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姿宇、張禎晏
順著上班車潮，公車一路向東駛進台中科學工業園區，迎面而來的是整齊劃一的街區、設計精美的綠能建築，不同於傳統印象中工業區的水泥森林圖像，中科有著開闊的天際線，道路兩旁濃綠的行道樹、花圃讓人彷彿置身都會公園；園區內完善的各類環境參數監測網，更令人無法將環保團體中享譽「罵」名的形象與眼前景象相連。
步入中科管理局會議室，接受訪問的是以主任秘書為首的五位各單位首長，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對話、園區導覽中，我們深刻感受到中科管理局面對學生媒體的積極態度，和以科學資料、證據回應環保團體的誠懇與企圖心。在談到如何面對外界質疑聲浪，中科管理局也再三強調：絕對不吝「加強溝通」，以理性態度回應大眾的誤解。不過，在「加強溝通」的背後，隱藏著更多需要被挖掘與討論的議題。
理性環評背後的「不科學」
自1994年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推動後，重大環境開發案須經環評會議審議，也得符合法規限定的可容許影響範圍。這樣的轉變使得過往開發案只討論政治和經濟因素的情形，多納入了學術考量，正式賦予學術方極大的地位與權力。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期待藉由客觀的科學方法，以評估、管理開發案對環境造成的風險。因此，只有當各種影響因子帶來的風險符合規定，且方案在學理上對環境影響不大，才有機會從這「客觀、科學」的程序中闖關成功。最終，環評會議成為開發案的背書者，其中記載的數據、知識提供了權威的正當性，常被開發方用來抵禦民間的質疑，也使得不同於環評報告書上的疑問與討論被貶為「不理性、偏頗且有失客觀」，進而在這場應以強化溝通為目的的場合中被漠視。
然而這套看似客觀、中立、理性的環境評估制度，利用了大眾對於量化數字的高度信任，不必然是「去政治化」的，它忽略了環境本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系統，且人類的科學本身也有其限制，無法全然知悉特定變因的改變，將具體在何時、何地產生何種影響，又會產生多少危害。當科學知識的取得和發展過程涉及資源分配，無法擺脫政治或資源優勢者的影響時，法條管制中的標準不全然是客觀的，更包含了學界或立法過程中的主觀認定。
科技發展被塑造為「專業」學者壟斷的場域，限制了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隨著學術與社會之間的斷裂日益擴大，在過度賦予科學權威的背景下，益發艱深難懂的環評報告內容，排除一般公民檢證或對話的機會，彷彿透過特定專業領域的單一報告，便得以簡單解決牽涉複雜環境社會問題的議題。凸顯出在學術主導下的環評制度中，公民參與的困境與不足。
公民參與如何可能？
在如中科擴廠這樣的開發案中，除了有開發單位、政府機構扮演體制內的角色外，公民參與也是環境民主的重要環節。公民參與可以增進科學知識生產上的貢獻，民眾帶來的生活經驗、觀看角度也能為政策提供不同討論與想像；問題是，科學知識背景的需求，讓公民參與的門檻往往很高，長期從事環保運動的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理事長陳椒華教授便說，若要爭取開發案進入程序較複雜的第二階段環評，公民團體的力量必需要夠強，那也是奠基在對案子有足夠的了解程度。不過，以環境影響說明書為例，一份就動輒達千頁，內含的知識也有高度專業性，對一般民眾而言難以親近，也限制關心議題的公民介入的機會。
除了門檻過高，環說書、環評書[註一]也是由開發單位委託顧問公司代為製作，除了容易有球員兼裁判的嫌疑外，少數幾間大型顧問公司壟斷環評書製作，也引起公民或環團對數據和資料內容的質疑。然而，如果環評資訊產出前就能帶入公民參與的概念，讓環評書不再是單向告知、公民只能被動接受的一言堂，變成公民可以主動並一同參與知識的採集，如此一來，在環評書的製作過程中將多了溝通和討論的可能。
出路：公民知識與公民科學
在環評、開發案中，究竟何謂「知識」多有討論的空間。目前官方普遍肯認的知識屬於「專家知識」，例如來自環評委員、專家學者等學術界、體制內的知識才算是知識，但是，公民參與、提供的意見何嘗不是一種專業知識，公民舉出的證據和資料，可能源於在地脈絡，而比所謂的專家更具洞見性，例如大肚山學會的吳金樹便基於興趣長期調查大肚山的文史、生態，但他自發進行的調查結果在中科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卻沒有得到重視。
「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ce）的概念或許能為環境議題提供另一種可能。公民科學是種群眾參與式的科學，在研究者規劃下，大眾有系統地參與資料的取得和生產，有助於資訊透明和公民監督。在空氣品質監測的議題上，公民科學也許能成為解方；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葉光芃醫師表示，自己對環保署的空氣監測資料多所質疑，認為交通監測站設置數量不足，選址也不佳，數據因此分不清空氣品質變差，究竟是肇因於交通還是工業廢氣，雖然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希望能提供民間版本的數據，挑戰環保署，卻苦無監測工具。如果此時能帶入公民科學概念，讓關心議題的公民加入資料採集過程，將能提高現存資料的可信度。
溝通與對話——誰來牽起光譜的兩端
步出中科管理局大樓搭上園區導覽專車，滑過園區筆直的柏油道路，車子徐徐經過中科擴廠場址，黃土覆地，運作的機具隆隆作響。主任秘書對於溝通的期待話猶在耳，但不爭的事實是，常民與公共決策者仍然困於無法有效對話的窘境中，雖然「理性」、「科學」在現代總是兩面散發光環的大旗，但實際上知識本身的政治性是無所不在的，在環境開發案制度安排下，包括常常引起關注的環評制度中，科學框架仍然無法完全擺脫政治與文化的影響。
傳統上總將「專業」與「民主」放在光譜的兩端，對科學權威的絕對信仰與對常民知識的忽略，為公民參與設下重重障礙，但是在面對高度政治性的知識時，公民參與和公民科學的介入，便擁有彌補、修正科學本身限制的潛力。溝通究竟是否可以不再是空中樓閣，有賴更多對科學的反思和對公民參與的開放，成熟的「民主」有可能讓「專業」更「專業」（張家維，2012），兩者是可以共同合作，且相得益彰的。
------------------
[註一]：「環境影響說明書」是在第一階段環評時提送的文件，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則是在第二階段環評時提送。
參考資料：張家維，〈科學知識與公共決策：解構中科三期環評爭議〉，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