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妤蓁、孫有蓉
為了尋找農業發展新的可能性，我們尋訪至宜蘭的一個小村落，來到賴青松大哥經營「穀東俱樂部」的住所。簡單的水泥屋堆滿農用物品，而我們圍著矮桌席地而坐，等待與一個鄰近而又遙遠的生命經驗碰撞出火花。
聽到「穀東俱樂部」，許多人不免好奇這究竟是在賣米還是種米，一問之下，才發現原來這個俱樂部同時將生產者與消費者結合起來，用類似合作社的概念經營種稻。「穀東」便隱藏著「股東」的涵意，讓消費者分擔成本、參與生產決策、生產的過程，最後獲取約定量的稻穀。穀東俱樂部的股東多半為住在台北縣市的都市上班族，自然不可能時常往返台北—宜蘭從事農作，所以青松大哥就成為俱樂部聘僱的「田間管理員」，由他來負責照顧田地。這樣的俱樂部不只是希望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有對話的空間，更希望的是，藉由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連結，消費者直接對生產決策的參與，生產出既令消費者安心，又保障生產者的稻米。
賴青松大哥畢業於成大環境工程學系，一直以來，他期許自己可以用一種不對環境造成負擔的方式生活，但他在環工系卻失望了。「只有工程，沒有環境。」，他說。畢業後，他曾經試圖從環境教育著手，讓台灣更多人意識到不要對環境造成負擔的生活，所以他選擇了森林小學。兩個月後，孩子們的瞬息萬變、飛來蹦去讓他放棄了環境教育，轉而進入主婦聯盟共同購買的工作。在主婦聯盟五年的期間，青松擔任和商家接洽的工作，挑選出安全食品可信賴的商家。在這時他深深意識到，透過有機認證、透過與商店的對話、透過對農民的監視與調查，這些出自防衛姿態的行動都不是食品安全的真正保障。我們總是以消費者的姿態，認為商品無遠弗屆，只要有錢，就能夠隨取得並且隨時被取代。生產者對我們永遠是一副默然的面具，我們不會也不需要去瞭解面具背後，憑藉著猜忌與認證購買安全。五年的努力，站在消費端的他仍舊在和生產者比手畫腳，沒辦法落實一種不造成負擔的生活。所以，三十四歲那年，疲憊不堪的他憶起中學那年，家裡生意失敗落魄潦倒之際，一家人回到台中鄉下種田。對他來說，是土地承接了一個面臨破碎的家而讓他對農村有了深厚的一份情感和想報恩的心，於是他決定和家人一起到宜蘭專心當農夫，也開著手規劃穀東俱樂部的藍圖。
青松說：台灣現在把農業，尤其是種稻，放在一群思考還停留在十九世紀的人身上，這些人根本沒有成本概念，還在種田的幾乎都是因為有塊祖田，就一直種下去。不然現在算算種稻的成本和收入，根本就不可能會合算。穀東俱樂部採這樣所有營運方式透明化、公開化的運作，我們一斤米都要賣八十元，而你平常買米最貴也差不多一斤四十，你看這些種稻的農夫要賺些什麼？「我到這個村子的時候，有一次散步看到一個東西，讓我完全相信現在種田的腦袋都還停留在十九世紀。」青松帶著我們來到村內和村外大馬路的交界，在大馬路通路村子的路口，面向村內有著一張正式的告示牌，上面寫到：「奉三官公三官大帝旨意此路口嚴禁闖紅燈三官公管理委員會敬啟」（圖一）；面向大馬路也有一張告示牌，寫到：「禁止砂石車進入（村內）員山鄉公所製」（圖二）雖然覺得好笑，頓時也感到這個小村落就像全面制度化、法治化、理性化世界的化外之地，有沒有可能，所有的農村都像這小村子一般，被我們孤立，並且產生斷裂？
穀東俱樂部已經邁向第六年了，但曾經所面臨的困境其實也不少，許多參與的消費者只願意停留在把農村當作休閒，除了資金投入其實不願再多參與耕種的過程，這點也造成了溝通之間的一大障礙。「種田有節奏，但是沒有schedule」，不如過著分秒都規劃確切的都市人，農村工作只能隨著天氣、條件的改變作息，而無法設定每日行程。時常發生：客戶打電話來說某個月的某個禮拜天早上要來，問他到時可以幫忙什麼；青松大哥也只有仰頭苦笑：「我不是老天爺，怎麼知道那個時間能做什麼呢？」
消費者參與生產的門檻畢竟過高，導致五年以來，青松大哥除了要一個人挑起農務，更忙碌於將生產過程公開、透明化，並且召開股東會議，不斷提案讓大家參與。繁重的工作已經讓青松大哥深刻地感受到自己需要休息，因此打算改變運作方式，不再以共同決策的方式運作，給自己一些停頓找尋新的出發點。至少，在產銷關係間，青松大哥開啟了一扇窗，以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直接對話，來取代「有機認證」，使消費者透過對話與參與得到食品安全，而非透過貼紙買到食品安全認證。農業新的可能性，也許在其間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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