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歷史的先行者：林樹枝——良心犯的血淚史

◎法律四 吳俊志



　　林樹枝先生於戒嚴時期先後兩次入獄，頭一次是於二十五歲時被認為意圖顛覆政府，以懲治叛亂條例入獄，復於一九七九年時因為藏匿當時逃亡的施明德而再次入獄。其出獄後開始著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史研究，著有《白色恐怖Ｘ檔案》、《良心犯的血淚史》、《海洋的國家》、《泰源監獄革命》等書。


兩場無妄之災，破碎的半生歲月

　　我頭一次進去是因為我跟朋友通信，討論一些臺灣的政治前途，而我也在書信中提到一些地下刊物。那個時候警總會隨機地對郵件做檢查，而我就很不幸的被當作起訴的證據。就因為如此，我跟我那位姓張的朋友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三條第三項（俗稱二條三）入獄十年；在法官宣判時說了：「姑念你年輕，宜予悔改之機會，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我當時聽到完全不敢置信，甚至脫口而出：「法官你是不是在開玩笑？」然而我也不敢上訴，我在獄中認識的許多難友，上訴之後都被再加兩年。

　　一九七五年因為蔣介石去世而減刑三分之一，所以我在一九七七年就提早出獄。但很快的又遇到美麗島事件，施明德開始逃亡，而他第一天就逃到我那邊。就因為如此我被判了兩年，被減刑的部分也連帶地被撤銷。

　　出獄之後要找工作是難上加難，不能參加公務員考試，甚至不能幫人助選。在我第一次出獄時找了個業務的工作來糊口，僅僅工作了一個月，老闆便對我說:「抱歉，我們不能再請你了，我們有我們的困難。」我那時很困惑，縱使我做的不好，也該給我改正的機會才對，後來我才知道，是被「某單位」關注了。

　　在我出獄後，舊的關係也差不多斷絕了，老朋友都退避三舍，唯一能溝通聯絡的就只有我們這些難友。有一回連我們聚餐，在旁邊站崗的特務都比我們聚餐的人還多，你們沒經驗看不出來，對我們來說是不是特務就跟寫在臉上一樣明顯。我結過兩次婚，現在卻沒有子女，也是因為在獄中被電擊刑求的緣故；我現在無父無母、無妻無子，或許這是天意，畢竟沒有家累是革命的最好條件。


著手記下這些故事

　　我坐過兩次牢，第二次出獄的時候已經四十歲了，我最寶貴的歲月就在裡面度過。但我並不是最慘的，我在裡面許多關了二、三十年的難友，每個人都有一個很精彩的故事。如果我不把他們的故事留下來，以後將永遠佚失，我是抱著為台灣歷史留一個見證的心情在做這些事。

　　但很遺憾，一方面當時還在戒嚴，難友們肯說的有限；另一方面因為政治立場不同，獨派願意跟我說實話，但統派要不是不肯講，就是語多保留。其中讓我最挫折的是，那時候我每個周末往南部跑，南北奔波那麼久，可是我也知道他們沒有跟我說真話，要在檔案局公布檔案之後，我才把正確的資料加進去。但比起現在的研究者，我確實掌握了一些比較難得的資料，我的優勢在於我在裡面認識許多難友，即便受訪者是我不認識的，也可以透過這些難友牽線。

　　然而，即使是一些統派的難友，我們政治立場多有扞格，有一部份的經驗卻是最真實的，那就是被刑求的經驗。談到這些事，受訪者有時候會情不自禁，我也會陪他們流淚。舉坐冰床來說，讓你只穿一件內褲坐在冰床上，旁邊還放電風扇吹，結果就是我直到現在天氣一有變化腰就會開始痠痛。我現在滿口都是假牙，也是在刑求的過程中被打到脫落的。上面說的這些只是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最難以忍受的，他可以讓我們連續好幾天天不睡，用強光照著不斷逼問同一句話，這就叫做疲勞偵訊。

　　但如果要問接下來的研究者，還能做些甚麼？我必須說，我讚揚現在這些研究者的努力，但我認為在現下還有更急迫、更有必要的事情得做。革命事需要流血的，但臺灣人在革命的過程中，流的血太少，以至於我們對成果不珍惜，以至於我們離目標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