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自主性
◎蕭遠 吳嘉浤
如前所言，台大的建教合作的主要資助者為政府機構，尤其以國科會為主；而在台大，建教合作的負責機構為研發處。然而近期，兩者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關鍵。因此特別談這兩者對於台大學術的影響。
資助的大宗－國家科學委員會 在談台大的建教合作，絕不能忽視政府扮演的角色。與國外相比，台大的建教合作以政府機構為主。其中國科會更是占了建教合作金額的66%，具有絕對主導性的力量。
國科會最主要是推動國內科技的發展。早期多以教師獨立申請的研究補助為主，但之後漸漸開始推動各項由政府主導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如「整合型研究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民86年開始）」、「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民92年開始）」等等。這些計畫，強調群體合作，由國科會擬定方向，各教授再申請參與，而由國科會提供經費。以「國家型科技計畫」為例，內容為政府評估下具有未來有潛力的產業，如「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等。國科會的角色由原本單純的被動資金提供者，改為主動的推行各項計畫，主導性可謂越來越強。
台大研發處研發長陳基旺表示，台灣的社會很特殊，產業界的需求與點子，是藉由透過國科會，將這些需求反映給學界，國科會扮演的是一個媒合的角色。甚至，這些需求與點子的經費也是由國科會負擔。
台大建教合作的要角－研究發展處 台大負責建教合作的機構為研發處，其角色原本比較屬於公共行政的部份，以確保上述產業、政府與教師合作流程的順利。然在政府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俗稱的五年五百億）之後，研發處漸漸具有自己的主動性。
台大陳研發長表示，在頂尖大學計畫之下，研發處有了一定程度資金補助權。為了邁向頂尖大學，研發處擬定各項發展學術方式，內容包括：
1. 實施彈性薪資制度，優質的教師會獲得額外的績效獎勵。
2. 特別獎勵團隊合作，若以群體合作方式提案較有可能獲得研發處補助。
3. 對於「未來十年最有發展性的領域（例如研發長提到的奈米）」，研發處特別加以資助及推廣。
除上述做法之外，研發處還將目標設定在研究研究發展的「質量加倍」，亦即將論文的數量及品質做明顯的提昇。而今年也獲可觀成果：年中論文數達5000（計畫前2600），年中highly cited（亦即學界中引用比例為1％）的論文數為185（計畫前117）。
研發處的理想是，開創教師新的經驗，創造新的潮流，以便未來讓教師可以自行發展。
研發處頂尖大學成果發表記者會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的自主性 在新的校務會議之後，「建教合作」的收入有了四分之一給了台大做為管理費，急欲解決財務窘迫的校方或許很舒坦，但那卻不是這篇文章主要想要關心的；我們關心的「建教合作」，毋寧可以描述成：學校的教授為了完成其義務/興趣所在的研究計畫，如何盡力從外界獲取資源的情況。
當我們談到產學合作，常會牽扯到市場需求，或許會讓人想起美國企業與大學的密切關聯，往往有「企業操控校園」之譏。然而，產學間的合作真的是宛如洪水猛獸嗎？教師在研究上的自主性是否真的如此崇高？在這個產、學聯合演出的舞台之上，兩方又各自有著什麼需求？
在狹義產學合作的關係之中，教授或者研究團隊接受企業或政府的委託，在核心技術上進行創新，經由技術移轉的過程讓企業能利用該技術進行生產。同時，也可以與企業合作，開設實務教學的課程或安排學生進入業界實習；在學校之中更往往設立了「創新育成中心」以提供進駐場地、儀器設備、創新技術等方式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這裡頭不僅教授能得到研究經費，學校也能收取管理費用。因而在理想的情況之中，產學合作是一個「雙贏」、同時滿足兩方需求的制度：學校得到財源，而企業得到技術。
依據建教合作的法規，其合作對象包含產業界與政府，規範的範圍十分廣泛。對於教授來說最重要的，卻是與研究密切相關的國科會補助。縱使在校務基金中對於研究經費有確實規定，然而教授的大型研究計畫卻還是往往要借助於公家經費的幫助。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教授們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當然要時常與國科會交涉。然而如前所述，近來國科會屢屢推動的大型研究計畫，已經使經費來源有所改變。原本教師只是自己決定題目，但是在大型計畫的情況下，政府把題目訂好了，若教師參與這些計畫，則已先被限縮在政府的題目之下。是否造成了教授自主性受到影響？這點無法遽然推斷。事實上，根據某位生農學院教授的說法，基本上不會因為是不熱門的研究，就不發予經費或者退件。然而，教師在面對多重化的經費選擇的情況下，可確定的是，研究題目的決定權已不再完全由教師自由決定，政府力量已經介入其中。
回頭看台大本身。目前台大的研發處扮演的角色漸趨積極，台大研發處近期也不斷推動各項獎勵辦法。我們不否定這些政策的遠見，但相反地，這些「遠見」可能影響教師研究型態。如積極提升校內的研究「質量」，如上一篇文章所提，它體現為highly cited的數字躍升，但實際上卻無法讓人理解：這些論文的大量生產是否真的有造成國內學術領域討論層次的提升？在追求「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對台灣學術圈甚至社會的影響往往被隱而不談了。在數字背後，學者醞釀研究計畫的能力與時間不可能突飛猛進，論文數目如何在一年之內翻上一倍？ 又如強調團隊整合，亦是一種影響教師研究型態的方式，削弱了獨立研究的可能。所有研究題目都有辦法跨領域整合嗎？這又是一個疑點。
某位生農學院教授表示：台灣現在所有的行政單位都很重視技術轉移，因為它是一個可量化的效益，所以都會希望教授多去申請專利，讓研究變成一個專利的產物。因而現今的農林漁牧學術社群雖屬弱勢，但歷史因素影響下人口其實也不少，主管機關考核偏重量化指標（專利、技術移轉等）的情況下，也導致許多教授急著申請專利，造成十分驚人的專利數字。
然而，這樣的數字真的有其實際意義嗎？自由時報七月二十七號報導，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統計去年共投入四百五十四億元研發，資源最豐富的國立大學比例最大，總研發經費三百一十九點九億元，但最後智慧財產權收入僅一點九一億元，大量的資金投注，卻往往得不到企業的青睞；即使擁有了量化數字的亮麗成績，卻忽略了實際上的企業需求，徒然浪費專利年費，增加申請人的負擔。
因此，雖然我們不能斷然評斷教師自主性是否完全消失，甚至不能評斷教師研究應否完全獨立於政府或其他機構。但我們可以看到，從宏觀的角度視之，台大教師研究的市場已經不完全是掌控在教師身上。國科會及研發處各種獎勵的辦法，以及各種推行的理念，都是對於教師研究市場偏好的趨力。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的自主性之間的關聯，是值得密切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