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藍博洲--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歷史三  李盈佳



  藍博洲先生,一九六○年生。自學生時代直至今日,著作遍及小說、報導,其作品曾為電影的藍本,本身也參與過電影的攝製。



緣起

  憶起當年,他是如何開始這段發掘歷史的旅程呢?「主要就是我在做二二八(相關探討)時,看到一本官方的小冊子,和謝阿水有關的。那時候我和一般人一樣,也不知道什麼五○年代白色恐怖,不曉得有誰被槍斃,更不知道要去哪裡問問題。」

  當時藍先生發現官方資料中有一臺大學生,很可能是二二八時重要的學生領袖,四處詢問、輾轉覓求,卻無人知曉;又或者,知道有個基隆中學事件,於是去找基隆中學的校長,找了之後才發現他是鍾理和的哥哥(鍾浩東);找到鍾校長的太太蔣碧玉女士,也才發現她是蔣渭水的女兒。採用口耳相傳的方式探求線索,進而慢慢使認知加深增廣。

  然而,從尋找線索、調查採訪到構築篇章,其間的過程是相當漫長的;單就採訪來說,「採訪不像你們現在這麼容易。那時候大家都怕,你沒有找到可靠的介紹人,不可能做採訪的!所以很多文章的完成,大概要花上前後十年;不是說十年間只做這件事,而是很多時候,是必須要等的。採訪不是一次解決。」藍先生略為加重語氣:「有時候他們(指訪談對象)還考驗你哪,想說『你這傢伙可靠不可靠?你會不會是特務?』他在試探你,你就要一次一次的去訪。」



訪談經驗二十年

  「另外一件事:你知道越多,才越會問問題;你知道的事少,不會問問題,只好瞎扯,人家也就和你瞎扯;就算採訪過程中人家透露了很重要的線索,你不懂,也就幾乎等於沒有。」藍先生如是說,「就這樣,逐步開展出來,大概花了我二十年的時間;架構有了,再來就是細節。」

  那麼,訪談有什麼樣的技巧呢?「其實也沒什麼技巧,就是要誠懇、要尊重,別像一般媒體那樣,老是消費別人的傷口。有些事情,訪談對象希望你不要寫,你就不能寫。人家告訴你,是因為相信你,而只要犯了一次錯,你這名聲就壞了;這個是會傳的嘛,人家以後就會拒絕你的採訪。像我做到後來,是人家主動來找我。」

  不過,這些年來的採訪經驗,倒也並非一路順遂。遭逢挫敗之時也是有的。「一般來說,閒聊的時候都還好,但問到後來,為求建立比較有系統的檔案,我的談話方式會有點像在問話;那他們的家人會緊張哪,有時我就被趕走了。」藍先生緩緩道來一個例子:有一回他到桃園大園鄉的海邊拜訪一位老先生,預計要談的是省工委的發展,老先生很熱情的接待他,「我也買了新的相機,開了我的破車去找他。」藍先生回憶道,「一開始,老先生的太太就在他後面不安的走動。我們談著談著,她忍不住開始『嗆聲』了。」老先生本來還叫他太太安靜,但她後來終究「抓狂」(閩南語),訪談遂告終止。

  「採訪實在沒什麼,重點是態度要很誠懇。而且,你不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出名,也不能拿學位。有一次在潮州,有人問我『你寫一篇可以賺多少錢?』我聽見這樣問,大概知道他在想什麼,就算給他聽:假設一篇一萬字好了,一個字一塊錢,總共一萬塊,算算往返車錢和其他花費,你就知道了。」

  「做任何題目都一樣,環保問題也好。其實就是以誠待人,其他就看你的認知有多少。你的認識越深,就越會採訪。」夜色中,藍先生續道,「再來就是不要一開始就帶有立場。包括我在內,採訪完往往會面臨一個問題:要怎麼寫?」關於寫作,藍先生的原則是「忠於歷史」,然而,這四個字實踐起來,一點也不容易。「我這樣忠實於歷史,都還被人家說帶有立場、要宣傳中共的社會主義等等。但如果你們去做,他們(訪談對象)真的就是這樣嘛,有些人第一次和你見面,開口就是:『我是共產黨人,你如果要採訪,就要如實的寫,不然就不要寫。』那是因為他們歷經長期的壓抑,碰到太多(有特殊意圖的、不如實報導的)了。」



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藍先生的核心重點一向不在於誰出賣了誰,而是那個時代理想主義的精神;透過尋訪與寫作,他想要召喚的,是那些現在已然消逝的精神。做這樣的工作,經濟壓力不小;得不到社會的肯定,做起來也相當寂寞,「連我太太也笑我:你除了白色恐怖以外還有什麼?但對我來講,這很有意義;也就是我的青春、我的選擇。」不過,在和老前輩們接觸的過程當中,他也確實找到一股安生立命的力量;受訪老先生表現出來的壓抑、要哭又哭不出來的感情,受訪老太太所展露的理想人格,以及遭槍決而逝者於生前透過書信所傳達的、「火燒寮全無望」的心境,皆撞擊著他,一次又一次。

  「尊重歷史,不然就不要寫它;起碼不要說共產黨人主張臺獨嘛!會這樣對待自己的歷史,這個社會真的有病。我自己是十五歲就想寫小說的人,可是我在看後來的小說,實在看不下去;都沒有生活!臺灣搞創作的,都沒有生活經驗,而事實上文學不能脫離現實。於是我想寫一些比虛構的小說還要有意義的東西。我和整個臺灣的文學界也不一樣;沒辦法對話。我講的他們不懂,他們講的我也沒興趣,這沒辦法。我原來就不是為了討好誰而寫。有些人以為我的作品在大陸很受歡迎,其實不然;他們有時候反而喜歡臺灣這種……『小資』的作品。」

  當然,他的作品也有受歡迎的,「有個大陸的研究生告訴我,同樣的題材,我寫的他看了會感動,他們那邊的作品,讀了卻反而沒有什麼感覺。這種逆反心理的形成,我想和大陸作者將人物神聖化的手法有關。就好比他們把魯迅搞到連學生、老師都討厭;他們不要魯迅,要梁實秋。」



限制與突破

  不可諱言的,歷史不可能有完全的真實。「你所知道的……就是你知道的。」藍先生停頓了一下,微笑道:「還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誠如他所述,不認識歷史,就會付出代價。今天的局勢如此,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歷史是延續的,不管喜歡抑或是不喜歡,都必須去面對。如前所述,在時空不停的轉換中,再現歷史很不容易,「像是麥浪歌詠隊,算是當時相對開放的,但我做了那麼多採訪,知道他們談戀愛,卻始終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談戀愛的。我想他們感情的深刻是很含蓄的。光是我們這代和你們這代就很不一樣,更何況我們和他們。」

  既然還原是困難的,該怎麼做呢?「寫的時候,要設身處地地去想。了解自己,才能夠了解別人。你身上有的,別人身上也有。」此外,藍先生指出,臺灣所面臨的問題是「標籤化」,人們沒有辦法深刻的去談問題;遇事先劃分立場,接下來就很難談下去了。「對某些歷史事實的認知,應該可以是一致的。」

  曾經,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某些人,在被槍斃之前,是要喊口號的;曾經,年輕人在踏入婚姻以前,都沒有牽過彼此的手;曾經,有一群懷抱理想的青年,為了生活奮鬥著,在已知與未知之間追求著。也許現在的人很難相信,但這些活生生的歷史,確實發生過、存在過。

  作為一位寫作者,藍博洲先生不斷和人們接觸、不斷思考問題、不斷書寫,從最早期的《旅行者》、九○年代的《幌馬車之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的《麥浪歌詠隊》到最近幾年的《老紅帽》等等,他以二十餘種著述和背後滿滿的關懷,宣告著他的理想。他所做的,難以一言以蔽之,在未來也有無盡的可能。「我還有很多採訪還沒整理。」藍先生告訴我們:「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幫忙整理。有一些我根本還沒時間整理!」無論如何,那些曾經存在的人、事、物,是整個社會應該、可以共同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