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二 董昱、中文四 吳嘉浤
一個屬於台北的陰雨天，我的眼神漫步在溫州街數不盡的巷弄裡，看著行人們的往來、汽車和計程車的呼嘯而過，或是偶有撐著花色傘的少女，騎著鐵馬消失在街道的另一端。
人們說我是一棟「日式宿舍」，其實他們說的只是我一部份的日子，並非全部樣貌；並不是說那段日子沒有意義，只是我更記得的，是那些半世紀來在我的院裡出入來往的人們。想起這些面孔，除了鼻酸之外，還是不忘他們靈魂中那塊純潔的境地，如何對抗或塑造一個時代氛圍；有那麼些時候，我甚至將自己投入他們之中，忘卻了自己屬於一棟建築的僵硬身體。
最初我被台大規劃為單身宿舍，但在民國75年前，這樣的規定執行並不徹底，有些職員或教授在結婚後、找到房子之前，也會先以這裡當作暫居之地；有的人甚至覺得麻煩，乾脆直接把這當作自己的家。有時候教職員過世了，伴侶也仍然留在其中，幸運的是，台大也沒有強力驅趕這些人，甚至等到這些眷屬過世後才將宿舍收回。由於人員的混居雜住，慢慢人們也給了我別號：「大雜院」或「大院子」（註一） 我不如我身邊的水泥公寓般，以矗立之姿俯視著城市樣貌的改變；相反的，我以綠意取代灰色水泥來伸張我的呼吸，用幾片落葉和枯枝延伸我的地盤和視野。人們以金錢競逐著入住我身旁的公寓，相信他們愛上的不是喧囂的馬路，而是可以從他們那小小的窗戶裏，向外俯瞰我那不絕的生命力；這樣的力量不只來自於那些被風吹落的枯葉，而是在時間的洪流中不斷累積的結果。
一開始，那還是個戰爭的年代，出入我院子的還不是台大──那時稱為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或職員，而是一群群穿著英挺制服的海軍兵士，這群水兵放了假、難得可以上岸，而我就是慰勞這些與海為伍之人的地方，「海軍招待所」是日本人最初賦予我的名字。一直到戰爭的末期，隨著戰況越趨悲觀，進出我院裡的人越來越少，終於在戰爭末期，由於地緣的關係，我被捐給了台灣的最高學府，成為一棟所謂的「日式宿舍」。（註二）
那時的溫州街規劃了整齊的公職人員宿舍，田格子般隨著日本人播種下來，和秧秧的水田隔鄰而處，我的西邊便是瑠公圳水道蜿蜒而過，東、北、南都是供台北帝大教職員居住的日式木造平房。這些教員的名字已經難以查考了；但在戰後，此處曾在這居住的人，都在近代歷史上留下姓名，如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中文系的臺靜農、政治系的彭明敏等教授。
日本人離開台灣之後，我又多了一批新鄰居：西邊有兩排教職員宿舍，黑瓦、雙併的構造、高起的地板，見證了尚未失傳的日式工法。而西南夾著圳道的一角，台大以帝大時期一座廢棄警衛亭的建材，蓋起小小的屋舍，卻圍起一大塊院子，哲學系的殷海光先生在此鑿池築山，同時為自由中國雜誌撰稿不輟。我總是看著這些人走過鄰近的街道，有時會聽見他們和學生談論學問、授業解惑，有時候也會窺見一群知識份子們聚首，批評時政、暢談家國大事，逐漸地，他們的生活構成了一幅我心中充滿力量的圖像。
這股充滿生命的圖像在無形中形成一股熱情的力量，在這條街道中湧動，許多傳播新思想的書店開始創立，異議性的社團活動也開始參與在其中，有人形容為「學術人文、自由精神的空間氛圍」，一點都不為過；可惜這股力量並不能如其所欲的發展，保守的政治勢力仍然無孔不入地監控著這裡的動靜，特務、黨員也在我的眼目注視之下，努力想要控制一切散發著「危險」的言論和行動。
然而事實上，這是一座挫敗者的黑牢。殷先生晚年形同被禁錮，臺靜農先生決口不提以往熱情獻身於左翼的往事，也不再書寫充滿寫實批判意味的小說了。彭明敏先生經易容逃出國外，開始他獨立運動的事業。留在這裡的人，彼此提防而缺乏真正的信任，除了熟識的人會相互寒暄，鄰居之間往往不相聞問。（註三）這些日子，我往往感受到一種失敗與頹喪，宛如巨壓之下屋瓦陷落、地板崩塌，外牆的雨淋板也一塊塊剝落。雨感覺特別的冷，走廊特別的濕，連庭院中的枯葉都落得特別的緩慢。人們縮在房間的角落，用最微弱的方式抗議著──沉默。
隨著時間巨輪的推移，那隻慘白的指爪逐漸放鬆它的力道，各種不同的聲音喧嘩著，要突破政治的禁忌；同時，資本主義的腳步卻取而代之，在它踏過的痕跡上，與我同輩的老宿舍一一塌毀，繼而六七層的集合式住宅如芽般冒升出來，容納更多至台北討生活的人們。我看見臺靜農先生為著台大要求其搬遷的事情煩惱，一兩年後他過世了，住的老宿舍也隨即剷平，蓋起集合式的學人宿舍。台大不斷在成長擴張，教師人數數以千計，遠非帝大時候數百人的規模可比了。
看著那些又新又高的建築物，再回頭看見自己；除了感到自己在空間利用上已不符合學校的需要，我也終於感到一個時代所刮起的風(將)已漸漸遠去。曾經伴我生活的人們多已屆退休之齡，有的漠然離去，留下來的則有些蒔花植草、怡情養性；也有位老教授在我的腹中打通房間作為畫室，或在院子角落開闢池塘庭園，有錦鯉悠遊、槴子飄香；與當年殷先生的「孤鳳山」、「愚公河」相比，少了抑鬱孤絕之氣，卻自有意趣高妙之處。蓊蓊鬱鬱的楓香、麵包樹恣意生長，與對面院子裡家戶門前栽植照顧的椰樹、蘭嶼松、金桔樹恰成對比。偶而在某個放晴的午後，還可見三兩人走進殷海光先生的故居參觀，綠色的矮屋內仍有談論之聲，應為某一場座談或演講。此時可能愚公河中有龜曳尾而行，或草叢間一隻黑冠麻鷺伸頸緩步，時間彷彿靜止。
我深知時代的改變，卻依然這麼幻想著，有那麼一個下雨天，有任何一位撐著傘的路人在我面前佇足，同我一起聆聽瓦片屋頂和玲玲細雨的對話；我相信，如果聽得夠入神，他或許可以聽到我膛中那仍然奔放的心跳，或許是退休教授的步伐聲、老職員洗碗的身影，抑或是一陣風颳起的落葉、小方塘中緩慢擺動身軀的錦鯉；聽見微弱卻充滿精力的論辯，聽見快速翻動著的歷史書頁──不論新寫的改寫的覆寫的；如果他佇足的時間夠久，或許他就能聽見，那將近一世紀鮮活而生動的歷史。
註一：哲學系楊惠南教授訪談。
註二：保管組主任訪談。
註三：中文系梁榮茂教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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