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四 吳嘉浤
今日我們在台北的街頭巷尾,已找不到多少水路,除了水溝蓋下流動的惡臭,或是道旁曇花一現的行潦。然而,這裡曾經是一座「水城」,如同舒國治在〈水城台北〉一文中所說的,「那時的台北,是水渠密佈,水田處處的台北。」台北城折彎多曲的道路,正是昔日清流潺湲的遺跡。孩童在此嬉鬧、婦女利用它打水洗濯、行人跨過一座座水橋,楊柳依依,天光雲影。其中,瑠公圳串起的藍色水網,正是都市空間曾經的美麗記憶。
水圳──先民拓墾的動脈
十八世紀中葉,當郭錫瑠從彰化來到台北盆地,他或許會看見遍佈的沼澤,以及零星共處的凱達格蘭族及漢人聚落。在此開墾的漢人,利用天然的池沼築堤蓄水,以利農田灌溉。然而水量有限,又受天候影響甚鉅,實與「看天田」無異。為了在此拓墾安居,郭錫瑠組成金順興墾號,聯合眾佃農的資助,開始圳道的工程,將新店溪的水順勢導入台北盆地。乾隆年間,瑠公圳(當時名為金合川圳、或青溪大圳)以及霧裡薛圳(灌溉公館、古亭以至萬華一帶)、大坪林圳(灌溉新店、大坪林地區)等水圳的開鑿,形成大台北地區的灌溉動脈。漢人的聚落依此發展,為水城台北的歷史打開新頁。
這些水圳是墾號存續的命脈,更是漢人與原住民族爭奪生存場域的綿長戰線。在拓墾的過程中,取得土地耕種是首要條件,為了在平埔族居住的空間中掙得一席之地,漢人往往透過租借、貨物換地、通婚,甚至詐騙等方式逐漸取得土地使用權,水圳的開鑿,使漢人族群得以開闢水田、增加生產力,進一步擴大勢力。原本熟習漁獵、採集活動的平埔族群不是被漢化,就是移入山林。瑠公圳的開鑿雖歷經二十幾年的資金耗損、人員傷亡,彼時泰雅族襲擊開圳工程的危機,也在郭錫瑠的和親手段下平息。當時瑠公圳的灌溉範圍從大坪林地區往北,經過景美、公館,延續到松山一帶,灌溉面積達一千二百餘甲,是台北盆地最大的水利工程。乾隆到道光年間,台灣北部地區的人口與水田面積俱增加了十倍有餘。乾隆二十七年(西元1762)瑠公圳的建成,正象徵著漢人族群已經成為台北盆地的新主人。康熙年間的清朝官員阮蔡文〈竹塹詩〉即描述了這樣的過程:
南嵌之番附淡水,中港之番歸後瓏;
竹塹周環三十里,封疆不大介其中。
聲音略與後瓏異,土風習俗將無同!
年年捕鹿丘陵比,今年得鹿實無幾。
鹿場半被流民開,藝麻之餘兼藝黍。
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掘土僅寸許;
百鋤不及一犁深,那得盈寧畜妻子!
鹿革為衣不貼身,尺布為裳露雙髀。
是處差役各有幫,竹塹煢煢一社耳,
鵲巢忽爾為鳩居,鵲盡無巢鳩焉徙?
然而,瑠公圳的經營也並非一帆風順。瑠公圳本為郭錫瑠聯合眾佃戶合資築成,業主提供土地,眾佃戶亦提供人力興築,日後水租得以減免。由於營收有限,雖終能完工,日後的營運卻也頗為吃力。加上颱風、山洪的侵襲,使引水設施遭到破壞,雖郭元芬接續其父的遺志加以修復,但傳至第四代郭章璣時,由於經營不順、財務無法負荷,將圳路、水田等產權變賣給林益川(板橋林家林本源的先人)水圳設施的經營並非易與之事,由此可見一般。
水圳風景與庶民記憶
瑠公圳初闢時,其水自大坪林築陂鑿石穿山到公館街(今師大分部附近),後分三條:其一由小木梘至林口莊及古亭倉頂等田(今台電大樓、古亭附近)與霧裡薛圳為界;其一由大灣莊(今大安區)至周厝崙(位於今中山區)等田;其一由大加臘東畔之六張犁、三張犁口過梘至五分埔、中崙前後、上塔塔悠(如今松山機場一帶)等田,餘水從劍潭對面的犁頭標(今大佳河濱公園一帶),流入北港大溪(今基隆河)沿線不僅靠明渠輸水,亦搭設長條型的木製水槽「木梘」,橫越過大小溪流,可謂凌空取水,得來不易。
由於各水圳的產權不同,亦不相互連通,瑠公圳的「過水橋」亦通過了大坪林圳、霧裡薛圳等圳道。在景美溪處,瑠公圳設置的過水木梘竟成為行人過河時方便通行的到路,造成設施的一再損壞,郭元芬於是將其改成尖底的「菜刀梘」,防止民眾踩踏,形成奇特的景觀。
瑠公圳流過農田,形成處處的聚落,例如三板橋街(今齊東街)、大安庄安溪聚落的林安泰大厝(今大安區四維路)、曾位於今台大新體附近的高家聚落,以及龜山山腳的公館林家大厝、蟾蜍山腳的芳蘭陳家聚落等。他們或是自家耕作,或是招佃收租,都要向埤圳主繳納水租,埤圳主則負責維護水圳設施,形成互利共生的關係。不管是經商致富、抑或拓墾有成,這些地方的望族蓋起一進又一進的屋舍,容納繁多的丁口,屋角高翹著「燕尾」,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引人注目,則是功名與財富的象徵。
日治時期,鑒於埤圳的水利涉及國家的經濟問題,但台灣的埤圳又多為私有,時常造成地方有力者壟斷水源,灌溉糾紛等情事,又設施維護端賴擁有者的財力,時常功能不彰;為了有效提昇殖民地的生產力,政府逐步將各地的水圳改為公共性質,組織的運作、變更都須受到官員的指導與監督。在台北盆地,則將交錯混亂的各埤圳系統加以整合,瑠公圳與霧裡薛圳,以及雙連的上陴、下陴合併為公共埤圳瑠公水利組合。原本霧裡薛圳與瑠公圳在公館地區平行並流,則整併為一。景美溪的木梘橋改建為水泥鋼骨橋,可供人行走,底下埋設管線。加上取水口、分水門、護岸等種種設施,無一不是引進西式現代工法造成。1908年1月5日,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上有一則投書,討論近來景美街上的瑠公圳改移工程,有人質疑此舉強迫居民搬遷,勞民傷財,作者則回應「此舉有兩得。於該街非唯衛生上有益。而道路康宗之利。亦由此而生焉」官方的力量開始伸入人民的基層經濟生活,此時的瑠公圳,竟也染上一絲進步、現代化的氣息。
此時的都市發展主要在台北城內,尚未及於瑠公圳的主要灌溉範圍,但已經有一批日人朝向盆地東南,這一片廣袤的水田挺進,即台北農林學校、台北帝國大學等學校的創立。教育機構帶來大批的公務人員、教師,於是在今日溫州街一帶,一排排整齊的屋舍探頭而出,形成大規模的日人社區。它們與周遭的農家雞犬相聞,卻長期不相聞問,自成獨立的堡壘。然而,瑠公圳的渠道依然說明了此地曾為農地的事實,在清澈的水面倒影中,黑瓦、樹籬、雨淋板或許顯得更為可親。今日在大學里46巷的轉角,或是殷海光故居的圍牆之外,都可以看見此段圳道的痕跡。
此時台北城的居民並不會投注太多目光在這些縱橫蜿蜒的小溝,他們在新店溪河畔的興築酒樓、茶館,盡覽河岸風光。瑠公圳在三市街(城內、艋舺、大稻埕)之外的鄉野農田上流竄,是農村景觀的一部分,卻也不知不覺納入日本政府的都市規劃。昭和八年(1933)興築的特一號排水溝,是為了解決台北城的排水防洪問題,配合瑠公圳的第二幹線而行,並在兩側興築道路,稱作「崛川」、「崛川通」,意外造就了日後最為人所知的台北城水岸景觀──新生南路段的瑠公圳。許多老台大學生,仍記得彼時走過瑠公圳上的小橋,到對邊買碗「台一牛奶大王」的情景,這裡也是溫州街附近眷村、公職人員宿舍的長大的人們兒時遊玩的好去處。
日治時期的都市規劃,奠定了戰後都市發展的雛形。自三市街延伸出去的道路格局,成為台北市發展的基本理路,卻忽略了瑠公圳在台北盆地數百年來的水路網,除新生南路、復興南路等少數路段,大部分的交通幹線不是遠離,就是將這些縱橫的水圳橫切而過,預告了未來瑠公圳在都市中的尷尬處境。
原本台北市的水渠密佈、處處池塘,與天然低漥的環境有關,也與農耕蓄水引水的歷史有關。人們循著水的氣味,陸陸續續定居下來,如同公館林家老厝面水背山的格局,水是聚福聚財處所,也聚積了人們的生活氣息。戰後大量的戰爭移民,許多便在瑠公圳水道旁搭建了自己的家,也有許多社會的邊緣人來居於此,形成「違建」的聚落,往往被目為都市的「毒瘤」,卻也是瑠公圳與人們生活密切關係的另一寫照。然而在工商業發展的背景之下,瑠公圳漸漸失去它的功能,成為無用的溝渠,或甚至是干擾都市發展的阻礙。都市高昂的房地產價格,促使人們與水爭地,許多圳道被一一填平,改建為道路、公園,或甚至變為樓房。
數十年過去,「水城台北」的情景已經不再,台北由水城變成了陸城。只剩下關於瑠公圳的記憶,猶為一些人傳唱著。而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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