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陳銘城——為受難人權發聲的記者



人類二 陳瀅



  陳銘城先生,一九五二年出生,桃園人。二、三十年來,陳銘城先生前後當過《臺灣時報》記者、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編輯及《自立早報》記者,後擔任文建會主委的機要秘書、228紀念歷史館文物組主任、台視八點檔歷史大戲「台灣百合」企劃編劇等,期間參與協助規劃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相關活動。他長期追蹤、採訪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難者,完成了白色恐怖出土歷史、海外黑名單與海外臺獨運動史。曾獲1991年台權會第一屆臺灣人權報導獎、 2006年王康陸人權獎。


走向記者之路


  我是一九八○年開始當記者的,在美麗島事件(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之後,特別是林宅血案(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發生,林義雄先生的兩個雙胞胎被殺,那時候我看了很氣憤,因為我剛結婚,而且準備要有小孩,覺得怎麼會這麼沒有人性。


  當時很多報紙大篇幅在報導這件事,但我覺得應該要多一些人去參與,突破一些言論禁忌,讓臺灣的報紙跟電視能有更多的突破,但電視是封鎖的,報紙其實還有一點空間。當時也跟幾個朋友討論過,基本上不參與政治、不搞組織,投入新聞和言論的突破,可以試著去做。所以在林宅血案之後,我就決定辭掉在臺灣全錄公司的職位。正好那時候《臺灣時報》在招考,我考上後,擔任桃園地方記者。


追尋新聞言論的突破

  當時臺灣的社會還是控管的很嚴密,常聽到有警總帶槍直接到報社要求換版,很多報社的總編輯或是社長沒有辦法抵抗,但那時候《臺灣時報》的老闆吳基福還滿能跟他們對抗,他後來有在美國辦《遠東時報》,想說即使在臺灣的報紙被封殺,在美國還有空間。另外,在美麗島大審時,《臺灣時報》的報導最深入,這讓我很佩服他辦的報紙,認為堅持說真的報紙值得我投入。


  後來,我因為一些原因離開《臺灣時報》,重返企業界,但是一九八五年發生的江南命案,我實在看不過去,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事,決定回記者行列,在《八十年代》待到一九八六年。之後我就想去報社,因為報紙影響力比較大。戒嚴時期,臺灣報紙只有三大張,言論受到控制,因此需要黨外雜誌。但是解嚴後,基本上許多話題都可以討論了,所以黨外雜誌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漸漸消失。


  之後,《自立早報》要成立,總編輯陳國祥跟我在電話聊天,問我要不要來。我跟陳國祥在《八十年代》就滿熟的,而且當時的自立報系有言論發揮的空間,所以我就去了。那時有一個想法,戒嚴時間那麼久,臺灣很多言論是被禁止的,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所以我認為把歷史的禁忌挖出來就是一個新聞,特別是在解除戒嚴之後比較能夠談的時候。因此在《自立早報》延續之前的關懷,持續寫政治受難者的故事,包括海外「黑名單」人士、海外臺獨運動人士這一塊。而自立報系的讀者群和他的題材也比較在這個方向,所以我寫的報導很多人知道,另外那時候還有在海外發行的《自立周報》,所以海外認識我的人也很多。


不忍台灣史缺頁


  我們臺灣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是空白、更是禁忌,我就是想要補這些空白;很幸運的有一些人願意講,但是最重要還是取得信任,因為我跟這些事其實都沒有淵源,目的純粹就是在報紙上一直書寫。基本上我在報社寫的文章特色逐漸鮮明後,慢慢地有些讀者就會認識我,然後會到報社跟我聯絡,我的採訪線就是這樣牽起來的。另外從受難者那邊,如果受他們信任的話,會幫我介紹其他受難者。


  有的受難者不認識我,有的有看過我的名字,我就帶我寫過的報導過去給他們看,通常不會第一次就馬上採訪到,採訪政治受難者難度很高,因為他們曾被迫害,很難信任陌生人。但是我會耐心慢慢跟他們建立關係,就是把我寫的報導給他們看,知道有記者敢寫這些東西,讓他們對我產生信任。現在是比當時還要容易,因為現在口述歷史、回憶錄是更加常見的做法,在當初真的敢講的人則是相對少數。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受訪者,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律師吳鴻麒的太太,我從認識她,到她後來願意接受採訪,花了兩年的時間。我一直把我寫的二二八相關報導寄給她看,後來她覺得我很認真,才主動打電話給我︰「來我家,我說給你聽。」她一講就講整天了。這讓我覺得對所有的受難者或是家屬來說,最讓他們感到較大的安慰就是有人把他們的心酸故事記錄下來,然後有機會讓別人看到,如果是他們的親友看的話,能給他們一些安慰或是鼓勵。


  像這些生命史,說真的,我寫得很多書是不想出版的。有好幾次人家都勸我要出書,但是我覺得這沒甚麼好出書的,那不是我的創作,我只是記錄他們。如果出書,那也只有想去看的人才會去看,我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所以我會選擇把這些資料提供給像二二八紀念館、綠島人權園區等有政府力量跟政策支持的機構辦展,負起對大眾的歷史教育及社會教育的使命。



進入政府部門之後


  我做的受難者訪談還是以一九五○年代的為多,但是有一段時間我停止做訪。二○○○年到二○○四年期間,我進入政府部門當文建會主委陳郁秀的機要秘書,主要在推動一些政策(策畫總統府人權展等),自己就不方便下去做採訪,所以那時候我就找陳文成基金會和臺灣游藝的曹欽榮先生等人來做。我主要都當幕後的策劃人,去推動政策與籌措經費,把很多東西從想像的變成一個具體的呈現。在這段時間內,我也曾做過「謝志偉嗆聲」節目的企畫統籌,做很多受難者的故事。


  進入政府部門有他的好處,進入體制之前根本很難找經費,我以前在電視台製作節目,到二二八紀念館策劃展覽時,都要為了籌錢煩惱,很累。後來有機會到文建會工作,比較容易拿到辦活動需要的行政資源,而且公部門的影響力比較大,我並沒有掙扎就答應了。在文建會期間,我另外有做過「台灣百合」(台視八點檔戲劇)的總策畫、臺灣人權文化園區的規畫籌備。希望過去台灣那些年代缺的歷史,從二二八、從白色恐怖那個時代的受難者,他們的犧牲與受的苦難,我們盡可能去找出來,就像拼圖一樣,我們要把歷史缺的拼圖,就算勉強找到幾塊還是努力把他拼湊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