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歷史的先行者：陳銘城——為受難人權發聲的記者

◎人類二　陳瀅



　　陳銘城先生，一九五二年出生，桃園人。二、三十年來，陳銘城先生前後當過《臺灣時報》記者、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編輯及《自立早報》記者，後擔任文建會主委的機要秘書、228紀念歷史館文物組主任、台視八點檔歷史大戲「台灣百合」企劃編劇等，期間參與協助規劃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相關活動。他長期追蹤、採訪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者，完成了白色恐怖出土歷史、海外黑名單與海外臺獨運動史。曾獲1991年台權會第一屆臺灣人權報導獎、 2006年王康陸人權獎。


走向記者之路


　　我是一九八○年開始當記者的，在美麗島事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之後，特別是林宅血案（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發生，林義雄先生的兩個雙胞胎被殺，那時候我看了很氣憤，因為我剛結婚，而且準備要有小孩，覺得怎麼會這麼沒有人性。


　　當時很多報紙大篇幅在報導這件事，但我覺得應該要多一些人去參與，突破一些言論禁忌，讓臺灣的報紙跟電視能有更多的突破，但電視是封鎖的，報紙其實還有一點空間。當時也跟幾個朋友討論過，基本上不參與政治、不搞組織，投入新聞和言論的突破，可以試著去做。所以在林宅血案之後，我就決定辭掉在臺灣全錄公司的職位。正好那時候《臺灣時報》在招考，我考上後，擔任桃園地方記者。


追尋新聞言論的突破

　　當時臺灣的社會還是控管的很嚴密，常聽到有警總帶槍直接到報社要求換版，很多報社的總編輯或是社長沒有辦法抵抗，但那時候《臺灣時報》的老闆吳基福還滿能跟他們對抗，他後來有在美國辦《遠東時報》，想說即使在臺灣的報紙被封殺，在美國還有空間。另外，在美麗島大審時，《臺灣時報》的報導最深入，這讓我很佩服他辦的報紙，認為堅持說真的報紙值得我投入。


　　後來，我因為一些原因離開《臺灣時報》，重返企業界，但是一九八五年發生的江南命案，我實在看不過去，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事，決定回記者行列，在《八十年代》待到一九八六年。之後我就想去報社，因為報紙影響力比較大。戒嚴時期，臺灣報紙只有三大張，言論受到控制，因此需要黨外雜誌。但是解嚴後，基本上許多話題都可以討論了，所以黨外雜誌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漸漸消失。


　　之後，《自立早報》要成立，總編輯陳國祥跟我在電話聊天，問我要不要來。我跟陳國祥在《八十年代》就滿熟的，而且當時的自立報系有言論發揮的空間，所以我就去了。那時有一個想法，戒嚴時間那麼久，臺灣很多言論是被禁止的，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所以我認為把歷史的禁忌挖出來就是一個新聞，特別是在解除戒嚴之後比較能夠談的時候。因此在《自立早報》延續之前的關懷，持續寫政治受難者的故事，包括海外「黑名單」人士、海外臺獨運動人士這一塊。而自立報系的讀者群和他的題材也比較在這個方向，所以我寫的報導很多人知道，另外那時候還有在海外發行的《自立周報》，所以海外認識我的人也很多。


不忍台灣史缺頁


　　我們臺灣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是空白、更是禁忌，我就是想要補這些空白；很幸運的有一些人願意講，但是最重要還是取得信任，因為我跟這些事其實都沒有淵源，目的純粹就是在報紙上一直書寫。基本上我在報社寫的文章特色逐漸鮮明後，慢慢地有些讀者就會認識我，然後會到報社跟我聯絡，我的採訪線就是這樣牽起來的。另外從受難者那邊，如果受他們信任的話，會幫我介紹其他受難者。


　　有的受難者不認識我，有的有看過我的名字，我就帶我寫過的報導過去給他們看，通常不會第一次就馬上採訪到，採訪政治受難者難度很高，因為他們曾被迫害，很難信任陌生人。但是我會耐心慢慢跟他們建立關係，就是把我寫的報導給他們看，知道有記者敢寫這些東西，讓他們對我產生信任。現在是比當時還要容易，因為現在口述歷史、回憶錄是更加常見的做法，在當初真的敢講的人則是相對少數。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受訪者，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律師吳鴻麒的太太，我從認識她，到她後來願意接受採訪，花了兩年的時間。我一直把我寫的二二八相關報導寄給她看，後來她覺得我很認真，才主動打電話給我︰「來我家，我說給你聽。」她一講就講整天了。這讓我覺得對所有的受難者或是家屬來說，最讓他們感到較大的安慰就是有人把他們的心酸故事記錄下來，然後有機會讓別人看到，如果是他們的親友看的話，能給他們一些安慰或是鼓勵。


　　像這些生命史，說真的，我寫得很多書是不想出版的。有好幾次人家都勸我要出書，但是我覺得這沒甚麼好出書的，那不是我的創作，我只是記錄他們。如果出書，那也只有想去看的人才會去看，我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所以我會選擇把這些資料提供給像二二八紀念館、綠島人權園區等有政府力量跟政策支持的機構辦展，負起對大眾的歷史教育及社會教育的使命。



進入政府部門之後


　　我做的受難者訪談還是以一九五○年代的為多，但是有一段時間我停止做訪。二○○○年到二○○四年期間，我進入政府部門當文建會主委陳郁秀的機要秘書，主要在推動一些政策（策畫總統府人權展等），自己就不方便下去做採訪，所以那時候我就找陳文成基金會和臺灣游藝的曹欽榮先生等人來做。我主要都當幕後的策劃人，去推動政策與籌措經費，把很多東西從想像的變成一個具體的呈現。在這段時間內，我也曾做過「謝志偉嗆聲」節目的企畫統籌，做很多受難者的故事。


　　進入政府部門有他的好處，進入體制之前根本很難找經費，我以前在電視台製作節目，到二二八紀念館策劃展覽時，都要為了籌錢煩惱，很累。後來有機會到文建會工作，比較容易拿到辦活動需要的行政資源，而且公部門的影響力比較大，我並沒有掙扎就答應了。在文建會期間，我另外有做過「台灣百合」（台視八點檔戲劇）的總策畫、臺灣人權文化園區的規畫籌備。希望過去台灣那些年代缺的歷史，從二二八、從白色恐怖那個時代的受難者，他們的犧牲與受的苦難，我們盡可能去找出來，就像拼圖一樣，我們要把歷史缺的拼圖，就算勉強找到幾塊還是努力把他拼湊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