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歷史的先行者：藍博洲－－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歷史三  李盈佳



　　藍博洲先生，一九六○年生。自學生時代直至今日，著作遍及小說、報導，其作品曾為電影的藍本，本身也參與過電影的攝製。



緣起

　　憶起當年，他是如何開始這段發掘歷史的旅程呢？「主要就是我在做二二八（相關探討）時，看到一本官方的小冊子，和謝阿水有關的。那時候我和一般人一樣，也不知道什麼五○年代白色恐怖，不曉得有誰被槍斃，更不知道要去哪裡問問題。」

　　當時藍先生發現官方資料中有一臺大學生，很可能是二二八時重要的學生領袖，四處詢問、輾轉覓求，卻無人知曉；又或者，知道有個基隆中學事件，於是去找基隆中學的校長，找了之後才發現他是鍾理和的哥哥（鍾浩東）；找到鍾校長的太太蔣碧玉女士，也才發現她是蔣渭水的女兒。採用口耳相傳的方式探求線索，進而慢慢使認知加深增廣。

　　然而，從尋找線索、調查採訪到構築篇章，其間的過程是相當漫長的；單就採訪來說，「採訪不像你們現在這麼容易。那時候大家都怕，你沒有找到可靠的介紹人，不可能做採訪的！所以很多文章的完成，大概要花上前後十年；不是說十年間只做這件事，而是很多時候，是必須要等的。採訪不是一次解決。」藍先生略為加重語氣：「有時候他們（指訪談對象）還考驗你哪，想說『你這傢伙可靠不可靠？你會不會是特務？』他在試探你，你就要一次一次的去訪。」



訪談經驗二十年

　　「另外一件事：你知道越多，才越會問問題；你知道的事少，不會問問題，只好瞎扯，人家也就和你瞎扯；就算採訪過程中人家透露了很重要的線索，你不懂，也就幾乎等於沒有。」藍先生如是說，「就這樣，逐步開展出來，大概花了我二十年的時間；架構有了，再來就是細節。」

　　那麼，訪談有什麼樣的技巧呢？「其實也沒什麼技巧，就是要誠懇、要尊重，別像一般媒體那樣，老是消費別人的傷口。有些事情，訪談對象希望你不要寫，你就不能寫。人家告訴你，是因為相信你，而只要犯了一次錯，你這名聲就壞了；這個是會傳的嘛，人家以後就會拒絕你的採訪。像我做到後來，是人家主動來找我。」

　　不過，這些年來的採訪經驗，倒也並非一路順遂。遭逢挫敗之時也是有的。「一般來說，閒聊的時候都還好，但問到後來，為求建立比較有系統的檔案，我的談話方式會有點像在問話；那他們的家人會緊張哪，有時我就被趕走了。」藍先生緩緩道來一個例子：有一回他到桃園大園鄉的海邊拜訪一位老先生，預計要談的是省工委的發展，老先生很熱情的接待他，「我也買了新的相機，開了我的破車去找他。」藍先生回憶道，「一開始，老先生的太太就在他後面不安的走動。我們談著談著，她忍不住開始『嗆聲』了。」老先生本來還叫他太太安靜，但她後來終究「抓狂」（閩南語），訪談遂告終止。

　　「採訪實在沒什麼，重點是態度要很誠懇。而且，你不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出名，也不能拿學位。有一次在潮州，有人問我『你寫一篇可以賺多少錢？』我聽見這樣問，大概知道他在想什麼，就算給他聽：假設一篇一萬字好了，一個字一塊錢，總共一萬塊，算算往返車錢和其他花費，你就知道了。」

　　「做任何題目都一樣，環保問題也好。其實就是以誠待人，其他就看你的認知有多少。你的認識越深，就越會採訪。」夜色中，藍先生續道，「再來就是不要一開始就帶有立場。包括我在內，採訪完往往會面臨一個問題：要怎麼寫？」關於寫作，藍先生的原則是「忠於歷史」，然而，這四個字實踐起來，一點也不容易。「我這樣忠實於歷史，都還被人家說帶有立場、要宣傳中共的社會主義等等。但如果你們去做，他們（訪談對象）真的就是這樣嘛，有些人第一次和你見面，開口就是：『我是共產黨人，你如果要採訪，就要如實的寫，不然就不要寫。』那是因為他們歷經長期的壓抑，碰到太多（有特殊意圖的、不如實報導的）了。」



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藍先生的核心重點一向不在於誰出賣了誰，而是那個時代理想主義的精神；透過尋訪與寫作，他想要召喚的，是那些現在已然消逝的精神。做這樣的工作，經濟壓力不小；得不到社會的肯定，做起來也相當寂寞，「連我太太也笑我：你除了白色恐怖以外還有什麼？但對我來講，這很有意義；也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選擇。」不過，在和老前輩們接觸的過程當中，他也確實找到一股安生立命的力量；受訪老先生表現出來的壓抑、要哭又哭不出來的感情，受訪老太太所展露的理想人格，以及遭槍決而逝者於生前透過書信所傳達的、「火燒罟寮全無望」的心境，皆撞擊著他，一次又一次。

　　「尊重歷史，不然就不要寫它；起碼不要說共產黨人主張臺獨嘛！會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這個社會真的有病。我自己是十五歲就想寫小說的人，可是我在看後來的小說，實在看不下去；都沒有生活！臺灣搞創作的，都沒有生活經驗，而事實上文學不能脫離現實。於是我想寫一些比虛構的小說還要有意義的東西。我和整個臺灣的文學界也不一樣；沒辦法對話。我講的他們不懂，他們講的我也沒興趣，這沒辦法。我原來就不是為了討好誰而寫。有些人以為我的作品在大陸很受歡迎，其實不然；他們有時候反而喜歡臺灣這種……『小資』的作品。」

　　當然，他的作品也有受歡迎的，「有個大陸的研究生告訴我，同樣的題材，我寫的他看了會感動，他們那邊的作品，讀了卻反而沒有什麼感覺。這種逆反心理的形成，我想和大陸作者將人物神聖化的手法有關。就好比他們把魯迅搞到連學生、老師都討厭；他們不要魯迅，要梁實秋。」



限制與突破

　　不可諱言的，歷史不可能有完全的真實。「你所知道的……就是你知道的。」藍先生停頓了一下，微笑道：「還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誠如他所述，不認識歷史，就會付出代價。今天的局勢如此，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歷史是延續的，不管喜歡抑或是不喜歡，都必須去面對。如前所述，在時空不停的轉換中，再現歷史很不容易，「像是麥浪歌詠隊，算是當時相對開放的，但我做了那麼多採訪，知道他們談戀愛，卻始終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談戀愛的。我想他們感情的深刻是很含蓄的。光是我們這代和你們這代就很不一樣，更何況我們和他們。」

　　既然還原是困難的，該怎麼做呢？「寫的時候，要設身處地地去想。了解自己，才能夠了解別人。你身上有的，別人身上也有。」此外，藍先生指出，臺灣所面臨的問題是「標籤化」，人們沒有辦法深刻的去談問題；遇事先劃分立場，接下來就很難談下去了。「對某些歷史事實的認知，應該可以是一致的。」

　　曾經，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某些人，在被槍斃之前，是要喊口號的；曾經，年輕人在踏入婚姻以前，都沒有牽過彼此的手；曾經，有一群懷抱理想的青年，為了生活奮鬥著，在已知與未知之間追求著。也許現在的人很難相信，但這些活生生的歷史，確實發生過、存在過。

　　作為一位寫作者，藍博洲先生不斷和人們接觸、不斷思考問題、不斷書寫，從最早期的《旅行者》、九○年代的《幌馬車之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麥浪歌詠隊》到最近幾年的《老紅帽》等等，他以二十餘種著述和背後滿滿的關懷，宣告著他的理想。他所做的，難以一言以蔽之，在未來也有無盡的可能。「我還有很多採訪還沒整理。」藍先生告訴我們：「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幫忙整理。有一些我根本還沒時間整理！」無論如何，那些曾經存在的人、事、物，是整個社會應該、可以共同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