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屬作為隱形的受害者──尚未被轉型的正義

◎社工三    董昱

    　回顧這段「白色」的歷史，站在今日的我們卻仍未對過去有通盤的檢討。現今大部分的研究和紀錄都將焦點匯聚於災難的倖存者，也就是受難者本身；然而，從前面幾篇受難者的訪談當中，不難發現伴隨著大規模逮捕而來的，是無數的「破碎」家庭，這些家庭中的成員，在失去重要的家人之後，他們的人生經歷，無疑也成為另一 種形式的「白色恐怖受難者」。
     
　　受難者家屬的經驗不應該被輕易地遺忘，他們雖然不是監獄中的囚犯，卻也必須承擔伴隨至親離開家庭後的痛苦。在最親密的家人被迫分離，又無法得知彼此的狀況， 這種內心的煎熬，恐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窮盡；此外，如果受難者遭到槍決，真正在內心長時間面對傷痛的，也正是這些受難者的家屬們。

    　痛苦不只是情感上，還包含經濟上，有許多受難者的家屬因為白色恐怖而失去家中重要的經濟支柱。年紀小的家庭成員因此難以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被迫提早就業以維持家計。此外，當時的法令規定也賦予特務沒收「罪犯」財產的權利，許多的家庭也因此陷入苦境。

    　如何面對從監獄中回來的家人，也是這些家庭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有些人選擇對事件不聞不問，接納受難者並繼續原本的生活；有些人則因為在事發時年紀太小，對事件缺乏記憶，長大後站在一個陌生人面前不知所措──原來叫一聲「爸」也可以是那麼困難。由歷史造成的這種親密關係的撕裂傷，在今日關於台灣歷史的轉型正義 領域中，仍然是較少被公開討論的議題。
 
    　此外，受難者的家屬也因為這些事件，在日常生活中被烙上「政治犯之家屬」的污名。許多受難者家屬都有被特務干擾生活的經驗；如同前文所描述的，這些家屬必須不時接受思想上的「檢驗」，每當台灣有重大案件發生時，家屬也時常被列為嫌疑犯。在工作過程中更不用說，除了不時會受到雇主的不信任之外，即使找到可以安身立命之處，家屬有時也會受到刁難。事實上，在當時資訊封閉的條件下，一般人對於被逮捕者被逮捕的理由，普遍缺乏充分的理解，使得許多人出於恐懼的理由， 而選擇遠離這些家屬；同樣是在資訊不透明的條件之下，有些人甚至認為：「這些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都是貪圖自己的私利，是自食惡果的『罪人』。」就算到了解嚴後的今天，社會中還是存在這些偏見。

    　這樣的誤解和偏見，對於情緒處理方面已經苦不堪言的家屬而言，造成的影響也是劇烈的。由於重重的痛苦經驗，使得有些家屬轉而埋怨被逮捕的家人，埋怨他們沒有體貼在世人的生活，埋怨他們不負責任。這些抱怨的背後，反映的其實是社會對於歷史的誤解，以及這塊土地上，仍未被充分討論的課題。
 
    　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間。就現有的制度而言，政府已實施「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試圖以金錢的方式，貼補既存的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屬。然而，在此法的訂定過程中，曾因為名稱上究竟要使用「補償」還是「賠償」而僵持許久。相對於「補償」，「賠償」在字詞解釋上，等於是國家坦承錯誤。不論結果如何，從這樣的衝突中，我們仍可以發現，既存的制度仍存在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除了金錢的「補償」之外，對於如何看待這個歷史的傷口，還存在許多可能性。舉例而言，當初被特務所沒收的物品，應當如何處理？究竟要原物歸還、公開陳列、還是將他們永遠的塵封？此外，在既有的教育之中，除了重大事件的主要受難者外，我們又該如何詮釋受害者家屬？

    　近幾年開始，相關的歷史文獻、文物都已經逐漸開放，市面上也開始可以找到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相關的書籍。「白色恐怖」這個詞不再是禁忌，但是距離所謂的「真相」或者「事實」仍有相當的距離。當我們想要還原白色恐怖的「歷史真相」時，也別只將目光的焦點集中於受到槍決或逮捕的受難者本身；畢竟，如果我們想要討 論的是威權時代下受難者的話，家屬們所經歷的傷痛，也將成為現在的人們不得不面對的歷史共業。

生命無法承受之重──談「省工委」轉型正義之難題

◎化工三 曾稚驊
         

臺灣的歷史上，從來就不曾缺乏反抗者，而轉型正義的論述也在解嚴後慢慢浮現；雖然如此，反省的角度卻是各有所異，以台灣省工委會的案子為例，做為白色恐怖中受難人數最大宗的肅清案件，後人以左翼英雄論之、以人權鬥士論之者亦不少，甚至將其與台獨運動混為一談的也有。他們到底是誰？國、民兩黨也常運用這些反省 作為合理化過去威權統治或是批鬥另一政黨追討黨產的武器，但是這些論述真的足夠嗎？或者，這些都只是後人在去脈絡化的條件下，凝視前人的觀點？這些都是我 們在面對歷史的傷痕時，不得不面對的癥結與難題。

究竟是誰在反抗？ 

反抗的本身作為一種推動社會改變的力量，在不同的情境下也具有不同的意義。從日治時代的請願運動、組織文化協會等較為軟性的改革路線，到戰後二二八民眾自發性的抗暴行動、台灣省工委會等台灣共產黨以推翻國民黨為訴求的革命路線，乃至於從六零年代後逐漸興起的台獨運動，解嚴後各種關於社會正義的抗爭等；雖然其形成的脈絡並不相同，訴求的對象與路線的選擇也各有差異，但是其所具備的都不乏一種壓迫與被壓迫者之間的關係，不因目的、組織形式與手段而造成的差異，同樣的都具有反抗的精神。

一 般所謂的反抗者，通常也意味著在資源上相對的匱乏，因為這些人通常落在被壓迫族群一方，無論在現實的資源或是抽象的文化資本等等都是相對的弱勢；但也不是沒有例外，在台灣省工委會的判決書中，相當多的上層關係人，其實都是出自教師、地主、公務員、商人等等，因此其實造成這樣跨階級革命的原因，不應將解讀方 式僅僅停留在經濟面上資源的弱勢，而應重新在歷史脈絡中從無論經濟、政治、文化上來檢視。

另外，反抗群體的組成與邊界何在，也許也是重新思考歷史事實的角度之一。從受難者為出發點建構出的反抗圖像，究竟能真確反映出多少反抗的全貌？當今的白色恐怖研究多半仍是以受難者的口述歷史為主，連家屬的部分都相對較少，一般群眾對於當時時空背景下的其他人的瞭解可想而知更為缺乏。而在人物之外，對於空間的 探查也並不是主流的研究方法，而常常只是淪為輔助性的理解工具而已；雖然這樣的研究方法當然也有時間緊迫與否的考量，畢竟多數受難者年紀相當大，研究者同時要與死神在時間上競爭，但是對於當時時空的重建，我們是有必要重新去檢視並思考還有甚麼樣的可能。

究竟該從何追究責任？

當後人嘗試著為反抗的先行者究責時，也無可避免的需要重新去思考責任歸屬上究竟該如何追討。當時國家意志最直接的執行者非軍警莫屬，但試想，若自己在當時時空下是一名情報員，我們究竟會不會做出一樣的事？軍警體系這種特殊的武裝組織，除了作為國家意志與社會權力的延伸，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在諸如警察職權行使法中，重要的理念之一就是要在傷害人民權益最小的適當方式執行，但是當人民起身反抗國家的暴行時，傷害人民最小的方式無非是減少國家暴行，可是又與軍警體制的國家意志延伸概念相違背，因此軍隊與警察本身面對這種反抗時其實是具有內在上的矛盾的；雖然這法條是直至晚近才公布的，但這也可以作為一個思考的依據：面對這樣矛盾時，究竟軍警體制要選擇何種思維，這不但是軍隊與警察本身待思考的，國家與反抗的人民同樣也可以思考如何運用這樣的矛盾來達到自己的效益。

在軍警體制之外，最容易出現的究責對象就是國民黨的威權體制。當然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有太多值得被批判之處，但也不能因此而貿然並後設性的在去除其他歷史脈絡的情況下解讀，例如一種常見的解讀白色恐怖的想法，認為國民黨是希望將地主與佃農的業佃關係，轉化成國民黨對佃農的威權，因此在白色恐怖中大量撲殺菁英階級與各地的知識分子。

但事實上，早在1949年以前，國民黨撤守台灣後面臨內憂外患，早已有很多跡象顯示其幾近垮台，甚至台灣省工委會的勢力早已滲透到全台灣各地，更遑論在此時用盡心機算計菁英階級，因此在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府其實並沒有多餘心力去全面逮捕與處決台共與反叛分子，諸如1948年的四六事件便是。直到1950 年韓戰爆發，美援抵台後國民黨才能將所有精力拿來處理內部的問題，恰好基隆中學案也在這段時間爆發，此案造成台灣省工委會的許多核心被破，才開始有五零年 代的白色恐怖肅清；因此與其說國民黨威權治台，不如說國民黨是在一片風雨飄搖中的苦海中揮手踢腳，極其幸運的摸到了這些救命的浮板，而一路爬上了威權的階梯。

究竟該如何在歷史中定位？

在反抗之後，歷史的詮釋與定調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也將帶來更多的複雜性；事實上，用現今的意識形態去解讀過往的歷史事實，相當可能會將當時歷史中的脈絡去 除，而落得以今非古之議。以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台灣省工委會受難者而言，若是以統獨的意識形態去解讀，則其實相當程度的忽視了當時類似於今日「自治」的想像；若是以左右的意識形態進行解讀，也不足以反映出當時參與者從農工等無產階級到教師、公務員、地主等小鎮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皆包含其中的跨階級革命的型態。

另外，在面對這些先行者時，「英雄化」的聲音也相當容易出現；但英雄化的目的究竟何在？以省工委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為例，當時省工委就是選擇「以合法掩護非法」、地下運動的形式進行組織發展，從來就不是以個人英雄主義式的英雄塑造為目的，而是希望盡量低調；反觀當今的論述，最常出現的論調便是一概的賦予左派進步的思想，並補上浪漫主義的悲劇色彩，讓原來不欲人知的地下運動者經過詮釋而一躍成為檯面上鎂光燈的焦點。英雄化的目的無論是出於對前人的追思與歌頌、 對某些思想的嚮往、歷史資料的缺乏而導致的論述上的取捨，或是一種對現下情境無奈的投射，其實是一種扭曲歷史脈絡的解讀角度；當然詮釋者有權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角度切入，但是這便端視詮釋者究竟是將這樣歷史的詮釋作為手段或是目的了。

究竟反抗政府是否具有它的正當性？其實這絕對不會有一定的答案，從生活中我們自己生活場域下的小革命、到走上街頭組織力量的大型抗爭，從吶喊著和平理性的遊行或靜坐、到拾起武器引發反抗政府的暴動，反抗的面貌萬千種，形成的脈絡與訴諸對象和思維等又不同，每個反抗的案例都相當的值得人們深入的討論。無法否認的是，在抗暴者與暴動者之間，或許行動上如出一轍，但其背後卻各自代表一套不同的思維；在面對種種壓迫與國家機器暴行的第一現場，任何人都理當有爭取自身權利的機會，而這也是轉型正義中最應該賦予正義的所在。

意識報048刊目錄 (02/20/2012)

意識社論
爭取學生權利──從空間使用權開始
◎台大意識報

意識專題‧癌醫中心


站在癌醫中心的土地之上
◎化工三 曾稚驊
過去‧未來──對這塊土地的回顧
◎法律二　李柏毅
一窺癌醫中心的規劃
◎化工三 曾稚驊
從八一七到癌醫
◎化工三 曾稚驊
台大對於產學合作的想像
◎社工三  孫文駿

議事台大

鐵門與特色──大門口宿舍區的抉擇
◎人類二  陳瀅
清大實仁齋與清華書院──特色宿舍的他山之石
◎人類三 黃得城
特色行不行──淺談特色宿舍之實踐與困境
◎人類三 黃得城

校園逸事

投書：我們，在這裡──令人措手不及的太極池工程
◎中文所碩二  林湘如／劉品辰
從太極池看台大公共藝術
◎中文一 劉均

總編的話


各位讀者好，意識報在此向大家拜個晚年！本期的意識報為大家帶來「癌醫中心」專題，帶您一起再探台大校地的規劃與利用。其次，我們也為各位帶來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宿舍專題」，究竟台大校內的宿舍在爭取自治權的過程中遭遇了哪些阻礙呢？讓我們一探究竟。

最後，祝各位新年行大運。意識報也將於下學期繼續為各位帶來更精彩的報導與故事。謝謝各位讀者的支持。

投書：我們，在這裡──令人措手不及的太極池工程

◎中文所碩二  林湘如／劉品辰




　　一個因低氣壓來襲而細雨連綿的早晨，這樣寧靜、帶點陰鬱。坐在中文系研究生研究室裡的電腦前，望向電腦前方的窗，窗外是寬敞的柏油通道；而靠文學院演講廳的一側，停著一排腳踏車，周圍的教室與研究室漸次亮起了燈。


　　是文學院的老師與同學，日日在這裡，教學、讀書、論學、研究。然而，突如其來的一封信、一塊告示牌，打破如斯寧靜，掀起軒然大波。



我們的措手不及


　　2011年11月8日，校方發信給學生信箱，告訴我們：太極池及周邊將在11月12日開始施工，初期會有噪音，工地附近會架設圍籬，請大家注意安全。


　　2011年11月9日，文學院演講廳牆邊的腳踏車位上，赫然出現一塊告示牌，寫著：因太極池修繕工程，此排腳踏車位將全部撤除。在11月12日之後會開始拖吊未移走的腳踏車。


　　對此，天天生活在文學院的我們，竟毫不知情，更未曾收到過任何公開的、詳細的說明。為什麼我們從未聽說？又為什麼如此倉促？這是什麼工程？要做什麼設施？我們既驚訝又疑惑。11月9日晚上，我們遍尋校方網站，卻找不到相關會議紀錄、工程訊息與施工圖式。為了充分瞭解這個工程，我們決定主動追索太極池工程的全貌。


　　2011年11月10日，一天之內，我們先向文學院辦公室索取工程設計圖，又詢問文學院院辦、校園規劃小組、總務處營繕組、總務處事務組，也聯絡了文學院學生會長。一天下來，我們得到「工程設計圖」和僅有會議結論的陽春「會議記錄」。


　　工程設計圖雖不完備，已可看出大致的規劃。我們震驚地發現：除了太極池本體之外，施工範圍還包括整條文學院演講廳旁、文學院西側中庭至太極池之間的柏油馬路。施工圖示明示未來將挖除整條柏油馬路，重鋪成休憩步道（含木棧道、人行步道、草地、木平台）。


　　當我們整理、彙集完這些資料，已是11月10日星期四晚上，距離告示上的動工日期──11月12日星期六，僅剩一天。



我們的疑惑與心聲


　　我們無法得知形成決議的始末，校方也未曾公開說明；查閱僅有會議結論的會議紀錄，我們看到工程目標如增加太極池池水流動以帶動落葉、增加周邊區域的行人可親性等等，但並不足以說明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也不知道工程究竟由誰主導，我們面對面詢問各處室時，校園規劃小組說是總務處營繕組提出需求，校園規劃小組才介入，營繕組則說主要是配合校園規劃小組的設計發包，答案明顯不太一致。


　　另外，此工程並未辦過公聽會，校園規劃小組、營繕組、事務組都表示，11月8日曾舉辦「協調會」，尚有數位學生參與。但我們詢問與會的文學院學生會長得知，那並不能稱為協調會，事實上僅是「施工說明會」而已，參與的學生代表也只有文學院學生會長一人。


　　最重要的是：空間規劃理應落實使用者參與，新的設計卻恰好違背這最根本的理念。首先是工期問題，當時是學期中，每天都有師生在演講廳和教室上課，大學部的同學正處於期中考週，中文所的同學也正面臨攸關是否退學的資格考試。其次，太極池因滲水而影響文學院建築物，此工程能否有效杜絕滲水，以保障建築物安全？再者，新設計的人行步道雖符合會議記錄所道「增加行人可親性」，能吸引人群靠攏聚集。然而，這一條通道緊鄰中文系研究生研究室、中文系教師研究室、新研大樓和文學院演講廳，皆屬教學研究區域。若依設計改建成休憩步道，將嚴重干擾師生教學與研究品質。柏油通道改為休憩步道後，交通將變得更不流暢；演講廳旁原有的腳踏車位倘若撤除，附近早已沒有增加停車位的空間，師生所需的代步工具腳踏車又將何去何從？


我們的爭取與堅持


　　工程對文學院影響甚大，但是我們遍詢認識的師長與同學，竟然幾乎沒有人得知工程規劃，也未曾看過設計圖。為使更多人瞭解、喚起大家的關切，我們在11月10日深夜，於PTT的NTU「臺大版」公開施工消息與設計圖，盡可能告知更多師生。


　　11月11日，經文學院院辦極力與營繕組、廠商協調下，施工得以暫緩。11月14日文學院陳弱水院長返回臺灣，即日聽取文學院學生會正副會長和兩位中文所同學的想法，同時我們得知一則好消息：施工將延至寒假。


　　經由拋磚引玉，許多關心的同學紛紛至校務建言系統發言，雖然校方回應大多雷同，但師生間凝聚的力量仍使我們感到溫馨、振奮。經過同學一再溝通，陳請院辦與院長協調，100年11月23日中午，文學院在院內舉辦「太極池暨週邊環境改善工程文學院意見交流座談會」，由陳院長和院辦簡要說明決議形成過程和工程設計，院長希望先行彙集文學院師生的意見，再轉陳總務處與校方商議。


　　當天有近十位老師和數十位學生參加，與會師生坐滿了文學院會議室。院辦先行說明後，諸多老師、同學踴躍發言，共同意見亦十分明確：太極池確實有滲水與清潔問題，工程應以解決此二問題為目標，以求設計改善。至於將柏油路面改為人行步道，既非重點所在，且有諸多傷害與不便。為了教學研究安寧、交通要道的流暢、以及停放腳踏車之實際需求，最好的方式應是──只整頓太極池，保持原通道之柏油路面不加改變。同時，希望此工程的進展和往後有關文學院的空間設計，皆能保持公開化、透明化，並有師生代表參與協商、善盡溝通。陳院長根據討論，依工程範圍整理出四種可能的方案，將再與校方商議。


　　這是我們的堅持，而我們正等待回音。
　　在此次事件中，最初的我們，並不是票選出來的學生代表，也不是任何學生會的幹部，更非熟悉公眾事務的社團成員。我們只是來自文學院、來自中文系，是再平凡不過的研究生，然而我們關切生活周遭的一切，我們默默關心，卻絕不只是默默的一群，我們在這裡，在我們所關懷、愛護的文學院，努力發聲。


　　回顧一個月來的追索奔走，我們起初不知如何著手，不知道究竟會影響多大、拉鋸多長，無法預料結果，只希望能諮詢更多意見、多方討論，盡力宣傳消息、盡力爭取機會。從慌亂到忙碌，從忙碌到等待，我們始終不變的是：呼籲校方正視我們的需求，予以落實。

特色行不行──淺談特色宿舍之實踐與困境

◎人類三 黃得城

　　當我們提起特色宿舍時，許多人會想到台大男五舍，或許是一張有著許多報刊宣傳單的桌子、提供保險套的生治會辦公室，也或許是聖誕節時舉辦美聲之夜與一系列的深夜電影院、講座、音樂班，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就是特色宿舍──多采多姿的住宿空間，也是令人嚮往的住宿生活。

　　然而，這樣的生活空間並非自天而降，所謂的宿舍特色，正是兩年來，兩任男五生治會長與校方積極的互動、摩擦、溝通、協調而來的；而即使到今日，許多宿舍自治的項目依然需要不斷的思辯、討論。

為什麼我們需要特色？


　　起初是一種理想，再來是一種實踐，特色同時作為目標與手段，其追求的不僅僅是更舒適、更宜人的住宿空間，更甚者，是一種自治性，一個能由舍胞自主自決、自己選擇的機會。藉由型塑各宿舍的特色，學生們能夠有更多元、充裕的選擇。除此之外，特色同時也可以是將疏離而獨立的舍胞連結，讓宿舍的整體性限縮在地域與性別內，整合不同舍胞間的共通點，讓宿舍生活習慣更趨相同。


　　宿舍作為一居住空間，提供了在校園中欠缺的私密空間，在這樣的情境下，宿舍的公共性經常被化約至個人層次，宿舍只要有廁所浴室即可，夜點似乎成為生治會好不好的唯一指標。寢室間的聯繫似乎從未真正建立過，也從不需要。


　　然而宿舍生活並不能只侷限於寢室中，宿舍事務往往是跨房間、非個案式的影響，比如是生活作息、訪客時間，設置公共設施等等事務都無時不刻的影響舍胞，如何減低相似的狀況產生的磨擦，或提供更為積極的改善住宿空間，特色宿舍成為一種提供更大的主體性的作法。

特色哪裡來？

　　特色作為宿舍經營之目標，其所具有的想像空間可以是多面向的；大抵上，特色可以歸納為宿舍生活的實踐。一間宿舍的特色可以是舉辦很多活動，或只辦某一類型的活動，或是一項共有的生活習慣，也可以是有著很寧靜、舒適的環境，或者性別友善、關注社會議題等等。宿舍生活的想像可以是多元的。

　　特色雖然可以有很多種，但其型塑實際上是需要漫長的時間與充足的資源的。目前特色宿舍之建立與維持須仰賴各宿舍之生治會，因此徜若生治會無法或不作為，宿舍特色將會成為空談。生治會作為宿舍之自治組織，其行政面向實際上遭遇了許多困境與挑戰，主要能夠歸類為三個面向：生治會結構上的定位問題、生治會之資源匱乏；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是校方之宿舍特色想像差異。


生治會，你在哪裡？

　　生治會的定位是模糊的：一方面為學生自治社團之角色，生治會會長由宿舍舍胞進行民主表決而成，其具有舍胞所賦予之自治權，並向舍胞負責；另一方面，其也隸屬於學校住宿規範下之行政官僚機關，亦須向校方、住宿組負責，其經費運用亦須經過校方同意，在這樣的情境下，生治會一方面必須先整合舍胞的需求與建議、形塑舍胞間的共識，同時要面對校方可能較具權威性的要求，並居中協調。

　　資源部份則可以分為經費與人力兩者。生治會的經費來源主要是來自外包餐廳的營收，大約而言，生治會所分得的經費量約為每一舍胞一百五十元(其餘繳款費用用於整修宿舍與維持運作)，若有其他需求則以專案申請補助。

　　由於經費有限及校方抱持不願宿舍有任何盈虧之態度，因此在經費申請上需有嚴密的評估、審核。人力的部分也是一大問題，如同其他學生自治組織，生治會成員會因著選舉，或畢業、離宿而替換，經驗上的傳承也因此較為困難。另外，生治會的運作通常是不分平日與假日，固定時間也需有人值班，而假如生治會長處於「找無人」的窘境，則生治會勢必會停擺，而經驗也更加難以累積。


多元想像，實踐好難！

　　對於宿舍特色之想像，校方與生治會乃至於舍胞間有著極大的鴻溝，所作的考量亦不甚相同，而這也牽涉校方是否願意支援相關活動。舉例而言，過去兩年來男五生治會舉辦的音樂班並未順利通過本學期的經費申請，雖然其原因牽涉極廣，但大抵上校方與生治會對特色之想像不同為主要問題。對於住宿組經費本學期較為有限，其審理經費時較過去嚴格，而音樂班所收的學生總量為三十多人，住宿組因此認為其人數相對對於申請經費量而言並不符合比例。

　　對於男五生治會來說，音樂班正是藝文宿舍最為重要之特色，同時，即便音樂班所能容量的人數不多，但最起碼，音樂班開啟了一種滿足需求的可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因此男五生治會認為音樂班有續辦之必要。從此而言，我們可以發現在特色型塑上，校方與生治會所考量之角度有著極大的差異。


未來展望

　　宿舍是學校生活的重要場域，其中有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習慣不同類型生活、有著不同特色的人們，在這樣的情境下，如何達成一個對於生活空間的共識固然是難事，然其也提供了一個有著更多元想像的可能。宿舍特色既可以從共同興趣下手，男五舍「藝文宿舍」即是一例；也可能是重視空間上之性別關係的「性別友善宿舍」，抑或充滿異國風味的「國際宿舍」、有著相同作息的「健康宿舍」，或者，宿舍也可以是一個瞭解、或對社會議題發表意見的平台，如同前述的清大實齋。以上的構想有的還是雛形，有的也已經擬訂計畫進行實踐，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構想的出現，如何型塑宿舍特色是需要廣泛參與討論的。

　　台大宿舍分散四處，皆有其特殊之處，從地點、位置、設備、空間分布、人口，甚至是宿舍傳統，各個宿舍都有不同的著力點。甚至，若我們不僅僅只將目光限於各宿舍，而是拓展至宿舍區，則不同宿舍間也能夠發展出多元的合作關係，亦其發展潛力。而空想終歸於空，特色構想提出至今不過兩年，路還漫長，且看未來如何分曉。

清大實仁齋與清華書院──特色宿舍的他山之石

◎人類三 黃得城




　　「交誼廳裡總是熱鬧非凡，每個人都很熱切的討論著公共事務或談天說地」、「在路上碰到實齋人，總會點個頭、打聲招呼......實齋這裡，就像家一樣，有著一個整體的感覺」，這是住在清大實齋約一學期多的鄭家鴻同學的肺腑之言。至少在其居住的短短一年內，深刻的感受到齋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實齋的整體性。


　　清華大學於2008年，在五年五百億的補助下開展一系列名為「清華學院」的計畫，借由將多元課程、跨領域討論、社會參與及學生自治等與住宿生活結合，企圖展現出宿舍另一種可能。

　　清華學院目前分成兩個書院，與清大兩棟宿舍：「實齋」與「仁齋」緊緊扣合；「厚德書院」與「實齋」，「載物書院」與「仁齋」相互結合。兩個不同書院有各自的規畫，舉辦了各式各樣的課程、活動，每一學期也會開設服務學習與其他社會參與活動、還有發行宿舍報刊等等，兩個宿舍的住宿生也可以選擇對方的課程修習。校方除了在物資與經費上支援書院外，同時也安排宿舍導師與校友導師等作為書院顧問。

　　同時，由於清華大學在填寫住宿志願序時並未將實、仁齋列入選項，但在候補床位上開放給其他學生，因此兩齋不乏數十名非書院住宿生。因此，兩個宿舍實際上也擁有各自的、與書院平行的學生自治組織，雖然其與書院仍是息息相關的。


　　與台大大部份的宿舍不甚相同，實仁二齋的同質性來自學生意願與特殊考核制度，不論是書院還是宿舍本身，主體性與能動性皆相當的高，雖然其同時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封閉性。對部分清大學生來說，清華書院似乎與整個清華大學有所隔閡，對於清華書院內的學生也有一些較具特殊性的想像。而書院與住宿資格相互結合，欲參與清華學院之學生必須先撰寫五百字短文申請、接受審核，同時也強迫參與書院的同學住宿等作法也為該計畫帶來「精英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批判，而這其中委實有可議之處。


　　針對上述的評判，鄭同學認為雖然清華書院的資源雖然對於非院生確實較為疏離，包含公共空間、導師制度與活動資源等等，書院委實有著較為充足的資源。然而書院本質上並非菁英教育，並沒有挑選學生的門檻與強烈的排外性，同時，書院亦是以推廣至全校為目標，而實齋與仁齋較近似於實驗性質，而非長期占有的概念。


　　面對挑戰，目前的清華書院正是以擴展規模為目標，未來，其希望可以拓展成四個書院，並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以抹除「菁英教育」之污名，再者，計畫形式使校方能夠任意決定其是否延續，而延續機會端看未來之努力，因此，清華書院必將背水一戰，盡其所能向更前方邁進。

鐵門與特色──大門口宿舍區的抉擇

◎人類二  陳瀅



門禁該不該開放？

　　這學期的大門口宿舍區(女一、二、三、五的所在地)開始了兩項重要措施，其一為女五與女二側門延長門禁時間；其二為大門口區內各宿舍的門禁互相開放，兩項結果均交由全體舍胞表決。

　　一開始的反對聲浪一度讓此兩措施面臨被否決的危機，然其結果順利的在這學期中時落實了。一開始的困難除了舍胞們尚未達成一定的共識之外，之前發生過的弊端也使得舍胞對於門禁開放存有疑慮，舍胞普遍認為這影響此宿舍區的安全問題。另外，輔導員基於安全問題，也提出反對立場，這也為門禁鬆綁政策的推行增加許多阻礙。


　　過去女二與女五的側門曾一度24小時開放，因外國人事件(女二側門一度關不緊，有外國男生晚上十二點後晃進來)而變成十二點，後來又因安全因素提前到九點，經舍胞抗議後改回目前的十點。各宿舍門禁互相開放的困難在於期間人員進出的管控不易，有舍胞提出女五曾發生的偷竊問題( 同一間房間被偷兩次，裝監視器後沒再發生 )說不定與此有關；曾住過女三的舍胞提出有可能助長黑戶問題，原因是女三舍曾經發生黑戶，別的宿舍的人糊塗住在女三一個學期之久。


　　而提出門禁開放政策的現任女五生治會長──王若帆則認為上述舍胞的疑慮為虛擬命題，太在意制度上的受益反而缺少生活上的內涵。側門延後門禁將有便於舍胞進出宿舍；宿舍門禁互相開放則是為了讓大家能夠更便利的使用各個宿舍的設施和空間，也讓女宿彼此連結更緊密，達到宿舍社區化的氛圍。若帆希望能以空間影響人的生活經驗，也透過空間的改變與人溝通，因而讓舍胞們更有向心力，想要捍衛在這裡的生活。

宿舍社區化的理念

　　「一開始只想做綠美化，對宿舍區做永久地景，後來才延伸出對宿舍區整合的想像。」若帆認為，大門口宿舍區是一個封閉性的結構，而圍牆是作為一種連續性景觀很好的素材；另外，如果可以有一條連續性的石子路或磚路，連續性的草皮，或是有綠色的延續性牆壁，就能達到強化宿舍一體的概念。會長構想之初沒有設計意涵在內，純粹是覺得美，想做空間營造上的一個嘗試。然而一開始抱持此想法從事時卻遇到了困難，因為雜工班的圍牆(圖一)不屬於女五管轄範圍以內，是女一舍的範圍。因此，為了能夠達成這目標，開始想要串聯各宿舍參與行動，進而萌生以空間達成社區整體感的念頭。

　　另外，若帆也認為各宿舍彼此之間相鄰甚近，長期以來卻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對各宿舍空間資源的利用，無疑是一種浪費。宿舍間有各自獨有的設備，女五有廚房、女三有瑜珈室跟化妝廳、女二有琴房、女一則是有健身器材、讀書室及充足的書可以借給宿舍區的人，但因各宿舍門禁而阻礙彼此資源的交流。目前女五門禁是開放給宿舍區的舍胞，希望大家都能使用公共廚房；女一則是本來就沒有門禁，因此希望在互惠的原則下各宿舍可以彼此互通。


　　若帆極力推動各宿舍彼此門禁開放的政策，也得到此區其他的生治會會長的贊同，希望讓資源可以流通，各宿舍整合為一體，學生在抽籤或是做選擇的時候，概念上不僅僅是選擇住在女三舍或女五舍，而是選擇了整個大門口宿舍區。但此社區感也有賴於宿舍特色化這個概念的基礎上。「既然我們是一個社區，就要強調各宿舍的功能，並且把各自特色發揮到極限。」女五生治會會長說。並且以女五為例，說：「我們不是要提供語言課，而是烹飪課。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把金額投資在自己的特色上，代表我們有更好的功能，這樣才是所謂的特色宿舍。」


　　雖然目前門禁政策已經通過，宿舍社區感的理想仍是條崎嶇的道路，但是各宿舍會長都有共識，且也努力推動各項活動，讓宿舍越變越好。她們所採取的方式是以貼近舍胞生活為主，希望以較能產生共鳴的地方讓舍胞對於身處的環境有一份認同與歸屬感。像是女一的發現宿舍之美的攝影展；女二的塑身有氧舞蹈班；女三的彩妝講座；女五的烹飪班、小菜園…等，利用自己本身的資源舉辦活動，並開放給同在此宿舍區的舍胞參與。另外，這學期各生治會另合辦「深閨電影院」這項活動，讓舍胞先行對感興趣的電影進行票選，後於女三舍地下室播放，希望藉由舍胞的共同參與活絡社區整體感。

　　大門口宿舍區是一個密閉性的空間，也不像長興宿舍區另有7-11與餐廳之類的機能，純粹是以住宿為主，因此生治會希望能以更貼近生活，讓人覺得貼心的的經營方式，希望能被舍胞理解與認同。同時以社區化建立一種社區感，生治會把金額投資在自己的特色上，加強各個功能與之間的連結，是大門口宿舍區所追求的特色宿舍概念。

社論：爭取學生權利──從空間使用權開始

　　日前，由台大研究生所組成的工會籌備小組，預計於2012年1月7日舉行「台大工會」成立大會。出於校內既有的場地出借規定，工會籌備小組以研究生協會的名義向課外活動組提出借用場地的申請；然而，校方「審核」後認為，台大研究生協會與台大工會成立無關，不認可本次活動，也因此相關場地的借用跟著失效，迫使籌備人員只好在最後的時間緊急更換場地，影響活動成效。

　　無獨有偶的，在十一月中旬的校慶典禮之後，關心紹興南街的學生也透過相關社團的名義，向學校借用教室以舉辦議題說明會；同樣是在最後關頭，學生遭到校方以「紹興居民不得為社團活動講師」為由，要求延長場地申請程序，使得其中一場說明會的場地不得不臨時更改。

　　從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發現，現有的教室借用規定，仍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這些不合理使得學生仍難以脫離校方的控制。根據現在關於借用教室的規定來看，唯有學生社團才有借用教室的權利，而社團的認定標準又為學校所掌控。事實上，校內活動的變動性相當的大，有些議題會促發某些學生集結，而形成一種短暫性的學生團體，紹興議題所促成的大學生聯盟即是這種例子；又或者，有些學生團體的性質無法被既有的校內學生社團的意義所涵蓋，然而這些團體的對話對象也是以學生為主，如：學生工會等。但是，這些各式各樣的學生團體儘管有場地上的需求，卻必須透過校內正式的社團，才可借用教室並使用之。校內的社團必須具備的條件又更為嚴苛，就算是自治性社團也仍必須設有「社團指導老師」。殊不知，在如此規定之下，學生的集會結社自由受到了極大的壓制。

　　此外，借用教室場地除了要有「校方認可」的學生社團之外，學校也控制了社團的活動取向、甚至活動內容，校內社團的自主性受到極大的挑戰。從這學期的幾次事件中，行政人員為了避免「資源的浪費」，或以「維護學生利益」為理由，進而審查學生社團的活動內容。就連維持社團運作的「社課」，都必須遞交書面的活動計畫書、還必須有指導老師簽章，才能有「資格」申請社課場地。如同前面的案例所說明的，在這樣的過程中，校方行政人員能夠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或為了避免權威受到挑戰，而阻撓特定的學生活動。

　　除了修改制度上的缺陷之外，在現行條件中，更大的問題來自於校方對於異己的打壓態度。台大校方作為資源的分配者，同時也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大學，在分配教室空間的資源時，如果只是為了保護校方單方面的利益，而犧牲同學、甚至是周圍社區居民的權利，有失其教育之責。事實上，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中本來就存在著多元的立場和意見，「容忍」的精神是避免仇恨和促進溝通的重要條件。如果連容忍的精神都難以實踐，而只是不斷打壓與自己利益有所衝突的「異己」，又如何能促進討論、促進彼此的理解以削減誤會和仇恨呢？

站在癌醫中心的土地之上

◎化工三　曾稚驊

　　臺灣大學，從日治時代的帝國大學，到國民政府來臺之後，見證了臺灣的變遷，從來就不曾在時代的洪流中退場；癌醫中心一帶，自然也不是在歷史中失根的遺跡。

　　癌醫中心與質子研究中心的建址，位於基隆路155巷上，台灣科技大學側門的對面，與基隆路、長興街、芳蘭路圍成一街區，而這街區也形同校園中的邊陲之地，一般非住宿的學生也許鮮少會來到此，慢慢的從熱鬧的基隆路一側，遊走到芳蘭路上的幽靜脫俗；而就算是住宿生，印象最深刻的也可能多為基隆路側（誠樸新村）的腳踏車行、摩托車行、麵店等，與可能從男一舍後門騎小路到基隆路155巷時，對臺大醫院公館分院的驚鴻一瞥。

　　但是這樣不甚起眼的角落，卻也有著屬於它的一段故事。早在民國四十三年，軍方在此收購了大量土地，興建了第五十六號醫院，後改名為國軍八一七醫院，並有設立了包括志光新村、慈光十七村、誠樸新村等眷村，一直到民國八十八年，臺大決定收回此處土地，當時校方除了發表聲明、會見上級等行動外，校長陳維昭更是不惜帶領學生與師長前往該地靜坐，最後成功地收回此處土地，並由臺大醫院設立公館院區，繼續醫療服務，直至民國九十八年結束營業，民國九十九年癌醫中心開始動工。

　　而在歷史的重建之外，癌醫中心是近來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金額都相當龐大的一筆捐贈案，校方如何合作與運用金錢也是相當耐人尋味。校方近年來許多的建設與開發，所選擇的手段除了自身經費運用外，包括捐贈、BOT、產學合作等，與企業界的合作越來越頻繁，對於企業與學校的想像與界限也越來越模糊，究竟是校方是否能在保有自主性的前提下，對於外來資金做出適當的運用？抑或是校方不顧其他因素，只要有企業願意出錢，學校就配合並提供回饋？臺大雖然貴為第一學府，但自身資金運用上，或許真如校長所說的捉襟見肘，那在外來資金的運用模式上，也將是相當值得思考的一點。

　　站在癌醫中心的土地之上，看到的除了當下的捐贈細節與施工現況之外，更可以看見無論是向上所展望的未來規劃、向下深掘記憶的根源與歷史的脈絡，與從旁延伸的對於學校資金運用的想像、高等教育與企業之間的關係；雖然是一個不甚起眼的校園角落，也具有它的書寫價值。

從八一七到癌醫

◎化工三 曾稚驊

　　在長興舍區，緊鄰著癌醫中心預定地，每天從早上開始擾人清夢的施工噪音，持續到夜晚才停止；但其實這裡已經變了很多。

　　簡而言之，在民國八十八年國軍撤出以前，這塊地可說是以國軍為首的勢力，對抗以臺大為首的另一方；而在國軍撤出後，變成是臺大、居民、學生的三角關係，最後外來資金使臺大的權力大幅膨脹，連帶的壓迫了另兩端的居民與學生。軍方與校方長達四十五年以來的角力，讓此處的歷史充滿了張力；而學生從與校方同一陣線，到最後住宿學生也成為工程中的受壓迫者，學生角色的轉變相當值得探討。


臺大與國軍的土地爭奪戰

　　從清領時代開始，癌醫中心預定地周圍就已有居民居住。芳蘭路的古蹟芳蘭大厝、義芳厝等，都是先後於嘉慶十一年（西元1806年）與光緒二年（西元1876年）建築而成。在日治時期，此處便已被納入臺北帝國大學的預定地。

　　國民政府來臺後，此處當時雖為臺灣大學預定地，但當時仍屬民有土地。從民國四十三年開始，臺大發現國防部在預定地大量收購土地，並規劃建築軍方醫院與眷村，因此臺大向國防部、聯合勤務司令部等單位提出抗議，並且尋求台北市政府、教育部等單位的支持，後於民國四十三年，由內政部、教育部、國防部和臺大共同協商後，決議國防部不得擅自使用已收購之臺大預定地，而已建造之軍方五十六號醫院（後更名為八一七醫院）與空軍房舍未來不使用時應歸還臺大。

　　然而在協商之後，臺大與國防部也並非就此相安無事。雖然在民國五十五年國防部欲興建國軍仁愛大樓時，有獲得臺大同意，但從民國六十四年開始，軍方多次未徵得同意即逕行施工。另外，從民國六十七年至八十四年，國防部多次以軍事醫療需要，及本校預定地已保留三十年卻不用為由，要求將該地變更為「軍事用地」以利戰備，最後行政院於民國六十八年裁定不變更，其餘幾次都因為臺大的阻擋而失敗。

　　從民國七十八年開始，因為國防醫學中心將設於內湖，因此臺大開始要求國防部將八一七醫院遷至三軍總醫院搬遷後空閒之遺址（即汀州路現址）。在民國八十七年，國軍開始實施精實案，配合內湖之國防醫學中心正式啟用，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八一七醫院正式裁撤。

　　但是八一七醫院裁撤後，國防部與臺灣大學的角力戰才又再一次開始。潘維剛、李慶安立委等以照顧大台北南區榮民軍眷醫療為由，要求將八一七醫院房地移交榮民總醫院接管經營；退輔會更要求由榮總承接八一七醫院醫療作業並撥用該院房地，甚至當時的國防部發言人孔繁定已向外界公開表明八一七醫院將交予榮總。當時臺大校長陳維昭立刻在六月二十九號召開記者會對外界發表嚴正聲明，要求國防部不可私自將校地交予榮民總醫院。在學校與學生合力爭取之下，行政院於七月五日緊急召開協商會議，並同意將八一七醫院撥交臺大接管。臺大接收八一七醫院撤遷後的房地，並在協調後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六日正式開始門診服務。而八一七醫院旁的慈光十七村則定於民國九十七年撥交臺大。



臺大獨霸的時代

　　臺大醫院公館院區定位為「社區醫院」，與臺大醫院作為「醫學中心」的定位不同，著重在一般醫學與醫療服務，也在提升醫療品質的前提下，保持對於榮民之照顧與優惠條件；公館院區也為臺大醫學院的教學場所。作為「社區醫院」，公館院區並不強調高科技之次分科專門醫療，而是以一般醫學全人照顧之醫療為主；此外也與大學密切的合作，如提供社工服務機會、老人照顧、入院學童之教學等服務。

　　而至民國九十六年，公館院區經醫學院規劃，將改為「癌醫中心醫院」，民國九十七年底永齡基金會與臺大簽訂捐贈合約，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公館院區結束營業，並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舉辦動土典禮。另外慈光十七村原定民國九十七年撥交臺大，經協調後將延至民國一百零一年再行撥交臺大；而臺大也將在此興建質子研究中心，但同時受影響的還包括基隆路側的志光新村剩餘住戶，這些住戶因地權屬於臺大而被列為「占建戶」，未來在質子研究中心正式動工後，這些居民將可能會被校方依法律途徑收回土地進行拆遷。

　　綜觀此處歷史，從最早的八一七醫院作為周邊大量軍眷的軍醫院，到公館院區以「社區醫院」為定位，對於附近的居民、學生、榮民等都能提供醫療服務，再到癌醫中心，雖然目前定位仍然是有門診區，但卻走向更大型的醫學中心，而不再只是在地的社區醫院。質子研究中心的建案又將導致居民的拆遷，讓人不禁為這些被臺大所影響的居民擔憂。臺大、國防部、學生、居民四方的關係，在八一七醫院撤出以前，前兩者勢均力敵而後兩者則相對較小，但當國防部的勢力撤出後，臺大幾乎毫不費力的便取得了剩餘的權力，而當外來資金再流入，讓臺大成為了更為驚人的權力複合體怪獸，張口便欲把這片土地與學生和居民一口吞下。



學生角色的轉變

　　學生，也沒有在這片土地的歷史中缺席。在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由學生會、研究生協會、各宿舍生治會與各學院學生會等學生自治團體，發起了守夜活動，並積極向各大報紙投書、發聲明稿，教聯會也表明將配合學生會活動，成為少見的師生共同參加抗議，而抗爭的對象為國防部與榮民等；當日甚至有謠傳說將有榮民要對師生扔擲汽油彈，而使活動被迫中止。

　　學生組織守夜活動的行為，後來被陳維昭教授（時已卸任校長）在醫學院院慶之「談楓城精神」演講中，賦予「關懷社會、熱愛本土、抗拒權威的傳統精神」的美名。學生作為學校的一份子，為學校爭取權益具有正當性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在其他事件中，當學生不是與學校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其他的權威，而是對抗學校的權威時，卻得不到校方相對的肯定，甚至是蒙受批評與壓制，校方的行為，展現了學校仍然存在著家父般的想像，而這也理所當然的是一種「權威」：要對抗學校的敵人可以，要對抗學校，就是不尊重！

　　學生的角色相當具有獨特性，從爭取八一七醫院校地收回時的意氣風發，到現在癌醫中心飽受施工之苦，過去學生從與校方攜手對抗「權威」的國防部，到現在面臨在外來資金加持之下更為「權威」的學校的壓迫。對於學生權益的損失，學生不但難以申訴，校方的回應也多是「共體時艱」，單憑學生個體的力量，絕對是難以撼動校方；只有當學生的力量被組織並匯聚，才有可能推動整個學校，走向一個對校方、對學生，乃至於對社會都更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