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盞明燈——談轉型正義在當代的意義

◎法律四　吳俊志


　　解 嚴至今二十餘年，即將踏入社會的新一代並沒有威權統治的經驗，而上一輩可能也因為這二十年的開放而認為威權的陰影，早已遠去。在這時處理這段歷史，去思考 轉型正義的問題，不免會引來許多質疑:有何必要?有些人會疑惑，這二十年來我們做的難道還不夠？縱使如此，數十年前的往事又何必再追究甚麼？

何謂轉型正義？

　　所謂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民主國家，對於過去威權體制下的壓迫，所導致的不正義，作彌補、修正的工作。據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執行長葉虹靈所表示，這些工作包括了對受害者的賠償、對加害者的追究以及對真相的完整呈現。法律系的王泰升老師特別提醒我們：「轉型正義與國家不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前者，國家並未違反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一切都是照著程序來，只是這些照章行事的條文在當代的民主氛圍看來，竟是如此毛骨悚然。

　　在 訪談的過程中，葉虹靈小姐也分享了她的經驗，「確實有些威權時代的官僚至今不認為他們有任何過錯，畢竟比起拉丁美洲曾經歷軍政府統治的國家，異議分子遭受 情治單位許多非法手段的對待，例如在大街上綁架，迷昏後用飛機載到大西洋上扔下來。台灣幾乎完全是『依法』行政、『依法』審判，這會讓社會在討論怎麼看待 加害者或體制共謀者問題時，增加很大的難度。」

　　那麼在道德上呢？德國納粹統治時代的許多官員、法官在戰後也受到了審判，即使他們堅稱自己是依法行事；這樣的歷史經驗是否可以原封不動的在台灣適用？毫無疑問這是必須謹慎的。在五〇年代，當時掌權者多為從中國大陸播遷來台的政治精英，深受訓政時期的經驗影響，法治精神從未深入當權者的思維。王泰升老師提到，我們必須對當時有同情性的理解，這並不僅僅在法律條文本身，更及於當時的文化脈絡。

　 　易地而處，或許換作任何一個人也會做出類似的抉擇，但這絕對不代表這個體制是正確的；與其追訴這是蔣介石的命令，還是官僚或軍警體制的責任，其實更應該 意識到這是整個國家相互卸責的血腥體制，沒人應該單獨負責，也沒人可以置身事外。推動轉型正義的目的，毋寧說是要讓我們意識到對國家的警覺，它並非永遠是 理性的，而一個疏忽便可能使其被用於滿足特定人的利益。

回首走過的路

　　解嚴後的二十年間，這個社會畢竟懷著歉疚，對這段歷史做了些彌補。但時至今日，對於這段歷史，社會上依舊難以取得共識，過去的一切仍舊迷茫，許多人開始對這段歷史感到冷漠。難道是行動者做得還不夠多？還是這就跟薛西弗斯的神話一般，再怎麼努力滾動巨石，都只是徒勞無功的原地打轉？

　　葉虹靈小姐提到，轉型正義的幾個途徑中，現在要從司法上追究加害者難度很高。不同於納粹政權垮台之後的究責，臺灣早期白色恐怖時期的許多加害者與被害者，許多都已不在人世；而 且國安法第九條限制戒嚴時期結束後政治案件的上訴，也某種程度封閉了發現事實真相，揭露當年軍法或情治人員是否有違法濫權的可能性。但歷史正義的部份是可 以努力的目標，透過系統性的研究檔案，區分出不同體制參與者、加害者的光譜與類型，例如有些軍法官我們可以看出，是想輕放過案情比較輕微的學生，但卻在上 級壓力一再發回的情況下，屢屢加重刑罰。這些研究做出來，才能豐富我們對戒嚴體制如何把人動員進去的理解，也才不會對所有「加害者」有刻板化與過於單薄的 印象。

　　至於補償方面，葉虹靈表示目前得到「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補償的人數，大約七千多人，補償標準比較寬鬆，即使是地下黨案件，除了牽涉武裝之外，幾乎都能通過。

　 　回首當時，其實保密防諜的氛圍是可以理解的，但換個方向想，既然轉型正義是要以民主時代的價值來反思這段國家暴力的歷史，現在的臺灣社會應當也能包容、 甚至理解這些人的理念，對他們的賠償，或許不是在爭辯他們是對是錯，而是要宣示如今的臺灣社會，可以真正平等的對待各種理念。

　　一九九八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的制訂，似乎宣告了國家正式面對自己的過錯。但很遺憾的，法律名稱本身卻諷刺地顯示國家不認為這是個過錯。如王泰升老師所說：「取名補償而非賠償，意味著國家某程度上還是認為這些人只是因為時代的需要所犧牲，而非被國家所侵害」。這並非只是文字遊戲，如果這段歷史不被界定為國家的過錯，我們便無法藉此提醒人民謹慎，那看似保母的國家機器有被人操控而反噬的可能。

將來的路程

　　除了前面提到的賠償與究責，轉型正義的第三條路徑就是向社會大眾重現這段真相。這幾十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方向蒐集資料、論述、宣傳，所企盼的便是在這些受難者凋零之前抓住這段歷史。然而社會大眾對這段故事似乎仍絕口不提，而年輕的一代更是對這些歷史經驗冷漠、疏離。企圖還原的真相卻始終無法與大眾對話，那正義的轉型恐怕也只能淪為少數知識份子間的論辯。

　 　其實回顧這些來時的路徑，仍常是以套用西方理論來反省這段歷史，但一般民眾根本無法理解，因此相較之下或許更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大眾自己去詮釋這段歷 史。許多四五十歲的人，其實都有白色恐怖的共同經驗，那深植心中的恐懼讓他們絕口不提，也要求下一代避得遠遠的；而當代的行動者要做的，與其在西方的架構 下整理艱深而難以引起共鳴的許多論述，不如完整的呈現這段歷史，讓民眾去賦予自己這段經驗新的意義。如王泰升老師所說：「真相便足以讓人害怕。」

小結

　 　或許對許多人來說，白色恐怖迷霧般的面紗倘若輕易揭開，帶來的是更多難堪與尷尬，那為何要處理這段歷史？誠然，一部分是為了過去，為了還給受難者及其家 屬們應有的評價；然而更重要的是為了未來，為了如何在接下來的道路前進。完整的還原這段記憶，才有對話的平台，如今這種茫然的沉默絕對稱不上和諧，它只是 讓社會大眾在無意識的汪洋中漂流迷航。釐清真相與責任歸屬並非要秋後算帳，而是要讓大眾意識到國家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失控的巨獸。威權或許早已遠去，但 消極與姑息的態度，或許將招致它有朝一日的捲土重來；而甚至在社會大眾選擇為了所謂和諧、甘願塵封這段記憶時，它已然悄悄襲來。

意識報051刊目錄（04/08/2012）

意識社論
戳破依法行政的謊言


議事專題
從殘存的時代悲劇談起　　◎人類二　陳瀅
吹入校園的風暴──省工委與五零年代白色恐怖　　◎生傳三　廖翊筌　人類二　陳瀅
白色校園的美麗與哀愁──專訪張則周老師　　◎大氣三　陳梁政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藍博洲──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歷史三　李盈佳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林樹枝──良心犯的血淚史　　◎法律四　吳俊志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陳銘城──為受難人權發聲的記者　　◎人類二　陳瀅
汪洋中的一盞明燈──談轉型正義在當代的意義　　◎法律四　吳俊志
重返白色的記憶之門──重訪臺大與師大策展者　　◎社工三　孫文駿

校園意語
那些強拆士林王家之後的事　　◎中文三　王立柔

總編的話

   各位支持意識報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意識報新任總編輯曾稚驊。意識報至今已四年多了，我們持續的在校園議題中耕耘，期望能成為台大最具代表性的校園刊物。我們還在這條路途上，感謝所有支持的朋友，我們會繼續努力向前行。


    本學期意識報與台大學生會合作籌辦了台大1950年代白色恐怖檔案及影像展，因此我們有更多機會對這段過去作深入的探訪，並帶來了此期刊物。從當代殘存的六張犁公墓開始，我們將時空拉回了過去，這股白色的風暴究竟是如何吹入校園之中？而當時校園中的受難者張則周老師的經驗又是甚麼？在時代洪流中不斷努力發掘歷史的幾位先行者，又有甚麼經驗可以分享呢？而回到當代，轉型正義的意義何在？我們又可以做些甚麼呢？本次意識報與各位一同重返這道白色的記憶之門。


    最後，在閱讀本次意識報之餘，也希望各位朋友能撥空前往博雅教學館一樓參觀展覽，感謝各位的支持！

校園意語：那些強拆士林王家以後的事

◎中文三　王立柔

受訪者簡歷


　　林彥瑜，中山女中畢業，台大政治系國關組三年級，前任政治系學會資訊／宣傳部長。一向對社會議題、新聞事件抱持高度關心，今年三月底，為士林苑強拆案製作了英文影片《Forced Demolishment of Civilian Residence by Taiwanese Government on March 28, 2012》，冀望能對外披露，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與討論。其後更起草「政治人宣言」，期待政治學相關系所的學生、系友能以此次事件為起點，進行集體反思，鼓出更熱烈的迴響，也希望在全台灣的政治系學生未有共同的、實體化組織的狀況下，首先達到網路平台上橫向串聯的效果。目前影片的點播率將近兩萬七千人次，連署人數約一百二十人。


往憤怒與震驚的前頭再走一步，才是要去的地方

問：先從英文影片談起，你是怎麼開始的？


答：3/28禮拜三的凌晨，士林王家被拆了。聽到消息的時候，最直接的想法是：這真的是台灣嗎？本來的思維裡，以為這是中國才會發生的事情。下午我在圖書館讀書，科目是「正義與國際政治專題」，我一直心神不寧玩手機，瀏覽FB許多新聞動態。我知道三點半的凱道有遊行，但我七八節的課實在不能蹺，所以決定擱下晚上的事，前往現場看看。手邊工作很繁忙啊，但我覺得現在不去，明天的自己一定會後悔，尤其是念著正義那門課的時候，我想，就算念得再好、把功課交出去……卻好像沒有辦法實踐什麼？

　　晚上在士林，看見圍著圈的人們做道具、討論口號等等，當下覺得很感動──我們明明不認識任何一個人，可是一定是因為我們靈魂中某個部分是相同的，才會聚集在這裡。回家以後我開始轉貼文章，一位高中同班好友的狀態激發了我翻譯新聞稿的想法，於是聯絡她，且我認為影片更吸引人，所以打電話給壹電視傳媒委員會，自介來意後取得授權，主播的肖像權、影像通通歸我使用。壹電視僅要求我保留LOGO，並註明翻譯者。

問：接下來又如何發起政治人宣言？

答：我希望藉由宣言的連署去喚醒大家的熱情。春假的時候先找黃長玲老師談過，陶儀芬老師也來信鼓勵，林子倫老師更對構想的補強提出建議。老師希望不是靠他們來評論，而是由學生自行擬稿更有意義，所以我當天晚上開始動工。寫的時候再度覺得在和時間賽跑，因為這件新聞的熱潮在消退，我又很難將原初的想法化為具體文字，措辭、篇幅、標題，全是學問，也不能只憑著澎湃的情緒大書特書。但禮拜日正逢北藝大的黃慧瑜被建商控告，氣憤之下，決定當晚絕對要把這件事趕快做完。於是當夜就和政大政治系陳柏光、成大政治系曾友嶸、台大政治系蘇暐勝一起具名發布了政治人宣言，整串撰寫的過程中，尤其感謝黃長玲老師的悉心指點。

跨越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問：製作影片、擬定政治人宣言過程中碰到的障礙？

答：影片的話，首先要先克服硬體上的困難，又多找了另一位高中同窗一起翻譯，真正開始製作影片已經是禮拜四晚上了。始終很著急，這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實在非常感謝這兩位朋友的體諒與無私協助。新聞最重時效性，我們又無法預期作成之後是否真有實際效果？一度懷疑自己到底在幹嘛，但最後總算在禮拜五晚上做出來了。首先傳給幾個名人，譬如張鐵志，這是宣傳最快的方法，關鍵在於敢不敢問而已；結果張鐵志分享後王丹看到，也幫忙分享，接著戴立忍……就這樣一直連連樂、散播下去。至於宣言，有許多人會問，連署了政治人宣言，然後呢？我自己在過程中也有懷疑，抓到組織的理念還不夠，以後會著手舉辦更具體的活動，例如電影座談。

不要未來的自己恨起現在的

問：從構想到實際行動的心理路程？

答：我在想，為什麼每次社會上發生事件的時候，大部分都靠社會系的人在發聲？系上老師曾說過，走進總統府看見旁邊七個幕僚裡有四個是台大政治系，深感驕傲（我們一半以上的人畢業後進入公務體系，或從事公共領域相關工作），但這更代表我們責無旁貸啊！學生時代一些觀念，包括人權素養、社會正義，這些都是可以帶在身上一輩子的東西，今天政府之所以可以在強拆王家後，還說著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並不是當初上課沒有教，或者他們心中不曾出現過剛才提的觀念，而是換了位子也換了腦袋。那麼，我們為什麼沒辦法在就學過程中，就先好好地集體反省，讓大家知道我們可以不只是那樣？

　　上了大學以後每次自我介紹，大家都會問「你以後是要搞政治的嗎？」我的反應總帶點生氣，但經過這件事以後，我發現人家會如此問，是因為他們對你有所期待。就算是刻板印象也好，那就是一種期待。可是，政治人常常在獲得成就以後，辦不到任何人們的期待。我現在所描述的，也就像寫宣言之初最希望回顧的感覺，包括當年為何要念政治系？一定是因為我們對公共事務有熱情和理想吧！所以當我看到檯面上許多人已經走了樣，目前最小的心願就是，希望至少同年齡這群人，在走到未來那個位置時，不會變成那樣子。雖然這很理想化，但我相信人一定有某些部分是不會改變的。最重要的是，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就真的不會再做了，尤其都快畢業了！

問：走過這一切之後的收穫？

答：黃長玲老師告訴我，寫一個東西不是、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認同，而是為了召喚和你有一樣想法的人。這也就是我在這整串過程中得到的最大意義：找到和自己一樣的人──素昧平生，你為什麼要幫我、我為什麼要幫你？這件事把一大群人拉在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是因為我們有相同的信念。我最多的心情是感謝，連網友一個小小的轉錄動作，對我而言都是重要的牽線。於是，儘管在付諸行動時感受到理想與現實的斷層，面對批評或質疑、家人不甚支持的態度也不感到那麼挫折了，而批評當然也讓未來的論述更周全，也不阻撓繼續下去的心意。

我為了誤植姓名的事向影片中的廖本全老師道歉時，他說沒關係，還對我說「我的聲音和影像不屬於我，屬於社會。」今天這個影片被萬人轉錄，聽來似乎很厲害，我自己卻感覺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沒有哪裡了不起，因為我受到太多人的幫助，我是被整個大網絡擁抱而起的；也才知道，如果世界上沒有和自己一樣的人，其實，你根本就不會變作你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重返白色的記憶之門——專訪臺大與師大策展者

◎社工三　孫文駿



　　近期由「臺大學生會學術部」與「臺大意識報」共同主辦「推開白色的記憶之門──臺大一九五○年代檔案及影像展」，以及同樣關注五○年代歷史，由師大人文學社主辦的「白色迷霧中的孤墳與佚史──五○年代師大學生抗爭紀實」。兩場同樣由學生主辦，從當代角度回顧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在這個時間點上去回顧這段歷史，究竟對於當代台灣社會，以及學生們有何意義？
　　本次特別專訪兩校策展者──臺大學生會學術部長陳亮甫、師大人文學社副社長謝慧霆。讓讀者在觀展之餘，能夠進一步了解這次展覽背後的策劃過程，以及策展者從學生觀點出發，對於五○年代白色恐怖的一些思索與反思。

展覽緣起


　　臺大學生會學術部長陳亮甫表示，現在校內學生普遍對於歷史或轉型正義的問題，是沒那麼重視的；尤其這次展覽處理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歷史，對很多數人來說是更加陌生的，甚至坊間也很難找到一本完備相關記載的書籍資料。與臺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的林傳凱學長討論後，了解到他們有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和訪談，而且有許多各年級的同學願意投入策展工作，因此促成了這次展覽。


　　師大人文學社副社長謝慧霆說：「早期是一九九五年人文學社的學長發起四六事件的調查，在校務會議通過成立調查小組，才開始調查師大這部分的四六事件。從那之後每年都會辦紀念活動。今年是聽聞林傳凱學長對於白色恐怖的研究，且有意採展覽的形式呈現近年的成果，加上人文學社也一直推動校史內對於四六事件的更多記載，而有了這次展覽。」


　　此外，陳亮甫也談到：「這個時機我覺得有很多重的意義。一方面，目前所掌握的資料有足夠條件將事情講得比較清楚；另一方面，轉型正義或校園民主化工程的問題現在在臺大算是成為某種程度上的顯學，至少大家會注意到這一塊，應該趁這個時候讓大家去直指問題的核心。」
　

白色恐怖與我何干───為何我們應該關心這段歷史？


　　雖然校園內普遍對於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較為陌生，但展覽仍希望能開啟與過去歷史的對話。「一九四八年的四六事件是發生在臺師兩校之間的故事，對兩校影響也很大，算是校園白色恐怖的濫觴，所以一開始就有想要和師大一起來紀念四六。」如陳亮甫所說，這次兩校展覽其實在書寫上有一些差異，兩校的背景描述是各自寫，在人物的部分也有分界；這次展覽的主題是針對臺大、師大和國防醫學院三間學校當時的受難者。臺大部分主要為師生，像是：《雙鄉記》記錄的葉盛吉，許強是那時候省工委臺北市書記，是當時醫學院的老師；師大那邊像是黃榮燦和周慎源，一個是當時的老師一個是學生，在當時也是相當有知名度的。


　　謝慧霆則談到：「以前總是會好奇四六事件究竟處決多少人，雖然後來得知其實並沒有；可是四六事件之所以重要並不在於死亡人數的多寡，而是在於其導致了校園民主的沉寂。四六事件可視為是白色恐怖的一個鮮明的記號，對校園則是學生聲音的打壓；至於對師大本身的意義則更大，因為受難者都是師大的學長姐，曾經有過熱血抱負，卻因受到打壓而無法將精神傳承下來。現在就會思考如果學長姐當時沒有遭到退學處分，或許可以留下更多寶貴經驗給師大的學弟妹們。」


　　此外，謝慧霆還觀察到，一直以來策展者都希望同學藉由認識四六事件，去反思現在學生對於社會的責任，但會發現同學光是要進入四六事件就很困難，很難去聯想當時跟現在的連結，更不用說反省。


　　「但我認為其實一定是有可以學習跟反省檢討的地方。」謝慧霆談到：「像我們昨天表演完之後，我用投影片放映一些士林王家的照片，像是大家聚在二樓跟警察喊話，就很像四六事件中，學生聚集在宿舍頂樓丟鍋碗瓢盆下去；還有王家事件中，警察把周圍圍起來後趕走記者，這跟戒嚴時代有什麼兩樣？根本就沒有新聞自由。可能需要有比較明確的連結性，同學看到這些事情才會想到，我們現在雖然很自由，還是應該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不然國家機器還是隨時會剝奪我們的基本人權。」



預期回響或效果，以及長遠期望


　　此外，陳亮甫也提到，前陣子在推替陳文成博士校內立碑，現在也還在跑，校園轉型正義的相關活動每年也幾乎都針對四六事件、陳文成事件發起紀念活動或講座。他認為，希望達成的結果不是在短期內看出來的，而是說未來希望有人繼續著重在這一塊，不只有興趣，且致力於推廣與介紹。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藉由這樣的活動，促使校園內有一群人讓這樣東西傳下去，去做類似的事情。我覺得自己任期內，或是一年兩年內倒是還好，不會去太期待看到什麼東西，這是長久的，而是後面的人有沒有辦法跟著繼續做下去。」



結語───「我們都還沒記住，怎麼就要我們忘記？」


　　身處在國際上以民主為榮的台灣島上，現今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威權時代早已隨著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及一九九一年廢除刑法一百條而走入歷史。然而，倘若真是如此，那麼為何需要舉辦展覽回顧這段對當事人來說是難以抹滅的傷痛的歷史呢？


　　展示這段歷史，對於當代臺灣社會究竟有何意義與必要性？對於過往歷史實質內容究竟需要認識與理解到何種程度？過去與現在的連結為何？在資訊環境迅速變遷，五花八門的資訊與議題充斥的年代，一個注意力匱乏的年代，任何議題在公共領域議程的討論上都無從迴避的問題。


　　臺灣當代民眾對於白色恐怖的普遍陌生，源自免於司法偵察系統的侵犯的成長歷程。今日視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權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氛圍，似乎也可以奠基在「前人的努力爭取即是為了讓我們現在不必再煩惱這類問題，而歷史就讓他成為歷史吧。」這類說法得到合理的解釋。


　　誠如臺大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在〈尚待定義的我的三十一歲、尚待定義的臺灣〉一文所說：「我們都還沒記住，怎麼就要我們忘記？」這句話，或許可作為這次展覽的註解，提醒我們現在享有的權利是前人篳路藍縷爭取而來，而且一旦不持續有意識地捍衛，戒嚴時期由國家機器濫用公權力侵犯人民權利的戲碼，就有可能轉化成當代的形式一再重現。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陳銘城——為受難人權發聲的記者

◎人類二　陳瀅



　　陳銘城先生，一九五二年出生，桃園人。二、三十年來，陳銘城先生前後當過《臺灣時報》記者、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編輯及《自立早報》記者，後擔任文建會主委的機要秘書、228紀念歷史館文物組主任、台視八點檔歷史大戲「台灣百合」企劃編劇等，期間參與協助規劃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相關活動。他長期追蹤、採訪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者，完成了白色恐怖出土歷史、海外黑名單與海外臺獨運動史。曾獲1991年台權會第一屆臺灣人權報導獎、 2006年王康陸人權獎。


走向記者之路


　　我是一九八○年開始當記者的，在美麗島事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之後，特別是林宅血案（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發生，林義雄先生的兩個雙胞胎被殺，那時候我看了很氣憤，因為我剛結婚，而且準備要有小孩，覺得怎麼會這麼沒有人性。


　　當時很多報紙大篇幅在報導這件事，但我覺得應該要多一些人去參與，突破一些言論禁忌，讓臺灣的報紙跟電視能有更多的突破，但電視是封鎖的，報紙其實還有一點空間。當時也跟幾個朋友討論過，基本上不參與政治、不搞組織，投入新聞和言論的突破，可以試著去做。所以在林宅血案之後，我就決定辭掉在臺灣全錄公司的職位。正好那時候《臺灣時報》在招考，我考上後，擔任桃園地方記者。


追尋新聞言論的突破

　　當時臺灣的社會還是控管的很嚴密，常聽到有警總帶槍直接到報社要求換版，很多報社的總編輯或是社長沒有辦法抵抗，但那時候《臺灣時報》的老闆吳基福還滿能跟他們對抗，他後來有在美國辦《遠東時報》，想說即使在臺灣的報紙被封殺，在美國還有空間。另外，在美麗島大審時，《臺灣時報》的報導最深入，這讓我很佩服他辦的報紙，認為堅持說真的報紙值得我投入。


　　後來，我因為一些原因離開《臺灣時報》，重返企業界，但是一九八五年發生的江南命案，我實在看不過去，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事，決定回記者行列，在《八十年代》待到一九八六年。之後我就想去報社，因為報紙影響力比較大。戒嚴時期，臺灣報紙只有三大張，言論受到控制，因此需要黨外雜誌。但是解嚴後，基本上許多話題都可以討論了，所以黨外雜誌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漸漸消失。


　　之後，《自立早報》要成立，總編輯陳國祥跟我在電話聊天，問我要不要來。我跟陳國祥在《八十年代》就滿熟的，而且當時的自立報系有言論發揮的空間，所以我就去了。那時有一個想法，戒嚴時間那麼久，臺灣很多言論是被禁止的，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所以我認為把歷史的禁忌挖出來就是一個新聞，特別是在解除戒嚴之後比較能夠談的時候。因此在《自立早報》延續之前的關懷，持續寫政治受難者的故事，包括海外「黑名單」人士、海外臺獨運動人士這一塊。而自立報系的讀者群和他的題材也比較在這個方向，所以我寫的報導很多人知道，另外那時候還有在海外發行的《自立周報》，所以海外認識我的人也很多。


不忍台灣史缺頁


　　我們臺灣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是空白、更是禁忌，我就是想要補這些空白；很幸運的有一些人願意講，但是最重要還是取得信任，因為我跟這些事其實都沒有淵源，目的純粹就是在報紙上一直書寫。基本上我在報社寫的文章特色逐漸鮮明後，慢慢地有些讀者就會認識我，然後會到報社跟我聯絡，我的採訪線就是這樣牽起來的。另外從受難者那邊，如果受他們信任的話，會幫我介紹其他受難者。


　　有的受難者不認識我，有的有看過我的名字，我就帶我寫過的報導過去給他們看，通常不會第一次就馬上採訪到，採訪政治受難者難度很高，因為他們曾被迫害，很難信任陌生人。但是我會耐心慢慢跟他們建立關係，就是把我寫的報導給他們看，知道有記者敢寫這些東西，讓他們對我產生信任。現在是比當時還要容易，因為現在口述歷史、回憶錄是更加常見的做法，在當初真的敢講的人則是相對少數。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受訪者，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律師吳鴻麒的太太，我從認識她，到她後來願意接受採訪，花了兩年的時間。我一直把我寫的二二八相關報導寄給她看，後來她覺得我很認真，才主動打電話給我︰「來我家，我說給你聽。」她一講就講整天了。這讓我覺得對所有的受難者或是家屬來說，最讓他們感到較大的安慰就是有人把他們的心酸故事記錄下來，然後有機會讓別人看到，如果是他們的親友看的話，能給他們一些安慰或是鼓勵。


　　像這些生命史，說真的，我寫得很多書是不想出版的。有好幾次人家都勸我要出書，但是我覺得這沒甚麼好出書的，那不是我的創作，我只是記錄他們。如果出書，那也只有想去看的人才會去看，我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所以我會選擇把這些資料提供給像二二八紀念館、綠島人權園區等有政府力量跟政策支持的機構辦展，負起對大眾的歷史教育及社會教育的使命。



進入政府部門之後


　　我做的受難者訪談還是以一九五○年代的為多，但是有一段時間我停止做訪。二○○○年到二○○四年期間，我進入政府部門當文建會主委陳郁秀的機要秘書，主要在推動一些政策（策畫總統府人權展等），自己就不方便下去做採訪，所以那時候我就找陳文成基金會和臺灣游藝的曹欽榮先生等人來做。我主要都當幕後的策劃人，去推動政策與籌措經費，把很多東西從想像的變成一個具體的呈現。在這段時間內，我也曾做過「謝志偉嗆聲」節目的企畫統籌，做很多受難者的故事。


　　進入政府部門有他的好處，進入體制之前根本很難找經費，我以前在電視台製作節目，到二二八紀念館策劃展覽時，都要為了籌錢煩惱，很累。後來有機會到文建會工作，比較容易拿到辦活動需要的行政資源，而且公部門的影響力比較大，我並沒有掙扎就答應了。在文建會期間，我另外有做過「台灣百合」（台視八點檔戲劇）的總策畫、臺灣人權文化園區的規畫籌備。希望過去台灣那些年代缺的歷史，從二二八、從白色恐怖那個時代的受難者，他們的犧牲與受的苦難，我們盡可能去找出來，就像拼圖一樣，我們要把歷史缺的拼圖，就算勉強找到幾塊還是努力把他拼湊出來。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林樹枝——良心犯的血淚史

◎法律四 吳俊志



　　林樹枝先生於戒嚴時期先後兩次入獄，頭一次是於二十五歲時被認為意圖顛覆政府，以懲治叛亂條例入獄，復於一九七九年時因為藏匿當時逃亡的施明德而再次入獄。其出獄後開始著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史研究，著有《白色恐怖Ｘ檔案》、《良心犯的血淚史》、《海洋的國家》、《泰源監獄革命》等書。


兩場無妄之災，破碎的半生歲月

　　我頭一次進去是因為我跟朋友通信，討論一些臺灣的政治前途，而我也在書信中提到一些地下刊物。那個時候警總會隨機地對郵件做檢查，而我就很不幸的被當作起訴的證據。就因為如此，我跟我那位姓張的朋友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三條第三項（俗稱二條三）入獄十年；在法官宣判時說了：「姑念你年輕，宜予悔改之機會，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我當時聽到完全不敢置信，甚至脫口而出：「法官你是不是在開玩笑？」然而我也不敢上訴，我在獄中認識的許多難友，上訴之後都被再加兩年。

　　一九七五年因為蔣介石去世而減刑三分之一，所以我在一九七七年就提早出獄。但很快的又遇到美麗島事件，施明德開始逃亡，而他第一天就逃到我那邊。就因為如此我被判了兩年，被減刑的部分也連帶地被撤銷。

　　出獄之後要找工作是難上加難，不能參加公務員考試，甚至不能幫人助選。在我第一次出獄時找了個業務的工作來糊口，僅僅工作了一個月，老闆便對我說:「抱歉，我們不能再請你了，我們有我們的困難。」我那時很困惑，縱使我做的不好，也該給我改正的機會才對，後來我才知道，是被「某單位」關注了。

　　在我出獄後，舊的關係也差不多斷絕了，老朋友都退避三舍，唯一能溝通聯絡的就只有我們這些難友。有一回連我們聚餐，在旁邊站崗的特務都比我們聚餐的人還多，你們沒經驗看不出來，對我們來說是不是特務就跟寫在臉上一樣明顯。我結過兩次婚，現在卻沒有子女，也是因為在獄中被電擊刑求的緣故；我現在無父無母、無妻無子，或許這是天意，畢竟沒有家累是革命的最好條件。


著手記下這些故事

　　我坐過兩次牢，第二次出獄的時候已經四十歲了，我最寶貴的歲月就在裡面度過。但我並不是最慘的，我在裡面許多關了二、三十年的難友，每個人都有一個很精彩的故事。如果我不把他們的故事留下來，以後將永遠佚失，我是抱著為台灣歷史留一個見證的心情在做這些事。

　　但很遺憾，一方面當時還在戒嚴，難友們肯說的有限；另一方面因為政治立場不同，獨派願意跟我說實話，但統派要不是不肯講，就是語多保留。其中讓我最挫折的是，那時候我每個周末往南部跑，南北奔波那麼久，可是我也知道他們沒有跟我說真話，要在檔案局公布檔案之後，我才把正確的資料加進去。但比起現在的研究者，我確實掌握了一些比較難得的資料，我的優勢在於我在裡面認識許多難友，即便受訪者是我不認識的，也可以透過這些難友牽線。

　　然而，即使是一些統派的難友，我們政治立場多有扞格，有一部份的經驗卻是最真實的，那就是被刑求的經驗。談到這些事，受訪者有時候會情不自禁，我也會陪他們流淚。舉坐冰床來說，讓你只穿一件內褲坐在冰床上，旁邊還放電風扇吹，結果就是我直到現在天氣一有變化腰就會開始痠痛。我現在滿口都是假牙，也是在刑求的過程中被打到脫落的。上面說的這些只是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最難以忍受的，他可以讓我們連續好幾天天不睡，用強光照著不斷逼問同一句話，這就叫做疲勞偵訊。

　　但如果要問接下來的研究者，還能做些甚麼？我必須說，我讚揚現在這些研究者的努力，但我認為在現下還有更急迫、更有必要的事情得做。革命事需要流血的，但臺灣人在革命的過程中，流的血太少，以至於我們對成果不珍惜，以至於我們離目標漸行漸遠。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藍博洲－－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歷史三  李盈佳



　　藍博洲先生，一九六○年生。自學生時代直至今日，著作遍及小說、報導，其作品曾為電影的藍本，本身也參與過電影的攝製。



緣起

　　憶起當年，他是如何開始這段發掘歷史的旅程呢？「主要就是我在做二二八（相關探討）時，看到一本官方的小冊子，和謝阿水有關的。那時候我和一般人一樣，也不知道什麼五○年代白色恐怖，不曉得有誰被槍斃，更不知道要去哪裡問問題。」

　　當時藍先生發現官方資料中有一臺大學生，很可能是二二八時重要的學生領袖，四處詢問、輾轉覓求，卻無人知曉；又或者，知道有個基隆中學事件，於是去找基隆中學的校長，找了之後才發現他是鍾理和的哥哥（鍾浩東）；找到鍾校長的太太蔣碧玉女士，也才發現她是蔣渭水的女兒。採用口耳相傳的方式探求線索，進而慢慢使認知加深增廣。

　　然而，從尋找線索、調查採訪到構築篇章，其間的過程是相當漫長的；單就採訪來說，「採訪不像你們現在這麼容易。那時候大家都怕，你沒有找到可靠的介紹人，不可能做採訪的！所以很多文章的完成，大概要花上前後十年；不是說十年間只做這件事，而是很多時候，是必須要等的。採訪不是一次解決。」藍先生略為加重語氣：「有時候他們（指訪談對象）還考驗你哪，想說『你這傢伙可靠不可靠？你會不會是特務？』他在試探你，你就要一次一次的去訪。」



訪談經驗二十年

　　「另外一件事：你知道越多，才越會問問題；你知道的事少，不會問問題，只好瞎扯，人家也就和你瞎扯；就算採訪過程中人家透露了很重要的線索，你不懂，也就幾乎等於沒有。」藍先生如是說，「就這樣，逐步開展出來，大概花了我二十年的時間；架構有了，再來就是細節。」

　　那麼，訪談有什麼樣的技巧呢？「其實也沒什麼技巧，就是要誠懇、要尊重，別像一般媒體那樣，老是消費別人的傷口。有些事情，訪談對象希望你不要寫，你就不能寫。人家告訴你，是因為相信你，而只要犯了一次錯，你這名聲就壞了；這個是會傳的嘛，人家以後就會拒絕你的採訪。像我做到後來，是人家主動來找我。」

　　不過，這些年來的採訪經驗，倒也並非一路順遂。遭逢挫敗之時也是有的。「一般來說，閒聊的時候都還好，但問到後來，為求建立比較有系統的檔案，我的談話方式會有點像在問話；那他們的家人會緊張哪，有時我就被趕走了。」藍先生緩緩道來一個例子：有一回他到桃園大園鄉的海邊拜訪一位老先生，預計要談的是省工委的發展，老先生很熱情的接待他，「我也買了新的相機，開了我的破車去找他。」藍先生回憶道，「一開始，老先生的太太就在他後面不安的走動。我們談著談著，她忍不住開始『嗆聲』了。」老先生本來還叫他太太安靜，但她後來終究「抓狂」（閩南語），訪談遂告終止。

　　「採訪實在沒什麼，重點是態度要很誠懇。而且，你不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出名，也不能拿學位。有一次在潮州，有人問我『你寫一篇可以賺多少錢？』我聽見這樣問，大概知道他在想什麼，就算給他聽：假設一篇一萬字好了，一個字一塊錢，總共一萬塊，算算往返車錢和其他花費，你就知道了。」

　　「做任何題目都一樣，環保問題也好。其實就是以誠待人，其他就看你的認知有多少。你的認識越深，就越會採訪。」夜色中，藍先生續道，「再來就是不要一開始就帶有立場。包括我在內，採訪完往往會面臨一個問題：要怎麼寫？」關於寫作，藍先生的原則是「忠於歷史」，然而，這四個字實踐起來，一點也不容易。「我這樣忠實於歷史，都還被人家說帶有立場、要宣傳中共的社會主義等等。但如果你們去做，他們（訪談對象）真的就是這樣嘛，有些人第一次和你見面，開口就是：『我是共產黨人，你如果要採訪，就要如實的寫，不然就不要寫。』那是因為他們歷經長期的壓抑，碰到太多（有特殊意圖的、不如實報導的）了。」



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藍先生的核心重點一向不在於誰出賣了誰，而是那個時代理想主義的精神；透過尋訪與寫作，他想要召喚的，是那些現在已然消逝的精神。做這樣的工作，經濟壓力不小；得不到社會的肯定，做起來也相當寂寞，「連我太太也笑我：你除了白色恐怖以外還有什麼？但對我來講，這很有意義；也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選擇。」不過，在和老前輩們接觸的過程當中，他也確實找到一股安生立命的力量；受訪老先生表現出來的壓抑、要哭又哭不出來的感情，受訪老太太所展露的理想人格，以及遭槍決而逝者於生前透過書信所傳達的、「火燒罟寮全無望」的心境，皆撞擊著他，一次又一次。

　　「尊重歷史，不然就不要寫它；起碼不要說共產黨人主張臺獨嘛！會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這個社會真的有病。我自己是十五歲就想寫小說的人，可是我在看後來的小說，實在看不下去；都沒有生活！臺灣搞創作的，都沒有生活經驗，而事實上文學不能脫離現實。於是我想寫一些比虛構的小說還要有意義的東西。我和整個臺灣的文學界也不一樣；沒辦法對話。我講的他們不懂，他們講的我也沒興趣，這沒辦法。我原來就不是為了討好誰而寫。有些人以為我的作品在大陸很受歡迎，其實不然；他們有時候反而喜歡臺灣這種……『小資』的作品。」

　　當然，他的作品也有受歡迎的，「有個大陸的研究生告訴我，同樣的題材，我寫的他看了會感動，他們那邊的作品，讀了卻反而沒有什麼感覺。這種逆反心理的形成，我想和大陸作者將人物神聖化的手法有關。就好比他們把魯迅搞到連學生、老師都討厭；他們不要魯迅，要梁實秋。」



限制與突破

　　不可諱言的，歷史不可能有完全的真實。「你所知道的……就是你知道的。」藍先生停頓了一下，微笑道：「還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誠如他所述，不認識歷史，就會付出代價。今天的局勢如此，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歷史是延續的，不管喜歡抑或是不喜歡，都必須去面對。如前所述，在時空不停的轉換中，再現歷史很不容易，「像是麥浪歌詠隊，算是當時相對開放的，但我做了那麼多採訪，知道他們談戀愛，卻始終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談戀愛的。我想他們感情的深刻是很含蓄的。光是我們這代和你們這代就很不一樣，更何況我們和他們。」

　　既然還原是困難的，該怎麼做呢？「寫的時候，要設身處地地去想。了解自己，才能夠了解別人。你身上有的，別人身上也有。」此外，藍先生指出，臺灣所面臨的問題是「標籤化」，人們沒有辦法深刻的去談問題；遇事先劃分立場，接下來就很難談下去了。「對某些歷史事實的認知，應該可以是一致的。」

　　曾經，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某些人，在被槍斃之前，是要喊口號的；曾經，年輕人在踏入婚姻以前，都沒有牽過彼此的手；曾經，有一群懷抱理想的青年，為了生活奮鬥著，在已知與未知之間追求著。也許現在的人很難相信，但這些活生生的歷史，確實發生過、存在過。

　　作為一位寫作者，藍博洲先生不斷和人們接觸、不斷思考問題、不斷書寫，從最早期的《旅行者》、九○年代的《幌馬車之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麥浪歌詠隊》到最近幾年的《老紅帽》等等，他以二十餘種著述和背後滿滿的關懷，宣告著他的理想。他所做的，難以一言以蔽之，在未來也有無盡的可能。「我還有很多採訪還沒整理。」藍先生告訴我們：「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幫忙整理。有一些我根本還沒時間整理！」無論如何，那些曾經存在的人、事、物，是整個社會應該、可以共同面對的。

白色校園的美麗與哀愁——專訪張則周老師

◎大氣三　陳梁政




前途似錦的美麗之島

張則周老師生於河北，祖籍山東，一九四四年正值青春時期的他踏進北京市立第四中學的大門。當時許多思想開放、勇於批判的青年和學者在各所學校奔走，希望能帶領更多學生了解社會及國際現況，這股浪潮蔓延整片秋海棠大陸。

三年後公費考入國防醫學院的時候，他便挺身為了學生簡陋伙食，向學校要求將美軍倉庫的多餘罐頭等轉給學生，這份直率的個性嶄露無遺。國防醫學院的風氣封閉，生活管制嚴厲地讓人窒息，一年之後張則周老師便趁警備鬆散溜出，尋找自由的風而遠渡到朋友口中的美麗之島──臺灣。隔年二月他通過了臺大、師大寄讀生入學考試，六月時幸運的分發進入臺大化工系就讀，開始了青春洋溢的大學生涯。

實用心理學班

隨著張則周老師的回憶前行，「那邊是一號館、二號館……當時的布告欄就行政大樓和農經大樓中間。」老師指著遠方小小福的方向這麼說著，彷彿一花一草歷歷在目。某天就在這個布告欄貼出了臺灣省社會處開授實用心理學的消息，他認為大學階段應該拓展視野，也對心理學有著濃厚興趣，便和同學相邀聽課。當時除了學生以外，也很多一般民眾聽課，大家都著迷於課程和講師于非的口才。除了課程外，他也期望大家能多讀一些課外讀物，鼓勵同學們交換書籍閱讀。

某天講師就這麼失蹤不見，心理學班也就停開。當時因為工學院的課程繁重，張則周沒時間向同學借書，只記得自己找了幾本書來看，也不是什麼禁書。學生們抱著一股熱情求知，但誰也不知道暗潮洶湧的政治勢力已悄悄伸手進入椰林大道了。

風雲丕變的一九四九

一九四八、四九是學生運動非常活躍的時期，可說是遍地開花。在三月二十日發生臺大師大學生腳踏車雙載事件，身為學生的張則周也看不下警察蠻橫的行為，和同學們肩並肩走上街頭，要求警察給出合理的交代。爾後四六事件中，另外一位政治受難者──物理系姜民權女士在學生救援活動中跟他有過短暫交集，「我記得四六事件的時候，張則周同學站在台子上講話，他是京片子，講得很好，大家都在聽嘛。」那時候張則周就站在行政大樓餐廳的桌上大聲疾呼，學生都實感政府濫權而痛心。

以前的舊臺大宿舍位於現在新生南路上金華國中那片地，就在二年級下學期的五月二十日，一群同學正在男一舍圍著一張桌子準備材料力學的考試，突然學校的生輔組主任就陪同一位軍官闖進來，想要找張則周去「談談」一兩個小時，去哪談？為什麼找上他？他完全一頭霧水，臨走前還將口袋中話劇社公演未賣完的票券囑託給同學，誰知道下次他能踏進臺大這塊地已是十一年又四個月之後。

為了不讓這些被捉的人知道身處何方，被押進軍車裡的張則周就被載在市區繞呀繞，下車後就被丟進一間寺廟，後來才知道這裡叫作東本願寺，也就是保安司令部安置罪犯的第一現場。兀自在旁邊待兩個鐘頭，沒有受到任何問訊就被關進監牢裡，裡頭的牢犯多是在二二八之後被抓進來的政治犯，這兩年之間與社會完全脫了勾，一看到是新來的學生便熱烈地向他詢問當時外界的情勢，充分流露出這些受難者即使被囚禁依然關心國事的情懷。

判決第2467號

每天凌晨四點監牢大門打開，鏘啷鏘啷的聲響迴盪在寂靜的牢房之間，劃破寧靜的是從獄官口中沉重的名字，這一串被呼叫到的人不是要去吃早餐，而是必須踏上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有的人早有心理準備而抱著慷慨赴死的心情，有的人則是顯得驚慌失措。當你一聽到同案的人開始被唱名，就該有下一個可能會輪到自己的心理準備了。

在四個月間僅僅四次的問訊，記得在狹小黑暗的空間中單獨面對審訊「有人說你參加心理學讀書會，你為什麼參加？讀了什麼書？」於三十九年九月五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9)安澄字第2467號」就在青島東路的軍法處宣判了，這就是講師于非所牽連的「中央社會處臺灣工作站」案件其中之一。「我記得對面牢房有位基督徒周哲夫，他是鐵路局股長，每天虔誠的禱告，最後一位被叫到名字他不敢置信的楞了許久，直到身旁的難友提醒，他才回魂過來、踉蹌的走出牢房…」被處死的周哲夫便是同案的人，因為提供鐵路運輸資訊給于非等人就被判了死刑，這其實只是些很容易獲得的資料啊！

到了十點多開庭的時候，張則周一行人就被帶至法庭逕行宣讀判決，旁邊的女同學大喊不公，她們矢口否認參加心理學的讀書會並要求與提出口供者對峙，當庭法官只冷冷地說：「你們說冤枉，那人早上被槍斃了要跟誰喊冤呢？」這種話現在聽來極度諷刺，卻真實是軍法審理的黑暗面，幸或者不幸？至少逃過死劫。

嘗遍世間冷暖的黃金十年

判決結果十年之後確定後便立即發監執行，最後輾轉被送上了火燒島──綠島。踏上一片荒蕪的這座小島，但環境的開闊反而一掃前幾年被禁閉在狹小牢房裡的抑鬱，工作僅僅是打石頭和砍茅草，現在所看到的綠島監獄等建築都他們首批政治受難人所親手堆砌出來。對他們幾位學生來說因為從未幹過苦力，這種勞動型的工作實在是吃不消。雖然體力慢慢有所增進，但苛刻的監獄指導員卻也不停增加工作量，他們心想：「要是一直去滿足長官的要求，那豈不是會被操勞到死？我們有些人就只給他砍三十根茅桿。」

就因如此被認為刻意搗蛋破壞秩序，再次遣送回軍法處審判，其中有些人就被槍斃了。「還記得那時候有個叫尤飛的憨厚老實人，他跟別的中隊的女孩紙條傳情，結果被誣賴密謀組織叛亂，也被處死了。」而張則周所幸沒有把柄被掌握，轉送到景美安坑的軍監獄，最後一兩年再被送到土城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即便是刑期結束之後，又被強迫到小琉球勞動一年四個月。就在這裡結束顛沛流離的十一年又四個月囚禁歲月，身體上的折磨和逝去的青春歲月也已經無法挽回。

永遠開朗的樂觀主義者

究竟人的一生有什麼意義呢？一個滿懷著熱血期待能夠為國家盡一份心力的青年，從大陸漂流到臺灣這座海島，從臺灣再漂流到旁邊更小的島嶼，以為自己能夠掌握人生，卻如一顆湍流中的細砂，只能任由時代的洪流從這裡被帶往那裡，眼見身旁的人接二連三的逝去。人生路途上所遭遇到的這些種種挫折，不禁讓張則周老師有這樣的感觸，也是許多政治受難者共有的心境，但能在這數十年來支持他繼續往下走，應該是那顆樂觀及積極的心吧！

這顆心使得張則周老師不願自我封閉，即便退休依然開授生命與人課程、籌辦社區大學，不停地將公民應具備的知識帶給更多人，也積極參與NGO組織的改革活動，創立了公義生態社會的理念。他認為目前大學只重視專業領域讓大部分學生缺乏對世界、社會整體的看法，大學生也因此逃避了應該肩負起的社會責任，從工學院轉到農學院的經歷，生命科學的學習提供他不一樣的人生觀，同樣知識的整體觀能夠協助塑造完整的人格，最重要的是將生命經驗轉化為行動上的能量。藉由集結眾多這些微小的力量，才有機會讓停滯的臺灣社會能夠更往前邁一大步。

以張則周老師為鏡，身處同樣的臺大校園、身為同樣青年學生，不同於以往的封閉動盪時代環境，今日我們有什麼樣的理想可以為社會付出實踐呢？

吹入校園的風暴——省工委與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生傳三　廖翊筌　人類二　陳瀅



　　大多數的臺灣人民，對於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不是陌生，就是有相當程度想當然爾的誤解。然而，隨著官方資料的解密，受難者口述歷史的出現，還原這段歷史的線索，讓我們得以一窺白色迷霧中的真相。近幾年來，大家已經不再懷疑，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確實存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以下，讓我們簡略地介紹省工委的起源，以及省工委與校園白色恐怖的關係。



政治脈絡：國共內戰下的臺灣

　　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充斥著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愉悅，以及回歸祖國的期待。遺憾的是，這樣的期待，隨著陳儀政府毫無紀律的統治手段消散無蹤。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警方一次粗糙的查緝私煙行動，點燃臺灣人民長期累積的不滿。各地大規模的抗議與動亂驚動了統治者，行政長官公署連忙向中央請求軍隊鎮壓，這就是大家熟知的二二八事件。

　　另一方面，臺灣的命運，也受中國本土國共內戰的局勢牽引著。一九四七年年初，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一九四八年到隔年年初的三大戰役，局勢逆轉，採取主動攻勢的國民黨，從全面進攻轉變為全面退守。當時，蔣介石已預見國民黨在大陸無可挽回的潰敗局勢，早把目光轉向到海峽對岸的臺灣。同樣的，共產黨也注意到臺灣在國共爭鬥中，日趨明朗的關鍵地位。在一九四八年年中，中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臺灣是國民黨最安定的後方，並積極發展在臺灣的地下組織活動。

　　為了保存國民黨最後的反攻基地，蔣介石逐步加強對於臺灣的控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任命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規定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為全省各縣市戶口總檢查時間，清查臺灣島上的各類人口。同年的五月二十日，頒布了《臺灣省戒嚴令》，正式將臺灣納入戰時狀態的一環。此後，透過一系列的出入境管制與特別法規，國民政府已經做好了「決戰臺灣島內」的前置工作。六月二十一日制訂的《懲治叛亂條例》，也為國民黨稍後的殘酷掃蕩，提供了法律上的基礎。



國共鬥爭的地下戰線：省工委在臺灣

　　日本宣布投降不久，中共即派遣臺籍幹部組成「省工委」，由蔡孝乾任省委書記，領導臺灣島內的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以後，幹部們陸續潛入臺灣，著手地下組織的籌建。起初，省工委只能從舊有的人際關係發展，到二二八事件前，全臺僅有七十多名黨員和幾個城市支部。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對省工委來說是始料未及的。未有預先準備的省工委，只有個別黨員透入地方性質的抗爭。事件過後的清鄉，使得積極參與事件的城市地區地下黨，陷入了地下工作的低潮期。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地下黨逐才漸恢復了活動，到一九四八年香港會議之前，已經有將近三百名黨員。

　　一九四八年五月到六月，中共高層於在香港召開「臺灣工作幹部會議」（即檔案所稱之「香港會議」），擬定了快速擴張組織的工作目標，至一九四九年底，省工委共計有十七個市區工作委員會、二O六個支部、十個武裝基地，另有三個全臺性質的工作委員會，即「學生工作委員會」、「郵電職工工委會」、「臺灣省山地委」。

　　其中，「學生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委會）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原稱為「臺灣大學學生支部」，隷屬於「臺北市工作委員會」，負責全臺各大專院校學生的組織發展及學生運動領工作，下轄臺灣大學法學院、工學院，以及師範學院等近十個支部小組。其後，擴大為「學生工作委員會」，以臺大、師院學生為主要發展對象，工作目標著重在培養幹部，畢業後的幹部多轉至縣、市、區委員會等地方系統，開展各地區工作，進而展開全臺的學生運動。也就是說，學委會擔負著發展學運，以及培育地下組織工作幹部的任務。



警鐘：三二九青年晚會與四六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少臺大師生投入抗爭，政府雖於事件後對學生從寬免咎，但其後之綏靖、清鄉，以及一連串的訓導措施，均使得校園活動趨於沈寂。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臺大與師範學院的學生因單車雙載遭警拘捕，引發兩校學生不滿，曾三度赴市警局請願，要求立即釋放扣留學生。學委也動員了眾多學生高喊著「團結就是力量」、「警察無權打人」、「反對法西斯迫害」、「反對內戰，要和平」、「反對官僚作風」、「保障人身自由」及「吃公吃光」等口號示威遊行抗議。

　　同年三月廿九日，臺大和師大為主的學生自治會成員，在臺大法學院操場舉行「青年晚會」，宣布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臺灣學生聯盟和臺北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並呼應中國各大城市學生運動「結束內戰」、「和平救國」、「反飢餓，反迫害」的訴求，號召全省學生的串連。結果，這樣的訴求引起情治單位的注意，認為其中可能有共黨勢力滲透，掀起全省學潮的企圖。

　　四月五日傍晚， 警備總部以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人員為由，下令逮捕六名師院學生。師院學生領袖周慎源亦遭到誘捕，隨後脫逃。臺大與師院的學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隔日早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政府綁架學生的暴行。六日凌晨臺灣省警備總部副司令彭孟緝與保安處處長林秀欒親自坐鎮指揮，逮捕臺大學生二十多人、師院學生兩百餘人，此即為「四六事件」。被逮捕的學生多數被家長「領回管教」，少數被處一年至兩年不等的徒刑。



肅清：白色恐怖下的臺大

　　在四六事件之後，校園內的管制日趨嚴格。學生將不論在圖書館借書、領取掛號信都要檢查身份證，甚至遭遇陌生人時都得立即出示身份證，以證明身份。同時，為避免共黨勢力與異議思潮深入校園，學生社團也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甚至遭到解散。情治單位編有「臺大課外活動團體暨負責人名冊」記錄學生詳細的資料並對社團充分的掌控，而學生的自主性活動則趨向沉寂。情治單位甚至成立學運組，用以調查學生活動，了解當時學生在校內、外的言行舉止，使其成為監控之目標。

　　五月十九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所頒布「戒嚴令」，宣布隔日全臺實施軍事戒嚴。六月二十一日頒布「懲治叛亂條例」；翌年六月十三日頒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賦予臺灣省警備司令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調查局等情治單位極大的權力，對共黨黨員或左傾思想者即逕行逮捕、拘押，在在使得校園活動及臺灣社會陷入停頓。校園中百花齊放的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想，都可能被視作反對的陰謀。一九四九年八月以降，省工委的地下組織逐漸遭到破壞，臺大師大內的學委會，也陷入了大逮捕的風暴之中。往後數年內，大量參與地下組織的學生遭到槍決、監禁，此為校園中白色恐怖的濫觴。

導言：從殘存的時代悲劇談起

◎人類二　陳瀅


　　沿著崇德街狹窄的道路往上，兩旁的景物從一層樓或兩層樓的民宅，轉變到一大片灰色連綿不斷的墳場。從遠方看去，無數的灰色墓碑層層堆疊，佈滿每一寸山坡地。

　　在這六張犁的山上，原本只有農戶將先人葬在自家的土地上，日據時，強徵山坡地作為陸軍公墓。光復後，相繼有政壇權貴看中此地的風水，指定為家族墓地，加上大批的外省軍眷若客死異鄉，也草草的尋覓一角埋落，六張犁山就這麼湧出大量紛雜的墳墓。而這裡也是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最後的家。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來自苗栗的曾梅蘭先生，尋覓四十餘年，終於在崇德街山區的荒草堆中，找到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卻屍骨無蹤的兄長徐慶蘭的墓塚。隨後他又陸續發現散處的三個墓區，總數二○一座無人祭掃的墓碑，讓失落近半世紀的受難者墓碑得以重見天日，也喚起世人對這段歷史的省思。


　　如今，站在六張犁亂葬崗的那片山坡地，眼前的每座墓碑略比磚塊大，僅簡單刻註亡者姓名和往生年代，有的字早已模糊不清，也有的僅僅刻著「不詳」。四周樹林環繞，黑夜一片靜默中，台北一○一大樓卻從這片墓山上方傲然突起，直指天空；文山隧道穿越這片山坡，連接繁忙的信義快速道路到熱鬧喧囂的信義市中心，更顯得此處的孤寂。試想，還有多少人記憶著，甚或是從來沒記過。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因《台灣省戒嚴令》的實施，及之後的《懲治叛亂條例》、《叛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台灣人民被壟罩在恐怖統治的氣氛之中，多少自由被抹煞，多少理想青年、好國好民被牽扯進國共鬥爭之中，多少冤假錯案，造成時代下的悲魂。但真相又是甚麼？證物的現世及歷史先行者們的辛苦發掘，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生命史赤裸裸地呈現那時代的真實，衝擊著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


　　如果選擇了遺忘這時代的錯誤，或許哪一天歷史將重演於此，而我們毫不自知。




[小檔案] 曾梅蘭尋兄記


　　徐慶蘭、曾梅蘭兄弟於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因受「省工委竹南區委會銅鑼支部案」之故，先後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徐慶蘭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判處死刑，曾梅蘭則於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日，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徐慶蘭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於馬場町槍決後，因家境貧窮，無錢領屍，遂為臺灣保安司令部草率處置遺體，從此不知去向。

　　曾梅蘭服滿十年刑期出獄後，始終惦記兄長的下落。父母親到臨終前，也一直交代著他：「一定要把哥哥的屍骨找回來，遷回故鄉的墳地安葬」。一直到找幾十年後的一九九三年五月份，在一個極其偶然的情況之下，先是夢見哥哥交代「自己埋在一處竹林下面」，然後通過一名曾處理受難者遺體的「土公仔」阿賓的協助下，在其臺北住處附近後方的六張犁公墓，找到了兄長徐慶蘭的墓塚。

　　除了兄長的墓塚外，「土公仔」還發現了大批類似的墓塚。當時，六張犁公墓的保存狀態甚差，除了一塊塊寫著當事者姓名與死亡時間的矮小墓牌外，沒有明確的墓穴與墓身，並全數埋沒於茅草與竹林中。這塊位於現在六張犁山上「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墓區」的「第一墓區」，多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間槍決、而無人領屍的政治受難者。這些被遺忘的孤魂，其中包括臺大與師範學院的學生，一大部分是沒有其他家屬來臺的外省籍受難者；也有大量的客家人或福佬籍的受難者，因為家鄉偏遠或家境貧窮，與曾梅蘭的家族一樣，無法上臺北領屍。之後，在陸續的整理中，又發現了其他兩個墓區。

　　失落近半世紀的兩百多位政治受難者墓塚，竟然在一夕之間曝光，證明了歷史的真實性，也說明了那段淹沒歷史的血跡斑斑。於是，由 五○ 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犯組織的「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成立了「五○ 年代政治案件處理委員會」。六張犁事件將此問題重現於社會，也提供了一個良好契機，使社會重新面對這段被遺忘的歷史。

社論：戳破依法行政的謊言

◎台大意識報


　　前些日子，北市府因文林苑都更一案，對拒絕參與都更的王家強制拆除，即便許多學生前往聲援，市府仍動員優勢警力強制驅離，引起輿論譁然。而臺北市長在整個過程中，堅稱市府的拆除行動有法源依據，且法院亦已做出判決，自己是「依法行政」。然而這樣的解釋，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批評，認為北市府不負責任，反而罔顧了法律賦予的義務。



　　首先，法條本身所蘊含的價值便已讓人存疑。我們賦予國家權力，縱使再消極，至少也期待它能保護自己的身家財產。依照都市更新條例25條之一的規定，只要「總樓地板面積五分之四的人同意」，就可以協議合建了；也就是說今天只要有人多數人的背書，人民的個人意見就可以被所謂公共利益所犧牲。當高喊公共利益的同時，合理的質疑是這些故事中究竟達成了甚麼公共利益？市容的美觀？公共安全？或者僅是滿足某些人「讓臺北看起來比較進步」的想像？筆者無法認同僅僅為了這樣的理由，便足以拆屋逐人；更難以接受的是，一部以人民為出發點的法律，所關注的焦點只停留在「大家都同意了只剩你」，只在都更前後「財產是否有減少」。



　　條文本身可能蘊含著不正義，但正義不是等到立法者忽然醒悟時才能實現，法條的運作本身便承載著相當的價值，留待執行者與審判者去實踐。然而我們的法院在判決書中聲稱：「陷都更程序延宕，顯失立法之原意。」原來公聽會的目的不是避免居民的利益在公權力之下隱沒，相反的「都更程序順利進行」才是這部法律的目的？同時在這次的司法判決中，法官屢屢以「房地價值嚴重減損」、「損人不利己」等理由來指責王家。可以看出，所謂建設的效率、經濟價值才是法官念茲在茲的，至於金錢以外的價值顯然入不了法官的眼，當審判者都已經把個人意志拋諸腦後搶先為國家暴力背書，政府還有甚麼好忌憚的呢？



　　市府在這次的行動中，屢屢揮著「依法行政」的大旗，出了事便把立法院、內政部通通拖下水背書。的確法條本身存有很大的疏失，但身為執行者本來就有法律賦予便宜行事的權限。如此設計，無非期待行政機關在僵固的法條之外實踐每個個案應有的正義，這是權限，更是義務。然而在這次的行動中，若非學生們的聲援，這就只會被媒體塑造成一個「釘子戶」的故事。如果政府繼續選擇性的依法行政，那麼筆者相信，別無選擇的「公民不服從」抵抗，將持續且更加激烈的不斷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