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5日 星期一

消費合作社在台灣——歷史與限制

◎陳也禎(政治二)

在一陣槍砲彈藥的轟轟聲中,歷史課本上敘述著台灣被割給日本的種種辛酸血淚。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刻,國民教育的老師們分為「專科」和「一般科」,擔任專科的老師也同時為班級的導師,他們擁有賣文具的權利以賺些小利;另一方面,一般科的美術、體育老師卻不被許可。隨著時光長河在歷史中滾滾流動,台灣光復後,這些一般科的老師們起身為自己爭取福利,因此,福利社在學校的規定之下設立。民國64年開始,由國防部福利總處負責福利社的種種業務(被稱為軍公教福利中心)。直到民國78年,人民歷經沈澱後的爆發,台灣在此時解除了戒嚴。一切都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國防部被批評在管理時期賺取不當的營收,因為消費需要證件,而大家相互借用證件的後果是非福利社體系商家的損失。被批評聲浪席捲而無法繼續管理的國防部,決定撒手不管。

在國防部撤離主導權的位置後,中央政府下放權力到地方。民國79年,政府頒布政策,規定國高中小學都需設立合作社,以取代之前福利社,同時也取代之前福利社給老師員工的三節福利金。緊接著79年,大學也設立起合作社,而台大躬逢其盛,在台大學生會會長羅文嘉發動包圍台大福利社下,改制成合作社。民國87年,為了解決中央與地方行政區的過度重疊而將省虛級化,卻意外精簡了省政府中統一管理合作社的專責機構。沒有了省政府,合作社相關業務需牽連行政院下的14個部門。但是沒有跨部會的協調配套,也沒有原先管理合作社的百餘名人力,台灣合作社的發展瞬間陷入停滯。台灣合作社的成立基礎是由上而下,政治權力運作後所展現的結果。藉由前文〈合作經濟概念的探討〉中,描繪出對於其他國家合作社的輪廓(是根據人民團體間的需求,自主性地由下往上所發展出的合作互助精神),清晰地發現台灣和他國的差異。這樣的歷史脈絡之下,國外所發展的種種教育意涵,在台灣的合作社的實踐當中,多數的概念和精神只是被簡化和扭曲。

機械性的想像
以台大這次合作社的案例為出發點,我們發現,在所訪談的對象言談裡、參加的會議中,合作社想像單一且貧乏,多數人只強調合作社的「便宜」,就連放在合作社網站裡的〈台灣大學員生消費合作社----合作教育宣傳資料〉,明文的第一項便是「享受低廉物價」,其中更突兀地寫道:「本社社員眾多,以批量進貨,並且大福壓低利潤,所以售價較一般商店便宜。」而非藉由團隊的力量增強了市場的議價力、對於物品本身的認識抵抗炫耀性價值、或是靠著合作互助的信念達到互惠的共享,甚至沒有努力跨越資本主義邏輯下,層層膨脹的金錢貪婪,以獲得原本就應該低的「合理」價格為實踐的可能性。讓人不禁想問,這樣子的合作社與量販店又有什麼差異?

人力的萎縮
因為台灣合作社的發展脈絡是由上而下建構而來,造成了人們對於合作社單一貧乏的想像。不僅如此,更在多數人無法真正理解合作社團結合作的精神下,鮮少人願意付出,「多數教師卻缺乏經營之意願與能力。」(蕭衍平,2005)成員彼此間的約束力,也只建立在「能夠來開會就很好了,就很開心了。」不只是很少人願意付出,制度性管理合作社的人力也相對被縮減,「據我所知,以前(台大)有20幾位專職的員工,現在只有7位。」(節錄自北大合作經濟教授丁秋芳之訪談)另一方面,合作社的經營原本可以是民主教育的實踐場所,卻發生理監事主席位子難產的結果,甚至有新選上理事主席,因為不想、不願意擔當而直接辭官的窘境。

意義和價值在機械的縫隙中掙扎
前文所提到許多合作社的意義和價值,檢視我們現在的合作社。以環保教育為例,「合作社亦可以發揮環保教育,讓大家一起來拒絕購買汙染性、包裝過多的商品;也唯有透過團體的力量,大家才能更有動力與成就感,以求環保運動之持續與擴大。」但是,放眼目前台大貨櫃架上,爭奇鬥艷的商品,縱使裹著價格較低的外衣,卻仍然賣著與便利超商相同的貨品(只有部分為台大自己的產品),仍然複製著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下的層層剝削和膨脹價格。

進一步的,我們想要挑戰台大合作社創立的最初定義,其概念更不應該侷限於一開始設定的社員身分而已(我們可以反問,是誰控制了社員身分的認定、又為什麼是以這樣的標準做為標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合作社成為台灣有機農業、生產工作坊、社區農學市集相互對話的平台,讓在地的合作性生產物品可以進入台大、讓辛苦經營友善產業的人一起合作呢?一方面成為「公平貿易」的銷售管道;另一方面,影響台大師生消費生活的形態,使合作社末端的消費行為往前踏一步,與「生產端」產生連結,擴展合作社的社群邊界,從巨視的互惠互助,連接到微視的互信互賴,重新詮釋定義一個經濟體系。

不好=關門?!
由上到下的主導權、空洞的合作社觀念、推諉塞責的態度,台灣合作社可說先天不良,命運多舛。但我們可以因此妄下定論要合作社消失於台大、台灣的經濟體系當中嗎?北大經濟合作學系梁玲菁教授提出不同的看法:「為什麼不去看些成功的案例,然後去做、去推動呢?卻一直要把不好的擴大,然後(將合作社)關門關門關門!然後用委外的方式來處理事情!一切都只有向錢看,除了錢以外,沒有社會、沒有文化、沒有合作、沒有互助。」因此,我們期待在公權力的手伸進合作經濟的運作之前,先翻閱一些合作經濟最原初的理念;在抽象的自由平等貿易大張旗鼓地想要奪回他認定的「自由平等貿易」之前,先睜開眼看看那些同時被價格、薪資剝削的群體。或許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過後,多多少少打破了資本主義式粉紅色泡沫的經濟運作慣性,而重新思考其他經濟體系的可能性。但,我們仍然要提出警訊、必須更加的小心於尋找另外一條解決之道,因為現在台灣的合作社,並非如同我們生命經驗所感受到的只是便宜的降低消費罷了,其背後蘊藏許多深刻的意涵,不要讓我們既有的、僵固的看法阻礙我們飛揚想像的可能性。

「合作社是我們的,不是資本家的。」梁老師語重心長的訴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