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社論
尋求特色，應該先尋求共識 ◎台大意識報社
意識校園
[合作社專題]
合作社存廢戰記 ◎李芃萱
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一盞明燈——合作經濟 ◎林佳韻
台大合作社，妳哪裡病了？ ◎陳柏熹
消費合作社在台灣——歷史與限制 ◎陳也禎
為何而漲——專訪總務長鄭富書 ◎陳聖為
沒看過那麼誇張的財報—失控的合作社 ◎陳聖為
小福小福，妳要幸福 ◎陳聖為
意識社會
[畢業生專題]
畢業？延畢？ ◎葉志成
迷惘的恆常與差異 ◎林柏亨
就業專線──420 ◎廖明中
國王的飯碗？ ◎蕭彗岑
怎麼自由？如何民主？談南女短褲事件 ◎許月苓
2010年4月5日 星期一
社論：尋求特色，應該先尋求共識
◎台大意識報社
教務處於二月底宣布，配合新教學大樓命名，校內四棟教學大樓普通、新生、共同、綜合徵求新的名稱。改名的構想最早於去年10/20的行政會議中，由校內一級主管討論提出。主要理由是希望校內建築名稱「不要全都是普普通通的」，取一些更響亮、更有特色的名稱。目前命名提案依照「國立台灣大學校舍命名原則」，由總務處組交由文學院教授進行評選，最後交由行政會議產生結論。
由於評選並非公開票選，評審之外的老師、同學、職員、校友等人，都沒有機會得知目前的投稿內容，更遑論發表對各個命名提案的看法。這樣的機制下產生出來的名稱，其實缺乏了使用者的共識，大家只能被動的接受。
儘管這是新大樓命名的既定程序，強調評審老師的專業，然而對既有建築物重新命名，應該採取不一樣的作法。大樓改名，最直接影響到每天在其中教課、上課、生活、作息的人。然而以現在的程序，對校園內的老師和同學來說，即便有人有投稿新名稱，投稿人也無從得知是哪些老師擔任評審，更無從和其他人進行公開的討論交流。事實上，如果提名的過程可以公開而即時，一方面可以增加大家的討論，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勵大家以更負責任的態度來參與命名活動。
換言之，這次改名其實仍然缺乏使用者集體的參與。缺乏參與和共識的改名，很自然會讓人覺得沒有意義、與我無關，只是徒增改名的經濟成本與時間成本，難以讓多數人產生共鳴。新出來的名字喜歡就好，不喜歡的話也只能默默接受。
當然，名字並非一成不變，校內的建築物也不乏改名的先例。鹿鳴堂以前叫僑光堂，後來由僑委會歸還給台大，因而改名。今天學校高層提出改名或許是一番美意，可是突發奇想的改名讓人不清楚原因何在，又沒有完整的配套活動尋求眾人的共識。其實很多東西不是永遠不能改變，可是改變的過程和改變的情境，卻會給人不同的感受。
我們認為，新大樓的名稱應該從大樓本身的故事出發，應該強調從過去到現在使用者的經驗與認同，讓不同的人對同一個地方的詮釋，可以有機會表現出來。一棟大樓的名字，傳達了命名者的理念。每個老師、同學、職員、校友或許都對校內的建築物有各自的回憶，可是當我們從眾人共同的歷史經驗出發，經由集體的討論，才能將個人的意義昇華為集體的意義。少了討論與共識，這些名字終將只能表現少數人的意志，既打斷了舊名稱既有的記憶，又難以創造新的共鳴。尋求特色，應該先尋求共識才對。
教務處於二月底宣布，配合新教學大樓命名，校內四棟教學大樓普通、新生、共同、綜合徵求新的名稱。改名的構想最早於去年10/20的行政會議中，由校內一級主管討論提出。主要理由是希望校內建築名稱「不要全都是普普通通的」，取一些更響亮、更有特色的名稱。目前命名提案依照「國立台灣大學校舍命名原則」，由總務處組交由文學院教授進行評選，最後交由行政會議產生結論。
由於評選並非公開票選，評審之外的老師、同學、職員、校友等人，都沒有機會得知目前的投稿內容，更遑論發表對各個命名提案的看法。這樣的機制下產生出來的名稱，其實缺乏了使用者的共識，大家只能被動的接受。
儘管這是新大樓命名的既定程序，強調評審老師的專業，然而對既有建築物重新命名，應該採取不一樣的作法。大樓改名，最直接影響到每天在其中教課、上課、生活、作息的人。然而以現在的程序，對校園內的老師和同學來說，即便有人有投稿新名稱，投稿人也無從得知是哪些老師擔任評審，更無從和其他人進行公開的討論交流。事實上，如果提名的過程可以公開而即時，一方面可以增加大家的討論，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勵大家以更負責任的態度來參與命名活動。
換言之，這次改名其實仍然缺乏使用者集體的參與。缺乏參與和共識的改名，很自然會讓人覺得沒有意義、與我無關，只是徒增改名的經濟成本與時間成本，難以讓多數人產生共鳴。新出來的名字喜歡就好，不喜歡的話也只能默默接受。
當然，名字並非一成不變，校內的建築物也不乏改名的先例。鹿鳴堂以前叫僑光堂，後來由僑委會歸還給台大，因而改名。今天學校高層提出改名或許是一番美意，可是突發奇想的改名讓人不清楚原因何在，又沒有完整的配套活動尋求眾人的共識。其實很多東西不是永遠不能改變，可是改變的過程和改變的情境，卻會給人不同的感受。
我們認為，新大樓的名稱應該從大樓本身的故事出發，應該強調從過去到現在使用者的經驗與認同，讓不同的人對同一個地方的詮釋，可以有機會表現出來。一棟大樓的名字，傳達了命名者的理念。每個老師、同學、職員、校友或許都對校內的建築物有各自的回憶，可是當我們從眾人共同的歷史經驗出發，經由集體的討論，才能將個人的意義昇華為集體的意義。少了討論與共識，這些名字終將只能表現少數人的意志，既打斷了舊名稱既有的記憶，又難以創造新的共鳴。尋求特色，應該先尋求共識才對。
合作社存廢戰記
◎李芃萱（政治二）
每天的中午和下課時間，臺大校園中的小福和小小福往往門庭若市，學生們趁著課間的空檔，熙來攘往的購買食物、飲料、文具等等生活必需品，或是在短暫的課餘時間裡，用一支廣受歡迎的小福霜淇淋解解饞；同一時間，我們時常會發現在校園中活動的校外人士，夾雜在隊伍中等待結帳，甚至有時可以看到有人會特別到小福購買臺大特有的農產品，最經典的便是早晨婆婆媽媽們在小福／小小福內搶購，左手挾一罐臺大牛奶、右手提一包紅蘿蔔吐司的「盛況」。然而，如果稍加用心觀察，便可以在合作社門外看到「僅限臺大教職員學生購物」的標語，結帳櫃台上也貼著「請出示社員證」的告示，不過來自校外人士的消費一直以來從未斷絕，合作社阿姨總是願意為大家結帳。臺大舉辦研究所考試時，合作社更在考場教室附近貼出了宣傳告示：「歡迎至消費合作社購買考試用品、便當、飲料」，公開向外客招攬生意。
寧靜的日子數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年一月中旬，誰都可以賣的合作社開始受到衝擊。臺大合作社收到了來自國有財產局的警告；在此警告之後，合作社又因為沒有改進而接連被罰了三次，罰金不小，大約20萬。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合作社依法經營銷售給社員的商品不必課徵營業稅，然而小福身為臺大合作社，卻長期對外開放營業，便是逃漏稅。合作經濟的概念本身就帶有非營利的色彩，所以社員在合作社中的消費不需要被課徵營業稅，以幫助合作社壓低成本，可以較低成本提供商品；但是針對非社員，合作社接受其購物卻不必向稅捐單位繳交營業稅，它們多得到了這些營收，卻不用支付稅金，這樣對於其他商家不公平，因而受罰。
被國稅局接二連三地開罰之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合作社似乎感到害怕了。他們開始對消費者的身分訂定限制，除了正式的合作社社員，唯有台大教職員、學生與校友可以在小福購物，因此在結帳時必須向櫃臺出示社員證、學生證或教職員證。施行新措施的頭幾天，時常會看到不知道這項訊息的校外顧客，拿著滿手商品卻不能結帳的窘況，最後只得悻悻然離開。但法律似乎總有漏洞可鑽──合作社雖然抱持著不接受非教職員生直接消費的原則，但卻會容許、甚至主動提議由學生代買這樣折衷的方法。不違法，卻還是能賣給非校內人士。
漲租金，合作社反彈
爭議並未隨之結束，校方對此事件開始介入。校方認為，合作社這次會受罰是因為長期以來沒有認真經營管理所導致，因此要將長期以來合作社承租學校土地的租金由33萬元提高至和其他商家一樣的78萬元。爭議過了幾天，意識報開始關注這項議題，並採訪了合作社的幾位理監事。合作社當然反彈──擔任合作社監事的公衛系教授季瑋珠就說，合作社在大學校園中是有其存在價值的，它不只是提供學生在採購上的便利，也以便宜的價格販賣日常用品，對住宿生的意義尤大；但是過去因為入社的手續繁瑣、合作社亦沒有積極推廣入社，而臺大是一個對外開放的空間，要杜絕校外人士的消費可說是困難重重，加上合作社經理一直不願正面檢視長期開放非社員購物的問題，才會使合作社漸漸走到今天的局面，希望學校能給個機會讓合作社改過自新。現任的理事主席、醫學院曾賢忠教授則認為，合作社成立的宗旨原本就是不同於一般商店，是為了服務學生，而不是營利，學校要將租金連翻三倍，他覺得並不合理，希望在面對這樣的問題時，學校能夠表示支持。他說：「學校是房東，我們是房客」，但是「學校對我們合作社除了監督管理，也還有輔導的責任」。採訪當天就是決定租金漲或不漲的前夕，「事情就是要有人解決，而我剛好在這位子，這也是牽涉全校的利益，而我不是一個會輕言放棄的人。」
再等三個月
3月22日，校產維護小組會議，也是決定租金的關鍵會議。出席的都是法律專家，他們針對合作社的績效、非社員消費等等營運上的問題，進行諸多討論。在會議中，總務長再三強調合作社必須合法，對如何排除非社員的購物十分重視。在會議的最終，委員決定以3個月為限，暫時維持33萬的租金，之後再視改革的情況做評估。兩天後（3月24日）的社員代表大會上，針對校產維護小組的決議，亦就合作社內部種種問題與改革方向形成一連串的決議。除了在開源節流上努力，曾理事也重申了學生參與的重要性；最後，大會決議將全校師生都納入合作社的社員，並以公基金為所有社員預墊股金。
事件看似結束，合作社的存廢卻還沒成定局，既有的問題能否成功改革也讓人擔憂。意識報本專題採訪了此次事件中的各個關係人，包括校方(總務長、經營管理組、管理組)、合作社(經理、理事主席、監事主席)與合作經濟方面的權威學者，試圖藉此機會分析合作社在台大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可能。
˙合作社在哪裡
合作社在台大總共有四個營業窗口
從臺大校門沿著椰林大道前進，在四號館（園藝系館）前左轉，就可以看到左前方的小福樓；除了部分的一樓和二、三樓由學校招商，以及右側的郵局之外，便是佔據靠普通大樓一側以及地下室的合作社。若是由舟山路入口走進校園，在接近共同教室時也可以瞥見左側躋身於教室和宿舍之間的小小福。另一個更不為人知的，則是隱身於農業綜合館地下室的公教品門市，這裡也是員生消費合作社辦公室的所在。最後，則是在98學年度重新開張的醫學院門市，位於醫學院聯合教學館地下一樓。
每天的中午和下課時間，臺大校園中的小福和小小福往往門庭若市，學生們趁著課間的空檔，熙來攘往的購買食物、飲料、文具等等生活必需品，或是在短暫的課餘時間裡，用一支廣受歡迎的小福霜淇淋解解饞；同一時間，我們時常會發現在校園中活動的校外人士，夾雜在隊伍中等待結帳，甚至有時可以看到有人會特別到小福購買臺大特有的農產品，最經典的便是早晨婆婆媽媽們在小福／小小福內搶購，左手挾一罐臺大牛奶、右手提一包紅蘿蔔吐司的「盛況」。然而，如果稍加用心觀察，便可以在合作社門外看到「僅限臺大教職員學生購物」的標語，結帳櫃台上也貼著「請出示社員證」的告示，不過來自校外人士的消費一直以來從未斷絕，合作社阿姨總是願意為大家結帳。臺大舉辦研究所考試時，合作社更在考場教室附近貼出了宣傳告示：「歡迎至消費合作社購買考試用品、便當、飲料」，公開向外客招攬生意。
寧靜的日子數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年一月中旬，誰都可以賣的合作社開始受到衝擊。臺大合作社收到了來自國有財產局的警告；在此警告之後，合作社又因為沒有改進而接連被罰了三次，罰金不小，大約20萬。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合作社依法經營銷售給社員的商品不必課徵營業稅，然而小福身為臺大合作社，卻長期對外開放營業，便是逃漏稅。合作經濟的概念本身就帶有非營利的色彩，所以社員在合作社中的消費不需要被課徵營業稅，以幫助合作社壓低成本，可以較低成本提供商品；但是針對非社員，合作社接受其購物卻不必向稅捐單位繳交營業稅，它們多得到了這些營收，卻不用支付稅金，這樣對於其他商家不公平，因而受罰。
被國稅局接二連三地開罰之後，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合作社似乎感到害怕了。他們開始對消費者的身分訂定限制，除了正式的合作社社員，唯有台大教職員、學生與校友可以在小福購物，因此在結帳時必須向櫃臺出示社員證、學生證或教職員證。施行新措施的頭幾天，時常會看到不知道這項訊息的校外顧客，拿著滿手商品卻不能結帳的窘況，最後只得悻悻然離開。但法律似乎總有漏洞可鑽──合作社雖然抱持著不接受非教職員生直接消費的原則，但卻會容許、甚至主動提議由學生代買這樣折衷的方法。不違法，卻還是能賣給非校內人士。
漲租金，合作社反彈
爭議並未隨之結束，校方對此事件開始介入。校方認為，合作社這次會受罰是因為長期以來沒有認真經營管理所導致，因此要將長期以來合作社承租學校土地的租金由33萬元提高至和其他商家一樣的78萬元。爭議過了幾天，意識報開始關注這項議題，並採訪了合作社的幾位理監事。合作社當然反彈──擔任合作社監事的公衛系教授季瑋珠就說，合作社在大學校園中是有其存在價值的，它不只是提供學生在採購上的便利，也以便宜的價格販賣日常用品，對住宿生的意義尤大；但是過去因為入社的手續繁瑣、合作社亦沒有積極推廣入社，而臺大是一個對外開放的空間，要杜絕校外人士的消費可說是困難重重，加上合作社經理一直不願正面檢視長期開放非社員購物的問題，才會使合作社漸漸走到今天的局面，希望學校能給個機會讓合作社改過自新。現任的理事主席、醫學院曾賢忠教授則認為，合作社成立的宗旨原本就是不同於一般商店，是為了服務學生，而不是營利，學校要將租金連翻三倍，他覺得並不合理，希望在面對這樣的問題時，學校能夠表示支持。他說：「學校是房東，我們是房客」，但是「學校對我們合作社除了監督管理，也還有輔導的責任」。採訪當天就是決定租金漲或不漲的前夕，「事情就是要有人解決，而我剛好在這位子，這也是牽涉全校的利益，而我不是一個會輕言放棄的人。」
再等三個月
3月22日，校產維護小組會議，也是決定租金的關鍵會議。出席的都是法律專家，他們針對合作社的績效、非社員消費等等營運上的問題，進行諸多討論。在會議中，總務長再三強調合作社必須合法，對如何排除非社員的購物十分重視。在會議的最終，委員決定以3個月為限，暫時維持33萬的租金，之後再視改革的情況做評估。兩天後（3月24日）的社員代表大會上，針對校產維護小組的決議，亦就合作社內部種種問題與改革方向形成一連串的決議。除了在開源節流上努力，曾理事也重申了學生參與的重要性；最後，大會決議將全校師生都納入合作社的社員，並以公基金為所有社員預墊股金。
事件看似結束，合作社的存廢卻還沒成定局，既有的問題能否成功改革也讓人擔憂。意識報本專題採訪了此次事件中的各個關係人，包括校方(總務長、經營管理組、管理組)、合作社(經理、理事主席、監事主席)與合作經濟方面的權威學者，試圖藉此機會分析合作社在台大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可能。
˙合作社在哪裡
合作社在台大總共有四個營業窗口
從臺大校門沿著椰林大道前進，在四號館（園藝系館）前左轉，就可以看到左前方的小福樓；除了部分的一樓和二、三樓由學校招商，以及右側的郵局之外，便是佔據靠普通大樓一側以及地下室的合作社。若是由舟山路入口走進校園，在接近共同教室時也可以瞥見左側躋身於教室和宿舍之間的小小福。另一個更不為人知的，則是隱身於農業綜合館地下室的公教品門市，這裡也是員生消費合作社辦公室的所在。最後，則是在98學年度重新開張的醫學院門市，位於醫學院聯合教學館地下一樓。
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一盞明燈——合作經濟
◎林佳韻（法律二）
台大因為漲租金的緣故而沒了合作社又如何?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也許必須先了解合作社的運作理念為何，以及合作社為何重要。本專題採訪了兩位台灣當代合作經濟權威--台
北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的梁玲菁教授與丁秋芳教授，期許能以更宏觀的角度，去關心和了解合作社對於我們的意義，以進一步思考合作社未來可能的、應有的方向。
合作社是什麼?
梁玲菁教授直截了當地說：「1844年英國勞工運動，強調成立勞工生產合作社就此展開，由28人組織就成立了勞工消費合作社。一連串的運動、傳播，展開了全球合作運動至今的160年。」合作思想的濫觴，是對於整個資本主義的反動，人們組織或加入合作社的動機，是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的剝削、迫害。(蕭衍平，2003)我們可以說，合作社就是尋求團結的力量，去為自己爭取應有的利益，共同改善生活。
丁秋芳老師繼續表示：「（合作社）存在價值，就是因為社員的需要而存在，需要性最重要，大家沒有這個需要性也可以不要。」而令人覺得新奇地，連我們公認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也有合作社的「需要」：「美國大學一開始是住的問題，消費合作社，就是指消費者需要的，舉凡食衣住行都包括了。」另外「東大甚至還有旅遊，他們的學生與合作社合作去買機票，去全世界全部八折，住宿五折。他們合作社努力了很久，以策略聯盟的方式讓學生福利很好。」（節錄丁秋芳老師訪談）
合作社的運作機制
合作社是由一群經濟上有共同需要的人所組織起來的。所有社員共同經營，因此每一位社員對於合作社的支配都是平等的，社內投票都是一人一票。組織的主要目標，就是滿足社員彼此的共同需求。盈餘的分配，是依據每位社員對合作社的交易額。「而且合作社可以讓年輕人，在跨入社會模式前，實習的地方。」梁玲菁老師擴展了合作社中蘊藏著深厚民主價值的意涵。
一般公司組織按股份分配選票、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標、盈餘按股份分配給所有股東，都是和合作社主要的差異之處。如丁秋芳教授所說：「合作社是因為社員的需要而存在。…而有的需要是便宜、有的重點放在健康。」因此，從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等各式各樣的需求，一群人都可以該需求為目標，來成立合作社。
意義與價值
梁玲菁教授說：「透過共同的運動去思考，哪些是生活所不可缺乏的？而消費的本質是什麼？其實是實用價值，因此要認識物品本身的價值性，而不是廠商炒作出來的、炫耀性的市場價值。」因此，消費合作社讓大家在順手買下某知名產品、或是一包再包的包裝產品同時，停下來思索一下這件產品的意義。唯有透過團體的力量，大家才能更有動力與成就感，以求環保運動之持續與擴大。「互助合作」是合作經濟的基本概念，而準確的說，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因為它以滿足社員的需求為主要目標，發揮了人與人間關懷互助的精神。梁玲菁教授強調其之於合作社之重要性：「若失去了關懷，則便和一般公司無異。」
而這關懷甚至可擴及至社會與國際。像是消費合作社要求本地生鮮的食品，為本地的生產者製造了市場機會；或是像義大利的合作社，購買咖啡農的咖啡，去考量到咖啡農的家庭所得、能否提供小孩去受教育，未來才有機會脫離貧窮。因此，梁玲菁教授說：「合作社，是脫離貧窮非常重要的模式。」160年前，展開了合作運動；160年後，我們也展開討論，希望在這段不長不短的時間流水中，澄清、反思挖掘出隱藏在水中，略微露出閃爍價值光芒的思想石塊。
資料引用：
蕭衍平(2003)，〈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問題之研究〉
許文富(2009)，〈對合作社基本認知及台灣合作事業未來發展趨向〉，合作經濟期刊第102期
台大因為漲租金的緣故而沒了合作社又如何?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也許必須先了解合作社的運作理念為何，以及合作社為何重要。本專題採訪了兩位台灣當代合作經濟權威--台
北大學合作經濟學系的梁玲菁教授與丁秋芳教授，期許能以更宏觀的角度，去關心和了解合作社對於我們的意義，以進一步思考合作社未來可能的、應有的方向。
合作社是什麼?
梁玲菁教授直截了當地說：「1844年英國勞工運動，強調成立勞工生產合作社就此展開，由28人組織就成立了勞工消費合作社。一連串的運動、傳播，展開了全球合作運動至今的160年。」合作思想的濫觴，是對於整個資本主義的反動，人們組織或加入合作社的動機，是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的剝削、迫害。(蕭衍平，2003)我們可以說，合作社就是尋求團結的力量，去為自己爭取應有的利益，共同改善生活。
丁秋芳老師繼續表示：「（合作社）存在價值，就是因為社員的需要而存在，需要性最重要，大家沒有這個需要性也可以不要。」而令人覺得新奇地，連我們公認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也有合作社的「需要」：「美國大學一開始是住的問題，消費合作社，就是指消費者需要的，舉凡食衣住行都包括了。」另外「東大甚至還有旅遊，他們的學生與合作社合作去買機票，去全世界全部八折，住宿五折。他們合作社努力了很久，以策略聯盟的方式讓學生福利很好。」（節錄丁秋芳老師訪談）
合作社的運作機制
合作社是由一群經濟上有共同需要的人所組織起來的。所有社員共同經營，因此每一位社員對於合作社的支配都是平等的，社內投票都是一人一票。組織的主要目標，就是滿足社員彼此的共同需求。盈餘的分配，是依據每位社員對合作社的交易額。「而且合作社可以讓年輕人，在跨入社會模式前，實習的地方。」梁玲菁老師擴展了合作社中蘊藏著深厚民主價值的意涵。
一般公司組織按股份分配選票、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標、盈餘按股份分配給所有股東，都是和合作社主要的差異之處。如丁秋芳教授所說：「合作社是因為社員的需要而存在。…而有的需要是便宜、有的重點放在健康。」因此，從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等各式各樣的需求，一群人都可以該需求為目標，來成立合作社。
意義與價值
梁玲菁教授說：「透過共同的運動去思考，哪些是生活所不可缺乏的？而消費的本質是什麼？其實是實用價值，因此要認識物品本身的價值性，而不是廠商炒作出來的、炫耀性的市場價值。」因此，消費合作社讓大家在順手買下某知名產品、或是一包再包的包裝產品同時，停下來思索一下這件產品的意義。唯有透過團體的力量，大家才能更有動力與成就感，以求環保運動之持續與擴大。「互助合作」是合作經濟的基本概念，而準確的說，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因為它以滿足社員的需求為主要目標，發揮了人與人間關懷互助的精神。梁玲菁教授強調其之於合作社之重要性：「若失去了關懷，則便和一般公司無異。」
而這關懷甚至可擴及至社會與國際。像是消費合作社要求本地生鮮的食品，為本地的生產者製造了市場機會；或是像義大利的合作社，購買咖啡農的咖啡，去考量到咖啡農的家庭所得、能否提供小孩去受教育，未來才有機會脫離貧窮。因此，梁玲菁教授說：「合作社，是脫離貧窮非常重要的模式。」160年前，展開了合作運動；160年後，我們也展開討論，希望在這段不長不短的時間流水中，澄清、反思挖掘出隱藏在水中，略微露出閃爍價值光芒的思想石塊。
資料引用：
蕭衍平(2003)，〈我國中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營問題之研究〉
許文富(2009)，〈對合作社基本認知及台灣合作事業未來發展趨向〉，合作經濟期刊第102期
台大合作社，妳哪裡病了？
◎陳柏熹（社會一）
忘了是誰的合作社
絕大多數台大教職員工生心中對合作社的認知，已然就是校園裡的另一家便利商店，一家不開發票、東西比較便宜的便利商店。我們不知道只有社員才能在此消費；就算是社員，購物也是需要出示社員證。當然我們更沒有意識到，合作社的存在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保障，合作社的創立是為了滿足社員的需求，但是這樣的供需關係不是營利導向的，而是一種互惠，一種互助合作。
將合作社視為一營利商店，我們逐漸忽略合作社運作的原始動力：合作社起於社員的需求，終於社員的參與。每個社員都是合作社的擁有者，我們有權力決定合作社現在該長成什麼樣子，未來又要往哪個方向走，社員彼此之間沒有大小股東之分，每個人股份都一樣，說話都一樣大聲，社員選舉而出的社員代表和理監事，只是代替社員行使管理和監督權。但現在的我們沒有意識到自身參與的重要，致使合作社運作實況畸形彆扭。每年的社員代表選舉，不只參選人數寥寥可數，投票率也屢創新低，這幾年甚至經常性地出現低票當選的社員代表，從社員代表選舉而出的理監事，同樣也是跛腳難行，理監事主席的位子更是難產，甚至出現新選上的理事主席因為不想當主席，直接辭去理事的窘境。
兼職理監事的無奈
缺乏公開透明的經營，一直是合作社最被詬病的問題。兩年一任的理監事們，大都認知自己的工作只是出席開會、投票；而當下實際經營管理的經理部，也將理監事僅僅視為「與校方溝通的橋梁」。然而，在理想的合作社運作裡，理監事應該是具有經營實權的，他們有權決定合作社職員的人事任用，也有權決定，任職幾十年的經理部職員是否得因近年績效不佳，遭到撤換。
合作社現任19席理監事裡，教授們占了7席，職工7席，學生才5席，歷任理監事主席都是教授擔任，臺大的老師們本身兼具教、研、服的工作，已經非常沉重，合作社的事務對他們來是個額外的負擔，能夠運用到的時間是非常少的，只能把參與這樣的活動當作一種慈善事業。
為了回應總務處對於非社員交易的質疑，合作社已經通過將「全校師生納入社員」。當合作社社員擴大到全校時，台大合作社已經名副其實地是「台大的合作社」，是屬於台大每位師生、校友的，是屬於每位台大人的。然而，即便如此，如果我們還是如同過往那般，對合作社的事務不聞不問，找不到有效行使管理、監督權的施力點，那麼「合作社的悲歌」還是難有休止符出現的那天。
合作社和校方的曖昧不明
台大合作社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團體，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運作方式，但或許因為從台大教職員工福利社改制而來，與校方的關係其實是曖昧不明的。
合作社張富安經理在社員大會上這麼說：「…當初是校長大印一蓋，合作社才能維持到現在的…」總務長鄭富書在訪談時，提到：「合作社是我們的，我們得一起改善他，讓他提升營運效能…我想知道收支狀況…但合作社方面說不方便提供。總務處的目的不在賺多少錢，對幾百億的缺口來說，幾十萬根本不算什麼，但總務處得扮演正義的角色…」
合作社與校方的關係，應該是依據房地產租賃契約的房東/房客關係，但是他們彼此卻都誤認成上下從屬的關係。合作社鄉愿地認為是學校高層的恩德，合作社才得以創立，才得以活到現在；總務長對合作社提了很多改進的策略，但是他在總務長這個位子上，充其量也只是個房東代表，他可以決定要不要租給合作社這個房客，但無權過問房客的經營、房客的財報啊！總務處這些日子以來，一直以合作社經營不善、懷疑省下來的租金沒有平均確實地回饋到學生為由，堅持要調漲合作社租金。現在台大全體師生都變成社員了，學校把場地租給合作社，透過合作社這個沒有營利色彩的互惠機制，提供學生們一個更平等的受教機會。如同合作社監事主席季瑋珠所說：「以前學校很照顧學生的。讓弱勢學生出頭，現在卻是在強化社會不平等。學校不是公司，是教育機構啊…不能只看合作社為學校賺多少錢啊…所有東西都這麼功利，唉，很可悲。大家並沒有活在很快樂、彼此支持的環境，而是活在競爭...」
動力來自參與
「台大合作社的起源是民國78年，當時的台大福利社只有教職員工能入社購物，當年的學生會長羅文嘉認為學生們根本都沒有得到福利，因而發動學生包圍台大福利社抗議，此後才改制為員生消費合作社」合作社職員黃錦男專員回憶，合作社最初是應學生們要求而改制而來，時至今日，學生們卻已不在乎他的存在，「合作經濟」這樣一個關懷互助的精神，也隨著資本主義快速的進展腳步，在這個校園被逐漸淡忘。當台灣的大專院校合作社一家一家倒的時候，台大合作社的生存是難能可貴的，他是合作經濟的一個具體實踐，一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實際碰頭。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學生要站出來，因為你們是人數最多的社員代表」合作社理事主席曾賢忠說，他不斷強調學生的參與是改革合作社最重要的動力。
周五早晨，照往例睡過頭的阿聖，在趕課途中順道去了小福合作社，他隨手抓了台大農場的紅蘿菠土司當早餐，「不開發票的合作社東西便宜又離教室近，真好。」在排隊等結帳時，前面有個抱著台大牛奶的阿婆沒有台大證件，櫃台阿姨堅持不讓他買，阿婆面紅耳赤地說：「我喝台大牛奶幾十年了，你這個小職員現在憑什麼不賣給我……」 ──摘自《阿聖的內心之路》
忘了是誰的合作社
絕大多數台大教職員工生心中對合作社的認知，已然就是校園裡的另一家便利商店，一家不開發票、東西比較便宜的便利商店。我們不知道只有社員才能在此消費；就算是社員，購物也是需要出示社員證。當然我們更沒有意識到，合作社的存在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保障，合作社的創立是為了滿足社員的需求，但是這樣的供需關係不是營利導向的，而是一種互惠，一種互助合作。
將合作社視為一營利商店，我們逐漸忽略合作社運作的原始動力：合作社起於社員的需求，終於社員的參與。每個社員都是合作社的擁有者，我們有權力決定合作社現在該長成什麼樣子，未來又要往哪個方向走，社員彼此之間沒有大小股東之分，每個人股份都一樣，說話都一樣大聲，社員選舉而出的社員代表和理監事，只是代替社員行使管理和監督權。但現在的我們沒有意識到自身參與的重要，致使合作社運作實況畸形彆扭。每年的社員代表選舉，不只參選人數寥寥可數，投票率也屢創新低，這幾年甚至經常性地出現低票當選的社員代表，從社員代表選舉而出的理監事，同樣也是跛腳難行，理監事主席的位子更是難產，甚至出現新選上的理事主席因為不想當主席，直接辭去理事的窘境。
兼職理監事的無奈
缺乏公開透明的經營，一直是合作社最被詬病的問題。兩年一任的理監事們，大都認知自己的工作只是出席開會、投票；而當下實際經營管理的經理部，也將理監事僅僅視為「與校方溝通的橋梁」。然而，在理想的合作社運作裡，理監事應該是具有經營實權的，他們有權決定合作社職員的人事任用，也有權決定，任職幾十年的經理部職員是否得因近年績效不佳，遭到撤換。
合作社現任19席理監事裡，教授們占了7席，職工7席，學生才5席，歷任理監事主席都是教授擔任，臺大的老師們本身兼具教、研、服的工作，已經非常沉重，合作社的事務對他們來是個額外的負擔，能夠運用到的時間是非常少的，只能把參與這樣的活動當作一種慈善事業。
為了回應總務處對於非社員交易的質疑，合作社已經通過將「全校師生納入社員」。當合作社社員擴大到全校時，台大合作社已經名副其實地是「台大的合作社」，是屬於台大每位師生、校友的，是屬於每位台大人的。然而，即便如此，如果我們還是如同過往那般，對合作社的事務不聞不問，找不到有效行使管理、監督權的施力點，那麼「合作社的悲歌」還是難有休止符出現的那天。
合作社和校方的曖昧不明
台大合作社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團體，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運作方式，但或許因為從台大教職員工福利社改制而來，與校方的關係其實是曖昧不明的。
合作社張富安經理在社員大會上這麼說：「…當初是校長大印一蓋，合作社才能維持到現在的…」總務長鄭富書在訪談時，提到：「合作社是我們的，我們得一起改善他，讓他提升營運效能…我想知道收支狀況…但合作社方面說不方便提供。總務處的目的不在賺多少錢，對幾百億的缺口來說，幾十萬根本不算什麼，但總務處得扮演正義的角色…」
合作社與校方的關係，應該是依據房地產租賃契約的房東/房客關係，但是他們彼此卻都誤認成上下從屬的關係。合作社鄉愿地認為是學校高層的恩德，合作社才得以創立，才得以活到現在；總務長對合作社提了很多改進的策略，但是他在總務長這個位子上，充其量也只是個房東代表，他可以決定要不要租給合作社這個房客，但無權過問房客的經營、房客的財報啊！總務處這些日子以來，一直以合作社經營不善、懷疑省下來的租金沒有平均確實地回饋到學生為由，堅持要調漲合作社租金。現在台大全體師生都變成社員了，學校把場地租給合作社，透過合作社這個沒有營利色彩的互惠機制，提供學生們一個更平等的受教機會。如同合作社監事主席季瑋珠所說：「以前學校很照顧學生的。讓弱勢學生出頭，現在卻是在強化社會不平等。學校不是公司，是教育機構啊…不能只看合作社為學校賺多少錢啊…所有東西都這麼功利，唉，很可悲。大家並沒有活在很快樂、彼此支持的環境，而是活在競爭...」
動力來自參與
「台大合作社的起源是民國78年，當時的台大福利社只有教職員工能入社購物，當年的學生會長羅文嘉認為學生們根本都沒有得到福利，因而發動學生包圍台大福利社抗議，此後才改制為員生消費合作社」合作社職員黃錦男專員回憶，合作社最初是應學生們要求而改制而來，時至今日，學生們卻已不在乎他的存在，「合作經濟」這樣一個關懷互助的精神，也隨著資本主義快速的進展腳步，在這個校園被逐漸淡忘。當台灣的大專院校合作社一家一家倒的時候，台大合作社的生存是難能可貴的，他是合作經濟的一個具體實踐，一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實際碰頭。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學生要站出來，因為你們是人數最多的社員代表」合作社理事主席曾賢忠說，他不斷強調學生的參與是改革合作社最重要的動力。
消費合作社在台灣——歷史與限制
◎陳也禎（政治二）
在一陣槍砲彈藥的轟轟聲中，歷史課本上敘述著台灣被割給日本的種種辛酸血淚。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刻，國民教育的老師們分為「專科」和「一般科」，擔任專科的老師也同時為班級的導師，他們擁有賣文具的權利以賺些小利；另一方面，一般科的美術、體育老師卻不被許可。隨著時光長河在歷史中滾滾流動，台灣光復後，這些一般科的老師們起身為自己爭取福利，因此，福利社在學校的規定之下設立。民國64年開始，由國防部福利總處負責福利社的種種業務（被稱為軍公教福利中心）。直到民國78年，人民歷經沈澱後的爆發，台灣在此時解除了戒嚴。一切都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國防部被批評在管理時期賺取不當的營收，因為消費需要證件，而大家相互借用證件的後果是非福利社體系商家的損失。被批評聲浪席捲而無法繼續管理的國防部，決定撒手不管。
在國防部撤離主導權的位置後，中央政府下放權力到地方。民國79年，政府頒布政策，規定國高中小學都需設立合作社，以取代之前福利社，同時也取代之前福利社給老師員工的三節福利金。緊接著79年，大學也設立起合作社，而台大躬逢其盛，在台大學生會會長羅文嘉發動包圍台大福利社下，改制成合作社。民國87年，為了解決中央與地方行政區的過度重疊而將省虛級化，卻意外精簡了省政府中統一管理合作社的專責機構。沒有了省政府，合作社相關業務需牽連行政院下的14個部門。但是沒有跨部會的協調配套，也沒有原先管理合作社的百餘名人力，台灣合作社的發展瞬間陷入停滯。台灣合作社的成立基礎是由上而下，政治權力運作後所展現的結果。藉由前文〈合作經濟概念的探討〉中，描繪出對於其他國家合作社的輪廓（是根據人民團體間的需求，自主性地由下往上所發展出的合作互助精神），清晰地發現台灣和他國的差異。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下，國外所發展的種種教育意涵，在台灣的合作社的實踐當中，多數的概念和精神只是被簡化和扭曲。
機械性的想像
以台大這次合作社的案例為出發點，我們發現，在所訪談的對象言談裡、參加的會議中，合作社想像單一且貧乏，多數人只強調合作社的「便宜」，就連放在合作社網站裡的〈台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合作教育宣傳資料〉，明文的第一項便是「享受低廉物價」，其中更突兀地寫道：「本社社員眾多，以批量進貨，並且大福壓低利潤，所以售價較一般商店便宜。」而非藉由團隊的力量增強了市場的議價力、對於物品本身的認識抵抗炫耀性價值、或是靠著合作互助的信念達到互惠的共享，甚至沒有努力跨越資本主義邏輯下，層層膨脹的金錢貪婪，以獲得原本就應該低的「合理」價格為實踐的可能性。讓人不禁想問，這樣子的合作社與量販店又有什麼差異？
人力的萎縮
因為台灣合作社的發展脈絡是由上而下建構而來，造成了人們對於合作社單一貧乏的想像。不僅如此，更在多數人無法真正理解合作社團結合作的精神下，鮮少人願意付出，「多數教師卻缺乏經營之意願與能力。」（蕭衍平，2005）成員彼此間的約束力，也只建立在「能夠來開會就很好了，就很開心了。」不只是很少人願意付出，制度性管理合作社的人力也相對被縮減，「據我所知，以前（台大）有20幾位專職的員工，現在只有7位。」（節錄自北大合作經濟教授丁秋芳之訪談）另一方面，合作社的經營原本可以是民主教育的實踐場所，卻發生理監事主席位子難產的結果，甚至有新選上理事主席，因為不想、不願意擔當而直接辭官的窘境。
意義和價值在機械的縫隙中掙扎
前文所提到許多合作社的意義和價值，檢視我們現在的合作社。以環保教育為例，「合作社亦可以發揮環保教育，讓大家一起來拒絕購買汙染性、包裝過多的商品；也唯有透過團體的力量，大家才能更有動力與成就感，以求環保運動之持續與擴大。」但是，放眼目前台大貨櫃架上，爭奇鬥艷的商品，縱使裹著價格較低的外衣，卻仍然賣著與便利超商相同的貨品（只有部分為台大自己的產品），仍然複製著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下的層層剝削和膨脹價格。
進一步的，我們想要挑戰台大合作社創立的最初定義，其概念更不應該侷限於一開始設定的社員身分而已（我們可以反問，是誰控制了社員身分的認定、又為什麼是以這樣的標準做為標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合作社成為台灣有機農業、生產工作坊、社區農學市集相互對話的平台，讓在地的合作性生產物品可以進入台大、讓辛苦經營友善產業的人一起合作呢？一方面成為「公平貿易」的銷售管道；另一方面，影響台大師生消費生活的形態，使合作社末端的消費行為往前踏一步，與「生產端」產生連結，擴展合作社的社群邊界，從巨視的互惠互助，連接到微視的互信互賴，重新詮釋定義一個經濟體系。
不好＝關門？！
由上到下的主導權、空洞的合作社觀念、推諉塞責的態度，台灣合作社可說先天不良，命運多舛。但我們可以因此妄下定論要合作社消失於台大、台灣的經濟體系當中嗎？北大經濟合作學系梁玲菁教授提出不同的看法：「為什麼不去看些成功的案例，然後去做、去推動呢？卻一直要把不好的擴大，然後（將合作社）關門關門關門！然後用委外的方式來處理事情！一切都只有向錢看，除了錢以外，沒有社會、沒有文化、沒有合作、沒有互助。」因此，我們期待在公權力的手伸進合作經濟的運作之前，先翻閱一些合作經濟最原初的理念；在抽象的自由平等貿易大張旗鼓地想要奪回他認定的「自由平等貿易」之前，先睜開眼看看那些同時被價格、薪資剝削的群體。或許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過後，多多少少打破了資本主義式粉紅色泡沫的經濟運作慣性，而重新思考其他經濟體系的可能性。但，我們仍然要提出警訊、必須更加的小心於尋找另外一條解決之道，因為現在台灣的合作社，並非如同我們生命經驗所感受到的只是便宜的降低消費罷了，其背後蘊藏許多深刻的意涵，不要讓我們既有的、僵固的看法阻礙我們飛揚想像的可能性。
「合作社是我們的，不是資本家的。」梁老師語重心長的訴說著。
在一陣槍砲彈藥的轟轟聲中，歷史課本上敘述著台灣被割給日本的種種辛酸血淚。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刻，國民教育的老師們分為「專科」和「一般科」，擔任專科的老師也同時為班級的導師，他們擁有賣文具的權利以賺些小利；另一方面，一般科的美術、體育老師卻不被許可。隨著時光長河在歷史中滾滾流動，台灣光復後，這些一般科的老師們起身為自己爭取福利，因此，福利社在學校的規定之下設立。民國64年開始，由國防部福利總處負責福利社的種種業務（被稱為軍公教福利中心）。直到民國78年，人民歷經沈澱後的爆發，台灣在此時解除了戒嚴。一切都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國防部被批評在管理時期賺取不當的營收，因為消費需要證件，而大家相互借用證件的後果是非福利社體系商家的損失。被批評聲浪席捲而無法繼續管理的國防部，決定撒手不管。
在國防部撤離主導權的位置後，中央政府下放權力到地方。民國79年，政府頒布政策，規定國高中小學都需設立合作社，以取代之前福利社，同時也取代之前福利社給老師員工的三節福利金。緊接著79年，大學也設立起合作社，而台大躬逢其盛，在台大學生會會長羅文嘉發動包圍台大福利社下，改制成合作社。民國87年，為了解決中央與地方行政區的過度重疊而將省虛級化，卻意外精簡了省政府中統一管理合作社的專責機構。沒有了省政府，合作社相關業務需牽連行政院下的14個部門。但是沒有跨部會的協調配套，也沒有原先管理合作社的百餘名人力，台灣合作社的發展瞬間陷入停滯。台灣合作社的成立基礎是由上而下，政治權力運作後所展現的結果。藉由前文〈合作經濟概念的探討〉中，描繪出對於其他國家合作社的輪廓（是根據人民團體間的需求，自主性地由下往上所發展出的合作互助精神），清晰地發現台灣和他國的差異。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下，國外所發展的種種教育意涵，在台灣的合作社的實踐當中，多數的概念和精神只是被簡化和扭曲。
機械性的想像
以台大這次合作社的案例為出發點，我們發現，在所訪談的對象言談裡、參加的會議中，合作社想像單一且貧乏，多數人只強調合作社的「便宜」，就連放在合作社網站裡的〈台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合作教育宣傳資料〉，明文的第一項便是「享受低廉物價」，其中更突兀地寫道：「本社社員眾多，以批量進貨，並且大福壓低利潤，所以售價較一般商店便宜。」而非藉由團隊的力量增強了市場的議價力、對於物品本身的認識抵抗炫耀性價值、或是靠著合作互助的信念達到互惠的共享，甚至沒有努力跨越資本主義邏輯下，層層膨脹的金錢貪婪，以獲得原本就應該低的「合理」價格為實踐的可能性。讓人不禁想問，這樣子的合作社與量販店又有什麼差異？
人力的萎縮
因為台灣合作社的發展脈絡是由上而下建構而來，造成了人們對於合作社單一貧乏的想像。不僅如此，更在多數人無法真正理解合作社團結合作的精神下，鮮少人願意付出，「多數教師卻缺乏經營之意願與能力。」（蕭衍平，2005）成員彼此間的約束力，也只建立在「能夠來開會就很好了，就很開心了。」不只是很少人願意付出，制度性管理合作社的人力也相對被縮減，「據我所知，以前（台大）有20幾位專職的員工，現在只有7位。」（節錄自北大合作經濟教授丁秋芳之訪談）另一方面，合作社的經營原本可以是民主教育的實踐場所，卻發生理監事主席位子難產的結果，甚至有新選上理事主席，因為不想、不願意擔當而直接辭官的窘境。
意義和價值在機械的縫隙中掙扎
前文所提到許多合作社的意義和價值，檢視我們現在的合作社。以環保教育為例，「合作社亦可以發揮環保教育，讓大家一起來拒絕購買汙染性、包裝過多的商品；也唯有透過團體的力量，大家才能更有動力與成就感，以求環保運動之持續與擴大。」但是，放眼目前台大貨櫃架上，爭奇鬥艷的商品，縱使裹著價格較低的外衣，卻仍然賣著與便利超商相同的貨品（只有部分為台大自己的產品），仍然複製著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下的層層剝削和膨脹價格。
進一步的，我們想要挑戰台大合作社創立的最初定義，其概念更不應該侷限於一開始設定的社員身分而已（我們可以反問，是誰控制了社員身分的認定、又為什麼是以這樣的標準做為標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合作社成為台灣有機農業、生產工作坊、社區農學市集相互對話的平台，讓在地的合作性生產物品可以進入台大、讓辛苦經營友善產業的人一起合作呢？一方面成為「公平貿易」的銷售管道；另一方面，影響台大師生消費生活的形態，使合作社末端的消費行為往前踏一步，與「生產端」產生連結，擴展合作社的社群邊界，從巨視的互惠互助，連接到微視的互信互賴，重新詮釋定義一個經濟體系。
不好＝關門？！
由上到下的主導權、空洞的合作社觀念、推諉塞責的態度，台灣合作社可說先天不良，命運多舛。但我們可以因此妄下定論要合作社消失於台大、台灣的經濟體系當中嗎？北大經濟合作學系梁玲菁教授提出不同的看法：「為什麼不去看些成功的案例，然後去做、去推動呢？卻一直要把不好的擴大，然後（將合作社）關門關門關門！然後用委外的方式來處理事情！一切都只有向錢看，除了錢以外，沒有社會、沒有文化、沒有合作、沒有互助。」因此，我們期待在公權力的手伸進合作經濟的運作之前，先翻閱一些合作經濟最原初的理念；在抽象的自由平等貿易大張旗鼓地想要奪回他認定的「自由平等貿易」之前，先睜開眼看看那些同時被價格、薪資剝削的群體。或許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過後，多多少少打破了資本主義式粉紅色泡沫的經濟運作慣性，而重新思考其他經濟體系的可能性。但，我們仍然要提出警訊、必須更加的小心於尋找另外一條解決之道，因為現在台灣的合作社，並非如同我們生命經驗所感受到的只是便宜的降低消費罷了，其背後蘊藏許多深刻的意涵，不要讓我們既有的、僵固的看法阻礙我們飛揚想像的可能性。
「合作社是我們的，不是資本家的。」梁老師語重心長的訴說著。
為何而漲——專訪總務長鄭富書
◎陳聖為（社會三）
「合作社的資產是師生所共有，當你是全校所共有，又發揮了那麼大的利益，其實是不應該漲租金的。這是社會福利的一種，政府反而應該倒貼，因為政府沒有做好社會福利！」台灣合作經濟的權威，北大合作經濟學系的梁玲菁教授在聽到本報記者所轉述，台大校方可能調漲合作社租金的消息時，回應很是激動。合作社沒有營利，能降低教職員生開銷的社會關懷是如此值得肯定，校方的調漲動作難免讓我們想到計中不再24hr開放、公車收費等事件。是否校方又再一次的因為校務基金需求，得從租金來貼補校務運作，而忽略學生的需求和權益呢?本報採訪了鄭富書總務長，作為台大的帳房總管，總務長的答案，卻沒什麼掌櫃的味道。
合法與績效
「總務處的目的不在賺多少錢，對幾百億的缺口來說，幾十萬根本不算什麼!關鍵是合作社不能不合法，且不能圖利少數，要回饋到多數台大教職員阿！總務處得扮演正義的角色！」不是為了錢，調漲租金是當台大合作社不像個合作社時所採用的手段，是為了切合合作社墮落為一般商家的病態樣貌。合作社過去有讓非社員消費的記錄，未來難保合作社不會讓校外人士進入消費，而那會是不合法的逃漏稅。「從過去的記錄看來，現在的驗證可能是避避被國稅局查的風頭而已。除此之外，合作社還有營運績效低落、服務品質差等問題，不能只是說會改會改，要拿出方法阿！」總務長相當在乎績效，認為合作社現在的運作是很沒有效率的，而由教職員生自己管理的合作社若沒了效率，是無法真正替教職員生省錢的。「這樣的績效能回饋給學生多少呢？學校給合作社租金的競爭優勢，合作社每年的回饋卻僅僅幾十萬，如果換我來做，業績好歹也能有兩倍以上。」談到合作社的職員、組織都老舊，總務長表示：「不能拿團隊僵化當作藉口。像我一上任，就都一直在改變，都在想對策。現在總務處的績效很好，以前回一個問題都要七八天，現在我要求我的部下們最多三天就要有確實的答覆。」講到這裡，總務長的眼睛都亮了起來。「我們都是用同樣問題問自己，問大家，合作社當然也要！」
抱怨處的期望
「合作社有問題，大家一定是跟總務處抱怨，罵我們管理不好，投校務建言阿!總務長聽起來很大，實際上我根本就是抱怨長。」在校產維護的會議上，總務長苦笑著說。「如果合作社的理事會能拿出改革計畫，那我們最歡迎!合作社好，也會是總務處的好。若合作社有營運上面的需求，我們都可以幫忙!」總務長最終沒有承諾若合作社合法且有績效、並回歸到學生的需求，就不調漲租金，但總務長也的確點出了合作社營運上的許多盲點。
「合作社的資產是師生所共有，當你是全校所共有，又發揮了那麼大的利益，其實是不應該漲租金的。這是社會福利的一種，政府反而應該倒貼，因為政府沒有做好社會福利！」台灣合作經濟的權威，北大合作經濟學系的梁玲菁教授在聽到本報記者所轉述，台大校方可能調漲合作社租金的消息時，回應很是激動。合作社沒有營利，能降低教職員生開銷的社會關懷是如此值得肯定，校方的調漲動作難免讓我們想到計中不再24hr開放、公車收費等事件。是否校方又再一次的因為校務基金需求，得從租金來貼補校務運作，而忽略學生的需求和權益呢?本報採訪了鄭富書總務長，作為台大的帳房總管，總務長的答案，卻沒什麼掌櫃的味道。
合法與績效
「總務處的目的不在賺多少錢，對幾百億的缺口來說，幾十萬根本不算什麼!關鍵是合作社不能不合法，且不能圖利少數，要回饋到多數台大教職員阿！總務處得扮演正義的角色！」不是為了錢，調漲租金是當台大合作社不像個合作社時所採用的手段，是為了切合合作社墮落為一般商家的病態樣貌。合作社過去有讓非社員消費的記錄，未來難保合作社不會讓校外人士進入消費，而那會是不合法的逃漏稅。「從過去的記錄看來，現在的驗證可能是避避被國稅局查的風頭而已。除此之外，合作社還有營運績效低落、服務品質差等問題，不能只是說會改會改，要拿出方法阿！」總務長相當在乎績效，認為合作社現在的運作是很沒有效率的，而由教職員生自己管理的合作社若沒了效率，是無法真正替教職員生省錢的。「這樣的績效能回饋給學生多少呢？學校給合作社租金的競爭優勢，合作社每年的回饋卻僅僅幾十萬，如果換我來做，業績好歹也能有兩倍以上。」談到合作社的職員、組織都老舊，總務長表示：「不能拿團隊僵化當作藉口。像我一上任，就都一直在改變，都在想對策。現在總務處的績效很好，以前回一個問題都要七八天，現在我要求我的部下們最多三天就要有確實的答覆。」講到這裡，總務長的眼睛都亮了起來。「我們都是用同樣問題問自己，問大家，合作社當然也要！」
抱怨處的期望
「合作社有問題，大家一定是跟總務處抱怨，罵我們管理不好，投校務建言阿!總務長聽起來很大，實際上我根本就是抱怨長。」在校產維護的會議上，總務長苦笑著說。「如果合作社的理事會能拿出改革計畫，那我們最歡迎!合作社好，也會是總務處的好。若合作社有營運上面的需求，我們都可以幫忙!」總務長最終沒有承諾若合作社合法且有績效、並回歸到學生的需求，就不調漲租金，但總務長也的確點出了合作社營運上的許多盲點。
沒看過那麼誇張的財報—失控的合作社
◎陳聖為（社會三）
「合作社的年營業額有一億，盈餘卻只有一百萬，這樣的績效怎麼可能是好的?」總務長鄭富書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是這麼說的。事實上，合作社不以營利為導向，因為賣的商品便宜，總營業額高並不代表盈餘就會高。總務長的批評不夠細緻，但透過對數字的基本質疑，他的擔憂是有道理的。
荒謬的人事開銷
檢視合作社在九十八年度的損益表，我們發現，合作社每賣出一百塊錢的商品，就要負擔十四元的營業成本(註一)。或許我們單看數字不會有什麼感覺，但與性質類似的統一超商相比較，其每賣出一百塊的商品，卻只要花一塊錢的營業成本。(註二)所謂的營業成本，指的是不包括進貨成本的修繕、人事、水電等用以維持營運的花費，營業成本是不會隨著營利與否而有所改變的。台灣大學合作社維持營運的開銷是7-11的十四倍，這樣誇張的數據讓我們合理懷疑，合作社的營運絕對大有問題！
深入檢視其財務報表，780萬的人事費、50萬的會議費是讓營運成本超量的主因。合作社現任的專職員工不超過十一名，組織中位階最高的是張富安經理，最低的則是各店的店長和帳務員。這些職員的薪資起碼有五萬三，而經理則是六萬。六萬的月薪，已經相當於公立大學助理教授的月收入。人事支出花大錢並不是錯，如果能有實質的效益回收，錢當然該花。但透過訪談事件關係人與檢視合作社人事資料後，我們發現合作社的經營團隊，素質是堪慮的。
台灣的合作社因其歷史因素，導致台大合作社內的經理是軍人出身。軍人退伍後來到合作社，並非經營管理科班出身的他領有雙薪(退休俸與合作社薪資)，工作並不確實。本報訪問張經理時，經理提及他十分關心學生吃的品質，曾因為學生拉肚子而要求撤換便當廠商，但當我們問及他抽查便當問題的頻率時，卻也僅只一學期一次。合作社監事，公衛學院教授季瑋珠也提到，在面對到合作社營運問題時，經理始終無法提出解決方案，只是不斷聲稱憲法有保障合作社的存在，卻不願做出任何實質改變的保證。合作社理事主席，醫學院教授曾賢忠也回憶，當初被國有財產局警告時，合作社經理未將公文上送理事會，而私下壓案。在東窗事發後，面對校方的質疑，竟回應：「並無違法情事」。對於以上指責，經理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僅淡淡的說：「國有財產局竟然把副本給學校…」，並指責總務處只有顧及自己的績效，未考量學生福利等。本報與總務處負責處理合作社問題的管理組接觸後，管理組表示，合作社方面總是推託責任，相當不好溝通。在經理與校方、理事會互相責難的羅生門後，我們不禁要問，合作社的人事品質，真有月薪六萬，享1.5個月年終的價值嗎?而這樣的經營領導人，卻待在合作社將近二十年了。不僅經理如此，曾賢忠理事長也向我們表示，合作社營運改造很大的困難就在會計的能力貧乏，「他們都待很久了…」曾理事感嘆道。
離譜的會議成本
誇張的人事費用外，合作社年度損益表上的會議費也讓我們看了瞠目結舌。五十三萬的會議費，都是花到哪裡去了呢?檢視收支細目表上的說明，合作社每一次的理事會、監事會、社務會議，與會理監事都能有一千元的開會津貼，而一年下來，這樣的會議有二十場，總共花去二十三萬。不只如此，所有參與一年一次社員大會的一百五十名社員代表，都能得到一千元的提貨卷，十五萬元就花在這裡。以上都不包括會議茶餐費和各理事會小組會的會議開銷，林林總總加起來，就是五十三萬。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合作社對外叫屈，認為若校方調整租金，使其每年需多繳納四十八萬就會營運不下去，那為何要花費五十三萬的成本在開會上呢? 如果有筆接近年度盈餘一半的開銷，是供奉給有權力決定合作社大小事務的一百五十人身上，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懷疑，被遺忘的質詢可能是刻意忽略下的產物?營運成本外，在盈餘分配的款項中尚有理事酬勞金，占了合作社僅存一百萬盈餘的5％。莫怪乎有合作社的理監事、社員代表是涼缺兼肥缺的閒言閒語了!這樣營運迂腐的合作社，成為社員的你我安心嗎？
備註
1.計算之數據是以員生消費合作社第十一屆社員大會手冊上之損益表為準。
計算方式為 營業成本(人事費+修繕費+會議費....+租金支出)/銷貨總額
當年度合作社之銷貨總額為100,194,900，而營業成本為13,608,309。
而統一超商98年9月之銷貨總額為73,319,691，而營業成本則為1,496,606。
2.資料來源於中華民國證券期貨局公開資訊觀測站
「合作社的年營業額有一億，盈餘卻只有一百萬，這樣的績效怎麼可能是好的?」總務長鄭富書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是這麼說的。事實上，合作社不以營利為導向，因為賣的商品便宜，總營業額高並不代表盈餘就會高。總務長的批評不夠細緻，但透過對數字的基本質疑，他的擔憂是有道理的。
荒謬的人事開銷
檢視合作社在九十八年度的損益表，我們發現，合作社每賣出一百塊錢的商品，就要負擔十四元的營業成本(註一)。或許我們單看數字不會有什麼感覺，但與性質類似的統一超商相比較，其每賣出一百塊的商品，卻只要花一塊錢的營業成本。(註二)所謂的營業成本，指的是不包括進貨成本的修繕、人事、水電等用以維持營運的花費，營業成本是不會隨著營利與否而有所改變的。台灣大學合作社維持營運的開銷是7-11的十四倍，這樣誇張的數據讓我們合理懷疑，合作社的營運絕對大有問題！
深入檢視其財務報表，780萬的人事費、50萬的會議費是讓營運成本超量的主因。合作社現任的專職員工不超過十一名，組織中位階最高的是張富安經理，最低的則是各店的店長和帳務員。這些職員的薪資起碼有五萬三，而經理則是六萬。六萬的月薪，已經相當於公立大學助理教授的月收入。人事支出花大錢並不是錯，如果能有實質的效益回收，錢當然該花。但透過訪談事件關係人與檢視合作社人事資料後，我們發現合作社的經營團隊，素質是堪慮的。
台灣的合作社因其歷史因素，導致台大合作社內的經理是軍人出身。軍人退伍後來到合作社，並非經營管理科班出身的他領有雙薪(退休俸與合作社薪資)，工作並不確實。本報訪問張經理時，經理提及他十分關心學生吃的品質，曾因為學生拉肚子而要求撤換便當廠商，但當我們問及他抽查便當問題的頻率時，卻也僅只一學期一次。合作社監事，公衛學院教授季瑋珠也提到，在面對到合作社營運問題時，經理始終無法提出解決方案，只是不斷聲稱憲法有保障合作社的存在，卻不願做出任何實質改變的保證。合作社理事主席，醫學院教授曾賢忠也回憶，當初被國有財產局警告時，合作社經理未將公文上送理事會，而私下壓案。在東窗事發後，面對校方的質疑，竟回應：「並無違法情事」。對於以上指責，經理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僅淡淡的說：「國有財產局竟然把副本給學校…」，並指責總務處只有顧及自己的績效，未考量學生福利等。本報與總務處負責處理合作社問題的管理組接觸後，管理組表示，合作社方面總是推託責任，相當不好溝通。在經理與校方、理事會互相責難的羅生門後，我們不禁要問，合作社的人事品質，真有月薪六萬，享1.5個月年終的價值嗎?而這樣的經營領導人，卻待在合作社將近二十年了。不僅經理如此，曾賢忠理事長也向我們表示，合作社營運改造很大的困難就在會計的能力貧乏，「他們都待很久了…」曾理事感嘆道。
離譜的會議成本
誇張的人事費用外，合作社年度損益表上的會議費也讓我們看了瞠目結舌。五十三萬的會議費，都是花到哪裡去了呢?檢視收支細目表上的說明，合作社每一次的理事會、監事會、社務會議，與會理監事都能有一千元的開會津貼，而一年下來，這樣的會議有二十場，總共花去二十三萬。不只如此，所有參與一年一次社員大會的一百五十名社員代表，都能得到一千元的提貨卷，十五萬元就花在這裡。以上都不包括會議茶餐費和各理事會小組會的會議開銷，林林總總加起來，就是五十三萬。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合作社對外叫屈，認為若校方調整租金，使其每年需多繳納四十八萬就會營運不下去，那為何要花費五十三萬的成本在開會上呢? 如果有筆接近年度盈餘一半的開銷，是供奉給有權力決定合作社大小事務的一百五十人身上，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懷疑，被遺忘的質詢可能是刻意忽略下的產物?營運成本外，在盈餘分配的款項中尚有理事酬勞金，占了合作社僅存一百萬盈餘的5％。莫怪乎有合作社的理監事、社員代表是涼缺兼肥缺的閒言閒語了!這樣營運迂腐的合作社，成為社員的你我安心嗎？
備註
1.計算之數據是以員生消費合作社第十一屆社員大會手冊上之損益表為準。
計算方式為 營業成本(人事費+修繕費+會議費....+租金支出)/銷貨總額
當年度合作社之銷貨總額為100,194,900，而營業成本為13,608,309。
而統一超商98年9月之銷貨總額為73,319,691，而營業成本則為1,496,606。
2.資料來源於中華民國證券期貨局公開資訊觀測站
小福小福，妳要幸福
◎陳聖為（社會三）
為找出合作社的病因，並思索解決的辦法，本報訪談了合作經濟的權威、在此事件中眾多關係人與研究財務報表，沒想到結果卻讓我們大為震驚。
合作社的離譜開銷在理事會製表、監事會審核、社員大會上給社員參考的一系列過程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曾啟疑竇。這代表著監督合作社成長茁壯、回饋教職員工學生的體系是無法有效發揮的；經營管理的職員沒有以經營企業的戰戰兢兢來經營合作社，只求在合作社法與低租金保障底下存活，導致因循苟且、沒有效率；校方代表總務長不論在校產維護小組的會議上，或是接受本報專訪時，都對合作社的進步持懷疑的態度。合作社有其存在必要，但校方沒表現出共同治療、共體時艱、重視其價值的善意，反而把其當成病入膏肓的絕症病人，欲砍掉重練而後快。不曾為合作社的變質作出預防，校方現在表面友善也有可能成為合作社改革的隱性障礙。
合作社的內憂外患超乎想像—職員的顢頇、理監事無法有效敦促進步、校方的不正面支持都是關鍵。我們都希望小福能夠幸福，但唯有解決以上三點，幸福才能不僅僅是浪漫的口號。
為找出合作社的病因，並思索解決的辦法，本報訪談了合作經濟的權威、在此事件中眾多關係人與研究財務報表，沒想到結果卻讓我們大為震驚。
合作社的離譜開銷在理事會製表、監事會審核、社員大會上給社員參考的一系列過程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曾啟疑竇。這代表著監督合作社成長茁壯、回饋教職員工學生的體系是無法有效發揮的；經營管理的職員沒有以經營企業的戰戰兢兢來經營合作社，只求在合作社法與低租金保障底下存活，導致因循苟且、沒有效率；校方代表總務長不論在校產維護小組的會議上，或是接受本報專訪時，都對合作社的進步持懷疑的態度。合作社有其存在必要，但校方沒表現出共同治療、共體時艱、重視其價值的善意，反而把其當成病入膏肓的絕症病人，欲砍掉重練而後快。不曾為合作社的變質作出預防，校方現在表面友善也有可能成為合作社改革的隱性障礙。
合作社的內憂外患超乎想像—職員的顢頇、理監事無法有效敦促進步、校方的不正面支持都是關鍵。我們都希望小福能夠幸福，但唯有解決以上三點，幸福才能不僅僅是浪漫的口號。
畢業？延畢？
◎葉志成（化學一）
每年三月，各個大學相繼舉行研究所入學考試。這也代表著畢業的季節又悄悄將至，台大四千名左右的應屆畢業生即將踏出校園、面對「茫茫的未來」。有些人考研究所繼續進修，有些即將服兵役，有些準備投入職場尋找工作。另外還有一群人，他們選擇延長修業年限，繼續待在校園。
根據傳統的認知，大學四年畢業﹝某些科系例外﹞是一件理所當然之事；而延畢可能被解讀為必修被當無法順利畢業，或被當作是該學生逃避現實的一種做法。去年六月，104人力銀行董事長楊基寬更是在成功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了「延畢生是懦夫」的言論，以激勵學生勇於出社會尋找工作。
大學生選擇延畢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失業率的升高、研究所錄取率的提升、修讀輔系、雙主修或出國交換學生等等。許多人延畢的考量，是因為想有更多時間準備研究所，又不希望兵役一事中斷學業；或是善用學校的資源，培養多方面的專長，以期待將來投入職場時能有較好的競爭力。和以往消極的延畢相比，這些人額外投資一年在大學階段，可謂是「積極的延畢」。
台大註冊組主任洪泰雄分析，當今台灣的大學教育已經轉型成為普及式教育，而非以往的菁英式教育；再加上大學的通識課程越來越受到重視，而某些專業的訓練則被延至研究所的階段。因此，洪主任認為，大學教育未來的走向應是全方面的人格教育。
對於現在的大學生而言，大學不僅是一個學習謀生技能的地方，更是一個塑造人格、發掘自身興趣的地方。何況台大的學費低廉、課程多元；若多花一兩年修課，可以獲得更多的知識、技能，藉此提升自己的價值，洪主任認為這是很棒的投資。
台大各學院在學人數及延畢人數
上方的表格中詳列了近六年來，台大各個學院的在學人數以及延畢生人數。由圖表可見，台大這六年的延畢人數沒有明顯的增長趨勢。然而，各個學院之間的延畢人數佔在學人數的比例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文學院、法律學院的比例較高，而醫學院、公衛學院以及電資學院的比例較低。
這反映出從「求學」轉為「求職」的這個人生關鍵階段，各個學院的學生所經歷的過程不盡相同。如醫學院的科系，課程的專業性比較高，學生畢業後出路較為明確，因此選擇多花一年的時間探索的人較少。而如法律學院的畢業生，多需考上書記官、司法官等才有競爭力；由於考試艱難，延畢一兩年準備應考的人不在少數。
大學生的生涯規劃選擇多元，延畢逐漸由被動轉為主動。身為大學生的這一段歲月中，只要有明確的目標與計劃，大學到底念了幾年，似乎再也不是那麼的重要了。
每年三月，各個大學相繼舉行研究所入學考試。這也代表著畢業的季節又悄悄將至，台大四千名左右的應屆畢業生即將踏出校園、面對「茫茫的未來」。有些人考研究所繼續進修，有些即將服兵役，有些準備投入職場尋找工作。另外還有一群人，他們選擇延長修業年限，繼續待在校園。
根據傳統的認知，大學四年畢業﹝某些科系例外﹞是一件理所當然之事；而延畢可能被解讀為必修被當無法順利畢業，或被當作是該學生逃避現實的一種做法。去年六月，104人力銀行董事長楊基寬更是在成功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了「延畢生是懦夫」的言論，以激勵學生勇於出社會尋找工作。
大學生選擇延畢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失業率的升高、研究所錄取率的提升、修讀輔系、雙主修或出國交換學生等等。許多人延畢的考量，是因為想有更多時間準備研究所，又不希望兵役一事中斷學業；或是善用學校的資源，培養多方面的專長，以期待將來投入職場時能有較好的競爭力。和以往消極的延畢相比，這些人額外投資一年在大學階段，可謂是「積極的延畢」。
台大註冊組主任洪泰雄分析，當今台灣的大學教育已經轉型成為普及式教育，而非以往的菁英式教育；再加上大學的通識課程越來越受到重視，而某些專業的訓練則被延至研究所的階段。因此，洪主任認為，大學教育未來的走向應是全方面的人格教育。
對於現在的大學生而言，大學不僅是一個學習謀生技能的地方，更是一個塑造人格、發掘自身興趣的地方。何況台大的學費低廉、課程多元；若多花一兩年修課，可以獲得更多的知識、技能，藉此提升自己的價值，洪主任認為這是很棒的投資。
台大各學院在學人數及延畢人數
上方的表格中詳列了近六年來，台大各個學院的在學人數以及延畢生人數。由圖表可見，台大這六年的延畢人數沒有明顯的增長趨勢。然而，各個學院之間的延畢人數佔在學人數的比例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文學院、法律學院的比例較高，而醫學院、公衛學院以及電資學院的比例較低。
這反映出從「求學」轉為「求職」的這個人生關鍵階段，各個學院的學生所經歷的過程不盡相同。如醫學院的科系，課程的專業性比較高，學生畢業後出路較為明確，因此選擇多花一年的時間探索的人較少。而如法律學院的畢業生，多需考上書記官、司法官等才有競爭力；由於考試艱難，延畢一兩年準備應考的人不在少數。
大學生的生涯規劃選擇多元，延畢逐漸由被動轉為主動。身為大學生的這一段歲月中，只要有明確的目標與計劃，大學到底念了幾年，似乎再也不是那麼的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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