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3日 星期日

109-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二號候選人張承宇

 台大意識報

 109-2聯合選舉將於5月31日(一)舉行(5月15日選委會延後選舉決議),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4屆學生會會長2號候選人—張承宇




一、參選動機與背景

Q:想請您簡述您參選的動機與理念為何?


A:我現在擔任社科院學生會會長,感受到與人群的連結和意義感,這使我想要再往上挑戰。想要透過公眾服務,替大家爭取福利,因為看到自己做的事情在別人身上發生好的效果,是一件振奮的事情。


另外,我想實踐在課堂上接觸到一些理念,像是社會設計和審議民主工作坊。在社會設計裡面我學習到,如果我們是設計者、領導者或管理者,我們不應該是只了解一些現狀,就關起門來,在辦公室裡面討論方案。而該實際地和長期在不同的領域耕耘、生活的人們進行討論。這樣解決方案才會比較具體,畢竟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我會希望學生會扮演傾聽不同學生聲音的角色,去帶領他們,並促成討論,才能理解事情的真貌。


審議民主其實也強調,只要在資訊充足的狀況下,以及討論程序的設定下,每個公民都是有能力去進行公共討論,甚至提出解決方案的。只是過往可能因為一些政治參與的門檻,導致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去影響公共決策的。


我從大二開始擔任學生自治組織的幹部,在這段期間,我感受到學生自治圈本來就是一個邊界明確、規模不大的圈子。我也發現這個圈子裡面的人不斷在流失,覺得很可惜。台大的學生每年都領國家很多經費和補助,同時也是社經地位普遍比較高的人,他們理當要肩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去進行公共參與。可是公共參與不是一蹴可及,他必須了解如何動員、論述。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在校園裡面進行公共參與,就可以把校園作為一個培力的場所,以利之後進入社會進行持續的公共參與。學生自治圈的人卻不斷在流失,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會這樣。當然有很多種解釋,可能大家對現狀沒有很大的不滿,過往可能因為反課綱、太陽花學運或是管案,讓大家被動員起來,並且讓這個網絡在日後持續發生作用,反觀現在就比較少了。但我覺得這些有能力、有熱誠的人不會平白無故地消失,所以我自己有找身邊一些朋友談這些事情。他們都說,他們看到有蠻多人都還是很有熱誠想要進行公共參與,只是不得其門而入。我便覺得,如果學生會能夠作為一個主動串連的角色,去將散落在校園各處的社團幹部、宿舍生治會的人,甚至是每一個學生串聯起來,讓他們可以了解到自己都是有機會進行公共參與的。


Q:候選人在參選社科院學生會長期間,強調各式活動的辦理;但從去年學代會的修法及本屆學生會的施政開始,活動部被從常設部門裁撤、也有對活動辦理佔據學生會預算高比例的檢討,請問候選人如何看待這個趨勢?


A:他們想要裁撤活動部,是因為他們覺得可能CP值不高,沒有達到KPI,也覺得活動部過於康樂的性質。砍掉的人認為,如果真的要透過活動去推廣議題,那也是在各個部門之下去舉辦活動。當然這樣的說法我是不反對,可是我不同意的是,我不認為單純的那種康樂的活動就是完全不好,社會支持是很重要的。我們常在講心輔資源不足,大家的壓力很大。可是,我覺得到諮商的階段,可能情緒困擾已經發生一陣子了。如果在更早期,便建立充足的社會支持更有機會去預防情緒困擾的擴大。像是夜宿台大,很多大一參加。這很可能是他們第一次跟系上同學在台大校園裡通宵,在帳篷裡面聊天、或在夜晚的校園裡面走走。他不僅和這些人產生更深一層的關係,也透過這種和日常韻律不同的活動,去產生歸屬感、記憶和校園感。認同感和歸屬感對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他可能會影響到一個人怎麼看世界,或者是他的情緒狀況。人需要社會支持,而這些活動有機會營造更多的社會支持,去讓我們的社會網絡更健康,所以我不認為這些活動沒有他的價值。大家可能會有太抗拒這種非正式東西的傾向。但不論是非正式或正式的東西,都有它的重要性存在。我覺得如果預算比例真的太高,可以去檢討,但不應該完全砍掉。我會希望可以維持夜宿台大這種活動。我自己在院學會就辦過很多場活動,像是社科音樂節、社科人之夜。每次辦這些活動,看到很多人很開心,尤其一些大一新生因為活動所以關係變更好,我都會覺得這些是有價值的。


Q:總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33屆學生會的施政?認為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應該改進的地方?


A:我一開始有提到,我覺得學生自治圈的人越來越少。本屆學生會的理念和方針我都很同意。但有時候可能因為礙於人力資源比較不足,所以執行起來會比較辛苦,導致有些措施沒有辦的那麼理想。我自己覺得最棒的是「學習調整計畫」,它很好的示範:學生也可以作為主動提出方案的一方,而不是被動反應學校丟出的東西,我們也可以主動跟一些組織合作,去搜集校內的意見,然後提出我們希望的制度。

這也呈現在我的心輔政見,我提到希望繼續落實學輔制度,學生會要持續地跟校方接觸,並且揭露制定的狀況給全校知道,同時搜集學生端的意見,讓這個制度能夠被更完整建置。


Q:請問您如何看待學生會與學代會間的關係?您認為學生會與學代會應該維持怎麼樣的關係?


A:學生的力量已經到沒有非常強,如果我們再繼續內部分裂,聯手跟校方對抗的力量都會被自己內部消磨掉。目前學代會跟學生會有所謂的派系存在,光是處理內部的鬥爭就磨損很多心力。我覺得蠻可惜的。當然學代會可以監督學生會,可是監督不是故意去卡或是謾罵,而是指出你們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可以一起合作。像是學權部的交通表單,我記得也是跟學代會合作,針對心輔資源學代會好像也有跟學生會合作。我目前看到一些學代跟學生會合作的案例,我覺得理想上就應該這樣。



二、政見


Q:參與式預算的核心概念是希望藉由開放參與機會、增加政治效能感來擴大參與,但是學生對學生自治的普遍低參與率真的只是出於參與門檻過高或是政治效能感低落嗎?這樣的假設是否會太過簡化?


A:我提到參與式預算,我希望透過宣傳鼓勵大家參加這個東西,進來之後,他會發現他有能力和大家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甚至可以影響經費的分配,這個對參與者來說是具備培力的效果。能不能大家都來參與,或許和我前面提到他們和學生會組織距離的遠近有關,如果我們可以在前期就建立學生會跟各個組織的關係,很有可能讓更多人來參加學生會的活動。

有些在校園中的弱勢群體比較容易被排除或是沒有發言權,我在修審議民主工作坊就有說到好像是紐約還是芝加哥,他們會特別動員弱勢群體的參與,透過這樣的措施,數據顯示會發現該地區社經地位比較低的,他的社會參與率是相較其他地區社經地位低的群體高的,如果學生會透過某些方式動員,是有機會會讓大家更參與的。


(追問)在甚麼情況下在參與式預算做出來的決策會有這些你預期的效果?

A:參與式預算很強調程序上的設計,讓這個討論比較公平,會有桌長控制大家發言狀況,強調以促進公共利益、達成共識為方向,一層一層的機制可以避免荒謬的情況。我不否認可能全校參與率還是很低,這的確是參與式預算所遇到的困境,參與式預算在台灣實行其實也不是很悠久的歷史,這都在進程當中,在推動初期的確會遇到很多困難,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不能去做。短期內我自己會覺得,我注重的地方在培力的部分,大家開始跟其他人去討論公共議題,感覺到自己跟校園的連結,以及他發現自己是實質有辦法去影響到公共決策與經費預算,我自己著重在這過程中所產生的培力感。假設參與的人只有三十幾個,雖然人很少,還是有機會能夠持續地影響到他身邊的其他人,然後慢慢發酵。


Q:有些議題涉及同學隱私,面談也有各種身份「出櫃」的考量,如何保障同學隱私及避免「面談」成為門檻?學生會幹部在課業、工作等事務下還會有足夠時間執行嗎?會不會變成需求大於供給、同學認為自己意見無法被同等顧及的情形?


A:我認為很多溝通要達成效果是必須透過面談的,例如聲音的抑揚頓挫、肢體語言、表情等都是溝通中重要的媒介,透過訊息或是發個表單都有可能被遺漏掉,在面談的過程中學生更有機會和學生會建立關係。除了面談之外學生會蒐集學生意見,像是你們提到某些身分今天要去現身可能不是那麼的容易,我們也要適當地去提供匿名化的問卷調查把這些聲音蒐集起來。

我的朋友也有說,學生們只想用最低成本的方式來溝通,才不會想要聊。所以面談可能還要再思考大家的狀況,可能會變成我們主動下去各個社團各個組織,跟他們一起去做事。我強調的接觸並不僅限於面談,是真的有人實體下去接觸大家。

時間的部份我有考量到,如果像office hour那種形式,感覺並不會花很多時間,而且學生會組織龐大,應該是可以handle的。


Q:學生會網站的使用率低落,真的是出在網站設計的問題而已嗎?對多數同學來說,學生會網站使用率低是否出在必要性(例如:找過去的文章)本來就低,或是不符合使用習慣(現代人接受大多數訊息都透過社群媒體),如何改變這些使用習慣?


A:社群媒體的資訊主題彙整是很糟糕的,時間一沖下去,以前整理的懶人包,就沒有人再看到。可是網站或維基百科就可以主題式的整理,像是如果我們要告訴大家學開的使用狀況,我們可以做一個學開的統整資訊表懶人包,除非說學開發生甚麼重大的變化,不然其實兩三年都可以持續使用。網站是要符合使用者設計的,網站在互動上比較有趣、活潑,然後在資訊的整理上比較良好。現在比較單調,能不能透過互動的方式去改變使用的體驗?甚至是當我們今天提供的資訊都是很有效有用,台大學生因此能夠漸漸對這個網站有印象,是只要有問題去那邊就可以得到解答的感覺。當這樣的印象被建立出來後,網站的使用率就會提高。


我原本是講學生會的網站,但我後來是把它變成台大維基百科,我想到的東西是台大的資訊很龐大,假設都是學生會來處理的話會應付不來。能不能利用社群集體寫作的力量共同去書寫日常生活中大小事,同時也在這個過程讓書寫的人對校園建立連結感,我對這校園有貢獻,同時大家也會覺得很有趣。當然會有人說資訊正確與否的問題,或是有人會亂搞,像維基百科資料的權威性有待考證,可是大部分的狀況都還ok,維基百科裡面想寫的東西大部分都比較涉及日常生活的資訊,比較不會像學術寫作比較會牽涉到正確性或權威性的問題。



Q:面對客語、原住民族語這些現實面下極少學生使用的語言,急於設置課程是否可能導致課程草率被以修課人數過少等理由廢除或取消?


A:我提到這個應用型的本土語言,我的想法是與其讓一個完全不會講本土領域的人學會本土語言,不如我們讓一些原本就會講本土語言的人,未來能在一些領域的持續的使用,讓語言跟文化在未來持續的延續下去。短期內可以先以學生會自己去邀請一些講師來開課,像現在好像就有在做類似的事情,或未來可以透過一些像D School的自主學習方案,去開設相關的課程,長期來看能不能讓他變成一個正式的課程。



Q:在性別政見中提到增設衛生棉販賣機,但現況下是同學對衛生棉販賣機使用率低,廠商也難以獲利,請問候選人如何確認這個需求的存在?是否有其他解決方式?


A:使用率跟裝置成本的數據我自己是不清楚,如果真的裝置起來效益很低的話會再修正政見方向。的確目前還不知道實質的數據是什麼,這個我承認。


或許日後真的發現這個現象的話也可以想想看有沒有別的方案,像有個團體叫小紅帽,他們就有推廣說各個大學可以設置一些互惠的衛生用品的盒子,有臨時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拿,簽個名,下次再把東西放進去。或許可以找到這種比較不一樣的合作方式。又或者是看能不能跟臺大的合作社合作,因為如果是合作社的話,或許那個獲利的要求就不會到那麼高,而是以校園的公共利益為主,所以或許找到合作社這個單位的話,就可以去吸收那樣的成本。也可以去重新思考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三、學權和學生自治


Q:臺大學生會多年來積極參與民主運動,在各種公共議題的倡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現任學生會也參與了轉型正義、聲援香港等政治議題倡議。但在台灣被稱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的同時,台大學生會近年卻因投票率低落,而被部分學生質疑不能夠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甚至出現去政治化的呼聲。對於這些質疑與討論,您有何看法?未來的學生會在這類政治相關的爭論中,又會站在什麼樣的立場?


A:臺大的所作所為對於社會有一定的影響,所以我覺得當學生會有某一些價值希望落實跟推進的時候,做表態和倡議,是非常合理也應該的。有些同學會說學生會只關注政治議題,忽視民生,其實學生會一直都有關注,只是可能不像一些政治議題那麼吸眼球,沒有被大家注視到。所以我覺得學生會並沒有只搞政治,可能有很多人誤認為學生會只搞政治,才會說要去政治化,所以我認為要讓他們知道其實民生議題一直都有在關注。


另外一點是說,應該要讓大家知道,我們今天在談政治,它也跟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像中國因素,就說賺錢好了,政治因素很明顯會影響到商業的營運狀況,那怎麼可以說這個政治跟我們生活不相關的。如果說學生會能夠帶大家去理解這些政治議題和我們生活、處境的關聯是什麼,大家就比較能了解學生會在做的事情。或是說像學生會的某些價值立場可能是站在比較所謂「社會的少數」,那我認為這種時候,即使可能是和校園的某些人抵觸,還是要捍衛那個價值,這時候就不是在談代表性的問題。



Q:校園中長期都有關於學生會是否能夠代表學生對外表態的問題,無論是對於社會議題或是校園中的爭議事件,您認為學生會在代表性、表態上的角色應該是甚麼?


A:我覺得學生會如果有明確的價值要實踐,需要提出自己的論述支撐合理的價值。我覺得校內會有部份反對的聲音,也因為大家對這個議題不是這麼理解,我這次會強調多多串連大家,某部分也是希望弭平資訊不對稱。大家可能會因為和這個組織有疏離感,而不明白他們推行議題的原因,但很多時候這些價值其實都是關於整個社會,也囊括所有的人,只是大家不知道這些東西其實也是為了自己。雖然溝通很難達到,有些人會讓你不想要跟他溝通,但溝通還是很重要,要讓大家去了解我們爭取這些價值也都和你相關。我們關注性別是希望這個社會的所有人不要再因為性別的二元框架被捆綁;我們關心永續是希望我們不要因為晚五十年出生,生活的空氣、土壤、水質就變得非常惡劣;我們關心勞權,也是希望我們未來進到這個社會,面臨到「工作」這件事情,到時候勞動條件也都會影響到我們。那這些東西可能都是大家所謂的「議題」、「政治性」的東西,但希望讓大家知道最後都是為了社會上的所有人。


我之前跟訪一個立委,他提到他在推很多案子的時候,那些選民不是看支不支持這個案子的理念,而是看他跟你的關係好不好。像一些阿嬤,可能大家會覺得老人會不支持同性婚姻,可是跟這位立委關係好,那個阿嬤竟然就因此能聽進他的話。所以某部分政治議題的推動還是仰賴於「你跟這個社群關係的好壞」。我自己觀察到某些人在推動議題時,對某些並不這麼了解議題的人,會採取一些像是罵他們的手段,那這時候就讓對方產生了敵意。有了敵意之後,對方不會去理解你說的話,而是無論你說什麼他們都反對,這樣其實就很可惜。但如果說這個關係是和緩的、連結是存在的,那或許溝通會變得比較有可能。在這個前提之下,這個議題會比較容易被推動,而不會淪為大家只是在質疑你有無代表性,而忽視這個價值真正關懷的、想要促成整個社會更好的未來。



Q:有其他候選人在政見中提到要打造「生活的學生會」,對此你在聲明中則強調兩者未必對立、少數群體權益與價值仍然重要,請問候選人如何評價對手的訴求?是否認為對手訴求中是否反映出多數同學對近年來學生會施政的意見或不滿?如何在堅持價值的狀況下面對?


A:前面提過,學生會一直都有關心所謂民生基礎的問題,並不是沒有做,所以我搞不清楚他說學生會只關心政治議題而忽略民生基礎,這件事情是他對關注學生民生基礎的要求比較高,還是他不了解學生會實際運作的基礎是在做什麼。就像我前面講過,有一些基礎設施的爭取,他的關注度沒有那麼高,可能因為一些社群媒體演算法的關係,爭議的議題才會被大家看見。那不被看見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我認為他說學生會都只搞政治議題,只是搞出一個二元對立的框架,去做一個政治選舉的操作,去凸顯出他跟過往的學生會很不一樣,甚至去宣稱我們才是多數。但這個多數到底是誰,進步價值從來不對立於某一群人啊,像剛剛說的性別啊、永續啊、勞權啊,都是關乎整個社會群體。所以我認為他的做法就只是營造出一個二元框架,讓大家誤認現實的處境。


109-2學生自治選舉:專訪學生會長一號候選人張韶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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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聯合選舉將於5月31日(一)舉行(5月15日選委會延後選舉決議),為了讓大家在投票時有更多的參考資訊,意識報特別訪問了學生會長候選人,希望大家可以對他們有更多認識。


本篇受訪者為第34屆學生會會長1號候選人—張
韶棋



一、參選動機與背景

Q:想請您簡述本次參選學生會長的動機與理念?

A:我在男三生治會任職一年多,當時也是選舉產生,有一定的民意聲量,覺得可以推行比較多想做的事情。在大學,好像很多人會覺得學生自治離自己很遙遠,所以我的第一個理念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學生參與學生自治。第二個是希望可以呈現不同的聲音,不論是學生的需求或是特定議題的表態,可以呈現不同團體或學生的意見。像是學生會最近在「學期週數調整說明會」的文章裡面就有包含不同學生的意見,還有學生會的立場,這是我想要廣泛推動的--之後學生會在各種議題或是各種政策上面都可以先蒐集學生的意見再同時呈現。


還有像是在教務會議通過臺大系統跨校雙主修之後,我的朋友圈裡有一些反對的聲音,所以我希望在之後的教務會議或其他校級會議上,學生會如果接收到資訊也可以提供給其他學生,並且先收取學生的意見,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後再向學校表態。


Q:您想要擴大學生參與學生自治或表達意見的比例,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學生自治選舉的投票率多在10%以下,大家在投票時的參與度就不高,那在您當選之後要怎麼讓大家表達意見或是蒐集更多人的意見呢?

A:我做的努力是讓選舉過程不那麼嚴肅,比方說去年我在選生治會的時候,有在網路發布文章和政見,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去包裝,讓人看了會心一笑,提升對選舉的注意。至於如何蒐集意見,我希望能普遍地讓大家知道有聯絡學生會的管道,拋出議題需要蒐集學生意見時,也可以透過抽獎等等方式鼓勵大家表達想法。


Q:整體而言,您會如何評價入學以來學生會的施政情形?有哪些應當延續的政策?有哪些事項應該被改進?


A:我滿認同現任楊會長的施政方向。活動方面,像是今年第一屆以台灣本土語言為主的灣流音樂祭,還有行之有年的電影節、夜宿臺大等等,我覺得都可以延續下去。政策推行上,像是網路改善計畫、廢除國文必修、爭取城中校區YouBike等等,目前正在爭取或推動的學生福利相關政策,我認為也有延續的必要性。但我覺得也有學生會之後可以努力的地方,像是透過臉書粉絲專頁發布的資訊可以盡量用圖像或影片等視覺化方式呈現。比起文字可能會增加製作時間,但我覺得現在社群媒體發達,大部分的人比較不會認真看很冗長的文章。如果能用圖片或影片吸引大家的注意,也可以增加觸及率,讓更多人知道現在學生會在做什麼。


(追問)所以如果您當選,會透過YouTube或是其他管道上傳影片讓大家知道學生會現在的狀態嗎?


A:對,希望用一些比較有話題性的方式,像現在Dcard常做的街訪,去採訪校內學生或社團的意見。還有像是有同學在交流板發文希望有候選人出面解決抽宿舍的亂象,我有在原文下方留言,但被質疑與抨擊,所以蒐集了更多住在城中宿舍同學們的意見。因為製作影片比較耗時,我就把覺得可以推行的政策用梗圖方式呈現,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再讓大家閱讀我的文字。


Q:請問您認為學生會及學生會會長在校園中的定位為何?應該首要關注、參與哪些面向?


A:我認為學生會是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的橋樑,學生如果有反應或意見都可以給學生會。臺大學生會具備一定的民意基礎,在全國算是聲量較大的學生自治組織。如果校方在政策施行上有資金、場地或其他困難,也會代替學校告知學生為什麼這個政策不可行。另外我覺得首要推廣的,就是學生的權益和議題活動兩個面向。


Q:您這次競選並未成立粉絲專頁、也無競選團隊。學生會職權範圍其實滿廣泛的,想請問若是當選學生會,您會如何組織學生會的部門、推動政見?


A:為什麼選擇不成立選舉團隊,一是不喜歡欠人情,二是就算當選也是我當選,沒有必要增加其他人平常的負擔。另外,選舉中可能有些被大家放大檢視的部分,不希望牽連自己的朋友。但當選之後,會廣納相關人才加入。雖然我沒有團隊,但不代表朋友不多,將來會納入對相關議題有深入了解的人。學生會現任成員當中,如果有一定能力,也會徵詢留任的意願。


Q:您在生治會工作的經驗中,是否曾關注到學生自治組織運作上的問題?若有,您計畫如何改善?


A:在生治會經驗中,我發現宿舍總幹事的參選意願、擔任意願不高,且經常同額競選,而我那屆是有兩個參選人,我覺得有競爭可以讓參選人更積極尋找問題、提出解決方式,讓宿舍經營可以更好。因此我希望學生生治會可以有獎勵金,只要做事達到多數舍胞的期待,就可以領取獎勵金,如此可以促進參選意願,讓成員更認真投入服務。


(追問)那您覺得獎勵金制度可以移用到學生會上面嗎?例如編列獎勵金預算給學生會幹部。


A:如果我當選的話並不會領,但如果有長年招募不到幹部的部門,可能會視情況編列獎勵金給願意任職的成員,我希望能爭取以活動或專案成效為指標,發放一定的獎勵金給成員。


Q:就您觀察,您認為學生會在向校方爭取學權的困境為何?若當選,您要如何解決學生無法進入決策中心的問題?


A:在學權上,我認為即使出席校級會議也不代表能進入決策中心,很多時候是校方提了臨時動議,因為學生代表佔席次少數所以就通過了。一是校方會懷疑學生代表的代表性不足,再來就是席次問題造成權力不對等。當然學生席次不可能大於校方的席次,所以現在有些團體倡議修改大學法,希望增加學生代表在校級會議上席次的比例,我是支持的。希望校方先擬定會議流程提早讓學生知道,讓學生代表在會前可以先蒐集學生意見(但似乎本來就會公布議程,只是不知道校方會提哪些臨時動議),或是減緩臨時動議通過的時間。


二、政見


Q:您在政見中提到希望設立新的補考制度,想請問您如果施行補考機制的話,應該要如何執行才能避免公平性的問題?

 

A:我會有這個構想是因為大一時普生被當掉,雖然當初的普生沒有擋修,但學校有許多課如果被當又無法暑修,很容易因其他必修課擋修而影響學習規劃或延畢。至於補考的方式,我想到的是高中的補考機制,加上陳前副總統在一次演講中有提過當時臺大的補考制度,因此我想能否把過去的經驗應用在現今的校園內呢?現行《國立臺灣大學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辦法》中規範的「補考」僅針對期中末考請假的同學,我覺得可以配合現在的「學習調整制度」一同推行。另外,我認為在推行時應先從超過一個科系的共同必修開始。而談到公平性的部分,我認為應比照現行的辦法,就算補考通過也僅能按照最低標準計算分數(因事假補考且成績及格者,學士班學生概以C- 計算,碩、 博士班學生概以B- 計算。),較不會產生公平性的問題。

 


Q:您在政見中提到希望成立一個出租台大版,想請問學生會成立該版的主要目的以及必要性為何?應如何管理?若發生爭議或違法情事,學生會及管理者是否具有責任?

 

A:可能有人第一時間看到的時候會覺得我在針對出租孟孟,但其實沒有,出租孟孟作為台大人力出租服務的先驅,她的事只是提點了我此議題的重要性。孟孟比較傾向情緒勞動,我認為出租勞力並不只限於情緒勞動,我希望可以成立一個類似出清台大的平台,整合這些勞力需求,與目前販售物品的「出清台大」做出區隔。至於爭議或違法的部分,我認為只要不要違反社群守則和現行法律都可以接受;而若有爭議性較高的事件或貼文,管理員也不該撤文,而是應讓大眾了解該篇貼文產生爭議的理由,甚至能讓大家一起討論該如何改善。最後,我認為一開始便可以在社團版規中表示「只要不要違法版規或法律,想要出租什麼都可以」,而交易間發生任何問題的責任由出租者及承租者承擔,並非由社團管理員。

 


Q:您在政見中提到目前學校缺乏學生睡眠空間,但之前吳奕柔會長推行睡眠空間未果,請問您是否了解過去推動時遭遇的困難?又該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境?

 

A:之前活大地下室曾設有午睡空間,但後來考量到地下室漏水、怕蚊蟲滋生學生使用不便,所以便撤除了。在政見中我提到兩個方案,第一種是希望利用校內使用率較低的教室設置小隔間的休息室,同學可以在其中做瑜珈、冥想、休憩,若能配合附近廁所的洗滌器,甚至可以作為宗教的禮拜場所。另外一個可行性最高的方案,則是在博雅、綜合這類的教學館設置如社科院圖書館中的躺椅。

在我政見中另一個與休憩相關的方案是設置溜滑梯。雖然這個政見聽起來很荒謬,但我覺得可行性其實不低,像在慕尼黑工業大學的巨型溜滑梯便很有名。我認為溜滑梯需要的空間相對小且彈性,而且成本低,並非不可行。而我提這個政見另一方面是希望可以突破框架:大家第一時間可能覺得很荒謬,但其實這是已經有先例的方案,現在很多國中小在校園空間改善計畫時也會設置溜滑梯。我在政見中也有提到跟安全性相關的部分,如電子閘門等。


Q:您在政見中也提到許多關於空間改善政策的部分,因為您過去已有一年的生治會經驗,想請問您認為在宿舍內推動空間改善可能會和在校園中推動有什麼差別?

 

A:我認為最大的差別是受眾的不同,像我們男宿的受眾群便只有18-20多歲的男性,但在學校進行空間規劃時就必須考量到不同年齡、性別等更多元的使用者。像我們男三因沒有長期身心障礙的舍胞,無障礙空間與設施便略顯不足,但若在校園內就必須考量到有這類需求的使用者。

而在宿舍內推動議題時,只需要將問題與住宿組反應,進一步溝通規劃和經費即可;若要在校園內推動,則必須與許多不同的單位進行配合,我認為只要空間規劃具一定民意基礎,有多數學生支持,學校就必須審慎評估可能性。



Q:請問政見中,學生會費投資的目的為何?學生會費全校同學繳納,且會費之使用受學代會的監督,請問你要如何實現讓校內同學(如證券研究社同學)以會費投資的可能,若有虧損、圖利個人等問題該怎麼解決?


A:我當初在提案的時候,沒有以當期的「會費」而是以前年度的「盈餘」來提議,如此可以解決掉很多疑慮。像剛剛講的虧損問題,基本上是照著校務基金的運作模式,不會使用高風險的投資工具,在盈餘的部分也會避免高風險的投資方式,就算遇到虧損頂多也僅是上年度的盈餘減少。至於操盤者的問題,我會希望以團隊的方式進行,而我會希望這個盈餘可以參考校務基金的投資標的,其實現在的校務基金也是有受到學生的監督,例如石化業、重污染產業的撤資。


Q:最後,想請您跟我們解釋一下您最近發表許多政見的城中宿舍問題,其中一個是校車的班次、停靠站的問題,很多同學都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校車的班次減少讓同學時間很受限,停靠站的稀少讓大家要走很遠或者會趕不及;第二是騎乘車的補貼,你提到可以補貼共享機車或者共享單車的騎乘金,這樣的政策希望如何達到效果、要如何實現?

A:城中宿舍的政見一開始沒有包含在我的政見內,是有人(在交流版)提出而我在下面留言。我當時的想法只是覺得也許因為二年級上學期,醫學院的學生大部分課還是在總區,所以他們會先抽總區宿舍,排擠到僅在總區上的同學的權利,於是我就直接詢問是否可以透過更改課表或者上課地點方式解決。後來引起不小的反對,滿多也都是我自己的朋友,之後我就跟許多人討論,思考如何改善,並把比較有可行性的丟到交流版上,這是我覺得可以做的方式。

校車班次跟停靠站的問題,目前我知道學生會已經有爭取到校車班次增加,也可以延伸到班次增加勢必學校負擔的成本也會增加,目前兩校區之間的校車是免費的,我覺得可以利用問卷方式調查有在兩校區來往的人是否同意在尖峰時期負擔部分票價。


(追問)若同學不接受需要負擔票價呢?

A:所以我同時推動共享單車或者機車的騎乘金,若校車這邊的問題難解,我想是否可以透過其他的載具去解決往返交通的問題。


Q:另外,北北基宿舍問題也是很多人在討論的,目前北北基學生抽宿舍的順位是最末的,其實也很多北北基學生每天要花費很多的時間通勤卻無法獲得住宿舍的權利,想問你在面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解方?

A:那一期的會議我有以宿舍代表的名義去參加,當時有人詢問是否能考量到北北基的通勤時間爭取長期的住宿,住宿組的想法是不要去影響到目前學生的權益。這涉及宿舍總量的供應問題,目前基隆路的和平高中對面的停車場將要蓋新的性別友善宿舍。


Q:校車都會在固定的站點停,有些同學會把腳踏車停在校車站點附近,就會造成某些時候那個地方的腳踏車位不足,例如大門口的地方、綜合教學館,配合校車的政策可能有什麼改善方式嗎?

A: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增加附近腳踏車的車位,還有我的政見中也提到是否能將目前既有地下停車場的上樓的入口增設體溫量測站,避免同學需要多花時間從外面繞路走進教學館,因此佔用太多平面停車位的問題。

另外,騎乘金補貼的部分,是希望可以跟業者商談優惠。目前所知學生會有跟WeMo業者談往返兩個站點的優惠方案,在基隆路立體機車停車場設置站點,城中則還需評估共享機車租借的網路訊號問題。我想可以推動其他業者或者YouBike也加入,也可以加入更多的站點,只要從總區到城中都有優惠。


三、議題理念與推動

Q:臺大學生會作為臺大學生群體的行政組織,卻存在著選舉投票率低的代表性問題。請問若學生會在面對一個需要表態的爭議時,對內及對外要怎麼進行衡量、決策?

A:我認為學生會在擬定政策、議題發表前,可以有一個納取不同意見的平台,在實體或線上邀請關注相關議題的社團、個人發表己見。像是先前的學習調整制度,也是發送問卷調查後才著手實施,類似作法也能夠繼續採用,讓不同意見可以被表達出來。

至於有些沒有絕對對錯的議題,學生會就盡可能把不同的面相呈現出來。學生會可以發表自己支持哪一個面向,但也要注意反面意見,我們會積極去和對方說明為何學生會選擇與他相反的主張。


 

(追問)那您覺得臺大學生會應該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還是一個站在支持改革、改變的立場?您會比較重視進步價值,還是認為應該統合多數人的意見?


A:我覺得多面向同時呈現,和學生會要對外發表某個價值理念是不衝突的,即便多數人可能較不接受某些價值。今天學生會可以去釐清為什麼我們選擇進步價值的理據,同時去瞭解質疑的聲音,並予以回應。


Q:您剛剛談論較多的都是學校內部如民生、學生權益等問題。若您當選,面對社會重大議題時,站在臺大學生會長的立場,會不會表態或選擇跟這些議題合作?


A:我原本認為選民不會注意我的理念,所以沒有提及。但後來我發現,會出來投票的選民其實他們多半都會注意候選人的理念。


所以在政治或社會議題上,現在就可以稍微談談我的立場。我對於性別、政治、文化等議題,我的中心理念就是多元包容,但在政治上我認為台灣主權獨立而非統一,主權是不能多元的。但同時我也是個溫和派,我也是會跟統派立場的學生、支持者交流,從而能夠理解因為他們的成長背景、接收資訊,才讓他們做這樣的選擇。


社會議題部分,我覺得臺大學生會在台灣是最具規模和代表性的學生組織之一,具有一定的媒體聲量,所以學生會可以扮演讓全台灣學生甚至民眾注意到某些議題的角色,把議題拋出來讓社會大眾知道、帶起討論。

 


Q:前幾屆學生會都有進行校園轉型正義措施。請問您對轉型正義的理解是什麼?您之後會注重轉型正義的哪個面向?


A:轉型正義方面,我覺得去除威權不一定要將威權物全數拆除,比方說中正紀念堂,有人認為應該完全拆除,但對我而言它象徵著一個歷史過程,拆除它不等於威權就此去除,我反倒希望把它做成人權紀念園區,讓人知道曾經有這樣的建築、威權意識存在過;若完全拆除的話,後代就不知道有過威權這樣的存在,我們可以怎麼在後威權的現在,讓大家知道並喚起對那個時代的認識,並避免繼續犯同樣的錯誤。


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109刊目錄








編輯的話/歐陽玥


    意識報的讀者們好,我是109刊的總編歐陽玥。

    新的一年祝各位新年快樂!本刊所收錄的專題皆為經過記者們上一學期努力採訪及寫稿後的成果,一路上各專題都遇上不少困境,一度使出刊時間延宕,感謝編輯、記者、美編們的努力,使本刊最終得於此時與各位讀者們見面。

    在此與各位讀者分享本刊內容,此刊共有三個主題:(一)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二)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以及(三)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

    首先是<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專題。雖台灣性別議題討論眾多、整體性別意識提升,卻仍有匱乏。此專題聚焦在仍屬LGBTQ+群體中較弱勢的「跨性別族群」,透過採訪本校住宿組、性工坊成員,描繪台大的性別友善空間的樣貌,加上參酌國外經驗,勾勒更加性別友善的校園內部空間的藍圖。並採訪六位曾於/正於台大就學的跨性別者(包含跨性別男性、跨性別女性、變裝者、性別酷兒),瞭解他們探索自我的心路歷程,同時透過這些受訪者的生活經驗反思現況下台大校園對於跨性別者仍不盡友善之處。

    <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此專題主要分為四方面探討無家者議題。先是透過數據、觀察、書籍、走訪,讓無家者們的生活處境與困境清晰體現,接著介紹政府對無家者的態度、救助及照顧,再透過專訪進行無家者服務與行動的民間組織「芒草心協會」看見民間單位與官方組織的差異與合作,及為促進社會溝通而進行專案計畫的目標、挑戰、成果。最後回歸學生身份,與台大無家者服務社進行訪談,探究身為學生的我們在貧窮議題上可能的困難及能為的努力。

    <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以一問一答的呈現方式,將許瞳、張嘉真二位文學創作者對自己、生活、文學的認識與理解輕鬆體現在紙面上。許瞳與張嘉真皆具幾項顯著而相似的學習背景,高中就讀第一志願女校、身為少女作家、現正台大就學中,在專訪之中,我們試圖瞭解這兩位創作者的生活與她們的作品間的連繫,試圖探索作品下隱含的思考脈絡。本篇專訪中,你將可以看見這擁有些許相同標籤的兩人各自的光芒與魅力。

    以上是本期的介紹,感謝各位讀者的翻閱,望各位喜歡。若大家有興趣成為意識報的一員,不論是想要一起探討議題、採訪、寫作,或是想要發揮美編才能,在此誠摯邀請各位加入!本學期編會時間是週三晚上,歡迎一起參與編會,也歡迎與我們聯繫。





文章目錄


【她他之後:跨性別者在台大】


李奕慧、歐陽玥
◎謝秉霖、楊詠淇
◎邱佑寧、張茗瑜

【街角的追尋——淺談無家者議題與學生的議題參與】


陳湘渝

【人物專訪】作為文學少女?——許瞳、張嘉真專訪

 
柯采元、曹雅婷、李悅禾、羅聖詠、廖子皓、陳亮君 


    大片落地窗外,溫州街的夜晚浮映著張嘉真與許瞳兩人對談的身影,彷彿意圖透露眼前所見的人形之外,還有其他未知。在訪談開始之前,張嘉真分享自己的荒謬故事——前往家教的途中,她如何與直銷的婆婆互動中打破多維度的牆,聽見了同為系上學妹、意識報記者的名字——作為消解陌生的閒聊。在尷尬褪去以後,留下的是有血有肉的她,以及在場所有人滿地的問號,或許這才是我們未知的張嘉真,以及不解的許瞳。

    畢業於高雄女中,目前就讀台大歷史系的張嘉真,大一時出了自己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玻璃彈珠都是貓的眼睛》。而高中就讀北一女,目前是台大外文系學生的許瞳,已有兩本散文集創作《裙長未及膝》與《刺蝟登門拜訪》。就讀女校、少女作家、台大在學中,兩人看似相仿的生命經驗,卻又各自透過小說與散文映照出個人的身份認同與幽微的思考。作為本次意識報專訪計畫的出發點,張嘉真與許瞳兩人歧異之間的偶相呼應,好比隨機連線而成的星座,夜空中意有所指地閃爍著。


Q:兩位同樣都是畢業於第一志願的女校、也同樣在台大就讀,想請問你們這樣在眾人眼裡看起來相當優秀的學經歷有沒有為生活或作家身份帶來什麼影響呢?

⬔張:一路在教育體制內的成功讓我幾乎沒有機會練習失敗,也是一直到了沒有任何標準可以評判自己的階段,我才發現失敗是需要練習的。我害怕嘗試未知的事物,或討厭去做自己無法表現出熟稔的事,像是我很討厭去高雄的三餘書店,因為覺得在店內的人看來都很自在,每次我都覺得自己的模樣很笨拙,所以我不敢一個人進去。

而成績好也讓我不敢與家庭分享真正的失敗,我想盡量去符合中產階級想像中好女兒的形象,不敢跟爸媽說我覺得他們會不喜歡的事。但或許因為考試成績好讓我太輕鬆就可以獲得認可與喜歡,我就懶得去嘗試更深刻、全面地交付自己。

習慣成功也讓我每一次都覺得再努力一下就好,就可以做到,但其實每一次預支都是消耗,累積到後來就會出現沒辦法再面對任何一點打擊的困境。
 
◪許:我也有類似的感覺(害怕失敗)。在高中出版《裙長未及膝》時,因為跟著朱天心老師的《擊壤歌》復刻版一同發行,加上親子天下那時的專訪,我常被貼上「朱天心接班人」的標籤,某種程度上讓我成為了北一女、第一志願的代言人,無形中好像侷限了自己的努力跟發展。而這樣的標籤有時候也讓我感覺好像獲得了「免責權」,在出席一些純文學論壇或與文壇前輩相處時,我的作品傾向被以「你還年輕」的方式評價,好像因為我是高中生就不用達到什麼程度,有陣子讓我有種無法進步的挫折感。


Q : 從你們的作品來看,高中生活經驗似乎都對你們自身或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那麼在台大的生活或學習經驗是否有帶給你們任何的成長或改變呢?對你們的作品有任何影響嗎?


⬔張:大學生活中最不同的感受是生活的密度變得很低,必須由自己來填滿一切,不像高中有豐滿的人際關係與課表,我必須花很多時間跟我自己相處,像是思考在沒有確切目標以後,自己究竟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所以在大學裡我也很常感到空虛,覺得所學與我想要成為的自己好像有一段距離,那我到底是為了什麼必須這麼努力交出每一份作業?我該怎麼填補這之間的落差?但又會一直想到高中時聽過「人文社會科學的高等教育不是職業培訓所」的說法,所以目前還是需要繼續靠自己去找到現在的努力與未來的迷惘之間的平衡。

大學目前我最喜歡的兩門課是陳東升老師的《都市社會學》與《社會學甲》,我覺得老師的課帶給我一種很樂觀的社會學想像,東升教會我要去相信知識的力量,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正是銜接社會大眾、體制之間的橋樑,不能什麼就不做,就指望他人把社會變成我更喜歡的樣子。

而在《都市社會學》上則讀了很多理論,看到抽象的感受能被具體統整出來,並且把現象描述得很完整,有種「感性」被理論認可、詮釋的感受。因此在我準備下一本書的時候,我也多少參考了都市社會心理學的架構,雖然不一定完全相應,但作為一個指引的方向,我覺得是很有效的。
 
◪許:在台大的校園中我大概是比較孤僻的角色,因為我不是善於辦活動、社交的人,一開始總覺得較難融入台大生活。而最初也因為許多人在認識我之前就先讀過我的文字,我常會擔心他人對我是否有成見、覺得我與我的文字相當不同。但後來我也發現這是寫作之餘我必須面對的課題,我需要為自己所寫的東西負責,畢竟生活與寫作不一定完全綁在一起。

至於課程的部分,我對嘉真提到的《都市社會學》也相當有共鳴!另外印象最深刻的課程是外文系《二十世紀英國文學》中帶到的西洋美術史,這門課讓我意識到有時候藝術家創作的前提與後人對他們的解讀相當不同,也啟發我對美學的興趣。延伸我高中時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興趣,也讓我在藝術領域有更多的啟發,未來有考慮深入這兩個方向學習。


Q:2019年底,〈畢業十年,女校教我的事〉一文,表示女校像個小型烏托邦,在網路上引起不小的討論。兩位在作品中對於女校生活皆有大量的刻畫描寫,會認為女校的環境或經驗對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了任何影響嗎?


◪許:我認為女校生活不像刻板印象裡「大家都很有心機或光鮮亮麗」的樣子。女校名副其實是個單一生理性別的環境,但這個限制反而更能呈現大家的特質和性格,我上了大學之後反而不太習慣有異性的校園。

⬔張:我覺得在單一性別的環境裡,反而有機會練習去性別化的行為模式。好像失去了需要與之「表演」、「互動」的他者(在此為生理男性),對人際關係的解釋就會變得簡單一點,更純粹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尺度拿捏。對於從前會被「女性化」詮釋的特質:像許瞳提到的「光鮮亮麗」、「很有心機」,拿掉二元對立的性別去理解它們,其實也就只是這個人的所思所想而已。也因此我覺得往往是發展出了與大家所想像的「純女性環境」很不一樣的樣態。然而這樣的環境也很輕易就會被破壞掉,例如在跟雄中有進行互動的大型活動(大露營或飲料日)裡,就可以感受到陰性特質重新落入「女性特質」,並且大量的反撲朝向終於出現的男生們(笑),大家會更急切的表現那些在單一性別環境裡不能顯著發揮的特質。


Q:兩位都畢業於女校,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寫到學姊學妹制或對學姊仰慕的情景等等像是「開花」一般的經驗。那在就讀女校的期間中,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情感嗎?這對你們的人生觀或寫作方面有什麼影響嗎?


⬔張:我覺得在女校中無論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大家都有練習開花的機會,使得這種情感變得更普遍,也給了我們很大的空間去認識不同性取向,透過開花看見自己的可能性。意識到自己可能喜歡女生的當下或許會很惶恐,但開花也讓自己可以在喜歡上女生的過程中比較有機會、餘裕探索跟練習。相反的,如果是在純男校中,似乎就不會有這樣對於同性之間介於崇拜與喜愛的模糊空間,反而可能會對同性戀抱持苛刻的態度。

但是也因為無論是「開花」、「女校」,都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下才能成就的狀態,終究與外在世界有很大的差距。許多人離開女校之後,就放棄了對同性的愛慕,就像一旦脫離類似溫室的環境後,花朵很容易就枯萎。看著認識的人陸陸續續放棄,選擇像異性戀這樣更簡易的生活模式,雖然無可厚非,但還是會覺得有些遺憾。

◪許:在北一我們不會直接用開花這個詞,但會有仰慕學姊的行為,不過我自己不常有這個經驗。就像高中時我本來想加熱音社,但因為害怕這類社團的學姊學妹制過於嚴厲,最後便沒有加入。而我有一位非常仰慕學姊的朋友入社之後,受社團影響開始跟學姊出現距離;反而是沒有入社的我跟學姊關係比較近。

我想開花有一部份是因為學姊學妹間的距離感,高中時期每個年級之間好像有很大的差距。我也會喜歡學姊、會想要更靠近他,但我覺得這只是很正常的人類情感。如果回歸生理構造,女性和女性間比較沒有阻礙,知道我們有相似處的時候,我會揣測她是不是也這樣想。但如果對象是生理男性,我的心態會變得偏向攻略,雙方相處模式比較不同。我覺得無論性別,談戀愛給我的啟發是如何純粹的喜歡一個人。


Q:在《玻璃彈珠》中有看到嘉真多次用很直白的語言書寫關於情慾的情節,且描寫的方式並不是斬釘截鐵地置入女同志的框架,而往往是游移於友情與愛情之間,甚至同時夾雜異性戀情。你們認為這種情慾的流動性和直白的書寫方式是否和女校環境有關呢?如果有,你怎麼看待女校環境的這種開放對一個人的影響?


⬔張:在女校中出現很多看起來很女生樣的人也喜歡女生,異男會覺得這樣的女性可能只是一時走錯路,在回到混合性別的環境中會再重新喜歡異性。我會選擇這樣型態的書寫和女校經歷雖然有關係,但這本來就是在性向認同上一個正常的表現,大家怎麼能確定接下來不會有讓你驚喜的人出現?我覺得對於感情作出性別限制、明確地表示自己的性向,可能會屏除掉一部分的可能,或是失去一些機會。把自己歸類在單一性向,比較像是早期性別運動者為了要被社會看見而做出的選擇。然而現在比起過去多了一些對於性向認同模模糊糊的樣板,大家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更接近自己的狀態,而非勉強自己塞進既定的框架中,無論框架的先來後到。這是我覺得女校中的「情慾流動可能性」帶給我在往後很重要的影響──我想活得像我自己,或許不像大家,但也值得一個位置。

◪許:我在《裙長未及膝》裡比較少寫到同性互動的題材,但邱妙津和朱天心的作品都給了我很多啟發。我確實同意女同志之間的情感交流,特別是在我們十幾歲時,常在友情跟愛情間游移。我也覺得在親近時「想要碰觸對方」是很自然的,儘管我自己沒有具體喜歡女生的經驗。


Q:兩位在文學創作的初期為何會選擇小說/散文這個文體?是有意採取的寫作策略,抑或只是偶然的結果呢?


⬔張:會選小說是因為這是我最常接觸的文體,同時寫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安全的角度。雖然我認為有時讀者可能會過度投入在小說的情節裡面,並設想作者有可能真的身在這個處境,但大家其實也明白小說是虛構的,因此這個媒介終究是一個開脫的方式。對我來說虛構很安全,並且可以減少一些無所適從。

另一個部分是,因為小說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實經驗,我就可以在故事後面添加自己期待的結果。常常一件事情在我的經驗裡不見得是美好的,我沒有辦法操控它,讓它以我想要的方式發展,但在小說裡我可以給自己生命中的遺憾一個圓滿。透過不斷的虛構,我不覺得會讓我離真實更遙遠。我覺得每一次虛構都是讓我認知到最後也許只能停在這裡,但我可以慢慢地接受這些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

寫小說也是一個幫助我釐清感受的方式。感受在事件當下是很激烈的,會想要逃離、想把這些情緒關掉。但關掉以後,寫小說就是透過一種比較慢的方式,把這些情緒重新倒出來。

◪許:以散文書寫是因為最早閱讀的剛好是散文,像是林海音、琦君。另一方面,對年輕的我們來說,寫自己的生活是比較容易的。像小學的時候寫遊記,就是我寫散文的開端。當時寫完感覺不錯,發現散文對我來說是整理情緒和自我療癒的方式。

然後講到虛構性,一開始寫散文的時候我其實沒有很意識到它,這點還滿值得詬病的。因為用簡單定義區分,散文應該要是非虛構的,但我常常在我的散文之中摻雜一些虛構的成分,甚至有一兩篇根本是純虛構的。至今我其實總在迴避這個問題。過去我會跟讀者說,雖然情節是虛構的,但情感或想法是真實的。近幾年則發現應該要用更謹慎的態度去面對虛構性。當我在寫散文的時候,就應該書寫實際發生在我身上的經驗。而如果這個東西是虛構的,我也會很明顯地標示出來,寫一些真的不可能發生的事,像是狗在哭很明顯就不是真的,而不是以一種模棱兩可的方式虛構。所以雖然近期我也有想要寫小說,但就會明確地把兩者區分開來。


Q:剛剛嘉真有提到她以虛構的書寫作為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雖然小說和散文都容許某種程度的虛構,但相對而言散文還是以真實為主。想請問許瞳同樣在透過寫作自我療癒的過程中,會不會反而有一種療程被觀看、私密情緒被公開展示的感覺?


◪許:我覺得會,而且這件事情其實還滿重要的。之前我給鍾文音看第一本書的初稿時就被罵過,她很明確地點出你說的問題:她覺得寫作應該要分成兩個抽屜,一個給自己,一個給別人。如果寫散文的時候不區分這兩個抽屜,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進給別人的那個抽屜的話,你可能會傷害到別人。但我那時候不聽勸,後來也確實受到一些衝擊。例如有些人不是很樂意被寫進去,或者覺得我們那麼親近,為甚麼不直接跟講,而是用這麼迂迴的方式。到了現在有些東西我就不太會給別人看,我知道它是一種治療,治療完我就會把它放進給自己的抽屜裡。而如果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讓別人產生共鳴,或是想讓別人知道我也有這個經驗,那我就會把它放進另一個抽屜。當然一定要先和書寫對象達成共識和建立一定的信任,才會把它公開。


Q:前面的問題都比較感性、與情感面有關,接下來這題有點不一樣。許瞳曾在《裙長未及膝》裡提到北一短褲自由陣線,嘉真也在書中寫出了高中生對於世界的小小反叛。想問兩位覺得自己叛逆嗎?任何形式都可以,像對威權的集體行動,或單純日常生活中的小反抗。


⬔張:我是一個很俗辣的人,但我在體制中過得很順遂,所以不敢真的反叛,也無法想像大家眼中終極的反叛是什麼樣子。不過我也有小小的叛逆,就像高一下的時候剛開始可以穿運動服進出校門,但教官還沒完全照新規定走。當時我在旗隊,有很嚴格的服儀規定,我的小小反叛就是穿運動服進校門。教官發現了問我怎麼沒照服儀規定,還說要去跟學姊講,我就嚇壞了,用制服還沒乾當作理由搪塞過去。我想我始終都不會是站在最前面抗爭的那個人,反叛僅限於內心活動,所以想用比較柔軟的文字跟大家說——或許我們可以一起試試看,但不做也沒關係。我的做法比較折衷,讓大家有這個渴望、但不敢做出行動的時候,也有管道訴說。

◪許:我也是俗辣,我的叛逆滿侷限於個人生活。我國中就有幾個會讓大家覺得我「怎麼這樣」的瞬間:當時我也是司儀,訓導主任不准司儀穿耳洞,但我國一就打了,主任看到之後當場對我破口大罵。我做是因為好奇,不知道穿耳洞真正發生在自己身上是什麼樣子,不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正視這件事情才做的。


Q:未來你們會想嘗試以其他的文體寫作嗎?還有任何想寫的題材或方向嗎?


⬔張:我有被出版社邀過散文,但我覺得目前自己沒辦法做到完全誠實。像是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在寫弟弟有嚴重社交障礙與強迫症、跟家人相處封閉且疏離,其中廖瞇不斷寫到「希望弟弟變正常」與「希望弟弟變好」的意義,但我覺得很可怕,因為這些會是我不敢告訴別人的,而她在散文上竟能做到完全誠實——不只是對家人、家庭解剖的誠實,也是對自己書寫意圖的不斷剖析,我非常佩服同時自認即使嘗試散文也可能做不到這樣的誠實,而既然在誠實這件事上有人已經做了很好的示範,我也還沒到處理這件事的年紀,因此會想要過一段時間再來努力。雖然散文的真實性在某些時刻真的拯救了我,但是在準備好之前實在不敢貿然嘗試。如果要寫散文,我希望能等我對生活更有整體性的反思之後,目前在小說上我也有想嘗試的東西,像是長篇小說,但因為我有點懶惰所以遲遲沒有開始(笑)。

◪許:我有嘗試寫小說,但困境是無法從零開始,常常創造了角色好不知如何發展、或是擔心自己寫一寫又變成散文。而近期在閱讀王天寬《告別等於死去一點點》受到了很大的啟發,雖然整體而言是小說,但書中幾乎混用各種我能想到的文體,讓我開始能用挑戰的心態去面對文體的不同,也同意文體的界線是可以被模糊的,希望自己能夠在散文跟小說之間取得平衡。我不會寫詩,但我覺得不會寫詩沒關係,世界上有很多自己做不到、但一定有人會幫我們做的事情。




許瞳與嘉真

【無家者專題】學生與無家者的距離:從台大無家者服務社看學生在貧窮議題上的可能與侷限

 
王紹孺、陳湘渝 


    每日在台大校園內外穿梭的台大學生,其實並不難以察覺到無家者的身影,從公館捷運站、水源市場至東南亞秀泰影城一帶,都有著無家者、街賣人士的身影。他們有些跪在窗明几淨的連鎖服飾品牌前,面前擺著一紙凹折的紙碗等待路人施以援手;有些蹲坐在連鎖餐飲前對經過的人群開口要著零錢;有些無論是頂著炙熱的陽光或是迎著狂風冷雨,都舉著一盒口香糖亦或是一籃手工餅乾販賣。雖然我們不清楚這些人的生命故事與在街上的原因,但我們依然可以看見社會不平等確實存在,並且就反映在我們身邊。作為每日經過這些地方的學生,我們又能否做些甚麼呢?

    來往的人群中,未因此景停下的人,可能是出於習慣而不甚在意、匆匆經過;也可能有過上前關心的念頭,卻不知該如何開口,所以選擇撇開頭路過;或是多數時候想著「我也不能做甚麼吧」,便繼續向著目的地前進。但是這些不經意的察覺和心中微小的在意,其實都能成為進一步了解這群人,甚至是親身投入改善這般貧窮困境的契機。我們作為個別學生,不似政府擁有制定法規、擬定福利政策,與建造收容所等的權力與能力;相較之下亦不如芒草心等具有一定規模的團體,擁有相當的物質資源、人力與號召力,我們也許無法長期經營如街遊、石頭湯等的大型計畫與活動,但是除了偶然地對街上遇見的無家者給予金錢或是食物的幫助以外,是否亦可以在無家者議題的其他面向著手施力? 

    本篇文章以台大校內的「無家者服務社」為訪談對象,試圖從他們的行動、理念與未來發展看見學生在貧窮議題上的推進力量、面臨的難題,以及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最後試圖反省自身的參與。


靠近與理解無家者的行動者:台大無家者服務社


    台大無家者服務社的前身,是一群社工系學生組成的「請街友吃飯」小組。小組成員基於幫助無家者的理念聚集起來,發起「請街友吃飯」行動。起初,小組用便利商店的點數兌換食物到台北車站周邊發放,後來也進一步開始發放冬衣。自109-1學期開始,小組為了方便團隊傳承、釐清團隊內的責任與分工、重新定位方向,並擁有對外的正式名稱,改組為無家者服務社。成為社團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述的問題,也可以使團隊在議題上的影響力更大、聚集更多對無家者議題有興趣,或是想一同上街幫忙的同學們,使團隊在無家者議題上更加深耕。
    無家者服務社的社課內容包括上街發餐、發放冬衣,以及社員培力課程。上街除了包括到街上發放餐點或是衣物給大哥、大姐,更希望參與者能夠坐下來與大哥、大姊聊天,在對無家者的既定想像之外,看見大哥大姊更多元的生活樣貌。如同副社長向洋提到的一次上街的經驗:社員們遇到了一位大姊,大姊說他會定期回彰化找她先生,她和先生的感情相當和睦,因為那次的經驗,使得許多社員看見了無家者的不同面貌,他們並非如想像中那樣的無依無靠,亦有著自己的情感聯繫。向洋表示:「當你在書上看的時候,或是當你聽別人講的時候,他就永遠是一個客體,他就永遠是一個陌生人,但你後來去聊天之後,他就變一個主體了」,藉由上街與無家者接觸,社員能夠面對面的與無家者相處,使無家者作為一個又寫有肉的主體被理解,去看見無家者更為多元而真實的面貌,而這也是社團的期待——不是先透過別人的口中來認識無家者,而是透過無家者本人來認識無家者。

    除了上街以外,本學期的社員培力課程也以不同的方式帶領社員們理解無家者,包括閱讀無家者議題相關的研究論文、邀請人生百味來演講、進行小遊戲模擬無家者的一天等等。這些課程是為了使參與者能夠想像、模擬與體會無家者的生活,從中看見刻板印象以外的生活樣貌。向洋表示,社課內容不是為了要求社員必須在上街以後對無家者有特定的想法,而是希望社員們至少能體認到上街時與無家者聊天、互動的必要。上街與其他的社元培力課程相輔相成,試圖讓參與者能夠突破生活中與無家者鮮有交集的日常,從貧窮議題的角度切入,看見無家者背後的結構限制,並在上街時與無家者聊天,感受在「無家」的標籤底下一個個真實的人。

台大無家者服務社




學生在無家者議題中的角色


    對於作為所謂優勢階級的我們學生而言,在無家者與貧窮議題中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也許礙於身分與資源上的限制,我們無法和許多的非政府組織與專家學者那樣,更具規模地協助無家者,或是深入鑽研這個議題中的複雜向度,然而,學生仍能在這個議題中付出一些心力。向洋提到,對於學生而言,「多看多理解」或許就是最好的參與這個議題的方式,並藉由自己的人際網絡,使得對於無家者議題的關注與知識得以傳播。由於無家者議題在現今的社會中仍然是一個較為邊緣的議題,而無家者亦是深藏在這個社會角落中的人,藉由這樣的知識傳播,能夠讓無家者議題獲得更多的關注,也能讓這群人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見。

    此外,向洋亦提到學生這個身分在與無家者們接觸時的優勢,即是學生給人的感覺較為無害,使得我們更能夠與無家者展開對話,在談話中切入其生命經驗,進而更立體地認識這群人。

    除了無家者服務社,台大內部亦有其他嘗試拉近學生與無家者的距離的活動,如2020年聖誕節由社會系學會與芒草心協會合辦的真人圖書館活動,亦是希望藉由與無家者的實際接觸,以更了解其生命故事。也許接觸、聆聽看似微不足道,但對於初入議題的學生卻是相當重要的一步,使他們能有更豐富而正確的認知,也以此做為下一步行動的基石,讓這個邊緣的議題與這群角落的人們能夠被更多人關注。


展望未來:學生看無家者議題的困境與無家者服務社的下一步


    談到現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面對無家者議題時的缺失,向洋認為這應該是一些很現實的情況。首先,關注無家者議題的非政府組織在經費上通常較為欠缺,自行籌措資金困難而常需要申請政府專案,然而也因為這樣的狀況,使得這些組織在行動上有時會綁手綁腳,許多時間為這些行政事項佔據,而無法全心投入實際的執行。再者,許多非政府組織提出的行動與方案,儘管十分有創意,但由於經費與資源上的欠缺,經常容易中斷而難以長久續行。這樣的狀況是政府將無家者相關的事項「外包」給體制外的非政府組織的結果,由於非政府組織本身容易出現不穩定性,如資源上的欠缺與人員的流動,使得這些方案儘管有突破性,但無法如體制內的方案依樣穩定存續。最後,最為根本的問題或許仍是「無家者議題的邊緣性」,如在2020年總統大選各候選人的政見裡,有關貧窮議題的政見與議題基本上都不為各候選人與大眾所重視 [1]。向洋直截了當的說:「無家者沒有影響力」,因此少有人去監督政治人物在無家者議題上的推動狀況,在議題推動的排序上也常位居末尾,使得這個議題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才導致前述的無奈現狀。

    而前述的延續性的問題,也是無家者服務社一直在反思的。除了社員內部的分工與和學校之間的往來之外,社團面對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設計一個貫穿整個社團的明確目標與活動,將每一屆的成果累積,不因人事更迭而中斷。社團目前在構想製作一個「需求報告計畫」,原意是希望更明確地瞭解無家者的物資需求狀況,使物資能夠更精準地發放,但後來考量到社會局對於發放物資的一些限制加上考量到方案的彈性,將計畫的方向轉為將社員分成數個小組定期上街與無家者大哥大姊們建立關係,探究自己想要理解的問題。這個計畫仍在構想階段,對於其成效也有許多未知,擔憂與無家者間的連結可能沒有極大的成效,然而向洋仍然抱持著較為正向的態度,認為這件事的意義本來就難以量化,如果能在一些與無家者接觸的夜晚能聽到一些有趣的故事,並藉此讓台大學生更了解無家者,也未嘗不是一個珍貴的收穫。

    在前面的討論裡,我們能夠看見學生這個角色在貧窮議題與無家者議題中的侷限性與可能性。我們被校園生活的節奏所拘束,加上能力有限,很難去做長期、大規模的方案,然而學生的身分亦具有潛力和優勢,使我們更容易去接觸無家者,真正聆聽他們的故事,並藉由自己的人際連帶,將這些隱身在社會角落的聲音傳達給更多的人。最後,無家者絕不只在萬華、北車,在我們生活的台大校園周邊,亦常能看見無家者的身影。如何將我們在北車與無家者接觸的那份感動與經驗,帶回我們的生活之中,關心我們的日常中這些邊緣的身影,或許是作為台大學生的我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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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順民,2019,〈總統大選極度忽略的議題-台灣貧窮圖像與想像〉。取自: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1/21836,最後取用日:2021年1月17日。




【無家者專題】民間組織的無家者服務與行動:專訪芒草心協會

 
魏辰安、盧丹云 


無家者服務在民間


    1923年的艋舺,一位總督府的職員——施乾——辭去工作,創建了收容乞丐的機構,名為「愛愛寮」。不同於以往地方組織的慈善事業,施乾親身調查、記錄並分析當時乞丐族群的生活背景,並據此逐步建構可行的策略以解決社會上的乞丐困境。愛愛寮提供各種多樣而彈性的救助,比如在那個醫療資源匱乏的年代,施乾請來醫生義診,而在生活方面,施乾引進如製作藤椅、雞毛撢子等家庭手工業,讓能夠勞動的院民學習技能持。協會也更近一步擴展到臺灣的其他地區,收容其他地區的乞丐,或者協助其他地區建立類似的機構。

    在近百年之後的今日,這片土地已經歷社會、經濟、政治層面的各種變遷,光鮮亮麗的現代都市地景之中,無家者也在這繁忙而巨大的體系裡尋找生活的方法。前文中,我們分析了現代政府體制對於無家者有什麼相關的法規及資源,而本文將專注於梳整民間的無家者服務組織,描繪目前各種非政府組織的無家者服務網絡以及其他相關團體的倡議主軸。無家者議題具有相當多重的面向,各種民間組織也有各種切入以及著重的不同角度,筆者在此粗略將這些民間組織服務分為三種面向一一討論,第一種是站在前線提供無家者直接服務的單位;第二種以倡議及政策監督工作為主;第三種則著重無家者以及貧窮議題探討,並嘗試多元創新的方案,以社會溝通、去污名為目標。我們也訪問芒草心慈善協會,深入了解芒草心慈善協會直接服務的方式以及「街遊Hidden Taipei」專案的嘗試。


無家者服務:社會工作的面向


    萬華社福中心之下,設有全台唯一的「遊民專責小組」,小組定期進行外展[7]以及夜訪的工作,通常在第一線接觸無家者,對於他們的狀況或者身份有較多資訊,負責統合各方緊急資源。若是無家者有進一步的住宿需求,專責小組會聯繫收容單位並開始共案關係。其中收容是無家者服務重要的工作之一,提供安定生活最需要的居住需求,更希望能夠讓無家者走向「脫遊」的生活,連結起協助就業、自立的穩定服務。針對經濟困難的入住者,社工會協助規劃就業、儲蓄、租屋的方案,並邁向經濟自主之路,而針對身體或者年紀已不適合進入勞動市場者,社工將協助取得相關的福利資格。在早期,各地收容機構大多是由政府公辦公營,直到1990年代出現民營化的趨勢,開始有公辦民營、契約委託,以及民間自營形式的收容所。民間申請補助方案者,可獲得政府一定比例的資金,剩餘款項自籌,這種方式讓民間單位一定的財源基礎,也有相較於公辦公營或者公辦民營者較大的彈性。

    以芒草心慈善協會為例,自2014年開始運作整合性的「自立支援中心」是執行直接服務的部門,以申請台北市社會局的夜宿方案補助,加上自行募集自籌款,經營配有專業社工陪伴、引入資源的中繼收容據點。在台北市高昂的租金以及有限的資源之下,尋找合適的宿舍地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共同居住的生活摩擦也挑戰機構的管理,相較於公辦公營的收容中心,自立支援中心給予居住者的彈性較大,比如沒有門禁管制、也沒有限制生活作息時間。這點也和收容機構的容納人數有關,因為公辦公營的收容機構收容人數相當多,傾向以較嚴格的規範維護機構的秩序。

    而在方案服務規劃方面,公辦的收容所通常以政府政策為導向,只要符合資格即可入住,需要工作者將與就業服務站媒合工作機會,對於較難投入工作者,也可作為中長期的收容處;但民間的收容單位通常以就業為導向,希望能配合一定的處遇計畫,也有居住的期限。芒草心工作人員告訴筆者,並非所有無家者都能入住收容據點,在實際運作上,入住者須有自理能力,也必須有意願與社工配合處遇計畫以及工作目標,在過程中,中心人員會與入住 者定期溝通評估,檢視計畫以及目標的完成度以及困難,若發現待在收容據點並非現階段最適合的方式,無家者也可能搬出據點。

    入住自立支援中心的無家者若在期間順利找尋到工作、獲得福利資源,累積足夠的資源能夠租屋,就開始了尋屋之路。協助無家者尋找租屋處需要相當的力氣以及運氣,許多房東不一定會願意承租給經濟狀況較不穩定的無家者,而當真的順利租到房子,租金也容易佔據無家者收入過高的比例,使得無家者一旦面臨收入降低就又必須離開租屋處的處境。許多無家者在外租屋面臨租屋排斥的問題,或者獨自租屋之後反而又與原本的人際網絡斷了聯繫以及互相支持的系統。有鑑於此,芒草心開始規劃一種「友善宿舍」的住宿方案,希望作為在免費短期的「收容」以及昂貴的「租屋市場」之間,取得平衡的形式。友善宿舍計畫由協會尋找合適的家戶並簽約承租,媒合無家者承租居住,這種方式可以讓無家者擁有穩定租屋的機會,而社工也可以繼續維持和無家者的關係,提供即時的資訊或協助。


民間組織的倡議行動


    除了提供直接服務的民間社福單位之外,另一類型的組織專注於無家者的權益爭取以及倡議工作,這些組織以監督政策為主,面向涵蓋無家者的生活空間、居住政策的討論。比如在2011年,「當代漂泊協會」召開記者會,公開當時市議員應曉薇主張對萬華遊民潑水的言論引發社會譁然以及強烈批評。近日,當代漂泊也針對台北車站的「集中管理行李」政策進行檢討。集中行李管理政策是近年來鐵路局與社會局合作的計畫,希望可以解決台北車站周邊無家者行李堆放雜亂的問題,這個計畫發給露宿台北車站周邊的無家者一個黑色大袋子,在白天,無家者需要把家當放入袋子中,並且集中放置管理,到晚間才能領回,但是許多無家者反映這個袋子並無法裝下所有家當,在集中管制區的雨淋問題也容易造成行李潮濕出現異味,更加難以入睡。由此可見,政府認為是美意的政策並不一定能符合無家者真正的需求,甚至可能造成更多生活上的不便,而關心無家者的非政府組織彙整這些資訊,並對於需要改善的政策提出修正建議並持續監督,這股力量對於無家者的生活環境以及各種權利都十分重要。


社會溝通的價值——芒草心的街遊專案


    由上而下的政策方向影響甚巨,關心無家者處境的第一線工作者以及支援團體透過媒體以及公眾輿論力量監督、建議政府機構的政策方針。然而,對於主流社會而言,這些倡議及政策內容並不是優先議題,也甚少獲得更深入的討論及關心,「無家者」對一般人來說是一個個面目模糊、不想多有接觸的身影,他們的真實處境並不容易令人理解,或者僅能以自身在社會階級上的優越性對其作出直覺的貶抑評價。這樣的不理解可能加深無家者面對的社會排除,除了經濟層面的貧窮,在生活其他方面的資源以及權利取得也逐漸落入更不利的惡性循環,在實質的資源之外,無形的負面眼光也沈甸甸地壓在無家者的身上,這些狀況都並非以政策或者資源挹注就可以改變。

    許多民間組織注意到了這個層面的問題,並選擇做出新的嘗試,第三種民間組織工作即以社會溝通及連結為目標。例如芒草心協會的「街遊專案」嘗試訓練無家者成為城市導覽員,帶領走訪無家者生活的場域,「真人圖書館」讓無家者講述自身經歷以及生命故事,「艋舺走撞」則是一個真人實境遊戲,讓參與者在極度有限的資源之下,體會無家者的日常生活。這些活動都在嘗試讓無家者不再隱形,或是僅作為研究者代言的客體,提供讓無家者講述自己的經歷的機會,使更多的一般群眾與無家者能有交會的可能。

    然而,「社會溝通」的理念說來美好,執行起來卻充滿了挑戰。以「街遊專案」的誕生為例,這個計畫最初受到倫敦的Unseen Tour無家者導覽啟發,希望在台北也做出類似的創新導覽活動。但彼時,台北已經有了歷史故事、文化地景等各種主題導覽,要在這些專業的導覽之中,吸引到對於「無家者導覽」有興趣的民眾,又要從無到有尋找合適的導覽者,並訓練他們導覽員的各種專業知能,這個計畫必然得一面嘗試、一面推進。比如,街遊專案的夥伴之一冠冠曾想要培養一位住在台北車站的大哥成為講者,然而那位無家者沒有手機,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所在地址,光是要聯絡到本人已是難題,只能嘗試用寫紙條的傳統方法。結果,紙條送出了兩三次,那名大哥卻從未按照紙條上的時間出現過,這一次嘗試也就無疾而終。不穩定的生活是許多無家者的日常,工作人員發現不是所有無家者都適合成為導覽人員,因為導覽工作其實需要大量的心力、體力投入,也需要與人互動、侃侃而談,有時許多無家者生活的不穩定,難有餘裕投入如此複雜而需要長時間準備的工作,或者對於「談論自己」感到退卻,而街遊專案的工作人員逐一克服導覽者以及受眾兩端的各種難題,並把這個理想中的導覽計畫化為現實。

    2014年,「無家者導覽」活動首次推出,在媒體的報導下,無家者導覽的創新理念吸引許多民眾報名,許多人們因為好奇而相約參加導覽,每個月的導覽次數達到二十幾場。這樣的創新導覽也引發了正反的討論,有論者質疑無家者導覽或者體驗的本質是一種文化商品,主辦單位宣稱的社會溝通價值究竟能處理多少真實的問題,活動是否會呈現另一種刻板印象,又是否會流於導覽參加者的投射以及滿足中?經濟面向而言,因為上述的門檻,無家者導覽確實無法成為一個提供許多就業機會的新工作,然而街遊確實花費最大的努力使得活動真實連結起參與者以及導覽者。目前固定的街遊導覽行程是阿強的「酒水芳華」路線以及賈西亞的「北車迷城生存指南」,兩位口碑佳也十分上手的導覽員皆已脫離「無家」狀態,導覽的工作的收入之外,也領有補助以及從事販售大誌雜誌的工作,得以穩定租屋生活。街遊導覽的收入並不多,兩位導覽員卻都堅持不懈,與人互動以及被認真傾聽更是這份工作的意義所在。而對參與者而言,走在無家者奮力求生的街頭巷尾、傾聽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是理解無家生活、無家者處境的一步。這樣的互動是滴水穿石的社會溝通,緩緩使無家者的處境以及故事現身。 


織一片接住無家者的網


    在時代變遷、社會景氣波動以及個人境遇的交錯之下,一個原本普通的人成了「無家者」,而經濟、健康、人際等狀況的惡性循環,使無家者要重新踩穩腳步、離開街頭,並不容易。服務無家者的民間組織提供實質的幫助,為無家者的權益發聲,也嘗試創造新的機會與連結。這些努力促成了大大小小的改變以及連結,當這些連結越來越多,或許能夠慢慢織成一片網,使得街頭上的無家者不只能夠「活下去」,還能擁有更多的可能以及選擇,在繁榮而匆忙的城市之中,覓得一個生活的軌道,活出自己肯認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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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江臺(2014),《人道關懷與文明社會~日治時期施乾的乞丐撲滅事業》
[2]林萬億(2012),《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
[3]林萬億(2013),《社會福利》p.507
[4]陳大衛(2000),《台灣遊民問題的結構分析》
[5]陳靖怡(2019),《遊民收容所經營模式之比較》
[6]張獻忠(2014),《臺灣遊民收容安置探討─以臺北市遊民輔導為例》
[7]外展:意即主動指派人員至社福機構外的服務或工作。
[8]當代漂泊協會,〈以為潑冷水,就看不見窮人〉
[9]當代漂泊協會,〈北車街友限留「一袋行李」其餘淨空?民團呼籲社會局改良政策〉
[10]李易駿(2006),《社會排除:流行或挑戰》
[11]卞中佩(2017),報導者,〈貧窮體驗可以有更基進的想像〉
[12]巫彥德(2017),報導者,〈不只是飢餓而已──體驗貧窮者的流浪〉
[13]黃克先(2014),〈能體會幾分街友漂泊:寫在流浪生活體驗營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