平的。也因此這項提議在校務會議遭到大部分老師的否決。然而當時公衛系系學會的會長也曾向校方提出在公衛大樓前多設置一個校車 點,當時校方已成本會增加的理由駁回,也因此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最近,適逢社科院遷回總區,又給了在公衛大樓前設點一事一線生機,公衛系聯合職治系、物治系和男四女四男二女六的生治會即將研擬一套方案,建議學校在社科院遷回總區後,把社科院的校車點移到公衛大樓前面。背後最主要有幾點考量:
其一、公衛大樓位置剛好位在徐州校區的中心,對於附近的學生是一個方便的點上下車。如圖所示,相較於之前設在社科院的校車點設在公衛大樓前的點具有對附 近的學生(包括在公衛大樓後面的男四女四、男二女六,以及即將建成的藥學館)有地利之便。其二、在社科院遷回校總區後,在徐州校區和總區往返的學生比例結 構的改變,社科院的學生大幅下降,在公衛大樓、藥學館及附近的住宿舍胞成為搭乘校車的主要人口。
若能夠設點在公衛大樓前,可以解決在公衛大樓學生上課學生不用擔心趕不上校車而在馬路上衝刺百米,也可以解決學生跑到社科院因長長人龍而趕不上校車的問 題。然而,在公衛院舍校車點也有其難處,公衛大樓前的暫時停車處因道路不夠寬而有畫停車格的限制,而在這過程中也必須與附近的里民協商,招開里民大會,並 不完全可以由校方主導。
在社科院尚未遷回時,在公衛大樓和總區趕課的學生是有其辛苦之處的。公衛大樓正好位在醫學院和社科院的中間,距兩院各有一段小距離,因此學生從公衛大樓要趕到較近的社科院搭車,若能在社科院前回總區之後,學校能將校車點移到到公衛大樓前即能對這些學生一定有不小的幫助,也能讓已付出交通時間成本的學生減低負擔。
台大除了總區之外,還有徐州校區,醫學院社科院及公衛院就分布在此,徐州校區的學生有捷運、公車、校車等等大眾運輸系統,而學校提供的免費校車是學生的優惠選擇。校車不僅提供了學生免費的交通方式,更提供課間趕往兩地的學生能
比較快速便捷的移動。
然而,往返於公衛大樓、醫學院、社科院的學生下課完匆匆忙忙從徐州路校區的教室衝出,從公衛大樓的學生要跑得比所有人都還要快,因為他們要到百公尺外的社科
院前面搭車。當學生氣喘吁吁地到達,以為這下有舒服免費的校車可以坐時,才發現另一件令人崩潰的事情,上車點已以排了彎彎曲曲的人龍,帶著衝刺百米後的虛
脫感,成為隊伍的最尾端。
這是在公衛大樓上課的學生常常會面對到的問題,在課與課之間做總區和徐州校區的移動。時間上的壓力,要在短短20分鐘下課從徐州校區趕到總區,更要從公衛大樓衝去社科院上車,對於在公衛大樓上課的學生是雙重的考驗。
會在公衛大樓上課的學生主要有公衛系、職治系和物治系,而會在公衛大樓和總區移動頻繁的學生大部分集中在這三個系的二三四年級,因為台大選課上的自由,同個
系的同學大家的必修皆不大相同,系館在公衛大樓的學生仍有大部分的通識課和其他必修會在校總區,例如社會學、經濟學等等。
因此會在徐州校區上課的學生學期初選課時也會考量上課地點之間往返的問題,相較於在總區上課的同學,在徐州校區上課的同學選課上權益受到限制。因為校車會在
20分鐘下課開車,選課時需要面臨的問題即是要選擇可以趕上校車的上課地點。除此之外,搭乘捷運和公車必然是一種會面臨遲到的選擇,搭上校車有時候也必須
上課早一點離開,或是下一節課遲到一點,這都是在徐州校區上課的學生必須付出的成本。
在大約四年前,學校曾經研議要對使用校車的學生進行收費,當時社會系系學會,醫學系系會、公衛系系學會等會長與學生會福利部聯手進行全校性的連署,阻擋 此事。而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公平性的考量,進入社科院醫學院公衛院等等的學生並無法選擇系館的位置,如果校車收費即是對已付出時間成本的學生變相的調漲 學雜費,這對這些學生是不公平的。也因此這項提議在校務會議遭到大部分老師的否決。然而當時公衛系系學會的會長也曾向校方提出在公衛大樓前多設置一個校車 點,當時校方已成本會增加的理由駁回,也因此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最近,適逢社科院遷回總區,又給了在公衛大樓前設點一事一線生機,公衛系聯合職治系、物治系和男四女四男二女六的生治會即將研擬一套方案,建議學校在社科院遷回總區後,把社科院的校車點移到公衛大樓前面。背後最主要有幾點考量:
其一、公衛大樓位置剛好位在徐州校區的中心,對於附近的學生是一個方便的點上下車。如圖所示,相較於之前設在社科院的校車點設在公衛大樓前的點具有對附 近的學生(包括在公衛大樓後面的男四女四、男二女六,以及即將建成的藥學館)有地利之便。其二、在社科院遷回校總區後,在徐州校區和總區往返的學生比例結 構的改變,社科院的學生大幅下降,在公衛大樓、藥學館及附近的住宿舍胞成為搭乘校車的主要人口。
若能夠設點在公衛大樓前,可以解決在公衛大樓學生上課學生不用擔心趕不上校車而在馬路上衝刺百米,也可以解決學生跑到社科院因長長人龍而趕不上校車的問 題。然而,在公衛院舍校車點也有其難處,公衛大樓前的暫時停車處因道路不夠寬而有畫停車格的限制,而在這過程中也必須與附近的里民協商,招開里民大會,並 不完全可以由校方主導。
在社科院尚未遷回時,在公衛大樓和總區趕課的學生是有其辛苦之處的。公衛大樓正好位在醫學院和社科院的中間,距兩院各有一段小距離,因此學生從公衛大樓要趕到較近的社科院搭車,若能在社科院前回總區之後,學校能將校車點移到到公衛大樓前即能對這些學生一定有不小的幫助,也能讓已付出交通時間成本的學生減低負擔。
校園意語:One Night in 台北
◎政治一 李佳穎
「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許多情……」陳昇在〈One night in 北京〉這樣深情的唱著。台北的夜晚有如一棵掛滿吊飾的聖誕樹,身處都市的人們如樹上一顆顆明滅的LED燈,或站或坐,或低頭冥思、或倚窗而睡、或安靜閱讀、或勉強打起精神地講手機;今夜羅勉在咖啡廳裡一方明燦的角落裡,分享他在台灣的故事。
羅勉,四川人,就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三年級,目前是台大政治學系的交換生,預計在台大交換一學期。「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這是羅勉對台灣的第一印 象,不管兩岸統獨的爭執,羅勉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追求個體的解放;近半年的交換生活,他在台大以開放的身心酣暢學習,以澄澈的雙眼觀察校園,以勇健的雙 手實現理想,以清晰的頭腦思辨問題。申請到台灣交換的同時,羅勉還積極申請到阿姆斯特丹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但他笑稱自己是個歷史感很深的人,先前曾經 進行台灣的相關報告,開始認識台灣,對台灣的歷史產生興趣。羅勉提到,國共內戰後,台灣發生劇烈的變化,產生多重的身分認同,他於是想多認識台灣,因此選 擇到台大進行交換。
以開放的身心酣暢學習
以澄澈的雙眼觀察校園
以勇健的雙手實現理想
以清晰的頭腦思辨問題
自仲夏以來,台灣社會興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學生參與日益增加,站在第一線發聲。「我們不能身體參與,頂多只能鍵盤參與。」羅勉詼諧地說。在北大甚至是 中國其他學校,完全不可能有自發性上街或校園抗議,也少有學生透過校園刊物或電子媒體發表言論。羅勉說到,在北大幾乎沒有以討論校園或公共議題為主的校園 刊物,北大校報是刊載校友的風光事蹟,燕園心聲則記錄校園中的風花雪月,同學自然沒有可以表達意見的管道。台灣學生運動群起,近日北大校園內也有些騷動; 用餐時間,校外人士、附近居民也會到原本提供校內學生膳食的食堂用餐,共同享受政府給予學校食堂的補助,同學們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排隊,因此認為用餐的權利 受損。學校雖然有舉辦說明會,說不定實際成效;最重要的是,北大學生是為自身的利益發聲,他因此特別激賞,台灣學生能親身為公共事務發聲。
「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許多情……」陳昇在〈One night in 北京〉這樣深情的唱著。台北的夜晚有如一棵掛滿吊飾的聖誕樹,身處都市的人們如樹上一顆顆明滅的LED燈,或站或坐,或低頭冥思、或倚窗而睡、或安靜閱讀、或勉強打起精神地講手機;今夜羅勉在咖啡廳裡一方明燦的角落裡,分享他在台灣的故事。
羅勉,四川人,就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三年級,目前是台大政治學系的交換生,預計在台大交換一學期。「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這是羅勉對台灣的第一印 象,不管兩岸統獨的爭執,羅勉認同自由民主的價值,追求個體的解放;近半年的交換生活,他在台大以開放的身心酣暢學習,以澄澈的雙眼觀察校園,以勇健的雙 手實現理想,以清晰的頭腦思辨問題。申請到台灣交換的同時,羅勉還積極申請到阿姆斯特丹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但他笑稱自己是個歷史感很深的人,先前曾經 進行台灣的相關報告,開始認識台灣,對台灣的歷史產生興趣。羅勉提到,國共內戰後,台灣發生劇烈的變化,產生多重的身分認同,他於是想多認識台灣,因此選 擇到台大進行交換。
以開放的身心酣暢學習
雖然是第一次到台灣,但因為先前參加的交流活動,羅勉早已有認識的台灣朋友,帶領他遊山玩水,熟悉校園,在台灣拓展新人脈。就著朋友的建議,羅勉這學期在台
大修習大學部哲學、歷史、政治系的課程,也選修了幾門政治系碩士班的課;「吳玉山老師是個溫文儒雅的好老師,還是個厲害的學者!」羅勉這麼稱讚。吳玉山老
師是台大政治系的老師,也是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員兼所長,而這學期羅勉正修習吳玉山老師開設的「社會主義政改與新興民主專題」課程,羅勉很喜歡這堂
課,也有很多心得。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他週末也會參加政治系石之瑜老師的讀書會,與許多同學或是已畢業的學長姐聊天寒暄,討論兩岸政治。大學的重心除了上課之外,其次就是社團
了。羅勉在北大參加了各式各樣的社團,吉他社、自行車協會、電影欣賞社、英語文化交流協會等等;因為時間關係,他在台大較少參與社團,但一有空檔,便會參
加講座或討論會。羅勉十分讚許中研院和校內相關系所舉辦的演講,提供學生公民參與的管道,而台灣的咖啡沙龍與社會組織也不時舉辦論壇或座談會,讓青年學子
擁有寬廣的思辨與討論空間。
新聞中,常常播報中國學子半夜苦讀,甚至吊點滴唸書的畫面,父母與師長也常以兩岸競爭力之差誡之,但羅勉對於這些媒體訊息則是一笑置之。「其實我們都差不多
啦!」羅勉笑笑地說。初進入北京大學,羅勉和同學也會到學校自習室佔位,早起到教室上課,但幾個星期過去,大家也就懶散去了。一峽之遙,兩校生態有相似之
處,當然也有些許不同。「就我觀察,我所碰上的台大同學與我先前認識的北大同學,積極度與主動性就差很多。」羅勉分享自己所觀察到的現象,學期末的分組報
告通常在學期初就已完成分組,很少有人會主動召集,同學們往往得等到學期中甚至接近報告日期才進行討論。羅勉還說,台大同學之間的討論氣氛不夠激烈,在北
大,他們幾乎是唇槍舌戰,你一句我一句地,大家透過討論爬梳、重整自己的想法;但就他觀察,台大學生比較含蓄,自己會先整理所有想法,才敢向同學分享。
羅勉是個謙虛的大男孩,他說自己是外來者,所以在課堂或同學之間,不敢多有表現。其實,羅勉許多次代表國家或學校進行校外交流、報告。這次到台灣交換,同時
也擔任華人大學生思想交流平台「北斗網」其中「兩岸副刊」專欄的編輯。北斗網由關心中國時政與發展的學生主持,為推動大學生的自我啟蒙,其中「兩岸副刊」
專欄又以「觀察台灣,著眼青年,傳播兩岸」為定位,目前已組織台灣學生的編輯團隊,將從部落格或ptt蒐集台灣學生的聲音,報導台灣學生的活動。
具有國際視野的羅勉除了負責「兩岸副刊」的運作,也是全球中華聯接(Global China
Connection,簡稱GCC)的中國區事務總監。GCC起初是由一群華人、美國大學生所創立的國際非政府、非營利性的組織,目前在世界許多大學裡都
有分部。GCC的目標促進華人與非華人學生之間的交流,以學術論壇、講座沙龍、企業訪問、技能培訓、實習機會等活動來創建全球性的交流平台。羅勉先前已經
連接五十多所學校,這次到台灣,也與校內台陸學生交流會共同舉辦「台陸講堂」,也正在籌備GCC台大分部。以清晰的頭腦思辨問題
自仲夏以來,台灣社會興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學生參與日益增加,站在第一線發聲。「我們不能身體參與,頂多只能鍵盤參與。」羅勉詼諧地說。在北大甚至是 中國其他學校,完全不可能有自發性上街或校園抗議,也少有學生透過校園刊物或電子媒體發表言論。羅勉說到,在北大幾乎沒有以討論校園或公共議題為主的校園 刊物,北大校報是刊載校友的風光事蹟,燕園心聲則記錄校園中的風花雪月,同學自然沒有可以表達意見的管道。台灣學生運動群起,近日北大校園內也有些騷動; 用餐時間,校外人士、附近居民也會到原本提供校內學生膳食的食堂用餐,共同享受政府給予學校食堂的補助,同學們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排隊,因此認為用餐的權利 受損。學校雖然有舉辦說明會,說不定實際成效;最重要的是,北大學生是為自身的利益發聲,他因此特別激賞,台灣學生能親身為公共事務發聲。
「自
由因脆弱而特別寶貴。」最近的反媒體壟斷事件,讓羅勉有感而發,他還說,正因為自由特別脆弱、寶貴,我們必須加以保護才不致於失去。看到陳為廷在網路上發
表的言論,羅勉說:「拋開統獨爭執,我們共同擁有對自由價值的尊崇。」台大學生關心的「紹興社區」、「反媒體壟斷」等議題並非自身利益,卻能自己意識到問
題,擁有社會參與的管道,許多學校老師與社會組織也給予支持,羅勉對此般自由更為欣賞與珍惜。
北京的深夜,陳昇歌詠激情、訴說滄桑;細雨綿綿的台北冬夜,羅勉的臉上始終掛著溫暖的笑容,分享他的台灣經驗,清脆的話語於是流淌在拿鐵的香氣中,耳邊響起「One night in台北……」
2012年12月20日 星期四
社論:資訊時代下的伯仁之死
◎台大意識報(本文同步刊載於蘋果日報2012/12/20論壇)
日前,本報校園意語專欄〈泡菜與番薯,Life is Good?〉一文,透過Facebook和BBS轉錄,引起網友關注討論,多家報媒先進亦跟進報導。最早跟進報導的聯合報系,於10日刊載〈韓籍交換生:韓達成競爭力 人民不幸福〉,僅以聯合新聞網綜合報導的名義發表。除了報導事實有誤,將本報記者採訪整理撰稿誤植為金俊植本人發表之外,該文與本報原文內容高度雷同,在未徵求本報記者同意下,將第一人稱轉為第三人稱,小幅修改字句隨即刊出。同日傍晚,各家平面媒體記者陸續來電,尋求金俊植本人的聯絡方式,我方皆婉拒。隔日一早,仍見主要平面媒體分別以半版至四分之一版不等的篇幅刊登相關報導,內容多與本報報導相似。
作為校園媒體,發掘值得報導的人事是我們的本份,此次各方讀者的不少肯定,對我們起了很大的激勵作用。至於在網路引起熱烈討論,乃至引起平面媒體的注意而跟進報導,不在意料之內。然本次報導起初用意之一,即在於借鏡韓國經驗,讓大眾了解媒體壟斷的嚴重性,故亦樂見透過主流媒體報導發揮影響力,帶來更多公共討論。不過,這股狂熱中有兩點卻是必須檢視反省的:
一、標題殺人,以文害意。在這兩天的相關報導中,多篇報導標題脫離原文脈絡,舉例來說,聯合晚報其中一篇報導下標〈韓藉交換生:台灣沒有真正韓國專家〉,絕非原文重點,僅為金本人在受訪結尾時邀請讀者參加讀書會的玩笑話。此般下標,誘使讀者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解讀,顯然是欲炒作民眾互罵氣氛。
二、缺乏事實查證,大幅抄錄本報報導內容。據金本人表示,他僅接受了一家媒體的簡短電訪。而各家媒體在未聯絡上金本人,亦未經本報授權的情況下,仍煞有介事刊出半版至四分之一版不等的相關報導,甚至可見記者與作者搞錯的離譜謬誤。而金選擇拒訪的原因之一,正是前述提到現今媒體慣用聳動、偏離原意的標題,以及斷章取義、強作解人的亂象。如此前提下,他實在沒有理由接受訪談。
當今媒體市場邏輯運作中,爭取閱聽人的最大目光,成了編輯判斷如何下標的至高準繩。斷章取義、扭曲原意的作法,或許能夠吸引讀者一時半刻的注意,然而其間是否引起困擾、造成傷害,則往往避而不談。這種惡質作法其來有自,背後反映的其實是現今台灣媒體的產業生態。以傳統報業而言,近十年來各家報紙陸續裁員縮編,組織內部的每位記者,面臨的是更長的工時與更廣的守備範圍,這意味著記者處理每則新聞的時間相對壓縮,加上獨漏新聞的壓力,當抄襲改寫同業報導的便宜作法橫陳眼前,自然有著極大的魅惑。
然而結構限制斷不能成為開脫的藉口,我們必須陳述事實,並呼籲新聞工作者,若仍自視新聞工作為一門專業,對於報導內容與標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理應保持高度自覺。否則,「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死」的情況,將不斷重演。最後,我們也邀請各位讀者,從一種理解媒體產業現狀的現實角度出發,一同監督、關注台灣媒體的所作所為。
日前,本報校園意語專欄〈泡菜與番薯,Life is Good?〉一文,透過Facebook和BBS轉錄,引起網友關注討論,多家報媒先進亦跟進報導。最早跟進報導的聯合報系,於10日刊載〈韓籍交換生:韓達成競爭力 人民不幸福〉,僅以聯合新聞網綜合報導的名義發表。除了報導事實有誤,將本報記者採訪整理撰稿誤植為金俊植本人發表之外,該文與本報原文內容高度雷同,在未徵求本報記者同意下,將第一人稱轉為第三人稱,小幅修改字句隨即刊出。同日傍晚,各家平面媒體記者陸續來電,尋求金俊植本人的聯絡方式,我方皆婉拒。隔日一早,仍見主要平面媒體分別以半版至四分之一版不等的篇幅刊登相關報導,內容多與本報報導相似。
作為校園媒體,發掘值得報導的人事是我們的本份,此次各方讀者的不少肯定,對我們起了很大的激勵作用。至於在網路引起熱烈討論,乃至引起平面媒體的注意而跟進報導,不在意料之內。然本次報導起初用意之一,即在於借鏡韓國經驗,讓大眾了解媒體壟斷的嚴重性,故亦樂見透過主流媒體報導發揮影響力,帶來更多公共討論。不過,這股狂熱中有兩點卻是必須檢視反省的:
一、標題殺人,以文害意。在這兩天的相關報導中,多篇報導標題脫離原文脈絡,舉例來說,聯合晚報其中一篇報導下標〈韓藉交換生:台灣沒有真正韓國專家〉,絕非原文重點,僅為金本人在受訪結尾時邀請讀者參加讀書會的玩笑話。此般下標,誘使讀者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解讀,顯然是欲炒作民眾互罵氣氛。
二、缺乏事實查證,大幅抄錄本報報導內容。據金本人表示,他僅接受了一家媒體的簡短電訪。而各家媒體在未聯絡上金本人,亦未經本報授權的情況下,仍煞有介事刊出半版至四分之一版不等的相關報導,甚至可見記者與作者搞錯的離譜謬誤。而金選擇拒訪的原因之一,正是前述提到現今媒體慣用聳動、偏離原意的標題,以及斷章取義、強作解人的亂象。如此前提下,他實在沒有理由接受訪談。
當今媒體市場邏輯運作中,爭取閱聽人的最大目光,成了編輯判斷如何下標的至高準繩。斷章取義、扭曲原意的作法,或許能夠吸引讀者一時半刻的注意,然而其間是否引起困擾、造成傷害,則往往避而不談。這種惡質作法其來有自,背後反映的其實是現今台灣媒體的產業生態。以傳統報業而言,近十年來各家報紙陸續裁員縮編,組織內部的每位記者,面臨的是更長的工時與更廣的守備範圍,這意味著記者處理每則新聞的時間相對壓縮,加上獨漏新聞的壓力,當抄襲改寫同業報導的便宜作法橫陳眼前,自然有著極大的魅惑。
然而結構限制斷不能成為開脫的藉口,我們必須陳述事實,並呼籲新聞工作者,若仍自視新聞工作為一門專業,對於報導內容與標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理應保持高度自覺。否則,「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死」的情況,將不斷重演。最後,我們也邀請各位讀者,從一種理解媒體產業現狀的現實角度出發,一同監督、關注台灣媒體的所作所為。
2012年12月9日 星期日
意識報056刊目錄
封面繪圖:哲學三 黃祥昀 |
意識社論
大學自治精神豈能任意破壞 ◎台大意識報
議事專題:性別廁所
積木遊戲──在廁所是「廁所」之前 ◎歷史四 楊景堯
新女廁運動與廁所空間 ◎歷史四 楊景堯
社會社工系館廁所的比例正義──專訪陳東升老師 ◎生傳四 王奕蘋
打破性別的框架──無性別廁所 ◎社會三 林正揚 人類一 張斐昕
廁所不要誰?誰不要廁所? ◎社會二 劉均
議事專題:網路書院
網路書院的崛起──時勢所然還是情勢所逼? ◎醫學六 林函怡
網路書院的美麗與哀愁 ◎社會三 呂昀濃
網路書院的啟示──尋找校園公共平台 ◎政治三 林旭亮
意識校園:人文大樓
人文大樓的想像:現實與理想的差距 ◎外文一 謝宇婷
人文大樓:大家來開講 ◎公衛四 張佳婷 人類三 林必修 外文一 謝宇婷
校園意語
泡菜與番薯,Life Is Good? ◎日文一 梁德莎
主編的話
本期意識報為各位帶來性別廁所、網路書院、人文大樓的專題報導。各位讀者曾有目睹男廁門可羅雀、女廁卻大排長龍的景象嗎?對於社會社工系館的廁所比例感到好奇嗎?廁所在現今的二元性別區分之外,還有其他的可能嗎?而最近校方大力推動的新網路平台──網路書院,校方對它有甚麼期待?學生使用上又是如何呢?一個屬於台大校園、平等溝通的網路公共平台究竟有可能嗎?最後,人文大樓經過兩年後,第十案的規劃最終通過了校內的各項程序,但其仍然引發一些爭議,究竟第十案的內容為何?作為真正使用者的文學院師生對於這個空間又有甚麼想像呢?從洞洞館到人文大樓,這關乎的不只是文學院師生使用經驗與校園意象,更是鑲嵌在整體校地規畫的問題之中。希望這次的內容各位讀者會喜歡!
社論:大學自治精神豈能任意破壞
◎台大意識報
校慶當天典禮會場外紹興社區的抗爭中,李嗣涔校長竟然請求大安分局調動五十名以上攜帶警的棍警力到場阻擋、甚至任意的舉牌企圖驅離居民與聲援的學生,無疑讓我們看見大學自治精神遭受嚴重的破壞。
大學自治受到憲法的制度性保障,也因此享有在我國法律中最高的位階,更是國家最根本的核心價值之一。在憲法中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在大學這個場域中所需要的制度基礎便是大學自治,而根據釋字三八○、四五○號的解釋,大學自治的範疇包含了行政自主、教授治校、課程自主、學生自治等;而在學說上對於學生自治所闡述的內涵則展現於學習自由、社團自治、校務決策參與權、校內參政權等。另外,在《台灣大學組織規程》第五十九條,「除本大學駐衛警察外,軍、警未經校長委請或同意,不得進入校園,但追捕現行犯者,不在此限」便是在程序上明訂台灣大學所享有的自治權,同時也表明了校長對於任何有違大學自治精神的決定都必須負起全責。
紹興社區的訴求乃是要求校方立即停訴並且展開對等的協商,因為訴訟所帶來的不只是對居民身心上嚴重的傷害,也造成居民無法與校方在共同的基礎上進行對話,更可能將事情推向最糟的結果。當多為中壯年或老年的居民來到校園,與響應的學生一同控訴校方的不公不義,校方卻以校園安全為擋箭牌而要求警力進入校園,這樣的作為反映的重點有三:一是李嗣涔先生對於大學自治的無視,破壞學生自治中學生學習自由的權利與對於校務決策參與權,因為社會運動同樣可以是一種學習,也可以是學生對於校務決策的參與方式。二是校方無心發揮大學自治中行政自主的內涵,動用國家機器進入校園來介入大學獨立運作的範圍之中。第三,校方聲稱如此的作為是基於「校園安全」的考量,但這卻是校方缺乏反省的展現,紹興抗爭中的老弱居民與自發性支持的學生真能帶來甚麼「校園安全」上的危害嗎?解決這個「校園安全」問題的最根本方法,並非破壞大學自治的警力進入校園,而是校方真正釋出誠意與居民共同協商,停訴則是雙方對等信賴基礎的第一步。
事實上,大學的存在便是台灣邁向民主過程的一座座堡壘。四六事件中傅斯年校長對警總副總司令的發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城鄉所畢恆達教授所著的《空間就是權力》一書中也提到,在戒嚴的年代,抗議刑法100條的群眾選擇在台大醫學院內正對總統府靜坐。只要大學不准,警力是無法進入校園的,這並不關乎於抗爭的群眾和議題的性質,而是在大學校園的這個空間之內,大學自治就必然是一個國家的核心領域,受到國家最高的保障。
昔者已矣,如今校方對於大學自治精神如此的蔑視甚至破壞,李嗣涔先生應出面道歉,並正面的回應紹興社區立即撤告和對等協商等訴求。抗爭結束後的隔日下午的協商會議是一個開始,但實質的工作更應加速進行;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企盼這所大學還能挽救那對於「偉大」的一絲一毫的期待。
校慶當天典禮會場外紹興社區的抗爭中,李嗣涔校長竟然請求大安分局調動五十名以上攜帶警的棍警力到場阻擋、甚至任意的舉牌企圖驅離居民與聲援的學生,無疑讓我們看見大學自治精神遭受嚴重的破壞。
大學自治受到憲法的制度性保障,也因此享有在我國法律中最高的位階,更是國家最根本的核心價值之一。在憲法中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在大學這個場域中所需要的制度基礎便是大學自治,而根據釋字三八○、四五○號的解釋,大學自治的範疇包含了行政自主、教授治校、課程自主、學生自治等;而在學說上對於學生自治所闡述的內涵則展現於學習自由、社團自治、校務決策參與權、校內參政權等。另外,在《台灣大學組織規程》第五十九條,「除本大學駐衛警察外,軍、警未經校長委請或同意,不得進入校園,但追捕現行犯者,不在此限」便是在程序上明訂台灣大學所享有的自治權,同時也表明了校長對於任何有違大學自治精神的決定都必須負起全責。
紹興社區的訴求乃是要求校方立即停訴並且展開對等的協商,因為訴訟所帶來的不只是對居民身心上嚴重的傷害,也造成居民無法與校方在共同的基礎上進行對話,更可能將事情推向最糟的結果。當多為中壯年或老年的居民來到校園,與響應的學生一同控訴校方的不公不義,校方卻以校園安全為擋箭牌而要求警力進入校園,這樣的作為反映的重點有三:一是李嗣涔先生對於大學自治的無視,破壞學生自治中學生學習自由的權利與對於校務決策參與權,因為社會運動同樣可以是一種學習,也可以是學生對於校務決策的參與方式。二是校方無心發揮大學自治中行政自主的內涵,動用國家機器進入校園來介入大學獨立運作的範圍之中。第三,校方聲稱如此的作為是基於「校園安全」的考量,但這卻是校方缺乏反省的展現,紹興抗爭中的老弱居民與自發性支持的學生真能帶來甚麼「校園安全」上的危害嗎?解決這個「校園安全」問題的最根本方法,並非破壞大學自治的警力進入校園,而是校方真正釋出誠意與居民共同協商,停訴則是雙方對等信賴基礎的第一步。
事實上,大學的存在便是台灣邁向民主過程的一座座堡壘。四六事件中傅斯年校長對警總副總司令的發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城鄉所畢恆達教授所著的《空間就是權力》一書中也提到,在戒嚴的年代,抗議刑法100條的群眾選擇在台大醫學院內正對總統府靜坐。只要大學不准,警力是無法進入校園的,這並不關乎於抗爭的群眾和議題的性質,而是在大學校園的這個空間之內,大學自治就必然是一個國家的核心領域,受到國家最高的保障。
昔者已矣,如今校方對於大學自治精神如此的蔑視甚至破壞,李嗣涔先生應出面道歉,並正面的回應紹興社區立即撤告和對等協商等訴求。抗爭結束後的隔日下午的協商會議是一個開始,但實質的工作更應加速進行;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企盼這所大學還能挽救那對於「偉大」的一絲一毫的期待。
積木遊戲──在廁所是「廁所」之前
◎歷史四 楊景堯
要把正確的積木放到板子上形狀相同的洞口,這塊板子告訴你手上的積木應該的歸宿。而我們在車站、學校或是人群往來的公共場所,也不斷地做著這樣的練習:在進入公共廁所的時候總是要選擇和自己身上的特徵相符的牌子。玩積木的時候或許是練習尚未成熟的推理能力,然而在公共廁所前面徘徊的人們應該已不再需要這樣的推理訓練,在紅色牌子與藍色牌子的背後,是有別於幼兒心智發展另一種說法了;不過這兩者相同的是,選擇廁所與積木遊戲都還只是近百年內才發生的現象,在這之前人類如廁與幼兒教育都不是今天的面貌。
如同下水道系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才建立,公共廁所與普遍的抽水馬桶是相當晚近的產物,都是伴隨著台灣現代化而生的。在此之前,台灣人如廁都是透過定期清洗的便盆、尿壺進行,房舍內並沒有「廁所」的配置,而茅房的設置也遠離其他建築。儘管街上行人眾多,也未有固定地點以及定期清理的公共廁所出現,隨地便溺的行為十分普遍。而日本的殖民統治也帶來的具有現代衛生觀念的公共建設,一方面是因為傳染病的衛生問題,一方面也因為城市聚落居民的生活品質而開始取締隨地便溺的行為,並鼓勵公共廁所的設立,希望能改變台灣傳統社會如廁的習慣。透過《台灣汙物掃除規則》(1900)以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私人維持環境清潔之必要,以及官廳對於廁所興建及監督的責任,對於違反者處以拘役或是罰款。由於以公共衛生和環境改善的目的,所以大部分公共廁所並沒有男女性的區隔。最初在街道上設立的公共廁所衛生條件及成效不甚理想,多數人仍選擇使用室內便盆,而設備較佳、環境乾淨的廁所則多是在百貨公司、工廠設置、學校、舞廳,這一類的廁所往往會作出男女區隔並且依照使用者性別作出數量上的改變。
結果來看,現代化的文明與如廁習慣無疑已經取得了勝利,今日人們已經接受了「文明」的生活。這並不意味世界已經在一連串慘烈的抗爭中臻至完美,仍有許多聲音在考驗這個理性世界的接縫,挑戰現代文明所標的價值,試圖從其背後找出更好的生活。1995年開始的女厠運動以及不同人群在爭取廁所的改進與使用,便是從文明既有的領域中尋求新的結果。
要把正確的積木放到板子上形狀相同的洞口,這塊板子告訴你手上的積木應該的歸宿。而我們在車站、學校或是人群往來的公共場所,也不斷地做著這樣的練習:在進入公共廁所的時候總是要選擇和自己身上的特徵相符的牌子。玩積木的時候或許是練習尚未成熟的推理能力,然而在公共廁所前面徘徊的人們應該已不再需要這樣的推理訓練,在紅色牌子與藍色牌子的背後,是有別於幼兒心智發展另一種說法了;不過這兩者相同的是,選擇廁所與積木遊戲都還只是近百年內才發生的現象,在這之前人類如廁與幼兒教育都不是今天的面貌。
如同下水道系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才建立,公共廁所與普遍的抽水馬桶是相當晚近的產物,都是伴隨著台灣現代化而生的。在此之前,台灣人如廁都是透過定期清洗的便盆、尿壺進行,房舍內並沒有「廁所」的配置,而茅房的設置也遠離其他建築。儘管街上行人眾多,也未有固定地點以及定期清理的公共廁所出現,隨地便溺的行為十分普遍。而日本的殖民統治也帶來的具有現代衛生觀念的公共建設,一方面是因為傳染病的衛生問題,一方面也因為城市聚落居民的生活品質而開始取締隨地便溺的行為,並鼓勵公共廁所的設立,希望能改變台灣傳統社會如廁的習慣。透過《台灣汙物掃除規則》(1900)以及其施行細則規定私人維持環境清潔之必要,以及官廳對於廁所興建及監督的責任,對於違反者處以拘役或是罰款。由於以公共衛生和環境改善的目的,所以大部分公共廁所並沒有男女性的區隔。最初在街道上設立的公共廁所衛生條件及成效不甚理想,多數人仍選擇使用室內便盆,而設備較佳、環境乾淨的廁所則多是在百貨公司、工廠設置、學校、舞廳,這一類的廁所往往會作出男女區隔並且依照使用者性別作出數量上的改變。
新女廁運動與廁所空間
◎歷史四 楊景堯
新女廁運動
認識你的廁所
相較於集中式廁所公共廁所之去性別化,城鄉所畢恆達教授也提出了公共廁所的另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以分散式廁所取代之。而分散式廁所的便器提供成符合不同使用者需求的設計(扶手、育嬰設備……),便不再有集中式廁所所遇到的問題。但是這個方法仍然需要修改建築法規,而且在改建以及管線配置上有更大的變動性,與集中式廁所同樣有制度上的阻礙。而在廁所運動中,牽涉到廁所設備的訴求也就只能期望在法規還有執行上面的制度性修正才有辦法實現。
男女廁的問題皆以廁所問題為名,然而其中所指的廁所只是部分「公共廁所」;居家的廁所是可以隨性佈置的,也沒有性別的區分,也就不存在男女使用者和非異性戀或是跨性別使用者的不平等問題;而部分非家居的廁所也沒有做出男女廁之分,那些只有一兩組便器及盥洗設備的廁所並沒有因為性別而產生使用差異,也不存在因為使用者身分而造成的不便。在公共廁所中,「性別」的角色始終是重要的,但是這方面的討論卻是相當晚近才出現。
新女廁運動
在威權時代,對於挑戰主流文化以及對非主流文化的關注自然是不可能的;改革廁所配置以及挑戰男性為主的廁所環境的訴求,自然要等到二十世紀九○年代才有被自由討論的可能,思想與行為趨向自由,過去不被重視的人群及問題被提出討論。
九零年代初台大城鄉所「女性與空間」讀書小組開始關注存在於空間中的性別關係,女廁與男廁之間存在的差異受到討論,而有「女廁總體檢」的想法。隨著台大女研社長王慶寧當選學生會長,女廁總體檢做為其競選政見兌現,也開始進行台大校內廁所的勘查,在使用者的角度為廁所作出評比。1996年三月八日公佈調查結果,並且在校務會議上提出希望改變校內廁所的數量與設置。而稍後台大學生會進一步與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全女聯)在五月四日發起「五四新女廁運動」,向社會以及媒體說明其理念,並發行《好自在月刊》以及舉辦「搶攻男廁」、「尿尿比賽」等活動,不僅希望使政府以及民代關注、處理男女廁的問題,也希望能夠在既有的情況下解決女廁不足的問題。「搶攻男廁」便是希望能夠在女廁數量不足的時候可以彈性使用男廁;「尿尿比賽」則是訴求男女廁比例應考量男女性如廁時間而分配,而不是1:1的配置。此外還有對於台汽客運站廁所隔間使用者付費的規定進行抗議。
在五月發動的新女廁運動成功地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同時成為媒體以及民意代表討論的焦點,女廁的合理配置成為政策的目標。而在同年十月便公佈了修正過後的《建築技術規則》,男廁與女廁的比例變成1:2(而這個比例在2006年修訂為1:5)。然而這個新修的法律在「新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下,並沒有辦法改動現況下大多數建築中的配置,舊比例配置仍然居多數。相應的辦法則是提出了「彈性調撥」的方式,在女廁不夠使用的時候徵調男廁使用。
新女廁運動的發起以及議題的擴散都達到一定的成效,但最後實際上執行受到了法規的限制而效果不佳。此時除了「彈性調撥」作為應變之外,「無性別廁所」(或是性別友善廁所)也成為解決女廁數量不足的手段之一;然而,這並不是從跨性別者的使用需求出發,而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對於空間中的性別關係作出批判,無性別廁所並不是主要的目的,只是在「男女廁比例合理分配」目的下的一種手段。
無性別廁所,在公共廁所的使用者上不做性別的區分。在女廁運動的脈絡之下,便是藉由消除廁所在男女使用者的區別,使女性在如廁的時候不會面臨設備不足的窘境。而廁所的預設使用者仍是男性與女性兩種身份,在男性/女性的區分之外,跨性別者的廁所使用需求則沒有在既有的廁所設計中被考慮到,是以無性別廁所便在這個問題上被提出作為新一波廁所運動的訴求。
認識你的廁所
對於廁所,亦即諸多廁所運動所討論的對象,或許需要一些簡單地認識,才能開展出其它對於廁所空間的討論。在這部份簡單釐清廁所運動所討論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廁所、具有什麼特徵。
產生不平等爭議的廁所,也就是那些設置於公共場所、而且有多組便器及盥洗設備的「集中式廁所」,這是相較於那些分散於各處只有一套設備的「分散式廁所」而言。屬於公共場所的一部分,在集中式公共廁所中的使用者必須與流動的陌生人接觸,而且在較少隱私的情況下使用便器。在這兩種條件之下,使用者安全便成為公共廁所討論的重點,支持廁所區分男女性以及其反對者都有一套關於性安全的說法。除了廁所空間外,犯罪者的性質也受到考慮。主張區分性別者認為,在異性戀關係的性犯罪中,不分性別的廁所增加了陌生的被害人與加害人接觸的機會;而反對區分性別者則認為,在性犯罪者都是陌生人的前提之下,不分性別能讓廁所的安全處於男女使用者的「不在意的監督」之下,陌生的性犯罪者難以得逞。而公共廁所在其使用的流動性上面,也讓不同性別氣質與認同的人對於某種程度的展現身體感到遲疑,表現在不同便器的不同隱私性上(蹲式、坐式馬桶有隔間而小便斗沒有)。
由於廁所已經是現代建築中的一部分,公共廁所的配置和內容有法律特別規定,而其建造者必須是具有合法認證的建築專業,廁所改革的實踐與否也需要仰賴這些專業人士對使用者的關注。在男女廁的差異上,既有的法規已有男女不同使用的者的設置,而女廁運動成功改變了不合理的比例;然而對於跨性別者以及無性別廁所的訴求,則需要法規更多的修訂以及專業領域對於此概念的認識,才能夠實現。世新大學已有設置性別友善廁所,然而礙於法規中並沒有「無性別廁所」的規定,新設立的無性別廁所也只能從既有的廁所做出改建,而這種改建反而產生了新的問題,而沒有在原先的問題上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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