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志（法律三）
教會存在的原因，除了提供基督徒彼此聯絡感情的場所，也同時試圖透過傳教以改變社會的基地；因著這個目的，他們也不斷學習，如何與這個社會溝通、與週遭的族群磨合。如今的台灣早已不是風聲鶴唳的國度，台大周遭也早從滄海轉為桑田。而他們傳福音的對象:「學生」，在生活選擇越來越多的世紀，也是與宗教漸行漸遠的一代。時代飛快奔馳著，年邁的教會托著聖經苦苦追躡，如何適應這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又要怎麼站穩自己的立場？如今的教會，正學著展現不同的風貌。
頭一個轉變，就是教會的眼光不再僅僅停留學生身上。不論這些宣教士是搭著全球宣教運動的潮水東來，還是緣著歷史的偶然，被戰亂逐到台灣，進而在台大周圍生根發芽。他們的初衷，畢竟還是想把他們認同的天父，介紹給這些還在萌芽的青澀學子。然而，就如同耕莘文教院的杜院長所說:「二十年前，我剛來台灣的時候，當時的傳教是相對簡單的，畢竟當時是一個封閉受限的社會，沒有那麼多的生活資源，因而天主教會能提供的服務，在當時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們可以想像，在過去的年代，可以有一個月的時間離家到國外從事志願服務，對年輕人有多大的魅力。但隨著解嚴，國外旅遊不再值得大驚小怪，網路隨時可以把繽紛送入眼簾，以往教會過去所使用的誘因如今則顯得可有可無。
在對教會歷史的討論中已然述及，學生一直在教會眼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傳教策略也必須是隨著歷史推進。前已述及，不論真理堂、懷恩堂、耕莘教會還是校園團契，創立之初都是以在台大任教的外國宣教士為主；懷恩堂建堂之初得到不少美南差會的奧援，所屬耶穌會的耕莘文教院建堂之初也有國外資金的挹注。加上基督教教義對大多數的台灣人還是相當陌生的，當初這些外國宣教士能遠赴異鄉傳道，滿腔熱血自然無庸置疑，但與這塊土地之間的陌生與疏離卻也是事實，這也毋寧反映了教會的本質依舊與週遭社會格格不入。教會要踏出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個容易接近的形象。
在地化的第一步，就是對教會本身的形象做改造，不再給人無法觸及的疏離感。以懷恩堂來說，他們在建築形式上做了很大的變革，這原本是浸信會的一支，成立之初也頗賴外國宣教士的幫助，在性質上本該是很西化的，但他們卻在民國七十年代的改建後，毅然決然採用了東方飛簷式的設計，他們試圖宣告這是一個華人的教會。我們肯定這是教會對本土意識的宣告，然而對周遭的居民來講，真正讓人感到疏離的，是外來文化在運作上所帶來的距離感，建築形式倒是其次。
再者，談到耕莘文教院，其實天主教耶穌會一直有「文藝傳道」的傳統，上溯至利瑪竇時期便是如此。耕莘成立之初，就有所謂中文寫作會，在當時即是文藝青年匯聚的場所，也孕育了不少知名的作家，甚至舉辦活動促進兩岸作家的交流。早期，像懷恩堂、信友堂這些教會，僑生及外籍人士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如今台大的外籍學生未曾減少，但在教會的比重已然不是主流。這或許象徵著，教會開始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吸收的族群也不再像以往那般侷限。
所謂本土化、在地化，更具體而微的展現就是社區化，如何讓生活週遭的人了解，教會是什麼？如何使生活周邊的人體會，教會能為他們做什麼?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什麼樣的地位？以真理堂來說，他們在青年成家計劃中開辦了婚姻輔導的課程，並且對附近的清寒學生提供課後輔導，興建中的信義學舍甚至提供清寒學生就學期間一個短暫的棲身之所；至於信友堂，他們會由教會裡的醫生教友義務協助舉辦健康講座，並舉辦一些老人郊遊活動。
相較以往單方面的教義輸出，現今的教會更學會了傾聽，傾聽學生需要什麼，了解這個社區想要什麼。只有在生活中切切實實讓大眾感受他們的存在，教義傳遞才會成為可能。這是一條與傳統教會截然不同的路，但絕對不是單一教會的偶然，我們可以觀察到台大周遭的教會不約而同的朝相同的方向前進。
事實上，傳教事業不可能脫離週遭的生活而獨自存在，他們試圖改造社會，但在對話的過程中也讓社會牽引著自己。台大周遭的大小教會，無一不是如此，也正因此，雖然各個教會來源不同，宗派互異。但不能否認的，這幾年吸收著同一塊生活圈的養分而茁壯，他們自然也是這生活圈的一份子，由上面各教會演變的趨勢可以看的出來，即便對教義的解釋有毫釐之差，但宣教的方式與包容的立場已然漸趨一致。
讓人比較納悶的是，雖然在運作路線上漸趨雷同，但教會之間的合作卻相對闕如。勉強要說合作，耕莘的杜院長也只記得去年六月曾受邀參加懷恩堂的一場演講，而其他的僅止於場地的短暫借用。有此現象，我們一方面會認為，是教義的岐見讓教會之間無法相互溝通了解，但如同前所論及者，教會之間的發展歧異應該早隨著時代逐漸消弭，況且許多宗教性質淡薄的活動根本不涉及教義衝突。也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各個教會在台灣始終都是少數，既為少數則特別戒慎恐懼，深怕失去自己的主體性，雖然這個觀點未必是主因，但確實有值得我們深思的空間。
隨著國民政府遷台，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文化瞬間湧入，緊接著是駐台美軍帶來的美式文化，這些新的元素與原有的日式文化交錯融合，太多太雜，這個小島一時之間無法全盤吸收。經過了幾十年，再經歷了許多的衝突磨和之後，每種文化都走出了自己全新的道路。然而，歷史的餘緒是不會抹滅的，所謂轉型正義，就是對這段路的省思與檢討。教會也是這段歷史中的一部分，也是我們該面對該思考的元素之一，而教會的在地化也是既成的社會現實，對比鄰的台大學生而言，我們又該以怎麼樣的角度去評價這段過程？
如果單從結果推斷，或許可以把這樣的轉變當成轉型正義的一種型態，對於過去的不合理作了修正，就像懷恩堂讓西式教會搖身一變成為東方殿堂。而周遭的其他教會，固然不像懷恩堂改造得如此徹底，但深究其中，它們也不再是全然尖頂高塔的歐風建築。而傳教的方式也是如此，過去的教會或多或少都有些外來色彩，我們相信遠渡重洋而來的宣教士們是全心全意的奉獻，但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這樣的西方風格毋寧有些殖民式、單方面灌輸的味道。教會不只在建築風格，傳教方式上了作了修正，也加入更多宗教色彩較淡的活動以免讓人望而生懼。
但就過程來看呢？我們很難就教會發展的過程中，明顯找到一個反省、轉折的脈絡，一切都顯得如此水到渠成，各個教會中又是如此的一致。從這個角度來觀察，與其解釋為轉型正義，不如說這是一個適應的過程；的確它們對時代的不合理作了修正，但這是依著環境的變革，而不是省思過後的全盤檢討。即便如此，這樣的改變依然值得稱許，這樣荊棘般的進步是順著環境亦步亦趨，中間一定會有掙扎有折衝，但至少最後展現在大眾面前的，不是高不可攀的講道者，可是可以隨時尋求支援的一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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