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哲榕
街頭狂飆／校園噤聲的年代
八零年代的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眾聲喧嘩，美麗島大審、江南案、反杜邦運動、反雛妓運動、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成立、台灣人權促進會成立……，各種的社會運動與民間社會能量合流，不斷挑戰並質疑國民黨政權的種種社會管制和統治正當性。另一方面，隨著中美斷交、經濟發展現代化，中產階級興起與國民教育的普及，國民黨的戒嚴體制不得不地進入軟性威權主義時期，威權控制力量的減弱和社會運動浪潮的增強，一來一往下，形塑了解嚴前夕的街頭狂飆年代。然而，這時的台灣校園依然受到特別權力關係的規範、軍訓教官和國民黨的青工會與救國團系統仍掌控且監視著學生們的社團與活動，對比當時社會的逐步開放與自由化，台灣的校園依然深陷白色恐怖的陰影下。面對如此情況，學生們並未退縮，反倒逐步地串聯起組織、發起一波波的行動，試圖奪回遭閹割的言論自由與校園民主。
為由停社一年，進一步導致「自由之愛」組織的成立與刊物發行，隔年三月相關成員組成「大學改革請願團」向立法院請願，有「政治校長撤出校園」、「教官退出學校」、「全面修改大學法」等訴求，同年五月十一號，更有「五一一台大學生日」遊行，提出「要求普選」、「還我學生權」、「還我自治權」等口號，遊行過後，台大校方甚至以「聚眾滋事」為由將主導的學生們記過處分，這些行動與努力最終在該年七月六號匯流成涵蓋全台的跨校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儘管上述的抗爭大多並未取得立即的運動成果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在之後因為路線之爭而分裂。不過，重新回顧這一連串的事件仍有其重要意義，重思反抗校園威權和校園民主改革的濫觴，可作為理解時至今日尚有哪些威權遺緒盤桓校園的出發點。
來源／北大翻牆社臉書
「威權換了一個型態後回來，他們變聰明了。」
三十年後，戒嚴解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了、總統直選開放了、國民大會解散了，也經歷了平和的政黨輪替，台灣在政治上逐步地自由化與民主化，更有人主張台灣成功地邁向國家正常化。然而，現今的大學校園內，依然可見過往威權獨裁者的銅像矗立其中；依然有著軍訓教官的身影，哪怕他們甚至不願穿上代表自我認同的軍服；依然有著排除學生意見的校務會議和充滿人治意味的校規執行；更重要的是，有些威權換上新的衣服、變了新的腔調，仍舊徘徊校園，人們卻以為它們早已離開。以下就今年二月底，發生在台北大學的紙條事件來省思，當前的校園威權是如何運作和轉化自身樣貌的。
在二二八紀念日前的週間，北大翻牆社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希望透過一些柔性的行動來讓同學們共同關心「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當中包含了校園宣講、蔣介石模擬銅像打卡活動[1]和在廁所張貼「二二八口述歷史節錄」小紙條的行動。這些歷史小紙條在張貼後，不到幾天旋即遭到撕毀，收到消息的北大翻牆社成員前往教官室詢問，起初教官宣稱是因為「整潔觀感」的因素才逕自撕下的，僅是其個人行為，又在之後承認撕下後有向校方通報，並獲得學務長和主任秘書的首肯與背書。北大校方的立場認為這些紙條屬於「海報」，張貼於廁所內不符合總務處的相關規定和管理辦法。因此，數日過後，六棟大樓、共二十四間廁所內的歷史小紙條全數被撕毀與移除。對此，北大翻牆社提出了數點質疑：第一是法規的適用性，校方以《國立臺北大學總務處管有場地管理規則》第七章〈海報、廣告單管理〉中[2]的規定去擴大解釋廁所空間的使用規範，然而實際上法條並無明確指出廁所空間的使用規定為何，此外，當校方主張「整潔」、「美觀」等理由之時，卻從未對其他社團同在廁內的活動宣傳文宣作過任何積極處理，似乎凸顯出其「針對性」與對歷史正義的不尊重。第二則是校園空間使用權的歸屬，哪怕海報的使用申請多麼容易通過，當社團或學生必須經由校方審查張貼物便意味著言論的管制與箝制，更進一步地說，當印刷品和活動都必須事先通過審查和申請時，不禁令人懷疑，究竟校園空間的主體是學生還是作為管理者的校方。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到，當前的大學校園仍然是人治的，作為威權打手的教官可以在不確定違反哪條法規的情況下，先以自身的判斷來執行公務，事後再聯合行政單位去尋找適用的法條，而尋找不到合用的法條時，僅需要任意擴大詮釋即可。相較之下，學生作為校園的一員，對於空間使用的自主權蕩然無存，即便乖乖遵守事先申請的規範，校方依然可以處理的態度、速度作為手段去實質控管文宣和活動的內容與思想。最後，令人玩味的是，北大的教官第一時間說出這些小紙條是「反動的東西」，隔天卻立即改口誤會「反動」的意思，轉而主張是為了整潔、為了校園環境；這樣的舉動，就像北大翻牆社所說的：「威權換了一個型態後回來，他們變聰明了。」確實，當威權的意識型態重新包裝後，究竟該如何去破解、抗爭？
清不掉的威權遺緒――每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
2011年，萬能科大的邱智彥因欲申請成立異議性社團而遭校方退學；2012年，當台大校務會議討論是否設立陳文成紀念碑時，有教授表示擔心有女學生會怕鬼而加以反對；2013年，三千多名成大師生在校方委託學生社團聯合辦理的命名活動中選出「南榕廣場」之名，校方改以廣場命名已有相關規定、此名稱有政治色彩，否決投票結果；2014年，輔大學生在蔣介石銅像上貼貼紙抗議，遭教官怒罵「我當過憲兵隊隊長！我當過監獄的監獄長，我怎麼會不曉得你們犯什麼罪！」；2015年，政大創作校歌比賽票選出〈領航〉一曲，經文化盃主辦方納為指定曲之一，校方事後以程序有誤和校歌歷史悠久為由，否決此決定；2016年，中山大學學生會舉辦318學運紀實活動，在場地申請通過的情況下，遭校方以「政治色彩」為由要求全數撤除。
這些事件中，各種奇怪的想像、法規解釋與程序要求應運而生，卻都不是針對內容上是否有實質的不妥去討論，這背後反映出種種爭議大都源自校方、教官、行政人員的威權心態作祟。不過，同樣的情況其實也發生在學生身上，好比：政大野火反核的黃絲帶行動、北大翻牆紙條行動、師大劉真銅像噴漆行動皆曾受到其他同學們質疑和譴責行動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綜上可以發現，校園威權的討論不應局限在具體可見的威權物或結構上，因為，在受到國民黨政權數十年白色恐怖統治的侵害之後，即便現今台灣校園早已自由許多，威權結構在個人層次上的影響恐怕才是最難以除去的威權遺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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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台北大學可分為三峽校區與台北校區，以進修推廣部為主的台北校區仍置有一座蔣介石銅像，活動所在地三峽校區則無。
[註二]：《國立臺北大學總務處管有場地管理規則》可參見：http://goo.gl/fa4b7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