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自主性
◎蕭遠 吳嘉浤
如前所言，台大的建教合作的主要資助者為政府機構，尤其以國科會為主；而在台大，建教合作的負責機構為研發處。然而近期，兩者所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關鍵。因此特別談這兩者對於台大學術的影響。
資助的大宗－國家科學委員會
在談台大的建教合作，絕不能忽視政府扮演的角色。與國外相比，台大的建教合作以政府機構為主。其中國科會更是占了建教合作金額的66%，具有絕對主導性的力量。
國科會最主要是推動國內科技的發展。早期多以教師獨立申請的研究補助為主，但之後漸漸開始推動各項由政府主導的整合型研究計畫，如「整合型研究計畫」、「國家型科技計畫（民86年開始）」、「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民92年開始）」等等。這些計畫，強調群體合作，由國科會擬定方向，各教授再申請參與，而由國科會提供經費。以「國家型科技計畫」為例，內容為政府評估下具有未來有潛力的產業，如「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等。國科會的角色由原本單純的被動資金提供者，改為主動的推行各項計畫，主導性可謂越來越強。
台大研發處研發長陳基旺表示，台灣的社會很特殊，產業界的需求與點子，是藉由透過國科會，將這些需求反映給學界，國科會扮演的是一個媒合的角色。甚至，這些需求與點子的經費也是由國科會負擔。
台大建教合作的要角－研究發展處
台大負責建教合作的機構為研發處，其角色原本比較屬於公共行政的部份，以確保上述產業、政府與教師合作流程的順利。然在政府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俗稱的五年五百億）之後，研發處漸漸具有自己的主動性。
台大陳研發長表示，在頂尖大學計畫之下，研發處有了一定程度資金補助權。為了邁向頂尖大學，研發處擬定各項發展學術方式，內容包括：
1. 實施彈性薪資制度，優質的教師會獲得額外的績效獎勵。
2. 特別獎勵團隊合作，若以群體合作方式提案較有可能獲得研發處補助。
3. 對於「未來十年最有發展性的領域（例如研發長提到的奈米）」，研發處特別加以資助及推廣。
除上述做法之外，研發處還將目標設定在研究研究發展的「質量加倍」，亦即將論文的數量及品質做明顯的提昇。而今年也獲可觀成果：年中論文數達5000（計畫前2600），年中highly cited（亦即學界中引用比例為1％）的論文數為185（計畫前117）。
研發處的理想是，開創教師新的經驗，創造新的潮流，以便未來讓教師可以自行發展。
研發處頂尖大學成果發表記者會
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的自主性
在新的校務會議之後，「建教合作」的收入有了四分之一給了台大做為管理費，急欲解決財務窘迫的校方或許很舒坦，但那卻不是這篇文章主要想要關心的；我們關心的「建教合作」，毋寧可以描述成：學校的教授為了完成其義務/興趣所在的研究計畫，如何盡力從外界獲取資源的情況。
當我們談到產學合作，常會牽扯到市場需求，或許會讓人想起美國企業與大學的密切關聯，往往有「企業操控校園」之譏。然而，產學間的合作真的是宛如洪水猛獸嗎？教師在研究上的自主性是否真的如此崇高？在這個產、學聯合演出的舞台之上，兩方又各自有著什麼需求？
在狹義產學合作的關係之中，教授或者研究團隊接受企業或政府的委託，在核心技術上進行創新，經由技術移轉的過程讓企業能利用該技術進行生產。同時，也可以與企業合作，開設實務教學的課程或安排學生進入業界實習；在學校之中更往往設立了「創新育成中心」以提供進駐場地、儀器設備、創新技術等方式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這裡頭不僅教授能得到研究經費，學校也能收取管理費用。因而在理想的情況之中，產學合作是一個「雙贏」、同時滿足兩方需求的制度：學校得到財源，而企業得到技術。
依據建教合作的法規，其合作對象包含產業界與政府，規範的範圍十分廣泛。對於教授來說最重要的，卻是與研究密切相關的國科會補助。縱使在校務基金中對於研究經費有確實規定，然而教授的大型研究計畫卻還是往往要借助於公家經費的幫助。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教授們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當然要時常與國科會交涉。然而如前所述，近來國科會屢屢推動的大型研究計畫，已經使經費來源有所改變。原本教師只是自己決定題目，但是在大型計畫的情況下，政府把題目訂好了，若教師參與這些計畫，則已先被限縮在政府的題目之下。是否造成了教授自主性受到影響？這點無法遽然推斷。事實上，根據某位生農學院教授的說法，基本上不會因為是不熱門的研究，就不發予經費或者退件。然而，教師在面對多重化的經費選擇的情況下，可確定的是，研究題目的決定權已不再完全由教師自由決定，政府力量已經介入其中。
回頭看台大本身。目前台大的研發處扮演的角色漸趨積極，台大研發處近期也不斷推動各項獎勵辦法。我們不否定這些政策的遠見，但相反地，這些「遠見」可能影響教師研究型態。如積極提升校內的研究「質量」，如上一篇文章所提，它體現為highly cited的數字躍升，但實際上卻無法讓人理解：這些論文的大量生產是否真的有造成國內學術領域討論層次的提升？在追求「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對台灣學術圈甚至社會的影響往往被隱而不談了。在數字背後，學者醞釀研究計畫的能力與時間不可能突飛猛進，論文數目如何在一年之內翻上一倍？ 又如強調團隊整合，亦是一種影響教師研究型態的方式，削弱了獨立研究的可能。所有研究題目都有辦法跨領域整合嗎？這又是一個疑點。
某位生農學院教授表示：台灣現在所有的行政單位都很重視技術轉移，因為它是一個可量化的效益，所以都會希望教授多去申請專利，讓研究變成一個專利的產物。因而現今的農林漁牧學術社群雖屬弱勢，但歷史因素影響下人口其實也不少，主管機關考核偏重量化指標（專利、技術移轉等）的情況下，也導致許多教授急著申請專利，造成十分驚人的專利數字。
然而，這樣的數字真的有其實際意義嗎？自由時報七月二十七號報導，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統計去年共投入四百五十四億元研發，資源最豐富的國立大學比例最大，總研發經費三百一十九點九億元，但最後智慧財產權收入僅一點九一億元，大量的資金投注，卻往往得不到企業的青睞；即使擁有了量化數字的亮麗成績，卻忽略了實際上的企業需求，徒然浪費專利年費，增加申請人的負擔。
因此，雖然我們不能斷然評斷教師自主性是否完全消失，甚至不能評斷教師研究應否完全獨立於政府或其他機構。但我們可以看到，從宏觀的角度視之，台大教師研究的市場已經不完全是掌控在教師身上。國科會及研發處各種獎勵的辦法，以及各種推行的理念，都是對於教師研究市場偏好的趨力。兩大趨力下的建教合作與教師的自主性之間的關聯，是值得密切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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