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中生專題】面對中生:民主的敵人還是可能?

 
陳湘渝、歐孟哲、吳品云 


被連儂牆擋住的人們

台大連儂牆,其設立的初衷是各地為了給予身處烽火連天的香港反送中群眾的無聲支持。這道以文字築起的高牆,卻也另闢起一片屬於台灣人與在台中生的陣陣喧囂。

2019年10年7日, 兩名來自中國的觀光客,撕毀了台大學生會在第一學生活動中心(活大禮堂)設置的台大連儂牆,兩人被當場移送法辦。大多數的台大學生對於這起言論自由被剝奪的事件,感到憤怒而不能理解,部分的台大中生也因此遭受集體斥責的池魚之殃。
連儂牆的撕毀,造成了台灣與中國的溝通破口以及情感矛盾。連儂牆最初出現在199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正值蘇聯政權垮台之際,民眾以張貼約翰藍儂與披頭四的歌詞來宣洩對共產政權的不滿。這樣的歷史脈絡讓連儂牆不僅僅是一個保障言論自由的平台,更具有對共產獨裁政權的反抗之意。

台灣與中國長期處於對立狀態,使連儂牆於台灣的意義更加複雜,它不單是對於專制政權的反動,更來自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價值疏離以及對立心態。但對於身處在台灣的中國大陸籍同學而言,連儂牆散播的不僅僅是對其所屬政府的不滿、更多是台灣人對他們自身的國家認同的質疑,進而延伸成對「中國人」的排斥與不友善。


中生如何看待現有的連儂牆?

意識報訪問了台大中生對於連儂牆事件的看法,絕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即便可以理解連儂牆對個人身份認同造成的壓迫,動用暴力、撕毀也沒辦法為自己的立場取得正當性。「確實有必要對中國大陸的人傳達一種資訊:民主不是你可以貼我可以撕,而是你可以貼我也可以貼。這是啟蒙的概念。」一名同學引用了康德的《何謂啟蒙》書中的哲學理念,說明了對台灣人而言自然而簡單的民主,對於中國人來說卻是一種陌生且模糊的輪廓,有時候並不是惡意作對,而是沒有先備知識形成的誤解;另一名同學表示,暴力是解決問題最糟的方法,他發現中國大陸這幾年的輿論對於不同意見的容忍度變低。

但許多中生認為,連儂牆並沒有具體地展現言論自由。一名同學表示,他認為真正具有深度、平等的對話空間並不會發生在這樣的場合。確實,「台大連儂牆」這個空間的設置也許是在展現民主自由的可貴,但本質上也是在為某一群體的處境發聲而誕生,因此這樣的形式其實是在倡議,而不是在訴諸雙邊對話。

這樣的倡議形式有其必要性,因為從實質上的社會局勢看來,香港與台灣的處境以及民主政體是需要時時警惕並特別守護的,但對於在台灣的中國大陸學生而言,這樣的倡議只是在提醒他們在台灣背負的意識形態原罪,並且凸顯沒有人理解他們處境的孤獨。兩岸情感的矛盾在他們身上表露無遺:他們在台灣,必須時時感受到外界對於自小受到規訓的挑戰,並且是對他們存在身份的質疑。

連儂牆-右

中生愛國言論在台灣的政治性

從連儂牆事件可以見到,儘管台灣標榜言論自由,中生在連儂牆、網路上的部分言論卻引起眾多台灣民眾的反彈和批評。這些言論的反對態度來源於何?

中生在連儂牆上的言論包括「支持祖國」、「我愛我的國家」等等,這些言論可能出自對國家的保護心態、對家鄉的熱愛,但這份支持在反對中國政府鎮壓行動的情境之下,呈現的意義就是支持中國政府繼續施行國家暴力鎮壓示威者。在連儂牆以外的空間,中國政府欲統一台灣的意志已相當明顯,國際事務上頻繁的打壓、威脅也讓台灣民眾對於中國政府產生抵抗、排斥的心理。此時,那些捍衛中國主權的言論,和其背後統一兩岸、否定台灣民主自由的政治目的對於中生來說可能極為平常、合理,對於處在不同的歷史脈絡、政治現況、擁有相異價值觀的台灣人民而言,這些言論無論在連儂牆或是其他言論自由的場合中的發表,都是對台灣民主自由的一種侵害,在情感上也傷害到擁抱台灣民主自由價值的人民。

對於台灣人民而言,從專制到民主是艱辛的路程,當中國對於台灣的政治壓迫與統戰持續發生,台灣人民很難不提高警覺,把對中國政府的敵意、捍衛心態建立在中生以及其他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及群體之前。當然,我們必須注意到中生在台灣社會中,依然是被政治犧牲的弱勢群體,從前兩篇文章可以看見中生在台面臨許多制度上的限制、日常互動中因身分受到質疑、在特殊議題或兩岸人民的衝突問題上必須小心翼翼地隱身等等。中生面臨的壓迫真實而重要,提倡民主的台灣人民不該將對中國政府的看法不理性地加諸在中生之上,反對中生爭取應有的基本權利。如果我們要抵抗的是專斷、壓迫人民的政權,便不能同樣以壓迫、限縮的手段使中生的人權被侵犯與剝奪。中生真正需要的,也許不是一片「屬於中生的連儂牆」,而是能聽到他們矛盾、真正屬於中生的對話空間。連儂牆若沒有強大的公民意識作為背景,不過就是一片脆弱的紙板;民主若沒有堅強的公民群體扶持,也僅是一條脆弱的廊道。台大的連儂牆,呈現了長期在中生身上的陰影,而體現台灣民主自由有很多種方式,他們的噤聲,不應、也不可能是成就民主的一種必然。


不理性的反中情緒

在與中生的訪談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中生只想安穩地度過大學生活,在網路和日常生活中低調應對政治相關的問題,也不想參與兩岸的政治角力,甚至擔憂台灣與中國政府、少數遊客的大小衝突事件會連帶延燒到自身群體。以下以兩個例子說明台灣社會對中生的不理性敵視如何展現,以及帶來什麼樣侵害人權的影響。

首先,以爭執許久的健保制度爭議為例,當中生要求享有和其他外籍生或港澳生相同的健保福利時,多數民眾的反應便是拒絕與反對,甚至進一步斥責他們「中生」的身分。全體社會的態度會影響政府的作為,前幾代來台的中生曾努力爭取過健保待遇,不過他們逐漸體認到台灣與中國的政治對立現實和民眾的反中情緒,讓大陸學生要享有公平的健保制度成為難以完成的事,於是之後來台的中生即使會對社會運動和公民不服從的現象感到好奇,也不會想要投入其中或以類似手段爭取權益。若檢視民眾反對中生納入健保的原因,其中有一項是認為中生並非本國人,因此不能享用國人日積月累的健保成果。但是仔細檢視這項理由,會發現當我們把中生視為與我們不同國家的人民,來台就讀的這些中生不就應該比照其他外籍生,被納入健保制度並享有相同的補助政策嗎?對於中生而言,不能被納入台灣健保,卻又不能有和外籍生相同的保障,這使得他們往往產生出「不知自己的定位為何」的飄零感受。

除了健保制度的爭議以外,前陣子爆發的COVID-19(新冠肺炎)和隨之而來的中生回台就讀相關問題也引發不少爭議。台灣教育部於1月26號為了因應COVID-19和開學季頒定了<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以下簡稱為<工作指引>)[1]。該工作指引要求2月9號以後回台的中國學生必須採集中監測管理14天,若無法一人一室隔離監測,則以多人間放置屏風或床位相隔一公尺以上的替代方式實行監測管理。部分中生對於工作指引提出反對,共同發表了一份連署函,內容包含此種隔離方法可能是交互感染的溫床、學業進度將被迫延滯、隔離學生未有心理支持的幫助等[2]。儘管中生提出的部分條件,如應採取比照醫療標準的隔離措施、學分費須考量缺失課程酌情減免、各校應要為無法上課的中生提供學業上的幫助……等等實屬合情合理,但社會輿論對於這些聯合表態的中生多是責難與攻擊,許多攻擊性的言論如「中生應該向中國而非台灣的政府要求人權」、「病毒來自中國,中生還敢對台灣政府有所要求」等等,都揭露台灣社會對中國政府的對立情緒已延及來台求學的中生,且民眾不論情況與事件,對中生一味地反對、攻擊。

除了上述的連署聲明,中生孫宇凡在工作指引公布後,則在自己的臉書寫下對教育部、衛福部、台灣疫情流行指揮中心的抗議信[3]。他認為工作指引的內容要求自中國入境台灣的學生必須集中監測管理,而不能採自主健康管理的規定隱含對中生的不平等對待,且影響中生在台的學習權益和精神健康。他要求上述三個部門向中生道歉,並修正隔離作法。在此抗議信發出後不久,孫生於網路上的個人資料被起底,關於他曾任職於中國政策智庫、黨政部門,並是中國共青團[4]團員的身分在網路上掀起更多的輿論風波,許多台灣民眾的回應直指他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批評他為「間諜」,或是要他「滾回中國」。對於這些因孫生身分而群起憤怒的民眾而言,孫生因背負著與共產黨的關係,且站在政府防疫政策的對立面,無論他提出的抗議信內容為何,他必定是錯誤且充滿敵意的。自此,少有人將討論焦點移回抗議信的內容本身,更遑論帶著醫學與公共社會的眼光回頭探討防疫方針。在此事件中,孫宇凡的海外學生身分、中國人民身分,相連且沾染負面意味,甚至連帶擴及其他中生,禁止中生來台的想法在網路空間上變得合情又合理。

從上述的健保和COVID-19爭議事件,可以看出台灣民眾對中生群體有著不理性的排斥態度,這種態度將來台求學的中生排除在台灣社會以外,讓他們無法切身感受到台灣珍視的民主自由,且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與保障。

連儂牆-左

從「吹哨人之死」看中國人的覺醒

如何更進一步的理解「不理性的反中」?即使出自成長環境的落差,中生對於自由和民主概念的理解僅止於形式,但我們依然有必要重新思考的一種迷思是,將中生視為「沒有能力自由」的、獨裁政治的附屬品。今年的2月26日至2月27日那一晚,被視為武漢肺炎爆發「吹哨人」的李文亮醫師傳出逝世的消息,卻隨即又傳出李文亮醫師「還在搶救中」,一時令人真假難辨,但又更懷疑,單純的死,何以出現兩種消息。也在當晚,中國互聯網出現疫情以來最大的一次輿論,人們紛紛在各個社群網站哀悼李文亮醫師的死,更進一步出現要求政府道歉,甚至是爭取「言論自由」的呼聲。根據端傳媒的報導,截至2月7日凌晨6時,微博話題#李文亮醫生去世#收穫了6.7億閱讀,73.7萬討論;#李文亮去世#收穫了2.3億閱讀、20.9萬討論;話題#我要言論自由#收穫了286.1萬閱讀、9684討論。

有人說,這或許是中國的「車諾比時刻」——一次的災難暴露出獨裁政體的弊病,人民則終於被迫去看見經濟與安穩生活表象下的死亡威脅。同時,這個時刻也象徵著中國人「覺醒」的可能。在民主國家中,常見的媒體宣傳是透過人民去襯托獨裁政體的顢頇,像是常見對於北韓的報導中,出現北韓主播播報新聞時激昂而誇張的聲音和肢體表現,或是人民崇拜領袖時與現實物質條件不符的幸福神情。這些報導都是以一種近乎獵奇的眼光,去揭露政權下的瘡疤,同時卻也暗示,獨裁政體下的人民是沒有思考能力的,只是接受政治現實的客體。而在台灣與中國網友的激烈筆戰中,也常出現一種比喻:「在籠子裡長大的鳥,認為飛是一種病。」這種比喻也傳達相同的意涵,而在筆戰的脈絡中則成為一種資格論的排除,強調中國網友「不懂自由」,因而意見是不可信也不可靠的。

但李文亮逝世激起的風波,正說明了民主與自由並非對於某些人來說不可能,而是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支持。台灣在2011年首度開放中生來台,但是制度上卻將中生與港、澳、僑生分開,加上諸多限制的同時,也將他們排除在健保制度之外。來台的第一批中生中,就有人發起爭取中生納保的倡議,像台灣人一樣,在立法院開記者會、走上街頭做這場關乎中生權益的「社會運動」。這些來台的中生,沒有在自己國家發起同樣行動的經驗,卻有辦法在台灣為自己爭取權利,這反映出的是民主實踐的可能與方式:民主並不來自於「民族性」或「奴性」的本質,而是來自學習,正如每個台灣人都在基礎教育中學習民主制度、在政治運作中學習社會行動和公共參與,關鍵不在於中生的身份,而是在於社會是否提供條件去支持這樣的學習和實踐。



結語:政治抵抗下的民主實踐

台灣在面對中國與中生時,出於中國的侵略意圖,首要考量或許是國家主權的維護和民主防衛的急迫,但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方向與目標,是否必然等同於將中生從制度與公共討論中排除。這個問題也同時是在要求我們重新思考,開放中生來台就學作為一個國家或大學政策,其意義何在?排除的思考,是來自主權對外的視角,將中生視為必須防衛的對象;但另一種思路是,當我們在政策上選擇開放中生來台就學,中國的侵略危險即成為民主社會內部的分裂可能——在面對分裂時,排除的做法往往只是加劇,正如當我們取消了對一個群體的平等承諾,便不可能有理由要他們相信與我們同樣的社會價值。這並不是要說,以民主和自由去影響中生是容易的,而是要說,當我們放棄平等的承諾,便也放棄了民主社會對人的預設和改變的可能。

面對中生是個艱難的課題,但其艱難不只在於中國對台灣的壓迫與野心,更是來自當國家間的對峙從一道海峽之隔,壓縮成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時,我們如何重新思考民主社會承擔衝突的方式與可能。過去,台灣在戰後對抗「內部的中國」所帶來的威權統治與文化壓迫,在反對運動與本土思潮的抵抗中一步步建立了對於自由的理解、持續發展與修正民主政治,並從中嘗試重新命名自己;如今,我們面對隔了一座海峽的、「外部的中國」,與全球化帶來的遷移,是時候重新思考,我們希望讓他們看到的,是一座什麼樣的島嶼。

連儂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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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https://initium-asset.s3.amazonaws.com/media/attachment/2020/01/33fb3257c5184d8aa4d8197e53d3deef.pdf

[2]【意見函】關於1月26日教育部文件稱陸生限制入台後須再實施14天集中監測管理的意見反映https://initium-asset.s3.amazonaws.com/media/attachment/2020/01/df7462d5441941b79aabf6c3815ee6c8.jpg

[3]孫宇凡抗議信,擷取自上報<【武漢肺炎】陸生不滿「集中監測管理14天」 要求教育部公開道歉>。取用時間:2020/4/5。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80291

[4]中國共青團全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管轄,目的為培養青年的愛國意識,使青年成為符合黨意、以富國強民及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宗旨的未來黨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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