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中生專題】無法留下的遠方——中生在台適應與身分認同探討

 
陳泓瑋、張嘉芸、李秉純 

在介紹了中生制度層面的種種限制後,本文將進一步分析中生在台的生活經驗,綜合巨觀的制度與政經文化背景之結構性因素,以及微觀的社會互動與團體之影響,探討中生如何詮釋台灣經驗並予以回應、中生與台灣人的交流形塑了何種認同框架;透過爬梳其適應與認同的複雜過程,深入了解台大中生的處境。


想像破滅:政治與文化的落差震撼

「主要在政治和社會文化方面,他們覺得台灣離大陸太遙遠。」一位受訪者如此說明其父母對他來台唸書的擔憂;即便地理上可以快速抵達,政治與文化的差距,的確帶給甫來台的中生不少驚奇和衝擊。許多受訪者來台前對於台灣的了解都非常稀少,來台是因為考量到自己不適合中國的教育體制,例如:大學環境仍十分競爭高壓而台灣學風較自由,或是純粹把台大作為整體中國大學的一部分,「分數到了就來了。」來台前,對台灣的認識多屬於「中華文化保存完整」,但來台後卻發現台灣人並不是很在乎他們所渴盼的「中華文化」。

初來乍到,對於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差異,中生雖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卻仍有不少意料之外的衝擊。來台灣不久,中生們便會察覺,某些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在台灣竟似乎「不合時宜」。


兩岸議題政治意識衝突

中生從小在對岸接受的教育,高舉民族主義的精神,將台灣問題刻畫為統一大業的必然進程,乃中華民族重新奮發、百年復興的重要指標,加上官方和民間的輿論動員,導致民眾皆傾向認為,支持台獨的人僅是少數「激進份子」。許多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原本「不知道大家都不支持統一」,是到了台灣後,才意識到大家都使用「中國」而不是「大陸」,而台灣人在國族認同上大多也並不認為台灣屬於中國。

除了兩岸問題的認知差異外,中生與台生對於政府體制、社會面貌到個人與國家關係,由於中國與台灣在歷史道路上分歧的脈絡,而發展出相當的落差。在民主化後出生的台灣學生,權力制衡、政黨政治等民主精神已經深植心中,而中生從小接受的教育,則告訴他們「國家政府和共產黨是一體的,面對美國帝國主義等外敵的威脅,其他的情感可以擱置。」有受訪者用非常生動的例子比喻:「一起去看電影《返校》時,台灣同學們是為了受害者哭,大陸人民如果哭,則是為了那些努力讓國家更好的人哭,大陸大部分的人會比較相信政府。」除此之外,他也觀察到,冷感、或刻意保持距離,是大多中國人民面對政治議題的態度,相對而言,台灣人比較容易受到政治的影響,政治與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每個人都會投入關心。

理念層次的分歧,卻也可能在實際交流層面產生影響。一位受訪者表示:「我原來會『求同』,大家有相同的文化語言文字,交流上會順暢方便一些。但來台灣後發現『異』(政治)被放大了。剛進系所後,台灣本地生和我交流,感興趣的就是政治方面的,可能大家都盡量用模糊語言去表示。但從他們的語言上,還是有對來台陸生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另一位受訪者提到,在與某些台灣學生相處的過程中,會感受到他們基於民主自由的信念,在言談當中展現出不自覺的優越感:「(台灣學生)不是以罵中國人為目的,但那種高人一等的感覺還蠻明顯的,就是我從小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的環境,那我就是比你厲害。」或者交流時需要先針對特定議題表態,甚至被預設立場,而遭到同學有意的試探:「有時候自己的立場會被預設會覺得困擾,可能跟別人聊天的時候他會問你『香港怎麼樣呀?』用一種奇怪的語氣,我就覺得,我就跟你一樣啊,怎麼了?」基於類似的理由,某些受訪同學在參加普通活動時不會強調自己中生的身分,因為表述身份了反而會遭到台灣人以中生的框架看待,甚至審核其言論、質疑其說詞。

不過,較為政治冷感、或有意識對相關議題保持距離的學生,較不會有類似的困擾,他們發展出了自己不同的理解框架與適應方法。針對兩岸問題,接受訪談的中生當中有不少表示尊重台灣人對於國家前途的看法,認為這不是中國人可以代為決定的議題;也有中生在了解台灣的歷史脈絡,例如民主運動的歷程、中國對台政策的其他面向後,「反對以前的自己」,轉而理解台獨的立場。而對於台灣民主體制的想法,中生們則呈現更為分歧的評論,有肯定,也有負面評價。可以看出來的是,中生並非組成與思想齊一的群體,然不少受訪者認為,其內部的異質性容易被忽略,尤其體現在平時生活的互動過程當中,常會被概括為簡單劃一的群體對待。


社會互動的友善與惡意:被概括而排除的他者

受訪學生中,大部分的人表示與老師同學互動的經驗是好的,並沒有感受到排擠或惡意;若觸及敏感話題,同學也會顧及中生想法、詢問其感受。在修課經驗上,有受訪者提到修習中國相關課程時,老師下課後還會徵詢班上中生的意見以對講課內容做修正,即便是立場不同,老師也會尊重課堂上的中生,先提醒上課的內容有些敏感,並針對可能造成的矛盾與不適道歉,讓中生同學認為:「我自己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整體而言,台大中生感受到的課堂氛圍是友善的;至於台大專責處理中生事宜的僑陸組,受訪者也紛紛提到他們對中生已十分照顧,然而,有些過於細瑣的事情還是需要陸生會學長姐的協助;至於交友圈,則不一定侷限在中生群體,有許多人自認歸屬於台灣人居多的小團體,也有不適應台灣生活的中生「抱團取暖」——基於生活經驗與價值觀相近而互相訴苦。

「感受到環境變壞,是來自於日常的惡意開始累積。」相較起面對面的衝突,受訪者表示平常感受到的敵意通常是來自網路爭執,或是在陌生環境無意間聽到他人以負面字眼討論中國人。

最層出不窮的是NTU交流版上對於中國遊客、中國政府的批評。在交流版上,眾人對中國的不滿都予以傾瀉,但在這個封閉的平台中,並無法將這些對中國政府、中國部分遊客的不滿傳遞給當事人,能看到這些輿論的只是同有中國籍的台大中生,不論是因為留言的炮口莫名轉向中生,或是基於被一概而論的感受,這都使部分同學感到受傷、挫折。尤其是台大連儂墻事件時,受訪者表示陸生團體「很害怕槍口轉移到自己身上。」無差別的謾罵引起其恐慌,事實上,也有一定數量的中生並不贊同「小粉紅」[1]的行動,但是不敢發聲——因為身分造成本質上的排除,很可能招致更多台灣人的質疑。一位受訪者為此下了註腳:「有一個學姐在UCLA念完博士班,回來說白人的話語很強,亞裔很難融入。我說我在台灣已經提前適應了。會有被隱隱區隔開、被針對的感受。」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中生們對於公眾事務保持噤聲,因為從過去溝通上的挫折經驗,他們知道無論自己發表甚麼言論,都會被貼上標籤、不被公正看待,受訪者無奈地說:「興許不需要把一群想要跟你交流的人趕到對立面上去。」即便自己試圖想要溝通,但大環境呈現的反中情緒仍讓中生寧可沉默。這樣的失聲也可反映在權益爭取上,許多一、二代中生會向政府表達對健保體制排除的不滿,但是中生爭取權益的運動在遭受種種挫折後也音量漸消,現在許多人的反應是無奈而接受現狀。


中生汙名導致的脆弱感

除了網路上不友善的氛圍,中生身分帶有的汙名性質在現實生活中也會帶來壓力。除了前述提到台灣人高人一等的表現令受訪者難以應對,處在陌生環境時,有受訪者會刻意模仿台灣腔、在公眾場合看微信時把螢幕亮度調低,以免遭遇被指認而出的尷尬,或是被迫直面未知的敵意——無可避免在公開場合聽到有人責罵、批評中國人。

多位受訪者提到一個疑惑:「其實大陸人很喜歡台灣學生,但談到政治雙邊又會水火不容。」原本在國族情感上不覺得自己會與台灣人隔閡,也在來台旅遊時對台灣的人情味保有正面印象,但是來台求學後,台灣人對中生的態度跟原本想像中有明顯的落差;另外,某些中生對台灣抱持著民主社會的想像,卻在網路衝突的經驗中受挫,進而認為民主並不一定是好的,將這樣的不愉快的溝通經驗理解成台灣「太過自由」。未預期遭受的指責混雜著落差情緒,確實造成中生集體的脆弱感。

這幾年來,隨著民進黨政府上台,以及全球反中浪潮的延燒,使得兩岸關係日漸緊張,也影響陸生在台就學的學習氛圍。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警惕與敵意,源於特定的歷史背景與對立情勢,需要放在更深層的脈絡中理解。然而,對於中生來說,他們感受自己被放進一個被概括化的群體,在網路上受到任意的污名化以及惡意攻擊,因此,他們將台灣社會普遍的敵意跟兩岸政府的關係連結,視之為公權力的結果,影響對台灣民主政治體制的負面評價,而認為台灣民主是失敗、不成熟的。

同樣的,一位受訪者分析,基於兩岸特殊的形勢,台灣人將對於中國的複雜情感投射到了中生身上,產生了敵意和仇恨,而忽視了中生在台灣無論是制度上抑或主流論述當中,其實才是真正的弱勢。

(以下摘錄兩位受訪者對話)

A同學:現在有沒有辦法和那些情緒(台灣人對中國人的敵意)和解?

B同學:沒有辦法和解,他在仇恨你,我沒有仇恨他。

A同學:是因為他沒有要跟我和解,所以我必須跟他和解。

B同學:就是因為他沒有要跟你和解,所以你跟他和解沒有任何意義,永遠不能只有單方向。在這個社會我們是minority,他沒有要理解你,那就是沒有辦法。我認為釋放善意是雙方的,不是單方面的。

兩位受訪者皆是對於台灣的歷史背景有相當掌握的中生,但對於能否融入台灣、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與想法,卻發展出相異的理解與適應模式。從中也可以看出,中生在台灣,面臨同樣的處境與限制,仍會產生不同想法,該如何思考中生——作為擁有異質性的群體——值得我們深思。


多重感受上的異鄉人

即便在校園的人際互動中多能融入台灣生活,然而兩岸特殊、緊張的情勢,也影響了中生在台灣的求學環境,包含制度上不利的待遇與地位。「中國人」的身分對於在台中生而言就如那頭房間裡的大象,不是被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談,就是成為眾人目光唯一的焦點。受訪的幾位中生,在來台之前或對台灣抱有好感、或沒有特別的印象,在來台之後,他們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是自身與台人國族認同的巨大差異。再來,社會輿論對中國極端而刻板的想像、容易引來一陣尷尬的政治話題、對北京政府與政治體制的敵意、三限六不、健保制度、獎學金的限制,觸及政治、歷史、經濟、福利等等領域的日常互動經驗,則更加強了「中國人在台灣不受歡迎」、「被刻意區分排除」的感受。「中國人這麼喜歡台灣人,為什麼台灣人這麼討厭中國人?」的困惑孳生,影響了彼此的互動與理解。

台、中兩國複雜的政治糾葛、近年台灣人反中聲浪的高漲、媒體平台常見的種種誇大/獵奇的資訊,這些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國族的差異,化為網路和日常互動中針對「中國人」身分本質論的貶抑排除,就如受訪者所言,「無論選擇多溫和,只要立場站歪、背景有任何問題,第一個指責就是指責背景,說你是中國人。」中國身分帶來的種種有色眼光與標籤,在台中生首當其衝,「過客」的心態普遍見於受訪學生的訪問中——不論之前對台觀感與想像如何,台灣對他們來說都不再是值得久留、費心思耕耘的地方。受訪者們經常提到選擇來台念書的主因是有更多到國外念研究所、接觸的機會,而這樣的說法,除了功利主義以外,我們也該看到他們在台灣經驗到的種種意見衝突、身分貶抑、制度化的差別待遇,加上最根本的法令限制(畢業後不得留台發展),讓來台的中生注定只能是過客。

一位來台前頗喜歡台灣的受訪學生分享他在台灣待了幾年的心境,「覺得自己是個異類、邊緣人,跟大家不一樣……待完四年趕緊走就好。」從迥異甚至衝突的台、中兩種國族框架,衍伸出涵蓋日常生活眾多面向的制度規範與認同論述,形塑出對中生極不友善的環境。不管原先覺得台灣是自由民主之島或是保留民初遺緒與中華文化之地,種種將中生區隔、差別待遇的制度,讓喜歡台灣環境的人難以久留,加上容易放大檢視中國人身分的輿論環境,更讓部分終生視台灣為無法生根久留的漂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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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描述立場偏向民族主義的網友的用詞;同時也用來指涉受到中國共產黨旗下共青團指揮或影響,而自發維護中國共產黨權威的一群人。




【中生專題】前言、中生的雙重困境

 
◎李秉純、陳恬靖、簡子云、盧丹云 


誰的自由民主樂土?台大中生的在台經驗與台生的反思


前言

2019年6月開始的香港反送中運動跨越海峽延燒至台灣,引發台灣社會廣大迴響。在高舉自由民主旗幟的這片土地上,中國學生因為立場不同而與港生及支持港生立場的台生發生衝突,甚至出現中生對港生掐頸的暴力行徑[1]。同年11月7日,兩名中國遊客於台大第一活動中心撕毀連儂牆一事是為導火線,引爆自2011年中國學生開放來台後與台生間長久積累的矛盾。校內台生、中生針對此事在NTU交流版上各抒己見,一來一往的辯論中,暴露出兩者的意識形態差異。在普遍共情香港人並支持反送中運動的脈絡下,中國學生的國籍令不少台生為其預設立場,並予以言語攻擊。

在一般台灣學生的印象中,可能會認為每每遇到事件就跳出來為自身族群爭取權利的中生是在無理取鬧,其政治立場也常被先入為主,認為中國人皆是服膺中共黨國教育。然而,事實真的是我們所想的嗎?中生的樣態是如此扁平的嗎?奠基在想要彼此了解以達溝通、轉換思考模式的原則上,我們試圖理解中生在台經驗——生活習慣、價值觀、政治意識形態與台灣學生不同時該如何因應;是否曾經懷有過對台生的偏見,以及是否感受到來自台生的偏見;在台學習須遵守的規定(包含成文及不成文的規定)、涉及中生權益的制度是如何影響他們對台灣與自身身分的認知。

我們梳理了中國學生來台就學的相關法條與限制,並採訪了九位現在就讀於台大大學部和研究所的中國學位生。希望透過制度與社會互動層面讓讀者了解中國學生在台處境,也試圖討論背景差異如何造成中國學生與台灣本地生的意識形態衝突,而彼此在這樣的結構下又發展出怎樣的應對策略與態度。最後,我們將帶回台灣學生的視角提出反思的論點。

專題名稱「誰的自由民主樂土?」是對於台灣自傲的民主概念之叩問。以自由民主為榮的台灣人,面對中生時展現的卻是刻板印象、身分審查、排除他者,這是我們所追求的廣納多元的民主嗎?面對中生時,我們似乎無法落實自己所定義的民主;另一方面,這也是中生的疑惑,是對於台灣抱持民主想像的中生來台後所感受的落差——原來這就是民主嗎?如果他們所想望的民主其實是針對自己身分的無差別攻擊、不願意理解其處境與生命史而將他們均質化成一個與中共政權畫上等號的群體,那這樣的自由民主樂土是不是有些令人失望?

本文將會以「中生」簡稱中國來台留學生,不過,我們也會依照文章脈絡及受訪同學說法來使用貼合語境、忠於原文的稱呼(陸生、大陸同學等)。

此專題撰寫時間跨度稍長,在出刊過程中也發生了中生因疫情而無法回台上課、中國政府禁止下一年度中生來台等事件。雖來不及納入本刊討論,但透過本專題,希望大家下次在看見這類新聞、看見網友出現獵巫行為時,能多加換位思考兩者互動的可能,而非流於對他群的妖魔化。

最後,這篇專題的完成,最感謝的是受訪同學們,謝謝你們願意分享來台的私密感受、所思所想,讓台灣人得以更加貼近地了解你們所經歷的疑惑和困擾、了解你們看見的世界,謝謝同學們的信任與善意。




(一)中生的雙重困境——在台灣與中國制度的夾擊下求生
◎陳恬靖、簡子云 


從過往新聞中可見,台生多半對中生來台就學的情形缺乏了解,抱持著不以為然的看法。甚至有認為中生來台就讀會佔據台生的升學名額、搶走台人工作機會等錯誤認知。以下我們將爬梳中生來台就學的背景與其所受的制度面限制,比較台生對中生的想像及實際情形的差異,並說明制度面的限制如何影響中生對於來台就學的意願及感受。



中生來台就學背景與適用法規

早在1990年李登輝就任第八任總統時,便提及:「文教交流應在兩岸交流中優先規劃。」同年,兩岸教育交流計畫從此列入國家政策規劃。[2]「是否開放陸生來台就學」於2006年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提案後引發大量討論,當時為民進黨政府執政,在考量兩岸政治環境下,暫緩該提案。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馬英九政府希望透過經濟文化交流減緩兩岸的緊張關係,並透過引入陸生生源,來解決當時因少子化導致多所私立大學招生名額不足的問題。馬政府提出開放陸生來台就學的三大優點:

一、吸引大陸年輕優秀學生來台,可招收一流大陸學生,刺激台灣學生良性競爭,提升學習競爭力,對台海未來發展有所幫助。

二、開放陸生來台就學,提供兩岸的學生彼此交流與認識,讓兩岸青年學子及早交流,增進彼此了解,有助於未來的和平。

三、陸生來台就學,讓台灣的大學增加生源,解決目前台灣部分大學招生不足的問題。[3]

同年《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專科學校法》(通稱為陸生三法)送往立法院審議,引發執政黨與在野黨長達兩年的攻防戰,中生來台就學如何實踐儼然成為「意識形態之爭」。民進黨立法委員堅持讓「三限六不」入法,教育部則希望保留彈性。而後雙方在多次爆發肢體衝突後妥協僅將「一限二不」入法,「三限六不」則作為施政原則輔助進行。由於「三限六不」的涵蓋面較廣,涉及中生在台就學的各個層面,「一限二不」亦包含在內,因此本篇主要以「三限六不」進行討論。 國民黨政府為了與中國政府打好關係,大力開放兩岸的政經交流,馬政府所提的開放中生來台就學的效果仍有可議空間,不過在當時台灣政策取向和社會情境下,中生來台就學法案勢在必行。於是在法規與配套措施成形後,2011年政府始開放中國籍學生報考台灣的大學,起初國立大學僅開放研究所名額,於2014年修改為大學部與研究所。由陸委會作為中生在台的對接單位,在台大則由僑陸組作為負責單位。

中國則由「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陸聯會)作為唯一辦理中生來台就學的主管機關。中生來台就學報名資格限定為於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北及遼寧 8 省市設有戶籍之大陸地區人民,參加當年度該省分夏季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方可報名,高考總分未達該省市本科二批分數線(指省屬一般普通院校在中國高考第二梯次招收學生時,參考的學科成績門檻)亦不予錄取。[4]



制度面限制與回應

在詳述中生受到的制度限制前,首先要說明陸生三法中最基本的限制原則──「三限六不」。

「三限六不」可說是一條無形的繩索,滲透進生活的各面向,限制中生的許多選擇。三限六不同時也意味著中生從來台前到在台灣就讀後,在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倍受限制。

以下簡介陸生三法中的三限六不。「三限」為限校、限量、限域,也就是限制採認高等學校學歷,僅認可學術聲望卓著、辦學品質績優的大陸地區高等學校;限制來台中生總量,以全國招生總量的 0.5-1 %(約 1,000-2,000 名)為原則;限制醫學學歷採認領域,限制大陸地區所有涉及我國醫事人員證照考試之學歷採認。「六不」則是指不涉及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打工、不得在台就業、不得報考公職及專技考試。正式入法的「一限二不」,分別是「限制醫事學歷採認」、「不允許打工」、「不能參加國家考試」。[5]正式入法的一限二不為當時修法決議的共識決定,須嚴格執行。而未入法的三限六不仍有彈性的處理空間,例如因中生乃外加名額,因此「限量」的規定並不具實際約束力。

在此次的受訪者中,有受訪者認為台灣對於中生方面的限制不會對自己有太大的影響,並表示從未聽過「三限六不」一詞,但也有受訪者表示系所和招收學生名額的限制在當初申請時造成不小的壓力,且在雙主修及轉系上只能選擇隔年有開放中生名額的系所,部分受訪者在想要打工時也礙於制度限制而無法如願,無法領獎學金及申請擔任助教也是採訪過程中被提出的限制點。對於這些限制,受訪者的感受多半是覺得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在台灣除了文化圈、生活圈上的隔閡外,還得面臨制度帶來的區隔及排外感,受訪者們雖能夠理解限制的存在與台灣中國間的政治關係情勢有關,但仍覺得學生們為此須承受這樣的對待是不合理的,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雖然陸生不是台灣人,但是既然都是在台灣唸書的學生,理應不該受到學術面的限制。

部分中生雖然認同執政黨的政治考量會影響到學校內對於中生的相關條令制定與實行,但是台大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學,受訪者認為學校的作法應對全球學生一視同仁,學校為保護本地學生的就業而對於外國學生有不同待遇,卻將陸生特意與一般外籍生分開依不同原則辦理,例如:選擇系所的開放限制,讓陸生產生一種被特意排除的感受。想要打工的陸生也受法律禁止、無法享有勞保保障,甚至可能因偏離來台就學目的而遣送回國。有受訪者坦言這樣的限制存在著歧視,讓中生對於強調民主人權的台灣有期望落空之感。

對於大學部的中生而言,在大學課程或是之後的研究所課程修業結束後是否仍要留在台灣並不是必須立即決定的問題,但是有受訪者認為對於就讀大學部及研究所的中生來說,只有台灣的民間企業及在陸台商認可台大的學歷效力,未來就算在台參與了實習等活動,但因為中生來台的申請名目是「就學」,而無法在完成學業後直接在台灣留下從事相關工作,即使台灣民間企業認可學歷也無用,在台灣教育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卻礙於中台雙方制度限制而無法將所學回饋於台灣,感覺也是一種對教育資源的浪費。

另一位受訪者早年曾參加過中生學權的爭取運動,此位受訪者坦言中生的學權不平等與中生在台的法源依據有關,因為根據陸生三法,陸生在台的身分為停留(等同於遊客)而不是居留,常常會被質疑身分合法性,例如像台大健康中心規定非本國籍學生要在新生健檢時出示居留證,中生因為沒有居留證所以之後還得再跑健康中心重新健檢一次,且中生持有的停留證不是在每個地方都有效用。我們發現此次的受訪者多半對制度改善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或是實質參與,且初期的中生曾嘗試爭取自身權利,然因中生無法在台長期耕耘,而推動制度的改變是長遠且緩慢的進程,若是參與者沒有保持對推動學權爭取運動的熱情,爭取權利這件事很容易就失去其關注度且失去必要性,所以後來積極於爭取學權的中生也逐漸減少了。



感受上的區隔--以全民健保為例

中生納入健保與否不僅關乎個人健康權益的保障,其中亦涉及複雜的國族問題。在2011年開放中生來台後,行政院即試圖推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條文修改草案,將中生列入外籍生納保名額。而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規定,不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外來人口需在台居留滿6個月方可納入健保。不過《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將中生在台就學期間歸為「停留」身分而非「居留」,故不在全民健保納保範圍,中生需自行投保商業保險。[6]

陸委會於2015年起多次推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2條修正草案,希望使中生來台就學期間的身分比照僑外生改為「居留」,令中生來台就學滿六個月後納入全民健保。2016年10月24日總統府對外發言人亦明確表示「基於人道考量與人權價值,中國大陸學生比照僑外學生納入健保體系」的立場。[7]不到一個月後,執政黨黨團提出健保法修正草案,經立法院決議後交付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2017年立法院進行健保法修正草案之政黨協商,在無法達成共識的情形下,修正草案未進入實質審議法案條文內容。

為什麼中生納入健保的修正草案延宕不前呢?首先,反對者認為健保作為中華民國國民的社會保險政策,應以國人利益為優先考量。若使中生納入健保將造成國家經濟的負擔。但依據103年健保資料統計,外籍生作為健保第6類第2目被保險人身分參加健保,自付保險費約1.02億元,使用醫療費用約0.45億元,其自付之健保費已足以支應其醫療費用,加上中生作為青壯年族群,並不會對台灣的健保體系增添負擔。[8]

曾經參與中生權益爭取運動的受訪者表示,推動中生納入健保的運動時發現,若是中生納入健保可能將會使得中生被迫承擔台灣人焦慮的投射,儘管健保虧損其來有自,但作為台灣社會的外來者,中生缺乏話語權與相應的社會背景能和社會大眾的質疑抗衡。除此之外,中生本身的參與意願低也是推動納保運動最後未果的原因之一,受訪者中有人提及學校方也會提供團體商業保險供學生選擇,覺得這樣的保險選擇雖不如健保全面但也已經足夠了,另一位受訪者表示中生納保已經變成了政黨作為靶子的話題,在考量政策時也不會諮詢中生本身對於制度改善可能方向的看法。

中生權益團體為何要推動中生納入全民健保體系?其原因除了前述提及的「人道考量」外,更因為中生目前可投保之商業保險並不完善,例如醫療費用需先行自付,於事後方可請領保險給付。商業保險給付涵蓋範圍遠較全民健保少,如遇重大傷病或意外,商業保險給付有限(例如:同一次住院係以12萬元為限)。且不同於全民健保,還有洩漏個人隱私的風險。[9]

台大陸僑組提供中生兩種保險選擇──參加學校的團體保險或是自行投保。團體投保為國泰人壽保險,每學期3000元,於學雜費中一同繳納。受訪者之中認為這些保險措施在他們因傷病而需要就醫的後續報銷帳目上有幫助,提供安全感。受訪的中生部分表示沒有健保對在台灣的日常生活沒有太多實質上的影響,也對台灣的醫療體系持有好感。不過他們關注的不僅是生命財產保障的權益,還有希望能被台灣社會接納,在制度上不被差別對待。除了明文規範的法規,中生亦表示在日常生活中與台生相處時,談到醫療安全時會再度認知到自己無法和台灣人一樣享有健全的健保保障。

一位受訪中生坦言:「因為制度而有了排外感受。看病時的一句『我沒有健保卡』,背後是覺得跟大家不一樣、自己好似異類的感受。」另一位受訪中生則表示中生應該要比照僑外生的待遇,希望能夠跟僑外生一樣以「居留」身分待在台灣,只要在台居留時間滿6個月即可申請加入健保,中生不該成為兩岸對立下的犧牲品。依照中華民僑務委員會頒布《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僑生係指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僑生身分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該辦法第三條定義「海外」為「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港澳生則適用於《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10]

政策制度區隔中生與僑外生,根本在於兩岸起伏不定的情勢,以及牽涉廣泛的國族問題。若將中生納入健保,其以「外籍」身分被保障時將挑起兩岸緊繃關係的敏感神經。若堅持不將中生納入健保,台灣作為一個民主法治國家,卻難以保障中生權益,更涉及人權價值與道德問題。在兩相消長之下,中生納入健保依然是一條漫漫長路。




總結

在爬梳制度脈絡的過程中,我們意識到最初開放中生來台就學的目的為促進兩岸文教交流、刺激台灣大學競爭力同時解決台灣大學招生不足的現象,且不論其中是否有馬政府對中國開放交流的政策取向。對於以來台求學為目的的中生而言,以「三限六不」為首的限制使得中生在台灣社會始終作為外來者的角色,無法真正融入台灣社會,對於台灣一直提倡的民主自由價值感到困惑。受訪者之一提出雖然台灣強調自由風氣,但有時在網路上發言時仍須因為自己的中生身分而謹慎回應,否則很容易就會招來語氣強烈的批判,「感覺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也有受訪者提及在台灣的學習經驗雖然有收穫,「但是差異所造成的矛盾感會讓我想趕快在四年結束後就離開」。其中也不乏有為了自己的權利而嘗試爭取的中生,無奈最終因無法在修業結束後在台持續推動運動,且因為多數中生皆認為不去爭取權益也不會對自己的就學進程有太大的實質影響,所以無法確保是否有後繼參與者,最後中生學權運動也逐漸式微。

中生作為兩岸關係折衝的載體,台灣人將對中國的仇恨和複雜的情緒投射在中生身上。足可見中生作為制度下的受害者,以及台灣社會的他者,在基本的制度面都無法受到保障的情形下,導致中生無論在學習方面、人際關係、經濟生活、社會參與、健康保障等社會互動層面,皆受到無形的束縛及限制。我們仍須反思台灣社會在高舉民主自由旗幟的同時,該如何顧及那些被忽視的少數群體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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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義大校園貼反送中貼紙 陸生掐港生脖子還潑水辱罵》
https://tw.appledaily.com/politics/20190918/DMC7EFOYF6SVMBRJVG6LAXGA6Q/
[2]吳榮鎮,〈兩岸教育交流政策文化價值觀之評析〉,《「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 年 10 月,頁 181-182,摘錄自: http://ct100.chihlee.edu.tw/ezcatfiles/b012/img/img/107/a011.doc。
[3]劉慶中、林立生、羅栩淳,2011,〈開放陸生來台就學政策之發展〉。《屏東教育大學、廣州大學 2011 兩岸教育政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12-213,摘錄自:http://ir.nptu.edu.tw/retrieve/12146/209.pdf
[4]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2019 年大學校院學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簡章〉,https://rusen.stust.edu.tw/cpx/B/2019/20190520-Brochure-4B.pdf,下載日期:2020年3月31日。
[5]同註3
[6]《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
[7]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政府基於人道考量與人權價值推動陸生納保〉,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B383123AEADAEE52&s=0F1FC577CAEC4253,下載日期:2020年3月31日。
[8]社會保險司,〈基於人道、公平考量,將陸生比照外籍學生納入全民健保〉,https://www.mohw.gov.tw/fp-2650-19807-1.html,下載日期:2020年3月31日。
[9]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陸生納入健保〉,https://www.mac.gov.tw/cp.aspx?n=B2C9ACBE62E87999,下載日期:2020年3月31日。
[10]全國法規資料庫,《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00001,下載日期:2020年5月19日。

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105目錄





編輯的話/黃脩閔

各位讀者大家好,我是105刊的總編脩閔。

本刊的專題生成,自上學期開始,從問題意識的形塑、受訪者的確立,到內容的討論與來回的校稿,105刊於焉完成。這其中,有編輯與許多新進社員的作品,在處理各個龐雜的議題時,感受到價值的辨析探討,以及如何用一篇篇文章分野拉出專題架構的艱辛。

本刊共有四個主題,由「人社班」、「108課綱 」、「司法與媒體」三個專題,及「人物專訪」所組成。

「人社班」專題,從人社班總計畫談起,探討其與人社營的關係、所欲達成的目標,進一步討論專班vs分散後的人社班轉型及其中的利弊考量、真正落實到課程架構後的學生觀感,此外也探討了教學資源的分配問題,從老師與學生的不同觀點切入。此專題的作者群,幾乎也都讀過不同學校的人社班,透過訪談與撰稿的過程,也像是在跟人社班制度與自己的高中就讀經驗對話。

「108課綱」專題,從課綱的課程架構談起,探討制度設計的原意與理念,並透過訪談第一線的高中教師,理解制度落實的真實樣貌,其中,更針對國文的文白比爭執、歷史課綱內容的爭執撰文,新課綱如何影響大考、對教育不平等產生的影響、課程轉型如何落實,這些都是攸關教育制度設計目標的核心問題,透過此專題,試圖構築108課綱的完整樣貌。

「司法與媒體」專題,透過司法端與媒體端的互動,試著剖析現今司法教育與媒體報導司法議題時面臨的困境,因此兩篇文章分別從司法與媒體兩端出發。第一篇訪談了在不同媒體業做司法議題的記者與自媒體經營者,從他們的角度看自己如何寫帶有法律議題的報導,媒體業又面臨了怎樣的結構性壓力與現今的轉型;另一篇則從司法端的發言人談起,他如何銜接判決書與媒體之間的距離,讓艱深的法律條文與判決過程,透過媒體而傳達給大眾。

「人物專訪」設計,則是效仿意識報過往的「校園意語」專欄,將視角轉移到台大學生身上,紀錄其生命故事、社團生活,甚或關注的議題、倡議行動等等,本刊採訪的是在2020總統大選前爆紅饒舌歌曲《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的作者--楊舒雅,她目前就讀台大政治系二年級,同時也是台大嘻研社幹部,從她的創作動機、對饒舌圈的觀察開始,也擴及性別與政治議題的討論。

希望讀者們喜歡這期的作品,如果對意識報有興趣,也可以來參加我們的編會!


文章目錄


【人社班專題】回首來時路--人社班緣起、轉型與學生就讀經驗




【人物專訪】專訪《華康少女體內份子》楊舒雅

 
許悅、李奕慧、歐陽玥 

她穿著精緻的淺藍色古著襯衫,自在地坐在學開的椅子上侃侃而談,「就像跟朋友聊聊天呀」,她輕鬆地笑了笑。

楊舒雅與我們年齡相仿,目前就讀於台大政治系大二,身兼台大嘻研社幹部,也是2020總統大選前爆紅饒舌歌曲《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的作者。

2019年底,楊舒雅發布《華康少女體內份子》不久後,街聲、YouTube上播放次數隨即衝高,至今已有數十萬的點閱率。

談到接觸饒舌歌曲的原因,楊說大概是從高三,兄弟本色的FLY OUT很紅的那時期,開始聽起饒舌樂。自己又很喜歡在KTV秀,覺得唱饒舌很厲害。至於上大學後加入台大嘻研社的原因,楊笑道,原本只是想「精進在KTV唱的饒舌歌的技巧」,但沒想到台大嘻研社是創作導向而非翻唱,於是進入嘻研社意外成為楊開始創作的契機。

進入嘻研社不久,楊便發現饒舌圈內對女性已有既定的期待,這樣的期待已然為女性設下某些不可越過的界線,阻擋其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風格。楊回憶道,「當時在學寫Cypher(說唱接力),每個人要寫一小段。我那時候上去唱完之後下來,學長給的回饋就是『女生可以學唱比較Chill一點的。』然後我就很不爽啊,為什麼女生只能做Chill?女生也可以唱得很兇猛、很帥氣啊!」於是,突破饒舌圈的性別框架成為楊創作第一首歌的主題。楊在歌詞裡談及圈內對女性的壓抑,與自己身為女性饒舌歌手的期待。楊於2018年11月台大校慶時登台演唱這首歌,當天觀眾的反應非常好。楊說,這對初次嘗試創作的自己而言,是非常大的鼓勵。

在YouTube上以「楊舒雅」為關鍵字搜尋,可找到的歌曲並不多,一首是楊與其他嘻研社社員共同創作的宣傳曲《文藝復興》,另一首則是她獨自完成的《華康少女體內份子》。當然楊在進入嘻研社的一年半來的作品不只這兩首,不過她對自己的作品經常不滿意,她自認寫得不夠好,就連當我們詢問作品中的幾句歌詞時,她也笑著頻頻搖頭,覺得重聽歌或重看歌詞都極為尷尬。唯二對外發行的《華康少女體內份子》與《文藝復興》,各自帶有想傳達的主題,兩首歌的歌詞直指她最關注的議題:性別與政治。


饒舌圈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饒舌不僅讓楊成名,更引她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全新的世界裡,有讓她傾心的創作、沉迷的音樂,同時也藏著歪斜的觀念——楊在這裡看見了性別不平等的現象。生長於平權觀念逐漸茁壯的台灣,過去的她與所謂「性別不平等」相當陌生。她也曾經不信任女性主義,認為它太過偏激。直到進入到嘻研社、接觸到一個男生比例極高的社群,她才發覺原先認知的平等仍有未及之處。爾後也開始接觸女性主義的書籍。初至嘻研社時,她總感覺哪裡「怪怪的」。舉例而言,楊曾遇過有人在台上發表創作時,對台下社員說:「我今天要發表一首歌,大家先不要笑我,因為這是一首『娘炮歌』。」而他口中指的「娘炮歌」指的其實是情歌。在場的女性只有楊一人,由於擔心會被認為「難搞」,她只能藏起慍怒的心,一言不發地旁觀著一切。那時她才感知到,原來在一個性別不均的圈子裡,男性如此自然地擁有開這類玩笑的資格。

我們好奇她面對充滿男性的群體,是否會感到有些不適應?楊輕鬆地說不會。因為台大嘻研社內許多男性前輩並沒有因為她是女生,就否定她的可能性。反而在她的第一場表演之後,毫不吝嗇地給予她許多的鼓勵、讚美。她感激地說,「我覺得那個鼓勵真的還蠻重要,如果沒有那個鼓勵,應該就走不下去。」即便台大嘻研社內仍有尊重她、重視她的男性,楊舒雅仍然留意到「女性」身分在嘻哈圈裡有許多未被點明的難處。

「女性」這個身分,讓她在嘻哈圈顯得特別。這樣的特別,讓優勢和困擾同時存在。身為少數的女性饒舌歌手,所以容易被看見,但楊卻也因此懷疑自己所獲的重視是否只因她的性別,而非她的實力。同時,也因為稀少所以容易被比較。楊認為沒有必要只因性別而提出兩個女歌手做比較,也提到沒有人會拿某校的某男和他校的某男做比較。楊也不滿許多人會用「台大那女的」這種說法稱呼她;或者只因為性別相同而被說像葛仲珊、呆寶靜、Vava、萬妮達,即使她們的音樂風格差距甚遠。許多時候,性別上的獨特性反而蓋過了她本人的姓名。

在接觸女性主義之後,楊舊有的認知開始鬆動。過去研讀國際關係時,她並不認為女性主義該跟國際政治掛勾,現在的她平靜溫和地和我們說:「以前覺得女性主義太偏激的部分其實都是自己看到的不夠。自己被舊有的價值觀影響太深,以至於覺得那些東西不重要,但其實那些都很重要,是該被同等的關注的事情。」此後楊也開始注意到日常間大大小小的不平等之處。她留心到饒舌歌詞裡的物化女性的意涵;發現圈內某些人認為只有那些書寫自己很帥、很猛的「大屌歌」,才叫做真饒舌;也察覺女饒舌歌手的長相比起男性更容易被討論⋯⋯難以細數的日常觀察,讓她覺察自己喜愛的圈子裡的不平等。對此她告訴我們,她想要用饒舌的力量去降低這些不平等發生的頻率。那麼改變的突破口為何呢?楊提到當她在嘻研社的招生宣傳曲《文藝復興》中提出「圈內的性別觀念少得可憐」後,許多人紛紛表示認同、支持。她認為這些觀念男女都有,她看見許多男性也支持她提出質疑,只是也許在這個氛圍之下,他們沒有辦法主動表達出來。所以如果有人願意大聲指出問題所在、讓人正視問題,也許能夠成為一個突破口、改變也能夠成真。

楊不僅關注己身,她也相當重視饒舌圈內其他女性的感受與體驗。她提出,「如果圈內的陽剛文化可以改變的話,在裡面的女生會覺得更舒服,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同時也想特別照顧嘻研社裡的學妹,因為身為女生在饒舌圈裡確實比較特別、也有辛苦之處。楊在面對自己以一個「女性饒舌歌手」的身分壯大時,更貼心地想到其他女歌手的處境。她一方面希望可以打破「女歌手都很爛」的陳腐印象,另一方面也擔心著自己會成為其他女性歌手的壓力。她擔憂達不到某一個高度、總被拿來與之比較,或者她的成功會讓人忽視了性別上的不平等,「大家就會覺得女生不是不行啊,你如果不行就是你不夠努力。」楊溫柔地說:「雖然我現在短暫的取得一個成功,但是我不希望以後有女生成功的時候,大家就把我拿來跟那個女生比較。我如果站在她們前面,就會有影子壓在她們身上,我不想要發生這種事情。」


將政治融入音樂

「我記得和他相遇的一九四五年/那是我還穿著和服第五十個秋天/飄著雨的夜 流連在明星咖啡店/像異位性皮膚炎特別迷戀他背面的那些罪孽」

《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寫的是中國軍官與日本少女的戀情,隱喻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粗暴過程,她戲謔地以習近平的照片、國民黨黨徽作為街聲的頭貼,以中華民國憲法所定的領土作為YouTube的頭貼。將政治融入音樂是楊最為人知的特色之一,楊一直在探索如何以「臺灣」為主題創作,後來逐漸覺得自己過去創作的方式都太過直接、生硬,便決定換個形式,將臺灣變成一個少女,去敘述一個軍官的愛情故事。以愛情作為敘述方式,就是為了讓政治變得更平易近人一些,想創作一首讓平常不關注相關議題、不聽這類型音樂的人都能接受的作品。

楊目前為止寫的歌都與政治有關,這讓我們不禁好奇,為什麼會想寫倡議型的歌?又或者說,為何會想關注社會議題、是何時開始的?對於楊而言,並沒有所謂關注議題的「啟蒙事件」,而是因為出生在深綠家庭,爸爸和姊姊有參加社會運動的習慣,也經常在飯桌上辯論社會議題,從小就接受這些價值觀,對社會議題一直以來都十分關心。

至於及崇拜的音樂界與政治界偶像,楊說,自己崇拜的歌手並不屬饒舌界,而是成軍十幾年、被視為台灣最具指標性的社運樂團「農村武裝青年」。楊從小就聽農村武裝青年的歌,也因而對他們所關注的農村、環保、土地等本土議題感到有興趣。或許是受到農村武裝青年的啟蒙,楊至今所創作的歌曲都與社會議題有關,她期待自己也能用音樂來倡議,藉由吸收不同背景的聽眾來突破同溫層。

除了寫政治歌,楊也曾經投身於政治實務工作,在2020大選前,她在朋友的牽線下,加入了吳思瑤的競選團隊。雖然工作多為掃街、發文宣等庶務,但楊仍學到不少在第一線面對選民時要注意的事情,對政治工作者也有不同於以往的想像。


創作過程

楊跟我們談到她創作的過程。當她要寫一首歌,是先從主題開始,平常在路上就會思考主題,有靈感就會記在手機裡,再慢慢思考這樣的主題適合什麼樣的類型,接著花一週左右的時間找beat(背景音樂),之後才開始寫歌詞。寫一次會花兩三個禮拜的時間,通常需要寫三次,但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會全部砍掉重寫,寫到第三次才是最終的版本。歌詞確定之後開始練習、背歌詞、錄音、做MV。完成一首歌大約需要三個月,金錢成本約是一千元,楊說自己直到現在成本跟收入才差不多持平而已,創作的政治主題使她的音樂不太能往中國發展,也因此很難找到公司,但對此楊不以為意,因為她並不打算靠音樂賺錢,對楊而言,做音樂已經是她唯一的自由。楊認為創作最大的收穫是可以感受自己,因為獨處的時間非常多,所以能察覺自己、對自己變得很敏感。對她來說,能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顯然更為重要。

而使楊爆紅的作品《華康少女體內份子》,在街聲、Youtube上皆極受矚目,我們對此感到好奇,這是在楊預料之內的嗎?「沒有,完全沒想過它會紅。」楊笑著說,在這首歌創作完成發布後,她曾將它拿給一家嘻哈媒體,得到的評價是這一首歌缺乏個人特色,同時主題又太過生硬,不容易得到迴響。然而這首歌出乎意料地在隔天突然爆紅。自己的作品成功讓更多人看見這樣的議題,對此,楊感到滿意,但她也同時感到畏懼。畏懼的心情源自於華康帶來的名氣。她擔心名氣帶來的矚目會將自己定型,大眾的眼光會認定自己寫歌一定是寫特定的議題、認定自己寫的歌就是會與政治相關,寫了其他類型的作品就會被以「你怎麼變了?」的評價對待。「但我覺得不見得是這樣,我其實還有做其他類型的,就只是剛好被看見的是這個類型而已。」楊並不希望自己被大眾的眼光限制。

未來規劃

雖然楊喜愛創作,也獲得了不少旁人的正向回饋,但她坦言,做音樂不是長久的規劃,自己應該只會再做兩年,也就是大四畢業後就不會再接觸創作,因為創作的過程壓力非常大。對楊而言,創作是自己一個人面對自己想傳達的事情,必須考慮很多、要非常真誠,也會擔心自己的表達好不好。「那段時間會覺得自己不夠好,會需要補足的東西還很多,那段時間壓力會很大,而且跟別人講別人也不懂,會說你很厲害、不用想太多。但其實真的就是要想那麼多,才對得起你想傳達的事情。」也因此,完成一首歌後,與其說是得到成就感,楊認為用「鬆一口氣」來形容更為貼切。

好像已經得到了些什麼,達到某個高度,又有一點名氣,卻也不敢貿然認定自己有才華。楊舒雅的創作之路看似平順,但沿途充滿了不確定的因子,能走到哪裡、想走到哪裡都還是未知,或許這就如同她對寫歌的自我要求,試圖追求更適切的表達方式,在思索中調整方向。






【司法與媒體】高牆內的世界:從法官不語到兼容並蓄

 
翁庭誼、鐘晨屹 


  “The Supreme Court’s only armor is the cloak of public trust; its sole ammunition, the collective hopes of our society.” (最高法院唯一的盔甲是公眾信任的斗篷;其唯一彈藥為社會整體希望)[1]。

在當代民主國家中,公眾的信任與支持對於「政治部門」穩定而有效的運作,是不可或缺的,誠如美國開國先賢Alexander Hamilton於「聯邦論」中所指出:「在三權分立的政府中,相較於掌握『錢包』(purse)的國會與控制『武力』(sword)的行政權,司法權是最孱弱的。」因此,「公眾支持」對於司法權來說,相對於其他政治部門,更是重要的「政治資本」。[2]

根據司法院於2019年公布的「司法輿情現況調查」,民眾對於法官的信任程度僅有38.4%[3],而民眾獲得司法消息或資訊的來源管道,又以電視、網路、網路新聞佔據前三名[4],由此數據可見,民眾對於司法的印象既多來自於媒體,媒體如何形塑司法形象,對於司法部門政治資本的建構即為重要因素之一。

法院發言人的工作即是作為司法與媒體之間的橋樑,為瞭解實務工作者的觀點,本期意識報訪問實務經驗豐富的周盈文庭長[5],庭長一語中的,點出媒體與司法之間的關係:「司法與媒體應是魚跟水,互利共生」下文將談討從司法方的角度如何看待媒體對司法資訊的傳播,而司法方在其中又該如何扮演適當角色。


▍瞭解水性——對媒體的認識

  所謂媒體,周盈文庭長根據形式的差異,將其分類為陸軍、海軍、空軍。「平面媒體」如同陸軍發行資訊於紙本媒介上,並且於實體店面銷售,諸如報紙、期刊等等;無線電波規律行進如同海洋一波波的浪打,「電子媒體」悠揚其中,包含電視、廣播;「網路社群媒體」於網際中留下蹤跡,如同空軍穿梭雲層,包含YouTuber、意識報等自媒體。

從戰爭的經驗中,我們學習到空軍負責駕駛飛機轟炸、海軍實行封鎖並加強境外攻擊,然而最後收拾戰果的往往是依靠陸軍,直到陸軍登陸、佔領土地,戰役方可宣告成功。對於媒體來說,何嘗不是如此,電子媒體與網路具有傳播迅速、機動性高的特點,但是那僅僅是短效型效果,欲獲冕第四權的皇冠,實效達到監督政府機關並且滿足人民知的權力,甚至形塑社會的整體價值觀,最後仍然需要依靠平面媒體,蓋其以紙本形式發行,容易保存且往往在圖書館或是國家圖書館電子資料庫亦有根據年份分門別類;從可信度觀之,民眾對於平面媒體的信任亦高於電子媒體[6]。如此應可合理推論,相較於網路媒體(如Facebook、Twitter等)於社群網絡的評論,平面媒體可以透過相對有體系地蒐整,使其社會影響力具有長效性。

雖然隨著時代變遷,平面媒體也逐漸「海軍化」、「空軍化」,比如說香港壹傳媒2003年於臺灣所發行的《蘋果日報》,於2019年4月1日正式將其新聞服務更名為《蘋果新聞網》,並且也於同年4月10日下午三時起,將《蘋果新聞網》改為會員訂閱制,並開放免費註冊會員,於9月2日起,僅加入月費或年費的會員才有瀏覽新聞的權限,壹傳媒此一作法無非令人想起美國紐約時報採取「訂閱為主、廣告為輔」的經營策略,意味著紐約時報最重要的財務關係是跟讀者建立,而非廣告商,將公司更多資源投注於提供高價值、資訊性、引人入勝、實用、感人的報導,比如紐約時報曾經推出一篇2萬1千字的報導,耗時20個月追蹤一名患有阿茲海默症女性的生活,一般來說,這樣的報導對於大部分民眾來說是個相對沉重,而不有趣、新奇,無法引發民眾興味而廉價複製轉傳,並帶來病毒式的快速行銷效果,但是付費的讀者,仍有一半願意花費時間閱讀。[7]

觀察臺灣多數媒體的獲利模式仍是來自於廣告,讀者僅負擔一小部分發行報紙的成本。因此,站在廣告主的角度而言,發行量和點閱率是媒體成功與否的指南,即時和感官刺激性即是答案,導致臺灣媒體於報導事件時大部分已經預設立場,且「新聞內容娛樂化」的現象普及至刑事案件,比如說報導刑事案件,除了客觀事實本身,也會花相當版面談論當事人的人際關係或平常工作情況,從「媽媽嘴命案」可窺知一二。

媽媽嘴命案(又稱八里雙屍案),發生於2013年2月16日,被害人陳進福、張翠萍被發現陳屍在新北市八里區淡水河岸邊,加害人為「媽媽嘴咖啡店」店長謝依涵,然而在偵查確定前,媒體即大肆報導詳細「犯案過程」[8],以及揭露謝依涵以及可能嫌疑人呂炳宏家庭背景及工作經驗[9]。雖於4月12日士林地方檢察署因呂炳宏有不在場證明,而獲得不起訴處分,然而民眾對其觀感,以及家人情感與隱私的破壞,與對司法程序的灰心,卻是永生不滅的瘡疤。[10]



▍悠遊其中——發言人秉持原則及因應


一、法院發言人之創設

法律的高度專業性,成為一座高牆橫亙民眾與法院之間,而媒體即是得以跨越司法高牆的長梯,帶領民眾一窺法律的運轉與變遷。因此,媒體與司法從來不是互斥的關係,司法需要透過媒體與民眾互動,甚至當有矚目性或教育性質的案件,司法要通過媒體的話筒與民眾對話,這是民眾知的權利;另一方面,媒體也需要司法的素材以充足版面,擴大社會影響力,增加廣告收益,並盡其社會責任。

不過在過去,司法機關長期被「法官不語」[11]這則俗諺推導出的概念所束縛,對社會大眾往往疏於交代案件的判決要旨,與媒體的互動更可說是「相敬如冰」,因此外界對國家司法權的運作始終少有鮮明的圖像,同時,諸多媒體對判決去脈絡化的報導,更是重挫人民對司法運作的信賴。為使司法機關與媒體間資訊確實流通,以及由機關親自說明案件以加強民眾對司法的信任,法院發言人的設置於焉出現。

法院發言人是法院唯一的正式對外窗口,法院需透過發言人對外發布新聞稿;當媒體對司法案件有疑慮時,承審法官的解釋亦須經發言人對外說明。我國司法院直至2004年,才發布《司法院及所屬機關新聞發布作業要點》落實普設公關室並建立發言人制度,並持續於近年修正細部的流程與準則。目前我國各級法院的發言人通常基於資歷與位階的考量,多由該院之行政庭長擔任[12]。在新聞稿的發佈上,各機關則有編組大小不一的公關室協助發言人進行媒體聯繫作業。

我國各級法院發布新聞稿的流程,基本上是審理案件的法官在法庭宣判完成後,交付判決給發言人。為使發言人便於對外說明判決內容及判決依據,承審法官會將判決主文、案情摘要以及判決要旨等發布新聞稿所需資料一併交付[13]。在新聞稿發佈前,發言人需要翻閱法官所給的資料,並花時間替媒體擷取重點並撰寫摘要,以確保用最精練的文字且指明該被報導的重點,產出一篇新聞稿。

二、制度上之缺失及改正

然而,無論是發言人的身份或整個發言人制度的設計,實務上仍有值得改善之處。雖然未必稱得上嚴重的缺失,卻會使判決新聞的發布及法院的對外溝通上未臻完善。

首先從選任談起。前已論及,法院發言人多由行政庭長兼任。擔任行政庭長的法官除了院內行政事務協調,還有審判事務需進行,兩項職務的積累下,單一個體未必有能力承擔,也未必有時間好好以發言人的身份準備新聞稿的發佈。同時,若只基於資歷上的考量,而使一位不擅於摘要判決,或不擅於對公眾發表者出任,也將使欲透過發言人以盡到加強社會聯繫的目的不顯。不過,即使坐上發言人的位置,與媒體如何應對的心態也相當重要,楊晟佑與王金壽(2016)指出,若發言人對發言事務消極,像是不積極回應媒體疑問,或下班後關閉手機以躲避媒體的追問,這樣發言人制度可說是虛設,而未能扮演好法院對外聯絡窗口的功能。[14]

再來談的是有關新聞發布流程上的瑕疵。新聞稿的撰寫一直是承審法官與發言人間需要協商的事項,作業要點的規範中,並沒有明寫承審法官有無義務提供發言人完善的新聞稿,或要提供多少判決資訊。若承審法官將通篇未經濃縮的判決丟給發言人,發言人需要花不少時間自行去擷取重點。此外,判決資訊的提供時點也是一個問題,周盈文庭長提到,若在宣判前承審法官就先將資料送交給發言人,他將有更充分的時間準備新聞稿,惟該做法有洩密的疑慮,且未必每位承審法官都願意事先提供。在發佈時,若發言人只照本宣科地讀出節錄的判決主文及要旨,而未對判決多加說明,或未提及前面審級的重點加以比較,發言人的功用也顯得不彰,這樣與提供書面資料給媒體就好的做法有何異?

最後,則是傳承的問題,雖我國司法官訓練課程有規劃司法溝通及媒體互動的內容 [15],法官學院每年也會開設「法院與媒體互動」的研習,然而,訓練內容卻未必充實,理論與實務應對的比例失衡,參與者也通常未能普及到各個法院可能擔任發言人者。所以,對於這個職務必須要建立傳承與培育後進的觀念,並使人才適才適所,才能使發言人制度完備。


三、發言人秉持原則

法院發言人負責辦理新聞發布與聯繫相關業務,工作內容與媒體息息相關,為使司法新聞發布順利以及與媒體溝通良暢,其秉持原則更需與媒體特性密集切合。

首先即是「即時」,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訊息傳播速度快速。通常民眾只要看第一次資訊,就不會再點開第二次相關資訊,因此對於媒體來說,與同業競爭勝出的關鍵除了「內容」之外,「速度」也非常重要,發言人站在媒體的角度,也需要即刻發布真實資訊,避免媒體為了即時,而傳播錯誤的消息。

第二個原則是「正確」,對於司法新聞來說,「真實大於正確」的原則是重要的,強調「即時」而發布錯誤資訊,有時事後更正非常困難,即使更正錯誤資訊,民眾也已經建立對司法的不良印象,戕害民眾對於司法的看法。

第三個要求是「簡單扼要」,通常一個案件有諸多複雜的背景事實、法律爭點,法律術語摻雜其中,非法律專業的媒體或民眾無法理解其中關鍵、理由構成,媒體因此可能斷章取義,去脈絡化地報導法院判決,而造成民眾的不理解。因此,發言人能否簡單扼要地表達判決要點,而能夠使媒體明瞭,即是司法得否跨越高牆與民眾接觸的關鍵之一。

最後,法院發言人應有「新聞感」,需要知道媒體或民眾最注重的點在哪兒,尤其是對電子媒體來說,它的報導內容篇幅不長,其採用法院發言人發布的畫面也許僅僅幾分鐘,甚至以秒計算,所以如何在通篇判決知道民眾對於案件的重點線劃在哪,並在短短這幾分鐘傳達民眾渴望瞭解的資訊,即是新聞感所要強調的。

以上述媽媽嘴命案為例,周盈文庭長在高院擔任發言人的三年裡,即針對這個案件上過三次發言台,庭長先從判決裡爬梳出重點,本案謝依涵是否為加害人罪證確鑿,民眾最想要知道的是:謝依涵是否要判死刑、有沒有共犯涉入。因此,周盈文庭長發言時,即會針對這兩點,在短短的發言時間內說明法院理由何在,將重點簡明扼要地梳理,使法院官方資訊得以更完整地公佈在電子媒體短短幾分鐘的鏡頭播送;其餘更精細的判決資訊及法律爭點,即留待能容納更大篇幅的平面媒體與網路媒體補充,比如說網路媒體相對較無篇幅的限制,甚至可以做一連續的專題以探討相關議題。


四、因應錯誤

發言人的工作並非僅存在於發言台上,根據周盈文庭長的經驗,發言人下了發言台之後,往往工作才剛開始,因為記者會的時間很短,所以仍然需要提供資料給媒體,尤其是平面媒體有深入報導的需求,所謂的提供資料更要切合媒體特性,不同報社有不同的報導走向、政治立場,對於政治敏感性案件,各家媒體關注程度有異,因此需要提供客製化資料給不同媒體。

在媒體事後發布資訊後,發言人必須主動追蹤報導是否發生錯誤,並且要求更正,通常媒體並非惡意曲解,而是非法律系相關背景使其理解錯誤,周盈文庭長的經驗裡,紙本報導更正困難,但是對於電子媒體來說,透過後台複製貼上,更正錯誤是比較容易的。至於是否設定懲戒制度,周庭長認為司法部門不必去涉入新聞部門,應該著重互信基礎,透過意見溝通互相流通,尚且新聞部門內部即有中華民國新聞媒體自律協會、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遭報導錯誤之當事人也可以藉由訴訟途徑解決。

對於「新聞審判」的現象,發言人可以幫審判部門查找類似判決或報導資料,對於之後審判結果不同於新聞或民眾期待的部分,更應著重此部分說明理由,把民眾對於此案件的錯誤印象,在判決書或新聞發布資料時特別強調,加以澄清說明。

同樣地,對於媒體或民眾誤解有外力介入法院判決時,比如說民眾認為因為A是權貴,所以判輕(或判重),所謂是否有判刑過輕或過重是主觀想法,此時發言人可以尋找相關案例,說明即使不是所謂權貴也是如此判決,對外界的質疑有效地回應。然而,無法否認的是法院也有可能出錯,此時或可藉由「量刑辯論」,藉由開庭時,告訴人、辯護人、檢察官針對量刑長度作辯論,並且提出理由,法官之後也可將這段攻防內容寫進判決裡,避免社會誤解。此外,應意識到審判獨立有其界限,法官並非可依據其個人喜好而任意裁判,現在司法院也有「量刑資料庫」,透過大數據提供法官量刑的參考。因此,實務上可透過上述兩種方式避免民眾誤會法院判決不正。


結論——共榮共生

如同周盈文庭長所言:「與其去埋怨怪罪媒體,不如改變自己想法,思考如何去營造一個與媒體良性互動的環境,使彼此可以互相理解。」因此,與其認為媒體是司法不信任最大的傷害來源,不如擁抱它,而讓兩方得以互利,欲達成如此理想,司法方的積極作為是不可或缺,比如周庭長即建議在法官的培育過程中可培養應對媒體的能力,抑或是由司法方適時舉辦法律相關課程,讓媒體更瞭解法律用語及訴訟流程等專業知識。

媒體為人民接近司法的主要管道,因此司法部門不應拒媒體於千里之外,反而更該傾身理解媒體的特性,站在媒體的角度作思考,並因此拉近與人民之間的距離。如前言所述:「司法與媒體應是魚跟水」,司法人員是魚,媒體則是水,沒有水的話,魚無法存活;沒有魚的話,水無法表現生命力及其精彩之處。因此司法部門與其害怕涉水,最後溺水而亡,不如掌握水性、悠遊其中,使司法得以展現其公平與正義的實踐,提高社會對司法的信任,藉由民眾的支持穩固其權力行使的正當性(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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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rbing R. Kaufman,,New York Times 社論,1984年12月9日
[2] 黃國昌、陳恭平、林常青(2016)。〈台灣人民對法院的信任支持及觀感 以對法官判決之公正性及對法院表現的滿意度為中心〉
[3] 司法院統計處。中華民國108年•臺灣地區 司法輿情現況調查報告。中華民國108年7月。取自:https://www.judicial.gov.tw/juds/b108.pdf
[4] 同前註。
[5] 周盈文庭長學經歷如下:(一)學歷:台大法律系畢業、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法訓所26期;(二)經歷:新竹地院法官、新北地院法官、台北地院法官、最高法院調辦事法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台灣高等法院發言人、台灣高等法院法官兼行政庭長。
[6] 徐美苓(2015)。〈影響新聞可信度與新聞素養效能因素之探討〉
[7] 數位時代。免費內容當道,《紐約時報》如何讓讀者買單付費讀新聞。2016年5月17日。取自:https://technews.tw/2016/05/17/why-people-pay-to-read-the-new-york-times/
[8] 自由時報。八里雙屍案目擊者指證/女店長棄屍 2男燒金紙。2013年3月12日。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61044
[9] ETtoday新聞雲。憂夫與女店長曖昧 呂妻懷孕裝針孔 檢警搜索險被錄。2013年3月20日。取自: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30320/177982.htm
[10] 謝孟穎。最恐怖的不是謝依涵!一夜淪「殺人犯」全世界要他死 媽媽嘴老闆道5年前最黑暗10天。2018年4月30日。取自:https://www.storm.mg/article/418205
[11] 就本用語的「本意」而論,應當是指法官對於自己承審的案件,沒有就外界的批評而回應的義務。且法官在判決理由書中已盡說理義務,自無再出面說明或回應的必要。(陳新民,2018)
[12] 楊晟佑 ; 王金壽(2016)。〈臺灣法院的媒體溝通困境及改善建議〉,《法官協會雜誌》18期,頁117。
[13] 同前註,頁120。
[14] 同前註,頁124。
[15] 課程訓練內容包含:公務員政策溝通與宣導能力、執行力及應變力、積極傾聽與溝通技巧、司法與溝通以及司法與媒體互動座談,共計11小時。然則實際教導司法與媒體互動之行為也僅3小時,在總時數高達1,500小時的課程訓練中,比率甚低。(楊晟佑 ; 王金壽,2016)






【司法與媒體】鏡頭之下——誰的司法教育?

 
邵勸明、王俊友 

司法教育,形塑了我們對於法律的想像。致力呼籲司法改革的網路媒體《法操FOLLAW》的共同創辦人之一高宏銘律師認為,好的司法教育,教導人們保護自身的基本權利、思考國家為何依法而治、瞭解法律如何制定與實行,促使人民共建法治社會、在生活中實踐法治[1]。而在司法教育中,媒體毫無疑問地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郭宏恬(2004)就指出,除了學校體制之外,電視媒體儼然已成為第二個教育課程(second curriculum),如果再加上其他媒體(如網路),青年世代接觸媒體的時間甚至超過他們在學校教室中上課的時數[2],更遑論成年人。傳播媒體可說是新世代建立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最重要來源,這些隨手可得的新聞報導也自然成為大眾理解司法的重要管道。

不論是傳統的報章雜誌、電視台,或是新的自媒體、youtube影音平台、社群粉絲專頁,媒體作為我們感官的延伸,深遠地影響著人民對於司法的理解。然而,儘管媒體無庸置疑地有著重要的社會教育功能,我們卻鮮少思考他們所肩負的司法教育角色該是什麼?此外,不同類型的媒體之間又該如何互動,才能展現更好的司法教育?


社會亂源?——傳統媒體承擔的教育期待與困境

報章雜誌與電視新聞等等的傳統媒體,一直是大眾接收資訊的重要媒介,即使在網際網路興起的年代亦然,這代表傳統媒體對於人民如何理解司法依然有重大影響。然而,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於2019年8月公布的「國人的公民素養民意調查」顯示,65.9%民眾不認同台灣的新聞媒體專業表現良好[3]。有著強大影響力的傳統媒體,似乎沒有達成民眾對他們的專業度的期待。

民眾的負評其實有跡可循,我們經常可以在傳統媒體中看到僅是為了吸睛而產出的報導。舉例來說,在2016年6月發生中華航空空服員罷工事件時,出現了一篇《華航罷工這晚 啊嘶!這有台灣最美麗的風景》[4]的報導。從標題中不難發現這篇報導關心的是罷工活動中吸睛的高顏值空服員,而不是該事件背後的勞權爭議、法律問題,使得社會對華航罷工的討論失焦,模糊了原本嚴肅的議題。然而,我們並不能單純將問題歸咎於單一媒體或單一記者,實際上類似的報導並不是只有一篇,幾乎各大報社、電視台都有一樣的新聞。因此,我們必須認識這些亂象背後的結構性困境,了解傳統媒體的需求與侷限,才能回頭思考他們究竟在司法教育中能扮演怎樣的角色。

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莫過於媒體作為營利事業,提高收視率、點閱率才是他們維持生存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務,司法教育的責任在商業掛帥的環境下並不受到重視。中山大學劉正山教授提到,人的閱讀行為深受生物性的影響,曾有研究團隊針對同一個新聞事件設計五種不同標題,結果悲劇性、衝突性的描述獲得最多點閱,依次是經濟性、不幸及事實描述[5]。傳統媒體為了抓住觀眾的胃口、與同業競爭更高的收視率或閱報率,往往就會透過渲染增加報導內容的吸引力,又或是直接將悲劇、衝突性的事件作為主要報導取向,公視新聞網製作人吳東牧在受訪就提到,以前擔任商業媒體記者時「報導內容不能失真,但要被你講得很嚴重,要比真實再超過一點,這是ok的,甚至是被鼓勵的。」同時,一般的基層記者在媒體公司的能動性其實相當低,寫好的報導必須經過主管的層層過濾,若內容不夠吸睛便不能上報,自然難以完成被交辦的任務。在各方都有壓力的情況下,教育群眾這個目的自然不被重視。

每日新聞的即時性也降低了對報導深度的要求。新聞事件無時無刻都在發生,傳統媒體為了生產更多新聞、創造更多點閱率,評價記者的指標自然變成了生產速度、則數的軍備競賽。從趕場、拍攝影音、撰稿到最後發稿,記者光是要追上標準就已經力不從心,更遑論深入報導。然而,不論是何種新聞事件所延伸出的法律知識,都需要許多仔細說明的觀念、名詞,才能達成教育的目的,在新聞業集體追求即時、獨家的風氣之下,根本難以實現。

最後,對於司法教育的無力與忽視,同時表現在記者的徵才上。營利取向的大方針導致傳統媒體徵才時以撰文能力高、具有新聞感為取向,專業並非首選,即使是司法線的記者也未必需要相當的法律知識背景。製作人吳東牧就和我們分享,大學就讀中文系、幾乎沒有法律專業的他僅是因為修過一堂法律相關的通識課就被指派為警局、法院線的記者,有不少法律概念、專有名詞在第一次接觸的情況下完全沒有頭緒,卻還是得將報導產出。這樣的篩選過程導致媒體產業缺乏對於法律有敏銳觀察之從業人員,也就進而影響到司法新聞的質量。


異軍突起——新興媒體扮演的修正角色與難題

所謂新興媒體是相對於傳統媒體的新形式,從網路發跡、也主要透過網路進行傳播,例如youtube影音平台或是社群粉絲專頁等等,其內容除了一般所熟知的影劇、遊戲等娛樂以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運用這些創新的傳播方式成為自媒體[6],向人們傳遞科學、歷史、醫療衛生...等等各種五花八門的知識,而其中當然也包含法律。

面對諸多傳統媒體在司法新聞上的問題以及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新興媒體或許能夠成為一個修正或是補充的角色。舉例來說,苗星律師在影音平台上曾發布一部關於長榮機師罷工的影片[7],十分細緻地解釋了這個議題所牽涉的法律知識。相較於傳統媒體通常只能針對該事件進行現象的描述,這類法律新興媒體能夠對事件中的法律議題做更深入地闡述與討論,進而提升民眾對法律的認識。

法律新興媒體之所以能夠做到更深化的司法教育,除了經營者本身就是法律人,比起記者有著更多法律專業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本質上和傳統媒體的差異。苗星律師在訪談中說道:「傳統媒體通常需要很多器材與人力,相較之下,新興媒體成本低、機動性高。雖然影片品質有所浮動,也很難從中獲得收入,不過,自媒體的經營目標通常是工作者自我價值的實現。」也就是說,新興媒體擺脫了商業利益以及即時性的包袱,不需要特別迎合觀眾而去刻意渲染製作的內容,可以更深入地探討各種司法議題或是解釋較晦澀難懂的法律知識。此外,新興媒體的模式允許製作者更親近、更即時地與觀眾互動。經營者能夠透過影片或文章下方的留言板回答觀眾、讀者提出的問題,若內容有誤也可以即時地修正。這種互有來往、教學相長的模式正是進行知識教育時最理想的狀態。

儘管新興媒體看似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媒體的缺失,儼然有成為新世代主流之姿,然而,若仔細檢視兩者性質,還是能發現傳統媒體難以取代的優勢,而其中也存在著值得新興媒體借鏡之處。

在傳統新聞台的報導模式中,一則新聞不過2-3分鐘,必須在極少的版面、有限的時間內簡單地將事件的精華或結論告訴觀眾。雖然在新聞的深度上勢必有所取捨,但這樣的模式確實能讓人們快速地了解事件。反觀法律自媒體的傳播模式,以瑩真律師、苗星律師、小雄律師的頻道為例,影片長度平均10分鐘上下。雖然這讓他們有充足的時間挑選有意義的案件、釐清法律脈絡,甚至進一步延伸其他的議題,然而,有研究發現20到30歲的世代平均花在觀看一支影片的注意力極限大約是2分30秒,‪超過這個長度的影片甚至不會花時間點開來[8]。相形之下,傳統新聞仍是保有快速簡扼傳遞訊息的優勢。

而另一方面,資訊的產製過程也有值得新興媒體向傳統媒體學習之處。報社、電視台擁有大量的人力及眼線替他們收集各地的新聞,其第一手性與即時性都是多數新興媒體望塵莫及的。從採訪、撰稿、編輯到最終的播報,傳統媒體也有著一套完整的分工,能在短時間內產出大量的新聞。反觀新興媒體,從發想主題、撰寫腳本、拍攝再到剪輯往往是由一個人獨立扛起,在還有正職的情況下,這些繁重的工作讓他的產量始終不高,影片架構、處理技術比不上傳統媒體,對於時事更是難以即時反應。苗星律師便提到,若是能將傳統媒體的「編組」概念帶入新興媒體,把技術性的工作交給專家,自己只需顧好主題發想和法律專業的話,就能解決效率及品質的問題,《志祺七七》[9]、《博恩夜夜秀》[10]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現實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的新興媒體光是額外再請一位剪片師都是不小的開銷,根本不可能有餘力辦到專業編組。即使有著希望落實法治教育的滿腔熱血,種種的限制卻也讓新興媒體的影響力終有極限。


認清事實——媒體司法教育角色的再省思

人們往往認為媒體既然作為社會公器,承擔教育責任、發揮教育功能就是它該盡的義務。尤其是門檻高、難以接近的法律知識,更是必須仰賴媒體宣導正確的知識,提高民眾的法治素養。然而現實是,不同媒體各自面臨著難以解決的難題,使得司法教育難以在媒體身上落實。如果媒體的司法教育功能是丟失在難以撼動的結構當中,那麼只檢討結構中的單一行動者對於解決問題不但沒有助益,反而可能使解決問題的目標更為遙遠。最重要的應該是嘗試彌補我們對於媒體的期待與媒體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之間的鴻溝,去思考什麼樣的媒體能夠承擔什麼樣的司法教育責任。

傳統媒體有生存壓力,也有作為營利事業必須賺取利潤的本質,由此而生的種種結構性因素,使得傳統媒體在本質上雖然有教育群眾的功能,卻難以苛責其司法教育能力的缺失。因此,傳統媒體應該重新彰顯其教育群眾的功能,扮演大聲公的角色,恪守傳遞正確訊息的責任。吳東牧記者就提到:「至少媒體不應該是肩負主要法治教育的角色,因為媒體不要扮演亂源就已經阿彌陀佛了。『如實呈現』才是目前媒體必須遵守的最大原則。」而擁有專業與時間的新興媒體,應該扮演的則是發話者的角色,思考究竟人民缺少的知識是什麼,進而充實司法教育的內涵,落實法律人的責任與價值。

儘管雙方的角色大相逕庭,但或許正是這樣的差異,讓彼此間有更多互補的機會,也讓媒體共同肩負的司法教育有更為完整的可能。以擁有強大教育能力的新興媒體出發,雖然它透過網際網路所能接觸到的群眾表面上無遠弗屆,實際上卻是以青壯世代為主。以Youtube為例,雖然中高年齡層的觀眾在近來有所成長,但其主要觀眾分布仍在18到35歲之間[11],且根據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MAA)所發布的2019新聞白皮書[12]顯示,電視、報紙的閱聽眾輪廓比起網路更能觸及40到65歲的人。苗星律師就認為,礙於頻道的特性和演算法的機制,一支影片能不能成功獲得廣泛的關注非常靠運氣,但如果能讓新興媒體經營者有機會上傳統電視節目發表看法的話,就能快速而有效率地拓展同溫層,推廣正確的法律知識。至於從傳統媒體來看,雖然自身的教育能力有限,但仍然可以透過邀稿的方式,歡迎優秀的法官、檢察官或法律人投書,將司法教育需要的專業外包出去,自己則善用其對社會的影響力,讓人民能夠更貼近法律。



結論

為了讓人民對於法律有正確的認識與想像,讓司法與人民越來越貼近,使人民不再畏懼法律,社會上有許多各司其職的人們正為了司法教育付出努力。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媒體,更是必須盡其所能,在既有的難題之下尋找自己的角色、應盡的責任。傳統媒體應該更加重視各種社會事件背後的法律議題,並且不以誇大渲染的方式報導,而是讓專家的意見或討論能被看見;新興媒體也應該更積極地尋求和傳統媒體合作的機會,而不是被技術局限了自己的腳步。教育是百年事業,根深蒂固的觀念並非期待一個人或一小群人就能改善,唯有釐清所有資源、找出各自的定位,進而截長補短互相合作,司法教育才能遍地開花,深植所有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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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高宏銘(2016年9月30日)。法治教育的核心:法治是為了保障人民,而非為了管理【法操Follaw】。取自https://follaw.tw/f-whitepaper/f-whitepaper2016/10481/
[2] 郭宏恬(2004)。兒童與電視。媒體識讀教育月刊,42,14-16。
[3] 許秩維(2019年08月25日)。調查:9成5民眾認為媒體最須改進查證不確實。CNA中央通訊社。取自https://www.cna.com.tw/
[4] 即時新聞中心(2016年06月24日)。華航罷工這晚 啊嘶!這有台灣最美麗的風景》蘋果新聞網。取自https://tw.appledaily.com/home
[5] 劉正山(2012)。你可能不知道的媒體影響。科學發展,480,12-18。
[6] 自媒體是「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後,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他們本身的新聞的途徑。」(Bowman & Willis, 2003)
[7] 《長榮罷工?預告期?罷工訴求合理嗎? | 貓奴律師 | 生活法律小學堂》(2019年6月27日)。苗星律師。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NIdFCqvM0&list=PLOhhUvd32g4V2RH3PF1Xl_ojEcFuPpelt&index=5
[8] 鍾子偉(2016年03月28日)。只能忍受2分30秒影片...新創事業家:跟「臉書世代」溝通,請記得這3個原則。商周。取自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
[9]《【博恩夜夜秀】欸!礦業法》(2019年11月20日)。STR Network。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PHfCaT_GI
[10]《【 志祺七七 】愛家公投為什麼沒有違憲?教育部怎麼看同志教育?保證精華的婚姻平權大補帖!《 七七公投指南 》EP 003》(2018年11月12日)。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FHQ8S3VB8&list=PL3sj97Wteqeva2qiYH6-IiLU3YktL6wl4&index=35
[11] 取自https://www.youtube.com/intl/zh-TW/about/press/
[12]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無日期)。《2019年MAA台灣媒體白皮書》。取自https://maataipei.org/download/2019%E5%AA%92%E9%AB%94%E7%99%BD%E7%9A%AE%E6%9B%B8/



2020年6月18日 星期四

【108課綱】108課綱之下的不平等與願景

 
李奕慧、楊凱傑 

  由於地緣、經濟因素,我們的社會中長年存在著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隱憂。資源分配不均帶來的影響,往往隨著求學各階段逐步累積,學前教育、小學、中學--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最終幾乎壓垮了階級翻轉的可能性。

  108課綱中備受關注的「校定特色課程」,將大幅下修高中必修課的節數,取而代之的是各校所自行選材的特色課程。這樣的改動將對學習資源上的落差,帶來何種影響呢?


學校的所缺與所有

  當討論到資源差距,許多教師不約而同地提到「大校、小校的差距」,比起既定印象中的「城鄉差距」更具影響力。大校、小校指的是各校的班級數差距,許多資源分配皆與此息息相關。依據教育部國教署的規定,教師的人數依照各高中的班級數所訂。在現今的員額編制中,普通高中每班配有約2.25位教師。此外各校可開設的「多元選修」課程數量,同樣是配合班級數量制定:各校可開設班級數量的1.5倍課程。是故,規模大的學校可獲得較充裕的師資。對此大直高中的杜可瑜老師表示:「大直有10班,可開15堂課;但像建中,就可以開到45門。」杜可瑜老師也分享到,大校也因此擁有更多的多元選修課程可選擇,「15堂跟45堂課,學生選到第一志願的機率就差很多。若沒選到第一志願,就沒有動力上。」當選修不如理想中的多元時,較難實踐讓學生探索自身興趣的立意。

  目前教師的數量並未因應108課綱而有所變動,對此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下稱全中教)及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曾召開記者會表達他們的看法。記者會中他們提及,108課綱上路後,教師需要開設各式各樣的選修課,除了面對開課倍率大增的情況外,還需跨科合作、整合;同時又需輔導學生適性選課、生涯發展…等。教師團體認為現在的教師員額明顯不足,「每人平均每週要兼3到4節課,甚至有人兼到10節以上。」[1]全中教更呼籲教育部將高中班級教師員額編制提高至3.0[2]。回歸到方才的大小校規模問題,小校在原訂課綱下早已有師資缺乏的問題存在,而今108課綱等於是再添教師負擔。此等狀況可能具有放大人力資源差距之虞。

  於此同時,新課綱強調「選修」、「自主」、「素養」等特質,使得多元選修課程的品質、自主學習的成果,大程度的仰賴教師的引導、教學。如同新北市立石碇高中的邱慧貞組長和我們分享的:「我覺得108課綱非常考驗老師在教學突破和創新上的動力,比起學生,倒不如要看看老師準備好了沒。」然而,對於人力資源匱乏的小學校來說,老師個人的負荷量大,並沒有那麼充裕的時間可以設計課程、反覆檢討課程。即使是在人力資源相對充足的雙北的高中,仍有不少老師卻步於規劃課程所需的大量時間。

        但現今小規模高中需要的不僅是人力資源的挹注,更是需要好的師資培訓。提到我們刻板印象中的「城鄉差距」等問題,許多受訪教師提醒我們偏鄉所缺的並非硬體資源,而是「好的、多元的正式教師」。中正高中的李壹明老師提到:「老師須加強『引導』的部分。我認為重要的是老師的改變,能給學生引導、讓學生有反思。引導的方式上,老師可能需要一點點的加強、練習、培養。」同時,李老師也提醒我們,現在的教師都是從過往的師培訓練出身的。當我們在用放大鏡檢視老師的改變、規劃的時候,也該要看見他們的努力。改變畢竟不是一時半刻的就能發生的事,除了期待老師為學生改變、努力,我們也該珍惜願意付出的老師們。

  除了各校教師人力的狀況不同,各校開始推行多元選修課程的時間也不一致,教育部自105年開始推行「前導學校計畫」,截至107年度已有73所學校參與。有參與此計畫的中正高中老師,林豐藝老師告訴我們,國教署會提供前導學校參與研習的機會。該校年年產出28門新課,不斷研發新課程,也持續修正。同校的李壹明老師認為,先導期對於108課綱有經驗上的幫助。他同時也提及,其他未參加此計畫的學校也可以參考他們的經驗。

  然而我們不免擔心,實作上的經驗與交流得到後的二手資料,對於協助教師的教學規劃未必有相等的效果。「前導學校」雖然立意良善,對於參與計畫的學校來說,成效也看似優異,然而計畫中高達七成三的普通高中仍於五都,新竹縣、苗栗縣、澎湖縣、金門縣等地甚至沒有學校參與此計畫。且此計畫中多數的學校仍為人數、班級數較多的大校。相比之下,那些規模小、缺乏人力,且未曾開設多元選修課程的高中,能從中參考的部分似乎相對有限。


公平的學習軌跡

多數人聽聞「學習歷程檔案」都會直覺地聯想到過往個人申請的「備審資料」。不少人將「備審資料」的評比形容為「軍備競賽」,彷彿是在競爭誰的資料較豐富、較多元。也因此,「備審資料」的公平性時常受到質疑,許多人抨擊家庭富裕的孩子能獲得較多金錢去支持他們的課外活動、去充實他們的資料內容,甚至也有人會聘請專業人士協助撰寫備審資料。108課綱的「學習歷程檔案」意圖改善這個失衡的狀態。

  學習歷程檔案採納的資料包含四大類: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堂學習成果、多元表現。多元表現與過往的備審資料較為雷同,但現今它的占比大幅下降。新誕生的項目則是「課堂學習成果」,其採計學生在課堂上的實作作品、書面報告等,且經過授課老師的認證,以提升可信度。教育部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改善前述軍備競賽、資源差異的情形。

  然而,當我們詢問大直高中的杜可瑜老師,她是否認為這樣的制度能夠有效降低資源落差,她則告訴我們:「無法。因為檔案使學校更重要。若學校間不平等是大的(規模、師資、城鄉),那檔案就不可能達到效果。你源頭M型,結果一定跟著M型。」先前我們提及學校規模差異,導致多元選修課程的選擇性有所落差,這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到學習歷程檔案。在大校,學生更有機會能夠選到與未來申請科系相符合的多元選修課程,放進學習歷程檔案的資料也更有機會符合招生端所欲見的樣子。相反地,小校的學生則未能擁有相同的多元選擇。

  石碇高中的邱慧貞組長也和我們提到城鄉差距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扭轉劣勢的可能性:「譬如說臺北市的學校,即使是家長會的支持經費可能比較多,環境資源可能也比較多(美術館、大稻埕等地),發展課程(人文踏查、歷史地圖、美學課程)上外在門檻低很多。即使都看學習歷程檔案,偏鄉還是一定會較為受限。」但邱組長同時也補充,學校如何規劃特色課程更為重要,學校的特色課程有機會改善情況。鄉村擁有城市所沒有的特色,若學校能夠以各鄉鎮的特色發展課程,城市外的學生也有機會得到更亮麗、獨特的學習歷程檔案。中正高中的林豐藝老師也和我們提及,中南部有些國小有在教「車鼓陣」。他認為如果這些地方特色有機會發展為編輯、採訪、紀錄片、田野調查課程,那也許反而鄉下更有優勢、更具特色。

  中正高中的黃詣峰老師則提醒了我們,學校的課程並不能和學習歷程檔案完全劃上等號:「學生可以在課堂學得概念,事後做報告。學生事後累積的,也是同樣具有說服力的資料。」他同時提到線上課程也是偏鄉學生可以利用的資料,例如現在台北市政府在推行的「酷課雲」,就他所知也有偏鄉學生在使用。即使身處於都市的學生擁有較充沛的資源,偏鄉的學生也未必毫無扭轉劣勢的可能性。


素養導向與課程轉型

  在108課綱中「核心素養」成了新的關鍵字。其所強調的是希望能培養學生確立終身學習的態度,使學習跳脫學科侷限,加強與生活的結合。也因此近幾年來,大考中心的命題方向出現了轉變,與早年較重視背誦的題型相比,近年的考題則強調考生對於題意的判讀與理解、以及生活上的運用,試圖將原先死板的題目與生活作連結。這樣的轉變是值得期待的,但也相對衍生出一些問題。

  在專訪中,中正高中的黃詣峰老師提及,對於中後段的學生來說,閱讀與理解其實比起過往的「背」更加困難。他告訴我們:「中後段學生會有理解錯誤的狀況,容易有違背題目本意的解讀,而這對後段學生造成的影響更大。有時候學生寫不出答案並非因為他不會,而是在某個關鍵點,他的理解和我們一般的理解產生誤差。」

  然而,黃詣峰老師卻也認為108課綱或許能為此帶來轉機。在108課綱中,調降了部定必修,選修課程方面則有加深加廣選修、補強性選修、多元選修。調降部定必修,課程授課量下降、必修時數減少,這些層面的改動讓教師更有空間操作課程。而選修部分比起過去讓所有學生都上同一套課程,藉由分科的方式讓學生能依自身學習狀況及興趣選擇課程,教師在教學上也較能貼近學生的問題,並在掌握問題後為學生在題意解析上突破困境。當然,在和學生攜手面對挑戰的同時,也應當反思起素養教學的本質與訴求,中正高中國文科的林豐藝老師也提醒:「素養的重點不該放在命題或測驗導向,而是力求能真正深入課程中。」培養學生對於學習的自發性與興趣,並轉化為生活中成長的養分,或許能成為消弭不平等的助力。


未來教育的多元發展

  隨著現代科技與社會的快速發展,知識的傳播媒介與傳授方式日益繁多,而學習亦能因此跳脫舊有框架,特別是對於偏鄉或中後段學生,網路資源的易達性與共享性如同鑿了一口充盈著知識的水井。也因網路資源豐富而繁雜,108課綱裡強調培養學生的自主性與積極,並志於啟迪其學習動機與熱忱,因為學習不單只是學生的事,更能使每個公民成長,進而打造一個更好的社會。除此之外,透過一連串教育改革,也冀望能落實改變社會風氣、擺脫升學主義迷思。

  在傳統教育體制底下,總將記憶背誦和考取高分視為擅長學習,並將此與成功劃上等號,因而產生了明星學校或補教名師的迷思,彷彿得二者便能邁向通往成功的康莊大道,與此相對,偏鄉或中後段學校則往往在此種社會氛圍中被貼上負面標籤。而或許,新課綱能為學習帶來新的詮釋,將不合時宜的標籤撕下。

  中正高中的黃詣峰老師說:「過去聯考時代背了就具有優勢,可是真正會不會生活,我看這倒不一定。」未來新的教育強調的是生活的知識和材料,不會讀書並不等於不會生活。社會不該讓過去的就學經歷成為向上提升的阻礙,而是該力求讓每個人能得到向未來展望的力量。老師也說道:「就學經歷或許是一個基本門檻,可是不代表說那就是你的全部。讓處於弱勢的孩子也能透過教育的力量重新站起來,使社會的階級保持流動,是我們教育接下來的目標。」

  那麼,臺灣教育現場的不平等,究竟能否因為108課綱,而有改變呢?從採訪之中,可以注意到有些許條件仍然不利於中後段學校、小規模學校。例如,學生人數差距導致的教師員額不足,使得多元課程發展受限。以及,素養導向的題目或許對中後段學生來說,並不是那麼容易學習。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希望的萌芽,透過多元選修課程,能夠讓過往學習能力較差的學生接觸更多元的知識,突破以往僵化的國英數社自;而「課堂學習成果」須經授課老師認證的模式,理想上也將提升可信度,減低過往「軍備競賽」的成分。由於課綱的上路時間不長,目前觀察到的線索仍稍少,有對弱勢不利的部分、也有充滿希望的跡象,現在斷言「長期是否會使教育更平等」也許言之過早。但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所訪問的多數老師都認同新課綱「多元」的理念,也對此感到樂觀。如同那些充滿熱忱的教師,我們仍冀望它能為臺灣教育注入一股新的活水,一同灌育體制中每株懷著夢想成長的幼芽,盼其能在將來萌發出屬於自己的綺豔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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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時報:憂108課綱多元選修沒人教 教團疾呼高中教師增額(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747651)
[2]今日新聞:108課綱將上路、教師恐忙翻 教團籲增置高中職教師員額(https://tw.news.yahoo.com/108課綱將上路-教師恐忙翻-教團籲增置高中職教師員額-032150803.html)






【108課綱】歷史課綱新紀元:素養能力架構下的前景與問題

 
鍾佳倫 

  經歷了多年的反課綱風波與微調內容的爭議,教育部終於在2018年拍板公布新版的108課綱,秉持以人民為主體的觀點,藉由動態分域架構,從臺灣、中國和世界等分域間的互動,透過歷史資料的閱讀和分析,培養學習者發現、認識及解決問題的基本素,新的高中歷史課綱在這樣的原則與精神下於焉而生。而其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改革,莫過於將「探究與實作」這個元素納入新的課程安排中。

  在欣喜於歷史課綱看似稍稍擺脫傳統課綱的傳授、灌輸為主的模式,甚至帶領學生朝向探究、發展能力之餘,新課綱仍有著許多亟待解決的議題。

  新課綱的形式方面,新增了以歷史學探究為內容的「探究與實作」選修課。就此,受訪的大直高中杜可瑜老師則認為,相較於歷史本科擁有清楚的教學目標得以評估,但在多元選修課程,教師永遠不會知道本身對課程的準備是否充足。一切猶如盲人過河,第一線教師只能在不斷的嘗試中摸扶經驗的卵石迂回前行。但縱使草創初期艱辛難行,這樣的立意仍值得加以支持。

  又教科書內容的編撰方向,也從以往舊課綱依照時間軸前進的形式,改由族群、性別、國家歷史、科技、環境與藝術史等主題式的型態。例如必修部分,台灣史新增「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現代國家的形塑」等主題;中國史則多了「人群的移動與交流」等內容。新課綱試圖從縱跨不同領域的宏觀視角,和舊課綱時序式的安排進行區隔。這樣的設計不僅反映了當代全球史學議題的趨向,事實上也極大化歷史學專門領域的範疇,展現了對歷史學科的當代關懷。

  面對這樣新穎的架構安排,杜可瑜老師則認為,新課綱的立意值得加以支持,但就歷史學科而言,且最重要的是,舊課綱以知識、記憶為導向,新課綱則強調能力層面的擴展,那麼在知識量的呈現勢必要多加思量與取捨,否則以新課綱所期望搭配多元選修課程,輔以學生利用課餘時間自行閱讀的方向,仍然只會在課後補習教育的風氣下功虧一簣。

  本次修訂課綱,也增加許多新的議題,像是當代原住民的處境與權利伸張、民主化的追求與人權運動戰爭經驗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與個人、自由、理性的價值探討等,可以說是回到以人民為核心的論述,一別過去以帝王將相、王宮大臣為敘述主軸的傳統敘事架構。新課綱的設計,反映了作為一個現代公民需要關心的人權、民主與現代性問題的精神。

  另外,老師也提到新課綱新增這些以往不常出現在傳統教科書上的內容,有助於學生以全新的角度看待歷史,新課綱在此等於是替學生們逐步地開拓眼界,儘管初步嘗試難免在各方面都略顯不足,卻是值得在未來好好努力實踐的方向。新穎議題的背後需要學生攝取更多知識量,以其補充脈絡,但並非是這些支撐的知識量在考試領導教學的步調下又成為試卷測驗的工具,教育部在新課綱的安排策略上,仍然要重新認識這些補充知識在現今歷史教學的真正用意,否則比以往更加重學生學習的負擔。

  108課綱亦牽涉跨社會科主題的匯整,即不論是歷史、地理、公民科,都希望採取多重策略進行統合,達到培養現代公民的目的。選修課程上出現包括環境正義、社會正義、轉型正義等議題,甚至族群、性別、科技也涉及整個社會領域的統整概念。老師在訪談中則提到他的隱憂,多元整合的課程的確對於教學有所幫助,卻也容易受制於城鄉差距,規模較大的學校,如建中,能擁有較多的資源與財力來發展;相較於規模較小的社區高中,每位老師除教學外亦擔任不少行政工作,面對需要比以往投入更多備課心力的新制課綱,怎麼準備已成一個迫切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總言之,本次新課綱在修正程度上做了比以往更大幅度的突破,在浮浮沉沉的教改之路上,算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誠如訪談中第一線教師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對歷史學科教育本意的真正期待,歷史的學習應該是能夠對過往史料深入體會、認識,並且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過去與現代是否能有所借鏡或引發新的想法、意見。如何將過去只聚焦於測驗學生知識量的學習模式,在新課綱的改革下逐步升級成素養能力的培育,在有限的資源下又要如何打破城鄉差距的藩籬,使多數師生受惠,未來仍需要各方一同努力發想並解決。



【108課綱專題】教改中的白話文運動與「異」軍突起——108課綱國文科的變革

 
邱映寰 

  教育部於2018年1月25日訂定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其中國語文領域有別以往的改革方向,在於橫向連結其他學習領域、發展在地特色課程,以及延續九年一貫課綱中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教育議題,並加入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等,擴張為十九項議題融入,也更加重視結合語文與上述議題的能力培養[1]。大考題型對課綱的回應,則出現更多情境式命題,並著重於圖表判讀等整合運用知識的能力、跨學科的綜合題型,另外將國文寫作改為需同時撰寫理性和感性兩種題型,並兼有短文與中長文的寫作。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歷經了諸多討論往來、多次公聽會與開會決議才終於結出較趨向多數共識的果實,過程中最受師生關注、顯見於媒體檯面的,莫過於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以下簡稱文白比)爭議的沸騰。


文白比之爭

  2017年下半年,也就是106學年度第一學期之際,高中國文科由於108課綱高中國文推薦選文的文白比議題,正處於學者、教師、學生、國教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以下簡稱課發會)的研修小組、教育部課程審議委員大會(以下簡稱課審會)之間的沸騰討論與嘗試磨合、取得共識,而較其他學科更見於網路媒體等的消息,同時備受將來深受升學考試內容變動所影響的學生們關注。

  在課審會進行文白比的最終定案前,支持文白比下修的理由包含許多選文不合時宜、學生不易消化,以及應用價值不高等等,他們認為要求學生記憶作家的生平、背誦滿佈於課本內的注釋,導致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思考能力低落,亦表現在台灣學生於國際PISA測驗(國際學生能力評量)的結果;相對而言,若能降低文言文比例,不僅能減少學習負擔,也能藉此增添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的本土素材[2]。反對方的中研院士曾永義、王德威則主張文言文是民族文化的傳統,不應因重視現代就拋棄傳統的根基,粗暴地刪減文言文可能導致學生文學素養不足;同時由教師組成的國文學科中心調查顯示,84.5%的教師認為文言文需佔50%以上,教改論壇和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亦認為由課審會發起的網路投票選文太過草率,應該尊重課發會研修小組敲定推薦選文的專業。另外也有人認為文白比只是轉移教改的政治操作,應著重於試題考法、教師端教法的變革,才是改善教育問題的根本之道[3]。該年10月29日經課審會表決並拍板定案後,推薦選文的篇數從原先的30篇降為15篇,文言文選文的比例則確定從9月10日決議的45%-55%降至35%-45%。[4]


奇異果版國文課本的崛起

國文教育的改革除了108課綱面臨文白比在學界及政府單位間的衝撞,以及部分教師在教育現場的教學調整與試驗、鼓勵學生對教學內容自主思考批判之外,民間也在數年來積沙成塔的努力下,於2018年10月下旬推出「奇異果版國文課本」的集資計畫,其一針見血的革新理念及方法,促成了民眾熱烈支持的正面迴響。

  奇異果版國文課本的發起團隊為深掘萌,由楊翠召集、匯集一群深懷國文教育及改革使命感的文學創作者、學者、教師等組成,並由奇異果文創這家積極出版國文教育相關書籍的獨立出版社做最有力的出版擔當。集資計畫團隊認為,國文教學架構有四個端點──課綱、大考、教學現場、教材,前三項近年來已經過或多或少的變動,此時教材便成為最後一片阻礙國文科進步的拼圖,因此他們決定把握十年一次的課綱調整機會,孕育出一本有別於以往的課本,書中依據同心圓式議題設計挑選選文、打破注釋爬滿課文頁面的慣例,改為提問式的引導、適時補充促進融會貫通的語文知識及多樣類型的延伸學習材料等,不僅試圖改善現有的教育弊病,也進一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思考能力。其中最受學生矚目的是,奇異果版更動了將近三分之一的選文甚至選錄的作者,更加切合現代議題以跟上考題逐漸與時事議題緊密結合的趨勢,並且重視學生文學美感的薰陶。[5]


教學現場的初步實行與回應

  至今108課綱已上路一個學期,身在教學現場的武陵高中國文老師蘇純婉面對新課綱更加強調人權等議題的置入,表示其實國文課本的編輯長期以來多少有試著帶入一些議題,部分老師也會在教學端帶學生思索相關議題、融入時事教學,因此新課綱強調更多議題置入的面向,對自己的影響其實不大,且配合新課綱的課本尚未推進到高二及高三的進度、新課綱實行的時長尚短,初期很難看到對學生造成的明顯改變。老師對於奇異果版課本的出版也樂見其成,認為其促成教科書更加多元化、提供多一個優質的教材選項,該課本選文大幅換血的特色也呼應了新課綱的目標中,考題出現哪些文本的重要性會降低,能夠更著重考驗學生本身在背誦以外的能力。

  而面對15篇推薦選文仍摻雜幾篇價值觀與現代相去甚遠的文章,老師笑說其實在遇到學生質疑之前,就會在備課時先質疑自己:「在教唐詩選的時候,我就嘆氣說,香港都要淪陷了,我還在教夜雨寄北,感覺很奇怪。」但也認為不能只期待或倚靠新課綱去回應現在的時代,教師的課程設計也應該要回應學生,這些課程內容對於現代有哪些功用,讓內容貼近學生現實生活中的情境。


小結

  國文科在108課綱的改革中,歷經文白比的爭論,最終挪出些許空間給白話選文的同時,也意味著多元選文的彈性、未來考題的變化空間。奇異果版課本乘著新課綱醞釀之際現身,對文白比下降、選文多元化做了最大限度的華麗演繹,也讓大眾看見大膽革新的實際可能性。然而就像奇異果版集資團隊所言,國文教育由課綱、大考、教學現場、教材相互連結並支撐起整個架構,教學現場的老師也正透過教學方法的設計、評量方式的變換,以因應甚至補足課綱、教材所遺漏或不可及之處。另外,在台灣目前以升學為導向的教育現況下,大多學生、家長和部分教師仍最在乎學測、指考的考題內容,以及如何在劇變下掌握拿取高分的關鍵,此時考試題型生活化、聚焦於跨域與整合能力的轉向,也正試圖跟新課綱相輔相成、改變過往以記誦取分為主的常態。

  國文教育在各面向脫胎換骨之際,四個端點仍應負起激發、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興趣的責任,並持續跟進時代的脈動而蛻變,例如教師在愈加強調綜整知識及能力之下,應該引領學生在文字對接不同領域的學識或資訊時,學會找出最合適的接通方式,使其能完整釐清各種資訊的意義,並進行活用。而學生身為被四個端點圍繞的核心,不該只做為被動的接收者、任由四種營力塑造自己的外形,反而應該要是能夠逐漸掌握這四顆球、在手上玩出各自獨特戲法的雜技師。不該將課本或老師的標準答案奉為圭臬,而應自主對學習內容進行思辨、討論,甚或進一步主動對有興趣的部分尋求更多其他學習資源、有意識地將所學應用於現實生活。

  或許一個學期尚難以定奪此次新課綱種下的苗將長成何種姿態的樹種,須待更長時間的實行後,才能見到浪花侵蝕出的面貌,並且108學年度版本的課綱不應、也不會是高中國文教育的定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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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公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
[2]聯合報,2017-09-07,〈維持或調降?周日國文課審 文白比兩派連署互尬〉,https://udn.com/news/story/6885/2687081
[3]聯合報,2017-09-11,〈國文文白比不變 文言文派:捨棄恐成無根民族
〉,https://udn.com/news/story/6885/2694066
[4]教育部即時新聞,106-09-23,〈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106年度第9、10次會議-通過普高文言文比率35%至45%,文言文推薦選文篇數減至15篇〉,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71EC639F75A4DEA7
[5]詳見 嘖嘖x奇異果版國文課本集資計畫






【108課綱專題】循著嶄新地圖啟航——108課綱的課程架構探討

 
柯亮宇 

現行108課綱中,除了各科教材內容的調整外,最大的兩個改變即為課程學分分配上的調整。在課程異動方面,108課綱將各課程區分為「部定必修」、「校訂必修」、「選修課程」與「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四大類,其中選修課程又細分為「加深加廣選修」、「補強性選修」、「多元選修」三小類,至於各類課程之簡介請見表1。[1]

在令人眼花撩亂的課程種類中,本文首先將簡介各校在突顯學校特色之「校定必修」,與改革亮點「多元選修」的課程安排。接著,我們走進高中教育現場,了解「多元選修」課程籌辦過程中,第一線教師的想法與他們遇到的困難。最後,我們特別鎖定此次課綱變革中,一直未被關注的基礎能力課程(包含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修)學分數調整情形,並且探尋高中老師的看法。

表一 (製表:柯亮宇)


部定必修
以「全人教育」為目標,奠定學生基本學力,是所有學生皆須修習
的基本要求,由教育部發布課程綱要, 訂定最低必修學分。
校訂必修
依學校願景、發展特色、師資結構等條件開設之校本特色課程,延
伸各領域/科目之學習,以專題、跨領域/科目統整、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或為特殊需求者設計等課程類型為主,用以強化學生
整合與生活應用之能力,不得為部定必修課程之重複或加強。
選修課程
加深加廣選修
提供學生加深加廣學習以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需要,
而本類選修之課程名稱、學分數與課程綱要由教育部研訂。
補強性選修
因應學生學習差異與個別學習需要,補強學生在部定必修課程學習
之不足,確保學生的基本學力
多元
選修
本類課程由各校依照學生興趣、性向、能力與需求開設,各校至少
提供 6 學分課程供學生選修。本類課程可包括本土語文、第二外國
語文(含新住民語文)、 全民國防教育、通識性課程、跨領域/科
目專題、實作(實驗)及探索體驗、大學預修課程或職涯試探等各類
課程。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專指依照下列特殊教育及特殊類型班級學生的學習需求所安排之課
程,包含為特殊教育學生提供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等特
殊需求課程,及特殊類型班級學生依專長發展所需,提供專長領域
課程。


從多元課程設計看學校定位

校定必修與多元選修兩類課程,皆可算是脫離原本以「基本學科」為導向的高中多元課程。根據國教署發布的新聞稿,透過多元選修課程,教育部希望引領學生在試探、選擇到專精的學習過程中,成為會溝通、懂互動、能參與社會的優秀公民。而就操作層面而言,多元選修課程旨在依照每個學生個人的興趣、性向、能力與未來不同進路的需求,藉由結合地方特色,開設跳脫過去「基本學科」框架之特色課程。以台中的大規模跨校選修聯盟—「悠遊台中學」為例,就與台中當地的靜宜、東海、逢甲等大學合作,開設從餐飲管理、文化設計等「接軌就業實作課程」,到天文、醫學工程、財務金融等「大學科系專業的銜接課程」,並且利用週六開課來解決跨校課程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

關於課程個案的深度介紹,親子天下等教育主題雜誌都有很詳細且多元的記錄,而從中可以看出一個趨勢:為了呼應此次課綱目標強調的「在地特色」,許多縣市鄉鎮的高中都會選擇結合當地歷史文化,或在地產業脈絡開設相關課程,像是花蓮高中的「花蓮學」,以及高雄仁武高中因應地方產業趨勢設計,解決鄰近仁大工業區工業污染問題的「綠色能源與循環經濟」。相較之下,台北都市區高中的「代表作」則傾向強調「跨國交流」、「培養國際觀念」,像是台北中正高中的雙聯學位,或台北百齡高中的跨國交流聯盟。另外,大數據、程式設計等課程,也順著世界潮流成為各學校開課的熱門領域。[2]

而為了108課綱,教育部做的政策準備,則多以協助現場教師的課程籌備居多。然而有關於多元選修課程的籌備與實行,在教育現場我們仍然觀察到許多問題,以下我們將透過與高中教師面對面訪談,試圖描繪出他們在教育現場實行新課綱方針,尤其是多元選修課程籌備上所遇到的困難與心得。


在教育現場看見多元選修課程的籌備與挑戰

「特色選修課程」這個概念,其實在許多學校都有提前做準備,並列入國教院、市政府教育局的「前導學校」。像是台北市立中正高中教務主任黃詣峰認為他們作為政府支持的前導學校,從103學年度開始就有所謂的「特殊多元課程」,以自己國文科教師的身份開設的課程「築夢壯遊」為例,課程目標在於希望同學把在學校所學變成一個完整的旅遊計劃,並進一步延伸到旅遊後可以做文學性的書寫,藉此結合到老師國文本科的專業。這樣的課程設計包含了知識累積、計畫、執行與文學書寫等步驟,其實就是跳脫原本高中「知識」導向的學習,延伸到後面實務問題的解決、完整計劃的規劃能力,甚至是生活風格的培養。

然而,許多受訪的老師都提到,108課綱的全面實施仍然太過倉促,對於沒有相關經驗的教師來說是一個相當嚴峻的挑戰。「對老師們而言,他們過去的培訓對這一塊是缺乏的。或許老師們是可以參加一些研討會,但是要參加研討,最實際上的前提是他那時候剛好沒有課。而且以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你要先具備一些知識基模才可以理解對方所說的話,而我們老師們因為沒有這樣的經驗與知識基礎,所以從研討中所獲得的往往是有限的。」建中的沈容伊主任說道。

在課程設計上,老師們一樣面臨能力不足的問題。「像是每次上課前我們老師們都會集體焦慮,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的準備是否充足。」大直高中的歷史老師杜可瑜不諱言。過去的師培體系,導致許多老師在開設主科之外的多元選修時,會選擇「把平時主科課程中最精華的部分抽出來放大」,但對杜可瑜老師而言,那原始課就像是被稀釋的咖啡,「會變得很難喝」。於是她選擇另外準備課程,「那需要不斷學習精進,需要很多時間的醞釀。」但理念無法避免地碰上很實際的問題,那就是認真的老師會分身乏術,像是對認真的一種懲罰。

「以大學教授,他們花大多的時間在做研究,只有少數時間在教學。但高中老師有自己原本主科的課要顧,再加上一些行政庶務,那如何再籌備一門精緻的課?」她早在108課綱上路前就已經開設過人權議題的相關特色課程,她帶著學生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日日春協會從事性工作者的阿姨對談。然而這些都是在她每週上了8堂歷史課、每次段考出兩份題目、批改全年級學生考卷之後,利用剩下來的空閒時間做準備的。

「這牽涉到大小校結構差異的不平等」,除了要求高中老師十八般武藝似乎有點過於苛求,杜老師更指出了我們從未想過的面向——學校人數多寡所造成的教師工作量不平等。「雖然鐘點時數一樣,大校的老師只需要上一門課,我在小校要湊滿16的鐘點,我要開3門課,那我要怎麼讓這三門課都一樣精彩,我一天也只有24小時。」她認為「要求多元」的108課綱實施後所造成的結果,是老師的工作量與學生的表現,都呈現M型化的趨勢。


部定必修學分數降低帶來的衝擊與反思

除了吸睛的多元選修,新課綱安排中時常被忽視的「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兩類課程,學分數下降的議題也值得我們討論。所謂「部定必修」與「加深加廣選修」,即是過去舊課綱中,共同必修的國英數社自等「主科」,以及分組後針對文理組差異於高三修習的「選修物化生」及「選修歷地公」。這些課程被視之為奠定學生基本學力,與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需要,也是過去高中生心目中對於「高中所學」的主要印象。然在108新課綱中,部定必修學分數大幅減少,從過去的160降至118學分,間接影響高一高二時,各主科在課程內容與時間安排上的重新調整。

而對於這樣的政策改變,有些老師欲哭無淚,但也有老師抱持著比較開放的心態。「對老師來說,其實時數再多都不夠用。」大直高中的黃詣峰主任認為這樣的政策立意良善,為的是讓學生可以自動自發的學習。而面對時數下降,教師應該要努力去蕪存菁。

說起來或許容易,但像是歷史科的杜可瑜老師,她認為要老師在教學上去蕪存菁,目前遇到的問題在於「教材並沒有跟著瘦身」以及「台灣家長對教育的錯誤期待」。以現在看來,教材內容仍以知識點為學習主軸,而非以能力導向:「因為108課綱是理想與保守派妥協的結果,很難一次到位」,她認為這會導致老師只能迅速、草率地將龐雜而充滿背誦知識點的教材帶過,而不是真正交給他們學習的方法。另外就目前台灣的環境看來,就算教學形式可更彈性、讓老師只教「方法」,早點放學的學生,台灣的家長會選擇讓他們回到家自學、寫作業、準備課堂討論,仍舊往補習班送,希望補足學校「教不夠」的部分,她也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當然,要是學分降低,在主科上老師能給的一定變少了,像是武陵高中的數學老師就說,「學生回來跟我說他高中沒有學到微積分很痛苦,高中的東西一直在減輕負擔,上大學以後所需要的專業能力就下降了。」這是無可避免的問題。另外他也提到背後牽扯更為龐大的問題——提早決定志願。這個政策的目的,是在於「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每個東西學到這麼深」,但這也導致學生「必須更早就要確定科系的感覺,因為我高一的時候就要去做選修、選組,那些東西都跟高三推徵科系的時候會有很大的掛鉤。」甚至加入所謂的學習歷程檔案進來,「如果高一選了生醫組,你將來要去選資訊組的科系就很難進去,因為現在有一組就跟資訊有關。」這可能使得普通高中更「不普通」,反而像是技職學校的分科系統。

綜上所論,降低「主科」的學分數,是希望培養高中生自我探索的機會以及自主學習的能力,但就目前看來,教材的內容、家長的想像與大學端的期待都還沒有到位,要如何做到「放手讓孩子自己去試」,政策該做的或許不能只是放手,更需要透過教育現場與對大眾的觀念推廣,直接地教導孩子,也告訴大人,如何利用這些多出來的時間與資源,達到課綱所期待的自主與自律。


未來關鍵在大考的走向

總結來說,108課綱立意良善的課程架構設計,仍然面對著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包含中央下放學校定位的自主權,可能面臨國際化與在地化的二元想像,加深各高中在城鄉與升學率上的不平等。另外,新課綱主打、琳瑯滿目的多元選修課程,背後可能暗示了教師的超時、過勞工作,課程內容也時常因為時間、能力不足而不得已成為東拼西湊的大雜燴。而基礎學科學分下降,意圖打造彈性、自主、探索的學習環境,也可能因為教材、家長與大學端的期待而變質,或反而造成敦促學生提早選擇志向的未預期反效果。

對於未來的展望,多數老師認為大考走向是關鍵。「考試領導教學,像是現在考題從背誦逐漸變成閱讀為主的題目,那教學現場就會跟著改變。」中正高中的林豐藝老師認為108課綱是否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影響最大的還是大學的入學方式,也因此學習歷程檔案就變得重要。而另外一個改變的重點,是考試的題型。杜可瑜老師根據歷史學專業點出社會學科考題的改革關鍵,也就是已經討論無數次的申論題型議題:「如果仍以選擇題、以知識點為主,那麼就算改成專題式的教學內容也是無效的。」

雖然有不少困境與問題等著被解決,大多數老師對課綱的遠景與前進方向仍是樂觀的,他們相信時間的醞釀,會使108課綱的多元目標越陳越香。建中的沈容伊主任就是其中之一,她認為108課綱是具有前瞻性的,因為課綱的架構顛覆了測量知識的方式,而所謂的素養導向所強調的即是知識與生活的結合,又不抹煞其中的專業性。當跨出正確的第一步,她相信根據108課綱所訂定的目標,「學習確實充滿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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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格內容摘錄自教育部公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2]詳見《親子天下》107期7月號–108課綱升學對策
[3]教育部報導,106-04-28,〈107學年度落實多元選修,108學年度新課綱穩健實施〉,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D0F033700D0680CC