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106目錄






編輯的話/黃脩閔

大家好,我是總編脩閔。

106刊無疑是在各種混亂中產生,全世界面臨COVID-19的威脅,正常的生活受到影響;台灣雖日漸趨緩,卻也曾有一段高峰期,擔心社區感染與大型群聚的那些時刻。疫情造成的影響、政治環境與公衛的討論,讓2020的前半年充滿各種意義上的調適與反思。

辦公與上課型態的改變、學校對於社團活動的限制,也影響到意識報運作的模式,實體編會改成線上開會,許多受訪僅能先以文字或電話進行,抑或是在確保參與人數不多、場所適合的情況下,亦因為台大限制校外人士進入,許多採訪地點必須拉至校外。但所幸的是,意識報仍然持續運作與產出,並完成了本刊。

本刊分成兩個專題,分別為「中生專題」及「疫情專題」,兩者都共同指向的議題是:我們想要怎樣的社會環境與氛圍?朦朧的中國學生面貌,其多元性真的有被台灣人所接納或理解嗎?對比疫情下的此刻,口罩下所藏著的一次次非常時期的焦慮、疫情所引發的社會問題的被看見,兩者都帶有人際隔離的疏離感。疫情爆發後,就涉及到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國族認同討論、台商如何歸台、中生是否來台的考量,,我們一次次看見社會環境與政治因素如何互相影響,任何兩岸之間的議題都會涉及最根本的本質性歧異。

其一、中生專題:主要探討的是中國學生來台就讀大學或研究所後,所面臨的社會文化與思想的衝擊、其身分認同與適應上的挑戰與反思,涉及到台灣學生與社會怎麼看待中國學生、中國學生又是如何意識到這個身分對於赴台的影響,透過制度的梳理、實質訪談中生所得到的真實的情緒與回饋,幫助我們理解這群常不被看見、單一化或汙名化的同學。

其二、疫情專題:主要從台大出發,探討疫情下的台大其因應管理措施,如何隨著疫情發展和政府最新決策改變,其標準與決策過程面臨怎樣的問題;同時,也探討了杜鵑花節等大型活動有了怎樣的改變;社團活動如台大合唱、台大山服、台大藥學之夜的運作,在疫情中面臨的社團挑戰與轉型等;疫情下的學生生活型態與心靈有了怎樣的體會,無論是對於隔離的想法、對於排除與公布個資的反思;最後則是交換生在疫情下所面臨的考驗,透過訪談眾多交換生與國際事務處,爬梳疫情下的台大交換生,其抉擇背後的利弊考量。

以上是106刊的內容,由衷希望舊雨新知喜歡意識報,轉眼間總編任期也將結束,從102刊的社運聊天室、100刊的社史與議題回顧,到103刊的性別、獨立書店與校園專題,走到104刊的馬祖社遊、105刊的108課綱、人社班與司法媒體的關聯,以及一直以來進行的人物專訪與快訊。由衷謝謝大家對於意識報的喜愛或建議。歡迎下學期加入意識報!


文章目錄


【中生專題】誰的自由民主樂土?台大中生的在台經驗與台生的反思



【疫情專題】COVID-19下的台大

鄭心穎、黃脩閔

黃禹翔、郭學云、黃玉真、吳品云

林瀚雲、柯采元、曹雅婷

曹雅婷、黃脩閔

林瀚雲、郭沁妍、陳柏翰、黃脩閔






【疫情專題】交換生在疫情下所面臨的考驗與衝擊

 
◎林瀚雲、郭沁妍、陳柏翰、黃脩閔 


前言


自疫情爆發開始,由於本土確診個案的數量稀少,台灣一直算是世界上相對穩定的地區,整個台灣的穩定,造就了大學端的運作仍然可以保持穩定,不受太大的影響。台大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雖然許多活動紛紛取消,但所有課程,不論是實體或是線上,都並沒有因為疫情而停擺,學校裡,學生也能在遵守規則的情況下,保持基本的社交活動。不過,事實上,仍有一群人,他們的學業、機會、人生規劃都因為疫情而被打亂,他們就是自台大交換至他校的交換學生。

要成為交換生,需要經過漫長而繁瑣的準備與規劃,並且耗費時間與金錢,方能換得踏出國門的那一步,可是,隨著世界各地疫情的失控,分散在世界各國學校的交換生們紛紛受到程度不一的影響,少數的交換生繼續堅守交換國家、也有一些人回到台灣用線上的方式完成交換,但大多數的他們,考量到疫情的高風險,在抉擇之後,選擇放棄交換,回到台大,恢復學籍 。

意識報訪問了16位受到疫情影響的交換生,從他們的口中,帶大家了解,臨時放棄交換回台的交換生,能夠順利銜接台大端嗎?還是會遭遇著什麼樣的困境呢;而選擇繼續交換的交換生們,他們的處境又是如何?

同時,為了更全面的了解交換生所面臨的衝擊,意識報也訪談了國際事務處海外教育中心的高繼吟總監。海外教育中心在國際事務處的架構之下,負責的是出國相關的海外教育計畫,包含交換學生、訪問學生、雙聯學位學生、暑期短期課程及姐妹校提供的實習計畫,主要針對學籍在台大的學生赴外進行學習的相關業務。而意識報訪談的高總監,負責海外教育計畫的統籌。

在此意識報感謝提供意見與經驗的交換生,與接受訪問的國際事務處高繼吟總監。


抉擇:交換生的心路歷程

意識報訪問的16位受訪者中,就分布的區域而言,6位至歐洲地區交換、2位至美國地區交換、2位至中國地區交換、6位至除中國外的東亞地區交換。在抉擇放棄方面,共6位受訪者維持原交換計畫,10位選擇放棄交換回台。時間方面,11位受訪者是自108學年第一學期開始交換,預計交換時間一學年,另5位受訪者是108學年第二學期開始交換,預計交換時間一學期。就結果來說,10位受訪者放棄交換回台,其中2人為延畢交換,學分已滿,依校規直接畢業,其餘8位受訪者恢復學籍,繼續完成台大學業 ; 另6位受訪者仍持續交換計畫,不過只有2位留在交換國家,剩下4位以回到台灣的用線上交換的方式維持。

6位繼續交換的受訪者中,2位留在交換母國,另4位則回台以線上交換。社會所三的江同學除了考量機票、獎學金和離境瑣事等之外,更為重要的是,人生僅此一次出國交換的機會,錯過就沒了,或許在大家眼中留在德國是冒險,但他認為只要能跟其他繼續交換的同學相互扶持一同挺過,就會有迥異於其他年度交換生的體驗,在回台之後也能分享身處疫情重災區的見聞。另一位留在交換母國的圖資三吳同學則表示,因學校位在日本疫情的和緩地帶,若要返台反而會經過高風險的東京地區,於是在和家人討論之後決定留在學校當地。

在回台以線上交換的4位同學中,政治四曾同學提到,本來已經打算放棄交換,不過突然收到SMU願意讓學生能回國完成交換學業的通知,對此也對交換學校方感到非常感謝。留在交換母國的圖資三吳同學也表示,在即使回台灣還是能以線上課程的形式繼續交換的情況下,並沒有放棄交換的打算。其餘的10位交換生,則在種種原因之下,放棄了交換並回到台灣。

影響交換生決定的因素,主要有家人及自身安全的擔憂、機票與費用的考量,以及所在地區的區域性差異等。

家人的擔憂會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在異地的交換生活中,倘若面臨前所未見的情況時,家人的支持與建議往往成為左右決定的關鍵,在受訪者中,有4位提到家人的意見是關鍵。心理五的李同學說:「聽了家人的勸,某方面來說也是回國的原因,原本一開始他們說照顧自己就好,但後來疫情大爆發,轉而希望我回來比較好,後來就放棄在荷蘭的交換回台了。」政治四曾同學也說,爸媽每天看著新聞上說國內外疫情越來越嚴重,感到憂心忡忡,感受到家人的壓力,再加上自己評估之後也覺得台灣環境比較安全,於是也做出回台的打算。

從交換當地移動回到台灣的安全因素與機票也是考量的一環,社會四葉同學直言,能否順利回台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生傳三郭同學也說,遇到最大困難是回家的方式,因為當時歐洲很多地方交通都因為肺炎而有所調整,許多班機也被取消。在歐洲的交換生許多都因為機票的問題煩惱了很久。而前面提到的圖資三吳同學,因為考量到從交換地移動回台灣中間必須經過都市,具有一定感染風險,而決定留在日本當地。往返各國的航班常因為機上為密閉空間,只要乘客中有人為感染者,其他乘客即可能有風險一併中鏢,而成「毒班機」。這或許可以解釋某些交換生的擔憂,畢竟搭乘交通工具移動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與人群接觸,比起待在學校宿舍,反而會讓得病的機率升高。

除了上述提到的因素外,交換生是否回國的考量點,也會因為所在地區不同,而出現差異。在法律四王同學分享美國交換圈的經驗中,高昂的醫療金額是交換生決定回國的考量點,畢竟一旦在美國得病、住院,接受治療的代價並不是一般交換生能負擔的起,而相較於美國,台灣擁有低廉完善且讓人安心的醫療系統,在疫情的當下,理所當然的成為了交換生較願意回國的原因。另外,在歐洲地區,缺乏防疫觀念的文化是促使交換生回國的一個重大推力,至法國交換的國企三程同學提到,法國的生活中未見有任何防疫的措施或警覺(如街道、地鐵上仍有許多人未配戴口罩的大聲咳嗽、機場車站等無體溫監控),且歐盟申根地區無邊界管制讓疫情容易快速擴散,勢必嚴重影響生活的安全性、留在當地也無法好好上課或至其他歐洲國家遊玩,已經失去當時申請交換的意義,也考慮到如果在當地不幸生病,所能獲得的醫療資源將十分有限。

天秤的兩端,一邊是疫情造成的風險,另一邊是離開、放棄的損失,所有的因素都是一個個的砝碼,交換生們只能依據自己與家人的判斷與討論做出決定,這就是抉擇。本文則是希望能探討交換生面臨這些抉擇時,校方給予了怎樣的制度與調整,有無改善空間。



▍時程

在16位受訪者中,訪談資料顯示,不同地區的交換生,做出去留抉擇的時程,與病毒在全球的擴散軌跡有高度的相關性,因此本文視疫情蔓延的時序,分成一月底到二月的東亞、三月的歐美,以及三月之後歐美國家對東亞造成二次衝擊等三大類討論。


一、二月、東亞

最早面臨威脅的,是病毒的發源地,中國的交換生。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1月25日宣布中國大陸湖北省旅遊疫情提升至第三級,其餘地區則提升至第二級。法律三的林同學表示,中國人民大學1年27日便在微信群組通知交換生可選擇繼續交換或者放棄的相關說明,當時詢問台大國際處,均得到「靜候姊妹校通知」並「放棄交換無須罰款但無法保留交換生名額」的回覆,國際處在開完防疫會議後,表示可盡力爭取保留108-2的交換生名額至109-1,現等待台大校方與姊妹校的協調結果;生傳四的戴同學(至上海交通大學交換)則表示,國際處於1月28日告知交換生可以選擇放棄交換,後2月5日再次來信表示可以選擇放棄交換或是由國際處盡力爭取交換延後成109-1。目前兩位交換生皆放棄原先108-2學期的交換,回到台大修課,109-1的交換則靜待其變。

而後,隨著病毒漸漸傳出中國,東南亞的星馬地區與東北亞的日韓也受到了威脅。

針對星馬地區的交換生,台大國際事務處於109年2月14日詢問新加坡交換生是否放棄交換資格,期限至2月20日。在馬來西亞方面,二月初時地理五的蔣同學有向台大端詢問,但由於當時(2月20日)馬來西亞疫情不嚴重,台大端並沒有因應措施。至於日本方面,在2月22日台灣政府將日本旅遊建議升至第二級警戒後,台大國際處於當天向赴日的交換生確認交換意願,並給予約10天的期限考慮,時間至3月2日。

截至二月底前,在東亞地區的交換生們,除了在中國的兩位放棄回台之外,至日本、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六位交換生中,只有前段提及的蔣同學選擇放棄,其於五位均繼續留在交換國。本文以為,交換生之所以未在當時考慮回台的原因,是因為當時除了中國與韓國(新天地會事件)出現大規模的感染之外,其餘東亞國家均無太多的民眾受感染。以數據來看,至2月29日為止,日本的感染人數為241人,新加坡為102人,馬來西亞僅有25人。在三個國家的感染人數均為數不多的情形下,雖然疫情的陰霾帶來濃厚的不安全感與一定的風險,但衡量下並非,且在學校這個相對單純的環境中,要接觸到病毒的機會自然更小,因此交換生們在當時並無出現普遍性放棄的情況。


三月、歐美

真正迫使大量交換生回國的時間點,在三月之後。

三月初,疫情在義大利爆發,並隨即在歐陸地帶迅速擴散,於是,在歐洲各國的交換生,也面臨到了疫情的衝擊。

荷比法地區,法國是歐洲地區首例出現確診病患的國家,至法國高等經濟商業學院交換的國企三陳同學表示,3月2日法國開學,隔天3月3日國際事務處便來信詢問是否繼續交換,3月7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將法國列為第二級旅遊警示區,同時因法國單日確診人數超過300,總確診人數破千而決定歸國,3月12日法國確定停課,隔日3月13日才搭機返台。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於3月11日將荷蘭旅遊疫情警示提升至第二級,而在10天之前的3月2日,台大方已發送提醒信給荷蘭的台大交換生。心理五的李同學於3月2日收到信件時,因當時荷蘭是疫情相對緩和的國家,並未打算返台,直到3月9日左右意識到疫情大爆發時才決定返台;生傳三的郭同學則是等到3月11日荷蘭被列為二級警戒區時,收到台大方寄來的留校意願表後,才決定返台。

比利時荷語魯汶大學的會計四鄭同學於3月3日收到院級辦事處來信,通知可提前結束交換返回台大,目前已完成退宿手續及轉換學籍的流程,交換校方於3月9日向交換生表示,因此次疫情致死率不高,一切活動及課程皆會如常進行,然而兩天後的3月11日,比利時被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第三級旅遊警示區。

德國地區,弗萊堡大學交換的社會所三江同學於3月9日即德國旅遊警示升為第二級後兩天收到台大向交換生寄出的交換意願調查表,3月16日再次收到信件,因歐洲疫情變化劇烈,交換生可重新填答以更改交換意願,學校將以最速件處理學籍問題,而後台大校方也表示可詢問德國校方是否願意讓交換生以線上形式完成交換,屆時可推遲恢復台大學籍的時間。

至於臨近德國的捷克,至查理士大學進行訪問學生的社會/心理四葉同學表示不打算返回捷克,希望可以在台灣遠端把原本捷克當地的學分修習完畢,若不行則會遠端修習台大課程。

歐洲之外,一洋之隔的美國,在3月中旬開始,也逐漸面臨疫情失控的狀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3月17日將美國華盛頓州、紐約州及加州旅遊警示提升為第三級,其餘各州則提高為第二級。中文四的苗同學於3月16日收到回國意願調查表,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校方採取線上授課,因此返台後仍可繼續交換課程;法律四的王同學於3月6日便詢問美國加州大學哈斯汀法學院是否可結束交換及疫情相關對策,3月7日交換校方回應可申請結束但不會獲得任何學分,當天宣布下學期課程由學生決定到校上課或者在家遠距教學,3月12日交換校方宣佈交換生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先行回國,並且在母國完成交換生的學業,3月17日法律學院來信詢問是否繼續進行交換,期限至3月19日止,當天向台大方回覆說不會提前結束交換,但會先行返台。


三月、東亞

在歐美地區疫情失控之後,東亞也迎來了第二次高峰。

日本,3月17日,在旅遊建議升至第二級警戒的將近一個月後,我國政府再度將日本旅遊建議上調成最高級的第三級警戒時,國際事務處再次向日本交換生確認是否繼續交換,並給予期限至3月30日。在交換日本的三位交換生中,生傳五的謝同學雖然表示因非個人因素而被迫放棄交換讓人感到挫折,但學分已經足夠,因此放棄交換後會直接畢業;李同學因日本旅遊警戒升至第三級而選擇放棄交換,之後將恢復108-2台大學籍;圖資三的吳同學則表示,因日本國際教養大學於3月19日公告交換生可以線上課程的形式完成學業,並且可使用學生簽證滯留日本的任何地方,他與事務處確定繼續修課後,將在疫情尚緩的秋田尋找住處,避免需經由東京等高危險地區回台。

同為3月17日,在新加坡的確診人數攀升至266例後,台大方第二次向交換生詢問交換意願。在新加坡管理大學交換的圖資五的林同學於3月17日收到信後,翌日3月18日,接到交換校方通知交換生可盡快返回母國,於是當即決定返台,並保交換籍在線上完成課程;政治四的曾同學於3月因新加坡疫情嚴重而返台,原本考慮放棄新加坡管理大學學籍,但後來交換校方表示允許交換生在母國完成學業,因此將繼續交換。


小結

東亞,是這次疫情中最早被波及的地區,中國早在1月27日即詢問交換生是否續留,而新加坡、日本兩國的學生也分別在2月14日與2月22日收到學校寄來的通知,期限分別是2月20日及3月2日。但在此階段,除了中國的交換生選擇放棄之外,日、馬、新三國均因為確診案例不多,風險達不到多數交換生認為需要放棄的時候,而並無太大的反應。真正讓三國的交換生決定回台的時間點落在三月中,原因是疫情自歐美地區延燒回東亞,造成東亞各國疫情的二次高峰,在確診數紛紛攀升的情形下,留在當地風險亦隨之提高,故紛紛選擇回台。

歐美地區自3月初爆發疫情後進入失控狀態,在短短的時間內疫情迅速擴散,立刻攀向高峰,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歐美地區的交換生必須在短短的期限內決定是否回台,以法國為例,程同學選擇回台的時間落在3月10日前,法國確診數單日增加300例,且總數破千之後。此後。3月10日至3月20日之間,疫情迅速擴散,荷蘭、比利時、德國、捷克等國的交換生也紛紛返台,在所有受訪者中,僅有一位同學仍留在當地。



▍回到台大


在放棄交換回台大的10位交換生中,有2位大五的同學因為為延畢交換,回到台大後直接依校規辦理畢業,結束了身為台大學生的身份。另外8位同學,則是恢復學籍,回到台大修課,但在交換生們從國外返國的情況下,仍會面臨選課及宿舍的困境,以下論述之。


選課

有選課需求的8位交換生,面臨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無法參加初選」。在寒假過年前,一般台大學生已於完成初選一二階的線上選課,而疫情的始點,大略與選課時間重疊,國際事務處最早發給海外交換生的信,時間是1月28日,此時線上選課早已完成,故當交換生自交換母國回台,恢復學籍時已經無法加入線上初選,必須透過「加簽」的方式才能取得學分。

僅能全部透過「加簽」的方式取得學分的情況下,交換生能否修習課程的決定權全權交給教授,儼然已對回國交換生造成「選課不確定」的不便性,另外也有課程須在特定時間完成表單申請,在交換生回國之後已經錯過時間無法加簽,變相造成選不上課的窘況。除此之外,疫情的爆發也造成教授加簽意願受影響,生傳四的戴同學表示,許多課程因為疫情影響導致教授減少加簽名或是不開放加簽。本來交換生就必須以加簽的方式選課,但在種種因素之下使得拿到授權碼的機會較往年更顯不易。然而,許多從歐美地區返台的交換生們,在政府的管制下得面臨14天的居家檢疫,等同於從歐美返台的交換生最快3月底才能回歸校園,代表交換生得在無法到校的情況下進行加簽流程,大多僅能委託同學代跑,甚至還需要需要寄信向每一位教授解釋,例如國企三的成同學。最後程同學也因為選課程序太過繁雜,向學校申請減修。

此外,在心理五的李同學與法律四的王同學的訪談當中,交換生也能透過繳交學生報告書的形式選上課程,時間在人工加簽單結束後的第4週,不過由於學生報告書完全仰賴老師的決定,因此交換生需要花時間搜集資訊、花人脈了解老師的需求。因此,大多交換生均希望學校能夠統一開設一個平台,保障返台卻同時得落實居家檢疫的同學上課權益。

針對選課問題,國際事務處表示面對同學的選課問題,同仁們有向學務處與教務處協調實體課程的加退選,由於返台的交換生因機票時間、實行居家檢疫,無法趕上前兩週正常的加退選時期、與第三週實體的人工加簽事宜,為了讓同學有更多的彈性空間,人工加簽延長到第四週,且考量到無法現場加簽的因素,讓同學以email的方式詢問授課老師加簽的意願,再用email提供給教務處當作證明,幫助還在海外或居家檢疫的同學在選課上更加便利。


宿舍

參與問卷調查的16位同學中,多數同學的住家在台北或者另外有住處,然而有少數卻面臨無居處的窘境,其中心理五的李同學表示,回台後將根據政府政策進行為期14天的居家檢疫,但檢疫期結束後回台大就讀時將無宿舍床位可住,後來在寄信給住宿組後,住宿組隨即安排床位,因此其在完成自主健康管理後,便入住宿舍;政治四的曾同學回台後,得知住宿相關問題要另外詢問住宿組,經詢問後一開始並未得到住宿組的回信,但最後仍有成功入住宿舍。

國際事務處提到,當時有許多需要緊急應變的狀況,也需要跟各處室協調如何處理,學生住宿雖然歸住宿組管理,但住宿組仍需要跟國際事務處確認資訊與決定解決方案。有鑒於理解到部分學生放棄交換回台後有宿舍的需求,住宿組與國際事務處討論後,決定以個案的彈性方式處理,交換生個別與住宿組進行溝通聯繫。


線上交換可行嗎?


考量到各國不同的學制、學期長短與開學日,再加上各地疫情情況均有所差異,國外姊妹校也根據情況推延開學日期或宣布課程線上化,各區的時程與決策也影響著交換生決定該繼續交換、放棄交換或回台以線上課程的方式完成交換。其中,有4位受訪者選擇回到台灣以線上方式完成交換。

美國大學的第二學期於1月份開始,到了北美疫情轉為嚴峻的3月中時,學校的課程進度也已過了一半。法律系王同學指出,3月初時學校就採取了彈性出席,3月中宣布所有課程改為無限期線上遠距授課,同學也詢問校方是否在不結束交換計畫、保交換籍的前提下,讓學生返國以收看網路課程的方式,線上完成這學期的課業與考試。在信件往來後,校方同意同學的決定,遠距完成本學期學業,也讓同學在第二學期的付出不因疫情提早返國而付諸流水。而遭遇類似情況的也有去新加坡交換的圖資系林同學,新加坡疫情在2月中下旬趨於嚴峻,3月中旬學校主動通知交換生若有回國意願者學校予以尊重,並遠距完成本學期課業。

於3月開學的歐洲與日本所採措施則與上述不同,如德國梅克爾則宣布全德大學開學順延至4月20日,荷蘭則全面改為線上教學,法國與日本則有部分學校也提前宣布取消面對面授課。原本預計在法國交換的國企系鄭同學點出,雖然姊妹校曾詢問同學是否願意保留交換學籍在台線上交換,但由於線上交換失去了體驗當地文化的意義與認識當地同學的機會,且姊妹校表示仍須數週的時間才能完成線上課程的規劃,同學也無法好好上課,因此便打消了保留交換學籍的念頭。相較之下,在日本交換的圖資系吳同學表示,姊妹校校園與宿舍全面封閉,所有學生必須離校。學校替因鎖國等不可抗力無法返鄉的留學生介紹、連絡可接受外國人的公寓等替代住宿並補助相關費用,而其餘的大多交換生將繼續在母國以線上課程完成交換。想要好好把握這次交換的吳同學,即使學校將所有課程線上化,但在接受採訪時還不打算回台,積極尋找住宿把以握留在日本生活的機會,盼不因疫情而被迫中斷交換計畫。


整體應對措施討論


在交換生與國際事務處的訪談內容中,有許多地方值得討論。首先是在寒假期間面對突發狀況的應變能力問題。

本次疫情最初受影響的是中國,台灣當局1月28日時便將中國內地旅遊疫情建議提升至第三級警告,而首當其衝的便是計畫前往中國交換的同學。在疫情之初情況並不明朗,學校也未有處理相關事宜的經驗,同時也碰上農曆年假,雖然國際事務處的同仁盡責地在年假中處理疫情相關事宜,但行政效率與討論難免受到拖延。原定要於第二學期制中國交換的生傳系戴同學指出,過年期間每天都處於各種糾結與未知中,同時對親友的詢問也無法給出正確答案,讓人備感壓力與不安。

在這次疫情中,由於台大方有武漢的姐妹校,所以國際事務處早在中央政府開始把疾病列為傳染病、武漢列為一級旅遊警示後,就開始持續追蹤情況,並向姐妹校詢問當地態勢。交換生的議題也在學校的防疫小組於一月底、二月初成立之後,在每一次會議中都會定期追蹤跟討論評估相應措施的標的。但由於過年期間也是中國姐妹校的休假時段,因此當學校第一時間詢問對口的學校時,回應時間相對來說也較為漫長,因而有向同學告知相關事宜正在洽詢、但仍待姐妹校回覆的情況。

其次,針對僅交換108-2學期的學生,能否順延至下一學期,也有其為難之處。

在一月底的時候,已經有中國的部分學校來信說取消第二學期的交換計畫,國際事務處立刻跟主管(國際長)報告,討論並請長官作出裁決,加上教育部在2月5日行文要暫緩赴陸的交流,國際事務處便遵行政府政策。一開始,由於每年度甄選的名額有限,且下學年交換生名單也已確定,因此無法保證為同學爭取順延交換,鼓勵同學以海外教育、訪問學生的機會取代。但在2月5日校方開完防疫會議之後,國際處則表示會以專案受理陸港澳地區的交換事宜,也針對其他地區因疫情而無法交換的同學,向姐妹校爭取下學年交換的額外名額。

即使台大努力爭取將108-2的交換生順延至109-1,也需考慮到當地疫情及姐妹校因應疫情的政策。事實上,出國交換學生甄選簡章是以每年度出去的名額做計算,跟姐妹校簽約也是用年度的名額計算,學校空間與資源有限,無論是在宿舍的容納程度、師生比的要求下,可能會有數量無法因應所有交換生移至109-1的狀況,何況109-1原先的交換狀況也會受到影響。因此,海外教育中心強調會幫同學提名,惟能否接受提名仍待姐妹校的考量與決定。

另外,針對109-1預計交換的同學而言,仍是不確定的狀態。目前,陸續有姐妹校來信取消或延後109-1的交換計畫,最早發布的是新加坡,在日本疫情於3月較為嚴重時,就有先來信提及可能要取消,相應措施則是可能延到下一學期。之後新加坡、澳洲等姐妹校也有陸續來信,此涉及不同國家的學期制度,愈早開學的學校就愈需要優先考量是否取消交換計畫。歐美學校雖較晚開學,但陸續也有學校決議取消下學期的交換計劃。

第三、校院級交換學生的對應窗口不同,所引發的資訊落差。

除了校級交換生外,也有部分同學透過院級推薦至國外交換,但以院級交換的同學,恐怕無法收到學校因重大議題而對交換生公布的最新措施,至新加坡交換的政治系曾同學指出院級交換的同學收不到國際事務處的信件,需要靠同學幫忙轉發才能接收學校因應疫情對交換生採取的措施。或許盼未來學校可以在重大議題上垂直整合相關部門,或設立一臨時部門統合學校相關事宜,設立單一窗口,讓雙方資訊可以更快更即時的交流。

高總監則表示,院系與校級無論是在徵選學生、與姐妹校的對口、合約本身,本來就是分立處理。針對整體交換學生要知道的資訊,如國際事務處處理到的案例與問題,國際長會在防疫會議裡進行報告,也會盡量協調院系間可能遇到的情形,容納可能需要考量的部分,由於國際事務處處理的量體較大,會將問題進行統整,發的公告都會同步通知院系承辦人,讓他們知道校級狀況。如果有跟其他處室協調的事情,也都會告知院系討論完的版本,惟各院系承辦人是否發信給各院級的交換學生,則為各系所內部之間的討論,因為每個院系和對方學校的交換學生計畫實務執行狀況不同,所以仍需以個別院系所和對方接洽的狀況為準,並不在國際事務處負責的範圍內。

最後,則是針對整體的回信效率與海外教育中心的應對模式。

事實上,在1月底至3月這兩個月期間,由於身在外地面臨疫情的威脅,交換生相當仰賴台大方提供的資訊,許多學生每天固定掛在信箱前等待學校回覆,而在當時負責與交換生聯絡的是國際事務處的規劃師們,每日信箱裡都湧入大量的信件,但仍盡力的給海外各地的交換生必要的資訊與問題的回答,海外教育中心處理交換事宜的同仁共有三位,108-2交換的學生有400多個人,109-1也有400多個人,八百人次的問題都由三位同仁進行回覆,業務上十分繁忙,加上業務性質的熟悉性、其他處室的忙碌程度,不太可能調派人手進行。

又因為衡量到同學的焦急,海外教育中心內部有協調3個工作天內盡量要回覆同學的信。這段期間,也多有職員加班到半夜、過年期間雖休假卻得利用網路與電話持續聯絡、或是假日仍然必須發信等情況。對國際事務處而言,他們充分認知到疫情的不可控制性,也明白同學們對於辛苦得到的交換計畫不如預期時的心態,只希望無論是學生、學校或是姐妹校,都能夠彼此強化溝通管道。國際事務處乃至於學校,都希望在確保學生的健康狀態、當地學校的安全後,再進行雙方面的國際交流。






【疫情專題】疫情下的心靈紀實

 
曹雅婷、黃脩閔 

COVID-19影響的不只是身體上預防與治療的轉變,也包含面對該生理與生活型態的改變下,所引發的心靈上的面向,因此,本篇將以生活改變下的影響、隔離者的心聲及公布個資造成的疑慮,去描述疫情下的心靈紀實。


學生生活的改變

自課程改成線上遠距後,學生間減少見面的次數,不少同學認為失去了過往的交友圈,減少了許多認識新朋友或同學的機會,也因為沒有共同要完成的社團活動或其他目標,交流次數驟減。也有不少同學認為,這是疫情底下交友方式的轉換,需要自己安排生活、與朋友相約,線上課程更為彈性的背後,適應的能力或資本更顯重要。也有許多同學提到,因為疫情影響,開始對自己的身體狀況很憂心,原本有的過敏症狀也開始懷疑是否是武漢肺炎,有些同學也因為自身原本體溫就偏高,在量體溫時都會十分緊張,只是普通感冒而流鼻水或咳嗽時,也會擔心他人眼光。


隔離者的心聲

因應每一波的確診案例,除了中央指揮中心定義的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與自主健康管理外,台大會有自己彈性的規定,像是因應中研院案例、艦隊案例後也有相關彈性作為,包含為了不造成可能傳染的風險所進行的「禁止到校」、「自主量測健康指標」的政策。

收到學校信件不得到校、必須自主健康管理的同學,即使認為自己並無風險,為了擔心其他同學的眼光與被貼上防疫漏洞的標籤,也僅能乖乖按照學校的政策配合。因受到中研院案例影響而不得到校的同學就表示「明明只是到中研院門口附近,這種被學校定義的防疫風險,覺得很不舒服。」、「明明一收到消息就遵守,卻還是被同學質疑為何上周仍一起吃飯」,這些情緒的消化都只能自己去面對。即使真的選擇不到校,能不能住宿、室友的觀感,仍是一大問題,學校亦未在第一時間針對宿舍生的政策做出詳細解釋,僅表明不得到校上課,若選擇回家,許多人要花上高昂交通費來回,與家人的溝通也是關鍵,家人無心的玩笑、家庭是否能做到確實的隔離,都會是考量的重點。世界亂了套,在擔心自己安危的同時,除了憂心每個口罩下的病毒,還包含他人的眼光,甚至在要回家前還要問一句「我可以回家嗎?」深怕造成別人麻煩,卻又著實知道務必得謹慎,當沒有人能責怪卻也覺得不公時,只能撐過那一段段只能自己面對、隔離的時光。


公布個資的疑慮

因應中研院有COVID-19確診病例,校方於3月23日寄送電郵給全校師生,表示暫停與中研院間之實體交流、參訪及接駁車行駛,並請過去兩周曾造訪院區的教職員工生在家自主健康管理。然而,台大有某系所的學生指出,所辦向全系所的學生公布曾到訪中研院的學生、到訪院區的時間,與需被隔離的時間,理由在於避免同學之間猜疑。

在系所辦公室公開學生個資後,有些當事學生並不滿意這樣的做法,並表示會再跟系所主任討論出更好的因應方法。最一開始有學生向系所辦公室反應的時候,對方回應「如果不公開,害怕師生之間猜疑,也害怕防疫的萬一」,也說「各公司、系所『內部』也都會知道誰該隔離,而且這僅是『向內公告』並非『向外』」。然公布名單的單位是否為多數,又有誰必須知道全體應隔離對象的名單?是單位的全體成員,還是只要把消息流在行政單位和高層人員就好呢?

當事人因造訪時間點敏感而被公開足跡後,這個行為被貼上標籤。系所辦公室強調其為了避免大家猜疑誰將被隔離,而一次性公開名單,然而,具備不確定性的口耳相傳,與百分百肯定的事實仍有差別。在名單公開前,眾人的言論就只是臆測,但一旦公告,就有可能變成事實上的指指點點。

學校公開「有感染機率」名單一舉,相當於用行動告訴整個單位「如果兩週內曾與名單上的人有接觸,就必須自主健康管理」,除了使當事人被當成準感染源看待之外,也讓他們覺得不被尊重。慶幸的是,主任事後也帶著十分的誠意想要解決問題,並承諾若再出現類似情形,絕不會倉促行事。

公開名單絕非上上策,校醫自己也表示,不論是疾管署或是校方防疫小組,都沒有要求或授意揭露因疫情而掌握的名單,此舉也非標準作業流程。疫情來的突然,各系所的做法不一,筆者認為,校內防疫小組有義務訂定一套流程,讓各系所在應對時可以避免採取相對草率粗暴的做法,最小化對當事人造成的傷害。




【疫情專題】社團活動何去何從

 
林瀚雲、柯采元、曹雅婷 

社團概述

台大是一個社團活動多元豐富的大學,社團對於學生、對於學校來說,是不可抹滅的存在。然而,自疫情爆發以來,為了避免大規模群聚造成的感染,學校陸續頒布了一系列的應對措施,社團活動也因此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以下將以時間軸線簡述學校的政策。

2月28日,在南韓疫情快速擴散的同時,課活組公告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社團辦理活動注意事項】,其中尚未申請之室內大型活動者,強烈建議取消,而未申請的一般社課,也需要依照「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措施」擬定防疫措施之規定進行。另外,已申請活動者,課活組要求務必要按照提出的防疫措施進行。

開學以後,台灣疫情曾短暫和緩,各社團也能按照防疫規定,持續的進行社團活動。然而,隨著歐美疫情的失控,大量從歐美返台的國人,衝擊了台灣的防疫體系。而學校也因應情勢,在3月17日,對社團活動百人集會,提出了限制及相關補助、紓困方案。

一週後,中研院出現群聚感染,台大情勢頓時升高,據此,課活組在3月23日公告本校100人以下非必要社團活動取消辦理,而有辦理必要者,必須填具「風險評估表」、「社團活動防疫措施」及「社團活動辦理切結書」並送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查,不符風險評估表條件之活動將不予核可。2天後,3月25日,直接全面暫停舉辦社團活動二週,而原本已經核可但被迫暫停的社團活動,包含社內及一般活動等,總計251件,其中已核可之社內活動85件、未借場地的一般活動166件,有借場地的一般活動0件。

4月7日,台灣疫情再次趨緩,單日確診數僅增3人,於是學校決定,自翌日4月8日始,重新開放社團申請舉辦活動,根據課活組提供的資訊,截至4月底,共核可72件,而活動核可的判定標準,係為參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台大校級防疫小組公布之相關防疫規範製成之「社團辦理活動之必要性、風險評估」表。

近日,4月23日,台灣疫情高峰期已過,課活組再次公告5月份社團活動恢復辦理相關事項,活動人數限制為60人,而申請除須繳交活動單及活動企劃書外(含防疫措施、參與人數等資料),還須填妥「社團辦理活動之必要性、風險評估」和「社團活動辦理切結書」;已核可的活動則須補交上述文件。有關於校外指導老師進出學校的問題,只須在社團活動核可後,向課外組申請「社團講師/技藝指導老師工作證」,並在進入活動場館時填具「國立臺灣大學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關懷問卷(社團版)」,再請社團於活動結束後隔日將問卷交給課外組存查,即可進入台大校園。最後,校外人士不得參與社團活動,僅台師大、台科大的同學能申請「臺師大/臺科大學生活動參與證明訪客證」進入台大。

以下以台大合唱社、台大山服社為例,探究疫情影響下對於社團造成的實質影響、以及對幹部與參與學生造成的壓力。


台大合唱社

在這次疫情中,台大合唱下半學期的社課自3月底起迄今全部暫停,並且已確定一學期一度的公演音樂會將不舉辦。合唱團總務(下稱總務)表示,練唱是合唱團最基本的功能,所以停止練唱基本上意味著合唱團的功能完全喪失。合唱團團長(下稱團長)也說,合唱團每年最大的目標是舉辦公演,無法練唱進而導致公演無法舉行,是合唱團最大的損失。

合唱團學生指揮(下稱樂訓)指出,傳染性肺炎是屬於飛沫傳染,以歌唱為本的合唱團,在唱歌的過程中有十分高的風險會受到感染,因此首當其衝。再來則是人數問題,台大合唱團作為編制超過百人的社團,每次例行性練唱都會超過學校規定100人集會限制的上限,在配合學校現行限制之下,合唱團的練唱活動亦無法維持。

台大合唱團在寒假過年期間,就已經受到疫情左右。團長說到,當時已有討論停辦2月中的冬季公演,不過一來因為台灣確診數不高,二來因為取消公演將損失幾十萬,以一個學生社團而言無法承受這種損害。經過指導老師與幹部的評估,合唱團以練唱期間全程配戴口罩、入場前量體溫的措施因應,並在國家兩廳院的防疫規則之下,順利完成演出。

在寒假延後開學期間,疫情不見好轉,團長與幹部們在不斷地追蹤疫情態勢,並持續討論停練的可能性。最後決定,以規定練唱必須戴口罩、入場前量體溫與噴酒精,並填寫健康關懷問卷等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在開學後能維持安全性較高的、且可使團員安心的方式進行練唱活動。
然而開學期間的練唱活動只維持了三週不到,在3月17日課外活動組公告了社團活動集會百人限制之後,隔天3月18日,樂訓在社團總版與練唱現場公布,當天是學期最後一次練唱,自3月20日週五起,合唱團正式停止練習。

關於停練,合唱團幹部們有過許多次討論與資料的準備,團長提到他必須每個禮拜必須去更新學校防疫會議的資訊,讓合唱團能在訊息公告前提早應變,以及得知一些不會明文公告的潛規則,例如二活會因為個別場地的大小的差異,決定借該教室的人數上限為何。另外活動部大頭(註:合唱團幹部職稱)也提到,在停練之前,決策層級的幹部無法說定就定,得先跟指導老師與下層級幹部做足充分的討論,取得共識之後才正式形成決定,在討論的過程中,也會有不同的看法出現,例如醫學院或公衛學院的幹部基於專業知識,認為現階段疫情的風險尚不足以達到要停練的地步。不過最終,合唱團以自身對疫情的評估為主,又剛好遇到學校的對百人集會祭出限制措施,於是在3月25日規定正式生效前一週,提前做出了停練的決定。

在社團面臨疫情衝擊的過程中,幹部們是壓力最大的一群,他們的決定會影響到全團百餘人整個學期能練唱與否,也就是說,幹部將背負著,決議實施在全團之後的各種情緒。舉例來說,樂訓在訪談中回憶,在當他在最後一次練唱,站在前方宣布即將停練,而接下來的一個學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見面的時候,完全可以感受到來自台下一百人的失落。

五月開始,由於疫情漸漸趨緩,合唱團試圖恢復部分人數的練唱,經過幹部們的討論之後,決定以維持一定人數的練唱、並將練唱場地移至社辦,與盡可能保持室內1.5公尺的社交距離的方法,維持最低限度的歌唱行為。

最後,團長用一句話總結從學期初以來的心得,「心很累」,4個月來,時刻面對著疫情帶的各種變數,竭盡心力去面對卻又不知有何止盡的一天,是在疫情之下,最無奈的事情。


台大山服社

台大山服社是台大著名的服務性社團之一,每年固定於寒暑兩假前往台灣東部四個布農族部落的國小舉辦營隊。在服務營期間中除了課程教育外,山服的社員也會詳細了解孩童的家庭狀況,並和他們一同參與各種日常活動,因此社團長期與四個部落建立非常緊密的關係,臺大山服的孫同學說:「部落與山服就如同家人一般,每個臺大山服的成員都擁有自己的布農族名字。」因此,向來須要成員密集聚會、討論、籌備,甚外舉團前往外地服務的臺大山服,也在這次的疫情中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每年四、五月間的布農族打耳祭,是台大山服社下半學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社員們會上山與部落的居民共襄盛舉。台大山服的社員劉同學表示,他們自寒假期間便開始籌備這次的活動,儘管當時Covid-19的疫情已在中國爆發,但他們仍對台灣的疫情狀況相當樂觀,她說:「一開始我們真的沒有想過會那麼嚴重。」因此,社員們依然為下學期的打耳祭費盡心思,尤其是大一的同學,各個對即將到來的打耳祭滿懷憧憬期待。

開學後,雖然經過短暫的疫情緩和,但面對全球越趨不穩的疫情狀況,校園的防疫措施也不斷升級。臺大山服的成員提到,那是一段最難熬的日子,隨著各項體育競賽、公開活動的延期或取消,是否能如期上山充滿不確定性,「其實我一直有心理準備,知道活動有可能會取消,但這是我最不最不希望發生的狀況。」打耳祭的籌備依然繼續進行。直到3/17的藥學之夜在登台前一晚臨時取消,「那時才真正感覺到,好像確實不太妙」劉同學說道。

3月17日晚上是臺大山服成員團定車票的日子,負責張羅本次活動的社員說:「當時大家好不容易搶到了車票,非常興奮、期待,感覺打耳祭就近在眼前。」然而,隔日上午,所有的成員即被通知,長老與村長在經過幾次的會議討論後,決定禁止臺大山服上山參與今年的打耳祭。「山上的人顧慮到我們可能攜帶病菌……」劉同學說,當時臺北疫情已相當嚴重,而部落所在的台東則是維持零確診的狀況,因此,部落的居民對此感到相當憂慮,害怕這些「家人」的到來反而成為防疫破口。

臺大山服的成員也提到,儘管成員們對這個決定感到相當難過與可惜,但因臺大山服與部落的關係建立在彼此的信任之上,必須優先考量部落居民的健康與心情,否則將破壞多年來社團與部落建立的信任基礎,更可能影響往後的交流。劉同學事後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儘管所有人都非常難過,但也莫可奈何,大家都非常能理解村民們的顧慮。」

此外,臺大山服原先每月一次的社團活動改為線上,為促進社團成員感情的家遊、期中營也被迫取消。臺大山服的同學提及,原先的社課須要透過大量的會面與討論,共同擬出暑假服務營隊的教案,更進一步試教、了解彼此的問題等。然而,這樣的改變使原本的討論進度拖沓、社課教學成效不彰,也讓社員們無法透過實體活動培養感情,恐怕影響營隊的籌備進度。而成員們只能通過更加積極的私下會面、交流與互相教學,彌補疫情之下社團活動受限所衍生的問題。


台大藥學之夜

3月2日,課活組公告「強烈建議社團取消或延期舉辦」室內大型活動,且3月23日起取消辦理100人以下非必要活動。除了社團活動受到疫情影響之外,各科系多舉辦在下學期的之夜也幾乎都取消或改以線上影片公開表演片段,首當其衝的便是原訂3月17日舉行,卻在活動前夕緊急停辦的藥學之夜。

總召表示,系上在3月16日下午收到校方電話,告知怡仁堂不開放外借,再三回電確認後收到「公文還沒跑完無法正式通知」的回覆。對此,藥學之夜籌備團隊在傍晚發文公告活動全數暫停。當天晚上十點,校方再次來電表示因為行政疏失,原訂3月23日才開始停辦禁止大型活動,理論上藥學之夜並不會受到影響,但還是強烈建議取消或延期。考量已經對外公告取消,消息公開後也有不少學生關注討論,不太可能再硬著頭皮恢復舉行,於是就此停辦。

課活組公告提及,「3、4月因學校緊急防疫規定暫停或取消之社團活動,如獲定期規劃統籌補助者,將核給經費至原補助金額之2倍」,但這條規定並不適用於系上活動。藥學之夜取消後,校方退回所有場地相關的費用,也照實核發申請的預算款,目前已知的補償只有提高下學年舉辦之夜的額度至兩次,其餘未知。

學生籌備團隊因應活動停辦,也做出因應措施。除了將活動前在粉絲專頁已經抽出的獎品送出之外,原本預計當天活動結束後抽獎送出的公關品則依是否具備時效性分類,無時效性的存放在系上,其餘在系內分送完畢。至於是否以其他形式呈現表演,他們也提到原本有幾個替代方案,但當時疫情升溫,政策宣導社交距離,於是替代方案都窒礙難行,在3月31日遂決定直接取消。

消息來得突然,多數參與活動的同學對活動投入的心力都付諸流水,也對校方的做法感到憤怒。雖然可以理解因為疫情而選擇如此應對,但無法體諒在活動前夕才臨時被告知取消,系上氣氛也低迷了一兩週。各個科系的活動雖然頻率不高,但規模都不小,如果臨時取消,將會是一筆不小的損失。雖然校方增加活動舉辦的額度以彌補藥學系,但這並非最好的處理方式。關鍵是在這非常時期,更應避免行政疏失,且在公告發布到實際執行間,應該留一段時間讓相關單位做好心理準備,核定補償措施也有其必要性。


【疫情專題】前所未有的杜鵑花節

 
黃禹翔、郭學云、黃玉真、吳品云 

2020年2月,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到日韓等國,各級學校延後開學,也影響到杜鵑花節等大型活動。

2月17、18日,校方通知各系所杜鵑花節將從台大綜合體育館(新體)的室內場地,轉移至椰林大道上擺攤,以避免室內密閉空間造成群聚感染。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表示,該系系學會2月18日收到預告杜鵑花節要改為實體與線上雙軌並行,再加上先前已有規劃。便著手製作線上高中生專區。不過,多數學生還是期待杜鵑花節能如期擺攤。但隨著疫情威脅越來越大,校方最終在2月24、 25日決定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改為線上展覽、社團博覽會延期舉行。校方在2月26日即對外公開宣佈杜鵑花節學系博覽會改為線上舉行。

雖然校方在開學前一週即作出決定,但每個系所單位之間的溝通效率不同,系學會在2月24日起才陸陸續續經由系辦接到正式的email或公文,而哲學系甚至始終沒有收到正式通知,而是經他系負責人口中才知道杜鵑花節無法擺攤。而且公文只有提及杜鵑花節改為線上,並沒有告知系學會線上杜鵑花節採取的形式。政治系和園藝系等系所在2月27日就收到線上杜鵑花節的施行細節,也有系所如人類系、外文系一直到3/2開學才接到消息。獸醫系系學會則指出,學校共寄兩份公文,有醫學系的負責人未收到「杜鵑花節改成線上舉辦」的消息,獸醫系系學會則沒有收到第二份公文,偶然從植昆系得知線上舉辦的方式。日文系系學會也提到,這次杜鵑花節公文正式發布和訊息流出時間的落差,使大家總是從其他人口中聽到校方的新措施,難以確認真假。

校方要求選擇預錄影片的系學會在3月10日之前繳交13分鐘以內的影片,很多系學會在第一時間卻沒有接到消息,也因為連假和延後開學等因素沒辦法即時跟內部或系辦溝通,導致部分系學會只有不到兩個禮拜可以準備。3月12日校方才針對線上直播進行網頁貼文宣導,因此,亦有對杜鵑花節有興趣的高中端學生表示他們對於線上杜鵑花節的舉辦方式並不知情,亦產生活動宣傳及觸及成效的質疑聲音。

3月14、15日,Youtube 頻道「NTU Campus 校園.臺灣大學 EDU 頻道」從早上九點開始依照節目表輪番播放各系趕工出來的預錄影片或直播。各系學會也在Facebook或Instagram開直播回答高中生的問題。有些系準備了懶人包,也有系學會架設杜鵑花節網站。

這次杜鵑花節改成線上進行,因與以往實體的校系博覽會舉行方式不同,又因時間相當倉促,準備過程中也衍生了許多問題。意識報透過訪問二十個學系的系學會,由訪問中整理學生認為校方端應該改進之處,希望藉此促使今後遇逢重大活動辦理方式的修改,能改善這次的亂象。


各學系因應措施及困難

許多系早在學校通知改為「線上」杜鵑花節之前,已就實體杜鵑花節的部分做了許多準備,有了各式各樣的構想,包括場地佈置、人員分配、道具製作等。例如:很晚收到通知的人類系,原計劃是將杜鵑花節攤位規劃成探險家的書房,擺放世界地圖、人類學相關書籍、籤筒(分別是人類學是什麼、出路、課程)讓有興趣者自行抽籤;始終未收到官方通知的哲學系,原本的計畫除了製作手冊、招募說明人員,用類似就業博覽會的形式去對有來參與的高中生做介紹,甚至還約了一些友系合作了解謎遊戲,準備好了獎品跟題目內容供高中生進一步瞭解各系。

因應疫情,各系基本上按照學校要求,提前錄製系所介紹影片,放在學校提供的YouTube平臺播放。並且在各系的臉書粉絲團直播,進行學長姐經驗分享,以及開放Q&A時段為高中生自由提問。

在預錄介紹影片的部分,對許多系來說亦是一項艱難的挑戰。首先是時間不足的問題,各系收到正式通知的時間大約在2月25日至2月28日期間,影片上交至學校的截止日期是3月10日,也就是說只有約兩個禮拜的準備時間中,各系人員需要討論影片內容架構、拍攝、剪輯,還要約教授進行訪談等。由於時間倉促,影片的品質也只能盡力達到預期效果,加重負擔外,亦有一些遺憾之處。除此之外,各系影片製作能力不一,也為影片品質帶來很大的影響。農化系為了使影片生動有趣,主要以動畫、加上旁白解說農化系的所學以及招生資訊,讓高中生對農化系產生興趣,並大概認識農化系。有些系還在影片中加入一些特效,使影片氛圍活潑,吸引大家眼球。反之,有些系因為缺乏應對人手,來不及找有相關專業的同學,只能由幹部硬著頭皮去做。此外,先前準備的實體展品、福利品都無法用上,系學會要在一到二週內從頭開始規劃影片內容、借器材、找受訪者、拍攝、剪輯,也有哲學系學會因眾多因素而無法準時交出影片。很多同學沒有拍片剪片的經驗,一到兩週的時間內也沒辦法對影片企劃多做討論,只能硬著頭皮跟時間賽跑。時間壓力也讓各系沒有餘裕可以檢查錯誤。獸醫系在交出影片後發現影音輸出有問題,也因為一早就要直播而沒有時間修正。

臉書粉絲團的直播幾乎各系都有準備。中文系本次準備了四場不同時段的直播,分享學長姐自己的經驗,也開放高中生自由問答;資管系還特別加入了教授採訪的環節,讓高中生可以更深入瞭解該系的課程;獸醫系則事先收集高中生對獸醫系的疑惑及幻想後,統整成28道題目。並將題目寫在白板上,用紙張將題目遮著,用隨機抽題號的方式回答問題。不但如此,眾多學系如心理系、法律系等則準備文字懶人包,放在臉書粉絲團供大家參考。

除了學校要求的影片介紹、臉書直播以外,許多系(例如昆蟲系)還自行架設了杜鵑花節的網站,以介紹該系所為主,並放了入學資訊等,供大家參考。比較特別的,例如地理系,將原本做成海報板的摘要優良課堂報告、撰寫地理新知專題,以及採訪系上研究所學長姐、畢業系友的內容,放入網站中。


線上進行的成效

在播出之後,有一些科系回應到觀看人次少的問題,園藝系與社工系學會就提到影片跟直播的觀看次數極少,遠遠不如過往實體參觀狀況;而地理系的同學也感受到不同於過往的人潮,會點閱的幾乎都是自己系的師生,或是真的有興趣的高中生。實體面談對於大學生而言不僅是面對面的談話,更是讓高中生更靠近專業的機會,例如對於化工系而言,杜鵑花節還有宣傳營隊的用途,沒有實體的接近,許多宣傳機會也有所限制;過往不同的科系讓高中生接觸科系內容也不限於解說,例如歷史系可能會透過桌遊來讓高中生接近自己的專業,但是急促的線上影片卻讓這樣的巧思無法展現。觀看次數少,反應的不只是高中生沒有來看自己的系,更重要的是杜鵑花節被「分化」了。對於許多科系而言,杜鵑花節實體化的意義,就是讓自己的專業被認識,但是分化後的杜鵑花節,失去了實體展演自己的空間,他們被認識的機會被剝奪,因此會閱覽的人往往是本來就清楚這個科系內涵的學生。

什麼樣的高中生會走進虛擬化的杜鵑花節?對學生而言,學校告知的時間太短,過程也太粗糙,可能有高中接到了消息但還來不及發送、或是即便高中端知道線上杜鵑花節,卻沒有一個指引手冊告訴他們資源在何方。高中生也許有自己想要問的問題,但也沒有人會想要花三個小時看同一個科系娓娓道來,他們變成搜集資訊的搜尋者,而不是在一個被整合的空間當被給予知識的漫遊者。高中生已知的資訊可能是在升學場域赤手可熱的熱門科系,這些科系也有相對豐富的資源讓高中生接觸到自己的粉絲專頁;而對於資源獲取相對邊緣的學生來說,可能根本不知道台大有這樣的科系、這些科系有什麼樣的系學會粉專,也沒有學長姐分享資訊,對於這樣的高中生而言,他們的杜鵑花節無疑是取消了。學校通知過程對於系學會端來說能整理資訊,構思如何透過線上的解說就服務到所有高中生的需求太過倉促,以至於不論是系上或是對於高中生,今年的杜鵑花節都有可惜之處。

但另一方面,線上的杜鵑花節也開啟了不一般的對話。社會系的同學就提到,透過線上播放影片跟直播,反而消除了原本實體攤位的限制,也讓原本沒辦法參與實體互動的人有加入的可能。例如他們邀請了一個時段是系主任主講,而透過影片的方式也讓系上老師參與杜鵑花節的意願提升。線上直播看似讓對話便的片面單一,但是身為發言方仍然有許多方式可以產生對話,儘管高中生對於這些科系的想像可能是粗略的,觀眾的回饋是未知的。但是這場線上互動,變成不再只屬與學生之間的經驗補給,也可以是窺探到大學教授發送知識的輪廓。

另一方面,線上的好處是資訊的傳播獲得了延續效果,這些被整理好的資訊可以被儲存,給予未來需要用到的高中生重複觀看的機會、也有科系因為這樣的政策,為自己梳理出完整的懶人包,更利於往後的網路形象經營。科技的意義不僅在於跨越空間上的藩籬,也讓這些專業的整理可以跨越時間,這些學生期待的專業價值能不輕易被遺忘。

最後,我們該如何評鑑杜鵑花節線上化的成效?「線上形式」可能方便了更多地區的高中生。但是,許多系所的相關負責人也提出,事實上不論是介紹影片,或是臉書直播的觀看人數不盡理想。外文系則表示:杜鵑花節改成線上運作後,看似會比較多觸及人數,事實上卻沒有。昔日杜鵑花節的高中生們,即便是路過駐足觀察一下,也是讓不同興趣的學生多了一個可以多看多嘗試新系別的機會。然而改成線上後,一開始若沒有想到要觀看外文系直播,便不可能有機會跟他們介紹本系,換言之,來看該系直播的人大多數是對該系有興趣並有些許研究,而我們準備要介紹給各式各樣不同的同學的內容,對他們來說並不是新鮮事物。

社工系的同學提到,評估成效並不只能看直播上面的閱覽人次。當我們互動的對象不再是實體,而變成不斷變化的數字,背後的評等競賽便不難想像。改成線上的用意除了防疫的安全,更應該是可以透過科技讓資訊變得更加彈性與自由。但只計算直播人次為一個科系的宣傳成效,回應到最上端可能是技術的差異,也可能是一個科系可以被了解、取得高中生共鳴,產生互動的方式就有所不同。

我們活在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中,追求成效評估成本的思考模式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杜鵑花節的意義是為了讓不同的專業有彼此互動、產生被看見的可能,要求不同專業的價值要用同一種僵化的技術體現,可能這才是線上化的杜鵑花節最大的限制。


改善方向

首先,最多學系的系學會所提出的問題是:準備時間不夠。各系系學會在二月底才陸續收到改為線上舉行的通知,但預錄影片的繳交期限就在3月10日,造成各系只有一、兩週能構思及產出影片。開學前幾週又正是跑加簽、社團新招說明會的尖峰期,原先就相當繁忙的學生們需要趕緊抽出時間製作影片,許多系的系學會都覺得很趕、很累。

第二,許多科系的系學會都覺得校方決策機制有問題,多次更改政策,使學生無所適從。例如杜鵑花節一開始改為戶外,後來又改成線上,「公布線上舉行」的通知亦沒有同時公布「實際施行方法與細項」,使學生相當無所適從。雖然學生多體諒校方隨著疫情發展修正政策、難以預估未來疫情因此採「滾動式修正」,但仍有許多系學會在訪問中表示,希望學校的政策可以一次到位,並且應儘早說明施行細則,避免學生端來不及因應。亦有學生認為,既然這次杜鵑花節已改線上舉行,應考慮直接延後杜鵑花節舉行時間,給系學會更充裕的準備時間。

第三,在政策宣達的過程中,資訊流通也出了問題,經過意識報的訪問,各系系學會收到訊息具有時間差,因此產生了各系準備時間的差距。本報訪問的科系中,大多科系都在2/24陸續幾天收到系辦轉傳的通知,但也有多個科系因系辦不清楚學生端負責單位或訊息轉達較慢等種種問題,造成比其他系更晚得到通知。

資訊流通發生的問題使許多系學會負責人感到相當徬徨失措,問題出在校方沒有成立杜鵑花節群組,亦沒有直接登記各系系學會杜鵑花節的負責人,無法直接聯繫學生。校方與學生代表間有成立一個防疫小組,但由於各系負責杜鵑花節的單位並非校務會議中的學生代表,主要資訊傳播並不是靠防疫小組,而是先把訊息給系辦,再由系辦轉告。然而,繁複的傳播途徑使資訊流通狀況混亂,意識報透過訪問得知,各系辦與系學會負責單位之間的資訊傳達速度不一,甚至導致某些科系的系學會並沒有收到資訊。

由上往下的政策宣布過程出了許多問題,由下至上的意見也難以傳遞,校方僅由原本的校務會議群組得知學生意見,但校務會議群組的學生代表並沒有包括各系學會會長,最多只有院學會會長,但院學會並不負責杜鵑花節,無法如實反應負責單位所遇到的問題給學校。

第四,許多科系的系學會覺得校方可以給予更多支援。例如,許多科系系學會沒有具製作影片、直播經驗的成員,今年遇到一些技術層面的困難,希望校方除了宣達這次杜鵑花節更改為線上,也應提供系學會技術層面的指導和支援。除此之外,也希望校方能盡可能協助學生排除其他方面的困難,例如日文系系學會指出並不是每個系都有適合的直播場地,因為文學院大樓還在建造,某些科系沒有適合的空間可以使用,希望校方可以幫忙協調。

第五,這次改成線上舉行,許多學生認為台大校方對高中端的宣傳不足,校方遲至原訂杜鵑花節的幾天前(3/12)才首次在粉絲專頁上貼文宣導杜鵑花節改為線上直播,使許多高中生匆忙退票或誤解杜鵑花節直接取消,產生校方活動宣傳及觸及成效不彰的質疑聲音。學校最後只以直播觀看人數作為評鑑指標,似乎也不夠全面。單純以觀看人數和往年實體舉行的參加人次對比,這次觸及人數大為下降,但畢竟線上推廣不僅侷限於當次直播,其他各系學會做出其他形式的宣傳(例如各系學會網站的懶人包、其他介紹影片)也應當被納入評鑑範圍中。

最後,學生提出校方應該更加活用線上舉行的彈性,彌補觸及人數比往年低的問題。例如,社工系系學會提出建議,校方除了原先架設的杜鵑花節網站,也可以給各科系的獨立頁面,並在網站中提供點選的連結。如此一來,各系用心製作的資料,不會像現況一樣散亂無章而使高中生難以查詢。也有學生認為乾脆捨棄杜鵑花節限於兩天的傳統,也許會有更好的成效。

各系系學會對這次杜鵑花節提出相當多可改進之處,但在訪談中,大多學生也相當體諒校方因應疫情的不易。希望吸取這次「杜鵑花之亂」所發現的問題癥點,下次面臨重大活動的緊急應對,在各方面都能有更好的成果。




【疫情專題】COVID-19下的台大

 
鄭心穎、黃脩閔 


║ 前言

自去年(2019)年底中國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開始,截至本文完稿之日(4月29日),全球已超過300萬人染疫,並造成20多萬人死亡。而同一時間,與疫情爆發國僅僅隔著台灣海峽的我們,則維持在400多個確診案例,且多屬於境外移入,並未爆發大規模群聚感染。

台灣能夠享有這樣的防疫成果,與政府於各個時間點所做出的決策習習相關。在校園方面,台大校方亦隨著疫情發展和政府最新決策,而作出了各項因應管理措施,對身處台大校園中的學生帶來了生活上的影響,因而引發了諸多討論與回饋。

關於疫情的討論,已有眾多報導與專題。本文將從台大出發,探討校方決策與疫情發展、政府決策的關聯,同時也探究校方因應措施下所面臨的爭議,包含超前部署的正當性、措施標準的一致性與否、溝通的過程發生的問題。



║ 疫情發展時程


時間
疫情發展
政府決策
校方決策
一月
1.  0103日李文亮醫師被以「傳播謠言」傳喚至派出所訓誡。

2. 台灣0121日首起確診病例。

3.  0123日中國武漢宣布封城。

1. 120日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2. 122日觀光局禁止旅行社至湖北旅遊。

1. 131日成立「校級防疫小組」
二月
1. 中國上海、北京、廣州等主要城市皆採取「半封城」措施。


2. 二二八連假期間,疫情在日本及韓國延燒開來。
1. 0202日指揮中心協同教育部,決議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延後兩週開學。

2. 0207日外交部針對14日內曾入境或居住於中國大陸的外籍人士,採取入境限制及簽證管制。

3. 0227日指揮中心提升至一級開設。

1. 0203日台大宣布延後至32日開學。


2. 226日校方宣布今年杜鵑花節改為線上進行。



三月

1. 0301日至0305日台灣每日新增確診個案至多為2人。
1. 0305日指揮中心公布「COVID-19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1. 0302日台大開學。

1. 以義大利、伊朗為首之全球疫情嚴重爆發,境外移入個案相應大幅增加。

2. 0318日台灣總病例數正式突破三位數。

0318日單日即新增23例確診病例。)

1. 0318日宣佈從0319日起,所有入境者須全面實施居家檢疫14天。
1. 0318日校內各館舍,開始實施結合門禁與體溫量測之數位管制追蹤系統。

2. 0316日公告0323日起暫停100人以上之活動或集會。

3. 0317日開始,新體及舊體除上課及校隊訓練外暫停開放。


1. 中研院爆發群聚感染
0320日:1人、0322日:3人、 0323日:1人)

1.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各機關擴大管理,指揮中心都會予以尊重,但個案部分將由指揮中心公布。
1. 0323日宣布交通車停駛兩週,且兩週內曾搭乘過交通車或曾到過中研院之學生皆須自主健康管理14天。(批評中研院未提供確診者足跡。)

2. 03月25日當天公布社團活動暫停兩週,下午即實施。

3, 0330日校園開始實施嚴格出入管制,禁止校外人士進入,並縮減至四個出入口。

四月

1. 擔憂清明連假(0404-0407) 引發的出遊潮可能爆發群聚感染。
1. 0401日公佈「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人與人之間,在室內應保持1.5公尺、室外保持1公尺之距離)。

2. 0404日對去過14個公告景點的群眾發布細胞簡訊。

3. 若曾出入人潮密集的觀光景點,須自主健康管理14天。

1. 0406日百人以上課堂開始進行遠距教學。

2. 0408日開始,在教室上課一律配戴口罩。


1. 台師大爆發群聚感染
0330日:1人、0409日:1人)
1. 0409日台師大停課,為全國首件大學停課改遠距教學。
1. 0330日校方與台師大聯絡,台大有2名學生至台師大與確診者同修一門課,被要求從最後接觸日起2週內不得到校上課。

2. 依台師大提供的校園健康管理名單,限制名單所列人員進台大。

1. 敦睦艦隊群聚感染
(0418-)
0419日單日新增21例)


2. 連續六天零確診
0426-0501日)
1. 0420日針對到過確診者停留超過15分鐘以上地點者發布細胞簡訊。
1. 0422日公告針對收到簡訊,或曾與敦睦艦隊成員在同個時間地點出現,且14天內出現相關症狀者,自接觸日起14天內不得到校上課上班。

2. 0423日公告社團得開始申請辦理5月份活動。



║ 防疫期間台大超前部署?

於疫情期間,雖然全國性的防疫政策是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頒布,然而各大學基於大學自主性而擁有決定校內防疫規定的彈性。於台大方面,校方早在全球疫情尚不嚴重的ㄧ月底,即成立校級防疫小組,來負責將相關會議決議以及應變措施向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宣達,可看出學校對於疫情所可能帶來的影響的重視。在後續隨著疫情變化而推出的各個管制措施上,則可以看出校方經常採取比同時期疫情指揮中心更為嚴格的措施,這些措施雖然立意良善,皆是為了校內教職員工之權益而出發,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卻衍生了不少的爭議,而招致同學間耳語批評。我們將從以下幾個實際例子來作討論:



1.公眾集會的標準

校方在全球疫情深溫的三月中旬(3月16日),公告3月23日起暫停100人以上之活動或集會,低於100 人之活動,除正常上課外之非必要活動應予取消。同時期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COVID-19 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則規定適用對象為,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群眾集會只要聚集人數在1.000人以上,足以影響社區/地區/國家公共衛生因應量能,無論集會活動為計劃性或自發性均屬之。從人數上的規定,可看出台大之規定明顯較指揮中心嚴格。

另外,中央的疫情指揮中心亦有提供集會的評估標準,台大雖也有按照此指標建議,要求各社團應填寫防疫應變資訊方可申請,卻直接在3月25日硬性規定全數學生社團活動暫停舉辦2週,學生缺乏緩衝時間,其全面取消亦未適用中央所制定的評估指標,意即以是否能掌握參加者資訊、活動通風換氣資訊、參加者之間距離與活動期間,來判斷是否應延期、取消、或改以其他方式。



2.因應中研院群聚案,學生自主健康管理標準

3月22日時指揮中心公佈之新增病例,其中3例為過去3月20日公佈之中研院院生確診案例的接觸者。有鑑於中研院發生群聚感染事件,台大校方於3月23日宣布,與中研院來往之交通車停駛兩週。另外,根據統計數字在過去兩週內與中研院有接觸的教職師生人數就高達732名,校方原希望進一步索取中研院確診者足跡資料,卻被中研院告知,衛福部疾管署不允許揭露這些資訊。因而片面決定擴張須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之對象至「兩週內曾搭乘過交通車,或者曾到過中研院之學生」。

然而,這些兩週內曾搭乘過交通車或曾到過中研院的學生,並未被疫情指揮中心匡列為接觸者,依照中央之規定,並未說明應對其採取何種措施,校方之決定因而引起部分學生質疑。同一時間,校方卻選擇在臉書專頁上抨擊批評者,內文表示「少部分人士因不理解本校措施的積極性與重要性而率爾批評,本校深表不以為然。」由此可以看出校方對於校園防疫安全採取了一種極為謹慎的立場,然而卻對學生及部分外界社會人士所質疑的「校園防疫政策比起指揮中心規定更為超前部署」的正當性,以強硬態度認為這些人是「率爾批評」。既未能削減受影響學生之疑慮,校方發布的聲明用詞亦使部分學生更加不滿。



3.遠距教學標準

台大教務處早在3月15日晚間即因應當日北部有1名高中生確診,通知各學院教授於4月6日之後,100人以上的班級一律遠距教學。校方認為此舉可將疫情所帶來的危機化做機會,加強遠距教學以確保無論未來疫情如何發展,學生學習都能夠不中斷。同時期指揮中心之規定為,若該校有一名確診者,則同班級學生停止實體上課二週。若同ㄧ學校達到兩名確診者,則全校停課二週。相較之下,台大校方決定施行線上授課時,校內仍尚未有確診者,因而普遍認為校方是基於校園防疫考量,而超前部署採取遠端上課。



║ 防疫標準是否一致?

校方雖再三發表聲明強調防疫期間嚴謹為重,因此有許多措施較為硬性與直接,然而我們仍可以發現,其面對防疫標準卻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1.學生活動vs遠距課程vs校外人士

若比較同ㄧ時間校方對於學生活動、對於課程實施遠距教學、以及對於校外人士是否進入校園的管制措施,則會發現校方的標準並不一致。

百人以上活動之禁止在3月16日公告後隨即於一週內執行,百人以上之線上教學卻推遲到清明連假後才實施。兩者同為百人以上的群聚活動,於疾病可能傳播之風險上應無太大差別,能夠理解遠距教學之建置需耗費一定時間,然而既然校方能給予課堂教學一定程度緩衝時間,則對於活動卻未以相同標準來執行。校方若以防疫漏洞的緊急性作為標準,卻未能拉出對於學生活動禁止與教學現場的區隔,便使得學生質疑校方決策選擇先拿學生活動來開刀,而未以相同標準來套用在課堂教學。

況且,對於社團活動(含非百人以上)的禁止,更無提供任何緩衝期,於行政會議開會決定後,便於3月25日立即公告暫停兩週社團活動,且當天直接實施,本文並非否認防疫期間的緊急性,然而學校所為標準與措施實有待商榷。

更甚者,禁止校外人士進入學校的措施,台大則遲於3月28日公布會於3月30日實施,且有實施不力的問題。對比學校對自身學生的限制(諸如3月23日限制曾去過中研院的學生進入校園/3月25日限制社團活動暫停兩週)都是立即且當天實施,自然引起學生不滿,並因而以此為素材創作許多迷因,來諷刺學校雙重標準的做法。

若以學校立場而言,可以理解學校以防疫小組作為決策單位,可能有諸多考量,包含限制校外人士所需要搭配的配套可能較多,因此較晚實施,或是遠距教學需要的緩衝期可能比社團更有需求,然而決策單位並無任何學生代表的參與,難免會讓人質疑學校作為的正當性,學校亦只針對其措施發表任何模糊的價值判斷,卻未解釋具體的標準決策過程、判斷方式、或針對同學質疑處回應,同學僅能憑藉校方的發信與粉專發文,依照規定行事,因而產生眾多質疑。



2.中研院案例vs師大案例vs艦隊案例

在中研院爆發三起案例後,校方早上緊急決議,下午即發信,要求有進出過中研院者都必須禁止到校兩周。不少人皆質疑院區範圍過大,與真正發生案例的當事者可能根本並無接觸,校方則以中研院未提供確診者足跡作為理由,認為對於這些未被掌握之潛在接觸者仍可能有一定風險,於是依然選擇採取此措施。

然而,在師大也爆發案例後,校方卻未採取相同的標準,僅要求兩名有至台師大與確診者修同一門課的學生兩周內不可到校上課,校方提及的理由是因為師大有提供確診者足跡,然而,若按照前述的標準,出入師大的台大生亦有可能間接或直接地與確診者有所接觸、或處於同一空間當中,卻沒有按照中研院案例的標準要求所有進出過師大的同學必須禁止入校兩個星期,也遭人質疑究竟校方之標準何在。

於四月連假過後,政府於周一上課時發簡訊提醒有跟艦隊確診者在同一區域的民眾,台大也於當天率先發信要求請收到簡訊的同學不得到校上課兩周,然而此二周為期中考周,且同樣涉及範圍過大的問題,後來在教職員生強烈反彈的狀況下,才改變其措施為有不舒服症狀者才不得到校,此次校方決策亦遭批評思慮不周,校方已非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卻仍未建置出一套標準措施。


║ 未給學生充分時間因應、未納入學生意見、各處室間未能良善溝通

學校在公告頒佈當日(3月16日)即強行實施暫停百人以上活動,導致如藥學之夜(原訂3月17日舉行)、電機之夜(原訂3月18日舉行) 等之夜,活動之籌備皆已趨近完備,卻被活大於3月16日通知因應學校公文,第一活動中心怡仁堂即日起不開放使用,而被迫取消所有活動。學生於準備過程中所付出的金錢和時間精力,皆因學校一只公文而付諸流水。縱使學校給予部分紓困補助,但仍沒有辦法完全彌平其損失。

然而經部分學生詢問後,活大場地組於3月18日回覆,活動人數若為99人以下,只要簽切結書保證不超過99人,則可以繼續租借怡仁堂。在此之前卻有之夜曾嘗試要透過減少人數來繼續舉辦,卻被拒絕導致活動直接停止舉辦。當日下午學校立即發布修正公告為「100人以下之活動,亦應嚴格遵守防疫相關措施」。學校之政策不明確,再加上各處室間給予學生的回覆並不一致,導致舉辦活動的學生無所適從,而直接蒙受不利益。

其他的社團活動亦是如此,於3月25日當天學校公布暫停社團活動兩周且馬上實施,直到4月才公告得以重新申請活動,但只核准有實體開會必要的社團。這些與學生切身相關的決策,都是立即性的實施,同時間,決定出這些決策的校級防疫小組卻未納入學生意見。學生會亦於粉專上呼籲台大校方應在決策的過程就事先納入學生,而非多次引起學生困擾或反彈後再收集學生意見亡羊補牢,同時也應盡力給予緩衝與宣導期間,而非宣布後立刻執行。

綜上,在這些隨著不同時序而做出的不同決定中,往往跟當下政府公布的確診病例、社會的恐慌程度有關,校級防疫小組的決策過程與標準,仍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去省思。


【中生專題】面對中生:民主的敵人還是可能?

 
陳湘渝、歐孟哲、吳品云 


被連儂牆擋住的人們

台大連儂牆,其設立的初衷是各地為了給予身處烽火連天的香港反送中群眾的無聲支持。這道以文字築起的高牆,卻也另闢起一片屬於台灣人與在台中生的陣陣喧囂。

2019年10年7日, 兩名來自中國的觀光客,撕毀了台大學生會在第一學生活動中心(活大禮堂)設置的台大連儂牆,兩人被當場移送法辦。大多數的台大學生對於這起言論自由被剝奪的事件,感到憤怒而不能理解,部分的台大中生也因此遭受集體斥責的池魚之殃。
連儂牆的撕毀,造成了台灣與中國的溝通破口以及情感矛盾。連儂牆最初出現在199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正值蘇聯政權垮台之際,民眾以張貼約翰藍儂與披頭四的歌詞來宣洩對共產政權的不滿。這樣的歷史脈絡讓連儂牆不僅僅是一個保障言論自由的平台,更具有對共產獨裁政權的反抗之意。

台灣與中國長期處於對立狀態,使連儂牆於台灣的意義更加複雜,它不單是對於專制政權的反動,更來自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價值疏離以及對立心態。但對於身處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籍同學而言,連儂牆散播的不僅僅是對其所屬政府的不滿、更多是台灣人對他們自身的國家認同的質疑,進而延伸成對「中國人」的排斥與不友善。


中生如何看待現有的連儂牆?

意識報訪問了台大中生對於連儂牆事件的看法,絕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即便可以理解連儂牆對個人身份認同造成的壓迫,動用暴力、撕毀也沒辦法為自己的立場取得正當性。「確實有必要對中國大陸的人傳達一種資訊:民主不是你可以貼我可以撕,而是你可以貼我也可以貼。這是啟蒙的概念。」一名同學引用了康德的《何謂啟蒙》書中的哲學理念,說明了對台灣人而言自然而簡單的民主,對於中國人來說卻是一種陌生且模糊的輪廓,有時候並不是惡意作對,而是沒有先備知識形成的誤解;另一名同學表示,暴力是解決問題最糟的方法,他發現中國大陸這幾年的輿論對於不同意見的容忍度變低。

但許多中生認為,連儂牆並沒有具體地展現言論自由。一名同學表示,他認為真正具有深度、平等的對話空間並不會發生在這樣的場合。確實,「台大連儂牆」這個空間的設置也許是在展現民主自由的可貴,但本質上也是在為某一群體的處境發聲而誕生,因此這樣的形式其實是在倡議,而不是在訴諸雙邊對話。

這樣的倡議形式有其必要性,因為從實質上的社會局勢看來,香港與台灣的處境以及民主政體是需要時時警惕並特別守護的,但對於在台灣的中國大陸學生而言,這樣的倡議只是在提醒他們在台灣背負的意識形態原罪,並且凸顯沒有人理解他們處境的孤獨。兩岸情感的矛盾在他們身上表露無遺:他們在台灣,必須時時感受到外界對於自小受到規訓的挑戰,並且是對他們存在身份的質疑。

連儂牆-右

中生愛國言論在台灣的政治性

從連儂牆事件可以見到,儘管台灣標榜言論自由,中生在連儂牆、網路上的部分言論卻引起眾多台灣民眾的反彈和批評。這些言論的反對態度來源於何?

中生在連儂牆上的言論包括「支持祖國」、「我愛我的國家」等等,這些言論可能出自對國家的保護心態、對家鄉的熱愛,但這份支持在反對中國政府鎮壓行動的情境之下,呈現的意義就是支持中國政府繼續施行國家暴力鎮壓示威者。在連儂牆以外的空間,中國政府欲統一台灣的意志已相當明顯,國際事務上頻繁的打壓、威脅也讓台灣民眾對於中國政府產生抵抗、排斥的心理。此時,那些捍衛中國主權的言論,和其背後統一兩岸、否定台灣民主自由的政治目的對於中生來說可能極為平常、合理,對於處在不同的歷史脈絡、政治現況、擁有相異價值觀的台灣人民而言,這些言論無論在連儂牆或是其他言論自由的場合中的發表,都是對台灣民主自由的一種侵害,在情感上也傷害到擁抱台灣民主自由價值的人民。

對於台灣人民而言,從專制到民主是艱辛的路程,當中國對於台灣的政治壓迫與統戰持續發生,台灣人民很難不提高警覺,把對中國政府的敵意、捍衛心態建立在中生以及其他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及群體之前。當然,我們必須注意到中生在台灣社會中,依然是被政治犧牲的弱勢群體,從前兩篇文章可以看見中生在台面臨許多制度上的限制、日常互動中因身分受到質疑、在特殊議題或兩岸人民的衝突問題上必須小心翼翼地隱身等等。中生面臨的壓迫真實而重要,提倡民主的台灣人民不該將對中國政府的看法不理性地加諸在中生之上,反對中生爭取應有的基本權利。如果我們要抵抗的是專斷、壓迫人民的政權,便不能同樣以壓迫、限縮的手段使中生的人權被侵犯與剝奪。中生真正需要的,也許不是一片「屬於中生的連儂牆」,而是能聽到他們矛盾、真正屬於中生的對話空間。連儂牆若沒有強大的公民意識作為背景,不過就是一片脆弱的紙板;民主若沒有堅強的公民群體扶持,也僅是一條脆弱的廊道。台大的連儂牆,呈現了長期在中生身上的陰影,而體現台灣民主自由有很多種方式,他們的噤聲,不應、也不可能是成就民主的一種必然。


不理性的反中情緒

在與中生的訪談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中生只想安穩地度過大學生活,在網路和日常生活中低調應對政治相關的問題,也不想參與兩岸的政治角力,甚至擔憂台灣與中國政府、少數遊客的大小衝突事件會連帶延燒到自身群體。以下以兩個例子說明台灣社會對中生的不理性敵視如何展現,以及帶來什麼樣侵害人權的影響。

首先,以爭執許久的健保制度爭議為例,當中生要求享有和其他外籍生或港澳生相同的健保福利時,多數民眾的反應便是拒絕與反對,甚至進一步斥責他們「中生」的身分。全體社會的態度會影響政府的作為,前幾代來台的中生曾努力爭取過健保待遇,不過他們逐漸體認到台灣與中國的政治對立現實和民眾的反中情緒,讓大陸學生要享有公平的健保制度成為難以完成的事,於是之後來台的中生即使會對社會運動和公民不服從的現象感到好奇,也不會想要投入其中或以類似手段爭取權益。若檢視民眾反對中生納入健保的原因,其中有一項是認為中生並非本國人,因此不能享用國人日積月累的健保成果。但是仔細檢視這項理由,會發現當我們把中生視為與我們不同國家的人民,來台就讀的這些中生不就應該比照其他外籍生,被納入健保制度並享有相同的補助政策嗎?對於中生而言,不能被納入台灣健保,卻又不能有和外籍生相同的保障,這使得他們往往產生出「不知自己的定位為何」的飄零感受。

除了健保制度的爭議以外,前陣子爆發的COVID-19(新冠肺炎)和隨之而來的中生回台就讀相關問題也引發不少爭議。台灣教育部於1月26號為了因應COVID-19和開學季頒定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以下簡稱為<工作指引>)[1]。該工作指引要求2月9號以後回台的中國學生必須採集中監測管理14天,若無法一人一室隔離監測,則以多人間放置屏風或床位相隔一公尺以上的替代方式實行監測管理。部分中生對於工作指引提出反對,共同發表了一份連署函,內容包含此種隔離方法可能是交互感染的溫床、學業進度將被迫延滯、隔離學生未有心理支持的幫助等[2]。儘管中生提出的部分條件,如應採取比照醫療標準的隔離措施、學分費須考量缺失課程酌情減免、各校應要為無法上課的中生提供學業上的幫助……等等實屬合情合理,但社會輿論對於這些聯合表態的中生多是責難與攻擊,許多攻擊性的言論如「中生應該向中國而非台灣的政府要求人權」、「病毒來自中國,中生還敢對台灣政府有所要求」等等,都揭露台灣社會對中國政府的對立情緒已延及來台求學的中生,且民眾不論情況與事件,對中生一味地反對、攻擊。

除了上述的連署聲明,中生孫宇凡在工作指引公布後,則在自己的臉書寫下對教育部、衛福部、台灣疫情流行指揮中心的抗議信[3]。他認為工作指引的內容要求自中國入境台灣的學生必須集中監測管理,而不能採自主健康管理的規定隱含對中生的不平等對待,且影響中生在台的學習權益和精神健康。他要求上述三個部門向中生道歉,並修正隔離作法。在此抗議信發出後不久,孫生於網路上的個人資料被起底,關於他曾任職於中國政策智庫、黨政部門,並是中國共青團[4]團員的身分在網路上掀起更多的輿論風波,許多台灣民眾的回應直指他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批評他為「間諜」,或是要他「滾回中國」。對於這些因孫生身分而群起憤怒的民眾而言,孫生因背負著與共產黨的關係,且站在政府防疫政策的對立面,無論他提出的抗議信內容為何,他必定是錯誤且充滿敵意的。自此,少有人將討論焦點移回抗議信的內容本身,更遑論帶著醫學與公共社會的眼光回頭探討防疫方針。在此事件中,孫宇凡的海外學生身分、中國人民身分,相連且沾染負面意味,甚至連帶擴及其他中生,禁止中生來台的想法在網路空間上變得合情又合理。

從上述的健保和COVID-19爭議事件,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對中生群體有著不理性的排斥態度,這種態度將來台求學的中生排除在台灣社會以外,讓他們無法切身感受到台灣珍視的民主自由,且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與保障。

連儂牆-左

從「吹哨人之死」看中國人的覺醒

如何更進一步的理解「不理性的反中」?即使出自成長環境的落差,中生對於自由和民主概念的理解僅止於形式,但我們依然有必要重新思考的一種迷思是,將中生視為「沒有能力自由」的、獨裁政治的附屬品。今年的2月26日至2月27日那一晚,被視為武漢肺炎爆發「吹哨人」的李文亮醫師傳出逝世的消息,卻隨即又傳出李文亮醫師「還在搶救中」,一時令人真假難辨,但又更懷疑,單純的死,何以出現兩種消息。也在當晚,中國互聯網出現疫情以來最大的一次輿論,人們紛紛在各個社群網站哀悼李文亮醫師的死,更進一步出現要求政府道歉,甚至是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根據端傳媒的報導,截至2月7日凌晨6時,微博話題#李文亮醫生去世#收穫了6.7億閱讀,73.7萬討論;#李文亮去世#收穫了2.3億閱讀、20.9萬討論;話題#我要言論自由#收穫了286.1萬閱讀、9684討論。

有人說,這或許是中國的「車諾比時刻」——一次的災難暴露出獨裁政體的弊病,人民則終於被迫去看見經濟與安穩生活表象下的死亡威脅。同時,這個時刻也象徵著中國人「覺醒」的可能。在民主國家中,常見的媒體宣傳是透過人民去襯托獨裁政體的顢頇,像是常見對於北韓的報導中,出現北韓主播播報新聞時激昂而誇張的聲音和肢體表現,或是人民崇拜領袖時與現實物質條件不符的幸福神情。這些報導都是以一種近乎獵奇的眼光,去揭露政權下的瘡疤,同時卻也暗示,獨裁政體下的人民是沒有思考能力的,只是接受政治現實的客體。而在台灣與中國網友的激烈筆戰中,也常出現一種比喻:「在籠子裡長大的鳥,認為飛是一種病。」這種比喻也傳達相同的意涵,而在筆戰的脈絡中則成為一種資格論的排除,強調中國網友「不懂自由」,因而意見是不可信也不可靠的。

但李文亮逝世激起的風波,正說明了民主與自由並非對於某些人來說不可能,而是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支持。台灣在2011年首度開放中生來台,但是制度上卻將中生與港、澳、僑生分開,加上諸多限制的同時,也將他們排除在健保制度之外。來台的第一批中生中,就有人發起爭取中生納保的倡議,像台灣人一樣,在立法院開記者會、走上街頭做這場關乎中生權益的「社會運動」。這些來台的中生,沒有在自己國家發起同樣行動的經驗,卻有辦法在台灣為自己爭取權利,這反映出的是民主實踐的可能與方式:民主並不來自於「民族性」或「奴性」的本質,而是來自學習,正如每個台灣人都在基礎教育中學習民主制度、在政治運作中學習社會行動和公共參與,關鍵不在於中生的身份,而是在於社會是否提供條件去支持這樣的學習和實踐。



結語:政治抵抗下的民主實踐

台灣在面對中國與中生時,出於中國的侵略意圖,首要考量或許是國家主權的維護和民主防衛的急迫,但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方向與目標,是否必然等同於將中生從制度與公共討論中排除。這個問題也同時是在要求我們重新思考,開放中生來台就學作為一個國家或大學政策,其意義何在?排除的思考,是來自主權對外的視角,將中生視為必須防衛的對象;但另一種思路是,當我們在政策上選擇開放中生來台就學,中國的侵略危險即成為民主社會內部的分裂可能——在面對分裂時,排除的做法往往只是加劇,正如當我們取消了對一個群體的平等承諾,便不可能有理由要他們相信與我們同樣的社會價值。這並不是要說,以民主和自由去影響中生是容易的,而是要說,當我們放棄平等的承諾,便也放棄了民主社會對人的預設和改變的可能。

面對中生是個艱難的課題,但其艱難不只在於中國對台灣的壓迫與野心,更是來自當國家間的對峙從一道海峽之隔,壓縮成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時,我們如何重新思考民主社會承擔衝突的方式與可能。過去,台灣在戰後對抗「內部的中國」所帶來的威權統治與文化壓迫,在反對運動與本土思潮的抵抗中一步步建立了對於自由的理解、持續發展與修正民主政治,並從中嘗試重新命名自己;如今,我們面對隔了一座海峽的、「外部的中國」,與全球化帶來的遷移,是時候重新思考,我們希望讓他們看到的,是一座什麼樣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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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https://initium-asset.s3.amazonaws.com/media/attachment/2020/01/33fb3257c5184d8aa4d8197e53d3deef.pdf

[2]【意見函】關於1月26日教育部文件稱陸生限制入台後須再實施14天集中監測管理的意見反映https://initium-asset.s3.amazonaws.com/media/attachment/2020/01/df7462d5441941b79aabf6c3815ee6c8.jpg

[3]孫宇凡抗議信,擷取自上報<【武漢肺炎】陸生不滿「集中監測管理14天」 要求教育部公開道歉>。取用時間:2020/4/5。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0291

[4]中國共青團全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轄,目的為培養青年的愛國意識,使青年成為符合黨意、以富國強民及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宗旨的未來黨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