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惠茹
在自由廣場的牌坊下，廣場上的學生用自己的手牽起了一條區分內外的糾察線，線內是靜坐抗議的學生、教授；線外則是關心的民眾、ＮＧＯ等團體，這樣的空間、行動者的分隔，為這場野草苺學運帶來了所謂的學生主體性，學生的身分在這場運動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又歷史推演中如何形塑出學生運動的正當性？外界是以何種態度看待這場學運？或許有人認為，這群學生不過是受到政黨的利用；卻也有另一些人認為這群學生是希望的象徵。
其次，教授除了協助維護學生主體性之外，在學運中各個階段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變化？糾察線外的ＮＧＯ組織又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來參與、協助這場學運？由於學生對於主體性的堅持，許多民眾不進入糾察線內，僅僅於場外關心著這些學生，或者，以贈送物資的方式表達對學生的支持。
以下我們將以學生主體性為中心來探討場內場外行動者的互動在這場學運中產生的影響。
歷史沿革的學生運動純潔性
對於「學生主體性」，或許可以從日本對台灣的影響開始說起：日本的教育制度中，很重視校園中學生與教授的主體性，因此，當日本將其教育制度搬移至台灣，也就使得「主體性」的概念移植至台灣的校園中；加上當時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學生，也增加了此一移植的顯著性。我們或許可以說，此一移植使校園中學生與教授的主體性、自主性受到相當程度的尊重。
我們可以從日治時期的學運看出端倪。首先是一九一二年前後以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等人集結學生支援中國辛亥革命遭到調查，當時的校長高木友枝主張學園是自主的、學生可以自己管束為理由拒絕調查。另外，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也具有學生運動的性質。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日治時期學生 和 教授等知識份子享有的校園自主性和尊重而使學運本身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可以和國家機器暴力抗衡。
但戰後台灣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下校園自主性受到嚴重威脅，導致學生主體性受到壓迫、教師和學生不再享有日治時期的自主性。由於當時共產黨多以學運為名發起抗爭，讓國民黨政府戒慎恐懼學生的威脅性。從四六事件中可以看到警察和學生權力地位的轉變：在日治時期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學生交由學校處分，但國民黨政權卻是強力鎮壓學生。在政府強力鎮壓之下，校園中有自主意識的學生受到壓迫和犧牲。此後人民的言論受到監控、思想也被禁錮，國家機器的暴力在校園中展現其威力，而被污名化的學運自此更難跳脫被抹黑的框架。
在今天的野草苺學運中，我們看到學生的主體性再度被強調。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校園文化的自主性雖然受過打壓，但我們可以從野百合學運等學生起而反抗的運動中看到此種價值並沒有因為受到國家暴力抹滅，不論是教授或是學生都擔負起反省的力量，學生主體性的內涵也因此展現。
學生主體性如何可能？
從 十一月六日 行政院門前靜坐開始，學生們將手牽起，拉起一條糾察線區分內外以確保自己的主體性，區隔在場外的則是民眾、ＮＧＯ等團體。為了不讓訴求染上黨派色彩、讓訴求更加純粹，這條線不分日夜維持了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從野百合學運、自由之愛事件到民主學生聯盟都對糾察線有不同的解讀。而現在的野草莓學運對糾察線的存在的辯論，都在在展現了學生、知識份子的身分相較於社會大眾的特殊性。自由之愛中強調菁英知識份子的單純、理想性有助於達成學運的目標；民主學生聯盟則認為糾察線的存在是為了防止政黨入場操控。現今野草莓學運一開始便為了保持這場學運的中立性質、對訴求的普遍認同而拉起糾察線。起初定位為學生、教授共同發起的學運轉型：若民眾能放下自己的政黨色彩，並認同訴求也就能進來場內聲援。到現在，學運現場已經不再使用糾察線。在這轉變期間各界極力維護的學生主體性並沒有消失，反而是讓野草莓走進社會的一步。
教授與學生在場內的經驗傳承
行動的前一天晚上，幾位教授、學生、ＮＧＯ工作者經過討論後在網路上進行串聯活動，此時教授雖不算是發起者，卻為具有領導色彩的指引者。行動當天，行政院前的教授扮演著主持人的角色，協助同學組織自己、進行民主的討論程序和表決；和同學分享以前學運的經驗。同時，場外的教授也積極發起連署聲援同學。教授們為了維持學生的主體性及這場學運的自主性，僅僅以從旁協助處理緊急事件、提供整體局勢分析意見、「結盟而不介入、協助而不干涉」的角色參與這場學運。
但是，教授也因個人的政治色彩而被外界質問，連帶使得學生主體性遭到懷疑，而讓這場學運倍受抨擊。不可避免的，教授本身的政治傾向會使得社會大眾懷疑學運是否受到操縱，再加上教授以傳承經驗的角度也會引導這場運動中的學生。但實際上教授們都希望盡量維護學生的主體性，因而不參加學生投票的決策過程。他們在場外以另組織平台、撰寫文章來協助學生的行動。
當走進糾察線，大家都盡可能放下自己的意識形態，轉而為訴求發聲、努力。
ＮＧＯ的立場與期待
糾察線外展開靜走行動的ＮＧＯ組織各自有不同的訴求，他們由於認同野草苺的訴求而來到廣場聲援支持；為了維護學生主體性而選擇在場外支持、靜走。事實上，他們都算是野草莓學運的前輩，擁有豐富的運動經驗和社會關懷，但是由於動員困難而造成每次運動的挫折，因此這次看到大量的學生動員而對此次學運產生期待。除了以協助的一方提供諮詢、講座資源或是相關法律的演講等等，他們堅持不涉入，甚至連提供建言都以學生前來詢問為前提，種種行動都為了保持學生的主體性。
而在支持的同時，ＮＧＯ本身也會針對這場學運可以改進的空間加以開會討論：在維護學生主體性的同時，我們是否因堅持不多加涉入許多寶貴的經驗傳承；我們是否花費過多的時間成本在探索學運如何組織？ＮＧＯ方面認為學生可以在這場運動中學習，也希望學生有足夠的自主性帶領這場運動，同時也期待學生運動是否可以產生不同於以往運動的火花。
民眾的支持與壓力
除了學生在場內靜坐，這些天來民眾的熱情更不比學生少，他們不分日夜、天氣劇烈的變化站在場外默默支持，或是送來關心的熱湯、要求捐款給野草莓。這些關心都是野草莓得以壯大的營養劑，同時，野草莓承載了這些民眾的期待和壓力。事實上，部分民眾或許對訴求有誤解，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三點訴求，但這並不可以解釋成野草莓受到民眾政黨意識的操作。畢竟學運是學生發起的，而民眾也不願意自己的政黨色彩對野草莓造成傷害，因此自願站在場外。有一個伯伯說道：「我知道我不能進去，因為你們會被貼上某個政黨標籤。」另一位學生也因長期從事政黨運動，不願意自己影響野草莓的中立性，因而選擇站在場外、幫忙大家拍照為學運留下紀錄。
外界的質疑
當然，社會大眾同時也有輿論指出這樣的主體性並不單純，多數反對意見認為學生們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政黨操控而不自知，或是以學生或教授本身的政黨傾向或；捐款、捐贈物資民眾的政黨色彩將野草莓貼上政黨標籤，儘管已發出聲明、論述來澄清、解釋甚至筆戰，外界仍有大眾對這場野草莓學運的中立性、學生主體性抱持質疑的態度。
面對外界的質疑，事實上，學運在這個集體意識形成的過程中，學生與外界民眾、教授之間的互動關係的確會因為許多意識形態的集結而對運動產生無形的牽引或影響，但是學生的主體性便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相對自主性，從眾聲喧嘩中聽清楚學生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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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陳 君愷，2005，<戰後台灣「校園文化」的轉型>，「台灣1950-1960年代的歷史省思」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
採訪人:司改會 楊宗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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