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安奇 郭芝榕 許躍儒
野草莓學運自11月6日萌芽，已持續一個月，由網路串連發起的1106行動，轉變成長期抗爭。自野百合之後，這是全台最大的一場學生運動。但是這場學生運動跟野百合已經有相當大的不同，它生產出許多新的元素。野草莓彷彿是一個新時代的實驗室，我們在裡頭看到了新的可能性。這些特性是什麼？值得我們去分析，以及討論它帶來的後果。
突發性的議題，缺乏事先準備
陳雲林來台期間，發生多起警察執法過當的事件，從禁止民眾在公共場合舉國旗，淨空高速公路車道，民眾路過圓山飯店附近被帶走…等等。1106行動以這些侵害人權的事件為主軸，發展出行動的三點訴求。
以議題本身的性質來探討，警察執法過當是突發性的事件，與野百合學運相比，缺乏時代氛圍。野百合的時代，警察國家的威權暴力是常態，每天不斷在發生，甚至迫切影響人身安全，警察執法過當的事件就在生活之中，人民對警察的記憶是恐懼；野草莓的時代，警察和我們的距離相對遙遠，平常不會感受到警察的公權力。這次陳雲林來台，警察在執法上並無類似事件可依循，發生執法過當的事件，也許警方也始料未及。但二十年來，國家暴力從未如此嚴重侵害人權，對現在的台灣人而言，警察執法過當是難以想像，並且不可思議的事，才會有野草莓站出來為人權發聲。
但是警察執法過當的事件並非持續發生。1106的行動結束後，三點訴求雖以人權為主軸，但偶發性的時間點已過，警察不會再因為維安而做出侵害人權、執法過當的舉動，也反映了議題的臨時性，它可能不像樂生療養院或是三鶯部落，必須面臨立即拆遷的生存問題。同樣是人權的議題，隨時都擔心居無定所，為生活下去而抗爭的生存問題，比起已發生過但未來不必然會發生的警察執法過當，更來得迫切！
事件的突發性和議題的臨時性，讓野草莓倉促成軍，刻劃人民的短期記憶；野百合源於國家機器時時刻刻的脅迫，澎湃、新生、改革的記憶共存於人民心中，民主的氛圍呼之欲出，以不可抵擋之姿，將台灣社會往民主推進一步。議題的長期深耕，讓野百合的訴求得以達成。議題的臨時性，也許是野草莓在凝聚共識時會產生問題的原因之一。
網路的串連與表達
即使訴求並未經過長期經營，但能在極短時間內集結這麼多學生，網路力量功不可沒。原本發起人在行動前一天晚上，只預計會動員到50多人，沒想到來了三、四百人。絕大多數的人都不隸屬於某些特定的社團，只是透過去中心化的人際網路彼此告知、拉入。甚至行政工作上，網友們自行整理懶人包、幫忙蒐集人權侵害事件，而不是透過一個決策中心去要求他們去做。在人員的組成與串連上，這場學運充分發揮網路的特性：去中心、個別參與、獨立工作。
除此之外，網路還提供了訊息的即時傳播。一開始的工作版，不斷有網友熱心的現場狀況回報。第二天早上也成立了Yahoo！Live即時直播，無論在台灣的哪個地方，都能隨時掌握動態；最後野草莓們還成立部落格彙整消息，也延燒討論的熱度。在主流媒體大多在抹黑或收編這場運動時，野草莓透過網路平台來散發自己的消息。它更賦予了這場民主學習跨越時空限制的力道，連結起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卻同樣關注的每一顆心。
無法決策的行政小組
但是這些分散化的個人，很難夠形成有效的決策中心。雖然廣場上不斷試圖建立決策小組，從第一天晚上的22人小組、移到自由廣場後的7人小組，或是11/24的第二代行政小組，但是這些行政小組卻不敢掌握有「決策」的權力，每每又把權力丟還給群眾。
在廣場的第一個早晨，大家都想問，這場運動該往什麼方向走？如何加深運動的影響、退場機制是什麼、該如何回應「暴民」事件，這些問題都縈繞在關心這場學運的人們心頭。想要有個人能夠帶給我們方向，或是至少給予一些選項可以討論。但是已經開了整夜會議的行政小組，所提出的說法反而是「你們是腦，我們是齒輪」「我們不是決策，只是在活動、媒體、論述、糾察這些組之間的聯絡橋樑」，對於廣場未來的走向，隻字未提。但是被認為是「腦」的群眾，馬上因為隨之而來的大雨陷入慌亂，並沒有做出決策。
事實上，除了到了自由廣場的第一天晚上之外，一直到第二個禮拜四，決策小組並沒有提供「戰略性的選項」讓群眾去選擇，去討論。這些被認為是「腦」的群眾，只能夠把意見寫在紙條上、發表在BBS上、透過私人關係找到決策小組，來提出他們對於這場運動未來的看法。但是這些資訊量龐大到無法想像，結果是如石沉大海般，鮮少被討論與被實行。
會發生這樣的現象絕對不是行政小組的無能，更多的是行政小組不敢，也無法做出決策、甚至擬定選項。觀看行政小組內部的成員，大部分的成員並非長期耕耘校園議題或社會運動。他們跟大多數人一樣，都是分散化的個人，並沒有代表著什麼組織。
這些分散化的個人，突然背負著「擬定廣場未來走向」的任務時，只有慌亂與不知所措。就算曾經在11/8（六）被群眾賦予更大的權力，決定「除非動員到大家」，否則行政組不必跟討論。但是過了兩天，廣場又開始討論芝麻蒜皮的瑣事，決策組不敢掌握這樣的權力。他們跟群眾是失聯的，「萬一大家覺得不好怎麼辦」的陰影籠罩在他們腦海中。他們沒有信心去做決定。行政小組最後只在各種瑣碎事務中相互協調，而無法思考整個運動的走向。
這樣的現象跟這個學運來的太突然有關。跟野百合運動相較，中央民意代表改選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幾年，校園內已經有許多的社團長期耕耘此議題，並建立不同的串連與聯盟。從學生普選運動、大學法改革、環境運動參與…，都是這群異議性社團作為主要的行動者。而野百合廣場上的決策小組，也大多由這些人擔任。這些參與者後面，都代表著一些群眾與路線。因此他們敢，也才可能做出決策。但野草莓的行政小組成員跟群眾缺乏這樣的信任基礎，因此也動彈不得。
流水席式民主
由於行政小組在決策上無法運作，決定戰略方向的權力，自然就移到了群眾的手中。在最初幾天，討論是透過隨意形成的小組進行，由這些小組內部討論後，推派一人表達小組的共識，並以小組為單位進行投票。但是這些小組成員只是因為坐的比較近，彼此之間可能兩兩認識，但是卻稱不上是一個單位。這些小組是高度不穩定的，小組長跟小組之間也缺乏默契。加上從行政院被抬離之後，人員大幅重組，這些小組也就瀕臨解散。之後也嘗試重新建立小組制度幾次，但都失敗。
於是廣場上的討論方式，改採取人人的都可以發表意見的直接民主，不再透過小組作為意見的集中機制。早在決定如何接見薛香川時，就已採取了這樣的方式。每個人可以提案、每個人都自由舉手發言，最後一人一票舉手決定採取哪個議案。但是這樣的方式被固定下來，卻是第二週的週四，以及整整第三個禮拜。
藉由這樣的方式，群眾決定了「週六野莓大會師之後仍繼續靜坐」「每天兩人去行政院靜坐」「不接受立院公聽會邀請函」「結餘款採取信託」「參加立院公聽會」「維持24小時靜坐模式」等決議。這些提案事先寫在提案單上，經附議後進入討論，接著進行表決。
乍看之下，他是直接民主的完美展現，每個人的意見都受到充分尊重。但是在投票的成員上，卻有相當大的問題。這場靜坐的人們來來去去，有些人幾乎長期靜坐、有些人只來過一兩天、有些人每天都來個1、2個小時，這些成員對於運動的參與程度各不相同，但卻都是一人一票。而且提了案之後，並不需要替自己的提案負責。譬如贊成繼續靜坐下去的人，卻不一定會來靜坐；投贊成回去行政院的人，卻不一定會回去行政院靜坐；投贊成要蓋靈堂的人，卻不一定會來參加公祭。
在缺乏有效的中介團體運作下，不僅找不到對口單位負責，意見很難形成。就連運動的訴求本身，有些人偏重政治責任、有些人擔心主權問題、也有人不滿集遊法。光是三大訴求本身，就已呈現各自解讀。由於意見過於分歧，改變的聲音很難透過組織而匯集，最後只有「維持現狀」才會是最大公約數。因為想要維持現狀的人才會繼續靜坐，不滿意現狀的人早就離開。
訴求的師法與轉變
野草莓學運訴求固然圍繞三點聲明，但側重面向卻不時調整。從要求行政機關負起責任，到主打集遊法修正案，現在更偏重「人權」理念，有意識地企圖藉由提高抽象層次而凝聚更多人氣。
在轉變的過程中，其實大量仰賴NGO的協助。諸如修改集遊法的版本來自集盟；人權告別式邀請個人權團體參與公祭等等。事實上，到了自由廣場上的第二天，NGO就開始協助媒體論述組工作。會借助其他其他NGO的協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議題的突發性，使得野草莓必須藉助在這些議題耕耘已久的NGO提供支援。並且也因為議題並須在陳雲林離去之後更為擴展，而仰賴NGO處理過的人權相關議題。
展望：網路學運的可能與擔憂
野草莓這場學運，在很多地方仍可以看到野百合的痕跡：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期待各地會過來聲援、拉出讓人誤解的封鎖線。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他使用了更多的工具、採用了新的組織型態。他走出了野百合，寫下了新的社運模式。
這種社運模式可以稱呼為：「網路學運」。它不僅體現在傳播的方式上，更大程度的體現在組織的模式上。沒有領導中心、沒有學運領袖，就連行政人員也是累了就換，有人倒下就有人上去遞補。沒有要求所有人24小時待在那，要去考試就去考試，結束了再回來靜坐。出去與進入的成本是如此低廉，人員流動性相當高，卻也總有人會待在那。所有意見都是大眾民主決定，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團體能操控這場學運的發展。
這樣的組織方式，跟議題的突然發生有很大關係。以台大為例，這些議題性社團才剛要起步，就突然遭遇了這個事件。班底還在培養、沒有事先碰過這個議題、沒有合作的經驗，碰到了突發狀態自然是一團混亂，沒有人事先做了準備。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信息流通方式的改變。透過網路，每個人更便捷的取得資訊。他們不用加入組織去取得信息，就能成為個別的行動者。這些分散化、互不隸屬的個人了這場運動，自然呈現出這場學運：「去中心化但又不斷再生」的特性。
對於這樣的組織型態，有利也有弊。它最成功的地方在於，讓廣場能夠不斷的維持下去。要是決策小組真的擁有決策的權力，或許第二個禮拜就撤退了。因為那是心理壓力太大的工作，每個人都會疲倦。在思考政治效果能否達成的考量下，「見好就收」是極有可能的。但是因為決策權在廣場的直接民主，因此他會不斷做出「要繼續撐下去」的決定。而行政幹部如果累了，也是換上新的，而不是要求大家要跟著走。
但是網路學運的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做出明快的決定。一個學運，不管外圍的論述與建議再怎麼精彩，都還是需要一個官方說法、官方行動，來代表這個學運的立場。野草莓的官方行動總是太慢：說明人權侵害到底是哪些事件、說明為何是這三個訴求、官方的聲明稿…，這些東西都一直等到第二或是第三週才出來。而這些東西，也大多是有人看不下去了，進入行政組織中自己做，而非來自決策中心的下令。結果，已經錯失了媒體曝光、引發關注的最關鍵時刻。
在訴求的達成上，野草莓或許難以成功。但是他吹響了新時代的號角，召喚了更多年輕學子關注公共議題。去中心的網路化，是這場學運的最大特色。它使得參與者更為執著地堅持目標，但也使得行動的執行總是慢半拍。這致命的慢半拍，使得我們錯失深化這場運動能量的可能。
不論最終那三點訴求是否能夠達成，激情過後，長時間的耕耘是必須的：這次運動建立起來的人際網絡能不能持續維持與發展？我們期待這些網絡形成一個個的班底，在下一次戰鬥時，能夠更有效地執行提案以及匯聚意見。平時校園之中類似的議題能不能更容易看見、被討論？也許這才是當我們驚嘆網路工具的效率的同時，更應該去思考並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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