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7日 星期一

學術環境的進步 獨立研究的隱憂

--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自主性

◎蕭遠 吳嘉浤

如前所言,台大的建教合作的主要資助者為政府機構,尤其以國科會為主;而在台大,建教合作的負責機構為研發處。然而近期,兩者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關鍵。因此特別談這兩者對於台大學術的影響。

資助的大宗-國家科學委員會

在談台大的建教合作,絕不能忽視政府扮演的角色。與國外相比,台大的建教合作以政府機構為主。其中國科會更是占了建教合作金額的66%,具有絕對主導性的力量。

國科會最主要是推動國內科技的發展。早期多以教師獨立申請的研究補助為主,但之後漸漸開始推動各項由政府主導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如「整合型研究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民86年開始)」、「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民92年開始)」等等。這些計畫,強調群體合作,由國科會擬定方向,各教授再申請參與,而由國科會提供經費。以「國家型科技計畫」為例,內容為政府評估下具有未來有潛力的產業,如「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等。國科會的角色由原本單純的被動資金提供者,改為主動的推行各項計畫,主導性可謂越來越強。

台大研發處研發長陳基旺表示,台灣的社會很特殊,產業界的需求與點子,是藉由透過國科會,將這些需求反映給學界,國科會扮演的是一個媒合的角色。甚至,這些需求與點子的經費也是由國科會負擔。

台大建教合作的要角-研究發展處

台大負責建教合作的機構為研發處,其角色原本比較屬於公共行政的部份,以確保上述產業、政府與教師合作流程的順利。然在政府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俗稱的五年五百億)之後,研發處漸漸具有自己的主動性。

台大陳研發長表示,在頂尖大學計畫之下,研發處有了一定程度資金補助權。為了邁向頂尖大學,研發處擬定各項發展學術方式,內容包括:

1. 實施彈性薪資制度,優質的教師會獲得額外的績效獎勵。
2. 特別獎勵團隊合作,若以群體合作方式提案較有可能獲得研發處補助。
3. 對於「未來十年最有發展性的領域(例如研發長提到的奈米)」,研發處特別加以資助及推廣。

除上述做法之外,研發處還將目標設定在研究研究發展的「質量加倍」,亦即將論文的數量及品質做明顯的提昇。而今年也獲可觀成果:年中論文數達5000(計畫前2600),年中highly cited(亦即學界中引用比例為1%)的論文數為185(計畫前117)。

研發處的理想是,開創教師新的經驗,創造新的潮流,以便未來讓教師可以自行發展。

研發處頂尖大學成果發表記者會


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的自主性

在新的校務會議之後,「建教合作」的收入有了四分之一給了台大做為管理費,急欲解決財務窘迫的校方或許很舒坦,但那卻不是這篇文章主要想要關心的;我們關心的「建教合作」,毋寧可以描述成:學校的教授為了完成其義務/興趣所在的研究計畫,如何盡力從外界獲取資源的情況。

當我們談到產學合作,常會牽扯到市場需求,或許會讓人想起美國企業與大學的密切關聯,往往有「企業操控校園」之譏。然而,產學間的合作真的是宛如洪水猛獸嗎?教師在研究上的自主性是否真的如此崇高?在這個產、學聯合演出的舞台之上,兩方又各自有著什麼需求?

在狹義產學合作的關係之中,教授或者研究團隊接受企業或政府的委託,在核心技術上進行創新,經由技術移轉的過程讓企業能利用該技術進行生產。同時,也可以與企業合作,開設實務教學的課程或安排學生進入業界實習;在學校之中更往往設立了「創新育成中心」以提供進駐場地、儀器設備、創新技術等方式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這裡頭不僅教授能得到研究經費,學校也能收取管理費用。因而在理想的情況之中,產學合作是一個「雙贏」、同時滿足兩方需求的制度:學校得到財源,而企業得到技術。

依據建教合作的法規,其合作對象包含產業界與政府,規範的範圍十分廣泛。對於教授來說最重要的,卻是與研究密切相關的國科會補助。縱使在校務基金中對於研究經費有確實規定,然而教授的大型研究計畫卻還是往往要借助於公家經費的幫助。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教授們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當然要時常與國科會交涉。然而如前所述,近來國科會屢屢推動的大型研究計畫,已經使經費來源有所改變。原本教師只是自己決定題目,但是在大型計畫的情況下,政府把題目訂好了,若教師參與這些計畫,則已先被限縮在政府的題目之下。是否造成了教授自主性受到影響?這點無法遽然推斷。事實上,根據某位生農學院教授的說法,基本上不會因為是不熱門的研究,就不發予經費或者退件。然而,教師在面對多重化的經費選擇的情況下,可確定的是,研究題目的決定權已不再完全由教師自由決定,政府力量已經介入其中。

回頭看台大本身。目前台大的研發處扮演的角色漸趨積極,台大研發處近期也不斷推動各項獎勵辦法。我們不否定這些政策的遠見,但相反地,這些「遠見」可能影響教師研究型態。如積極提升校內的研究「質量」,如上一篇文章所提,它體現為highly cited的數字躍升,但實際上卻無法讓人理解:這些論文的大量生產是否真的有造成國內學術領域討論層次的提升?在追求「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對台灣學術圈甚至社會的影響往往被隱而不談了。在數字背後,學者醞釀研究計畫的能力與時間不可能突飛猛進,論文數目如何在一年之內翻上一倍? 又如強調團隊整合,亦是一種影響教師研究型態的方式,削弱了獨立研究的可能。所有研究題目都有辦法跨領域整合嗎?這又是一個疑點。

某位生農學院教授表示:台灣現在所有的行政單位都很重視技術轉移,因為它是一個可量化的效益,所以都會希望教授多去申請專利,讓研究變成一個專利的產物。因而現今的農林漁牧學術社群雖屬弱勢,但歷史因素影響下人口其實也不少,主管機關考核偏重量化指標(專利、技術移轉等)的情況下,也導致許多教授急著申請專利,造成十分驚人的專利數字。

然而,這樣的數字真的有其實際意義嗎?自由時報七月二十七號報導,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統計去年共投入四百五十四億元研發,資源最豐富的國立大學比例最大,總研發經費三百一十九點九億元,但最後智慧財產權收入僅一點九一億元,大量的資金投注,卻往往得不到企業的青睞;即使擁有了量化數字的亮麗成績,卻忽略了實際上的企業需求,徒然浪費專利年費,增加申請人的負擔。

因此,雖然我們不能斷然評斷教師自主性是否完全消失,甚至不能評斷教師研究應否完全獨立於政府或其他機構。但我們可以看到,從宏觀的角度視之,台大教師研究的市場已經不完全是掌控在教師身上。國科會及研發處各種獎勵的辦法,以及各種推行的理念,都是對於教師研究市場偏好的趨力。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的自主性之間的關聯,是值得密切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