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一 施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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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101大樓的勞動伙伴碑。 （圖／digi0712 @flickr） |
「為了臺灣美好的未來，在臺大的土地上辛勤耕耘。
如今此處面貌一新，臺大已換上彩衣展翅飛揚。
因社科院新大樓帶來的榮耀，學子莫不引以為傲。
您用生命開創了學術的深化與進步，我們永遠深深感念。」
――改寫自高雄捷運工殤紀念碑原文
結構性遺忘
一個人造物的生產，必然包括投入設計構思、生產原素、生產工具、勞動力。工業革命後，生產流程分工越趨細密，身處在不同的生產流程的人開始慢慢的形成不同於中古時期貴賤之分的「階級」。社會分化成為：投入體力的勞工（藍領，體力勞動者）、投入腦力的勞工（白領，心智勞動者）與資本家，各個階級的權力不同，由上而下層層剝削、層層宰制。於是當一個產品完成之時，誰有權在其上標示「此物乃我之傑作（落款）」並不是依照投入的程度，而是依照階級權力。例子比比皆是：一座橋的完工，其上會題字「某某鎮長、民代捐贈」、「某某設計師事務所設計」，而不會告訴你，是哪個工人扛了石頭、哪個攪拌了混凝土。
我們之所以應當了解一個人造物被製造出來時的全貌，乃是因為勞心者總是被社會賦予較高的地位，而付出勞力的勞工通常在歷史的論述過程中被遺忘，事實上消費者所感受到的會是被白領階級所壟斷的論述。因此，我們必須要破除此一歷史解釋的壟斷性，對勞工、對整體社會來說才是正義的。通常在一個產品的產出過程中，因為勞動條件的不平等，勞工階級所付出的代價如健康、時間、甚至生命，所付出的代價相信並不亞於白領階級，但勞工卻永遠屬於被遺忘的一群，於是他們不滿、他們組織、他們衝撞。
工殤即國殤
臺灣經濟快速發展時，人們會稱頌某某企業家的「冒險創業精神」很偉大，會讚揚某某經濟官僚的發展政策造福人民，但是我們卻常忽略了實際用雙手雙腳打拚的成千上萬勞工。勞工們在國家全力發展經濟時獻上全部的青春，但在國家得到所謂「亞洲四小龍」等等的榮耀時，卻沒有人記得他們的犧牲。國家全力發展經濟時，對國家經濟有所貢獻者，即為對國家有所貢獻；因此我們可以說，為國家經濟而犧牲者，即為為國捐軀。是以，在台灣的發展經濟史下「工殤即國殤」。引一句柏楊先生在「看不見的革命」一文所說的話：「一寸經濟成長，就有一萬名勞工的孤兒寡婦，流落街頭，哀哀無告。軍人只要死在陣地，就有光榮；勞工死在職場，留給人的記憶不過是一聲慘叫，和冷冷的一句話：『他自己不小心！』」
回顧歷年來工運裡工殤議題的進程：1992年，工殤協會成立；隔年「工人秋鬥大遊行」提出主要訴求「工殤即國殤」，工安議題開始與民主化歷程一同緩緩前進。2000年，展開「工殤協尋」；社會各界提出工殤碑立碑宣言。2002年，經過七年艱苦立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公告實施。2007年，臺北101大樓設立「伙伴碑」紀念職災死亡勞工，同時鏤刻萬名勞動者姓名。民主化進程慢慢改變了制度，但是，先撇開民間職災不談，政府負責的大型公共工程如北捷、高捷、高鐵、雪隧等等，屢屢因為趕工等等因素而發生重大工安意外。光是在2011年因投入公共工程而喪命的勞工就有48人[1]，平均每個禮拜就有一人因為公共工程職業災害而死亡。制度之變，人心未變，工殤問題依然無解。
自從1993年秋鬥訴求後，臺灣社會開始思考工殤紀念的重要性，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上文提及的101大樓設立伙伴碑。2002年311地震時有五名工人因此辭世，工殤協會開始介入撫卹家屬心靈；與實際洽談設立工殤碑於本棟建築之構想。歷經長期衝突、討論、妥協後，由民間團體、官方、資本家共同協議出「伙伴碑」的概念，並且於2007年正式設立。但事實上，紀念工殤的方法不只立碑，如「職災勞工保護法」第39條明訂「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定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推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工運團體每年的四月二十八日都會以系列活動推動工殤碑，連結不同的職災議題，提出具體的勞動政策訴求，並組織工傷者及家屬以文化活動如音樂會、畫展、攝影展、或劇場演出進行社會對話[2]。展現關懷、溫柔對話、推廣意識、充分討論乃是工殤紀念的核心，有可能只是一個428工殤日的行動、也有可能是一個「工殤紀念園區」等等，無論如何，紀念工殤並不是立個碑就可以簡單了事的，政府應避免廉價消費了肅穆的工殤議題，畢竟，工殤即國殤，國家應肩負起減輕每一起工安意外身後的傷痛。
工殤即國殤
臺灣經濟快速發展時，人們會稱頌某某企業家的「冒險創業精神」很偉大，會讚揚某某經濟官僚的發展政策造福人民，但是我們卻常忽略了實際用雙手雙腳打拚的成千上萬勞工。勞工們在國家全力發展經濟時獻上全部的青春，但在國家得到所謂「亞洲四小龍」等等的榮耀時，卻沒有人記得他們的犧牲。國家全力發展經濟時，對國家經濟有所貢獻者，即為對國家有所貢獻；因此我們可以說，為國家經濟而犧牲者，即為為國捐軀。是以，在台灣的發展經濟史下「工殤即國殤」。引一句柏楊先生在「看不見的革命」一文所說的話：「一寸經濟成長，就有一萬名勞工的孤兒寡婦，流落街頭，哀哀無告。軍人只要死在陣地，就有光榮；勞工死在職場，留給人的記憶不過是一聲慘叫，和冷冷的一句話：『他自己不小心！』」
回顧歷年來工運裡工殤議題的進程：1992年，工殤協會成立；隔年「工人秋鬥大遊行」提出主要訴求「工殤即國殤」，工安議題開始與民主化歷程一同緩緩前進。2000年，展開「工殤協尋」；社會各界提出工殤碑立碑宣言。2002年，經過七年艱苦立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公告實施。2007年，臺北101大樓設立「伙伴碑」紀念職災死亡勞工，同時鏤刻萬名勞動者姓名。民主化進程慢慢改變了制度，但是，先撇開民間職災不談，政府負責的大型公共工程如北捷、高捷、高鐵、雪隧等等，屢屢因為趕工等等因素而發生重大工安意外。光是在2011年因投入公共工程而喪命的勞工就有48人[1]，平均每個禮拜就有一人因為公共工程職業災害而死亡。制度之變，人心未變，工殤問題依然無解。
自從1993年秋鬥訴求後，臺灣社會開始思考工殤紀念的重要性，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上文提及的101大樓設立伙伴碑。2002年311地震時有五名工人因此辭世，工殤協會開始介入撫卹家屬心靈；與實際洽談設立工殤碑於本棟建築之構想。歷經長期衝突、討論、妥協後，由民間團體、官方、資本家共同協議出「伙伴碑」的概念，並且於2007年正式設立。但事實上，紀念工殤的方法不只立碑，如「職災勞工保護法」第39條明訂「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定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推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工運團體每年的四月二十八日都會以系列活動推動工殤碑，連結不同的職災議題，提出具體的勞動政策訴求，並組織工傷者及家屬以文化活動如音樂會、畫展、攝影展、或劇場演出進行社會對話[2]。展現關懷、溫柔對話、推廣意識、充分討論乃是工殤紀念的核心，有可能只是一個428工殤日的行動、也有可能是一個「工殤紀念園區」等等，無論如何，紀念工殤並不是立個碑就可以簡單了事的，政府應避免廉價消費了肅穆的工殤議題，畢竟，工殤即國殤，國家應肩負起減輕每一起工安意外身後的傷痛。
尋找記憶的方式
2013年，北市勞動局推出了全台首創「職災地圖」，臺大新社科院工地赫然名列其中。在國家全力發展經濟下，我們說工殤即國殤；那在臺大全力追求學術排名而大力建設之時而犧牲的工人，即應為全校之慟；更進一步說，臺大肩負國家學術與教育重任，在追求排名的同時，卻踩著大力建設下工人所流的的鮮血，也是「工殤即國殤」。而在職災發生之後，後續撫慰、紀念，更是臺大應對這些為了學術教育而犧牲的勞工所應負起的基本責任。這是責任、也是道義。
今年511臺大學生日，學生所組成的臺大工安出代誌監督聯盟在新社科院落成典禮時發動抗議，期望在一片歌舞昇平「大喜之日」下，讓臺大注意工安問題之嚴重。此次行動過後，現任社科院學代陳明宗及前學代會副議長蘇暐勝開始討論後續紀念工殤事宜。他們表示將在院務會議上提案在新社科院大樓設立工殤紀念碑；或者若原本新大樓即有立碑紀念建造過程（如「興建誌」）之打算，則加入紀念工殤之元素。蘇暐勝與陳明宗目前已經私下聯絡過社科院的幾位參與院務會議的老師，老師表示願意支持但不希望在會議中以非理性的方式爭取。而在學生方面，除了一些參與工安小組的成員外，大多數學生對此議題仍然陌生，但他們樂觀的表示：「社科院的學生很有這方面的sense的。」不必擔心學生太大的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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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院學生代表陳明宗（左）與政治系前系學會長蘇暐勝（右）。 （圖／施以德） |
蘇暐勝與陳明宗表示社科院應成立一專門委員會處理工殤紀念，由學生、院方、工程單位、勞工家屬等等共組，討論紀念碑各項事宜如選址、設計、營造、紀念活動等等。期望經由立碑的討論，在臺大校內形塑注重職災之意識，進而促使臺大提升其工安監督制度。另外，他們也表示，希望能與院學生會合作舉辦一系列的啟用活動，相對於官方的典禮，內容包括對新大樓的空間批判、對建設者紀念的論述重建。藉此凝聚學生對於的工安的意識與討論，進而使立碑一事不是徒具形式；期望工殤勞工不要被夾在遺忘與紀念的拉扯中間，而立碑僅僅只是被官方廉價消費的政績。
不過，若在臺大校方與互助營造公司不願提供受害勞工聯絡方法之下，紀念的主體「工殤」會因為行政上的阻撓而失焦：找不到工殤受害家屬，無從得知其想法，也無從加入討論。面對這個實質上論述的困境，蘇暐勝與陳明宗表示目前尚無解決辦法。
期望臺大不再躲藏，將工安議題與紀念事宜列入討論議程；以「關懷社會」為最終目的的社會科學院，亦應該帶頭示範，實踐對社會的關懷。冀未來的台大在藉由新社科院大樓啟用的這段期間，激起工安意識；後人踏入新大樓的同時，能感受到更多元的空間詮釋。工殤即國殤，臺大豈能遺忘！
註2：顧玉玲，《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台灣社會研究72期，200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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